1 饼干盒
我妈脑梗住院的第三天，我回老房子给她找医保卡。
她的要紧东西都收在五斗橱里。头一层是户口本和我爸的死亡证明。第二层是一摞旧书，用挂历纸包着皮，四个角包得尖尖的，从我记事起就在那里。我小时候问过是什么书，她说垫缝纫机的。我把书搬开，底下没有卡。
卡在最底下一层，压在一个生了锈的饼干盒下面。盒盖上印着上海泰康，我小时候以为里面有饼干，偷开过一次，是针线，挨了一顿打。
这回里面没有针线。
是一张硬纸，对折着，折痕都发白了。我打开，抬头一行红字：录取通知书。
许春苗同学：经批准，你被录取到我院中文系学习，请于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凭本通知来校报到。
许春苗是我妈。
我妈在纺织厂挡了十一年车，下岗以后在菜场门口给人锁裤边，一条五块。我长到三十四岁，没见她看过一页书。
我高考那年，志愿表是我自己填的。第一志愿是外省的一所大学，建筑系。我填好了压在缝纫机上，想等她收摊回来给她看一眼。第二天早上，表在垃圾桶里，撕成了四片。缝纫机上是一张新的，她的字，一笔一画，六个志愿全是师范。
我跟她吵。我说你自己没念过书，凭什么管我念什么。
她当时没吭声，低头接着锁裤边，针脚走歪了一截。
我现在在县中教数学，一天画得最多的是辅助线。
我把通知书翻过来。
背面有一行圆珠笔字，蓝色洇开了。是我的笔迹。
写的是：同桌，别去。
我不记得我写过。
我在地板上坐了很久。
我的字我认得。“别“字右边那一刀我从来不出头，批了十二年作业，班上有学生学会了仿我签的“阅“。可这张纸比我大四岁。它被折起来的时候，还没有我。
我想找个人问。我爸前年走了。外婆走得更早。舅舅在广东，三年没通过电话，通了他也只会说，你妈的事你妈自己清楚。
我妈自己清楚。我妈现在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着四根管子，医生说，看这几天。
我又去翻盒子。通知书底下还有东西：一枚顶针，铜的，磨得发亮；半块橡皮；一截蓝色圆珠笔芯，早就干了。
我把顶针套在无名指上。小了一圈，卡在第二个指节。
我妈的手比我小。这件事我头一回知道。
三天前的晚上她给我打过电话。我在改月考卷，没接。她又打，我接了。她说念念，你那个辞职的事——我说妈我在忙。她说，哦。那你忙。
辞职信在我办公桌左手第二个抽屉里，写了两个月了，和一本没画完的速写本压在一起。我没跟她提过，不晓得她从哪里听来的。
“哦，那你忙。“这是她倒下之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攥着那张通知书，纸边硌进手心里。屋里有樟脑丸的味道，还有一点机油味，是那台蝴蝶牌缝纫机的。窗外有人在收废品，喇叭一遍一遍地喊。
然后铃响了。
不是手机。是电铃，铁锤敲铁碗的那种，又尖又长，震得人后槽牙发酸。学校早就换成了音乐铃，这个声音我只在老电影里听过。
我睁开眼。
我趴在一张木头课桌上。桌面坑坑洼洼，有人用小刀刻了个“忍“字，刻得很深。我的胳膊底下压着一本英语课本，书角卷着。
我抬起头。
黑板是木框的，刷的墨汁，右上角用白粉笔写着一行字，外面描了个红框：
距高考还有 86 天。
讲台上没有人。教室里坐了四十来个人，男生一律平头，女生不是两条辫子就是齐耳短发，没有一个人穿校服。前排那个男生的白衬衫透光，里面的背心印着一个红色的“奖“字。
窗外有人在喊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我低头看自己。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一条藏青裤子，一双黑布鞋。手是我的手，但指甲缝里没有红墨水，中指上握笔磨出来的那块茧，薄了。
我摸口袋。没有手机，没有钥匙，没有那张通知书。右边裤兜里只有一张硬硬的纸片。
我没来得及掏。旁边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肘，很轻，是用笔杆碰的。
我转过头。
同桌是个瘦女生，瘦得锁骨那里能搁住一枚硬币。两条辫子，辫梢用黑线扎着，不是皮筋。蓝布衫的袖口磨毛了，磨毛的地方又用同色的线细细缲过一遍，不凑近看不出来。
她的左手藏在课桌肚里，捏着一件白衬衫的门襟。右手捏着针。
她没有看我。她看着我的胳膊肘。
我的胳膊肘压着一根白线，线的另一头连着她手里的针。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
“新来的，你压着我线了。“
2 同桌
我把胳膊挪开了。
她把线抽回去，低下头，针尖在门襟上一挑一绕，拉紧，再一挑一绕。她在锁扣眼，眼睛不看手，看黑板。黑板上什么也没有。
我看见了她的耳朵。左耳后面，发际线底下，有一颗痣，小米粒那么大，颜色很淡。
我四岁的时候趴在一个人背上数过这颗痣。那个人背我去厂医院打针，走一路我数一路。她说你数来数去不就一颗吗，我说我怕它跑了。
我去看她桌角的作业本。牛皮纸包的皮，四个角是尖的，上面写着：高三（2）班许春苗。
操场上的口令停了，电铃又响了一遍，四十多个人哗啦啦翻书。我只听得见针穿过布的声音，嗤，嗤，很匀。
进来一个男老师，四十多岁，中山装，左胸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他把教案往讲台上一放，拿眼睛找了一圈，找到我。
“新来的，周念，县中转来的。你的铺盖我叫人放到女生宿舍了，放了学让春苗领你过去。“他又看我旁边，“春苗，听见没有。“
她嗯了一声，针没停。
这节是英语。这位郑老师领读课文，把 the 念成“则“，把 think 念成“心可“，全班跟着念“心可“。我是教数学的，我都坐不住。
我偏过头，压着嗓子问她：“你上课就干这个？“
“我听得见。“
“他刚才念的哪一段？“
她嘴唇动了动，把那一段从头背了下来，一个词不落，连“则“和“心可“都照原样。背完她把衬衫往自己那边拽了拽：“你再压我的线，这个眼就歪了。歪了要返工。“
下了课，我问这是谁的活。她说桥头裁缝铺的，按眼算钱，袖口上的不给算，上课锁三件，回去再锁五件。说这些的时候她一直在穿针，线头在嘴里抿一下，对着窗户一送就过去了。
“你是哪里转来的？“她问。
“县里。“
“县里好好的，转到镇上来？“
“家里有事。“
她点了一下头，没有再问。
我妈这辈子从来不追问。我说我在忙，她就说哦，那你忙。
我指了指黑板上的红框，说还有八十六天，你这样锁下去是考不上的。
“我不考。“她把针在头皮上蹭了蹭，“七月里厂里招工。我爸前年叫机器轧了手，轧掉两个指头，创口到现在收不了口。厂里的人来讲过，只要我去考，过了线，先要我。春生明年考高中，我弟。“
“那你还来上课？“
“学费交到六月了。“
她说得很平，像在报菜价。我问她，你自己想不想考。
针停了一下。然后那根线又动起来，拉紧，打了个结。
“想不想的，有什么用。“
十六年前，我把那四片纸从垃圾桶里捡出来，拍在缝纫机上，问我妈，你问过我想不想吗。我妈说，想不想的，有什么用。
一个字都不差。
我看着她的头顶，头发分得很直，一条白线。我想，行。你十八岁就会说这句话了。那这回我管你。
“从今天起，放了学你留一个钟头，“我说，“我给你补课。“
“不补。“
她答得太快，我愣了一下。
“我不要你钱。“
“我晓得你不要钱。“她把锁好的那件叠起来，叠得四四方方，压在书包底下，又抽出一件新的，“放了学我要去桥头交活，回去烧饭。我爸的手隔一天要换一回药。你讲的一个钟头，我没有。“
“那中午。“
“中午我锁眼。“
“你——“
“考上了去不成，比考不上还难过。“她抬起头来看我，这是她头一回正眼看我，“我现在不去想它，日子好过一点。你不要来招我。“
上课铃响了。她转回去，后脑勺对着我。
中午我没去食堂。我不知道食堂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饭票。教室里没人了，我把裤兜里那张硬纸片掏出来。
是一张照片。2019 年，菜场门口，我搂着她的肩膀冲镜头笑，笑得很敷衍。她没看镜头，低头看着手里一条没锁完的裤子。那天我说妈你就不能停一下，她说人家下午要来拿的。
背面是我的字：妈妈和我2019。
我从三十四岁带过来的，只有这一张纸。
下午发英语小测的卷子，郑老师一边发一边报分数。
“许春苗，三十一。“
后排有人笑。郑老师把卷子递给她，叹了口气：“语文回回第一，英语回回垫底。算了，你七月就去考厂里了，英语我也不逼你。锁眼当心点，不要扎着手。“
原来他都知道。
她接过卷子，走回来，坐下，把卷子对折，再对折，垫在了白衬衫底下，当垫板。红笔写的“31“露出半个，让她的大拇指按住了。
放了学，她领我去宿舍。她走在前面，走得很快，辫子在背上一甩一甩，一句话不讲。到了一排平房跟前，她朝第二个门一指，说靠窗的下铺，转身就走。
我没进去。我跟着她出了校门。
她先去了桥头。裁缝铺只有一扇门板宽，师傅把她交的衬衫一件件抖开，对着光看扣眼，看到第四件，用指甲在一个眼上刮了刮，推了回来。她什么也没讲，站在门槛边上，掏出针，把那个眼拆了，重锁。锁完，师傅才把下一捆活递给她。
她抱着那捆衬衫过桥。
是一座三孔的石桥，栏杆上的石狮子还是全的。这座桥我画过，画过很多遍，我画它的时候，栏杆只剩了一半。
她家在桥那头的巷子里。院门开着，我站在门外的槐树后头。
院子里坐着一个男人，五十岁上下，右手裹着纱布，搁在膝盖上，左手在剥毛豆，剥得很慢。灶间里有个女人在喊：“春苗！米淘了没有？“嗓门很亮。一个半大男孩趴在方凳上写作业，头也不抬地说：“姐，我铅笔没了。“
那是我外公，我外婆，我舅舅。我记事的时候外婆已经很老了，说话要凑到耳朵边上才听得见。
她把那捆衬衫放在窗台上，从书包里摸出半截铅笔扔给男孩，进了灶间。淘米，生火，出来给她爸解纱布，换药，再包上。又进去。烟从灶间的小窗户里冒出来。从头到尾她的手没有停过，也没有一个人问她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灶台边的墙上用饭粒粘着一张纸，她烧一把火，抬头看一眼，嘴里念念有词。
我在槐树后头站到天擦黑。
她端着一盆水出来倒，一抬头，看见了我。
她把盆放在地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院门外，反手把门带上。
“你跟了我一路。都看见了。“
我说看见了。
“那你还讲不讲补课？“
“讲。“
她的眉毛一下子拧起来了。“你这个人，是不是听不懂话？“
“放了学你没空，中午你要锁眼，我听懂了。“我说，“你早上几点起？“
她不响。巷子里有人家在炒菜，油锅刺啦一声。
“五点。“
“学校几点开门？“
她低着头，用鞋尖碾地上的一粒石子，碾了好一会儿。
“六点到教室，补到早读。“她说，“只补数学。英语我自己晓得，没救了。“
“行。“
“补归补，考不考是我的事。你不许再问我想不想。“
我说行。我心里想的是，先让你一步。
“还有。“她抬起头，“早上那一个钟头，我本来能锁两件。这两件你赔我。“
“我不会锁。“
“不会就学。“
她推门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出来，往我手里塞了一根穿好线的针，一块巴掌大的碎布头，上面用划粉点了五个点。
“明天早上我要看见五个眼。锁歪了重锁。“
院门关上了。
我捏着那根针，站在巷子里。我当了十二年班主任，头一回有人给我布置作业。
3 三十一分
第二天早上六点，教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她先不看书，先看我那块布头。她把它拿到窗户底下，对着光，一个眼一个眼地看过去。
“这个是眼，“她说，“这四个是什么，缝伤口？“
她掏出一把小剪刀，把那四个全挑了，布头扔回给我。
我翻开她的数学课本，里头夹着上一回的卷子，四十一分。我想先摸摸底，就挑了一道三角函数的题让她做。她盯着看了半天，笔尖悬着，没落下去。
我说：“这个高一就学过的。“
她把书合上了。
整个早读她没跟我讲一句话。上午四节课，她锁了四件衬衫，比平常还多一件。
中午我跟着人群找到了食堂。排到窗口，里面的人伸出手来，我才晓得要饭票。我没有。后面的人在催，我端着个空搪瓷碗站在那里。
有人从旁边伸过手来，往窗台上拍了两张饭票。
是她。她没看我，端着自己的碗走了。等我打好饭找到她，她正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拿铅笔往上写字。我凑过去看，写的是：周念欠饭票两张。
我在她对面坐下，说：“高一下学期，你是不是缺过课？“
她的筷子停了。
“我爸轧手那年，“她说，“我在县医院陪了四个月。“
“那就不是你该会的。是我讲错了。“
她低头扒了两口饭。碗里是腌菜，没有别的。
“你从三角开始讲，“她说，“讲慢一点。还有，不许讲'这个简单'。“
从那天起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到教室。
我从三角函数给她往回捋，缺的那四个月，一章一章补。她学得比我带过的大多数学生都快，听懂了就“哦“一声，声音不大，拖得有点长。后来我讲到一半，她就开始抢我的话，抢对了，要把辫子往背后一甩。抢错了她不认，说是我没讲清楚。
我的扣眼也在长进。第三天她留下两个，第七天留下四个。到第十天，她看完了，没有掏剪刀，把布头往我面前一推，说：“明天起锁真的。锁坏了扣你饭票。“
饭票我一直是欠着的。那个小本子上，我名字后面的“正“字画到了第三个。
除了饭票，我欠她的还有政治和历史。我是从三十四岁掉下来的，这两门课本上的东西，我大半没见过。老师点我起来，我站着，一个字答不出。她也不看我，手指在桌面上把她的笔记本一点一点推过来，指甲在某一行上点一下。她的字很小，很紧，一行压着一行。
语文她是不用我管的。她看不上我的语文。
学校每周要交一篇周记。我的发回来，上头批了两个字：通顺。她把我的本子抽过去，嘴角往下一撇，讲我写东西像贴通知，拿铅笔把第二段整个划了，在旁边添了两行。我写的是“宿舍后面有一棵树“。她改的是“宿舍后头那棵楝树开花了，夜里窗子不关，一屋子苦味“。
确实比我的好。我三十四了，让一个十八岁的改了作文，脸上有点挂不住。
她有一个硬壳的本子，包着碎花布的书皮，是裁缝铺的布头。文化站借来的书不能留，她就把喜欢的句子抄在里头，抄了三年。这个本子她不让我碰。有一回我伸手想帮她往桌肚里推一推，她隔着半个教室冲回来，一把按住，耳朵根都红了。
桥头有个挑担子卖麦芽糖的，她每天从那里过，从来不停，但是会走得慢一点。
英语的事，是我先没忍住。
她说过英语不要我管。可我每天听她念课文，她念得很熟，熟得像念经，我随手指一句问她哪个是主语，她看着我，不晓得我在问什么。
她是把整本书当成一篇很长的古文背下来的，连郑老师的口音一起。
我的英语也不怎么样，发音比郑老师强一点，有限。但句子我会拆。我在草稿纸上把一句课文写下来，像列式子那样打上括号，这一块是谁，这一块是干什么，这一块是对谁干。
她看了半天，说：“那不就是代数。“
“差不多。“
“你早讲。“
发音我是真的教不了。我去找了隔壁班的英语老师。姓宋，年轻，去年才从师范学院分过来，全校只有她穿皮鞋。我说想借磁带。她看了看站在我身后半步的春苗，说磁带不外借，中午你们到我办公室来听。
宋老师的录音机有砖头那么大。她按下去，带子转起来，里面一个女人的声音，慢慢地念了一句课文。
念到 think。
春苗转过头来看我。我点点头。
她又转回去，盯着那台录音机，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然后她趴到了桌子上，肩膀一抖一抖的。我以为她怎么了，凑过去，她是在笑，笑得喘不上气，从胳膊缝里挤出来两个字：“心可。“
我妈笑起来是不出声的。我认得她三十四年，没听见过她这样笑。
笑完了她要学。th 那个音她咬不准，舌头不晓得往哪里搁，念一遍，不对，再念一遍，还不对。第五遍她急了，骂了一句本地话，骂完想起宋老师还在，脸一下子红到脖子。
宋老师的办公桌上压着一块玻璃板，底下有一张照片，十几个年轻人站在一幢楼的台阶上，楼门口挂着牌子，三个字，图书馆。
磁带放到第二面的时候，我发现春苗没在看录音机。她在看玻璃板底下。
她什么也没问。
过了两天，早上她做着题，忽然说：“县中有没有图书馆？“
我说有。
“多大？“
我比划了一下，说两间教室那么大吧。
她“哦“了一声，接着做题，没有再讲别的。
她做题的时候我没事干。有一天早上我翻过她一张用完的草稿纸，在背面画那座桥。三个孔，栏杆，栏杆上的石狮子。我有十几年没正经画过东西，手是生的，线也不直，可是画着画着就顺了。
“你画这个的时候不看钟。“
我抬起头。她不晓得什么时候做完了，托着腮在看我。
“什么？“
“你讲题，讲一会儿就要看一眼墙上的钟，“她说，“画这个，你一眼都没看。“
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她把那张纸抽过去，端详了一会儿，用笔杆点了点：“栏杆少一根。东头是七根，你画了六根。“
我接过来要补，她又抽回去了。
“这张给我，抵一张饭票。“
她打开那个不让我碰的硬壳本子，把那张草稿纸夹了进去。
五月头上，黑板上的数字掉到了六十几。
那天早上她没来。第二天也没来。两天早读她都是踩着铃进的教室，眼睛底下是青的。
第二天中午我在教室后头找到了她。她脚边一个大包袱，摊开来，全是裁好没锁眼的衬衫。
“裁缝铺接了一批急活，三十件，礼拜天要，“她头也不抬，“工钱比平常多。“
“还有六十来天。“
“我晓得。“
“你两个早上没来了。“
“我讲过的，补归补。“
“你这样两头都耽误。“
“耽误的是我的，又不是你的。“
我在讲台上站了十二年，没有哪个学生这样跟我讲话。我的火一下子上来了。
“你就甘心一辈子锁这个？“
她的手停了。
她把针别在衣襟上，抬起头来看我。
“锁这个怎么了？“她说，“你这一个月吃的饭票，都是锁这个锁出来的。“
教室后头的窗户开着，外面有人在打球，球砸在水泥地上，一下，一下。
我站了一会儿，拖过一张凳子坐下，从包袱里拿起一件，找她要了针。
我们一直锁到下午打铃，谁也没讲话。我锁了六件。她拿过去看了看，一件也没有拆。
礼拜一早上我到教室的时候，她已经在了。黑板上抄着上礼拜她做错的四道题，是她的字。
“那批活的钱，“她背对着我擦黑板槽，“我爸下个月的药有了。“
“嗯。“
我把书包放下，说：“礼拜四那句话，我不该讲。“
“哪句？“
“一辈子那句。“
“是不该讲。“她把粉笔头扔进盒子里，拍了拍手，坐下，翻开书，“三角讲完了。今天讲什么？“
五月中旬全年级摸底考。
发榜那天，郑老师照旧一边发卷子一边报分数。报到数学，他念：“许春苗，“然后停住了。他把卷子拿近了一点，又翻到背面看了看，才念出来：“八十七。“
教室里嗡的一声。
英语她考了五十八。总分排下来，全班第九。
放了学，郑老师把她留下了。我在走廊上等，隔着窗户看得见里面。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卷子，铺在她面前，自己拖了把椅子坐在对面，点了根烟，没有抽，夹在手上。
她做了有四十分钟。做完，郑老师拿红笔批，批到一半，笔停了。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很久，跟她讲了几句话。隔着玻璃，我听不见。
她出来了。
“他讲什么？“
“问我是不是你替我做的。“
“你怎么讲？“
“我讲，周念的英语还没有我好。“
她说完就往前走了，辫子甩得很高。
第二天早上郑老师来得比我们还早。他什么也没讲，走到她桌子跟前，把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搁在上面。册子有一页折了角。
“看看，“他说，“看看又不要钱。“
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来，这回是冲着我。
“还有你。县中转来的，底子是好。不要光顾着帮人家，你自己那个历史，考的是什么东西。“
他走了。
那本册子在桌上搁着。封皮上印着招生两个字，别的我没看清。她没有去翻，也没有看我，把它拿起来，放进桌肚，压在那件锁了一半的白衬衫上面。
那天下午，她一个扣眼也没有锁。
4 两头都考
那本册子她再没有当着我的面拿出来过。
可是我晓得她在看。早上我到教室，她桌肚里那本册子的位置每天都不一样，折角的地方从一页变成了三页，又变成了五页。郑老师折的那一页我后来看见了，是省城的师范学院，中文系那一栏底下，他拿红笔划了一道。她记饭票的那个小本子，从前只在食堂里掏出来，现在上着课也掏，拿铅笔写几个数，划掉，再写。我伸头去看，她就把本子合上，压在胳膊底下。
“记我的账？“
“记我自己的。“
我没有再问。她讲过的，不许问。
六月里，天热起来了，教室的窗户整天开着。黑板上的数字掉到了二十几。有一天早上她讲完一道题，忽然说：“郑老师昨天夜里到我家去了。“
“讲什么了？“
“讲我考得上。“她拿橡皮擦草稿纸上的一个错数，擦得很用力，“我妈给他泡了茶，一句话没接。他走了以后，我妈洗碗洗到半夜。“
过了几天，准考证发下来了。郑老师照着花名册一个一个念名字，念完了，把册子合上。
我没有拿到。
我举了手。他翻回去找，手指头顺着那一页从上划到下，划了两遍，才在最底下一行找着我，讲了一句，怪了，刚才怎么没看见。
我那一张，照片是糊的，像照相馆没有洗好。
她那一张很清楚。照片上她抿着嘴，辫子搭在胸前。她看了很久，夹进语文课本里，带回去了。
第二天她来了，坐下，从书包里掏出来的不是课本，是一件衬衫。
她锁了一上午扣眼。我讲题，她不抬头。我把草稿纸推到她面前，她推回来。
“准考证，“第三节课下课的时候她说，“我妈收起来了。在樟木箱里。钥匙拴在她裤腰上。“
她说完又去穿针，穿了三回没有穿过去。
那天放了学我没有等她。我回宿舍，撕了一张纸，趴在床上写了半个钟头。我带过四届高三，开过几十次家长会，哪一种家长我没有见过。我把要讲的话列了五条，每一条底下都有数。
天快黑的时候我进了那个院子。
外婆坐在院子当中的小竹椅上纳鞋底。外公还是坐在老地方，手搁在膝盖上。舅舅趴在方凳上写作业。灶间里有烟，有锅铲的声音。
我差一点叫出一声外婆。
“阿姨，“我说，“我是春苗的同桌，我叫周念。“
“我晓得你。“她没有抬头，锥子在头发里蹭了蹭，扎进鞋底，“饭票吃了我家春苗两个月的那个。“
我把那张纸拿出来。我讲，春苗这回摸底考是全班第九，照这个势头，师范学院是考得上的。师范不收学费。国家对师范生有专业奖学金，头一年人人都有，三百块。念四年出来，国家包分配，当老师，是干部编制。进厂呢，头几年是学徒，一个月三十几块——
我讲得很顺。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跟站在讲台上开家长会的时候一模一样。
外婆等我讲完了，把线拉紧，咬断，才抬起头来。
“小周，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我张了张嘴。
“我不是要查你。“她把鞋底搁在膝盖上，“你讲的三百块，是一年的。春苗在裁缝铺一个月拿回来多少，你吃了她两个月饭票，你该晓得。她爸的药是一个月一个月抓的，春生的学费是一个学期一个学期交的。我白天在纸盒厂糊纸盒，她爸这只手，隔一天要换一回药，她走了，哪个换？“
“可是四年以后——“
“四年以后的钱，“外婆说，“买得了今年的米吗？“
院子里很静。灶间的锅铲也不响了。
我手里捏着那张纸，五条，每一条底下都有数。没有一条答得了这句话。
“我也不是没念过书的人，“外婆又拿起了锥子，“我念到小学四年级，我爹讲家里要人放牛。我晓得念书好。念书好哪个不晓得？“
灶间的门帘动了一下。春苗出来了，围裙还系着，手是湿的。
她先看了我一眼。
“周念，你回去。“
“我——“
“这是我家的事。“
她不是在赌气，她的声音很平。我往后退了两步，退到院门边上，没有走。她也没有再管我。
她走到外婆跟前，在围裙上把手擦干，从裤兜里掏出了那个小本子。
“妈，我跟你讲几桩事。你听完再骂。“
外婆的锥子停在半空。
“头一桩。厂里七月招工的考试，我去考。高考我也去考。两头都考。考上哪头，到时候再讲。考不上大学，我一句话没有，九月进厂。“
她翻了一页。
“第二桩。考完到九月，有两个月。桥头王师傅那里，暑假的活我跟他讲好了，整批地包，不按件零拿，工钱比现在多三成。厂里夏天打包间要临时工，我去问过了，做一天算一天。两样加起来，“她把本子转过去，指着一个数给外婆看，“爸的药，够抓到过年。春生下学期的学费也在里头。“
外婆没有看那个数。她看着春苗。
“你什么时候去问的？“
“上个月。“
“第三桩。真要是考上了，去了，三百块是一年，周念没有讲错。一个月合到二十五。我问过宋老师，吃饭要用掉一大半，剩下的不多。可是我不问家里要一分钱。寒假暑假我回来，王师傅的活还是我的。“
“你爸的手呢？“
“春生会换。“
趴在方凳上的那个半大男孩抬起头来。
“妈，我会了。姐教了我一个礼拜。昨天那回就是我包的，爸都没有看出来。“
外公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纱布。
外婆半天没有出声。她把鞋底翻过来，又翻过去。
“你都算好了，才来跟我讲。“
“嗯。“
“算了多久？“
“一个月。“
“一个月，“外婆说，“一个月你在我眼皮底下，一个字不露。“
春苗不响。
这时候外公讲话了。我来这个院子两回，头一回听见他出声。他的嗓子是哑的。
“手是我自己轧的，“他说，“不是春苗轧的。“
外婆猛地转过头去看他。他不看她，低下头，用那只好手去够地上的毛豆。
外婆站起来了。鞋底从她膝盖上滑下去，她也没有拣。她进了屋。我听见钥匙响，听见箱子盖很沉地掀开，又合上。
她出来，手里捏着那张小纸片。她没有递给春苗，走过去，放在了灶间的窗台上，拿一只碗压住。
“厂里是哪天考？“
“高考考完第三天。“
“两头都给我好好考，“外婆说，“哪一头考砸了，我都不饶你。“
她掀开门帘进了灶间。锅铲又响起来了，比刚才响。
春苗站在那里，本子还摊在手上。过了一会儿，她走到窗台跟前，把碗挪开，把准考证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重新拿碗压好。
她送我出来。巷子里已经黑了，各家的窗户亮着黄的灯。
我们一前一后走到桥上，我说：“我今天没有帮上忙。“
“帮上了。“她说，“你讲三百块那一段，我妈是听进去了的。她就是嫌你讲话像做报告。“
我不晓得该笑还是不该笑。
“你算了一个月，“我说，“怎么一个字不跟我讲？“
她走在我前头，没有回头。
“跟你讲了，你要替我去讲的。“
我没有话讲。我今天就是替她去讲的。
桥头那个卖麦芽糖的还没有收担子，守着一盏小马灯。她从那里过，这一回停下了。她在裤兜里摸了半天，摸出一个硬币，换了一小块糖，掰开，一半给我。
糖很硬，粘牙，要含很久才化。
她趴在栏杆上看底下的水。水是黑的，马灯的光在上面晃。
“周念，“她说，“你讲，我以后过得好不好？“
“好。“
我答得很快。答完我才发觉，我右手的大拇指正在抠食指的指甲。
她偏过头，看了一眼我的手。
她什么也没有讲，把剩下的那一半糖放进了嘴里。
5 链条
最后那二十来天，换成了她管我。
数学她已经不大用我讲了。我的历史和政治还是一塌糊涂，她看不下去，把要背的东西一条一条抄在纸上，拿饭粒粘在我床头的墙上，跟她家灶台边上那张一样。早上到教室，她先不做题，先抽我。
“哪一年？“
我答不上来。
“昨天才背的。“她拿笔杆敲桌子，“周念，你数学这么灵，怎么一到年份就是个漏勺？“
我说我脑子里装不下两套年份。她没听懂，也懒得问，把那张纸翻过来，叫我再抄三遍。
我三十四岁，又要考一回高考。这件事我一直到进考场的前一天夜里才觉得好笑。
考场设在县中。郑老师带队，全班坐一辆借来的卡车进城，四十几个人站在车斗里，一路上没有人讲话，只有他一个人在喊：准考证都摸一摸！摸到了没有！
县中我太熟了。我在这里上了十二年班。可是卡车开进校门，我一样也不认得。我办公室的那幢楼还没有盖，那块地方是一片菜地，种着茄子，紫的，一个一个垂着。
考了三天。每一场出来，她都不跟人对答案，一个人走到操场边上的水龙头那里，洗一把脸，把辫子重新编一遍。只有考英语那场，她出来的时候是笑着的。
“有一篇里头有 library，“她说，“我认得。“
最后一场考完，别人都往校门口涌。她不走。她问我：“你讲的那个图书馆在哪里？“
我领她去了。还是那两间平房，后来拆掉了，我只在校史的照片上见过。门锁着，窗玻璃上糊了一层灰。她拿袖子擦出碗口大的一块，把脸贴上去。
里面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架子，书脊朝外，看不清字。
她看了很久。卡车在校门口按喇叭，按了三回，她才把脸从玻璃上拿开。额头上印了一个灰圈，她自己不晓得。我没有告诉她。
回到镇上，学校就散了。宿舍要清，管宿舍的老头挨个门喊，叫各人家里来搬铺盖。喊到我这里，他站了一站，问：“你家里几时来人？“
我没有家里。
春苗是来还我一本书的。她在门口听见了，等老头走远，说：“你到底是哪里人？“
我说不上来。
她看了我一会儿。她没有追问。
“暑假王师傅的活我包下来了，白天我还要去厂里打包，一个人锁不完。“她把我的铺盖卷往肩上一甩，“你来锁，我家管饭。睡我那张床的脚头。工钱没有，抵你欠的饭票。“
我跟在她后头过了桥。外婆在院子里看见我，又看见铺盖，嘴张了张，没有讲什么，进灶间去多淘了一把米。
高考考完第三天，厂里招工考试。
考场在厂办小学的教室里。她进去了，我在厂门口的梧桐树底下等。厂子比我想的大，围墙很长，里头的机器声隔着墙传出来，嗡嗡的，震得脚底发麻。我妈在这堵墙里头站了十一年。我小时候到厂门口等过她下班，那时候墙上的标语已经换过了，梧桐树还是这几棵。
一个多钟头她就出来了。
“考什么？“
“语文，算术，还有打结。一分钟看你能接几个线头。“她伸出两只手，十个指头在我眼前晃了晃，“我第一。“
她是借了隔壁人家的自行车来的，一辆二八的，她够不着座，站着蹬，我坐在后头。出厂门是一段下坡，车子冲下去，到坡底，咔的一声，脚蹬子空了。
链条掉了。
她蹲下去弄。那辆车有年头了，链条上的油是黑的，她弄了一手，挂上去，一转又掉下来。我也蹲下去，我更不会。
“不是这么挂的。“
有个人从厂门里出来，穿着工作服，袖子卷到胳膊肘，二十出头的样子。他蹲下来，让她把手拿开，一手提着链条，一手倒着转了半圈脚蹬，咔哒，上去了。前后不到五秒钟。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团回丝，自己擦了手，又撕了一半干净的递给她。
“这链子松了，要紧一扣，不然骑不到桥头还要掉。你等一等。“
他跑回厂门里去，一会儿拿了把扳手出来，蹲下拧。他蹲着，后脑勺对着我。头发剃得很短，头顶上有两个旋。
我爸前年走的时候，头发已经掉光了。最后那一个月是我给他擦的头。两个旋，一左一右，离得很近。
厂门里有人喊：“周建国！车间叫你！“
“来了！“他应了一声，手上没停，又拧了两下，站起来，把车子提起来颠了颠。“好了。“
春苗说谢谢师傅。
“我不是师傅，我是机修的。“他看了看她，“你是许师傅家的吧？你爸那台车，后来是我修的。“
她点了一下头。
“九月来报到？细纱车间缺人。“
“还不晓得。“
“哦——“他笑了，“考大学的那个。厂里都传遍了，许师傅家的丫头两头考。“
厂门里又喊了一声。他把扳手往裤腰上一别，跑回去了。
她把那团回丝叠了叠，塞进车把上的布袋里，重新站上脚蹬。
“这个人话真多，“她说，“上来。“
我没有动。
七月的太阳直直地晒在头顶上，我身上是凉的，从后脖子一直凉到脚后跟。
我妈跟我讲过一回她是怎么认得我爸的。她不大讲这些，那回是我爸住院，她陪夜，大概是太静了。她说，进厂第二年，她那台车老是坏，回回都是同一个机修工来修，修了半年，修熟了。
就讲了这么一句。
“周念？“她回过头来，“你晒傻了？“
我坐上了后座。车子往桥头去，这一回链条没有再掉。
夜里我睡在她床的脚头。一顶旧蚊帐，补过好几处，补丁是圆的，剪得很整齐。她锁了一晚上扣眼，躺下就睡着了，呼吸很沉。
我等了很久，才把裤兜里那张照片摸出来。
窗户外头有月亮。我把照片凑到帐子边上。
菜场门口，她低着头，手里是一条没锁完的裤子，眉毛，鼻子，耳朵后面那一小粒痣，都清清楚楚。
搂着她肩膀的那个人，脸淡了。
不是看不见。是淡了一层，像一件衣裳洗过了太多回。我拿大拇指去擦，以为是沾了灰。擦不掉。我把照片翻过去，背面的字还在：妈妈和我2019。又翻回来。
还是淡的。
“你还不睡？“帐子那头，她翻了个身，声音是糊的。
“就睡。“
我把照片塞到了枕头底下。
6 通知书
那个夏天镇上的人都在抢东西。肥皂，火柴，盐，供销社门口天天排着队，外婆下了工就去站，站到天黑，拎回来两条肥皂，藏在米缸后头。
春苗不排队。她没有那个工夫。
她早上五点起，烧好一家人的早饭，六点到厂里打包间，站到下午四点。回来吃一口饭，坐到窗台底下锁眼，锁到夜里。我白天在家锁，锁好的春生拿去桥头交，再把新的一捆背回来。王师傅头几天还一件件抖开来对着光看，后来不看了，春生讲，他只问一句：是春苗锁的，还是那个吃饭票的锁的？
“你怎么讲？“
“我讲都有。他讲，那个吃饭票的现在也还行。“
我在这个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外婆不大跟我讲话，可是盛饭的时候，我的碗和春苗的碗是一样满的。外公话更少，有一回我锁眼锁到手上起了泡，第二天窗台上多了一枚顶针，铜的，他拿好的那只手磨过了，里头不毛。我戴着紧，只套得进小指头。
春苗的那个小本子越记越密。
她去找过宋老师两回。宋老师暑假没有回城，住在学校后头的平房里。头一回我跟着去了。她站在门口不肯进去，说就问几句话。她问，学校的图书馆几点关门。问，一回能借几本，借了能不能带回宿舍。问，冬天宿舍里有没有热水。问，从县里到省城，火车要坐几个钟头，夜里有没有车。
宋老师讲一句，她在本子上记一句。
回来的路上她一直在算。算完了，在一个数底下划了两道杠，把本子合上。
“够了？“我问。
“差一点，“她说，“八月里再包一批就够了。“
她还做了一件事，是我没有想到的。
她在王师傅那里扯了一块料子，白的确良，托他裁了一件衬衫，工钱拿扣眼抵。衬衫裁好拿回来，门襟上的五个扣眼她要自己锁。
她锁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看见那件衬衫搭在椅背上，五个眼，齐齐整整。我说蛮好。她拿起来看了看，掏出剪刀，全挑了。
她又锁了一遍。又挑了。
她给别人锁了三年扣眼，回回是一遍过，只有王师傅挑她的，没有她挑自己的。这一件她锁了三遍。
八月中旬，天最热的那几天，下午，院子里一个人也懒得动。
巷子口有车铃响。响得很急，一路按过来，不带停的。
“许春苗——许春苗家里的——“
是郑老师。他那辆自行车冲到院门口，他一条腿撑着地，中山装的后背湿透了，手里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举得很高。
外婆从灶间里出来。她看见那个信封，站住了。她的手在围裙上擦，擦了一遍，又擦一遍，就是不伸出去。
春苗从窗台底下站起来，针还别在衣襟上。她走过去，接了。
她拆得很慢。封口是用糨糊粘的，她舍不得撕，用指甲一点一点挑开。
里头是一张硬纸。
她看了。从头看到尾，又从头看了一遍。她的嘴唇抿着，下巴那里有一点抖，可是她没有哭，也没有笑。
她走到外公跟前，把那张纸放在他那只好手上。
外公托着。他不识多少字，可是抬头那几个红字他是认得的。他托了很久，手一点也没有晃。
“这一届，“郑老师还在喘，“镇上头一个收到通知书的女娃娃。头一个。“
外婆这才走过来。她没有去碰那张纸，她伸手把春苗衣襟上那根针拔下来，别到了自己的袖口上。
“今天不锁了。“她说。
郑老师下了车，在院子里站着喝外婆泡的茶，讲报到要带哪些东西，粮油关系怎么转。讲到一半，他看见了我。
他端着茶缸，客客气气地朝我点了点头，问春苗：“这是你家亲戚？“
院子里的知了叫得很响。
“郑老师，“我说，“我是周念。“
他愣了一下。
“周念……“他拿手拍了拍额头，“哦，哦，周念。县中转来的。看我这个记性，天太热了。“
他又去讲粮油关系了。
他教了我三个月英语，骂过我的历史。他没有问我考得怎么样。
我这才想起来，从考完到今天，没有一个人问过我考得怎么样。也没有哪个信封是寄给我的。
那天夜饭外婆多炒了一个鸡蛋。她盛饭，盛了四碗，端上桌，看见我坐在那里，手里的饭勺顿了一顿。
“哎哟，“她说，“小……“
她没有讲下去，转身进去又盛了一碗。那一碗没有前头四碗满。
春生吃着饭，要我递一下酱油。他张了嘴，看着我，“哎“了一声，后头那两个字没有出来，自己站起来够了。
春苗在看通知书，没有抬头。
吃完饭，她把通知书夹进了语文课本，课本压到枕头底下。春生说，姐，你折起来放妈的箱子里，箱子有锁。
“不折，“她说，“折了有印子。“
我到灶间后头去，背着人，把照片掏了出来。
菜场门口还是那个菜场门口。她还是低着头。
我只剩了一个轮廓。肩膀，胳膊，搂着她的那只手，都还在那里，可是里头是空的，像拿铅笔打了个稿子，还没有往里填。脸的地方什么也没有了。
我把照片塞回裤兜。我的手抖得厉害，塞了两回才塞进去。
夜里，她在灶间洗碗，我先进了屋。我想再看一眼。
我去摸裤兜。
没有。
另一边的裤兜。没有。
我把枕头翻过来。把席子掀起来一个角。又把整张席子都掀了。蹲到地上，一寸一寸地摸，摸到床底下，摸了一手的灰。
“你找什么？“
她站在门口，手上的水还没有擦干。
“没什么。“我说，“一张纸。“
“要紧不要紧？“
“……不要紧。“
她“哦“了一声。
她进来，把席子铺平，拉了灯，躺下了。她躺在那一头，我躺在这一头。蚊帐外面有蚊子在撞。
过了很久，我以为她睡着了。
“周念。“
“嗯。“
“你妈是做什么的？“
我看着帐子顶上那块圆的补丁。
“锁裤边的。“
她半天没有出声。
“手艺好不好？“
“好。“
“比我呢？“
“差不多。“
“你爸呢？“
“修机器的。“我说，“话多。“
她在那头动了一下，席子沙沙地响。
“那你妈扣不扣你饭票？“
我没有答上来。
她也没有等我答。她翻了个身，脸朝着墙。
我听见她很久都没有睡着。
7 别去
第二天她五点起来烧早饭，六点去了厂里，跟平常一样。
走到院门口她站了一站，回过头来喊了一声：“周念。“
我应了。
“没事，“她说，“活在窗台上。“
等外婆也出了门，我把这个家翻了一遍。屋里，床底下，蚊帐的褶子里。院子，柴堆，鸡窝后头，灶间的灰膛。我沿着巷子一路低着头走到桥上，又走回来。
没有。
春生背着一捆衬衫从桥头回来。我拦住他，问他看见一张照片没有，巴掌大，上头两个人。
他看着我，眨了眨眼睛。
“你是……“
“锁眼的，“我说，“住你姐屋里的。“
“哦。“他挠了挠后脑勺，“没看见。“
他把衬衫卸在窗台上，进屋去了。我在这张桌子上跟他吃了四十几天的饭。
我坐回窗台底下，拿起针。锁了三件，三件都是歪的。
我是教数学的。一件事摆在跟前，我的脑子会自己去推它，拦不住。
她九月一号去省城。去了，就不进厂。不进厂，细纱车间里就没有她那台老是坏的车，也就没有一个回回来修车的机修工，修了半年，修熟了。
没有修熟，就没有我。
我又倒过来推。也许她寒假回来，在桥头碰上他。也许那个人的那张嘴，见了谁都搭得上话。也许不在厂里，在别的什么地方。
可是照片是一步一步淡下去的。准考证从樟木箱里拿出来的那阵子，它还好好的。她考完了，我的脸淡了一层。通知书到了，我只剩一个轮廓。
现在它不见了。我连自己淡到了哪一步，都没有地方去看。
我跟自己讲，这不关我的事。我到这里来是做什么的？头一天我就讲了，这回我管你。我管了。她考上了。事情办成了。
事情办成了，人是不该怕的。
我怕得连针都捏不住。
我三十四岁。抽屉里有一封没交的辞职信，一本画了一半的速写本。我恨过我妈，恨了十六年，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她一句为什么。我不想变成一张照片上空出来的那一块。
我想活。就是这么一句话，没有别的。
中午我去了厂门口。
我也讲不清我去做什么。下班的铃响了，人从大门里涌出来，他夹在当中，端着一只搪瓷饭盆，蹲到梧桐树底下去吃，一边吃一边跟旁边的人讲话，讲得人家一口饭喷在地上。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他。
我想，我可以走过去。我可以跟他讲，许师傅家那个考上大学的丫头，三十一号夜里走，你去送一送。我可以把省城那个学校的名字写给他，叫他写信。这种事我在行。我替学生调过座位，替家长劝过和，哪两个人该往一处凑，我一眼看得出来。
我往前走了两步。
他抬起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他不认得我。他的眼睛从我脸上过去，又回到他的饭盆里。
我站住了。
我这是又要去替哪个把事情办掉。
我回去了。
她下午回来，看见那三件歪的，什么也没有讲，坐下来，一个眼一个眼地拆了，重锁。换了平常她是要骂的。
夜饭，外婆又只盛了四碗。
“妈，五碗。“春苗说，“周念的。“
她讲得很响，比平常响得多。外婆“哦哟“了一声，去盛了。
“周念，吃菜。“
“周念，酱油递我。“
这一顿饭她叫了我五六回。
吃过饭，她讲要去王师傅那里一趟，白衬衫的袖口还要收一收。外婆在灶间洗碗，外公在院子里乘凉，春生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
屋里只有我一个人。
她的语文课本在枕头底下，露着一个角。
我把通知书抽了出来。
这是我头一回在这一年把它拿在手里。纸是新的，硬的，没有一道折痕，边上还有一点毛。抬头的红字很鲜。许春苗同学。省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
春生的铅笔盒丢在方凳上。里头有一支圆珠笔，蓝的，笔杆裂了，缠着一圈胶布。
我把通知书翻过来，背面朝上，铺在席子上。
我不晓得该怎么称呼她。妈，我写不出来。春苗，我从来没有这样叫过她。
我写：同桌。
逗号。
别去。
“别“字右边那一刀，我没有出头。我从来不出头。
蓝色的油墨在纸上洇开了一点。我盯着那一行字看。它跟我在五斗橱跟前看见的那一行，一笔都不差。
原来是这样写上去的。
院子里有脚步声。我把通知书夹回课本，课本塞回枕头底下，圆珠笔扔回铅笔盒，走了出去。我的腿是软的。
我在院子外头的槐树底下站了很久，站到蚊子把两条胳膊都咬遍了。
回来的时候，堂屋的灯亮着。门虚掩着一道缝。
她在里头。她穿着那件白衬衫。
桌上支着一面小圆镜，她离镜子远，照不全，就往后退两步，再退一步。她把领子翻下来，看看，又立起来，又翻下来。翻了三遍。她把两条辫子拎到脑后，拿手拢着，像是在看自己剪了短头发是什么样子。
那本语文课本摊在桌上。通知书立在镜子旁边，靠着茶缸，正面朝着她。
她对着镜子，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看口型，像是在报自己的名字，后头还跟着三个字。
她讲了两遍。讲完自己先笑了，拿手背挡住嘴。
我在门外头站着。
我要进去。我要趁她不注意把那张纸拿过来，翻到背面，把那一行划掉，划成一个黑疙瘩，谁也认不出来写的是什么。
我的手已经搭到门板上了。
她把通知书从茶缸边上拿起来，看了看正面，夹回了课本。然后她弯下腰，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只盒子，把课本放了进去，盖上盖子。
那只盒子我认得。铁的，盖子上印着上海泰康。它现在还是新的，四个角亮亮的，一点锈也没有。那是她的针线盒，她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她抱着盒子出来，在门口差一点撞上我。
“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喂蚊子？“
“……乘凉。“
“进来睡。“
她换下白衬衫，叠好，压在枕头边上。盒子放在枕头的另一边，靠着墙。她躺下了，一只手搭在盒盖上。
我躺在脚头。隔着一张席子，隔着她的两只脚，那只盒子离我不到五尺远。
我没有去拿。
我妈撕我的志愿表，是趁我睡着的时候。我往她的通知书上写字，是趁她不在屋里。
这回我管你。这句话是我头一天讲的。
我睁着眼睛，一直躺到窗户纸发白。
8 你自己定
八月剩下的那几天，我在这个家里一天比一天薄。
有一天早上我在院子里晾衬衫，外婆从灶间出来，在围裙上擦着手，看见我，站住了，很客气地笑了一下。
“姑娘，你找哪个？“
我手里的衬衫掉在了地上。
“妈，“春苗在屋里喊，“是周念，住我们家的。“
“哦，哦，“外婆说，“看我这个脑子。“她讲得很含糊，眼睛里是空的，并没有想起来。
外公不问。外公只是有时候看着我，看得很久，像在认一个多年没有走动的亲戚。王师傅那里，春生讲，已经不问是哪个锁的了。
只有春苗没有变。
她这几天不叫我周念了，叫我同桌。我问她怎么改了口，她讲，叫顺了。
“学都散了，还同桌。“
“散了也是。“她头也不抬。
她比先前更忙。厂里打包间的工结了，她把钱一张一张数给外婆，外婆数了两遍，拿手帕包起来，又抽出两张塞回给她，她不要，外婆硬塞进了她裤兜里。王师傅那里的最后一批活交了。铺盖拆洗过了，晒在院子里的绳子上，一股太阳的味道。外婆给她缝了一条新的裤腰带，里头是空的，好藏钱。
二十八号她起得比平常还早，天没有亮就走了。我以为她去厂里，后来想起来厂里的工已经结了。
她到下午才回来，一身的灰，辫子都散了一条。她坐了头一班车去的县里。
她进了屋，把门带上，从裤兜里掏出来一样东西，放在我手心里。
一张硬纸板的小票，比火柴盒还小，边上打了一个眼。上头印着两个地名，一个是县里，一个是省城。日期是八月三十一号。夜车。
“我自己买的，“她说，“扣眼钱。“
她掏出那个小本子，翻到划了两道杠的那一页，拿铅笔把那个数划掉了，划得很轻，底下的数还看得见。
我把车票还给她。那张小纸板在我手上是烫的。
那天吃过夜饭，我说，你陪我到桥上去一趟。
桥头卖麦芽糖的已经收了担子。栏杆是凉的。底下的水看不见，只听得见响。
我想了十来天，想好了很多话，从哪里讲起，哪一句在前，哪一句在后。站到她跟前，一句也没有剩下。
“通知书背面有一行字，“我说，“是我写的。“
“我晓得。“
我转过头去看她。她趴在栏杆上，下巴搁在胳膊上，没有看我。
“你写的那天夜里我就看见了。“
“你怎么不——“
“那是我的通知书。“
她直起身子来了。桥上没有灯，我看不清她的脸，可是她的声音我听得出来。上一回她这样讲话，是我问她甘不甘心锁一辈子扣眼。
“我舍不得折的东西，“她说，“春生讲放箱子里，我都不肯折。你拿圆珠笔往上头写。“
“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圆珠笔是擦不掉的。我擦过了。擦掉我半块橡皮，纸都擦毛了，字还在。春生那支笔我收掉了，不许他再用。“
我没有话讲。
“你要讲什么，你当面跟我讲。你背着我，往我的东西上写。周念，你晓不晓得我最恨哪种人？最恨的就是不声不响，把别人的事替别人办掉的。“
我晓得。我比谁都晓得。
水在底下响。
“我写那个，“我说，“是因为——“
“你不用讲。“
她讲得很快，把我的话截断了。
过了一会儿，她的声音低下去一点。
“为什么写，你不用讲给我听。“
我把手搭在栏杆上。石头上有一道一道凿出来的纹，硌着手心。
“那一行字，你当没有看见。“我说，“去不去，你自己定。两头我都不替你定了。“
“两头？“
“嗯。“
“你前头替我定的是哪一头？“
“去。“
“后头呢？“
“……不去。“
她鼻子里出了一口气，像是笑，又不大像。
“你这个人，管人还管两头。“
我也想笑，没有笑出来。
“那你自己呢？“她说。
“什么？“
“你自己想我去，还是不想我去？“
四月里她跟我讲过，补归补，不许问她想不想。现在她倒过来问我。
我想讲去。我张了嘴，讲不出来。我想讲不去，也讲不出来。
“我不晓得，“我说，“我想你去。我也怕你去。“
“怕什么？“
我摇了摇头。
她看了我很久。然后她“哦“了一声。
她没有追问。
我们在桥上又站了一会儿，谁也不讲话。有一只船从桥洞底下过去，船头挂着一盏灯，灯光在她脸上晃了一下，又没有了。
回去的路上，我从裤兜里摸出那枚顶针，外公磨过的那一枚。
“这个你带上。“
“我有。“
“带上。到了那里，衣裳破了要自己补。“
她接过去，在手指上套了套。她套着正好。
三十号，三十一号，我帮她收拾东西。铺盖打成一个卷，拿麻绳捆了三道。一只搪瓷盆，一只茶缸，拿网兜装着。两身换洗的衣裳。那本包着碎花布的硬壳本子。那只印着上海泰康的盒子，针线挪到了一边，课本平平地放在当中。
白衬衫她没有收进去。她讲，走的那天穿。
我一样一样替她点过去。我点得很仔细，像月考前替学生点准考证。我晓得每点完一样，她离那趟车就近一步。我也晓得我在做什么。
三十一号下午，外婆在灶间里煮鸡蛋，煮了十个，拿凉水冰着。我从灶间门口过，她抬起头，看着我，这一回连“你找哪个“都没有问。她的眼睛从我身上滑过去了，像滑过一堵墙。
春生在院子里喊：“姐，你同学来送你啦？“
他是在讲我。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手还在。指甲缝里是灰白的，是这一个夏天的划粉。
春苗从屋里出来。她换上了白衬衫，五个扣眼，一个不歪。辫子重新编过了，辫梢上还是黑线。
她走到我跟前，站住。她从头到脚看了我一遍，看得很慢。
“同桌，“她说，“夜里你送我。“
9 站台
外婆只送到桥头。
去县里的末班汽车停在桥那边的空地上，司机在按喇叭。外婆把那十个鸡蛋装在一只布袋里，挂到春苗手腕上，又伸手去摸她的裤腰，摸到里头硬硬的一卷，才把手拿开。
“到了写信。“
“嗯。“
“不要省饭钱。省出病来，花得更多。“
“嗯。“
外婆还想讲什么，没有讲出来，转身去骂春生，骂他铺盖卷扛得歪。外公没有出来。我们出院门的时候他坐在老地方，那只裹着纱布的手抬起来，朝她摆了两下。
汽车开了一个多钟头。她靠窗坐着，盒子抱在腿上，一路上没有讲话。天一点一点黑下去，车窗玻璃上先是田，后来是她自己的脸。
县里的火车站很小，一间候车室，一个站台，站台上两盏灯，灯底下全是飞虫。夜车十一点一刻到。我们到的时候才九点。
她把铺盖卷放倒，坐在上头。网兜搁在脚边。盒子还是抱着。
她剥了两个鸡蛋，一个给我。
我们就这么坐着，把鸡蛋吃了。
十一点过一点，远处的铁轨上亮起来一个白点，越来越大。地在抖。广播里一个女人的声音报了一串站名，最后一个是省城。
车进站了。一节一节绿的车厢从我们跟前过去，慢下来，停住。车门打开，列车员跳下来，站台上等车的十几个人拎着东西往前涌。
她没有动。
“车来了。“我说。
“我晓得。“
我去拎她的网兜。她伸出一只手，按在网兜上。
“你坐下。“
我没有坐。她也不管我。她把盒子放到地上，从白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过来。
是那张照片。
“你掉的，“她说，“通知书到的那天，在灶间后头。“
站台上的灯是黄的。我接过来，手指头不听使唤。
“这个人耳朵后头有一粒痣。“她拿下巴点了点照片上低着头的那个女人，“我自己照镜子照不见，叫春生帮我看的。他讲有，左边，小米那么大。“
车厢里有人把窗户推上去，探出头来喊站台上的人。
“背后那几个字是你写的。你的周记我改过，你写'我'字，那一钩是往里收的。“她说，“妈妈和我。我比了半夜。“
我的喉咙是堵的。
“二〇一九减一九八八，三十一。我那年四十九。“她看着照片，“四十九了，手里还是一条裤子。你在桥上跟我讲，我以后过得好。“
“我——“
“你抠指甲了。我妈讲我，一扯谎就抠指甲。你跟我一个样子。“
列车员在吹哨子，一声长的。
“你姓周。“她说。
我没有应。
“厂门口修链条的那个也姓周。里头一喊他的名字，你站在大太阳底下，脸是白的。你讲你爸是修机器的，话多。“她抬起眼睛，“是不是他？“
我的大拇指又在抠指甲。我把手攥了起来。
她点了一下头，像是对上了一道题的答案。
我蹲下去，抓住铺盖卷上的麻绳，往车门那边拖。
“你上车。那一行字你当没有看见，这张照片你也当没有看见。你去了，说不定——“
“说不定。“
她坐在铺盖卷上，我拖不动。
“说不定我去了，念四年书回来，照样碰得上他。说不定碰不上。“她说，“你在桥上叫我自己定。我想了三个晚上。这个说不定，我不要。“
“你不能为了我——“
“为了你怎么了？“
她的声音一下子高了。旁边有人回过头来看。
“为了你，就不是我自己定的了？“她站起来了，比我矮半个头，仰着脸，“那两个字我看见了。我不是因为那两个字。你叫我不去，我偏要去的。是你后来讲，两头都不替我定了，我才坐下来想。“
我松了手。
她喘了两口气。
“票是我真心买的。买的时候，我是要去的。“
她转过脸去看那列车。车窗一格一格亮着，里头的人在往行李架上放东西。
“图书馆我是真想去的。“
她讲得很轻。
“一回能借五本，夜里九点关门。宋老师讲的。我都记在本子上了。“
哨子又响了一声，短的。车门一扇一扇关上了。
她手里捏着那张车票。硬纸板的，让她捏弯了。
车动了。先是很慢，一格窗，一格窗，后来快起来，窗户连成了一条亮的线。风把她的辫子吹起来，把白衬衫的领子也吹起来了。
她一直看着，看到最后一节车厢的红灯也没有了。
她没有哭。
站台上空了。两盏灯，一地的飞虫。
“书我晚几年自己念。“她说，“你不行。你晚不了。“
“妈。“
我头一回这样叫她。
“你不要叫，“她说，“我才十八。“
我想笑，眼泪先下来了。
她弯下腰，打开盒子，从语文课本里把通知书抽出来。她把它拿到灯底下，正面朝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许春苗同学。
然后她把它对折了。
折得很齐，边对着边。她用大拇指的指甲在折痕上刮了一道，又刮了一道。
“折了。“她说。
她把它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
“明天厂里报到，“她说，“头一班汽车回去，赶得上。“
她连这个也算好了。
“我以后是不是很讨人嫌？“她忽然问。
“有一点。“
“像我妈？“
“比外婆凶。“
她笑了，这一回笑出了声。
我低头去看手里的照片。
菜场门口。她低着头，手里一条裤子。搂着她肩膀的那个人，眉毛，眼睛，那个敷衍的笑，一样一样都回来了，清清楚楚的，比我头一天掏出来的时候还要清楚。
有一个声音。
很远，一遍一遍的，是个喇叭在喊。收旧冰箱，旧彩电，旧洗衣机。
我抬起头。站台上没有人喊。她也没有回头去找，她听不见。
“我要走了。“我说。
“我晓得。“
她在看我的手。我也看。我的手还在，可是站台的灯光从里头透过来了。
“回去以后，你不要跟我讲你来过。“她说，“我自己记得。“
我点头。
“锁眼的手艺不要丢。“
我点头。
喇叭声近了。樟脑丸的味道，机油的味道。站台在往后退，那两盏灯缩成了两个黄点。
她站在那里，白衬衫，两条辫子，辫梢上是黑线。她一直看着我，眼睛没有往别处挪。
“同桌。“
“嗯。“
“饭票你还欠我十一张。“
10 第二回
我坐在地板上。
饼干盒翻在腿边。窗外收废品的三轮车刚刚过去，喇叭声拐了个弯，小下去了。
通知书在我手里，对折着，折痕发白。我把它打开。折痕当中，有两道很细的印子，是指甲刮的。
我看了一眼手机。下午三点四十。我进这间屋子的时候是三点半。
盒子是空的了。我把它拿起来，想把东西放回去，盒底晃了一下。
底上垫着一块硬纸板，裁得跟盒子一样大。我拿指甲把它撬了起来。
下面压着三样东西。
头一样是一个红皮的小本子。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许春苗。汉语言文学，专科。二〇〇一年。照片上她三十出头，头发剪短了，齐耳朵，抿着嘴。
我转过头去看五斗橱。
第二层那一摞书还在那里，挂历纸包的皮，四个角尖尖的。我抽出最上头一本，翻开。古代汉语。书页的边上全是铅笔字，很小，很紧，一行压着一行。
我小时候，每年四月和十月，各有一个礼拜天，她讲要去县里进线。天不亮就走，天黑了才回来。回来的时候手上从来没有线。我没有问过。
扉页上有一行钢笔字：一九九〇年四月，购于县新华书店。一九九〇年，她进厂第二年，那一年她认得了我爸。从一九九〇到二〇〇一，十一年。她挡车也是十一年。
第二样是一张纸，撕成过四片，又拿透明胶粘起来了。胶带已经发黄，发脆。
是我的字。第一志愿，建筑系。
上头没有多写一个字。
第三样是一张草稿纸，正面是算式，她的字。背面是一座桥，三个孔，栏杆上有石狮子。东头的栏杆，原先是六根，有人拿铅笔添了一根，添得很小心，粗细跟旁边的一样。
我把三样东西照原样放回去，盖上硬纸板，把通知书、顶针、半块橡皮、那截笔芯放在上头，盖好盒盖。
医保卡在盒子底下压着。我拿了。
手机响了。是医院的号码。护士讲，你妈醒了，你来一趟。
她已经从监护室挪出来了，在靠窗的一张床上，管子拔掉了两根。脸是歪的，右边的嘴角有一点往下掉。眼睛是睁着的。
我走到床边，站住。
她看了我很久，从头看到脚，看得很慢。
“同桌。“
她嘴不利索，两个字是含着的。可我听得清楚。
“嗯。“
“饭票……“
“十一张，“我说，“我记着的。“
她的嘴角动了一下，歪的那边动不了，好的那边往上去了一点。
我拖过凳子坐下。她的手搁在被子外头，手背上贴着胶布。手比我的小。
“盒子，你翻了。“
“翻了。“
“底下那一张，也看见了。“
“看见了。“
她把脸转过去，对着窗户。窗户外头是住院部的另一幢楼，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不该撕的。“
她讲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挪。
“我晓得你想画房子。你画那个桥，不看钟的。我晓得的。“
我没有出声。
“我是怕。我自己断过一回。断了再接，有多难，我晓得。我接了十一年。“她停下来喘气，“我就认得师范那一条路是稳的，不要钱，有饭吃。我怕你也断。“
监护仪在床头一下一下地响。
“我知道你怕。“我说。
她转回来看我。
“那件事还是不对。“
我讲出来了。我等了十六年，以为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会喊，会哭。我讲得很平。
她看着我，眼睛没有躲。
“嗯，“她说，“不对。“
走廊里有人推着车过去，轮子响了一路。
“妈，“我说，“我跟你讲一桩事。你听完再骂。“
她的眉毛抬了一下。这句话她认得。
“你讲。我听着。“
“我想重新去学规划。在职念，要考，考不考得上不晓得。书我先教着，班主任不带了。我给自己一年，一年以后再定辞不辞。“
我讲了很久。讲我那本速写本画到了哪一页，讲镇上那座桥现在只剩了一半栏杆，我想趁它还在，去把它量下来。
她一句也没有打断。
我讲完了。病房里很静。
她没有讲好，也没有讲不好。
“要考英语吧？“她问。
“要。“
“英语我帮你背。“
我看着她。
她把舌头尖抵在上下牙当中，很费力，嘴是歪的，气从牙缝里出来。
“think。“
她念得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