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是在一个下雨天搬进那栋楼的。
房子在城西，老小区，六层砖楼，一共七个单元。我租的是三单元七楼，顶楼，一室一厅，五十平米，月租一千一。
中介带我看房的时候，天花板上有一块黄渍，从墙角漫出来，像一张摊开的地图。他说这是以前漏的水，早修好了。
我没信。可一千一在城里租不到别的，我就签了。
搬进来的第一天，我把两个箱子放在客厅中间，坐在箱子上，看这个屋子。
一张旧床，一个衣柜，一个煤气灶，一个窗台。窗台上有半袋猫粮，是前一个租客留下的。
我把那袋猫粮拿起来看，袋口被撕开过，里面还剩一半。生产日期是三年前。
我在窗台上放了三天，没扔。我说不清为什么，大概是这个屋子太安静，我想留一点别人的痕迹。
2
第一夜十点整，楼上开始弹钢琴。
先是几个音，试音，然后是一段很慢的曲子，我不认识。弹得不好，左手老是跟不上右手，有一处反复弹了七八遍，弹到第八遍才对。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那块黄渍就在我头顶上，比白天看更明显。
弹到十一点，声音停了。停了以后，楼上有人走动，拖动椅子，然后是水声。
我那晚没睡着。不是因为吵，是因为那个弹琴的人太认真了。认真到我躺在那儿，觉得自己这一天过得有点轻。
3
第二天我去楼下买菜，遇见对门的邻居。
是个老太太，六十多岁，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头发梳得整齐。她提着菜，看见我，说，你是七楼新搬来的。
我说是，我姓陈。
她说，我姓王，住六楼。她说，你楼上那个孩子弹琴吵不吵。
我说，还行。
她说，吵你就敲墙。
我说，不敲。
她说，你这人脾气好。
她说完就走了，走到楼梯口又回头，说，那屋子以前没人住满过一年。
4
橘猫是第四天来的。
那天下午我开着窗通风，听见窗台上有动静。我回头，看见一只橘色的猫蹲在那儿，尾巴盘在脚边，看着我。
它很瘦，肋骨一根一根能摸出来，可肚子很大。
我说，你哪来的。
它叫了一声，声音很短，像在试。
我把那袋旧猫粮拿出来，倒了一点在手心，伸过去。它犹豫了两秒，跳下窗台，走到我脚边，低头吃。
它吃得很急，吃两口就抬头看我一眼。
我蹲在那儿，手一直伸着，直到手心被它的舌头舔得发痒。
那天它在我屋里待了两个小时，睡在床脚，睡得很沉。
走的时候它从窗台跳出去，跳到楼下的雨棚上，再跳到楼梯。
我看着它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屋子有了点别的意思。
5
王阿姨第五天来收租，我把钱给她，她数了两遍，塞进包里。
她说，你这屋里进猫了。
我说，一只橘的。
她说，那是野的。这楼里有人喂，喂不熟。
我说，它挺亲。
她说，亲是因为饿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站在门口，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
她说，小陈，我跟你说一件事。
我说，你说。
她说，这楼要旧改，说是明年，也可能是后年。改完就不知道租给谁了。
我说，那我还能住多久。
她说，住到你不想住。
我说，这话听着不实在。
她笑了一下，说，我这人说话就这样。她说，你放心，我签的租，我认。
她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说，你楼上那孩子，他妈在超市上班。
我搬来之前，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区住了四年。
那是一个新小区，电梯房，二十四层，我住十九层。房子是我和前男友一起租的，两室一厅，月租三千二，一人一半。我们在那套房子里吵了两年，最后一年的架都是为同一件事：他说他要回老家，我说我不走。他走的那天下着雨，把他的箱子搬到楼下，我在阳台上看着，没有下楼帮他。他搬完抬头看了一眼十九层，我把窗帘拉上了。
后来我一个人续租了半年，房租变成三千二一个人出。我算了一下，一年三万八，我一年才挣十来万。所以我搬到了这儿，一千一，一个月省两千一，一年省两万五。这笔账我算得很清楚，清楚到有点难堪：我搬到七楼，不是因为喜欢旧楼，是因为穷。
搬来的第一个星期，我把这屋子彻底擦了一遍。天花板上那块黄渍我用漂白水擦过，擦不掉，颜色只是浅了一点。窗框上的灰我用湿布抹了三遍，抹到布都黑了。厨房的墙角有一层油，我用刀片刮，刮下来一片一片，像刮一层旧漆。衣柜里有前租客留下的两个衣架和一张公交车票，票是三年前的，票价两块。我把票夹在书里，没有扔。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凡是别人留下的东西，我都想留着，好像这样就能证明这屋子不是空的。擦完那天我坐在地上，背靠着床，看着窗外的天从灰变成蓝，再变成黑。楼下有人在骂孩子，骂了三句就停了。对面楼的窗户一扇一扇亮起来，像有人在一格一格地打开灯。我忽然觉得，这个城市里有一万个像我这样的人，各自坐在自己的屋子里，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会问谁今天过得好不好。这个念头没有让我难过，反而让我松了一口气：既然大家都这样，我也就不算特别失败。
橘猫在我这儿住了半个月以后，我开始给它买东西。先是一个搪瓷碗，五块，超市打折。然后是一袋猫粮，三十八。然后是猫砂盆，二十九。我一样一样买，买的时候心里有点虚，因为我自己的洗发水快用完了，我一直没舍得换。我把这些东西都摆在窗台下面，摆得整整齐齐，像一个小孩摆自己的玩具。橘猫不太领情，它只对那个碗有兴趣，因为碗里有吃的。它吃饭的时候尾巴会翘起来，翘得很直，像一根旗杆。我蹲在旁边看它吃，看它吃完，看它舔嘴，看它转身走到床边躺下。我从来没有养过活的东西，我连一盆花都养死过。可是这只猫来了以后，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看它还在不在。它在，我就觉得今天有个开头。
楼上漏水是入冬那阵。
那天夜里我听见水滴的声音，滴在塑料上，很规律。我开灯，看见窗台上接水的盆已经满了半盆，天花板上那块黄渍在往下渗。
我拿了一个脸盆放到下面，搬了一个凳子垫高，把盆架住。滴到早上六点，盆里有四厘米水。
第二天我上去敲门。开门的是顾一凡，他穿着睡衣，头发乱着，看见我愣了一下。
我说，你家是不是水龙头一直开着。
他说，我妈昨天洗衣服，忘了关。
他说着让开身，我进去看，卫生间的地上一片水，水从墙缝往下渗。
我帮他把水扫了，把洗衣机的水管拧紧。他站在旁边，一直说对不起。
我说，你去把你妈叫醒，让她看看。
他说，不用，我自己弄。
我说，这不是你弄出来的。
他说，可我住在这儿。
他这句话说得没什么力气，我听着却有点堵。
那只断耳的黑猫是这栋楼里最老的一只。王阿姨说它在楼道里住了五年，比她认识的一半住户都久。五年前它是有人养的，养在三楼，主人是个年轻姑娘，退租的时候没带走它。它在楼道里等了大概一个月，每天蹲在那家的门口，后来门开了，出来的是别人，它才慢慢不蹲了。王阿姨说那一个月里它瘦得厉害，见人就躲，只有一个收废品的老人给它留过一点吃的。后来它自己学会了在这一带的垃圾桶里找食，学会了在楼梯转角的暖气片旁边过夜，学会了听见脚步声就先跑。我搬来的时候它不是躲我，它是在观察我，看我是不是那种会突然抬脚的人。我用了十几天才让它肯在我三步之内吃东西，这个过程很慢，慢到有点笨拙，可我居然很喜欢这种慢。我在这个城市里过了七年快日子，赶稿、赶车、赶着把自己变成一个有用的人，没有人教过我慢。是这只缺了半只耳朵的猫，蹲在楼梯转角，让我每天在同一个地方蹲下来，把手伸出去，等它自己走过来。
那段时间我常想一件事：我为什么留在这座城市。我在这里没有亲人，没有房子，没有一份稳定到能签合同的工作，只有一间月租一千一的顶楼和一群不肯说真话的客户。我留下来，是因为我在这里学会了做设计，因为我第一次靠自己的手艺挣到钱，因为这里的冬天虽然冷，但楼下总有一家店在深夜卖热汤面。这座城市对我不好，可它也没有亏待我，它只是不稳定，像一艘开在河中间的船，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船上的人都得自己扶稳。我扶稳的方式是把手放在鼠标上，把一张图改到第八遍，然后收到对方的确认。这种确认很轻，只有两个字的回复，收到，可它撑住我一整个月的房租。我搬来七楼以后，这种确认变少了，我就开始扶别的东西：一只猫的饭碗，一个盆接住的水，一盏楼上十点准时响起的琴声。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能付房租，可它们让我每天早上愿意起床。
瓜子是三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学坏的。它会跳到窗帘上，把自己卷成一团挂在那儿，然后掉下来，掉下来也不叫，装作是自己想下来的。它还会偷年糕的粮，偷完就跑，跑到床底下，蹲在那儿吃，吃一半被年糕追上，就趴下装死。年糕对它没办法，拍它一下，它顺势倒在地上，四条腿朝天，眼睛看着年糕，像在说，你打吧。我在旁边看着，笑出声，笑完忽然想到，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家里笑过了。在那个十九层的房子里，我一天说不到十句话，说的都是工作。在这里，我每天跟三只猫说话，说的话没有一句是有用的，全是废话：你吃不吃，你别动那个，你怎么又上去了，你脏不脏。可这些废话把我从一种很硬的沉默里捞了出来。我后来想，人可能是需要说废话的，说给谁听不重要，重要的是声音在屋子里有回应。
那一个月我几乎没接过活。白天我在窗台上改图，猫在旁边趴着，晚上我把电脑关掉，坐在窗边看楼下的灯。我把自己过成了一个很慢的人：早上七点起，煮一锅粥，吃两碗，然后铲砂，添水，把窗台擦一遍。中午随便吃点，下午干活，晚上给猫做饭，把鸡胸肉撕成丝，拌一点南瓜。我从前觉得这种日子是浪费，现在觉得这是我三十岁之前唯一没有欠谁的日子。我不欠客户，不欠老板，不欠房东，只欠猫粮钱，而那个我付得起。
十一月我接到一个长期的活，给一家烘焙店做外卖平台的图。老板娘三十出头，自己在小区门口开店，不太懂设计，可她讲得清楚：她要好看，要让人看了想吃，不要那种过度修图的假。我说好。我们改了三稿，最后一稿她只动了三个字，把一款蛋糕的名字改短了。她说，太长的名字，人记不住。我很喜欢这句话。那单我挣了两千四，做了一个月，做完她问我能不能长期合作，每月都做。我说能。那天我在窗台上坐着，年糕在我旁边，我跟它说，我们有饭吃了。它看着我，眨了一下眼。我不知道猫眨眼是什么意思，我当它是听懂了。
那年腊月二十三，楼里有人放了一挂小鞭。我从窗口看下去，看见几个小孩在楼下捂着耳朵跑。三只猫全躲到床底下，只有瓜子探出半个头，一直在看。我忽然想起我小时候也这样，蹲在门口，捂着耳朵，等我爸点。我爸点完就跑，跑得比我还快。这些事我很多年没想起来过，那天下雪，可能是雪的声音让它们回来了。我坐在窗台上，看着楼下的小孩，觉得我的十七岁并不远，好像就在楼下。
我二十九岁生日是在七楼过的，一个人。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小蛋糕，二十六块，圆的，上面有一颗草莓。我插了一根蜡烛，点着，坐在窗台上，三只猫看着我。我说，你们谁给我唱个歌。它们都没唱。我把蜡烛吹了，切了三块，一块给自己，两块放在地上给猫。它们闻了闻，谁也没吃。我一个人把剩下的吃完，吃完有点想哭，又觉得没什么可哭的。二十九岁，一个人，一间顶楼，三只猫，一个没到期的合同，这样的日子，说出来不好听，可我自己知道它是稳的。
三月份我回了趟老家。我妈还住在那套老房子里，屋里有一台她用了二十年的缝纫机。她见我回来，先问我瘦了没有，然后问我工作稳不稳。我说稳，有一个长期客户。她说，一个月多少钱。我说，四五千。她说，那你不如回来，家里这边超市招人，三千五，稳当。我说，妈。她说，你别嫌我啰嗦。我说，我不嫌。我在家待了三天，帮她修了院墙，换了两个灯泡，给我爸上了坟。第三天走的时候她给我塞了一个袋子，里面是自己腌的咸菜和两双袜子。我在车上打开看，袜子是男款。
回城以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把租约加签到三年。王阿姨说，你想清楚了。我说，想清楚了。她说，这楼没电梯，七楼。我说，我每天爬。她说，那你签吧。签完她把原来的那一页撕了，说，旧的没用。我说，留着吧。她说，留着干什么。我说，留着以后看。她笑了一下，说，你这孩子，什么都留着。我确实什么都留着：旧电脑，旧手机，旧相册，旧合同的照片，还有三只猫的每一条病历。留着这些东西，不是因为舍不得，是因为我想在以后某一天翻出来，确认这些年我不是白过的。
我给顾一凡留过一个东西，他不知道。他走之前那晚弹完琴，我上楼去敲他的门，塞给他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两百块。我说，这个你拿着。他说，我不要。我说，你拿着，不是给你的，是给琴的。他愣了半天，说，我不懂。我说，你要买琴，钱不够，我这两百就是添一点，你不用还。他把信封捏在手里，说，陈姐，我记着。我说，记着就行，别跟别人说。他后来真的没跟别人说，他妈一直以为那个信封是她自己给的。
那两百块我其实是把当月的水电省出来的。那个月我把暖气关了一半，热水器调到四十度，晚饭吃面条。我不觉得苦，因为那不是我的钱在救人，是我的习惯在换一点东西。我这些年攒下的习惯只有两个：一是不欠人，二是不管闲事。后来这两个都被这栋楼改了。我不但不欠人，还开始主动给；我不管闲事，结果管了楼上楼下的三件闲事。我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应，因为一个人独处惯了，忽然有人来敲门，第一反应是往后躲。
后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只要有人敲门，我先开门，再想该不该开。这个规矩在我身上作用不大，因为我一天也遇不到一个人敲门，可它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以前把世界当成一个需要提防的东西，现在我把它当成一个偶尔会来敲门的东西。这两种态度的区别很小，但它决定了我晚上睡觉是锁两道门还是锁一道。
我开始在七楼做饭。买了一个二手的电磁炉，一个炒锅，一把菜刀。我做得最多的是西红柿鸡蛋面，因为最快。楼下菜场的西红柿三块五一斤，我一次买五个，两个做菜，三个放着。我做饭的时候煤球会蹲在厨房门口，瓜子会跳到灶台上，被我拎下来。我做的饭不好吃，可我吃得很认真。一个人吃饭最容易糊弄，一碗泡面，一个面包，站着吃，五分钟解决。我现在坐下来，把菜摆在盘子里，吃完洗碗。这些动作没有任何意义，可它们让我觉得我在过日子，不是熬日子。
去年我做过一次心理咨询，是在最糟的那个月。咨询师问我，你最想要什么。我说，我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她问我，稳定是什么样。我说，每个月有钱进账，不用求人。她问我，那你现在有吗。我说，一半有。她说，那一半是什么。我说，我有一间屋子，三只猫，一个按时的客户。她说，那另一半呢。我说，另一半是我不敢相信这些会一直在。她说，所以你要的不是稳定，是相信。
那次咨询我只去了一次。她说的那句话我记得很牢，因为我一开始不服。我想，我怎么会不相信，我明明每天都在干活。后来我搬进七楼，猫来了，王阿姨来了，李梅来了，顾一凡来了，我才慢慢懂她说的意思：相信不是一种态度，是一件一件具体的事堆起来的。一个人给你送过一次排骨汤，你就会相信下一次还有人会来敲门。
我三十岁生日那天，王阿姨敲门，端了一碗长寿面，上面卧着两个鸡蛋。她说，我记得你生日。我说，您怎么记得。她说，去年你买了个蛋糕，我看见了。她说，一个人过生日不像话。她把面放在桌上，说，趁热吃。我吃的时候她坐在旁边，看着三只猫。她说，小陈，你以后要是搬走，把猫留下。我说，那不行。她说，那我搬走。她说完自己笑了。
6
我失业是在搬进来的第九天。
那天早上我打开电脑，邮箱里躺着三封退单。说我做的图不符合要求，说合作暂停，说下次再联系。
我做的是电商设计，接单、改稿、交货，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好的时候一万多。这半年平台改了规则，我这种自己接活的人被挤到最边上。
我在电脑前坐了三个小时，然后关掉，去厨房煮了一碗面。
面煮好，我端到窗台上吃。橘猫又来了，蹲在对面看我。
我说，我没钱了。
它叫了一声。
我说，你还来。
它把前爪搭在窗框上，跳进来，蹲在我脚边。
我分了一点面给它，它闻了闻，没吃。
我说，你比我还挑。
7
断耳的黑猫是第十一天出现的。
它不一样，它不进屋子，只在楼梯转角蹲着。它的左耳缺了一块，眼睛是黄的，看人很直。
我拿猫粮过去，它退了半步，没走。
我把猫粮放在地上，退回去。它等我退到三步以外，才低头吃。
它吃得很快，吃完就跑。跑到楼梯下面，回头看我一眼。
那天我看了它很久。我知道这种猫是什么来历，它被人打过，被人赶过，它学会了先跑再吃。
我在门口放了一个纸盒，里面垫了旧衣服，放在楼道里。第二天盒子里有毛，第三天盒子被踩塌了。
我没再管它。它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8
第十三天我带橘猫去了医院。
它肚子大得不正常，我以为是怀孕，医生摸了以后说不是，是肚子里有东西，可能是肠子的病，也可能是积液。
检查费一百八，药费两百三。我付钱的时候手机响了，是银行短信，余额三千二百六。
医生说，这猫得吃处方粮，一个月两百多。
我说，好。
医生说，你养它多久了。
我说，十几天。
他说，那你打算养吗。
我说，它自己来的。
他说，自己来的也得有人管。
我把猫装进纸箱带回去，路上它一直叫。我在公交车上抱着纸箱，有人看我，我把箱子往上抬了抬，挡住它的头。
9
小奶猫是在楼梯间捡的。
那天晚上我下楼扔垃圾，听见楼梯角有很细的声音。我打开手机灯，看见一个鞋盒，盒子里有三只小猫，两只已经不动了，一只还在动。
我把那只活的捧起来，只有半个手掌大，眼睛还没全睁开。
我抱回屋里，用温水冲了奶粉，用注射器一点一点喂。喂了四十分钟，它喝了不到五毫升。
那天夜里我起来三次，每次都用手指试它的鼻子，怕它断了气。
第二天早上它还活着，叫声大了一点。
我给它起名叫瓜子，因为它太小了。
橘猫对它很有意见，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10
楼上的琴声每天十点开始，十一点停。
我开始留意它。有时候弹得好一点，有时候很差。差的时候我知道，因为那一段反复，反复十几次，最后停下来，很久不响。
有一次凌晨一点，楼上又响了。只弹了两个音，然后停了。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忽然觉得心里有点闷。
第二天我在电梯里遇见一个男孩，十七八岁，很瘦，背着一个琴谱包。他看见我，点了一下头。
我说，你住七楼上面。
他说，702。
我说，弹得挺好。
他愣了一下，说，不好。
他说，我弹得不好。
电梯到一楼，他先出去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吵到你了？
我说，没有。
11
我知道顾一凡的事情，是从王阿姨那里听来的。
她说，702那家，男的早年跑了，女的姓李，在超市收银。孩子从小学琴，学到高三，要考音乐学院。
她说，那孩子小时候弹得好，拿过奖。后来他爸走了，家里没钱，停了两年，又捡起来。
她说，他妈为这个，把房子抵押了。
我说，抵押干什么。
她说，请老师，一节课三百，一个月四节。
我说，那孩子成绩怎么样。
她说，不知道。她说，他妈说他不肯说。
12
我第一次跟顾一凡说长话，是在楼道里。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我下楼买水，看见他坐在楼梯上，抱着琴谱包，低着头。
我说，你怎么坐这儿。
他说，我妈睡了。
我说，那你回家啊。
他说，我一进门她就醒，她醒了就问练得怎么样。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答。
我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钥匙。
我说，你弹得不算差。
他说，联考要排名，差一分就是差一档。
他说，我去年模拟考，专业排两百多名，我们省招三十个。
我说，那你还弹。
他说，我不弹我干什么。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抬头，手指在琴谱包的带子上来回摸。
我看见他的手指，指肚上有茧。
13
那天以后我改了一个习惯。
以前楼上弹得不好，我会烦躁。现在我听着，会想他今天是不是又去餐厅端了盘子。
王阿姨说他在一家面馆做钟点工，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一小时十八块。
我说，他妈知道吗。
她说，不知道。她说，他妈以为他在学校自习。
我说，他为什么去。
她说，攒钱。攒什么钱我不知道。
有一天我在楼下遇见他，他穿着面馆的围裙，手里提着一袋垃圾。
他看见我，脸一下红了。
我说，你在这儿干。
他说，你别跟我妈说。
我说，我不说。
他说，谢谢。
我说，你为什么攒钱。
他说，我想买个琴。
我说，你现在弹的不是琴吗。
他说，那是租的。他说，租的琴是学校的，我只能晚上借出来用。
他说，我每天十点弹，是因为十点以后琴房没人了。
他说，我想买一台自己的，二手的也行，一万二。
我说，你攒了多少。
他说，三千四。
我说，那还差得远。
他说，我知道。
他说完站起来，把围裙解下来叠好，说，我先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到一件事：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为了让别人听不见他在练琴，把所有的话都憋在心里，憋到最后只能在楼道上说给一个陌生女人听。
李梅是在一个周末找到我的。
那天下午她敲我的门，说，你是新搬来的吧，我是702的。
我说，进来坐。
她没进来，站在门口，说，我听说你晚上能听见我儿子弹琴。
我说，能听见。
她说，他吵到你了吗。
我说，没有。
她说，他弹得怎么样。
我想了两秒，说，很认真。
她愣了一下，说，你是第一个说这两个字的人。
她说，别人都说他弹得不错，或者还差一点。她说，没人说他认真。
我说，认真是能听出来的。
她说，他每天十点弹，是因为他白天在学校，晚上在琴房。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知道什么。
我说，我知道他在面馆帮忙。
她脸上的东西一下子没了。她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碰见过。
她站在门口，手抓着门框，过了很久说，他跟我说他在学校自习。
我说，他不是在骗你。
她说，那是什么。
我说，他是在攒钱。
她说，攒什么钱。
我说，他说要买琴。
她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她说，买什么琴。家里那台还在，是他爸走的时候留下的，琴键不平了，一个键按下去起不来。
她说，我一直想修，问了修琴的，要八百，我没闲钱。
她说，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要买琴。
我说，他大概是怕你多想。
她说，我多想什么。
我说，多想他嫌家里那台旧了。
她站在门口，眼泪掉下来，用手背擦了一下，说，我这儿子，什么话都不跟我说。
她说，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跟我说的。
我说，可能是从你抵押房子的时候。
她愣住了，说，你怎么知道房子的事。
我说，邻居说的。
她低下头，说，房子抵押了，一年利息七万，我一年工资六万。
她说，我拿什么还。
我那天没有安慰她，因为我不会安慰人，也因为我觉得她不需要人安慰。她需要的是一件事能做成。我给她倒了一杯水，她没喝，两只手抱着杯子，像抱着一个暖的东西。她说她四十三岁，在超市干了九年，从理货做到收银，一个月工资四千八，扣掉社保剩四千三。她说她男人在孩子八岁那年走了，走之前跟她借了三万，说是做生意，钱最后没还，人也走了。她说她那时候恨，恨了两年，后来不恨了，因为恨一个人太费力气，她要留着力气养孩子。她说她把房子抵押的时候，签了一份很厚的合同，她一个字一个字看，看不懂，可她知道那一签就是把自己的下半辈子押出去了。她说她押得心甘情愿，因为那孩子从小学琴，别的事都不上心，只有坐在琴前面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她说，我这辈子就见过他那一回眼睛亮。她说，我不能让那点亮灭了。她说完这些，把水喝了，站起来，说，我得回去做饭了。走到门口她回过头，说，小陈，你别告诉他我今天来过。
李梅走了以后，我在窗台上坐了很久，瓜子在我腿上睡着，尾巴尖一下一下地动。我把这件事跟谁也不说，可我心里开始留意702的门。我发现顾一凡每周二、四、六下午四点出门，晚上八点回来，回来的时候鞋上有面汤的味道。我发现他周末上午在家弹琴，弹得比晚上还认真。我发现他有一个旧手机，屏幕裂了一道，他用它当节拍器。我还发现他有一个习惯：每次弹完，他会坐在琴前面不动，坐大概两分钟，然后才站起来。那两分钟里他不弹，不看书，不看手机，就坐着。我猜那两分钟他是在心里把刚弹的那一段再过一遍。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一天打四个小时工，晚上十点借琴房，回家以后再坐两分钟复盘，我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我十七岁的时候，一天的力气全用在跟人赌气上。
老赵后来知道顾一凡在面馆打工，是他自己看出来的。那天他给702送一张画展的票，敲门没人应，下楼的时候在楼道里碰见顾一凡提着面馆的围裙袋。老赵什么也没说，只把票塞给他，说，拿着，去看。第二天他把我叫到画室门口，说，那孩子的手。
我说，怎么了。
他说，他手上有茧，不是握笔的茧，是端盘子磨的。
我说，他缺钱。
他说，我知道。他说，我十七岁也缺钱。
他说，那年我在饭店后厨洗碗，一天十个小时，洗碗的水是凉的，冬天手裂开，握笔都疼。
他说，我洗了一年半，攒了两千块，买了一套颜料。
他说，那套颜料我用到发霉。
老赵说他考了五年美院，五年都没考上。第一年差三分，第二年差十二分，第三年文化和专业都过线了，面试被刷，第四年他病了，第五年他三十一岁，考完把准考证夹进一本书里，再没打开过。他说，我那时候想，我这辈子就是没有这个命。他说，可我又不甘心，我就去教。教了二十多年，教过两百多个孩子，二十几个考上了美院。他说，我算不算靠教考上了。我说，算。他说，不算。他说，考上的是他们，不是我。
顾一凡去南方那天是正月初十。我下来送他，他背着一个大包，手里拎着一个琴谱袋。他妈站在楼门口，穿着一件新棉袄，头发也烫了。他上车前，他妈把一个纸袋塞给他，说，里面是煮的鸡蛋，路上吃。他说，妈，我到了给你打电话。她说，你打，我一定接。车开出去以后，她站在原地看了很久。我陪她站了一会儿，她忽然说，小陈，谢谢你。我说，谢我什么。她说，谢你那天跟我说那句话。我说，哪句。她说，你说他放掉的是一个学校，不是他自己。她说，我那天晚上想了一夜，我想明白了。她说，他要是自己不后悔，我就不该替他后悔。
烘焙店的活稳定下来以后，我把电脑搬到了窗台上。每天下午我坐在那儿改图，三只猫在我背后睡觉。有一次老板娘打电话过来，问我能不能把一张图里的猫也修掉。她说，客人说猫毛不卫生。我说，那不是猫，是我家的猫，它趴在我旁边。她在电话那头愣了两秒，说，哦，那你留着吧。我挂了电话，看着屏幕上的图，忽然笑了一下。我这几年一直在修掉别人的东西，把痘修掉，把皱纹修掉，把一只飞过的鸟修掉，把一个人修掉。现在有一张图里有一只我自己的猫，我没有修。
旧改的事最后没成。评估组来了两趟，第三趟带了一个名单，说要签意见。楼里有十户签了，七户没签。王阿姨没签。没签的理由都不一样：有的嫌补偿低，有的嫌安置房太远，有的就是不想走。王阿姨的理由最不像理由，她说，我在这儿住了三十九年。街道的人跟她谈了两个小时，她说了三遍这句话，第四遍她说，我不签。事情就搁下了。搁下以后楼里安静了半年，那半年里有人开始修房子，四楼换了窗户，五楼把外墙刷了一遍。我后来才知道，是王阿姨挨家挨户劝的，她说，咱们这楼既然都留着，就把它弄好一点。
那年夏天楼里办了一次邻里饭。是四楼的老陈提的，说既然不走，就一起吃个饭。地点在小花园，桌子是从各家拼的，菜是各家做的。王阿姨做了一盆红烧肉，我做了一个凉拌黄瓜和一份土豆炖鸡。顾一凡家没来，门关着。李梅后来下来了一趟，端了一盘炒虾仁，放下就上楼了。老陈拉住她，说，坐下吃吧。她说，我不吃了，我上去看孩子。那天晚上小花园里坐了三十多个人，有老有小，说话的声音很杂。我坐在边上，一边吃一边听。有人讲这楼以前是什么样子，说那时候楼道里能听见钢琴声，三楼有人教琴。有人问现在还教吗。王阿姨说，还教，换了个年轻的老师。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
饭后我在楼下收拾桌子，王阿姨走过来，说，小陈，我想跟你说个事。我说，您说。她说，我想把那间琴房收回来。我说，收回来做什么。她说，闲着也是闲着，我想教几个小孩，不收费。我说，您还会教。她说，我会，我教了三十年，一节课四十分钟，我知道怎么教。她说，我教不了考级的，我就教他们弹着玩。她说，这楼里好几个小孩想学，家里不让，说贵。她说，我不收钱。我看着她，忽然明白了她这么多年守在这栋楼里守的是什么。
十月底王阿姨真的把琴房收回来了。她把墙上的旧谱子重新挂上，把琴擦了一遍，把窗户打开透气。三楼那个年轻老师搬走了，临走把一千五退给她。她说，不用退。他说，规矩。她收了。第一期来了四个孩子，两个四年级，一个一年级，还有一个是她楼下邻居的孙子，五岁，坐不住。她教他们弹最简单的曲子，一个小节一个小节。我上楼的时候在门外站着听，听见她说，慢一点，别急，手指头先摆好。这句话跟当年那个年轻老师说的一模一样。
她上课我去看过一次。她坐在琴凳上，背很直，手放在膝盖上，看孩子弹。一个音弹错了，她不急，说，再来。孩子弹了四遍才对，她说，对了。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可那个孩子的脸亮了。我在门口站着，忽然想到顾一凡说他的琴是二手的，一千二，攒了两年。他要是当年有一个这样的人，坐在他旁边说，对了。他大概不会那么早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放掉。
王阿姨的免费课上了两个月，来了七个孩子。她跟我说，她算过账，一个月多不了多少电费，最多一百多。她说，一百多，我出得起。她说，我男人教了三十年，一分钱没攒下，可他的学生还有人在联系我，说当年要不是他，自己就考不上。她说，我那时候不懂，我以为教琴就是个手艺。她说，现在我知道了，教琴是给人开一扇窗。
她教课的时候，我帮她搬过一把椅子。她说，你坐下听一会儿。我坐下了。她给一个四年级的女孩上课，弹一条练习曲，女孩弹到中间卡住，重复了三次。她说，你手别抬那么高。女孩又弹了一遍，还是卡。她把手放在女孩的手背上，说，跟着我的手。她们一起弹了四个小节。女孩忽然就弹顺了。她说，记住这个感觉。女孩点头。我在旁边看着，觉得这句话不只对琴有用。
那天下楼我没直接回七楼，在三楼门口站了一会儿。琴房的灯照在楼道的地上，有一块黄。我想起王阿姨说过她男人的那双手，说他弹琴的时候手很稳，切菜的时候手也稳。她说，他那双眼睛看琴谱的时候最好看。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哭，只是笑了一下。一个人过了八年，还能这样说起另一个人，我想那不算难过，那算记得。
吃完面，我下楼去买猫粮。楼下的小卖部老板认识我了，看见我就说，又来买粮。我说，对。他说，三只。我说，两只了。他愣了一下，说，那只橘的呢。我说，走了。他说，哦。他给我算钱的时候多抓了一把赠品的小罐头，说，送你的。我说，不用。他说，拿着吧。我拿着回了家。
14
王阿姨跟我说这栋楼的旧事，是在一个下雨的下午。
她端着一盘刚煮的玉米，敲我的门，说，给你两根。
我让她进来坐。她坐在床边，看着窗台，说，你这儿跟我家以前一样。
我说，哪样。
她说，以前这栋楼七层，我家住七楼，我男人在楼下教琴。
我说，教琴？
她说，他教了三十年钢琴。三楼有一间琴房，挂了牌子，叫王振声钢琴教室。
她说，那时候楼上楼下都是学生，晚上七八点一层楼都在弹琴，弹得乱七八糟的，像一锅开了的粥。
她说到这儿笑了，笑完又停下来。
她说，他走了八年了。
我说，对不起。
她说，不用。她说，我现在还收着那间琴房，租给一个年轻人，教小孩。
15
停电那夜是全楼人都下来的。
那天晚上九点，整栋楼黑了。楼道里有人喊，跳闸了。有人拿手电，有人打电话给供电所。
我抱着瓜子下楼，走到三楼，看见楼道里站了十几个人。
王阿姨也在，手里举着一支蜡烛。她看见我，说，你抱着什么。
我说，小猫。
她说，给我看看。
我把瓜子递过去，她捧在手心，凑近看，说，这么小。
旁边有个中年男人说，这楼道里猫太多了，得管管。
王阿姨说，管什么。
他说，抓了送走。
她说，送去哪儿。
他说，我怎么知道。反正不能在这儿。
她说，它们在这儿比我们久。
16
停电那夜，顾一凡也下来了。
他背着手站在楼梯上，没说话。后来他下楼来，走到我旁边，说，你的猫？
我说，三只。
他说，我小时候也养过一只。
我说，后来呢。
他说，我爸走的时候带走了。
他说完就不说了。楼道里很暗，只有几支蜡烛，人的脸都是黄的。
王阿姨忽然说，一凡，你弹一段。
他说，这儿没琴。
她说，你唱一段也行。
他笑了，说，我不唱。
后来他清了清嗓子，小声哼了一段，很短，像一段曲子里的四句。
楼道里安静下来。那个说要送猫的男人也不说话了。
哼完，他说，我走了。
17
年糕生病是在那个冬天。
它不吃东西，蹲在猫砂盆里，蹲很久，什么也没有。
我带它去医院，医生说是尿闭，要导尿，要住院。
我问他多少钱。他说，导尿五百，住院一天三百，先住三天。
我说，我没有那么多。
他说，那你考虑一下。
我在医院走廊上坐了很久。年糕在纸箱里叫，声音很弱。
我给三个以前的客户发了消息，问有没有活。一个回了，说有个详情页，三百。
我接了。那天晚上我通宵做完，第二天上午交，下午收钱。
钱到账的时候，我在医院交了押金。
18
顾一凡的联考成绩是在腊月出来的。
那天他在楼道里等我，手里拿着手机，说，我过了。
我说，过了多少。
他说，专业排四十一。
他说，我们省招三十。
他说完就不说话了。
我说，还有校考。
他说，校考要钱，报名费、路费、住宿，一趟下来两千多。
我说，你妈知道吗。
他说，她知道了会更难受。
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我不知道。
19
他走之前给我弹了一首。
是正月十五那天晚上。他敲我的门，说，你能上来一下吗。
我上楼，进了702。屋里很小，一架旧钢琴靠着墙，琴盖上有一个裂痕。
他说，我明天走。
我说，去哪儿。
他说，南方，一个师范的音乐教育，专科。
我说，不考音乐学院了？
他说，不考了。他说，我妈昨天知道了校考的事，她哭了。
他说，我跟她说，我不考了。
他说，她说对不起我。
他说，我跟她说，你不用对不起。
他坐到琴前，说，我弹一段，你听。
他弹了四分钟。弹得很稳，一句都没有错。
弹完他坐着没动。我说，好听。
他说，我知道。
20
他走了以后，楼上再没有琴声。
我把三只猫都留下来了。王阿姨说她反正一个人，我说我反正也没别的事。
那年秋天旧改的通知下来了，不是拆，是修，修完还是租。
我签了三年。签的时候王阿姨说，你这人有点怪。
我说，哪里怪。
她说，别人都往新楼里搬，你往老楼里扎。
我说，这楼里有猫。
她说，就为猫。
我说，还因为楼上安静下来以后，我反倒睡不着。
她笑了，笑完说，那我给你留着。
我把窗台加了一块木板，三只猫都能趴在上面。晚上七点，我给它们添粮，八点喂瓜子喝奶，九点我坐在窗台上，看见楼下的灯一盏一盏熄。
王阿姨的男人叫王振声，我后来在三楼见过他的照片。
那天她带我去看琴房，门一开，一股木头和松香的味道扑出来。屋里有一台立式钢琴，黑色的，漆面已经花了，琴盖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乐谱。
她说，这琴三十年没换过。
我说，还能弹吗。
她说，能。调一下音就行。
她走到琴前，伸手在琴盖上摸了一下，说，他以前每天早上六点下来，开窗，擦琴，弹半个小时。他说琴要醒，醒了才好听。
我说，他现在不在了，你还留着。
她说，留着。她说，我一个月租给一个老师，收一千八，够我买菜买药。学生来上课的时候，楼上楼下又是琴声，我听着好。
她说这话的时候在擦琴，用一块绒布，从中间往两边擦。
王振声是怎么走的，她讲得很简单。
她说，八年前的夏天，他在琴房给学生上课，上到一半，说累了，坐在椅子上，然后就倒了。
她说，学生才九岁，吓得跑出来喊人。她说她当时在三楼，听着有人喊，跑进去，人已经不行了。
她说，送到医院，医生说心梗，发病到走不到二十分钟。
她说，他那天穿一件白衬衫，衬衫口袋里有一支钢笔。
她说，我后来把那件衬衫留着，洗了，熨了，挂在衣柜里。
她说，挂了八年，去年我拿出来看了，领子发黄了，我扔了。
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说，扔了以后我哭了一场。
我说，你为什么扔。
她说，再留着也不是那个味道了。
她说，东西放久了会变，变成别的东西。她说，人不能对着一件变得不像的东西想念一个不变的人。
旧改的通知一贴出来，楼里就乱了。
有人在楼道里算补偿，有人在打听评估价，有人已经开始看房。六楼的老刘说，这楼六十年代盖的，砖都酥了，早该动。三楼的那家租户说，旧改完了租金要涨，涨了我就搬。
王阿姨不参与这些，她每天还是照常下楼买菜，照常喂猫，照常擦三楼的琴。
有一回我问她，改完你搬吗。
她说，搬哪儿。
我说，这儿不是要修吗，修完不还得住。
她说，修完我这房子就不是我的了，我得拿钱去买新的。
我说，那你打算去哪儿。
她说，还没打算。
她说，我在这儿住了三十九年。
她说，我知道每一家的事，哪家孩子考了大学，哪家老人走了，哪家夫妻吵架吵到半夜。
她说，搬了新楼，我谁也不认识。
三楼的琴房我后来又去过一次，是替王阿姨送一把钥匙。那天琴房里有一个八岁的女孩在练音阶，弹得很慢，一个音一个音地按。教琴的老师姓周，三十来岁，看见我进来，点了一下头，说，王阿姨让你来的吧。我说是。她说，钥匙放桌上就行。我把钥匙放下，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女孩弹到了第三组音阶，左手错了，老师弯下腰，用手把她的手指摆正，说，慢一点，别急。女孩又弹了一遍，这次对了。老师说，对了，就这样，再来五遍。我站在门口，忽然想到顾一凡说的那句话，说他不知道该怎么答他妈问的练得怎么样。我猜他小时候也是这样被教的，一个音一个音，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直到手指记住。只是教他的人，后来没法再陪他一遍一遍了。
停电那夜之后，楼里的人熟了一些。以前在楼道里遇见只是点头，那夜之后会停下来讲两句。四楼的老陈是做水电的，第二天主动去看了配电箱，说这楼的线路老化，得整个换。他找王阿姨商量，王阿姨说她出不了这个钱。老陈说，那就先修公共照明，一间一间换灯泡。他一个人干了三个周末，把楼道二十几个灯泡全换了，换完在公告栏上贴了一张纸，写着灯泡已换，坏了的找他。我看着那张纸，忽然觉得这楼里的秩序不是靠物业，是靠几个不肯将就的人。
旧改的评估组来那天，我下楼看热闹。三个人，两个穿马甲，一个拿平板，挨家敲门，量面积，拍照。走到六楼，王阿姨把门开了一半，说，我这房子不评估。那人说，阿姨，这是统一流程。她说，流程也得有人问过我。她把门关上了。评估组的人站在门外，敲了三下，没再敲。我站在楼梯上看着，心里有点痛快，也有点难过，因为她挡不住这件事，她只是把门关上了一会儿。
我把煤球正式收养，是在它瘸了那天。它的右前腿被什么东西划开一道口子，感染了，走路一拐一拐，蹲在楼梯角不肯走。我拿纸箱把它抱回去，它在我怀里挣了两下就不挣了。我给它清创，上药，它疼得浑身发抖，可它一声没叫。我包扎完，它趴在箱子里面，看着我，眼睛很亮。那天夜里它没走，它第一次在我屋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它还在，趴在窗台下面。年糕对它不客气，走近就拍它，拍了两天，第三天它俩就并排趴着了。我后来想，猫跟人一样，一只猫进了屋，别的猫先要打它几下，打完了才承认它也是一只猫。
王阿姨后来把三楼的琴房租给了一个更年轻的老师，租金降到一千五。她说，降就降，反正我也花不完。她开始每天下午到楼下的小花园坐着，跟几个老太太聊天，聊的内容都很琐碎：谁家的儿子结婚了，楼下的狗又丢了，菜场的猪肉涨价了。她跟我说话的时候会忽然停下来，说，小陈，我最近老是忘事。我说，多大点事。她说，我怕哪天忘了自己是谁。我说，你叫王秀兰，你男人叫王振声，你在三楼有一间琴房，你在六楼住了三十九年。她笑了，说，你倒记得清楚。我说，我记得。
年糕是在第二年冬天走的。它老得很快，从那年秋天开始就不爱上窗台，自己跳到床边，然后再跳不上去了。我带它去医院，医生说是肾衰，治也只能拖。我说能拖多久。他说，几个月，也可能半年。我说，那就拖。我每天给它皮下补液，一天一次，一次二十分钟。它趴在我腿上，针头扎进去它不动，只有耳朵抖一下。我一边推药一边跟它说话，说今天天气，说楼下新开了一家店，说对面楼有个小孩在学吹号，吹得很难听。它听着，眼睛半闭。三个月后的一个早上，我发现它没起来。它趴在床边，身体是软的，眼睛还睁着一点。我把它抱起来，抱了很久，然后放下，去打了电话。
火化的钱是四百。我在宠物医院办的，签了一张表，签字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回来的路上我抱着一个纸盒，盒子里是它的骨灰。我在公交车上坐着，旁边一个老太太问我盒子里是什么。我说，是猫。她说，养了多久。我说，两年。她说，两年也不算长。我说，是我对它来说太短了。
年糕刚来的时候瘦，肋骨一根一根能摸出来，肚子却鼓。我以为是吃多了，后来医生说那是积液。它趴在我腿上，我摸了半小时，摸出了一件很荒唐的事：这只猫是有人养过又扔掉的，因为它不怕人，它会在人手上蹭，会翻过来让人摸肚子。扔它的人大概嫌治病贵。我给它治的时候花了将近四千，那是我两个月的饭钱。付钱那天我在医院前台签字，心里想的是，这钱花得值不值。签完我就知道值，因为如果不治，我以后每天回到那间屋子里，都会想到它蹲在床底下疼。
捡瓜子那天是下着小雨的。我下楼扔垃圾，听见楼梯间里有一种很细的声音。我蹲下去看，鞋盒里三只小猫，两只已经硬了，剩一只还在动，眼睛没睁，身上全是水。我把它揣在怀里抱上楼，用温水擦，用吹风机最低档吹，吹了半小时。它活下来了，是因为我那天晚上没睡，每两个小时用注射器喂一次。第二天早上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可它肚子鼓起来了。我坐在床边看它，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其实不过是用一只注射器喂了一只猫。
煤球第一次打呼噜是在我把它抱进屋的第十天。它趴在我腿边，睡熟了，喉咙里发出很轻的震动。我起初以为它病了，查了半天才知道是舒服。那一刻我有点想笑，又有点想哭。它在楼道里住了五年，没人听过它打呼噜。一只猫要在睡得很沉的时候才打呼噜，它得先相信这个地方不会有人突然踢它一脚。它信了。
我给三只猫起名字的时候并没想那么多。年糕是因为它胖的时候像一块年糕，煤球是因为它黑，瓜子是因为它小。名字起完，它们就成了我的了。我之前养过一盆绿萝，没起名字，养死了，我一点也不难过。后来我明白了，起名字这件事，是把自己交出去一点。你给一个东西起了名字，你就得管它。人一辈子能管的其实不多，管三只猫，管一间屋子，管几盆花，管一个能按时交活的电脑，这些加起来已经够一个人忙一辈子。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天我没下楼扔垃圾，瓜子就死在那只鞋盒里了。一只猫的命就是这么轻，轻到只差一个人肯不肯蹲下来看一眼。我蹲下来了，是因为那声音太细，细得像一根线，我以为是楼上漏水滴到铁皮上。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救一只猫算不上什么，可它让我知道，我这个人还剩下一点会蹲下来的力气。这点力气很重要，人要是连蹲下来都不肯了，那就真的硬了。
年糕死的那天下午，我给李梅发了一条消息，说，年糕走了。她过了半小时回，说，我下来看看你。她真的下来了，手里提着一袋橘子。她坐在我床边，说，我小时候养过一只狗。她说，那狗死的时候我哭了三天，我爸说，狗就是狗。她说，我到现在都记着那句话。她说，你别听那种话。我说，我没听。她说，那就好。她坐了四十分钟，走的时候把橘子留下。我把橘子在窗台上摆成一排。
橘子放了半个月，有两个坏了，我扔了两个，剩下的吃了。吃橘子那几天我想了很多关于年糕的事，想到它第一次爬上窗台，想到它尿闭那夜我抱着它在医院走廊坐着，想到它最后那三个月每天趴在我腿上打针。我想，养一只动物到底是为了什么。到最后它总要死，死了你会难过很久。可我还是养了第二只，第三只。人可能就是这样的，明知道要难过，还是要凑上去。
我把那个小罐头开了，分给煤球和瓜子。煤球吃得很慢，瓜子吃得很急，吃完还去抢煤球的。我把瓜子抱开，它在我怀里叫了一声。我把它放到窗台上，它蹲了一会儿，跳下去，又跑到煤球旁边趴着。这两只猫现在也并排睡了，跟它们刚认识那会儿一样。
第二年春天，瓜子长成了一只正常的猫。
它不再需要我用注射器喂奶，会自己吃，会跑，会跳到衣柜顶上把东西推下来。它对年糕有点黏，年糕烦它，会一巴掌拍过去，拍完又躺在它旁边。
煤球还是不进屋子，只在楼梯转角。我给它做了一个真正的窝，用泡沫箱挖了一个洞，里面垫着一件我的旧毛衣。它开始肯让我摸，摸的时候它脖子很硬，随时准备跑。摸了十几天，它才软下来，会在我手心里打呼噜。
王阿姨每天下午三点会来敲我的门，说，给我一根猫条。
我说，你自己有。
她说，我买的那牌子它们不爱吃。
我们两个人站在窗台前面喂猫，她喂年糕，我喂瓜子，煤球在门口等。
她说，你这日子过得像老太太。
我说，我本来就是个老太太。
她笑，说，你还年轻。
那天下午太阳很好，照在窗台上，三只猫的毛都发亮。我忽然觉得这屋子终于像一个家了，不是因为我收拾得好，是因为这里面有别人在呼吸。
那年冬天我算过一次账。
三只猫，一个月猫粮一百八，猫砂六十，罐头六十，年糕的药一百二，瓜子打疫苗平摊下来一个月二十。总共四百四。
我一个月收入从七千掉到三千，好的时候四千五。房租一千一，水电一百五，吃饭六百。剩下的刚好够猫，不够我自己买衣服。
我有一件羽绒服穿了六年，袖口磨破了一块，我用针线缝上，缝得很难看。
我没有觉得苦。我只是有时候在夜里想，我二十八岁了，一个人，三只猫，一份不稳定的活，住在一栋要旧改的楼里。
这个念头一起来，我就把它按下去。按下去的办法是去给猫添水。
我失业那段日子，靠三个客户活着。
一个是卖袜子的，一个月给我两个图，八百。一个是做零食的，旺季忙，淡季没消息。还有一个是做母婴的，老板娘很客气，每次都说改一下就好，改完再改，改到第七稿，最后不用了。
我被赖过两次账，一次七百，一次一千二。我去要，对方说你做的图没上线，不算交付。我说图你已经收了。他说收了不等于用了。
后来我学聪明了，先收三成定金，交稿再收七成。可这半年连定金都没人给了。
我算过我这半年的收入，平均一个月三千八。房租水电一千二百五，吃饭六百，猫四百四，剩下的一千五我存着，存到八千的时候我拿去交了社保。
交社保那天我在窗口排队，前面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问工作人员，能不能只交医疗。工作人员说可以，但要补齐。他说那算了。
我站在他后面，忽然觉得我们两个差不多。
年糕手术那天，我在医院等了五个小时。
手术费一千八，住院押金一千，加起来两千八。我把卡里的钱转出去，余额剩下三百二。
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旁边是一对夫妻，抱着一只狗。女的在哭，男的在打电话。
手术室的灯亮着，门上有玻璃，看不见里面。
五点半，门开了，医生抱着一个笼子出来，说，通了，导出来一百二十毫升。
我站起来，腿有点软。
年糕在笼子里，眼睛是半睁的，舌头歪在外面。
我隔着笼子摸了摸它的头，它动了一下。
医生说，得观察两天，别让它舔。
我说，好。
我把 cage 提回屋里，放在床边。那天夜里我睡了三个小时，起来看了六次。
天亮的时候，它自己坐起来了，看着我。
我坐在床边，说，你可算看我一眼。
年糕病好以后，我变了。我以前觉得猫是猫，现在我知道它是一只要靠我活着的活物。它不会说话，它疼的时候只能蹲着，蹲到一个它以为能好过来的姿势，然后等。它等的那几个小时里，我在医院走廊上坐着，脑子里想的全是很久没有想过的事：我妈当年生病住院，我在外地考试，赶回去的时候她已经进了重症室；我前男友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回老家，我说不愿意，他第二个月就走了；我在这座城市里交了七年社保，没有一次用过。人到某个年纪，会忽然发现自己的日子是一堆没有兑现的东西，这时候要有一个小的、实在的、每天都需要你的事情，你才不至于散掉。喂猫就是这件事。一天两次，添粮，换水，铲砂，擦眼角的分泌物，这些事不需要才华，也不需要运气，只需要你按时在家。
腊月里下大雪，楼里停暖三天。我把三只猫都弄到床上，盖了两层被子，自己缩在中间，还是冷。那三天我没法干活，客户也停了，我就躺着听楼下的雪压断树枝的声音。第二天晚上顾一凡敲我的门，手里端着一个铝锅，说，我妈让给你的，她炖了排骨。我接过来，锅很烫，我用两块抹布垫着。他说，她说过意不去，楼上漏水漏到你这儿。我说，早修好了。他说，她说该赔。我说，不用赔。他站在门口，没走，说，我能看看你的猫吗。我说，进来。他进来蹲在床边，看着三只猫，看了一会儿，说，它们仨挺好的。我说，你要摸就摸，年糕不咬人。他伸手摸了年糕的背，摸得很轻。他说，我以前那只猫是白的。我说，叫什么。他说，叫棉花。他说完就不说了。我知道他不想再讲下去，我也不问。
排骨汤我分了两天喝，喝完把锅洗干净还回去。李梅开门，接过锅，说，好喝吗。我说好喝。她说，我就放了点盐。她说，你别给他买琴。我愣了一下，说，我没打算买。她说，他昨天跟我说，他不考音乐学院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红的。她说，他说他要考师范，学音乐教育，出来当老师。她说，我知道他是为了钱。她说，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他为了钱，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放掉。我站在门口，说了一句我后来一直记得的话。我说，他放掉的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想画画的人，也不是一个想弹琴的人。她看着我，眼泪掉下来，说，你不懂。她说，你不懂当妈的人心里那笔账。
顾一凡的决定是在正月里定下来的。校考的报名表他填了一半，最后没交。他把那张表放在我的窗台上，说，你帮我看看，还能不能改。我看了半天，说，这不重要了。他说，我就是想让你看一眼。他说，我填到一半就知道我不会交。我说，那你为什么填。他说，我想看看填完是什么样。那天他坐在我屋里，三只猫围着他，他一只一只摸过去，摸了很久。他说，我小时候有一次在琴房睡着了，我妈把我抱回家。他说，我记得她抱我的时候走路很轻，怕颠醒我。他说，我后来再没让她抱过。他说，那天她抱我，我八岁。
他走以后，702的门锁了半个月，李梅回来过一次，收拾东西，后来又回来。走廊里少了琴声，我第一个星期睡得不好，第二个星期开始习惯，第三个星期我发现自己晚上十点会抬头看一眼天花板，看一眼，然后想起上面已经没人弹了。我那时候才知道一个人听另一个人弹琴，是可以听出习惯的。
年糕走了以后我在屋里难受了一个月。年糕的碗我没收，放在窗台下，每天照样添一点粮，添了半个月才发现没有猫来吃。瓜子也难受，它跑到床边叫了两天，叫得很小声。煤球倒是没反应，它本来就不进屋。我后来把年糕的骨灰装在一个小罐里，放在书架上，罐子上贴了一张纸，写着它的名字和来的日子。我不知道猫有没有魂，我把那个罐放着，是因为我需要一个能看见它在哪儿的地方。
瓜子后来长成了一个大猫，胖，白肚皮，尾巴像一根粗绳子。它不看人，谁来了都躲，只有我能抱。煤球一直没变，还是那只缺耳朵的黑猫，它不进里屋，每天三点钟到楼下，跟着王阿姨上楼，吃完猫条就下楼。王阿姨说，它认时间，比闹钟准。有一次我下楼晚了，看见煤球蹲在六楼门口，蹲了十分钟，一声不叫。王阿姨开门，它也不进去，就在门口吃。吃完舔嘴，抬头看她一眼，然后下楼。王阿姨说，这猫懂事。
十月份顾一凡回来了两天，是学校放假。他瘦了，头发短了，说话还是那样，一两句就停。他上来敲我的门，说，我回来看看。我说，进来。他坐在床边，三只猫中只剩两只，他问，年糕呢。我说，走了。他没说话，坐了一会儿，说，对不起。我说，你道什么歉。他说，我不知道它走了。我说，你本来也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他说，我走之前它还趴在你窗台上。他低下头，说，我那时候想着，等我放寒假回来，再摸摸它。
他这次回来，给我带了一盒当地的米糕，说，我们学校门口有一家，很多人排队。我说，谢谢。他说，其实不好吃，我尝了，一般。他说，我就是想带点什么。我说，你带的就挺好。他走的时候在门口站着，说，陈姐，我明年可能不常回来了。我说，我知道。他说，我妈一个人。我说，你妈能撑住。他说，她撑不住。我说，那你就常打电话。他说，我打。他说完就走了，走路还是那样，两条腿有点外八。
年底我做了一次结算。这一年挣了六万三，花了五万八：房租一万三千二，猫花了一万七，自己吃饭、买药、坐车一万九，剩下的都还了信用卡。我把这些数字抄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负号，负数不大。我坐在地上看着那张纸，忽然笑了。这就是我二十九岁的账本，红的是一个负号，黑的是三只猫和六个邻居。
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下在十二月三号。我早上起来，窗台上是白的，楼下的树枝也是白的，三楼的琴声还没响，六楼的窗帘拉着。我烧了一壶水，泡了一杯茶，坐在窗台上，脚边是煤球和瓜子。我这一年没挣到钱，没升职，没谈恋爱，没买房，连一只猫都没留住。可我在这个早上坐了很久，久到茶凉了，我也没有站起来。我想，可能我一直找的那个稳，不是合同，不是社保，不是一句确认，而是这样的一天，一天里所有的东西都在它该在的地方。
我把年糕的碗洗了，收进柜子里。我没有扔，是收起来，像收一件旧衣服。楼上的琴声又响起来了，是王阿姨在给一个五岁的孩子上课，弹的是小星星，一个音一个音，很慢。我听了一会儿，觉得有点想哭，又觉得没必要哭。我把窗台上的灰擦了一遍，把猫粮添满，把水换掉，然后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改一张图。有人给我发消息，说这张图明天要，我说好。我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上面的黄渍还在，像一张旧地图。我在这里住了两年，这张地图一直没变。
晚上八点，我改完图，往下看了一眼，六楼的灯亮着，三楼的琴房灯也亮着，五楼在炸鱼，味儿飘上来。我给老板娘回了消息，说图好了。她回了一个字，好。我把电脑合上，站起来伸了一个腰。瓜子跳上窗台，蹲在窗框上往外看，尾巴垂下去。煤球在床底下打呼噜。我摸了摸瓜子的头，说，明天该买猫粮了。它没理我。我也没指望它理我。
我把灯关了，只留窗台上一盏小夜灯。屋子里安静下来，有猫在舔爪子，有水在盆里晃，有远处马路上的一辆车开过去。我在这个七楼的顶楼里住了两年，天花板上的黄渍还在，月租涨了一百二，楼里的琴声又响起来了。我把手放在被子上，煤球跳上来，在我脚边趴下。我说，睡吧。它就睡着了。窗外的雪还在下，落在窗框上，落在那块黄渍照不到的地方。明天早上我要把窗台上的雪扫下去，给两只猫添粮，然后打开电脑，接一张新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