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坐到了那个角落。
堂屋正中间摆了三张八仙桌，男人们围坐着喝酒划拳，女人们端着碗在灶台和桌子之间来回穿梭，小孩子在桌底下钻来钻去，时不时被大人拽出来骂两句。火塘里的火苗蹿得老高，映得满屋子的人脸都红彤彤的。敬酒声、劝菜声、孩子的哭闹声、碗筷碰撞声混在一起，热腾腾的，像一大锅煮开了的酸菜汤。
我坐在靠墙的那条长凳上，面前搁着一碗坨坨肉，肥多瘦少，已经凉了，油凝成一层白花花的膜。手里攥着瓶啤酒，瓶身上全是水珠，顺着指缝往下滴，把裤腿洇湿了一小片。
没有人跟我说话。偶尔有人目光扫过来，点个头，笑一下，又转回去继续他们的热闹。我试着听了听他们在聊什么——先是说谁家买了辆新车，又说谁在哪里干高空挣了大钱，再往后是阿芝家的儿子跟阿呷家的女儿要定亲了，彩礼谈到了十八万。我插不上嘴，这些事我一件都不知道，这些人名在我脑子里也对不上号。
手机还剩百分之四十的电。我刷了两遍朋友圈，又打开一个短视频看了十几分钟，实在看不下去了，把手机扣在膝盖上，盯着对面墙上那幅褪了色的年画发呆。年画上印着个胖娃娃抱着条大红鲤鱼，娃娃的脸被烟熏得发黄，鲤鱼的眼睛掉了一块色，看起来有点滑稽。
我坐的这条长凳，是整间屋子里最不惹人注意的位置。靠着墙，又暗，又偏，离火塘远，烤不到火，离桌子也远，夹不到菜。
小时候我坐这个位置是因为个子矮，坐在桌边够不着菜，大人就把我撵到角落里去。后来我出去读书了，每次放假回来赶上村里办事，还是坐这个位置。倒也不是谁安排的，就是习惯了。我进门，扫一眼，看见这条长凳空着，就走过去坐下了。
阿达在正中的那桌，喝到脸发红了，声音也大起来了，正跟阿牛的表哥争什么事，手在空中比划着。阿嫫在灶台那边忙活，偶尔往我这边看一眼，眼神里带着点说不清的东西。我知道她想让我过去跟人说话，敬个酒，递根烟，像个大人一样。但我站不起来，我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开头，该聊什么才能和其他人一样自然。
二
这种场合我从小到大经历过无数次。小时候是跟着阿达阿嫫来吃酒，大人们在桌上喝酒，我就跟一帮小孩在院子里疯跑，抓石子、滚铁环、拿竹竿打仗。那时候我不觉得角落有什么不好，角落里有角落里的热闹。
后来我到外面去读书，一个学期回来一次，一直到再后来上了大学，去了省城，一年回来一两次。每次回来都赶上村里有人办事，结婚、生子、乔迁、老人去世，阿达阿嫫觉得我应该去，人不到礼要到，礼到了人不到也不行，我就去，去了就坐角落。
一开始还有人过来跟我搭话，问我在外面怎么样，读书累不累，城里好不好玩。我老老实实回答，说学校挺大的，食堂菜里辣椒放得少，地铁里人很多。他们听了几句，点点头，说“哦”“那挺好”“好好读”，然后就转身回去聊他们的了。那些话题——哪家的猪下了几个崽，哪片地的土豆被野猪拱了，村口小卖部的老板娘跟谁吵了一架——我一句也接不上。
再后来，大家连问都不问了。他们看我在角落坐着，大概觉得我这人没意思，话少，脸皮薄，不会来事。我也确实不会来事。在成都的公司里，我可以在周会上对着投影仪讲二十分钟不带磕巴的，但回到这张长凳上，嘴巴就像上了锁，撬都撬不开。
有一回，阿牛喝多了，端着酒碗摇摇晃晃走过来，拍着我肩膀说：“克惹，你怎么跟个木头桩子似的？来来来，喝！喝完了哥带你去找姑娘！”周围几个人跟着起哄，我脸涨得通红，端起碗抿了一口，阿牛不满意，说“养鱼呢？干了！”我只好仰头干了。酒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涨得我直打嗝，他们哈哈大笑，又回去接着划拳了。
那天晚上回去我吐了。阿嫫一边给我拍背一边念叨：“不会喝就别逞能。”我说：“是阿牛非让我干的。
”阿嫫说：“你傻啊？他让你干你就干？你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我趴在卫生间没说话。她不懂。我不是傻，我是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在那个场合里，拒绝一碗酒比喝下去更难。喝了就是自己人，不喝就是外人。我坐在角落的时候已经够外人了，我不想再外一层。
三
这次办事的是阿芝带着第三个孩子来娘家了。
阿芝是我发小。她比我大两岁，读完初中就没再读了，回家帮着干活，十八岁就嫁人，十九岁生了第一个孩子，这次是她的第三胎，阿芝的娘家杀了头猪，请了全村的人。我阿达接到信儿，跟我说：“阿芝带第三个孩子回娘家探亲，你去一趟。
”我说好。
其实我跟阿芝很多年没说过话了，小时候我们一起在村小读书，她坐我后面，老拿铅笔戳我后背，我转过去瞪她，她就冲我做鬼脸。后来我去了外面，她留在家里，偶尔过年回来碰见，点个头就过去了。
她二十岁那年抱着孩子回娘家，我正好也在，她冲我笑了一下，说“克惹长高了”，我说“嗯”。就这两句。
我走到阿芝家门口的时候，她正蹲在院子里择菜，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笑着说：“哟，大学生来了！”
我笑了一下：“阿芝姐。”
“快进来快进来，”她把我往里让，“你阿达阿嫫来了没？”
“来了，在里面。”
她张罗着给我倒茶，又抓了把瓜子塞我手里。然后她的妹妹乌妞带着孩子从屋里出来，我看着小家伙安静躺在怀里，偶尔还吧唧一下嘴巴，很可爱。
我说：“和你长得很像，尤其是眉毛。”
“是吗。”阿芝笑了笑。
谈笑间阿芝丈夫走了过来，我慌忙从旁边找了一瓶啤酒，学着同龄人敬酒方式给他递过去。他有些诧异的看着我，在他的印象里没有见过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我，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彝语称呼他。
阿芝赶忙解释，他率先反应过来，接过我的酒一饮而下，和喝了个525，其实我不喜欢喝酒，但是这种场合我似乎找不到任何不喝的理由。喝完后，我们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简单寒暄几句便走开了。
四
吃饭的时候，我照例坐在了墙角那条凳子上。阿芝家的堂屋比阿牛家的小一点，人一多就显得挤，我旁边摞了两箱啤酒，把我跟桌子隔开了，更没人看得见我了。
阿嫫端了碗汤过来，放我旁边：“你坐这干嘛？过去跟他们吃啊。”
“我这有菜。”我指了指面前那碗坨坨肉。
“你那肉都凉了。”她伸手要端走。
“不用不用，”我拦住她，“凉的也好吃。”
她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走了。
我知道她在叹什么，我今年二十六了，在村里，二十六岁的男人，孩子至少两个了。
阿芝比我大两岁，已经三个娃了，大的那个今年上小学。而我呢？单身，在成都租着个四十平米的公寓，每个月工资交完房租水电剩不下多少，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我阿嫫急，她嘴上不说，但我每次打电话回去，她总能找到机会把话题往那上面引。
什么“隔壁阿芝的儿子都上小学了”，什么“你表弟上个月又生了个女儿”，什么“你阿达昨天去赶场碰见你小学同学阿呷，人家老二都会走路了”。
我“嗯嗯”地应着，假装听不懂。
去年过年回家，她终于把话挑明了。那天晚上阿达出去喝酒了，就我和阿嫫在火塘边坐着。她一边翻烤着几个土豆一边说：“克惹，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妈，我才二十五。”
“二十五还小？”她把土豆翻了个面，“我二十五的时候你都上小学了。”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的？人总得结婚生子吧？”
“我不是说不结，”我试图解释，“我是说我不着急。没碰上合适的。”
“什么叫合适的？”她看着我，“阿芝当初嫁过去的时候跟她男人见都没见过几面，现在日子不也过得挺好？感情是处出来的。”
“那是你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怎么了？”她语气硬了一点，“你阿达跟我结婚的时候连新衣服都没给我买一件，我跟你抱怨过吗？日子不也是过下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想说的是，我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我不想跟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凑合过日子，生一堆孩子，然后一辈子困在这座山里，每天睁眼就是地里的活、圈里的猪、孩子的学费。可能是我见的多了，想的多了，所以期待的多了，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很幼稚，那么大个人还期待着感情。
这话在我阿嫫听来就是“你儿子疯了”。她会说：“爱情？爱情能当饭吃？”
我不能说她说得不对。在她那个年代，在她那个环境里，爱情确实是奢侈品。婚姻是搭伙过日子，是两家人的事，是生儿育女，是老了有个伴。但我不想要这样的婚姻。哪怕它稳定、实际、符合所有人的期待，我也不想要。
那天晚上我们没吵起来，但也没谈拢。阿嫫把烤好的土豆递给我，说了句：“你自己想清楚。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挑别人，年纪大了，就是别人挑你了。”
我接过土豆，烫得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没说话。
五
阿芝端着碗过来坐我旁边了。
“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她把碗搁在啤酒箱上，在我旁边坐下。
“挺好，清静。”
她笑了一下：“你从小就这样。人一多就往后缩。”
我有点意外她记得。小时候的事我快忘光了，她倒还记得我往后缩。
“在城里也这样？”
“那倒不是，”我想了想，“城里没人管你坐哪。大家各吃各的。”
“那还是城里好。”她夹了块肉放嘴里，嚼了两下，“村里就这样，啥事都得凑一块，谁家放个屁全知道了。”
我笑了一下。
“听说你还没结婚？”她问得直截了当。
“嗯。”
“为啥？”
“没碰上合适的。”
“什么叫合适的？”
我看了她一眼。她问这话的时候跟我阿嫫问的时候语气完全不一样。阿嫫问的时候带着焦虑和催促，她问的时候就是单纯的好奇，像是打听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
“就是……聊得来的。”我说，“能说到一块去的。”
“你要求还挺高。”她又笑了，“我跟阿呷结婚前就见过一面，现在不也过了十几年了。”
“你过得好吗？”
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问。她低下头吃了两口菜，才说：“还行吧。他那人脾气急，但不打人，钱不多，但饿不着。”
“那就挺好的。”我说。
“好什么好，”她摆了摆手，“我还羡慕你呢。一个人在外面，想去哪去哪，想干啥干啥。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回事了。”
她说完站起来，端着碗又去灶台那边忙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有点胖了，走路的时候肩膀一摇一摇的，跟小时候拿铅笔戳我后背的那个阿芝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人了。
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还剩百分之二十二的电。屏幕上是上周跟同事去龙泉山看桃花的照片，我站在一棵开得正艳的桃树下面，笑得挺开心的。我把手机塞回兜里，端起那瓶已经不凉了的啤酒，喝了一口。
六
坐我旁边那桌的几个人在聊孩子的事。一个说现在的孩子不好管，一天到晚就想玩手机；另一个说可不是嘛，不给玩就又哭又闹；第三个说我们家那个才三岁，不给看动画片就往地上躺，撒泼打滚。然后第一个人又说，那你打嘛，打两顿就好了。第二个说打不得，打了记仇。第三个说那还能咋办，总不能由着他吧。
我听着他们聊，脑子里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以后要是有孩子，在成都长大，会说彝语吗？会吃坨坨肉吗？知道火把节要干什么吗？过年的时候会不会跟我回来看阿普阿嫫？他要是问我“爸爸你为什么是彝族人”，我该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
我爸从来没跟我解释过什么是彝族。他只是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里，让我自己长。我在这座山里长到十三岁，学会了彝语，学会了吃坨坨肉，学会了火把节要围着火堆跳舞，学会了死人要请毕摩来念经。
我在学校里学的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工作后填表格民族一栏选“彝族”，同事们知道了说“哇你是少数民族啊”。
我说“嗯”。
他们又说“那你是不是能歌善舞”。
我说“不会”。他们很失望。
我在成都的生活跟所有汉族同事没什么两样。吃外卖，挤地铁，加班改PPT，周末躺在出租屋刷手机。没人管我是什么民族。有时候我自己也忘了。
只有每次回来，坐在这张长凳上的时候，才会想起来。
七
阿达喝多了，站起来跟人划拳，身子晃了一下，差点撞到桌角。阿嫫过去扶他，被他甩开了，嘴里含含糊糊地嚷嚷着什么。我远远看着，没过去。他这人好面子，在外面喝多了你要去扶他，他觉得你让他丢了人，回家要发脾气的。阿嫫懂这个，所以她只是站在旁边看着，等他实在站不稳了才上手扶。
阿达被扶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头一歪，靠在墙上睡着了。阿嫫给他搭了件外套，又回去接着忙。我看了看时间，下午三点多了。这顿饭从中午十二点吃到现在，桌上的人还没散的意思，划拳声一阵高过一阵。
我站起来，想到外面透口气。走过阿嫫身边的时候她拽了我一下：“去哪？”
“出去站会儿，里面闷。”
“别走远，一会儿还得帮着收拾。”
“知道了。”
我推开堂屋的门，外面冷风一灌，打了个激灵。院子里还有几桌，吃的是第二轮，阿芝给没赶上第一轮的亲戚补的席。我在院子边上找了个石头墩子坐下了。太阳偏西了，斜斜地照在对面的山上，山腰上的苦荞一层一层的，有的已经绿了，有的还荒着，黄褐色的土裸露着。
阿芝的弟弟从屋里出来倒水，看见我坐那儿，犹豫了一下，走过来在旁边站定了。
“克惹哥。”
“嗯。”
“你在成都做什么工作？”
“写东西的，给一个公众号写稿子。”
“能挣多少钱？”
我报了个数。
他想了想，说：“那还不如阿木爬高空挣得多，他去年爬高空，挣了十几万。”
我点点头。
他又问：“那你为啥还要干那个？”
“习惯了。”
“习惯什么？”
我想了想，说：“习惯了没人管我。”
他没听懂，歪着头看我。
“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说，“外面没人管你穿什么衣服，没人管你几点回家，没人管你结没结婚。也没人问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没人拿你跟别人比。”
“那挺好的呀。”
“是挺好的。但有时候也觉得……有点空。”
“什么空？”
我看着他，十七八岁的一张脸，干干净净的，还没被生活磨过。我想跟他说，就是那种半夜加完班回到出租屋，推开门黑漆漆一片，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的空。就是那种过年不回家的时候一个人煮速冻饺子，听着外面放鞭炮的空。就是那种在公司里跟同事聊得热热闹闹，下班了各回各家，谁也不会多问一句的空。
但我没说，说了他也不会懂。他现在满脑子想的是离开这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我十几岁的时候也一样。那时候我觉得山外面什么都有，山里面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二十六岁不到，开始觉得山里面其实也有东西，只是那些东西我够不着了。
“等你出去了就知道了。”我说。
他没再问，倒了水回屋去了。
八
我又坐了一会儿，阿嫫出来叫我，说阿达醒了，要回去。我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进去帮着收拾了碗筷桌椅，然后扶着阿达往家走。
阿达半靠在我身上，满嘴酒气，走路左脚绊右脚。走了半截他突然开口了，含含糊糊地说：“克惹，你在外面……好好干。”
“嗯。”
“别学你阿达，没出息，一辈子窝在这山里。”
“你有出息。”
“有个屁。”他打了个嗝，“我要是年轻的时候也出去闯闯……算了不说了。”
他不说了，我扶着他继续走。晚风从山坳里吹过来，凉飕飕的，吹得路边的枯草沙沙响。我抬头看了一眼天，星星出来了，又密又亮，在成都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星星。
到家把阿达安顿好，阿嫫给我热了碗酸汤。我坐在火塘边喝汤，阿嫫在旁边补一件衣服。
“阿芝那个弟弟那个儿子，考上了大学。”她开口了。
“嗯。”
“学彝文的。”
“嗯。”
“你说他毕了业能干啥？”
“考公务员吧，或者当老师。”
“能挣多少钱？”
“够花吧。”
阿嫫叹了口气，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表弟昨天打电话来，说他媳妇又怀上了，第三个。”
“哦。”
“你表弟比你小两岁。”
“我知道。”
“你就不能……”
“妈。”我打断她，“我不想将就。”
她停下手里的针线，看着我。
“什么叫将就？”
“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找个差不多的人，凑合过日子。”
“我跟你阿达就是差不多的人。”
“你们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想了想，把碗放下：“你们那时候没得选。现在我有得选。”
阿嫫沉默了一会儿，把针在头发里蹭了蹭，继续绣衣服。
“你选了这么多年了，”她低声说，“选出什么了？”
我没接话。火塘里的柴塌了一块下去，火星子往上蹿了一下。我盯着那些火星看，看它们飘到半空中，灭了，变成灰落下来。
九
回成都那天早上，阿嫫照例给我装了一袋子东西，腊肉、香肠、。袋子比上次沉，我拎了一下。
问她：“怎么这么多？”
“阿芝给的。你送了她孩子红包，非得塞东西给我，让我带给你。”
我愣了一下，阿芝给的红包里就一百块钱，她给我回的这些东西市价都不止。我拎着袋子，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替我谢谢她。”
我拎着阿芝和阿嫫一袋子东西，出了门。走到村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阿嫫站在院门口，手搭在额头上遮着太阳，看着我这个方向。我冲她挥了挥手，她也挥了挥，然后我转过去，接着走了。
到镇上坐上了去县城的中巴车，又从县城坐高铁到成都。高铁上我翻了翻母亲给的东西，才发现里面塞了两百块钱，我掏出来看了看，两张崭新的票子，对折着，压在下面，压得平平整整的。我把钱揣进兜里，靠在椅背上闭了眼。
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还是那个事。阿芝的弟弟学彝语言文化，毕业了回来考公务员。我学了四年新闻传播，毕业了留在成都写稿子。我们走了不同的路，但说到底是一样的。都是从山里出去的人，都在找一条能走回去的路。他的路是彝文，是公务员，是留在家乡。我的路暂时还没找到。但我知道我没法再像十几岁那样，头也不回地往外走了。
我坐的那节车厢里，旁边是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个三四岁的孩子。小孩在吃薯片，掉了一地渣，他妈一边骂他一边给他擦嘴。他爸在旁边刷手机，偶尔抬头笑一下。我看了他们一会儿，把视线收回来，望着窗外。
山已经退远了，隧道一个接一个。等出了隧道群，外面就是成都平原了。一马平川，灰蒙蒙的，看不见一座山头。
十
回到成都的出租屋，我把腊肉挂上阳台，香肠塞进冷冻层，酸菜放冰箱。阿芝给的那袋子东西最底下还有一包干菌子，不知道是什么菌，干得皱巴巴的。我捏了一小块闻了闻，有一股松木和土混在一起的味道。我想不起来这个该怎么吃，掏出手机想给阿嫫打电话，看了一眼时间，十一点多了，她肯定睡了，算了，改天再问吧。
洗完澡躺床上，手机连着震了好几下，是阿嫫发来的微信语音。我点开听，她声音压得很低，说阿达今天又喝酒了，回来跟她吵了一架，嫌她给我钱给多了。
阿嫫说“我给他孙女一样给的钱”……我听了两遍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我给他给孙女一样给的钱”——我阿达觉得她给我塞钱塞多了，阿嫫说我给儿子的钱跟给孙女的一样多，有啥不对。
我回了一条：“别吵了，两百块钱至于吗。”
阿嫫又发来一条：“你阿达就那样，喝点酒就找事。别理他。”
我回了个“嗯”。
放下手机，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出租屋的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我搬进来的时候就有，房东说没事，抹层腻子就行。我懒得弄，就一直留着。每天躺床上都能看见那道缝，看习惯了。
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老家房子上的瓦片有道缝，下雨天会漏水。阿达爬上房顶去补，让我在下面递瓦片，我递一块他接一块，补了整整一下午。补完了阿达从房顶上下来，拍拍手上的灰说：“以后这房子就是你的了。”我当时没当回事，觉得那破房子谁稀罕。
现在想起来，那房子还真是我的。阿达说过“家里有你的地”，现在又说“房子是你的”。我在成都没有房，租的这间四十平米的老破小连个阳台都是内嵌的，晒个被子都伸不开。但我在大凉山深处有一栋房子，有三分地，有一片山，有一群跟我血脉相连但已经聊不到一块去的亲戚。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财富。
十一
过了一周，我在公司加班改稿子，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成都的。我接了，是个女孩的声音：“你好，请问是克惹老师吗？”
我说我是。
她说她是某某社区服务中心的，之前在公众号上看到我写的文章，想请我去给他们的一个项目做访谈和文案策划。项目是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做口述史记录。
我问她具体做什么。
她说就是采访一些从外地来成都生活的少数民族，记录他们的故事，整理成文字和视频，最后做个展览。
我说好。
周末我去了他们办公室，在玉林那边，一个老小区的一楼，门口种了一排绣球花。接待我的就是打电话那个女孩，叫小鹿，短头发，戴个圆框眼镜，说话语速很快，跟蹦豆子似的。
她给我介绍项目背景：他们做了个调研，发现玉林片区住了不少从甘孜、阿坝、凉山来的藏族和彝族，有开小饭馆的，有在酒吧唱歌的，有做唐卡画师的，有搞设计的。这些人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但很多人跟老家还有联系，两头跑，她想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
我翻了翻她给我的资料，里面有几个人物，其中一个彝族大哥在玉林开了家烧烤店，来了十几年了，老婆是成都本地人，孩子在上小学。还有一个彝族姑娘在做彝绣工作室，把传统纹样做成文创产品卖给游客。
我看着这些资料，心里动了一下。
小鹿问我：“怎么样？有兴趣吗？”
我说：“有。”
她说：“那下周开始？我给你拉个群，具体对接。”
我说好。
出了她办公室，我走在玉林的街上。两边都是小馆子，火锅、串串、烧烤、冒菜，什么都有。路过一家烧烤店的时候我多看了一眼，招牌上写着“凉山好汉烧烤”，门口摆着几张矮桌子，坐了几桌人在吃，烟熏火燎的。
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老板是个中年男人，彝族口音很重，正跟一桌客人用椒盐普通话开玩笑：“我们这烤小猪儿肉，你吃了就不想走喽！”客人笑，说“那来一份”。老板冲后厨喊了一嗓子彝语，我听懂了——“两份小猪儿肉，多放辣椒”。
我站那儿听了一会儿，走开了。
十二
那个项目做了一个多月。我采访了七个人，写了三万多字的口述史。有开烧烤店的阿伍哥，有做彝绣的娅西姐，有在酒吧唱民谣的阿杰，。他们每个人从山里出来的原因都不一样，但说到最后，都有一个共同点：回不去了。或者说，回去了也不知道能干啥。地还在，房子还在，亲戚还在，但他们已经过不惯山里的日子了，在山里他们也过不惯城里的日子。
跟我一样。
采访娅西那天，她带我去她的工作室看了。在芳草街一个老居民楼里，两室一厅改的，客厅摆了几台缝纫机，墙上挂满了绣片和做好的衣服，色彩浓烈，大红大绿，跟成都灰扑扑的冬天完全两个世界。
娅西给我倒了杯茶，坐下来跟我聊。她比我大十岁，来成都十五年了，最早在荷花池摆地摊卖民族风围巾，后来攒了点钱租了这间房子，慢慢做大了。现在她雇了三个绣娘，都是老家那边的，接单做定制和批发，也跟一些设计师合作。
我问她：“你回过老家吗？”
“回啊，每年都回。”她说，“我妈还在那边。”
“回去什么感觉？”
她想了想：“说不上来。就是……回去了也不想多待。待两天就想走。”
“为什么？”
“不习惯。”她说，“早上起来没地方买豆浆油条。晚上想喝杯咖啡也没有。天一黑街上就没人了，静得吓人。我跟我妈说话，说两句就说不下去了，她说的那些事我不懂，我说的那些事她也不懂。”
她喝了一口茶，又说：“有一回我妈跟我说村里要修路，占了我家一块地，补偿款下来了一万多。她问我这个钱该怎么花。我说存着呗。她说存着干啥，不如给你弟弟娶媳妇用，我就没话说了。”
我笑了一下。
她也笑了：“你说我在成都累死累活一年挣十来万，我妈觉得一万多块钱是大钱，得全家商量怎么花。我不认同她，但我也没法说她不对，她一辈子就见过那么多钱。”
我点了点头。
“所以我现在回去就干活，”她说，“帮着做饭、打扫、喂猪。不聊钱的事，不聊以后的事，就聊今天天气咋样，隔壁家那个娃儿又长高了。聊这些大家都高兴。”
“那你觉得这样好吗？”
“没什么好不好的。”她把茶杯放下，“我跟自己说，我妈还在一天，我就回去一天。等我妈不在了，我大概就不怎么回去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看着她，突然想到我阿嫫。我阿嫫比阿芝姐的妈年轻一些，但也五十多了。我每年回去一两次，每次待三五天。等阿嫫不在了，我大概也不怎么回去了。
那个角落，那条长凳，那一屋子听不懂的闲聊，就跟我没关系了。
十三
项目做完最后那个展览，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小鹿借了社区活动室，墙上贴了大幅的照片和手写的口述史摘录，中间摆了张长桌，上面铺着各家带来的吃食——阿伍哥的小猪儿肉，娅西姐的苦荞饼，阿杰的酥油茶。来的人不少，有社区居民，有采访对象，有社区的工作人员。
小鹿让我上台讲几句。我站上去，看着下面那些人，有汉族、有藏族、有彝族，有老人、有年轻人、有小孩。我清了清嗓子，说：
“我以前老觉得自己是个夹生的人。在山里是城里人，在城里是山里人。两边都不挨着，后来我采访了这些人，发现大家都一样。阿伍哥在成都开了十几年烧烤店，他的彝语已经说不太利索了，但他店里永远放的是彝语歌。娅西的绣品卖到了上海，但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看老家的天气预报。阿杰在酒吧唱民谣，唱的都是汉语歌，但他跟我说他写的第一首歌是彝语的，从来没唱过，因为没人听得懂。”
下面有人笑了。
“我现在也想明白了，”我接着说，“用不着非得选一边。在哪儿就过哪儿的日子。回去了就坐角落，在城里就挤地铁，不丢人。”
说完我下了台，小鹿冲我竖了个大拇指。阿伍哥端着盘小猪儿肉过来，说：“讲得好！来，吃肉！”我拿了一块，烤得焦香焦香的，辣椒面撒得足，吃了一口就辣得直吸气。阿伍哥哈哈大笑，拍了拍我肩膀：“这才是我们凉山人的吃法嘛！”
我也笑了。
那天晚上收了摊，我跟小鹿一起收拾东西。她把墙上的照片一张张揭下来，我在旁边摞椅子。她突然说：“你最后那段话，讲得挺好的。我看你在村里坐角落那个事，你好像挺在意的。”
我说：“是挺在意的。”
“那你以后回去还坐角落吗？”
我想了想：“坐。但不那么难受了。”
她笑了，把最后一张照片塞进纸箱里：“那就行，难受的时候来这，我请你喝咖啡。”
我说好。
十四
前两天阿嫫又打电话来了，问我过年回不回去，我说回。她又问，待几天。我说五六天吧。她说好，又问我，你那个项目做完没有，我说做完了。她说，那挺好。
顿了顿，她说：“你阿达让我问你，有没有谈对象。”
我笑了一下：“还没。”
“你上回说的那个自由恋爱……”她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你慢慢找。不着急。”
我愣了一下。
“阿芝跟我说了，”她接着说，“她说你在城里做那个项目，帮人家少数民族做事，挺好。她还说她弟弟以后毕业了，也想做这种事。你阿达听了没说话，但我看他心情挺好的。”
“嗯。”
“你表弟家那个老三满月，你回不回来？”
“回吧。”
“那行。我跟你阿达说一声。”
挂了电话，我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盯着那道天花板上的裂缝看了一会儿。然后我打开手机备忘录，开始写：
“我又坐到了那个角落。堂屋正中间摆了三张八仙桌……”
写了两百多个字，我停下来，给阿芝姐发了条微信：“过年回去请你吃饭。”
她秒回：“你请我？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回：“请你和你弟。我那个项目做完了，你弟不是想学这个吗？我跟他聊聊。”
她回了个笑脸表情，又补了一句：“那我让我吾千准备准备，别到时候啥也不懂让你笑话。”
我回：“我笑话他干嘛。我自己当年啥也不懂。”
她回：“你现在懂了？”
我想了想，打了五个字：
“懂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