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梅的椅子腿在瓷砖上刮了一声。她站起来的时候手撑在桌布上，桌布跟着滑了半寸，一只瓷勺在碗沿上磕了一下，响。她绕过椅子往后走，走了两步，回头看了一眼主桌。
主桌右边第二个位子空着。椅背上搭着一件深蓝色外套，是进门的时候她给儿子搭上去的。那会儿厅里的空调还没开足，孩子说冷，她说这个天冷什么，还是给他搭上了。外套下面压着一个帆布包，拉链开着，露出半截白色的充电线。
她刚才不在座位上。她去了一趟后厨，跟掌勺的师傅说，最后那道甜汤等孩子念完话再上。来回五六分钟。
回来坐下，喝了半口水，一扭头，那个位子空了。
她收回目光，脚步快起来。
十二点整开席，现在是十二点三十一。
喜相逢二楼这个厅摆了二十桌。中间十八桌，靠墙又加了两桌，桌布是上午从楼下仓库临时搬上来的，颜色比别的浅一号，边角还有折过的印子。两百一十几号人，坐得满，椅子背挨着椅子背，端菜的人要从两条椅子中间侧着身子挤过去。
台上那条横幅红底金字，“贺吴桐同学金榜题名”。字是昨天下午现做的，最后那个“名”字的金粉有点糊，从台下第三排往上看，像少了一笔。横幅两头各拴着一串红色气球，已经被小孩拽下来两个，一个绑在手腕上，另一个不知去向，只剩一截白线在空调风里摆。
空气里是酒席的味。蒸鱼、蒜蓉、热油，混着糖果的甜，底下压着一层消毒水——上午十点这个厅还办着别人的满月酒，地上洒过啤酒，拖了一遍，味道没散干净，跟热气一起往上走。靠门那两桌有人抽烟，烟走到空调出风口，被吹散了。陈牧站在台侧，手里端着半杯茶。
茶是凉的。他十二点差十分到的，从后厨那扇门进来，一直站到现在。他不是这家的亲戚，是请来的司仪。原来那个司仪昨天夜里十一点发消息说发烧，婚庆公司今天早上七点把他从床上叫起来，一场六百，流程表一张，话筒一支，从开席到散场，两个小时。
流程表他折成四折，塞在西裤后袋里。那张纸他看了不下十遍，闭着眼也能背：十二点开席，十二点十分上第一道，十二点四十学生发言，一点整主家敬酒，一点十五上主食，一点二十送客。十二点四十，学生发言。
发言的是今天的主角，吴桐，十八岁，考上南方一所理工院校，车辆工程。开席前，母亲在后台跟陈牧说过一句话，说孩子脸皮薄，一会儿您多担待。说这话的时候她的手在包带上捏了一下，捏完又抹了抹包带上的褶子，像是要把那句话按回去。陈牧当时点了下头，说“行”。
他记得那孩子。十一点四十，那孩子在后台门口站过一会儿。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头发有点长，遮住眼睛。手里捏着一张A4纸，对折过很多次，纸边已经软了，像一块洗旧了的布。陈牧问他是不是要上台的那个，他抬了一下头，说“嗯”，然后又低下去。就这一个字。
十二点整，陈牧拿着话筒上台，说了开场。他说今天这场是喜事，是吴家的喜事，也是这二十桌人的喜事，请吴桐同学上来，给大家鞠个躬。那孩子从主桌站起来，走得很快，两步并一步跨上台，鞠了一个躬，腰弯到九十度。起来的时候脸是红的。台下鼓掌，有人喊了一声“好”，有人举手机拍。他站在台上不知道往哪儿看，眼睛盯着横幅底下那根绳子，站了大概四秒，然后自己走下去了。
那是第一次。准备好的。第二次在十二点四十。陈牧把茶喝到杯底，抬起眼睛，看了一遍这个厅。
主桌在台前偏左，八个人坐了七个人。孩子在的那个位子空着，那件深蓝外套还搭在椅背上。旁边坐的是奶奶，七十八岁，耳朵背，正低头用筷子尖挑一根鱼刺，挑得很仔细。再过去是孩子的姑姑，正在给身边的小孩夹菜。孩子的父亲吴建军不在座位上，站起来在第七桌那边，一只手举着杯子，另一只手在空中比划。
中间这一片，十八桌人都在吃。有人在给小孩剥虾，有人在看手机，有两个人端着杯子站起来，隔着两桌喊话，喊完又坐下。靠门那一桌有个老头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正拿牙签剔牙，剔完把牙签插在烟灰缸的边上。
台上空着。
陈牧站在台侧，看着那个女人一桌一桌走过去。她走到侧门，抓住一个端托盘的服务员。托盘上还架着三盘凉菜，被她拽得歪了一下，小姑娘赶紧用胳膊肘顶住。
“看见我家孩子没有。”
“哪个孩子。”
“穿白衬衫的，这么高。”孙玉梅抬手，比到自己眉毛上面一点。
“没看见。”小姑娘往厅里瞟了一眼，“刚才是有人从后头出去，我没看清，我端着东西。”
“往哪儿出的。”
“就那个门。”她下巴往侧门那边点了一下，“出去是走廊，走廊那头是洗手间，再过去是货梯。”
孙玉梅松开手。小姑娘往前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她一眼，托盘上的汤汁晃了一下。孙玉梅转回来，从靠门那两桌开始，一桌一桌看。第一桌，八个大人两个小孩，没有。第二桌，有个背对她的年轻人，白衬衫，她伸手要拍肩膀，那人转过头，四十多岁，秃顶。第三桌，第四桌，她走得越来越快，眼睛只在人脸上停半秒。有人跟她打招呼喊“嫂子”，她点一下头，脚步没停。
第五桌有个人拉住她。是她妹妹，正拿着一只蟹腿，手上油汪汪的。
“姐，桐桐呢，怎么没见着。”
“在后台。”孙玉梅说，“准备稿子。”
“哦。”她妹妹把蟹腿放下，抽了张纸擦手，“那孩子紧张吧，那么多人。”
“紧张什么，又不是没见过。”
孙玉梅说完这句，自己愣了一下。她妹妹还在说话，说这蟹不错，说这厅的空调开得太低，说她家那口子又喝上了。孙玉梅应了两声，把手从妹妹手里抽出来，说我去看看他。她说完这句，就往前走。她妹妹在后面喊了一声“姐，一会儿让他过来敬酒啊”。
她没回头。
到第七桌她站住了。第七桌是她丈夫那边的亲戚。吴建军正端着杯子站起来，脸红得像刚出锅的虾，领口解开两颗扣子，说话的时候脖子上的筋一鼓一鼓。他一只手举杯，一只手在空中画圈，画完了往桌上一拍，一桌人都笑。孙玉梅看了两秒，转身走开。她走到台边那根立柱后面，从包里摸出手机。屏幕亮起来，三个未接来电：一个卖保险的，一个她妹妹，一个昨天晚上的。
微信置顶那个对话框，最后一条是她昨天晚上十一点发的——“明天穿那件白衬衫，我给你熨好了，挂在衣柜门上。”
下面没有回。
她按了拨号。听筒里是彩铃，一段钢琴，弹到第二遍的时候她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了一眼屏幕，又贴回去。第三遍，她按掉了。她又拨了一次。这一次她没等彩铃响完，听见“您拨打的电话”就把手机塞回包里。塞得很用力，包的搭扣没扣上，她也没管。
正门在厅的另一头，门边立着一个迎宾牌，牌子上贴着那孩子的照片，去年冬天拍的，穿羽绒服，笑得有点僵。牌子后面是走廊，走廊尽头是电梯。电梯门开了又合上，上面的数字从5跳到1，又从1跳到5。孙玉梅看着那个数字跳了两回。然后她转过头，往厅的另一头看。后门在那儿，被一根方柱挡着半边。从她站的位置只能看见门框的一条竖边。门是关着的，门上那块小玻璃是暗的。
陈牧在台侧看着她。他先看的是鞋。那双鞋是新的，酒红色，跟裙子一个色，鞋跟不高，后跟贴着一块创可贴，创可贴的边已经卷起来，粘了一层灰。她走路的时候左脚有点跛，右脚落地重，走一步，身子往下沉一下。
然后他看她的手。一只手拎着包，另一只手一直在摸左手腕上的镯子。那是个老式的金镯子，宽边，磨得发亮。她摸到第三遍的时候把它往上推了推，推到手背上面，又推回来。
他摸了一下口袋，指腹压住表壳。十二点三十三。
流程表上那一行是他自己写的，黑笔——“学生发言 3 分钟”，后面画了个括号，括号里写“稿自备”。
这件事不归他管。
他的活儿是流程：几点上台，几点敬酒，几点上主食，几点送客。人不见了是家里的事，家里的事有家里的人。他把茶喝完，把杯子放在台侧那只音箱上。音箱外壳是木纹的，被烟头烫过一个小坑，坑的边缘发黄。然后他又看了一眼主桌那半个空位。
他算过一笔账。这顿饭顺顺当当走完，他拿六百块，晚上还有一场，在城东，是寿宴，八桌，能赶得上。要是这儿出事——孩子找不着，或者找着了但已经闹起来——这六百块他拿得不踏实，婚庆公司那边下回也不一定还叫他。可他要是现在走过去，一个外请的司仪，跑到主家面前说“我看你儿子不见了”，人家可能还得反过来安慰他一句“没事没事，可能上厕所了”。
孙玉梅走回来的时候，走到了台边。她先看见的是那支话筒。话筒架在台口，黑色的，线绕了两圈挂在架子下面，一截胶布缠在接口处。然后她往上看，看见了陈牧。
“小陈。”
“姨。”
“我家孩子不见了。”
“我家孩子不见了。”
陈牧没有立刻接话。他先把话筒从架子上取下来，拇指按住开关，咔一声关掉，放在音箱顶上。做完这个他才转过来。
“什么时候不见的。”
“刚才还在。”
“刚才是什么时候。”
“上那道鱼的时候。”孙玉梅说，“清蒸的那条，我还给他夹了一块，他吃了。”
“现在上了几道。”
“四道。”
陈牧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后背的衬衫贴住了，凉。
他往主桌走。孙玉梅跟在后面，高跟鞋在瓷砖上敲得急，敲到第三步她停下来，把右鞋脱了，拎在手里，光着一只脚走。
陈牧回头看了一眼，没说话。
主桌那边还有三个人在吃。奶奶低着头挑鱼刺，挑得很仔细，挑出来的刺在骨碟边上码成一小堆。姑姑在给身边的小孩夹菜。姑父在看手机，屏幕上是绿色的曲线。没人往这边看。
陈牧绕到那个空位子旁边，站住。椅子往里推了半尺，椅背和桌沿几乎齐平。外套搭在椅背上。是搭的，不是扔的，两个袖子垂下来，一边长一边短。外套底下压着那个帆布包，拉链开着一半。桌上有一部手机，屏幕朝下，压着一张用过的餐巾纸。餐巾纸折成四折，折得很整齐。碗里的饭吃了小半碗，剩下的饭粒结在碗边，已经干了。筷子架在筷架上，两根并齐，筷头朝左。
那瓶橙汁没开。塑封上的水珠干了，留下一圈白印。桌布上有一小片汤渍，颜色已经发暗。陈牧蹲下去。椅子腿旁边有一小片纸，撕下来的，被踩过一脚，边上有一道蓝格。他伸手要捡，指尖碰到的时候又停住，缩了回来。他以为是菜单撕下来的角——这厅的菜单是蓝格纸打印的，早上他见过一张。
他站起来。
“姨，他不是走丢的。”
“什么。”
“他是自己走的。”
孙玉梅把手里的鞋放到地上，脚伸进去，没踢后跟，鞋帮被踩塌了一块。
“你怎么知道。”
“手机在桌上。”陈牧说，“外套也在这儿。他要出门，得拿手机。”
“他可能就下去买个东西。”
“下楼买东西，筷子不会摆得这么齐。”陈牧说，“碗里还剩小半碗，筷子架在架子上，两根并齐。他是吃完了，把筷子放下，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去，然后走的。”
孙玉梅看着那副筷子。
“椅子推回去了？”
“推了半尺。”陈牧说，“走的时候还想着别挡人道。”
孙玉梅的手又去摸那个镯子。摸了一下，停住。
“那他能去哪儿。”
“他今天早上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她说，“五点我就起了，煮了六个鸡蛋。他吃了两个，说咸了。”
“还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一句都没有。”
孙玉梅想了一下。
“他问了一句，那个稿子非得念吗。”
“您怎么说的。”
“我说你说呢。”
陈牧没有接。
“他就没再问了。”孙玉梅说，“他从小就那样，问一句，我一说，他就不问了。”
“他身上有多少钱。”
“我怎么知道。”
“您给过没有。”
“早上给了他两百。”她说，“让他一会儿给同学包个车，几个孩子说好了散场去唱歌。他揣兜里了。”
“两百块，走不远。”陈牧说，“他还在楼里。”
“他为什么要跑。”
陈牧看着她，没有答。
“小陈，我问你他为什么要跑。”
“我不知道。”陈牧说，“我得先让他回来。回来您自己问。”
孙玉梅盯着主桌那半个空位看了两秒，忽然转身，往侧门走。
“姨。”
她没停。
“姨，您去哪儿。”
“找音响。”她头也不回，“这厅里有广播，我刚才听见后厨那边喊人，就从天花板上的喇叭里出来的。”
陈牧快步跟上去，站在侧门那条通道口。通道不宽，两边堆着撤下来的椅子，他一站，路就堵了大半。
“您让开。”
“姨，不能广播。”
“为什么不能。”
“广播一响，全厅都知道他跑了。”
“知道就知道。”孙玉梅说，“找到了要紧。”
“找到了，然后呢。”
她愣了一下。
“然后他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两百个人看着他。”陈牧说，“他从哪条道走？走正门，两百个人看。走侧门，还是两百个人看。”
“那你说怎么办。”
“我来找。”
“你怎么找。”
“我不找。”陈牧说，“我让他自己回来。”
“他怎么会自己回来。”
“因为他知道你们在等他。”
“他不知道。”孙玉梅的声音一下子高了，“他要是知道，他就不跑了。”
这句话出来，她自己先停住了。厅里靠门那两桌有人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
陈牧没动。
孙玉梅绕过他，往台上走。台口的台阶有两级，她一只脚踩着后跟塌了的鞋，上得很急，第二步差点绊住。她伸手去够话筒架，摸了个空——架子上是空的。陈牧已经跟上来，话筒在他手里，开关关着，背在身后。
“你给我。”
“不给。”
“这是我的席。”
“话筒是我的。”
孙玉梅的手停在半空。
“你的？”她说，“我花钱请的你。”
“六百。”
“我给你一千。”她把包打开，手伸进去，摸出一沓钱，抽了一半出来，抓在手里，“你把话筒给我。”
陈牧看着她手里那把钱。有红的有绿的，边上还夹着一张超市的小票。
“姨，”他说，“您现在上台，说一句『吴桐，你妈找你』，这二十桌人今天晚上回去，说的都是这一句。”
“我不怕人说。”
“您不怕。”陈牧说，“他怕。”
孙玉梅的手在抖，钱在她手里发出很轻的响声。
“他才十八。”她说，“十八岁的孩子，脸皮比纸薄。您让他当着两百个人的面，从门口走进来，再从这二十桌中间走过去，走到这儿坐下——这顿饭还有四十分钟。”
“那我不找了？”她的声音劈了一下，“我坐在这儿吃？我吃得下去吗我。”
“您吃得下去。”陈牧说，“您还得笑。”
孙玉梅看着他，眼睛红了，但是没有掉下来。
“小陈，你不懂。”她说，“我就这一个儿子。”
“我懂。”
“你不懂。”她把钱往包里一塞，塞得乱七八糟，“他奶奶七十八了，今天早上四点就起来换衣服，说要看着孙子念那段话。她耳朵背，她听不清，她就是要看着。”
陈牧没有说话。
“他姑父从县里开车来的，开了三个钟头。”孙玉梅说，“他班主任坐在第九桌。他同学坐了两桌。这些人今天来，是来看他念那段话的。”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拦我。”
“我拦您，是因为这段话说得成。”陈牧说，“广播一响，就说不好了。”
孙玉梅的手扶住台口的栏杆，栏杆是空心钢管，她扶上去，钢管响了一声。
“给我十分钟。”陈牧说。
“十分钟他能走到哪儿。”
“十分钟我能把这件事压下去。”
“压下去。”她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声音低下来，“压下去，然后呢。”
“然后他自己回来。”
孙玉梅没有回答。她低头看自己的脚，一只鞋提上了后跟，另一只还踩着。她把那只鞋提起来，提了两下没提上去，弯腰用手去拽。拽到第三下，她直起身。
“十分钟。”她说。
“十分钟。”
她转身往侧门走，走了两步又回来，站在陈牧面前。
“小陈。”
“嗯。”
“他要是十分钟不回来呢。”
陈牧往厅里看了一眼。
“那我就想别的办法。”
陈牧把话筒放回架子，开关还是关着的。他往主桌走。孙玉梅没有回主桌。她站在侧门里头，背靠着那根方柱，一只手扶着柱子的边。陈牧从她身边过去，低声说了一句“站这儿别动”，她没答。奶奶先看见他。老太太抬起头，眼白上有一层黄，眼皮松下来，垂着。
“小陈。”
“奶奶。”
“桐桐呢。”这一句声音很大——她自己听不见，以为别人也听不见。
整桌人都抬起头。
姑姑把筷子放下：“是啊，怎么半天没见人。”
陈牧笑了一下：“在后台对稿子。”
“对什么稿子。”奶奶说，“念个话还要对半天。我们那时候，让说就说，站起来就说。”
“现在孩子讲究。”陈牧说。
姑姑站起来：“我去看看他。”
“姨，别去。”陈牧说，“后台乱，地上全是线，绊脚。他正对着呢，一进去他就断了。”
姑姑坐回去，从包里摸手机。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在后头别紧张。”
“他手机在桌上。”
陈牧说完这句就后悔了。姑姑的眼睛落到桌面上。那部手机就压在那张折成四折的餐巾纸上，屏幕朝下。
“手机在桌上？”姑姑说，“那他上哪儿对稿子去了。”
陈牧往旁边挪了半步，正好把她的视线挡住一半。
“刚才还在。”他说，“可能去洗手间了。”
“洗手间不带手机？”
“小孩上厕所不带手机的多。”陈牧说，“带着蹲半个钟头。”
姑姑把手机放回包里，还是看着他。奶奶没听清，问：“什么。”
“上厕所去了。”姑姑凑到她耳边喊。
“哦。”老太太点点头，“那等他。他从小就爱蹲厕所，一蹲半天。”
她把骨碟往边上推了推，又去挑鱼刺。陈牧刚要转身，第七桌那边传来椅子响。吴建军过来了。他手里还端着杯子，杯里剩下一个底，走一步晃一下。领口解开两颗扣子，锁骨那块皮肤是红的，一直红到耳朵。
“怎么了。”他嗓门比奶奶还大，“都站这儿干什么。”
“没事。”陈牧说，“叔，您回去坐。”
“我儿子呢。”
“上厕所。”
“上厕所你们围一圈？”吴建军把杯子往桌上一放，杯底磕在转盘边缘，转盘转了半圈，一盘剩菜转到了别人面前。
“我去看看。”
他转身就要走。陈牧拉住他的胳膊。吴建军的胳膊很硬，衬衫底下是常年干活的那种硬。
“叔，您坐下。”
“你拉我干什么。”
“您坐。”
吴建军甩了一下，没甩开。
“小陈，你松手。”
“您坐下我就松。”
吴建军看了他两秒，坐下了，坐得很重，椅子腿在地上蹭出一声。
“这孩子。”他说，“从小就闷。”
一桌人看着他。
“一天说不了三句话。”吴建军说，“我跟他妈说过多少回，这孩子这样不行，到社会上要吃亏。他不听。他听他妈的不听我的。”
姑姑说：“哥，你少说两句。”
“我说错了吗。”吴建军说，“今天这么大的事，两百多号人，他躲起来。这像话吗。”
“他没躲。”陈牧说。
“那他去哪儿了。”
陈牧没答。
吴建军把杯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抹了下嘴。
“一会儿他上来，我让他念。”他说，“念完，这一杯我干了。”
“叔。”
“怎么。”
“一会儿再说。”
吴建军没听出这句话里的意思。他把杯子放下，靠在椅背上，眼睛半阖着，脸红得发亮。
姑姑忽然说：“调监控吧。”
陈牧转过头。
“这楼里有监控。”姑姑说，“大堂有，走廊有，后门外面也有。调出来看看他往哪儿走了。”
姑父这时候抬起头，把手机放下：“要不报警。”
“报什么警。”陈牧说。
“孩子丢了不报警？”
“没丢。”陈牧说，“他自己走的。”
“自己走的也是丢了。”姑父站起来，“二十四小时才立案，我知道。先打个电话，人家能帮着看个监控，这总行吧。”
他一边说一边往兜里摸手机。
陈牧往侧门走，走到一半，一个人从正门那边过来。胸前别着工牌，手里拿着对讲机，走路的时候鞋底在地砖上蹭出很轻的一声。
“陈老师。”
“马经理。”
“什么情况。”马经理三十来岁，头发抹了东西，在灯底下很亮。
“孩子出去透气。”
马经理看了一眼主桌那个空位，又看了一眼站在侧门口的孙玉梅。
“要不要我们配合。”他说，“后门外面是消防通道，通后巷。我们这边可以叫两个人去后巷看一眼。大堂的监控也能调，我打个电话就行。”
对讲机在他手里响了一声，沙沙的电流声，里面有人说“三楼雅间加两把椅子”。马经理按了一下侧面的键：“等会儿。”
“马经理。”
“您说。”
“先别叫人。”
“不叫？”他抬起头，“陈老师，孩子要真出去了，后巷那头就是马路。”
“我知道。”
“那……”
“给我十分钟。”陈牧说，“十分钟以后要是还没回来，您再叫人。”
马经理看了他两秒，把对讲机别回腰上。
“行。”他说，“不过陈老师，我这边三点还有一场，两点半就得进场布置。您这边要是闹起来，前厅那边压不住。”
“压得住。”
“那我等十分钟。”
他走了两步，回头。
“陈老师。”
“嗯。”
“后门那个门轴坏了，合不严，一直留条缝。”他说，“风一吹就开。您要是找孩子，门外那条道也得看看，那边通后巷。”
“知道了。”
马经理走了，走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主桌那边，才拐进正门。
陈牧回头。
侧门口空了。
他走过去，推开侧门。
走廊里的灯是白的，比厅里亮，地砖浅灰色，接缝里积着一条黑。
孙玉梅在走廊中段，蹲在墙根。一只手撑在地上，一只手捂着嘴，手背上青筋鼓起来。
她捂得很紧，声音还是出来了。不是嚎，是一阵一阵的，中间隔着长长的吸气。
走廊很长。墙是米色的，贴到一米二是深色的护墙板。墙上有一个消防栓，玻璃门里卷着一盘水带，水带上的漆掉了一块。天花板那头挂着一块绿色的牌子，写着“安全出口”，箭头朝左。
她的手机掉在地上，屏幕朝上，还亮着。是拨号界面，一串号码，最上面那个备注是“桐桐”。
她抬起头，看见是陈牧。
“他四岁的时候走丢过一次。”她说，声音哑的，“在超市。我找了四十分钟，找到他的时候，他在卖鱼那儿看鱼。看了四十分钟。”
她低下头。
“那次他看见我，哭了。”她说，“这次他不会哭。”
陈牧站在门口，没有过去。
他听见身后厅里的声音变了。刚才那种声音是碗筷、说话、笑，混在一起，像水。现在这片水里有一处空了——靠侧门那两桌的声音小下去，有人在问“怎么了”，问了两遍，第三遍的时候有椅子响。
他回头看了一眼。有三四个人站起来，正往这边看。第九桌有个戴眼镜的男人也把头转过来了，那是孩子的班主任。
陈牧把侧门拉上。
门是包着皮子的，合上的时候有一点风，扑在他手背上。哭声被关在外面，闷了一半，还能听见一点，像从隔壁传过来的。
他背靠着门，站了三秒。
表在口袋里。他没有拿出来看。他知道现在是十二点四十七，他答应的是十分钟，已经过去六分钟。
厅里二十桌人还在吃。第五道菜刚上，是肘子，服务员端着托盘从两条椅子中间侧过去。台上空着，话筒架空着。
他往台侧走，走得很快。
摄影师老赵靠在靠门那根柱子上，单反挂在脖子上，补光灯的三脚架撑在旁边，灯没开。他正低头看相机里的照片，一张一张翻。
“老赵。”
“哎。”
“后门外面那条走廊，你去站一会儿。”
老赵抬起头：“站那儿干什么。”
“抽烟。”
“我不——”
“你就在那儿抽烟。”陈牧说，“看见穿白衬衫的，别喊，别拦，跟在他后头，看他往哪儿走。他要是往回走，你先进来跟我说一声。”
老赵把相机从眼前拿开。
“孩子跑了？”
“没跑。”陈牧说，“出去透气。”
老赵看了他一眼，没再问。他把补光灯从三脚架上拧下来，扛在肩上，线在地上拖着，走了两步又回头。
“要是他往外头走呢。”
“跟着。”
“跟到马路上也跟？”
“跟到马路上也跟。”陈牧说，“你别跟他说话。”
老赵吐了口气，把嘴里那根没点的烟换到另一边嘴角，从后门出去了。陈牧走到台侧，摸出流程表。一点整，家长致辞。他用笔把“一点”划掉，在旁边写了“12:42”。说完他看了一眼那个数字，又看了一眼主桌。吴建军正靠在椅背上，脸红着，杯子在手里转。陈牧把流程表折起来，走上台。他在话筒开关上按了一下，红灯亮了。
“各位。”
厅里的声音低了一层。
“原定一点钟的家长讲话，我们挪到前头来。”
有人抬头。
“菜还要等一会儿，趁这个空，请吴桐的父亲，吴建军先生，跟大家说两句。”
他把手往主桌那边一伸。主桌那边没有动静。吴建军还靠在椅背上，眼睛半阖。姑姑推了他一把，他又被推了一下，才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他把桌上的杯子也带起来了，酒洒了一点在手背上。他往台上走，走得有点斜。台下有人鼓掌，鼓得很零散。陈牧把话筒递过去。吴建军接过来，先对着话筒吹了一口气，噗的一声，前排有小孩笑。
“我儿子考上大学了。”
掌声响起来，这一次整齐。
“我这个当爹的，没什么本事。”吴建军说，“书我念得少，小学三年级。他能念到大学，是他妈管得严。”
“这些年我在外头跑车，一个月回来两天。家里的事都是他妈。他念书念到几点，他妈陪着。他考砸了，他妈打他。我从来没打过他一下。”
台下有人笑。
“这孩子从小就闷。”吴建军说，“一天说不了三句话。我跟他妈说，这孩子这样不行，到社会上要吃亏。他不听，他听他妈的不听我的。”
笑声小下去了。
“今天这么大的事，两百多号人，他躲起来。”
陈牧站在台侧，手指在裤缝上蹭了一下。
“我一会儿让他上来。”吴建军说，“让他念。念完，这一杯我干了。”
他把手里的杯子举起来。杯子是空的，他举着，举了半秒，放下去。台下有人喊了一句：“让孩子上来说啊。”
“对，让孩子上来。”
“吴桐！”
“吴桐上来！”
起哄的声音从靠门那几桌开始，一圈一圈往里传。有人鼓掌，有人拍桌子，有人吹口哨。第九桌那个戴眼镜的男人也拍了两下手。吴建军被这声音托起来了。他转过身，对着厅里，把话筒举高。
“吴桐！”他喊，“你上来！”
陈牧往前迈了一步。
“吴桐！你爸叫你！”
声音从两只音箱里出来，撞在墙上，回来的时候已经有点糊。吴建军又往前走了半步，走到台口，话筒对着左边那只音箱。
啸叫。
一声尖的，从音箱里扎出来，扎进每个人的耳朵。前排的小孩捂住耳朵，有人“哎哟”了一声，有人笑，笑声跟啸叫混在一起，乱成一团。
陈牧两步跨过去，一手扶住吴建军的胳膊，一手把话筒从他手里抽出来。
吴建军还不肯松：“我还没说完。”
“叔，先上菜。”
“上什么菜，我儿子还没上来。”
“先上菜。”陈牧说。
他把话筒换到左手，右手对着后厨那扇门的方向抬了一下。后厨门口站着的一个小伙子看见了这个手势，转身进去了。吴建军站在台口，手还举着，举了两秒，放下来，自己走下台。走的时候脚下绊了一下，扶了一把椅子背。厅里的声音没有马上回来。
有人在交头接耳，有人在往主桌看，有人在往侧门看。第九桌那边有个人站起来了，往门口走了两步，又站住。孩子同学那两桌，有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说话，其中一个掏出手机。
陈牧站在台上，把话筒开关关掉。
十二点四十七。他答应过十分钟。
台上那盏追光还亮着，打在他脚边，光圈里有一层细细的灰在动。
老赵从后门进来了。
补光灯还扛在肩上，灯头朝着地。他走到台侧，把灯放下，摇了摇头。
“后头没人。”他说，“楼梯间我上到三楼，下来到一楼，都没有。后巷那头我探头看了一眼，也没人。”
“后门呢。”
“后门留着缝。”老赵说，“那个门合不严，我推了一下就出去了。后巷没人。”
陈牧没有说话。
孙玉梅从侧门进来。她脸上擦过了，眼下那块还是红的。睫毛膏晕开一点，在眼角拖出一道浅灰。手里攥着一团纸巾，攥得很紧，纸已经软了。
她走到陈牧面前站住。
“十二点四十七。”她说。
“十二点四十八。”
“你答应我十分钟。”
“我知道。”
“六分钟你就把人弄上台了。”她的声音很平，“你让他爸上去喊。全厅都听见了。”
陈牧把话筒放回架上。
“我以为能拖住。”
“拖住什么。”孙玉梅说，“拖住有什么用。”
她没有提高声音。她这样说话比刚才难听。
“小陈，我一开始就说广播。”她说，“你不让。你说你找。你找了六分钟，找到什么了。”
陈牧没答。
“我儿子现在在哪儿，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你还拦我。”
陈牧看着她。
“我不拦了。”
孙玉梅愣了一下。
“您要去就去。”陈牧说，“音响在后厨旁边那个小屋，门朝西，进去右手边有个机柜。您进去，里头有人，他得问您干什么。您一开口，整层楼都知道吴家的孩子不见了。”
他把话说完，往旁边让了半步。孙玉梅没有动。
“您去吧。”陈牧说。
她还是没动。厅里的声音慢慢回来了。服务员推着餐车从后厨出来，车上摞着五个白瓷盘，盘子上扣着不锈钢的盖子。有人喊“这边这边”，有人敲碗。孙玉梅站在台侧，脚下是那两级台阶。她的影子被追光打在幕布上，很矮，很短。
“三分钟。”陈牧说。
“什么。”
“再给我三分钟。”他说，“三分钟以后您还想去，我带您去。我给您开那个门。”
“三分钟你能干什么。”
“我还没想好。”
孙玉梅看了他很久。她把手里那团纸巾展开，看了看，又揉回去。
“三分钟。”她说。
她没有走，站在台阶下头，一只手扶着栏杆。陈牧转过身，面对这个厅。他站了一上午，腿是乏的。从脚踝往上，一直乏到膝盖后头那根筋。后背的衬衫早就干了，干得不匀，有一块硬。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是刚才说话说多了。他从早上到现在没吃东西，胃里空着，空到有点发酸。他抬起眼睛。不是看人。是看位置。
二十桌，摆成一个“品”字，主桌在最前，靠左。中间十八桌分成三排，每排六桌。靠墙那两桌是加出来的，桌布颜色浅一号，坐着的是来得晚的远亲。厅是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台在东头，正门在西头。所有人一进门，脸就朝着台。
后门在西南角，被一根方柱挡着半边。从后门进来，沿着南墙走，走到主桌，是八米。这八米中间要经过两桌的椅背，一桌是孩子的同学，一桌是远亲。走这条道，人是侧着身的，得从椅背后头挤过去。陈牧看着那八米。正门到主桌，是二十二米，走厅中间，所有人都看得见。后门到主桌，是八米，走墙根，最多六个人能看见。
灯在厅顶正中，一盏大的，水晶的，二十四个灯泡坏了三个，看着像缺了牙。四周一圈筒灯，靠后门那一片暗，有两颗是坏的，一直没换。台上有一道追光，从天花板斜着打下来，落在台口，光圈边缘有一层毛。
音箱在台口两侧，左边那只离话筒架一米二。话筒一过那条线就啸叫。
二十桌人，除了主桌和台前那两桌，剩下十七桌，脸都朝着台。
陈牧的手指在裤缝上敲了两下。
台上空着。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台上空着，是坏事。台上空着，所有人的眼睛就没有地方放，就会到处看，就会看到主桌那个空位，就会看到侧门口那个来回走的女人。台上要是有人，两百多张脸就都得朝着台上。陈牧把手伸进裤袋，摸到那支笔。他把流程表抽出来，摊在音箱顶上。纸上有他刚写的那行字，“12:42”，后面画了个圈。他把笔帽咬开，在纸上写了两个字。
合影。
陈牧把流程表折起来，塞回裤袋。他走到侧门口。孙玉梅靠在方柱上，一只手扶着柱子的边。
“姨。”
“嗯。”
“您回主桌坐着。”
“我坐不住。”
“坐不住也得坐。”陈牧说，“您站着，全桌人都知道出事了。”
孙玉梅抬起头。
“我坐着，他就能回来？”
“您坐着，别人就不看您。”
“那我儿子呢。”
“他回来的时候，没人看他。”
孙玉梅看了他三秒。她松开柱子，往主桌走。走到主桌，她拉开椅子坐下。坐下的时候把椅子往里挪了挪，挪到跟桌沿齐平，然后把手放回桌面上。她面前的碗是空的，筷子架在架子上。陈牧转过身，看了一眼这个厅。
这厅里的人，他刚才试过一次。开席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大家把杯子举起来，我数三个数，一起喊个好”，数到三，两百多个人喊了。喊得不算齐，但喊了。他那时候就知道，这些人肯开口。现在不是喊的事。他看了一眼表。十二点四十八。他答应过三分钟，从十二点四十八到十二点五十一。四张照片，一张四十秒，加起来不到三分钟。拍得慢一点，能拖到四分钟。
老赵说后门留着缝。
那个门轴坏了，合不严。孩子要是从那儿出去的，回来还能从那儿进来。
他不知道孩子在楼里哪一层，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后门外面是消防通道，通后巷。孩子要是已经下去了，这四张照片就白拍。
他只知道一件事：那条道是八米。八米要是没人看，他就走得回来。
陈牧转身走上台。
他把话筒从架子上取下来。取的时候手指在话筒头上弹了两下，噗，噗。台下有人抬头。
开关按下去，咔一声。
“各位。”
厅里的声音低下去一半，还有一半在响。
“各位。”
又低下去一层。
“今天这个环节，我们改一下。”
靠门那桌有人把筷子放下了。
“原定下面是学生代表发言。”陈牧说，“发言先放一放。”
“我们先拍个合影。”
安静了半秒。
“现在拍？”第二排有人问。
“现在拍。”陈牧说，“趁菜还没上完，人还齐。”
“怎么拍。”
“请各位把手机举起来。”
“举手机干什么。”
“我们不用相机。”陈牧说，“今天用大家的手机拍。”
“两百台手机拍一张合影？”
“对。”
“拍出来能看吗。”第三排一个女人笑着问，手里还捏着一只虾。
“拍出来好不好看不重要。”陈牧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拍了。”
厅里笑了。
这一笑，气氛就松了。有人先举起手机，一个，两个，一片。屏幕的光在厅里亮起来，一块一块，有白的，有蓝的，有人的手机屏保是孩子的照片，光打在桌布上。
“举高一点。”陈牧说。
“往台上看。”
“我数三个数。”
前排有个老太太举着手机，屏幕是黑的。她孙女伸手过去，在她手机上点了一下，屏幕亮了，老太太“哟”了一声，把手机举到眼前，又举高。靠门那桌有个男人把手机举反了，镜头对着自己，他旁边的人笑着伸手给他转过来。
“一。”
有人站起来。
“二。”
有人踩到椅子横档上。
“三。”
两百多台手机对着台上。快门声响成一片，有清脆的，有闷的，有带闪光灯的，闪了两下，把前排一个小孩的眼睛晃得眯起来。陈牧站在光圈里，没有动。他脸上没有表情。他知道现在台下有两百多个屏幕，每个屏幕里都有他，都有一块红底金字的横幅，横幅上那个“名”字缺一笔。
“好。”他说，“第二张。”
手机放下去一半，又举起来。
“这一张，请大家把手机转向自己旁边的人。”
“拍你旁边那个人。”
“拍完给他看。”
厅里乱了一下。先是没人动，然后有人笑，然后有人把手机举起来，对着旁边的人。靠墙那两桌没动。那两桌坐的是远亲，桌布颜色浅一号，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举手机。陈牧把话筒往那边偏了偏。
“靠墙那两桌，你们离得最远，拍一张，让后头的人也看看前头。”
一个穿灰夹克的老头抬起头。
“拍什么拍。”
“拍一张。”陈牧说，“回去给您儿子看，说您今天吃了好的。”
老头咧开嘴，露出两颗金牙。
“我儿子在深圳。”
“那就更得拍。”
老头把手伸进兜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个翻盖手机。他孙女从旁边伸手，把他的手机按下去，把自己的递给他。
“你拍我这个。”
“我不会用你这个。”
“你就按这个圆的。”
老头把手机举起来，举得歪歪的，对着旁边一个正在啃排骨的女人。
“你脸抬一下。”
“我不抬。”
“抬一下。”
“你先拍，我吃着呢。”
“你吃着才好看。”
厅里笑成一片。
“你拍我干什么。”
“别拍别拍，我今天没化妆。”
“你脸转过来。”
“我不转。”
“转一下，就一下。”
有个男人把手机举到旁边人脸上，近到只能拍到一只眼睛，被拍的人伸手推他，两个人笑。有个老头被拍了，愣了一下，然后咧嘴笑，露出一颗金牙。拍照的是他孙子，拍完把屏幕转过去给他看，老头看了两秒，说“重拍重拍，我眼睛闭了”。
服务员推着餐车从中间过道走过去，被靠过道那桌的一个女人叫住，手机举起来，咔嚓一下。小姑娘站着没动，脸一下红到耳根，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有两个人互拍，拍完互相看，都笑，其中一个说“你这拍的是我后脑勺”。孩子同学那两桌最热闹。几个年轻人互相拍，拍完凑在一起看，有人抢手机，有人喊“删了删了”，有人把手机举得很高，让另一个人跳起来够。
摄影师老赵站在台侧，抱着手臂，看着这一厅人。他嘴里那根烟还是没点，转了半圈，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
第一排有个老太太举着手机，对着台上。
“司仪。”她喊，“你也拍一个。”
“我拍什么。”
“拍你。”
陈牧站在台上，没有动。
老太太按了一下，屏幕亮了。她把手机举远一点，眯着眼看，看完招手叫他。
“你过来看看。”
陈牧走下去两步，弯下腰。
屏幕上是他的脸，被追光打得很白，下巴那儿有一块影子。
“拍歪了。”他说。
“没歪。”老太太说，“你站得正。”
她把手机收回去，塞进包里，塞得很仔细，塞完还拍了拍包。
“第三张。”
“这一张，请大家把手机举高，拍天花板。”
“拍天花板干什么。”
“因为天花板上有灯。”陈牧说，“今天这个厅的灯，是这一场最好看的东西。”
厅里笑得更响了。有人真的抬头看。厅顶正中挂着那盏大水晶灯，二十四组灯臂，每组一串玻璃坠子。灯泡坏了三个，从上往下看，像一排牙缺了三颗。灯上落着灰，玻璃坠子上也落着灰，被光照透了，灰就变成了金色。四周一圈筒灯，靠后门那一片是暗的，两颗灯泡坏了，一直没换。那一块的墙纸颜色比别处深一号。
“举高一点。”
“再高一点。”
“别拍到自己的脸。”
“你就拍灯。”
两百多台手机对着天花板。有人仰着头，脖子上的筋绷出来。有人站到椅子上，一手扶着椅背，一手举手机。有个小孩被大人抱起来，两只手举着手机，举得歪歪的。快门声又响成一片。老赵也把相机举起来了。他把镜头往上抬，抬到水平线以上，停了一下，按了快门。陈牧站在台上，也抬着头。他抬着头，眼睛看着灯。
灯下面那一片，两百多张脸都仰着，下巴抬起来，喉咙露出来，嘴张开一条缝。没有人在看主桌，没有人在看侧门，没有人在看后门。陈牧的眼睛往下移了半寸。
后门开了。
后门那条缝宽了一点。
缝里的光是白的，比厅里亮。走廊装的是白炽灯，厅里是暖黄的筒灯。那条缝越来越宽，宽到一掌，停住。一只手从缝里伸出来，扶着门边。手指很长，指甲剪得很短，指关节上有一块浅印，是写字压出来的。门被推开一掌半。一个人侧着身子挤进来。
白衬衫。
下摆一边塞在裤腰里，一边没塞。牛仔裤，膝盖那儿洗白了一块。运动鞋，白色的，鞋边一圈灰。
头发有点长，遮住眼睛。他进来以后没有马上走。他背贴着门，头低着，一只手扶着门边，让门慢慢往回靠。门后头有一截铁链，链子卡着，合不严，靠到链子绷直的地方就停住了。咔哒一声，很轻。
他抬起头，往厅里看了一眼。两百多个人都仰着头。手机举在脸上，屏幕的光从下巴往上照，把每一张脸照成一块一块的白。有人举得太高，胳膊在抖。有人举着，嘴里还在说话，说“你别动”。
他站着没动，站了两秒。然后他往墙根走。
墙纸是米黄色的，上面有暗纹，缠枝的花，被灯照得发白。他的影子被后门那两颗筒灯打在地上，很长，往前拖，拖过两张桌子的椅背。他走得很轻。脚跟先落地，然后脚掌压下去，一步一步，落地的时候膝盖弯着。这种走法陈牧见过——是不想被人听见的走法。走三步，停一下。第一个停，是在同学那桌后头。
那桌坐着六个年轻人，都仰着头。有一个把手机举得最高，手肘撑在桌上，胳膊在抖。他的椅背离墙只有半尺。孩子侧过身，从那条缝里挤过去。挤过去的时候，他的袖子擦到了那个同学的椅背。那个同学没有回头。他旁边坐着一个更小的男孩，大概十来岁，是带来吃饭的弟弟。那小孩忽然把头转过来，往墙这边看了一眼。陈牧的手指在话筒上收紧了一下。
那小孩手里举着手机，转过头，眼睛却没往旁边看——他在看自己手机屏幕上的画面，屏幕里是天花板。他转了一下头，又转回去，把手机举得更高。孩子已经过去了。第二个停，是在远亲那桌后头。那桌有个中年女人，正低头看手机，用手指在屏幕上放大，一边放大一边跟旁边的人说“你别说，这灯拍出来还挺好看”。
她的椅子往后靠了一点。孩子绕了一下，绕过去的时候，肩膀几乎贴着墙。第三个停，是在主桌后头。主桌后头那条道更窄。奶奶的椅子几乎靠着墙，椅背和墙之间只剩一条缝。孩子在她身后站住。他弯下腰，把椅子从桌子底下拉出来。椅子腿在地砖上磨了一下，声音很小，被快门声盖住了大半。
他坐下。
坐下的时候，他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合在一起。右手一直没松开，手指是弯的，攥着什么东西。陈牧在台上，眼睛看着灯。他的余光在门上。门开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他没有转头。
“再高一点。”他说，“别拍到自己。”
声音是平的。他看着那条白缝变宽，看着一只手扶住门边，看着一个人侧身挤进来。
“回去挑一张好的。”他说，“多拍两张不亏。”
快门声还在响。
“有人拍到灯罩上那颗坏的了没有。”他说，“坏的那颗最好看。”
有人笑，笑声从第三排传过来。他再说一句，眼睛就往门那边扫一次。第三次扫，那个人走到同学那桌后头了。第五次扫，那个人在远亲那桌后头。第七次扫，那个人站在主桌后头了。陈牧把话筒换到左手。手心里全是汗，话筒壳子上留下一块湿印，滑。
“好。”他说，“第四张。”
“这一张，请大家把手机放下。”
“放下以后，看一眼你旁边的人。”
“看完，我们吃饭。”
靠门那桌有人喊：“不再拍一张？”
“不拍了。”陈牧说，“拍多了就不值钱。”
手机一片一片放下。屏幕的光一块一块灭掉，像有人从厅的一头往另一头关灯。
厅里的声音回来了。碗筷声，说话声，笑，椅子拖动。服务员推着餐车从过道过，一边走一边喊“让一下让一下，热汤”。
有人已经开始夹菜。有人低头看手机里的照片，看着看着笑出声。靠门那桌那个不肯举手机的老头，正被他孙女按着看屏幕，嘴里说“这有什么好看的”，眼睛盯着不放。
陈牧站在台上，看主桌那边。
那孩子已经坐下了。他坐得很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桌上那部手机在原位，屏幕朝下。他伸手把手机翻过来，看了一眼，又扣回去。
孙玉梅的手伸出去。
伸到一半，停住。
她的手停在孩子胳膊旁边，离袖子两寸。五根手指张开着，僵在那儿。
台上有人还在按快门，台下有人在笑。
停了大概三秒。
她把手收回来，拿起筷子，伸到转盘上，夹了一块肘子。
那块肘子带皮，有点肥。她把它放到孩子碗里，放完，又用筷子把肥的那一半拨回自己碗里。
孩子低头看了一眼碗。
他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陈牧把话筒开关关掉。
咔一声。
他站在台上，站了两秒。腿是乏的，从脚踝往上，乏到膝盖后面那根筋。后背的衬衫干了，干得不匀。表在口袋里。他摸了一下，没有拿出来。厅里那股声音又把他包住了，热的，密的。有人喊“服务员，米饭”，有人说“这个鱼蒸得好”，有人把转盘转过来，转得太快，一盘菜滑到边上，被人伸手扶住。主桌那边，奶奶转过头，看见了孙子。
“桐桐。”她说，声音很大，“你上哪儿去了。”
“上厕所。”孩子说。
“哦。”老太太点点头，“吃饭。菜都凉了。”
她伸手，把转盘转了一下，把那盘鱼转到他面前。转盘转过去，碰到了一个碗，碗边响了一声。陈牧从台阶上下来，走到台侧，把话筒放回架子。老赵站在旁边，手里拿着相机，镜头盖没盖。
“你刚才一直往后头看。”老赵说。
“我看灯。”
“灯有什么好看的。”
“灯上有灰。”陈牧说，“二十四个灯泡，坏了三个。”
老赵抬头看了一眼灯，又低下头，把镜头盖扣上。陈牧摸出表。十二点五十六。一点整，敬酒。吴建军站起来的时候，先把椅子往后推了一大步，推得椅子差点倒了，姑姑伸手扶住。他把酒倒满，杯子举到胸口，先对着主桌说了一句“妈，我敬您”，自己先干了。奶奶说：“你少喝点。”
“今天高兴。”
他端着杯子往第七桌走。走了两步，回头。
“桐桐，跟着。”
孩子站起来，端起那杯橙汁。塑封是他自己撕的，撕口不齐，边上还挂着一片。父子俩一桌一桌走。吴建军走在前头，杯子举着，肩膀有点晃。孩子跟在后头半步，不近不远。到了桌前，父亲说“这是我儿子”，孩子就鞠躬，腰弯到九十度，起来，不说话。父亲说“考上大学了，南边的”，桌上的人就说“好”“有出息”“以后是工程师”，有人伸手拍孩子的肩膀，有人往他手里塞红包。
孩子不要，手往回缩。父亲说“拿着，长辈给的”。他就拿着。拿到第四个的时候，两只手已经不够用了，他把红包叠在一起，夹在胳膊底下。走到第九桌，吴建军拉住了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周老师。”他说，“我儿子，您教了三年。”
周老师站起来，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才伸出来。他握了握吴建军的手，又转头看孩子。
“这孩子踏实。”周老师说，“不爱说话，作业从来没缺过。”
“就是太闷。”吴建军说。
“闷有闷的好处。”周老师说，“坐得住。”
吴建军把杯子举起来，跟周老师碰了一下，碰得有点重，酒洒出来一点，落在桌布上。他一口干了，干完把杯子倒过来给人看，杯底朝天。孩子鞠了一个躬。陈牧站在台侧看着。他看的是那个躬。腰弯到九十度，起来的时候眼睛不看人，看的是对方胸口那个位置。跟上午上台那一次一模一样。二十桌走完，用了一刻钟。
回到主桌，吴建军坐下，坐下的时候手在桌上撑了一下。孩子把胳膊底下那叠红包放在桌上，放得很轻，红包的边角翘起来，他用手指按了按。孙玉梅没有跟着去敬酒。她一直坐在主桌，背挺直。桌上那盘鱼已经凉了，鱼眼上蒙了一层白。她的手放在桌沿上，一只手压着另一只手，从十二点五十六到现在，没换过姿势。陈牧去后厨门口接了一杯水。
后厨很热。门一开，一股油和洗洁精的味扑出来，混着蒸汽。地上是湿的，有菜叶，有一个塑料筐倒扣着。里头有人喊“三号的虾好了”，有人应“来了来了”。他站在门口喝水，一口一口，慢慢喝。后门那头，老赵还站在走廊里。补光灯靠在墙上，他嘴里那根烟终于点着了，一点红，在暗处一亮一亮。一点十五，上主食。
米饭，一人一小碗。还有一笼寿桃，白面的，上头点了红点，一笼十个，摆在主桌中间。有小孩伸手去拿，被大人拍了一下手背。奶奶吃了一个，吃了半个就放下了，说面发得太实。她放下筷子，转头看孙子。
“桐桐。”
“嗯。”
“一会儿不是还要念话吗。”
孩子没有答。孙玉梅接过去：“不念了。”
“怎么不念了。”奶奶说，“不是准备了好几天。我早上还听见你在屋里念。”
“他嗓子哑了。”
“哑了？”奶奶往前凑了凑，看孩子的脸，“哑了就别念了。回去念给我听。”
“行。”孙玉梅说。
“回去念。”奶奶又重复了一遍，怕人忘了，“我听得见，我耳朵好着呢。”
她把那半个寿桃推到孙子碗边。
“吃。”
孩子拿起那半个寿桃，咬了一口。陈牧站在台侧，隔着两张桌子，把这段看完了。他把杯子里的水喝完，杯子是纸的，捏了一下，捏扁了，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一点二十。
散场。
客人在门口合影，站成三排。第一排是老人和孩子，坐着塑料凳。第二排是主家，吴建军站在中间，脸还是红的，一只手搭在儿子肩膀上。第三排是年轻人，站得歪歪扭扭，有人在后面举着手比划。老赵在正门口架起补光灯，灯一开，白的，把三排人的脸照得一样平。
“看这里。”
“再近一点。”
“后面的往中间靠。”
“一，二，三。”
快门响了一声。
“再来一张，刚才有人眨眼。”
“谁眨眼了。”
“你。”
“我没有。”
“再来一张。”
陈牧站在厅里头，开始收话筒。他把线从架子上解下来，一圈一圈绕在手上，绕成一个圈，用魔术贴粘住。线是黑的，绕的时候蹭过他的手背，凉。厅里还有一半人没走。靠门那几桌还在喝，有人把椅子搬过来拼成一排，横着坐。孩子同学那两桌剩了四个年轻人，正在打包桌上的烟和糖。中间有一桌在算账，一个人按着计算器，另一个人在旁边报数。
服务员开始收台。碗碟摞起来，摞得很高，碰在一起响。桌布一卷，剩菜都倒进一个桶里，桶满了，两个人抬着往外走。陈牧把话筒放进器材箱，扣上锁扣。
他直起腰。
主桌那边，孙玉梅站起来了。
她走过来的时候，手里还拎着那个包。包带有一头开了线，垂下来一截线头。她走到陈牧面前，把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放下去的时候包倒了，她扶起来，没扶稳，又倒了，她索性不扶了。
“小陈。”
“姨。”
“刚才那个合影，是你临时想的？”
“是。”
“你怎么知道他在后门。”
“我不知道。”
孙玉梅抬起头。
“那你怎么敢拍四张。”
“拍四张，能拖四分钟。”陈牧说，“四分钟，够他从后门走到主桌。”
“你早就想到了。”
“想到了不一定成。”
“那要是不成呢。”
“不成，我就再拍第五张。”
她笑了一下，眼睛有点红。笑的时候嘴角往上一提，很快就落下去了。
“你这人。”
她从包里摸手机，摸了半天，摸出来，翻了两下，把屏幕转过来给他看。屏幕上是天花板，一盏灯，歪在角上，只拍到了半盏。
“我拍成这样。”
“能看。”陈牧说，“灯在那儿。”
“我拍的时候手在抖。”孙玉梅说，“我不知道我在拍什么。我就听你说拍天花板，我就举起来了。”
她把手机收回去，屏幕的光灭了。厅里还有人没走。靠门那几桌在划拳，一个声音喊“五魁首”，另一个喊“六六顺”，喊完一阵笑。服务员在收台，碗碟摞得比人还高，一个人抱着往外走，走两步停一下。陈牧把器材箱的拉杆拉出来。
“姨。”
“嗯。”
“孩子为什么跑。”
孙玉梅没有马上答。她往主桌那边看了一眼。孩子坐在那儿，低着头，手里攥着一张纸。
“他不想上台。”
“刚才不是上过了。”
“上过了，还要上。”她说，“一会儿还有个环节，让他念一段感谢的话。”
“多长。”
“三分钟。”
“他自己写的？”
“我写的。”
陈牧没有说话。
“我写得不好吗。”孙玉梅说。
“写得好。”
“那他为什么跑。”
“因为那不是他的话。”
孙玉梅的手在包带上捏了一下。包带是仿皮的，捏下去有一道白印，松开又慢慢回来。
“我念了十二年书，供他念书。”
“我知道。”
“我写三分钟的话，他念一下都不肯。”
“不是不肯。”陈牧说，“是念不出来。”
“怎么会念不出来。”她的声音提了一点，“他语文一百一十几分。”
“不是认字的事。”
“那是什么事。”
“不是自己的话，念出来是别人的声音。”陈牧说，“两百个人听着，他自己听得最清楚。”
孙玉梅低下头。她低头的时候，脖子后面那块皮肤露出来，松松的，有一道很深的横纹。
“那稿子，”陈牧说，“您什么时候写的。”
“上个月。”她说，“通知书下来那天晚上。”
“写了多久。”
“一个礼拜。”
她伸出手，两根手指捏在一起，比了一下厚度，大概一公分。
“改了几遍。”
“七遍。”孙玉梅说，“我拿单位发的信纸写的，写了七张，废了六张。最后那一张，我抄在一张红纸上，红纸是过年剩下的，裁了一半。”
“抄在红纸上干什么。”
“念的时候好看。”她说，“我想着，他站在台上，手里拿一张红纸，底下人看着喜庆。”
陈牧没有说话。
“开头我写了三句。”孙玉梅说，“第一句是『各位亲朋好友，中午好』。第二句是『今天是我儿子吴桐的大喜日子』。第三句我改了六遍，最后写成『十二年寒窗，今天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交代』这个词，我查了字典。”她说，“字典上说是『对人对事有所说明』。我想着，就是说明一下，这十二年没白过。”
她的手指在桌布上划了一下，划了两横，是一个“交”字。
“他知道这稿子吗。”
“知道。”孙玉梅说，“我念给他听过。”
“他什么反应。”
“他说太长。”
“您怎么说的。”
“我说不长，三分钟。”孙玉梅说，“我说你念慢一点，三分钟正好。”
她抬起手，比了一个长度，比的是三分钟有多长。手在空中停了一下，又放下。
“我还念给他奶奶听过。”她说，“他妈年纪大了，耳朵背，我贴着她耳朵念的。念完她说好，说这话说得实在，说明白了。”
“还念给谁听过。”
“我妹妹。”孙玉梅说，“我妹妹说，姐你这稿子写得比我们单位主任写得好。”
她说完这句，脸上的表情松了一点，很快又收回去。
“小陈，我跟你说个事。”
“您说。”
“我当年考上过大专。”
陈牧看着她。
“师范。”她说，“差两分上本科，大专录了。我爹说家里拿不出钱，我弟弟还要念。我就没去。”
“后来呢。”
“后来进了纺织厂。”孙玉梅说，“做了十四年。厂子倒了，我出来，在超市理货，一直到现在。”
“孩子他爸呢。”
“跑车。”她说，“跑长途，一个月回来两天。他不问孩子念书的事，问也问不明白。他就知道挣钱。”
厅那头有人喊“再来一瓶”，服务员应了一声。
“这十二年，我陪他写作业，陪到十二点。”孙玉梅说，“他写，我在旁边坐着。我不认得的题，我就坐着。他写完了，我给他热牛奶。牛奶是我自己买的，一箱一箱买，超市打折的时候我一次搬四箱。”
“他成绩不好那两年，我打过他。”她说，“打完我哭，他站着不哭。”
陈牧把器材箱的拉杆按回去。
“姨。”
“嗯。”
“您这稿子，写的是您自己的话。”
孙玉梅看着他。
“什么。”
“『十二年寒窗，今天算是有了一个交代』。”陈牧说，“这句是您的话。不是他的。”
孙玉梅的手停在包带上。
“他才十八。”她说，“他哪来的话。他这十八年，除了念书，什么也没干过。”
“所以他更没话说。”陈牧说，“您让他念三分钟，他一个字都念不出来。”
“别人的孩子都念。”孙玉梅说，“他表哥，当年念了五分钟，念哭了一桌人。他姑父到现在还说。”
“他表哥愿意念。”
“他怎么就不愿意。”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陈牧说，“您给他的词，他念不出来。他自己的词，他还没有。”
孙玉梅把手从包带上拿开。
“那这个环节怎么办。”
“撤了。”
“撤了，我准备了一个礼拜。”
“准备了一个礼拜的东西，撤了可惜。”
“那怎么办。”
“让他说一句。”陈牧说，“一句自己的话。”
“一句？”
“一句。”
“说什么。”
“他不知道说什么，就说什么都不知道。”
孙玉梅愣了一下。
“这也能说？”
“能。”
她站在那儿，看着主桌那边。主桌那边，孩子还低着头。桌上那叠红包已经收进包里了。他的两只手放在桌面上，右手还攥着那张纸，纸角已经被攥软了，翘起来。
“我去问问他。”孙玉梅说。
“姨。”
“嗯。”
“您现在过去，别问『你为什么不念』。”陈牧说，“您问『你想说什么』。”
孙玉梅看着他，看了两秒，转身往主桌走。走了四步，回头。
“小陈。”
“嗯。”
“他要是说不出来呢。”
“那就让他站着。”陈牧说，“站着也行。”
陈牧站在台侧，看着孙玉梅往主桌走。她走得很慢。走到主桌旁边，没有坐下，弯下腰，一只手撑在桌沿上，跟孩子说话。陈牧隔了二十米，听不见。他看见她的裙子在膝盖那儿绷住了。她伸手按了一下，然后蹲下去。蹲下去以后，她跟孩子一样高。她说了第一句。孩子的头没有动。她说了第二句。孩子的肩膀动了一下。她说了第三句。孩子摇头。她停了一会儿，又说了一句。孩子抬起头。
陈牧看见孩子的脸。那是他今天第三次看清这张脸。第一次是上午在后台门口，第二次是上台鞠躬，第三次是现在。前两次他都低着头。这一次他抬起来了。孙玉梅伸出手，往他手上伸。孩子的手往回缩了一点。她又说了一句。孩子的手松开了。孙玉梅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她自己扶了一把桌沿。她转身往回走。走到陈牧面前，站住。
“他说了。”
“说什么。”
“他说他不知道。”
“那就说不知道。”
孙玉梅的手在包里摸，摸出一包纸巾，抽了一张，开始擦手。她擦得很仔细，一根手指一根手指擦，擦到小指的时候，纸巾已经软了。
“我跟他说，一会儿你上去，说一句就行。”她说，“他说他不知道说什么。我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他想不出来。”
“然后呢。”
“然后我说，那你就说你想不出来。”
她把手里的纸巾团起来，捏了捏。
“他点头了。”
“那就能上。”
“小陈。”孙玉梅说，“他要是站上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呢。”
“那就站着。”
“站着多难看。”
“比念三分钟念不出来好看。”
孙玉梅没有说话。她把那团纸巾塞回包里，塞的时候拉链卡了一下，她用力拽了一下，拽开了。
“小陈。”
“嗯。”
“那张纸，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上面写的什么。”
“我没看。”
“你怎么不看。”
“不该我看。”
孙玉梅看了他两秒，转身往主桌走。这一次她走得更慢。走到孩子旁边，她弯下腰，把手伸过去。孩子的手还攥着那张纸。她捏住纸的一角，往外抽。孩子的手没有立刻松开。纸在他手心里粘住了，被攥得太久，纸上有一层汗。她抽了一下，没抽出来。她又抽了一下。孩子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他没有说话。手指一根一根松开。
纸出来了。
孙玉梅直起腰，把那张纸对折，再对折。折第一折的时候她的手在抖，折得不对称，一边宽一边窄。折第二折的时候她压了一下，用指甲把折痕刮平。她把纸塞进包里。拉链拉到一半，卡住了。她低头看了一眼，把纸往里推了推，再拉，拉过去了。陈牧站在台侧，隔着两张桌子。他看见那张纸被折起来的时候，最上面那一行露在外面。
五个字。
我不想上台。那五个字后面还有没有别的，他不知道。纸被折了两折，后面的都折在里头了。字是用黑笔写的，写得很用力，笔画压穿了纸背，在折痕那儿能看见一点毛边。陈牧忽然想起一件事。十二点四十，他蹲在主桌旁边看那个空位子。椅子腿旁边有一片撕下来的纸角，蓝格的，被踩过一脚。他伸手要捡，指尖碰到了，又缩回来。他以为是菜单。
菜单不是蓝格的。菜单是白纸，黑字，压在台口那个亚克力架里，一桌一份，他早上还扶正过两份。那片纸角是蓝格的。是作业本那种蓝格。
他没捡。
孙玉梅走过来。
“小陈，那我让他上了。”
“等一下。”陈牧说。
“怎么了。”
“他上去之前，您把那张纸给他。”
孙玉梅的手停在包上。
“给他干什么。”
“他攥了一中午了。”陈牧说，“您拿走，他就得攥着点别的。”
孙玉梅把包打开，把那张折了两折的纸拿出来，看了一眼，又往主桌那边看。
“这纸……”
“您给他。”
她走回去，把纸放回孩子手里。孩子低头看了一眼，把纸接过去，重新攥上。这一次他没攥那么紧，纸在他手里松松地卷着。孙玉梅回来的时候，脸上有一点不一样。
“他接了。”她说。
“嗯。”
“他接到手里，跟我说了一句。”
“说什么。”
“他说，妈，你别站台边上。”
陈牧把器材箱的拉链拉开，又拉上。
“那您坐回去。”
“我坐哪儿。”
“主桌。”陈牧说，“您坐他旁边。”
孙玉梅往主桌走。走了两步，停下来。
“小陈。”
“嗯。”
“那三分钟的稿子，还在我包里。”
“我知道。”
“我准备了一个礼拜。”
“我知道。”
“就这么算了？”
陈牧看着她。
“姨，那稿子您留着。”
“留着干什么。”
“留着以后看。”陈牧说，“他三十岁的时候您再拿出来看，跟现在看不是一回事。”
孙玉梅笑了一下。这一次笑得比刚才长一点。
“你这人。”她说，“说话总是绕。”
“我不绕。”陈牧说，“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她走了。
陈牧把器材箱推到台侧，从箱子底下抽出一支备用的无线麦。这支麦他刚才没用，电池是新的，指示灯是绿的。他按了一下开关，红灯亮起来，对着话筒说了一句“喂”。台口左边那只音箱响了一声。他把音量拧小两格。厅里还有一半人。
靠门那几桌在划拳。中间有一桌在算账，一个人按着计算器，嘴里念念有词。孩子同学那两桌剩了四个，正在把没拆的烟往包里塞。服务员收台收到一半，两个人抬着一桶剩菜从过道过，桶沿上挂着一片鱼皮。陈牧走上台。他在台上站了一会儿，没有马上说话。他把话筒举到嘴边，又放下。台下有人看见他了，停下筷子。一个，两个。
“各位。”
划拳的声音停了。
“打扰一下。”
有人把椅子转过来。
“今天还有一个环节。”
陈牧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看着主桌。主桌那边，孙玉梅坐在孩子旁边。她的手放在桌面上，一只手压着另一只手。孩子坐着，手里攥着那张折了两折的纸。
“原定是学生发言。”陈牧说，“三分钟。”
“这个环节，改一下。”
“改成一句。”
“一句？”
台下有人问。
“一句。”陈牧说。
“一句什么。”
“他说什么，我们听什么。”
靠门那桌有人笑了一声。
“请吴桐。”
陈牧把手往主桌那边一伸。主桌那边没有动静。孙玉梅的手放在桌面上，没有去推孩子。孩子自己站起来了。椅子腿在地砖上刮了一下，很轻。他站起来的时候，先把椅背上的外套拿下来，搭在胳膊上，走了两步，又回头把外套放回椅背上。他往台这边走。走过第七桌的时候，有人叫了他一声。
“桐桐。”
他停了一下。叫他的是第七桌一个中年男人，脸喝红了，手里端着杯子，杯子里剩一口。
“来，喝一个。”
“他不喝酒。”孙玉梅在后头说。
“橙汁也行啊。”那人说，“考上大学了，得喝一个。”
孩子站在那儿，没动。
陈牧在台侧说了一句：“先上来。”
孩子继续走。
从主桌到台口，五米。中间要绕过主桌的两把椅子，还有一台落地风扇，风扇没开，插头垂在地上。
他走得不快。走的时候低着头，眼睛看着地面。
陈牧站在台侧，没有催。
走到台阶下面，他停了一下。
台阶是两级，上面铺着红地毯，地毯的边翘起来了，用胶带粘过，胶带已经黑了。
他抬脚，上了第一级，第二级，站到台上。
陈牧把话筒递过去。他接的时候，手在话筒杆上滑了一下，握住了。
陈牧退到台侧，退了三步。
台下安静了。
不是那种整齐的安静，是一层一层静下来的：先是靠台这几桌停了筷子，然后中间，然后靠门的。划拳那桌还在喊，喊到一半，有人拍了他一下，他回头，也停了。
厅里剩下空调的声音。天花板上的出风口叶片在响，很轻。后厨那边有人敲锅，敲了两下，停了。
靠门那桌有个人在嗑瓜子，嗑了两颗，停下来。
陈牧站在台侧，把手背在身后。他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孩子站在台中间。话筒举在嘴边，离嘴有三寸。
他没有说话。
一秒。
两秒。
三秒。
陈牧站在台侧，看着他。
第四秒的时候，靠门那桌有个人小声说了一句“说啊”，声音不大，但在这种安静里很清楚。
第五秒。
陈牧往前迈了半步，又退回去。
孩子把话筒放下来一点。他低头，从裤兜里摸出那张纸。纸已经软了，边角起毛。
他看了一眼。
然后他把纸折了一下，塞回裤兜。
他抬起头。
话筒重新举到嘴边。
“我说不好。”
台下没有反应。
他把话筒放下，又举起来。
“大家吃好。”
说完，他把话筒往架子上一放，转身下台。
走下台阶的时候，他踩空了半级，身子晃了一下，扶住了台口的栏杆。
台下安静了两秒。
第一声笑是从靠门那桌出来的，是那个刚才喊“说啊”的人。他笑得很大声，笑完拍了一下桌子。
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中间那几桌开始笑，笑得不响，是那种从鼻子里出来的笑。孩子同学那两桌笑得最厉害，有一个趴在桌上，肩膀一抖一抖。
有人鼓掌。
先是三四个人，然后一片。掌声不算整齐，但很响。靠门那桌那个老头把手举得很高，两只手拍得通红。
孩子已经走回主桌了。他坐下，把外套从椅背上拿下来，抱在怀里。
孙玉梅坐在他旁边。
她没有鼓掌。她的手放在桌面上，一只手压着另一只手，压得很紧。
陈牧站在台侧，看着。
他看见吴建军站起来了。吴建军喝得脸更红了，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往后滑了半尺。他把杯子举起来，举得很高，对着厅里转了一圈，然后一口干了。干完他坐下，一只手在儿子背上拍了两下。
拍得很重。
孩子被拍得往前倾了一下，没有回头。掌声慢慢停下来。服务员接着收台。有人接着划拳。陈牧把备用话筒关掉，放回箱子里。老赵走过来，把相机挂在脖子上。
“这孩子。”老赵说，“有意思。”
“怎么有意思。”
“上去就说两句。”老赵说，“说得比三分钟强。”
陈牧把箱子的锁扣扣上。
“他那两句，”老赵说，“我录下来了。他妈要不要？”
“你问她。”
老赵往主桌那边看了一眼，没过去。
一点四十五。
厅里剩下六桌人。靠门那几桌还在喝，桌上摆着七八个空瓶子，有人把椅子搬到过道上，横着坐。孩子同学那两桌剩了三个，正在把糖装进书包。中间那一桌在算账，计算器按得很快。
服务员开始收桌子。桌布一卷，剩菜倒进桶里。椅子一把一把翻过来，倒扣在桌上。
陈牧把线绕好，一圈一圈，绕成一个圈，用魔术贴粘住。
绕到第三圈的时候，孙玉梅走过来了。
她手里拿着钱包。
“小陈，多少钱。”
“六百。”
“我给你八百。”
“六百。”
“你多干了一个钟头。”
“我多干的那一个钟头，是我自己弄砸的。”陈牧说。
孙玉梅把钱从钱包的内袋里抽出来。内袋的拉链头断了，用一根红绳系着，她解了两下才解开。她数了八张，数了两遍。陈牧抽了六张。剩下的两张她推过来，他又推回去。
“你这人。”她说。
“六百就是六百。”
孙玉梅把两张钱折起来，塞回内袋，红绳系上。
“孩子呢。”陈牧问。
“在外头。”她说，“跟他爸送客。”
“他没事吧。”
“没事。”孙玉梅说，“刚才在门口，他同学来了几个，几个人站那儿说话。他笑了一下。”
“那就行。”
“他笑起来跟他爸一个样。”她说，“牙都露出来。”
陈牧把绕好的线放进箱子。孙玉梅没有走。她站在那儿，看着厅里。厅里剩下六桌人。椅子翻过来，倒扣在桌上，四条腿朝天。地上有瓜子壳，有烟头，有一摊洒了的汤，服务员拿拖把拖过一遍，还是留着一块印。
“小陈。”
“嗯。”
“我刚才在台下坐着，听他说那两句。”
“嗯。”
“我想起一件事。”
陈牧把箱子的盖子合上。
“我十九岁进厂。”孙玉梅说，“第一天报到，车间主任让我们几个新来的站一排，说两句。”
“我说了一句『我好好干』。就这一句。”
“后来我在那儿干了十四年。”
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说什么。”她说，“站着，腿都软。”
陈牧没有说话。
“我那个稿子，白写了。”
“没白写。”
“怎么没白写。”
“您那稿子，抄在红纸上，裁了一半。”陈牧说，“裁下来的那一半呢。”
孙玉梅愣了一下。
“在家里。”她说，“压在抽屉底下。”
“那半张别扔。”
“留着干什么。”
“不知道。”
孙玉梅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她往主桌那边走。主桌上还剩半盘鱼，一碗没动的米饭，两个寿桃，一瓶没开的橙汁。她开始打包。打包盒是酒店给的，白色泡沫，盖子扣不严。她把那半盘鱼倒进去，汤汁洒了一点在盒沿上，她用手指抹了一下，抹在盒子外头。两个寿桃装一个盒，装完从包里摸出一根橡皮筋，捆了两圈。那碗米饭她看了两秒，没有装。
然后她弯腰，去够搭在椅背上的那件深蓝色外套。外套的兜很深。她的手伸进去，摸了一会儿。摸到东西了。她把手抽出来。
是一张纸。
蓝格的，撕了半张，边上不齐。她把纸展开。陈牧站在两米外，没有过去。那张纸上只有五个字，写在最上面一行。我不想上台。下面全是空的。一整张纸，只写了这五个字，写在最上头，底下什么都没有。像是写完这五个字就写不下去了，也像是不需要再写。孙玉梅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她的手指在纸的下沿摸了一下，摸到那个毛边，来回摸了两下。
然后她把纸放下，从自己包里拿出另一样东西。
半张红纸。
红纸是从中间裁开的，边上有一道毛边，裁的时候没裁直，一头宽一头窄。她把它摊在桌上，用手掌抹了两下。纸上有折痕，抹不平。陈牧看见了一眼。最上面一行写着：“各位亲朋好友，中午好。”钢笔字，写得满，行距很挤。中间那一段挤得更厉害，有几个字往上抬了，抬到上一行的空里。最后一行在最底下，字比前面的小。
“最后，谢谢我妈。”
孙玉梅把红纸往自己这边拉了拉，好像怕人看见最后那一行。她把蓝格纸拿起来，放在红纸上。蓝格纸小，红纸大。她把蓝格纸对齐红纸的左上角，对得很正，用手压了一下。多出来的那一截红纸，她往里折。左边折一下，右边折一下，下边折一下。折成一个方块，蓝格纸包在里头。她把方块对折。
再对折。
塞进包里。
拉链拉到一半，卡住了。她没有推。她把包翻过来，捏着两边抖了两下，纸落到了底，她把包翻回去，再拉。
拉过去了。
“小陈。”
“嗯。”
“这个你拿着。”
她从塑料袋里拿出一盒打包的菜，是那半盘鱼。
“不用。”
“拿着。”她说，“你一天没吃东西。”
陈牧看了她一眼。他把那盒鱼接过来。盒子还是热的，隔着泡沫能感觉到。
“我刚才看见你在后头喝水。”孙玉梅说，“就喝水。”
“我不饿。”
“你不饿你喝水。”
陈牧没有说话。孙玉梅把塑料袋的口拢了拢，拎起来。袋子有点沉，她换了一只手。那瓶橙汁还在桌上。她看了一眼，拿起来，塞进袋子里，塞在打包盒旁边。瓶子撞在盒子上，响了一声。
“这个他没喝。”
“带回去。”
“他不喝橙汁。”孙玉梅说，“他喝可乐。”
“那您喝。”
“我喝什么橙汁。”
她把袋子往上提了提，袋底坠下去一块。
“走了。”
“慢走。”
她往门口走。走了三步，肩膀在门框上碰了一下。塑料袋晃了晃，那瓶橙汁在里头倒下去，撞在盒子上，又响了一声。陈牧站在台侧，看着她的背影走进走廊。走廊的灯是白的。她走到一半，抬手抹了一下脸，抹完把手放下来，继续走。陈牧低头看手里的那盒鱼。盒盖上有一层水汽。他用拇指抹了一下，抹出一道亮痕。他把盒子放在器材箱上，蹲下去，把最后一圈线绕完。
绕到一半，他停住。
主桌底下，椅子腿旁边，那片蓝格的纸角还在。被踩了一脚，边上有一道灰印。
他伸手，把它捡起来。纸角很小，只比指甲盖大一点，上面有一个字的半个笔画，是一个“不”字的起笔。
他把它捏在手里，捏了两秒，站起来，走到垃圾桶旁边，掀开盖子。
桶里有一次性杯子，有纸巾，有半碗剩饭，有烟盒。
他把手伸进去，把那张纸角扔了。盖子合上，响了一声。
他回去继续绕线。绕完最后一圈，魔术贴粘上，线放进箱子，锁扣扣上。
厅里的灯还亮着。那盏大水晶灯，二十四个灯泡，坏了三个。
陈牧把箱子拉起来，往门口走。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
二十张桌子，椅子都翻过来了，四条腿朝天。主桌上那个位子空着，桌面上有一圈水印，是那瓶橙汁留下的，瓶底的水在桌布上洇开，洇成一个圆。
陈牧把箱子拉出门口。
走廊里，孙玉梅已经走到电梯口了。她一手拎着塑料袋，一手挎着包，包带从肩膀上滑下来一点，她用胳膊肘往上顶了顶。
电梯门开了。她走进去，转过身。
门合上之前，陈牧看见她把那个包抱到了胸前，一只手压在包上，压在拉链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