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画室在城南一座旧厂房的三楼，楼梯是水泥的，扶手上有一层铁锈。
厂房原来是做纺织机械的，倒闭以后被切成几块租出去。楼梯很宽，能并排走四个人，因为当年是给工人上下班用的。三楼门口挂一块木牌，上面用黑漆写着画室两个字，漆掉了一半，只剩一个画和一个宝盖头。牌子是老赵自己写的，他说他写字比画画差。
一楼是仓库，二楼是印刷厂，三楼是我们。一间一百多平米的屋子，四盏日光灯，一张大工作台，二十几个画架挤在一起。
二楼的印刷厂白天很吵，机器一开，整栋楼都在响。我们三楼听得见，响的时候说话要提高声音。晚上八点以后印刷厂停工，楼里就静下来，静得能听见隔壁楼的水声。老赵说三楼好就好在这儿，白天吵，吵得你不能偷懒，晚上静，静得你能想事。
墙上挂着范画，都是老赵年轻时候画的。有一张是一个老人的侧脸，画得极细，细到能看见毛孔。
那些画有的已经发黄，边角卷起来，用图钉按住。他每年换一次图钉，不换画。我问过他为什么不换，他说，这些画是我最好的时候画的，换下去我就得承认现在不如从前。他说，人不能老看自己好的时候。他顿了顿，说，也不能老看自己坏的时候。
屋子最里面有一排石膏像。阿格里巴、伏尔泰、马赛、大卫，还有几个我叫不出名字的。
它们不是一起买的。老赵说，阿格里巴是九几年从一个倒闭的中学买的，大卫是学生家长送的，马赛是他自己年轻时候从一个旧货市场背回来的，路上还摔了一跤，下巴那一块用胶补过。他说，凑齐这几个花了十几年。他说，它们不贵，可它们是这间屋子的地基。
它们站在一块旧木板上，落了一层灰。
四盏日光灯有一盏是坏的，老赵说不修，说那一盏亮着，人的眼睛就只看亮的地方。他的学费一学期两千八，可以分三次交，交不上就先记着。记账的本子放在工作台抽屉里，蓝皮，封面上写着两个字：缓交。我翻过一次，里面十几页名字，有的名字后面画了勾，有的名字后面写着日期。他说，画勾的是交清了，写日期的是什么时候交。他说，有没有不交的。他说，有，一年一两个，我不追。
我第一天进来的时候，觉得它们有点吓人。它们的眼睛是空的，没有瞳孔，也没有高光，可你站在它们面前，总觉得它们在看你。
我后来知道这种感觉有个名字，叫没有焦点。人不习惯看没有焦点的眼睛。我们看人先找眼睛，找到眼睛就知道对方在看哪儿，就知道自己该往哪儿站。石膏像没有眼睛可找，它只朝一个方向偏着头，谁站在它前面，它都对着谁。这种空白让我不自在，也让我松了口气。因为它不评价我，它不会像同学那样扫一眼我的画就笑，也不会像我妈那样看一眼就叹气。
2
我是复读的。
复读这两个字在我们那儿不好听。别人问起来，我就说我是这届的。有人追问，我就说去年没考好。我不解释，解释起来要说很多，说完对方通常会笑一下，说那你还挺有毅力。那种笑我很熟悉，它不恶意，可它把我放在了一个位置：一个已经落后的人。
第一次高考，我考了美院的造型，没过。分数出来那天，我在网吧坐了一个下午，把成绩单看了二十遍。
网吧在二楼，一屋子人在打游戏，烟味、泡面味、键盘的响声。我坐在角落里，屏幕上是那张成绩单，我一遍一遍地放大，看每一个分数。素描七十八，色彩八十二，速写六十。速写那一栏我看的时间最长，因为我一直以为速写是我的强项。后来老赵跟我说，速写考的不是画得好不好，是敢不敢快。他说，你那时候不敢。
我妈在门口等我，看见我就说，回家吧。
她站在厂门口那棵槐树底下，穿着厂服，袖口有一圈白线头。她说，先回家。她没问分数，一句都没问。走回去的路上她在我前面半步，一直没回头。快到楼下的时候她说，饭在锅里。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到像在自言自语。
我回家吃了两碗饭，吃完吐了。
吐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吓了一跳，因为我一直在吃，没觉得难受，是胃先知道了。我妈在厨房听见声音，跑过来拍我的背，拍得很用力。她说，慢点吃，没人抢。我没法告诉她我不是噎的，我是把这一年吃进肚子里，肚子先不认了。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听见院子里有人在收摊，铁架子的响声一声一声。
家里人商量了一个月。我爸说，要不再考一年。我妈说，考什么考，一年多少钱。
那一个月家里很安静。我爸下了班就坐在阳台上，抽完一支再抽一支，烟头在花盆里堆成一小堆。我妈不做声，饭照做，衣服照洗，只是不跟我说话。有一次吃饭，我听见她在阳台跟我爸说，她这辈子的指望就是这个闺女能有个正经工作。我爸说，画画怎么不是正经工作。我妈说，你见过谁画画发工资。我爸没答。
老赵后来跟我说，你妈当时来找过我，问我你能考上吗。
他说，她那天穿的是厂里的工作服，蓝的，袖子上有一块油污。她站在画室门口没进来，说她不进，怕踩脏了。他说，她问了三遍。他说，第一遍他答不知道，第二遍他答说不准，第三遍她说，赵老师，你就说一句实话。他说，他那时候看着她的脸，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问她你怎么说。
他说，我说不知道。
我说，你怎么不说能。
他说，我说能，她也不信。
我后来问过他，为什么不说一句能的。他说，我要是说能，你会当成我给你的保证。他说，那保证我给不了。他说，我只能保证一件事：你每天来，画的每一张我都给你看。他说这话的时候站在窗边，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烟。他把烟在指间转了半圈，说，你妈不是不让你画，她是怕你画完了没饭吃。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先画出来，饭的事以后再说。
我妈那次来画室之前，先去看过我租的宿舍。那间宿舍在城中村，六层楼，我住五楼，一间十二平，屋里有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电风扇，走廊很窄，晚上有小孩在跑。她在那间屋里站了一会儿，说，这么小。我说，够了。她摸了摸床单，说，潮。我说，冬天就这样。她坐下来，忽然问我一个月花多少。我说，八百多。她说，那你怎么活。我说，我吃得很省。她低下头，手指在膝盖上按了两下，说，你爸说你瘦了。我说，我没瘦。她说，你瘦了。她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你记得吃饭。
3
老赵叫赵启明，五十四岁，秃顶，戴一副金属框眼镜，身上总是有炭笔的灰。
他上课的时候坐在一张旧木凳上，凳子上铺着报纸。他很少站起来，走也只走两三步。他说，他腿不好，年轻时在仓库搬石膏像，被砸过一次。他说，他那年三十四岁，在医院躺了四十天，石膏像没事。他说，这买卖亏了。
他说，那四十天他躺着想，要是腿废了还怎么教画。他说，后来他一条腿短了半厘米，走路有点偏，学生都看得出来。他说，他不怕被看出来，他怕的是有一天上不了三楼。他说，他现在上到二楼就得停一下，那一下停得很长。
他的规矩有三条。
他说，规矩不多，多了没人守。他说，这三条不是他定的，是他老师定的，他老师是他老师的老师教的。他说，画室这行当，教的不是画，是坐得住。谁坐得住，谁就能熬出来。他说，他见过太多聪明人，画得好，来三个月就不来了，说没意思。
他说，他年轻时候也不信这三条。他说，他第一条守了两年，第二条守了五年，第三条他到现在还在守，因为第三条最难，管的是嘴。他说，人一张嘴就露底，说别人不好的人，自己的画一定停在那儿了。
第一，每天三十张速写。不许少，也不许多。
不许多的原因我后来才懂。多画不等于多学，一天画一百张，全是同一个毛病，那一百只是把毛病练熟。他说，三十张是你刚好能一张一张想的数量。过了三十张，你的手就自己在画，人不在。
第二，画完的画不许马上撕。他说，你第二天再看，就知道自己昨天有多差。
他说，撕画是断自己的路。他说，你今天觉得难看的那张，可能是你三个月里唯一一张敢放的。他说，你现在看不懂，等你画到一定份上，你回头看，你会发现那张里有你现在没有的东西。他抽屉里存着一沓别人的画，都是学生不要的，他挑出来的。
第三，不许在画室里说别人画得不好。
他说，你们可以说自己画得不好，不许说别人。
他说这话不是讲客气，是怕我们养成坏习惯。他说，看别人画的时候挑毛病，最省力，也最没用。他说，你能一眼看出的毛病，往往是你自己身上也有，你看见的是你自己。他说，真会看的人，看别人的好画，能说出好在哪儿，这一步比挑毛病难十倍。
他说话很少，讲得最多的一次是讲排线。他站在我后面，看了五分钟，说，你的线是急的。
他讲课有个习惯，先在别人的画上挑毛病，从不挑我的。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你怎么不说我。他说，你的毛病说不得。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现在的毛病不是手上的毛病，是心里的毛病。他说，手上的毛病我能给你改，心里的得你自己看见。我说，那你什么时候说。他说，等你自己说出来的时候。
我说，什么叫急。
他说，急不是手快，是心不肯停。他说，你一笔画完就想画下一笔，中间没有留出看的时间。他说，你试试画一笔停两秒。我照他说的做，第一笔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第三笔的时候我发现我看清了一件事：那块亮部不是一整块，它有边。
他拿过我的笔，在纸上排了三行。第一行很密，第二行匀，第三行松。
他排的时候手不动，只有手腕在动，笔杆贴着虎口。他说，排线不是画线，是让线自己落在纸上。他说，你越用力，线越假。他说，你看我这三行，其实用的力气差不多，变的是速度。
他说，第一行是你现在，急着把纸填满。第二行是我要你画的，手要慢，心要稳。第三行是四年以后的你。
我说，为什么第三行最松。
他说，因为到那时候你才敢偷懒。
那三行线我看了很久。密的那一行像人在赶时间，一笔接一笔，纸上全是急。匀的那一行像人在走路，不快也不慢，每一步都踩实。松的那一行像人在休息，可他还握得住笔。老赵说，你现在是第一种，我要你变成第二种，第三种你这辈子都不一定到。我说，那还画什么。他说，画着，总会往前一点。这句话一点也不励志，可我听进去了，因为他没骗我。
4
林清坐在我旁边。
她画得最好，全班第一，模考从没掉过前三。她的手很稳，排出来的线像梳过的头发。
她的好不是那种一眼就好的好。她画得安静，东西摆在那儿，光落在上面，不多一笔也不少一笔。老赵说过她一句，说她的画像没有话。她听完没生气，回去画了三张，第四张开始有一点话了。她说，她想知道没有话是什么意思，想了两个星期。
她家里条件好，画具都是好的，一支铅笔要用到很短才扔。
她爸是做装修的，她妈在银行。她妈当初同意她学画，条件是必须考美院，考不上就得回去念会计。她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语气很平，好像在说别人的安排。她说，我妈不逼我，她只是把后果说清楚了。她说，这比逼我更狠。我说，那你怕吗。她说，怕。她说，怕也得画，我怕的东西太多，一个一个怕不过来，索性先画。
她不太说话，可她会主动帮我改画。
她帮我改画有个规矩：只改一次，改完让我自己再来一遍。她说，改两遍你就学会了我的画法，学不会你自己的。有一次她改完，我照着画了三遍，第三遍还是不行。她说，行了，别画了，这张你留着，过一个月再看。过一个月我翻出来，一眼就看出差在哪儿，那个地方的手腕我根本没转。
第一次她帮我改，是画阿格里巴的鼻子。我画了四十分钟，鼻子是死的。
她说，你过来看。
她拿橡皮擦掉了我画的一半，然后重新排了线，从鼻梁的高光开始往下压。
她擦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看得心里发慌。那块地方我画了四十分钟，她三下就擦没了。她擦完没立刻动笔，先退开半步，歪着头看了十几秒，才落下第一根线。她的线很轻，一开始几乎看不见，后来一层一层压上去。
她改完，那张脸忽然活了。
不是变漂亮了，是变在里面了。她把高光往上提了半毫米，把过渡压平了一层，鼻翼底下的暗部收紧，整张脸就有了重量。我站在那儿看，第一次知道画画不是加东西，是挪东西。同样的铅笔，同样的纸，她挪了几下，东西就站起来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从这儿开始。
她说，因为那里最黑，人的眼睛先看最黑的地方。她说，你把最黑的画对了，剩下的自己会跟着走。她说，你要是从中间开始，画到最后两边都合不上。她说这话的时候手一直在动，讲到哪儿就指到哪儿，指尖上有一层铅灰。
她说，我不知道。我就是看它不顺眼。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讲画。我们平时听的都是像不像、对不对、几分。她说她看它不顺眼，这四个字很粗，可它比所有术语都准。她说，你要是画的时候也觉得哪儿别扭，就先改那儿，别想太多。我说，万一改坏了。她说，改坏就改坏，这张纸三块钱。她说完继续画自己的，笔尖落在纸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坐在那儿，把橡皮拿起来，对着那个死不活的鼻子看了半天，终于擦下去了。
5
我妈不同意我学美术。
她的原话是，学这个干什么，将来能干什么。
她第一次说这句话是在饭桌上，说得不高，像随口一提。第二次是在我拿回一张画的时候，声音大了。第三次她当着亲戚的面说，说完自己笑了。我记得那次我一句话没说，因为我知道她是说给亲戚听的，她要的是有人帮她一起劝我。
我说，能画画。
我说这话的时候底气不足，因为我心里想的不是工资条，是画室。我想的是早上八点坐进去，四盏灯亮着，一块石膏像在对面，铅笔在纸上走，一整天没有人来叫我。我把这种日子叫作活，我妈把它叫作没有下文。我们两个人说的其实不是一件事，她说的是一辈子，我说的是明天。
她说，画画能吃饭吗。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切葱，刀很快，切出来的葱段一样长。她说，你别觉得我俗，我这个人一辈子就会算账。她说，你算算，一盒铅笔多少钱，一叠纸多少钱，一个月跑几趟画室，一年下来多少钱。她说，这些钱我不心疼，我心疼的是这些钱花完了，你手里什么都没剩下。
我说，能。
她说，你给我说说，怎么吃。
我给她算过。我说我查过，一个插画师一张图三百，一个月画三十张就是九千。她说，谁给你三百。我说，网上接活。她说，一个月能接三十张吗。我说，能。她说，那你画一下试试。我愣住了，因为我知道我画不出来，我那时候一张图要画三天，还不一定有三百。
我讲不出来。我十七岁，我知道我喜欢画，我知道我坐在画架前面一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可我不知道这怎么变成钱。
我讲不出来还有一个原因：我怕说出来就被她笑。那时候我脑子里有个很幼稚的画面，就是有一天我挂着一幅画在墙上，有人走过来，站着看很久，然后问我多少钱。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个画面，因为它太像小孩的想法。
我妈在纺织厂做了二十年，她知道一份工作是什么样的：有工牌，有班次，有工资条，月底能拿到手。
她上的是三班倒，早班六点到下午两点，中班两点到十点，夜班十点到第二天六点。她最怕夜班，因为下了班天刚亮，回家睡到中午就醒，人一直是困的。她说她二十年前进厂的时候一个月六十七块，现在两千二。她说，钱不多，可这钱是每个月都有的。她说这话的时候在择菜，手指在菜叶上一下一下地掐，掐得很准。
她说，你去考师范，出来当老师，稳稳当当。
她说，当老师有寒暑假，有编制，五十五岁退休。她说，你姑家的表姐就是老师，一月四千三，还有公积金。她把这些数字记得很清楚，因为她私下问过。她还问过表姐这行稳不稳，表姐说稳，稳到你能看见自己六十岁什么样。她说，她要的就是这个看得见。她说，你想想，你说你想画画，你能看见你四十岁什么样吗。她说，她不是让你过好日子，她是要你有个兜底。她说，兜底这两个字你懂吗，就是天塌下来你还有口饭吃。
她还说过一句更狠的。她说，你画得好，我喜欢看，可你画得好不能当饭吃。她说，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一件事，喜欢不能当钱用。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重，像在讲一件别人的事。我后来想，她年轻时候大概也喜欢过什么，只是她没跟我说。
我说，我不想当老师。
她说，你想干什么。
我说，我想画画。
她说，你画给谁看。
我说，给想看的人看。她说，谁想看。我说，有人想看。她把手里的菜放下，说，你说的这个有人，你见过吗。我说，没见过。她说，那你就是在赌。我说，给想看的人看。她说，谁想看。我说，有人想看。她把手里的菜放下，说，你说的这个有人，你见过吗。我说，没见过。她说，那你就是在赌。她说，赌也可以，赌要认赌，输了别回头怨我。
她说完这句话，把菜端起来去洗了。水声响了很久。我在原地站着，忽然发现她其实什么都听懂了，她只是不肯点头。她不肯点头，是因为她一旦点头，我这一年就变得合理了，她要一个人担这个责任。
那句话我记了很多年。因为它不是骂我，它是在问一个我答不上来的问题。
我后来才明白，她问的不是观众，是收入。在她那一代人的经验里，一件事如果没有人付钱，就等于没发生。我画得再好，如果没有人买，那我就还是一个坐在厂里等着发工资的人。她的担心不算错，她只是把一件需要很多年才成形的事，按年计算给我看。我那时候答不上来，是因为我也只看得见一年。我没法告诉她，我要画的东西，可能五年以后才有人认。
6
老赵说我画得形准，气不对。
他说，形准的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舍不得。他说，你把每一条线都画对了，画就死了。他说，好画是错的，错得刚好。我说，那怎么知道刚好。他说，你自己会知道，知道的时候你会停手。他说，大多数人画坏，不是画不好，是该停的时候不停。
他说，形是结构，气是感觉。你形画得比谁都准，可你画出来的人是死的。
我说，怎么才能活。
他说，你先别问怎么活，你先问这东西是什么。他说，大多数画死的人，问题不在手，在他们根本没看清自己画的是什么。他说，你看一块布，你看的是布，还是布的边、布的褶、布上那块灰？他说，你画的是你脑子里的布。我说，那我怎么看清。他说，看慢一点，看久一点。
他说，你先别想着活。
他说，你先画一个月石膏像，别画人。
他说，这一个月你别看别人的画，也别上网看。他说，你现在眼睛里全是别人的东西，你得先把它们倒空。我说，倒空了我不就什么都不会了。他说，对，你就什么都不会一个月。他说，一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你没那么空。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人太复杂，你会一直猜他想什么。石膏像不会，它什么也不想，它只是在那儿。你把一个什么也不想的东西画活了，你才叫会画。
他说，画人的时候你在讨好他。你想让他好看，你想让他像，你想让人夸你画得像。他说，你心一软，手就虚了。他说，石膏像不给你这个面子，它不收你的好，你只能老老实实看。
那天以后，我把画架搬到石膏像前面。
搬的时候林清问我，你搬那么远干什么。我说，老赵让我画石膏像。她说，一个月。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他对每个形准的人都这么说。她说，她也被这么罚过一个月。我说，有用吗。她说，有用。她说，那一个月她第一次知道自己画的不是人，是自己的习惯。她说，习惯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它让你画得快，也让你一直在原地。
一个月，我只画它们。
那一个月里我摸清了这四尊像各自的毛病。阿格里巴的左眼眶比右边高一点点，是浇模的时候偏了。伏尔泰的右肩有一处凹陷，光打过去会多一道折。马赛的脖子比它的头粗得不像话，一开始我以为是我看错了。大卫的比例几乎是准的，正因为准，它不给我留任何余地。
那一个月里我把四尊像轮着画了十九遍。阿格里巴的颧骨最难，因为它不是平的，它有三层转折，光从左边来的时候，第一层亮，第二层灰，第三层暗，三层之间只差一点点，差得多了就假，差得少了就糊。伏尔泰的头发最难，那不是一根一根的头发，是一团一团的形，我一开始一根一根画，画出来像钢丝。马赛的眼睛最难，因为它有一个极小的凸起，是眼睑的厚度，那个厚度只占指甲盖的十分之一，画出来整个脸就活了，画不出来就永远是面具。大卫最省事，也最容易画得俗，因为所有人都在画它。
画到第十九张，老赵把我的画全摊在地上，二十张排成一排。他蹲下去，从第一张看到最后一张，看了十几分钟。他说，你这二十张，前十五张是一个人画的，后五张是另一个人。我说，哪里不一样。他说，前十五张你在证明你会画，后五张你在看它。他说，会画是手艺，看它是眼睛，手艺我能教，眼睛教不了。我说，那我这五张算不算会看了。他说，算看了一点。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别高兴，看一点也够你画三年。
7
第一个星期，我画了七张阿格里巴。
七张里我最喜欢第四张，因为那天下雪，屋里特别静，我画得顺。老赵把第四张拿起来看了很久，说，这张你画得高兴。我说，高兴不好吗。他说，高兴的画不一定好，可高兴的时候手是开的。他说，你以后画不出来，就回想这一张，回想你那天怎么坐的。
每一张都比上一张准一点，每一张都还是死的。
第二个星期，我开始烦。我对着一块石头坐了十几个小时，它一动不动，连光都不变，我忽然觉得这件事很傻。
烦的时候我做了很多没用的事。我把铅笔一支一支削到相同的长度，把橡皮切掉一个角，把画纸的边缘撕齐。我甚至给石膏像换了个位置，换完发现光全变了，又搬回去。我坐在那儿想，我为什么要干这个。我没有答案。我只知道要是不干，我就得回家，回家就得坐在饭桌前听我妈说厂里的事，说谁家女儿考上了师范。
我把笔放下，去楼道里抽烟。我不会抽，只是拿着，学着别人那样夹在手指中间。
楼道尽头有一扇窗，窗玻璃上贴着一层旧报纸，报纸上有半张日历。我站在那儿看那张日历，看的是一九九八年的日子，那年我还没上学。我把烟夹在手指中间，夹得不对，烟灰掉在手背上，烫了一下。那一刻我心里很空，空得像有人把屋里所有东西都搬走了。
老赵跟出来，说，烦了。
我说，嗯。
他说，烦就对了。
他说，烦说明你在干一件真的事。他说，人干假的活不会烦，假的活总有新花样，烦的是重复。他说，可手艺就是重复出来的，你把这件烦的事做够一千遍，你就不烦了，因为你熟了，熟了就有余力看别的地方。我说，一千遍。他说，我说少了。
他说，你以前画人，画得好是因为你在猜。现在不让你猜，你就没招了。你没招的时候，才是你真正开始学的时候。
他说，人最怕的不是不会，是以为自己会。他说，你的会是有靠山的会，靠山是你那点小聪明，聪明用完你就空了。他说，空的那一下最难受，很多人就是在这时候走的。他说，你别走，你在这儿坐一个月，坐完了你会变成另一个人。
他说完就走了，留我一个人在楼道里。我把烟塞进兜里，回屋坐下，坐下的时候手还在抖，不是冷，是那句话把我打穿了。我那天画了十四个小时，画到最后眼睛看不清线，可我没停，因为我怕停下来就会想家。
我把烟还给他，他接过去，塞回口袋。他说，你在楼道里站着也没用，回去画。我回去了。那天下午我画了一张阿格里巴，画到一半我骂了自己一句，因为我发现我又在按套路走：先勾轮廓，再定明暗交界线，再铺大调子。这套流程我练了两年，闭着眼都能走，走完的结果就是一张挑不出大错也挑不出好的画。我把纸翻过来，从最黑的那块开始画，先涂出一个洞，再往外推。那张画丑得厉害，可它是活的。
8
江野是我们班里最不像美术生的一个。
他穿一件灰色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白，手上总有洗不掉的铅灰。他吃饭很快，五分钟吃完，吃完就回去画。他不跟人闲聊，可谁跟他说话他都答，答得很实在。有一次班里一个女生问他画得不好的时候怎么办，他说，接着画。女生说，就这个。他说，就这个。
他画得快，一张速写五分钟，线条乱得像打架，可形很准。他从来不打形，直接从眼睛开始往外画。
他说，人是先看见眼睛的。他说，你先把眼睛画对，剩下的地方会自己找位置。他说，反过来画，先画身子再画眼睛，眼睛就贴不上去了。我试过他那套，画出来像散了架。他说，你别学我，我没有形，只有眼。
老赵说他这样画是野路子，迟早要吃亏。
他说归说，从没拦过他。有一次我不明白，问老赵，你既然觉得是野路子，为什么不改。老赵说，改不了。他说，野路子是他自己找出来的路，你把它改成正规路，他就不会画了。他说，规矩是给不知道往哪儿走的人用的，他知道。我说，那你还说他。他说，我说是为了让他知道有规矩，不是让他守规矩。
他说，吃亏也是我的。
他家在城郊，父亲开货车，母亲卖菜。他学画是因为初中一次美术课画了个机器人，老师说他有天分。
他说，那节课画的是我的周末。别人画公园，画家里，他画了一个机器人站在菜市场门口。他说，他画那玩意儿是因为他不会画人。老师看了半天，说，你这个东西有我。
他说，他那时候不懂有我是什么意思。他以为老师是夸他画得怪。他说，三年以后他才明白，我指的是这个东西身上有它自己的脾气，不是照着谁抄下来的。他说，从那天起他就想做一个能立起来的东西。
他跟我说，他其实想学的是雕塑。
我说，雕塑。
他说，嗯，立起来的那种。他说，石头里有人，你得把它凿出来。
他说，他小时候在他爸拉货的路边见过一块碑，碑上的人脸被雨冲掉了一半，可他还是看得出来那个人在笑。他说，那天他站在碑前面看了半小时，回家就用泥巴捏了一个头。他说，他妈把那个泥头放在窗台上，摆到干了才扔。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削铅笔，削得很长，笔尖像针。
江野的速写本我翻过一次，从头到尾没有一张是干净的，全是乱线，可每一张都认得出画的是谁。他画楼下卖烤红薯的老头，画门房的大爷，画我们班一个总趴桌上睡觉的女生。他画得很快，快到你还没看清他已经翻页。我说，你画这么快，用脑子吗。他说，用眼睛。他说，脑子会骗人，眼睛不会。我当时觉得他在装，后来我发现他不是装，他是真的不看第二眼。
他不去考雕塑系，因为雕塑系要考立体构成，他没学过。他说，他连石膏像都不肯画，他嫌石膏像假。他说，真的石头有脾气，有裂缝，有原来就弯的地方，你得顺着它走。石膏像是一比一浇出来的，它没有脾气，你怎么画它都是那一副脸。我说，那你为什么还来。他说，因为联考只考这个。他说，我得先过了这一关，才能去碰真的石头。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抬头，铅笔还在纸上走。我忽然觉得他比我清楚，他知道自己要去哪儿，我只知道我不想回家。
9
十二月开始集训。画室改成了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中间两顿饭，各半小时。
作息表是手写的，用胶带贴在门框上。早上一到画室先跑三十张速写，谁先画完谁先摆画架。中午那半小时吃饭，吃完饭不能坐，得站着活动一会儿，因为老赵说吃饱了坐着画，人容易迟钝。晚上十一点半有一次讲画，谁都可以拿自己的画上去，也可以不拿。第一周只有林清和江野拿。第三周开始有人拿了。我拿过一次，被说了七分钟。
我每天五点五十起，骑自行车四十分钟到画室。手上的冻疮是一层一层破的，破了结痂，结了又破。
骑车要过一座桥，桥上没有灯，冬天早上那段路全是黑的，我只看得见前面一辆电动车的尾灯。骑到画室楼下，我先在楼梯口把手搓热再上楼，因为手太冷握不住笔。有一回我上楼太快，笔袋掉在二楼，铅笔散了一地，我一格一格捡，捡的时候忽然想哭，也不知道哭什么。
有一段我天天画到凌晨一点。画室里只剩下三四个人，谁也不说话，只有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
那时候灯只剩两盏，光从头顶斜下来，画板上有一块亮、一块暗。画到一点的时候人会进入一种很奇怪的状态：眼睛还看得清，脑子却已经慢下来了，手上反而顺，因为不做判断了。我有几张最好的速写是在那种状态下画出来的，第二天早上看，我自己都没想到是我画的。
那种声音很好听。它不像音乐，它没有节奏，可它让我知道旁边还有人在跟我一起熬。
有一次停电，整层楼黑了，我们七八个人摸黑坐着，谁也没走。有人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照在画板上，照出一小块白。我们就着那一小块继续画，画到十一点电来了，灯一亮，所有人眼睛都花了。那件事后来被老赵说了一年，他说，那是他教过的班里最像样的一个晚上。
有一天凌晨，画室里只剩我和江野。他画着画着忽然停下来，说，沈知遥，你说我们这样熬，值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我算过，一个画室二十几个人，最后能考上美院的最多三四个。他说，剩下那十几个，跟我一样，考完就去打工。我说，那你为什么还画。他说，因为我不知道不画能干什么。
那天晚上我们说到三点。他讲他家的事：他爸开货车跑长途，一趟出去三四天，回来半夜敲门；他妈在菜市场五号摊位，冬天手泡在冷水里，指关节肿着。他说，他上高中的学费是他妈卖菜攒的，一天攒二十块。他说，他妈从来没问过他画得怎么样，只问吃没吃饱。他说，有一天他妈问他，画这个东西能挣钱吗，他说能，他妈就再没问过。他说，从那天起他就不能考砸，因为他妈信他。
后来我才知道，他没说实话。他妈的摊位一个月的收入不到三千，他每个月的画材就要四百多。那四百多是他自己挣的，他周末去快递站分拣，一小时十二块。他没跟任何人讲，是我在他遗落在桌上的排班条上看到的。
10
林清的手伤了。
她是右手，腱鞘炎，医生说要休息一个月。她来画室的时候右手包着，坐我旁边，看我画。
她手上包的是弹力绷带，白色的，边缘磨得发灰。她每天来之前先去医院做理疗，二十分钟，回来的时候手腕上还有药膏的味道。她说，理疗的时候护士用两根手指按她手腕的一个点，按下去很酸，酸得人想缩手。她说，她第一次按完在洗手间里哭了一会儿。她说，不是疼哭的，是想到这手可能画不了了。
她说，你别管我，你画你的。
她这么说，我反而更画不下去。我画两笔就想去看她，看她的右手，看她包着的那团白。她发现了，说，你老看我干什么。我说，我怕你手废了。她说，废了也不关你的事。她说完低下头，过了一会儿说，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你怎么办。
她说，我歇着。
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右手放在膝盖上，掌心朝上，像放着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我看着她的手掌，忽然发现她的手比我的小，指头很短，指节却粗。那是一双画了两年画的手，跟年龄不配。
她说完自己笑了笑，笑得有点勉强。她说，歇着这两个字她说了一个月，说到最后自己都信了。她说，人要是老说自己没事，慢慢就真的没事了，可身体不跟着信。她说，那一个月最难受的不是手疼，是一屋子人都在画，只有她的画架空着。
她说，她那段时间天天在家练左手，用左手画直线，画得歪，一根线歪三厘米。她说，她拿胶带把纸贴在墙上，站着画了一个星期，才能画出一根不太歪的线。她说，她那时候想，要是这只手好不了，她就用左手画一辈子。她说，想完这句她哭了，然后接着画。
她哭的时候把身体转过去了一点，不想让我看见。我看见了，装作没看见。她那天穿了件米色的毛衣，袖口上有一点铅笔印。我坐在旁边把画笔按得重了一点，让铅笔的声音盖过去，因为我知道，人在哭的时候最怕的不是疼，是被人看见。
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看见她左手在膝盖上按了一下右手腕，按得很轻，像按一个不敢碰的东西。她说，医生说我这个手是磨出来的，一天十几个小时，磨了两年。她说，我妈知道以后哭了一场，说要是不学了。她说，我跟她说，学，怎么不学，我都画到这儿了。
那一个月她每天还是来。她不能画，就坐在我旁边看，手里拿一支笔在膝盖上比划。她说，手不画会忘，脑子不会忘。她给我讲她自己的毛病：她画得太干净，太准，太不肯出错。她说，她老师说过她一句，说她的画没有危险。她当时不服，后来服了。她说，你现在没我准，可你敢出错，这是你的东西，你别丢。
11
我提出帮她画。她愣了一下，说，你画得没我好。
我说，我知道。
她说，那你画什么。
我说，我画你的构图，你看着，我按你说的改。
她一开始不肯。她说，这是作弊。我说，你也算画了，你只是用了我的手。她说，那考场上呢，考场上有谁的手给你用。我说，考场上我自己画。她说，那你学我的构图干什么。我说，因为你的眼睛比我的手值钱，我想知道你看的时候在想什么。
那一个月她坐我旁边，一句一句地告诉我怎么起形，怎么压线，怎么把一块暗面分成三层。我照她说的画，画完她摇头，说，不对。我重画。她还摇头。
她说话的方式很省。她只说三件事：这里高了，那里重了，这条线太软。她不说为什么，我问她，她说，你自己看出来一次，比我讲十次有用。第三周我实在忍不住，问她到底差在哪儿。她指着画说，你在画石膏像，我在画一个东西放在那儿，光落在它身上。
一直到第十天，她看着一张我画的伏尔泰，说了两个字，可以。
她说可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因为我以为她还要说不对。我问她，真的可以。她说，可以，不是好。她说，好离你还远。她说，但你现在知道往哪儿看了。那天我把那张画夹在画袋最里面，后来带了很久，边角都磨软了。
12
模考成绩出来，我掉到了三十几名。
掉名次这件事，比第一次高考落榜更难受，因为它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一个连续的数字。老赵说，模考不看名次，看你每张画的完成度。他说，你三十三名，可你这张比上个月那张强。我说，强有什么用，分数掉下来了。他说，分数掉下来，人没掉下来。他说，你记着这句话。
老赵把成绩单贴在墙上，从第一名贴到第五十名。我的名字在第三十三。
第一名是林清，第二名江野。江野看到自己的名字以后愣了半天，说，我第二。他说，我以为我三十几。老赵说，你形准，你自己不知道。江野说，那我还得练什么。老赵说，练耐心。他说，你一张速写五分钟，考场上给你三个小时，你会不知道那三个小时干什么。
我看了一眼，回到画架上继续画。那天下午我一张也没画成，画什么撕什么。
撕到第四张的时候，老赵走过来，把我手里的纸抽走，说，别撕了。他说，你撕一张，就等于告诉自己一次不行。他说，你今天就在这张上坐着，画不出来也坐。我在那张空纸前面坐了三个小时，笔画不下去，最后画了一个石膏像的轮廓，只有一个轮廓。
那个轮廓我后来留着没扔。它的线是虚的，只有几点压得实一点，可它是那一年里少数几张没有任何多余东西的画。我有时候觉得，我后来在师范画的那些东西，都是从这张空纸上长出来的。
师范的画室在地下室，墙是白的，灯管是新的，没有渗水，没有铁皮响。我在那儿画的第一张作业被老师贴在墙上，贴了三天。我去看的时候站在那张画前面，忽然想起老赵说过的一句，看一点也够你画三年。我那天才知道，他说的看一点，是看自己。
我在那张画前面站了很久，站到走廊的灯灭了一盏。我没有拍照，也没有发朋友圈。我只是站着，跟当年站在那四尊石膏像前面一样站着。那一年我学会的东西不多，就一样：站着，不跑。
后来我回过一次城南，厂房已经拆了，地上是一片碎砖。我在碎砖上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找到。可我走的时候并不难受，因为那四尊石膏像不在那儿也能说话，它们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一句一句，都很短。
短到你要过很多年才能听出里面还有别的意思。我现在三十四岁，还在画，画得比那时候好，也比那时候慢。
晚上林清找我，说，你干吗。
她把我拉到楼道里，说，你要是想哭你就哭，这儿没人。我说，我不哭。她说，那你就骂一句。我说，骂谁。她说，骂谁都行，骂你自己，骂这套题，骂你妈。我说，都不该骂。她说，那你就憋着。她说，憋着也能过去，就是慢一点。
我说，没干吗。
她说，你在难受。
我说，我不难受。
她说，你难受就画，画完再看。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安慰我的意思，她只是把办法给我。她说，人在难受的时候最忌讳把手停下来，手一停，脑子就会一直转。她说，你去画，画到忘了为什么难受。我照她说的做了，做到第十张的时候我确实忘了一会儿。
我照她说的画。那天晚上我画了十张阿格里巴，画到第九张的时候手忽然顺了，铅笔落下去不用想，线自己会走。我把那张画拿给老赵看。他看了两分钟，说，这张有气。
他说，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因为你这张不怕。他说，前九张你在防着它，怕它画歪，怕它不好看，第十张你不怕了，你就把看见的画下来了。他说，画画这件事，怕的人永远差一口气。我说，那我怎么办。他说，你天天画，画到不怕为止。我问他，要画多久。他说，有的人半年，有的人一辈子。他说，我到现在还在怕。
13
我妈来了一次画室。
她来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什么时候人少。我说下午三点以后。她就三点来了。她来的时候我正画到一半，听见楼道里有高跟鞋的声音，一声一声地往上走，走得很稳。我那时候就知道是她，因为我妈从来不穿高跟鞋，只有出门办事才穿。
她没打招呼，直接上了三楼。她站在门口，看着一屋子人，看着墙上贴的石膏像，看着地上堆的画。
她走到我的画架前面，拿起我画的一张阿格里巴，看了很久。
然后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那张画撕了。
撕的时候没有人说话。二十几个人全停了笔，屋里只有纸被撕开的声音，一声，两声，三声。江野站起来往前走了半步，被林清按住了胳膊。老赵站在窗边，没动，也没说。我妈撕完，把手里剩下的一把递给我，好像要我自己处理。我没接，纸落在地上。她把手里剩下的那半张也撒了。
她说，跟我回家。
我没动。
她把撕掉的纸扔在地上，说，你跟我回家，我们好好说。我说，我在这儿说。她说，你在这儿说什么，你在这儿跟一堆石头说。我站起来，把她拉到楼道里，说，妈，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她说，你说。我说，我这一年没有一天不是在画，我每天画到十二点，我手上有冻疮，我考试没过我没哭，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件事做完。她看着我，看了很久，说，做完有什么用。我说，做完我就不后悔了。
楼道里没有灯，只有一扇门透出来的光。她背对着光站着，我看不清她的脸。她说，你爸说你魔怔了。我说，他是这么说的吗。她说，他没说，是我说的。她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说，我以前什么样。她没答。她过了一会儿说，你小时候画一只鸡，画了一整本本子，我说你怎么画这么多。我说，我妈记得这个。她说，我记得的多着呢。
14
我没回家。我搬到了画室。
搬的那天我用两个塑料袋装东西，一袋衣服，一袋画具。我把宿舍退了，房东扣了我半个月的押金，说墙上有铅笔印。我没争。走的时候我把桌上那盏台灯留下了，因为那不是我买的，是我妈从厂里拿回来的旧货，灯罩上有一道裂口，她说这个灯亮，晚上看字不累。
画室后面有一间小屋，原来是放画框的，老赵把它清出来，铺了一张行军床。他说，你要住就住，别冻着。
他把屋里的废画框搬到楼道，来回搬了七八趟，最后拿了一盏台灯给我。台灯是黄的，灯罩上有一道裂缝。他说，这灯我用了十几年，不亮，可暖。他还给了我一个搪瓷缸，一把挂锁的钥匙。他说，钥匙你拿着，我不留。我说，你不留钥匙我要是把你的东西搬走了呢。他说，你能搬的都搬不动。
那间小屋三面是墙，一面是画架。晚上我把门关上，听见外面的风，听见厂房的铁皮响。
夜里最响的是楼下的铁皮，风一大就整片地拍，拍得人心慌。头几天我睡不着，躺在那张行军床上数响，数到一百多才睡。后半夜楼上会有东西掉，一声闷响，我一开始起来看，后来就不看了。人住在哪儿都是这样，先是怕响，后来靠响睡觉。
我在那儿住了两个月。两个月里我妈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她给我打过一次，是打给老赵的。老赵接完把手机递给我，说，你妈问你手有没有冻。我说，没有。他说，你妈说让你多穿。我说，知道了。他说，你妈还说你爸的腰又疼了。我说，我知道。挂了电话我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我没回拨过去。
我不回拨是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说我想家，她会让我回去；说我挺好，她会听出我在装。那几年我和我妈之间的话越来越少，不是不爱，是每一句都要挑，挑不好就伤人。我后来学会了只说事实：吃了，到了，考了，行。
十一月的时候我爸来过一次。他骑摩托车来，后座绑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棉被和两袋挂面。他把东西放在门口，没进屋，说，你妈让我拿来的。我说，她让你拿的。他说，她没直说，她把被子叠好了放在门口。他说，你妈这个人，她做给你看，不跟你说。我说，爸。他说，嗯。我说，我考完就回去。他说，考不上也回去。他说完就下楼了，摩托车的声音在楼下响了很久才远。
第一个星期我每天晚上都等她打来。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夜里醒了就看一眼屏幕。第二个星期我不看了。第三个星期我开始习惯，不再觉得屋子里少一个人。
15
冬天最难的是水。
早上提上来的水放在屋里一会儿就凉透，洗手要用手套里的手去试，试一下就不想洗了。那时候画画画到手上全是铅灰，晚上睡前行军床的床单上会印出灰印子。我有一个星期没洗头，头发一层灰，老赵说，你像个挖煤的。我说，煤挖出来还能卖钱。
画室没有暖气，只有一个煤炉。我们几个人轮流买煤，一块一块地添。水管冻住，我提水要从一楼提上来。
提水的桶是旧的，漏，走到二楼得在地上放一下。煤炉晚上要封，封不好第二天早上就灭，灭了就得重新生，生火要用废纸和画坏的速写。谁值夜谁管炉子，我值过四次。第四次我把炉子封灭了，第二天老赵什么也没说，蹲在那儿用嘴吹火，吹了十几分钟，脸上全是灰。
白菜是江野从他家带来的，一整袋，放在角落里。我们中午就用煤炉炖白菜，放一点盐，一锅吃三顿。
他每次来都带东西，有时是白菜，有时是一兜土豆，有时是他妈卖剩下的青菜。他说，这菜卖不掉，扔了可惜，你们吃。他说这话的时候不看人，把袋子往角落里一放就去画。老赵说过一次，说江野你别老带，你自己家也不宽。他说，我家的菜不值钱。老赵说，不值钱的东西才金贵。他没听懂，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想明白了，老赵说的是这份心。
有一次我们六个人围着炉子吃白菜，老赵忽然说，你们记着这个冬天。
他说，你们以后会忘很多东西，会忘考试题，会忘自己考了多少分，可你们会记着在这儿吃饭的味道。他说，这不是苦，你们别把它当苦。他说，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年，是跟另外几个人一起，为一个没什么用的目标熬着。他说完自己先笑了一下，说，我这话有点像老头。江野说，你本来就是老头。满屋子人笑起来，炉子上的锅盖被笑震动了两下。
16
老赵带我们去看了他当年考学的地方。
我们坐公交去的，转了一趟，走了四十分钟。他一路都在说路怎么变了，说原来这条街上有家面馆，两块钱一碗，老板娘认得所有考生。到了地方他停下来，没说话。楼还在，门口挂着物流公司的牌子，两扇铁门关着。
他站在门口摸了一下铁门，铁门上有一层锈，蹭在他手上。他说，这门以前是开着的，门口有一张桌子，报名的人排到街上。他说，他还记得那天他排在第十七，前面是一个穿绿棉袄的女生，她一直在背画具清单。他说，他现在还能想起那个女生的样子，可他想不起她考上了没有。
他说，考试这个东西最不讲理的地方就在这儿。他说，一起排队的人，一起抖的人，一起进那间屋子的人，出来就散了，散得干干净净。他说，他后来在这个画室教了二十多年，教出过二十几个考上美院的，也教过更多没考上的。他说，没考上的那些，他记名字记得更清楚。
在城北，一座老楼，现在是个仓库。他说，那年我就在这栋楼里考的，三楼，靠窗的位置。
他说，我进去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他说，抖得连笔都握不住，他只好先把笔放下，去洗手间洗了一把脸。他说，洗手间里全是人，都在洗脸，都在搓手。他说，他看到一个人蹲在墙角，抱着画板，眼睛是直的。他说，那一年他忽然明白了，这间屋子里没有人是稳的，稳的都是装的。
他说，我画了三个小时，出来的时候腿软。
他说，出来的时候天还亮着，他站在楼下的台阶上，忽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说，他画完了，可他不知道画得好不好，那种悬空的感觉比考不好还难受。他说，那天他一个人走回住的地方，走了两个多小时，路上买了两个包子，没吃完。他说，后来他明白一件事：考完那一下，谁都帮不了你。
他说，那一年我差三分。
他说，三分是什么概念。
他说，那三分不是画得不好，是那天他手上有两个地方没想明白，一个是额头的转折，一个是布褶的走向。他说，这两处他其实都会，可那天他急了，急了就按老办法走，老办法糊了那三分。他说，所以三分是他自己的三分，不是别人的。
他说，素描差一分，色彩差一分，速写差一分，加起来三分。他说，回去的路上他一直在算，要是他起形的时候多看一眼，要是他铺调子的时候少涂一块，这三分就补上了。他说，第二年他又考，差了十二分。他说，第二年他反而更差，因为他开始改了，把第一年的路子全推翻，去学别人的方法，两套东西在他手里打架，画得最不自由。第三年他进了面试，面试的时候老师问他想画什么，他说想画人，老师说那你画得不够像人，他就没进。他说，再后来他病了，躺了一年，起来的时候三十一岁。他说，那年他把自己所有的画都烧了，只留了一张，就是挂在墙上的那张侧脸。
17
考前一夜，我把那四尊石膏像擦了一遍。
用湿布，从头顶擦到基座。擦到阿格里巴的时候，我发现它的鼻尖上有一个小磕痕，不知道是谁磕的。
我擦完，坐在它面前，看了很久。
擦的时候我一件一件想起这四个月。伏尔泰我画了六遍，第一遍把头发画成了钢丝，第六遍我学会先分块再找线。马赛我画了五遍，第五遍我才画对那个眼睑的厚度，那天我在画室里笑了一声，被林清看了一眼。大卫我画了两遍，从来没画好，因为它太熟，我一坐下就知道该怎么画，就知道该画成什么样，那是它给我的坑。
我对它说，明天我要是画不好你，你别怪我。
它当然不说话。
我擦到最后一块布的时候，手是湿的，布上是灰。四尊像擦干净以后，比白天看着还要白，白得有点刺眼。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一个月前我第一次坐到它们前面，我以为我在画它们，其实它们在教我一件更简单的事，就是坐下来，不跑。人在难受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跑，跑去找人说话，跑去睡觉，跑去看手机。石膏像不跑，它站在那儿，慢慢把你按回椅子上。我那时候还不懂，只觉得很困。
18
考试那天下了雪。
雪是夜里开始的，早上起来地上有三指厚。公交车晚点二十多分钟，站台上挤着一排背画袋的人，谁也不说话，都在看手机。我戴了两层手套，怕手冻着。我上车的时候把画袋夹在胳膊底下，夹得很紧，因为里面有我这半年的东西。车到考场的时候雪还在下，落在肩膀上，一进楼就化了。
上午考素描，题目是石膏像加衬布。我拿到题的时候手是冷的，握笔握了两分钟才握热。
题目是抽签定的，我们那组抽到的是马赛。我看了一眼就笑了。周围的人都在紧张，只有我笑，因为我画过五遍，第五遍我才画对那个眼睑。笑完我心里又沉了一下：我熟悉它，也就是说我可能会照着记忆画，而不是照着眼前画。我逼着自己先看十分钟，把记忆清空。
看的时候我做了一件怪事：我把眼睛闭上一会儿，再睁开，看第一眼落在哪儿。第一眼落在脖子上那道折痕，不在脸上。我顺着那道折痕往上画，画完脖子，脸就自己下来了。
下午考色彩，题目是洋葱和搪瓷缸。我摆了一组，一个白缸，两个洋葱，一块灰布。
摆的时候我用了五分钟，是那间屋子里摆得最快的一个。别人还在挪纸、挪凳子，我已经坐下来削笔了。削笔的时候我心里很静，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两个多小时只有这一组东西，别的都不用来找我。
白缸是那种老式的，缸口有一圈蓝边，掉了一块瓷。那块掉瓷的地方我特意露了出来，因为它是整张画里最白的一点，我把它放在洋葱后面，只露出半个指甲盖。我在摆放的时候把缸往右边挪了两寸，因为挪过去以后，缸口的蓝边正好压着洋葱最紫的地方，那一小块颜色让整组东西立起来了。我那时候不知道这叫安排，我只知道这样看着顺眼一点。照片里的考试，很多人摆完就开始画，摆的时候多看一眼，后面能省半小时。
我画了两个小时四十分钟。收卷的时候我回头看那张画，觉得它不好，也说不出哪里不好。
监考老师说停笔的时候，屋里有一片放笔的声音，像下雨。我看见有人还在画，被老师用手按住了笔。我把画板立起来，退开半步看，画面是灰的，比我以为的灰。我知道那张画不会得高分，它太稳了，稳得像练习。
考场里有一百多个人，桌子挨着桌子，胳膊肘会碰到。我右边那个女生画到一半哭了，哭得很小声，肩膀在抖，监考老师走过去，看了她一眼，没说话，走开了。我前面的男生一直在擦，橡皮擦到纸都起毛，纸屑在桌上落成一小堆。我的手在第三个十分钟才开始稳。画衬布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老赵说的缓，我把速度压下来，一笔一笔地排。那一瞬间我脑子里没有分数，没有排名，只有一个白缸和两个洋葱，我要把它们放在纸上。
19
成绩出来是三月。
查分那天我在小屋的电脑上刷新页面，刷了十几次，页面一直转。转的时候我把手按在桌沿，按得指甲发白，脑子里把最坏的结果也过了一遍：没过就去打工，快递站、超市都行。想完这些我反而稳了，因为我已经给最坏那条路铺好了砖。刷新出来的时候我先看了总分，再看了单科。素描八十五，色彩八十八，速写七十二。我盯着速写那个七二看了很久，因为它是我这一年练得最多的，涨了十二分，还是不高。我给我妈发了一条短信，只写了三个字：过了。
联考我过了，名次不高，在全省两千多名。这个名次上不了美院，能上省里的师范。
我去查了往年分数线，查了三遍，每遍结果都一样。我把这个名次告诉林清，她说，两千多不低了，全省考这个的有三万多人。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可我心里还是空的。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美院，想到最后变成了师范，中间没有谁赢我，是我自己走岔了。
我妈那天给我打了电话。她只说了一句，你自己定。
她说完就沉默了十几秒。我听见电话那头有电视的声音，很小。她说，你爸在旁边，他要跟你说。我爸接过来说，闺女，考不上也没事，家里不是养不起你。他说完就挂了，挂得很快。我在小屋门口站了一会儿，忽然想去街上走一走。
我说，我定。
我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心里其实没定。我定的是表面那件事，我心里还挂着另一件：我想再考一年。我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因为我知道它不成立，我妈的工资不够我再耗一年，我爸的腰也不允许他再接送我一趟。
压下去以后我还是偷偷算过一次账。复读一年，学费两千八，住宿八百，画材六百，吃饭按一个月六百算，一年下来一万五。我算到最后把纸揉了，因为一万五这个数字在我们家是半年的全部收入。
填志愿那天晚上我在小屋的桌上摊开那张表。表格是打印的，格子很小，我先用铅笔写，写完又擦，因为我真想看看自己到底想写哪个。铅笔写的时候手很顺，一点不犹豫，换钢笔正式填的时候我开始抖。那一刻我明白，铅笔是心里想的，钢笔是往外交的。第一志愿我填了美院，明知道上不了也填了，第二志愿填了师范。填完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半小时，把第一志愿用修正带涂掉了。涂的时候手很稳，我心里却像有人在屋里走动。涂完我把笔放下，出去站在楼道口抽了一支烟，这回我真点了。烟很呛，我咳了几声，咳完觉得清楚了一点。我知道我放弃的不是画画，我放弃的是这一年。第二年我还可以再考，可我不想再让我妈等一年。
20
最后我还是去了师范。
师范在省城西边，校区是老的，教学楼四层，画室在地下室。地下室比三楼暗，比三楼闷，夏天有股潮味。我第一次下去的时候站在门口没有进，因为我想起城南那个三楼，想起那四盏灯，一盏是坏的。我进去以后画的第一张是速写，画得很快，快得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走的那天我回画室拿东西。老赵在，他正在给一个新的学生改画。他抬头看我，说，东西都拿了。
那个新生大概十六七岁，坐在我的旧位子上，背很直，一看就是刚来。老赵给他讲排线，讲的是那三行。我站在旁边听了一遍，一个字不差，连停顿都一样。我忽然明白他这些年讲过多少遍，也明白为什么他每次讲的时候还是那么慢。
我说，拿了。
他说，那四尊石膏像，你想带走哪个就带走，我不想带。
他说，他带过一回，带了一尊伏尔泰回家，放在客厅，结果每天晚上看电视都觉得有人在背后。他说，他后来送回去了。他说，这些东西是给画室用的，不是给家里用的。他说，你带回去也一样，放着放着就成了摆设，摆设是不会说话的。
我说，那我留在这儿。他说，你留在这儿它也不说话。他说，可你下次回来，它还在那儿，你就知道你走过了。他说完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像是把这句话也擦掉了。
我说，我都不带。
我说，我带走一个，剩下的三个就变成三个了。他说，你这话有点绕。我说，我是说，它们得在一起。他说，它们是一套的，从四个学校凑起来的，本来不在一起。我说，那现在在一起了。
他说，为什么。
我说，它们留在这儿，我以后回来还能看见。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也觉得矫情，可我没别的说法。老赵看了我一眼，说，你回来的时候这儿可能就没了。他说，这厂房明年要拆，街道上已经量过一次。他说，你别把话说得太满。我说，那我就现在多看两眼。
我那天真的多看了一会儿。我把四尊像挨个看了一遍，看得很慢，像在记人的脸。阿格里巴的塌鼻子，伏尔泰的薄嘴唇，马赛那道被胶补过的下巴，大卫那条太完美的颈线。看完我伸手在石膏上摸了一下，凉的，跟这四个月里的每一天一样凉。摸的时候我手指上还带着铅灰，在石膏上留了一道浅印，我想擦，想了想没擦。那道印子会留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可我知道它在那儿，就像我知道这四个月在哪儿。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说，也好。
他说完这句话就低头了，我看见他眼镜上有一层灰。他擦眼镜的时候用的是衣角，擦完戴上，又摘下来擦第二次。他擦眼镜的时候我站着没走，因为我知道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间屋子里说话。
他擦完戴上，说，你走的时候别让他们送你。我说，为什么。他说，送的人多了，走不动。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可笑得很轻。我点了点头，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他又说了一句，路上小心。我没回头，怕回头就走不了。
下楼的时候我把钥匙放在他那张破桌子上了，钥匙上一个铁环，磨得发亮。放完我听见里面有人开始画，铅笔的声音又响起来，跟四个月前我第一次上楼听见的一模一样。我在楼梯口站了几秒，然后往下走。
往下走到二楼的时候我停了一下，二楼在白天是印刷厂，那天很安静，只有一台机器在响。我闻见油墨味，跟过去四个月每天闻到的一样。我那时候忽然想，我以后大概会想念这个味道，想念一个跟我没关系的地方。
我走到门口，他忽然叫住我，说，沈知遥。我回头。他说，你以后画不画。我说，画。他说，那就行。他说，别指望画能养活你，你先养活自己，再画。他说，这话难听，你记着。我说，我记着。他说完低头继续改那张画，铅笔在纸上响了两声。我下楼的时候一共走了三个台阶就停了一下，因为我想起来，我第一次上这三楼的时候，也是在这儿停了一下。
第一次停是因为喘，第二次停是因为不想走。走廊的墙上有我用铅笔画的一道线，是搬画架的时候蹭的，很浅，没人擦。我伸手摸了一下那道线，摸完就走了，没回头。有些地方你一回头就走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