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通知书
1972年的冬天,东北的风能把人脸割出血。
宋晚禾站在知青点的木门口,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纸。
纸面都皱了,是她从公告栏上颤抖着撕下来的。
**宋晚禾,女,北京市,准予返城。**
就这么几个字。
她站在原地,风把棉袄的领子往脸上扇,她一动没动。
周围开始聚人了。
“晚禾,你看到了?你的名字在上面!”同屋的陈雪拽她胳膊,语气里带着三分羡慕七分真心高兴,“你要回去了!”
宋晚禾把那张纸折好,压进棉袄最里层的口袋。
“嗯。”
就这一个字。
陈雪等着她往下说,等了半天没等到,转头去找别人说话了。
宋晚禾转身回了屋。
她在炕沿上坐下来,把那张纸重新摸出来,一字一字地盯着。
**准予返城。**
上辈子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她也是这副表情。
然后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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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他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但眼睛是红的。
叫顾长林。
她在这个村子里最好看的男人,会背诗,会拉二胡,第一个在秋收后的月亮底下握过她的手。
“晚禾。”他那会儿说,声音沙的,“你真的要走?”
她说,我当然要走,这是我等了七年的机会。
他说,我舍不得你。
她就没走成。
把名额让出去了,让给了同组的吴建国,说自己身体不好,不适合长途奔波,等下一次。
下一次。
她在这里又等了三年。
等到顾长林娶了村长的小女儿。
等到她爸托人送来的粮票被他借走还没还。
等到她终于明白,他说的“舍不得”,意思是他舍不得她家的关系,舍不得她爸在城里的那点门路,舍不得通过她往上爬的那条路。
他爬上去了。
她还趴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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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门咣当一声被推开。
“晚禾——”
那个声音。
宋晚禾把纸重新压回口袋,慢慢抬眼。
顾长林站在门口,呼出来的白气在脸前面散开。他今年二十六,长得确实好,浓眉大眼,个子高,站在那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稳。
她上辈子就是被这副样子骗了。
“你看到通知了?”他走进来,把门带上,走到炕边蹲下来,仰脸看她,眼睛里是那种她曾经以为只给她一个人看的温柔,“你要走?”
宋晚禾沉默地看着他。
他又说了一遍:“你真要走?”
“嗯。”
他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她回答得这么干脆。
“晚禾,”他抬手,要覆上她放在膝盖上的手,“咱们在这儿这么多年了,你……”
宋晚禾把手收开了。
就这么一个动作。
他手停在半空,落不下去。
“你包裹打好了?”他换了个切口,语气放软,“我帮你收拾——”
“不用。”
“晚禾——”
“顾长林。”
她第一次在这段对话里直接叫他名字。
上辈子她叫他“长林哥”,软乎乎的,叫得人心都化了半边。
这辈子她叫他全名,像在念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他明显感觉到哪里不对劲了,眉头皱了皱。
“我要回家了。”宋晚禾站起来,俯视他蹲着的角度,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爸妈在北京等着我,我哥在北京,我的户口在北京,我的将来在北京。”
“你也知道,这里不是我的家。”
顾长林慢慢站起来,他比她高出小半个头,往常这个高度会让她往他身边靠,今天她往后退了一步。
“你不是这么想的,”他低声说,“你在这里七年了,你——”
“我在这里七年,”她接过他的话,“所以我太清楚,我不属于这里。”
她转身去拿枕头底下压着的包裹绳。
包裹是昨晚就打好的。
她昨晚睡得很好,睡前把每一件要带走的东西都摸了一遍,然后把每一件留下来的东西也摸了一遍,确认彻底。
“晚禾,”顾长林站在她背后,声音突然低下去,带着一点点什么,“我、我娶你,好不好。”
宋晚禾手一顿。
然后继续绑包裹绳。
上辈子他也说过这句话,也是这个时候说的,然后她哭了,把名额让了出去,把接下来三年也让了出去,把自己整个人都让了出去。
这辈子她手都没抖一下。
“顾长林,你娶我,你拿什么养我?”她头也没回,“你家在农村,你没有工作,你没有城市户口,你没有房子。你娶我,是让我一直住在这个四面漏风的知青点?”
“这些以后都可以——”
“以后是多久以后?”
他说不出话了。
宋晚禾把包裹绑好了,拎起来,转身。
“你是个好人,”她说,这句话她说得平静而认真,不是讽刺,“但你不是我的好人。”
“这个名额,我挣了七年,我要拿走了。”
她从他身边走过,推开门。
外面的风像一把刀,切进领子,切进袖口,把每一寸皮肤都割得发疼。
她往前走,一步,两步,三步。
身后有脚步声,他追出来了,站在门口,叫了她一声。
她没回头。
这一次,她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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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是第二天早上六点开的。
驾驶室塞满了人,宋晚禾被挤在最边上,半个屁股悬空,冷风直往脸上灌。
她把棉袄领子立起来,把脑袋往里缩,眯起眼睛看越来越远的村口。
顾长林站在那里。
他就那么站着,手插在兜里,风把他的头发掀起来,他没动,就那么看着拖拉机开走。
宋晚禾盯着他的身影,直到他变成一个小黑点,然后消失在灰色的天和灰色的地里。
她把视线收回来。
她看的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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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京。
1972年冬天的北京,胡同里有炸油条的香气,有骑车上班的人说话声,有街口卖糖葫芦的老大爷扯着嗓子吆喝。
宋晚禾站在四合院的木门口,抬手拍了三下。
门开了。
她妈楞在原地,看了她足足三秒,然后转头冲院子里喊:
“他爸!晚禾回来了!晚禾回来了!”
脚步声,说话声,院子里的两只鸡被惊得扑棱翅膀,院门洞开,宋晚禾被一把拽进去,被她妈攥着手腕,被她哥伸手揉了揉她的脑袋。
“瘦了。”她哥宋建国说,皱着眉,“怎么这么瘦。”
“七年没长肉了。”她说。
她爸站在最后,不说话,就是红着眼眶看她。
宋晚禾把包裹放下,走过去。
“爸,”她说,“我回来了。”
她爸清了清嗓子,别过脸去。
“回来了就好,”他说,声音发哑,“回来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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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宋晚禾躺在离开七年的那张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那条裂缝她三岁就认识了,像一只爬着的壁虎。
她把上辈子的事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
拒绝了名额,留下来,顾长林明里暗里借了她爸好几次东西,每次都说下次还,下次还,下次从来没来。她爸明里暗里问过她几次,她都替顾长林说好话,说他不容易,说他有潜力,说他以后会好的。
后来他娶了村长女儿。
她爸来信说,好自为之。
她想哭,眼泪都流干了,往后又混了三年,1975年才等到第二次返城机会,那会儿她二十六,错过了最好的时候。
她哥宋建国帮她安排了工作,街道办事处的临时工,糊口是够的,但一直是临时工,转正没她的份。
后来改革开放,宋晚禾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摸上了时代的红利,她也想,但她没有本钱,没有路子,没有胆子,就这么错过了。
顾长林后来混得不错。
她从来不打听,但消息还是会飘来,说他借着岳家的关系进了县政府,后来又往上走了走。
她替他铺了路,他踩着她的肩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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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她早回来了三年。
三年,够做很多事了。
宋晚禾盯着天花板上的壁虎裂缝,把脑子里的账盘了一遍。
她上辈子不懂做生意,但她看见过别人怎么做的。
她上辈子不敢冒险,但这辈子她清楚知道哪条路是死路,哪条路能走通。
1972年。
改革开放是1978年的事,还有六年。
六年够了。
她闭上眼睛。
脑子里把六年的时间切成一块一块的,每一块装什么,她要想清楚。
读书。
她初中毕业下乡,学历是短板,这必须先补。
攒钱。
她手里有七年下乡的积蓄,不多,但够撑一段时间。
信息。
改革开放前,做生意不叫做生意,叫投机倒把。
但有些事不是做生意,是倒卖信息,是帮人跑腿,是钻空子。
她上辈子认识一个人,外号叫“耗子”,是胡同里出了名的活络人,1973年靠倒卖布票发了一笔,1974年靠帮人找工作赚了中介费,1975年改革风声刚有苗头,他已经提前布了局。
那人现在住在哪条胡同她记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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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宋晚禾端着搪瓷缸子坐到院子里晒太阳,她妈在灶上忙活,她哥出门上班了,她爸坐在旁边看报纸。
“爸,”她喊了一声。
“嗯?”
“我想去夜校读书。”
她爸放下报纸,看她。
“学什么?”
“先把高中读完,”她说,“以后想考大学。”
她爸安静了一会儿。
“高考现在不开,”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
“不管什么时候恢复,书读着总没坏处,”宋晚禾把搪瓷缸子放到膝盖上,“爸,我在外面七年,什么都没学到,不能再耽误了。”
她爸看了她很久。
“行,”他说,“报名的钱我出。”
“谢谢爸。”
“谢什么,”他重新拿起报纸,“你是我姑娘。”
宋晚禾低下头,把手捂到搪瓷缸子上,让热气钻进掌心。
她妈在灶间喊:“晚禾,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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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夜校在三条街之外的一个中学,每周三天课,主要是语文数学,另外开了个政治理论班,来的人形形色色,有她这样的返城知青,有工厂里想转正的工人,还有几个看着就没什么文化基础的中年大叔,坐在那儿抄黑板抄得满头大汗。
宋晚禾坐在第二排,把笔记记得工整而细密。
她旁边坐着一个姑娘,叫沈卉,河北来的,比她小两岁,说话声音很大,第一天上课就跟她搭话。
“你也是返城的?”沈卉问。
“嗯。”
“哪儿下乡的?”
“黑龙江。”
“哎呀那可真冷,”沈卉咋舌,“我是河北的,比你暖和多了,你回来多久了?”
“刚回来。”
“我也刚回来,”沈卉把课本拍到桌上,冲她咧嘴一笑,“咱俩以后做同学?”
宋晚禾看着她。
这个人她上辈子没有遇到过。
上辈子她多留了三年,回来的时候是1975年,夜校那一批已经散了,她错过了这些人。
“好,”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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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校第一节课散了之后,宋晚禾没有直接回家。
她往东走了两条街,拐进一条叫永和胡同的小巷子,在第三家门口停下来。
院子里有狗叫声,然后是一个男人掀门帘出来,三十出头,眼睛小而活络,看见她站在门口,先把她从上到下扫了一眼。
“找谁?”
“我找外号叫耗子的,”宋晚禾说,“请问是这里吗?”
那男人把眼睛眯了眯。
“你谁介绍来的?”
“没人介绍,”宋晚禾说,“我自己找来的。”
这就有点奇怪了,那男人打量她的眼神里多了几分警惕。
“我找他有生意谈,”宋晚禾说,“不是坏事,就是问一些信息,我用钱买。”
“什么信息?”
“布票。”
那男人安静了一下,然后把门帘掀开。
“进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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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确实叫耗子,本名谢耀宗,胡同里人人认识,做的是消息买卖,知道哪里有多余的票证,知道哪里有供应不到的物资,说白了就是当中间人,买消息,卖消息,两头赚差价。
这种事现在不能明着做,只能私下里传,一旦被抓就是投机倒把,轻的批评教育,重的蹲派出所。
但谢耀宗干了好几年没出过事,人精得很。
宋晚禾把来意说了:她手里有一批下乡七年存的布票,数量不多,但是攒起来的,她想知道市面上有没有需要的,能换什么。
谢耀宗听完,重新打量了她一遍。
“你多大?”
“二十二。”
“刚返城?”
“嗯。”
“家里什么成分?”
“工人。”
谢耀宗把茶缸子放下,沉吟了一会儿。
“你那点布票,能换一套旧棉衣,”他说,“不值当折腾。”
“我知道,”宋晚禾说,“所以我不是来换棉衣的,我是来学规矩的。”
谢耀宗这次真的抬起眼睛看她了。
“学什么规矩?”
“你怎么做的这行,我想学,”她说,“学费我出,你说一个数。”
这话说完,屋子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外面的狗又叫了两声,然后也停了。
谢耀宗转着茶缸子,眼睛一眯一眯的,明显在掂量她这个人。
宋晚禾坐在那里,不催他,就等着。
最后他开口了。
“你这人,”他说,“不像刚返城的。”
“七年的老油条了,”宋晚禾说,“能装什么新鲜的。”
谢耀宗破天荒地笑了一下。
“学费先说好,我这行的规矩,不是用钱学来的,”他说,“你先给我跑三次腿,把我要带的话带到,不出差错,我就告诉你入门的东西,行不行?”
宋晚禾想了一秒。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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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跑腿,前两次都是送消息,说某处有多余的煤票,说某厂这个月会多分一次猪肉,这种事她提心吊胆地做完了,没出岔子。
第三次出了点意外。
谢耀宗让她去找一个叫刘四儿的人,说有批货要交接,让她去约个时间。
宋晚禾到地方,刘四儿不在,在的是刘四儿的老婆,一个嗓门特别大的女人,误以为她是来找刘四儿的相好的,当街堵住她就开骂。
宋晚禾被堵在胡同口,周围呼啦一下围了一圈看热闹的,那女人骂得不带重样的,一会儿说她狐狸精,一会儿说她勾男人。
宋晚禾站在那里,看了她一会儿,说:“大姐,你骂错人了。”
那女人骂得更起劲了。
宋晚禾又说:“我是来跟你男人谈公事的,你要这样,这公事我不谈了,之后他来找谢耀宗说,你让他说清楚为什么。”
谢耀宗这个名字一出来,那女人顿了一下。
旁边看热闹的人里有认识谢耀宗的,小声跟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那女人的气焰明显矮了三分。
“你真是跑腿的?”
“嗯。”
“你等着。”
她回去叫出刘四儿,刘四儿跟宋晚禾确认了时间,全程脸红到脖子根,回头冲他老婆低声说了句什么,他老婆哼了一声,散了。
宋晚禾把时间带回去,谢耀宗听完,笑出了声。
“你倒是能扛,”他说,“换别人早跑了。”
“跑了就是没做完,”宋晚禾说,“我又不是去打架的。”
那天谢耀宗跟她说了两个小时的话,把这行的门道讲了个七七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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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两年,宋晚禾白天复习功课,晚上读夜校,空余的时间替谢耀宗跑腿,从小腿开始,慢慢摸清了北京城里这张消息网的脉络。
她不做票证,风险太大,她只做信息。
哪个工厂有多余名额,哪里有供应不足的物资,谁家有什么东西要流通。
她悄悄做了个小本子,把打听来的零碎信息记进去,哪个街道、哪个工厂、哪种物资,慢慢地,本子厚了起来。
沈卉是她第一个固定搭档。
沈卉嘴快、认识人多、胆子大,宋晚禾嘴严、逻辑清楚、不怕磕碰,两个人凑在一起,意外地合适。
夜校读完的那年,沈卉找到她,说听说有个街道工厂在招临时工,做的是服装。
宋晚禾说,这个我知道,我帮你问问名额。
沈卉说,你也来吧。
宋晚禾说,我先看看。
她进工厂不是为了做工人的,她是去看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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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厂里她待了半年,把整个流程从裁剪到缝纫到出货摸了个清楚。
那时候布料统一分配,款式统一管理,工厂做的是死板板的工装样式,但宋晚禾发现,工人们私下里会改自己的衣服,把袖子改短一点,把腰改窄一点,把颜色稍微换一换。
这个需求是真实的。
她在夜校学到的东西派上了用场,她把这件事写成了一份厂内建议,从提升工厂效率的角度写的,提出可以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实际体型做适量调整,减少返工。
厂里没多大反应,但这份建议被送到了区里,区里的一个干部看了,觉得有意思,把宋晚禾叫去谈了半个小时。
那个干部叫季明远,四十多岁,说话干脆,问她是哪里毕业的,做过什么,有什么想法。
宋晚禾把自己的情况讲了,知青,返城,现在读夜校,对供销和信息流通有一点研究。
季明远听完,给了她一份材料,说,你写一份调研报告出来,就写你提的这个方向,500字以上,下周交来。
她回去熬了三天,写出了一份700字的报告,写的是城市消费需求与计划供应之间的信息传导效率问题,拿着一堆她两年里攒下来的真实数据做支撑。
季明远把这份报告看了两遍,第三遍的时候递给了他手下的人。
“这个人,”他说,“留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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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75年。
宋晚禾二十五岁,完成了夜校高中学业,工厂的临时工已经变成了合同工,而她手里的那个小本子已经换了三本,每本都记得密密麻麻。
这年冬天,她爸找她谈话。
“有个人来问过我,”她爸说,“问你有没有对象。”
宋晚禾正在看材料,抬眼。
“谁?”
“季明远,他有个外甥,今年二十八,在机械厂做技术员。”
宋晚禾把材料放下。
“爸,”她说,“我现在不想谈对象。”
她爸清了清嗓子。
“不是让你现在就定下来,就是见一面——”
“爸,”她说,语气平静,“我回来的这三年,我一直在做什么,你知道的吧?”
“知道,”他说,“你读书,你做事,你很努力。”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她说,“感情上的事,我等等再说。”
她爸看了她很久。
“行,”他说,“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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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晚禾确实心里有数。
她知道接下来三年,1978年改革开放,整个时代的逻辑要换一次。
她等了二十五年等上辈子、又在这辈子等了三年,等的就是这三年之后的那扇门。
在门开之前,她要把手里的牌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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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宋晚禾考上了北京一所夜大的会计专业。
消息传回家的那天,她妈在灶间大声说:我们晚禾考上大学了!
院子里的两只鸡还是被惊得扑棱翅膀。
宋晚禾坐在院子里,让冬天的太阳晒着脸,慢慢地,慢慢地,把嘴角勾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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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大的同学里有一个叫陈嘉木的,本科毕业,在工厂做财务,来读夜大是为了拿个额外的证书。这人不怎么说话,坐在课堂角落里,笔记记得极好,宋晚禾借过一次,还的时候说了声谢谢,他说不客气,然后又不说话了。
后来宋晚禾发现这人在财务上有真功夫,遇到她看不懂的东西去问他,他说得清楚,逻辑严整,从不废话。
就这么来来往往了半学期,沈卉突然有一天凑过来小声说:
“晚禾,那个陈嘉木好像老看你。”
宋晚禾抬眼扫了陈嘉木一眼,他正低头看材料,完全没看她。
“你眼花了,”她说。
沈卉说,真的,我发现好多次了。
宋晚禾说,他可能在看我旁边的黑板。
沈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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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天,高考恢复的消息下来了。
宋晚禾是在夜大下课的路上从广播里听到的。
她站在路中间,冷风往脖子里灌,身边的人有的激动,有的发懵,有的掏出来跑,要去告诉家里人。
她站在原地,把这个消息在脑子里转了一圈。
她早就知道这天要来。
但真来了的时候,还是觉得,时代的齿轮转动起来的声音,很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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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报了名。
1977年的高考,宋晚禾二十七岁,是考场里数得上的“大龄”考生,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下乡返城的男生,紧张得笔都没拿稳,掉在地上响了一声,全考场的人都回头看了他一眼。
宋晚禾把笔递还给他。
“别慌,”她说,“慢慢写。”
她拿出自己的笔,开始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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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她妈在门口等了一上午的邮递员。
拿到通知书的时候,她妈手都在抖。
经济系。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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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入学那天,宋晚禾背着包走进校门的时候,遇到了迎新的学生干部,对方一脸热情,问她是不是来报道的,她说是,对方拿着名单找了半天,抬起头来:
“宋晚禾?”
“嗯。”
“经济系的学姐好,我是中文系大一的,我叫……”
那个声音突然停了。
宋晚禾顺着他愣住的方向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也愣了一秒。
陈嘉木站在校门口台阶上,拿着一叠材料,同样停在那里。
两个人对着看了三秒。
“你也考上了?”宋晚禾先开口。
“经济系,”他说,“你呢?”
“经济系。”
旁边那个中文系大一顿了顿,把名单默默收好,悄悄往旁边挪了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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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的大学,宋晚禾和陈嘉木是同班同学。
他还是不怎么说话,笔记还是记得极好,遇到难题还是逻辑清楚。
但沈卉后来告诉她,据不可靠来源——就是沈卉本人——的统计,陈嘉木在课堂上的视线方向,大约有百分之七十都落在同一个位置。
宋晚禾说:你在统计这个干什么。
沈卉说:我不告诉你,他看的是你还是你旁边的黑板。
宋晚禾沉默了一下,说:你有事吗?
沈卉说:我有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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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秋,改革开放正式开始。
宋晚禾坐在图书馆里,把手里的书合上,抬头看窗外。
操场上有人在踢球,喊声很大。
她在脑子里把手里的牌再算了一遍。
会计专业的基础,经济系的系统训练,三年跟谢耀宗学来的信息网络脉络,还有那个厚得翻不动的本子。
这张牌,可以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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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第一个暑假,宋晚禾用攒了多年的积蓄,在西城区开了一个小铺子。
不大,就一间屋子,做的是服装。
那会儿开私人铺子还是新鲜事,周围邻居的眼神各种各样,有好奇的,有质疑的,她妈觉得不稳当,她爸说让她试试。
她哥宋建国骑车来看了一眼,转了一圈,说:
“门头牌子字写歪了。”
宋晚禾说:你帮我写。
宋建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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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子头三个月,生意不好不坏,能覆盖成本但没有多少利润。
宋晚禾把问题出在哪里想了很清楚:款式不够新,消费者需要的东西和她做的东西对不上。
她花了两周时间走遍了北京能找到的每一家服装铺子和工厂,把款式和售价全记了下来。
然后又花了一周时间,在夜大和工厂里访谈了三十二个女性,问她们最想要什么样的衣服。
整理出来的答案放在桌上,宋晚禾看了很久。
实用,好看,不贵。
这三个需求之间有矛盾,但不是不能协调。
她把款式重新设计了一批,找了两个裁剪好的师傅合作,价格定在中间段,不往低端走,往实用美观走。
第四个月,铺子开始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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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在胡同里传,说西城那个新开的服装铺子做的东西不错,宋晚禾开始忙到没时间吃饭,沈卉放假来帮她,两个人从早盯到晚,算账算到凌晨。
那年年底,她把本金收回来了,还有了一笔利润。
她拿出一部分,给她爸妈买了两件新棉袄,给她哥买了一双皮鞋。
她哥穿上皮鞋,低头看了很久。
“你赚钱了?”他问。
“小赚,”她说,“才开始。”
宋建国抬起头,看着她妹妹。
“你在外面七年,吃苦了,”他说,半天才说出这句话,然后转过脸去,“以后不用了。”
宋晚禾说:哥你别哭啊。
宋建国:我没哭。
宋晚禾:你眼睛红了。
宋建国:西北风大,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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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二年级,陈嘉木突然有一天在课后追上她,把一份财务分析报告塞到她手里。
她低头一看,是她上一次做的作业,密密麻麻写了批注,把几处逻辑漏洞全标出来了,连数据出处都重新查了一遍。
她抬眼看他。
他把视线放到旁边,说:
“你那份有几处错的,以后做生意会出问题。”
宋晚禾沉默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在做生意?”
他沉默了比她更久。
“西城那个铺子,”他说,“是你的吧?”
宋晚禾把报告收好。
“谢谢,”她说。
他说:不客气。
然后他走开了,走了两步,又回头。
“下次有不懂的可以来找我,”他说,语气很平,像在说天气预报,“财务方面。”
宋晚禾看着他的背影。
然后把嘴角压下去,低头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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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980年。
宋晚禾三十岁,大学即将毕业,铺子已经开到了第三家分店。
那一年,沈卉嫁了一个在工厂做技术的男人,婚礼很热闹,宋晚禾去喝喜酒,坐在角落里喝完了整杯茶,出来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了陈嘉木。
他也来了,原来他认识新郎。
两个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北京春天的风还是凉的,街上偶尔过一辆自行车。
“你吃了吗?”他问。
“没怎么吃,”她说,“菜不合口。”
他说:“附近有家国营饭店,还不错。”
她说:“请我吃饭?”
他想了两秒钟。
“嗯,”他说,“算答谢你平时借我课本。”
宋晚禾忍住了笑,说:“那行,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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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上,陈嘉木问她以后有什么打算。
她说,把铺子再开几家,把品类扩大一点,不只做服装。
他说,往哪个方向扩?
她说,你觉得呢?
他想了一会儿,说,日用品,或者粮油。这两个方向需求最稳,改革开放以后流通渠道会逐步放开,提前布局的人能吃到红利。
宋晚禾把筷子放下,看着他。
“你想过自己做吗?”她问。
他抬眼。
“想,”他说,“但我一个人。”
“我需要一个懂财务的,”宋晚禾说,“你需要一个懂信息流通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是在说合伙做生意?”
“嗯。”
他安静了很长时间,窗外街上的自行车铃声叮铃一响,然后散了。
“行,”他说,“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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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谈了三个小时的条件。
从股份分配谈到决策权,从财务监管谈到业务范围,宋晚禾把每一条都写进笔记本里,陈嘉木把每一个细节都追到底,逻辑严整得让她觉得这人如果去打官司,对方的律师会当场崩溃。
谈完最后一条,她把本子合上。
他把茶杯推过来。
“你一直没喝,”他说,“凉了。”
宋晚禾接过去喝了一口,确实凉了。
“谢谢,”她说。
他说:不客气。
然后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外面天已经黑了,饭店里人少了很多,服务员开始收周围的桌子。
“宋晚禾,”他突然开口。
“嗯?”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
“我不只是想合伙做生意。”
宋晚禾把茶杯放下,抬起眼睛看他。
他视线直直落在她脸上,这一次没有往别处躲。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他说。
宋晚禾盯着他看了很久。
外面路灯亮了,白光透过窗子打进来,落在桌上,把那杯茶照出一小块光。
“我知道,”她慢慢说,“但我想先把事情做好。”
他说:“那我等。”
这三个字说得平静,像在陈述一个既定事实,没有请求,没有逼迫,就是一个信息:我等。
宋晚禾把视线收回来,放到桌上那杯茶上。
“陈嘉木,”她说。
“嗯。”
“你等的东西,不会让你失望的。”
他没说话,但她听见他把气慢慢呼出来,像是某种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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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81年,宋晚禾大学毕业。
毕业典礼那天,她站在操场上,太阳很好,把校门口的梧桐树照得泛白。
她上辈子从来没有走到这里。
上辈子她在1975年回来,做临时工,蹉跎了很久,然后改革开放来了,她想追,没追上,就那么一年一年地过着,不好不坏,没有很差,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高光。
这辈子,她在这里站着。
身后有她爸妈和她哥,她爸这次连眼眶都没红,就是站在那里,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说:
“晚禾,你争气。”
她说:爸,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她爸说:走吧,你走你的,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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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那一年,宋晚禾和陈嘉木合伙注册了公司。
很小,就他们两个人,加上沈卉的丈夫周明作为第三股东——周明在工厂有货源关系,这是他们需要的。
做的第一件事是粮油。
宋晚禾带着她那几本厚到翻不动的小本子,把北京城里的信息网络盘活了,哪条渠道,哪个合作方,全清楚。
陈嘉木把财务管得一丝不苟,每一笔账都有据可查,从来不走灰色地带,遇到她想冒进的时候他一个眼神就能把她拦住。
两个人磨合了很久,吵过架,拍过桌子,有一次在会议室因为一个决策方向争了两个小时,谁都不肯让,最后沈卉推门进来说,你们两个要么出去打架,要么让我投票,我来裁。
宋晚禾说,你投谁的?
沈卉说,我投理由更充分的。
陈嘉木把他的理由又说了一遍。
沈卉想了想,说,我投他的。
宋晚禾把材料一拍,说,行,就这样。
后来事实证明那次陈嘉木是对的。
再后来宋晚禾遇到自己不确定的决策,会主动拿给他分析,他也不藏私,把每一处逻辑都说清楚。
就这么来来往往,来来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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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
公司已经有了二十几个员工,年营业额跨过了一个她原本只在纸上算过的数字。
那一年,北京的秋天特别好,宋晚禾从外面谈完一个合同回来,推开公司的门,陈嘉木正在对账,低着头,桌上摆着一杯她喜欢喝的浓茶,冒着热气。
他听见门响,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然后说:
“谈成了?”
“谈成了,”她把包放下,走过去,把那杯茶端起来喝了一口,“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他说:猜的。
她说:你前一天猜,前一天就沏好的?
他说:你昨天说今天下午回来。
宋晚禾把茶杯放下,转过脸来看他。
他把视线重新放到账本上。
“还有三十页,”他说,“你先休息。”
宋晚禾盯着他的侧脸看了一会儿。
“陈嘉木,”她说。
“嗯。”
“我觉得,事情做得差不多了。”
他笔尖停了一下。
“什么意思?”他问。
“就是,”宋晚禾说,停了一下,“之前那个等,不用等那么久了。”
他把笔放下,转过脸来,这一次视线落下来,完完整整地落在她脸上,不躲。
窗外秋天的阳光,把整间屋子照成一种很深的金黄。
他说:“宋晚禾。”
“嗯。”
“你想清楚了?”
“想了三年了,”她说,“够清楚了。”
他站起来。
“好,”他说,就这一个字,然后他把账本合上,推到旁边,“那我也有件事告诉你。”
她说什么事。
他说:“我等了三年,利息很高的。”
宋晚禾愣了一秒,然后笑了出来,真正地笑了出来,把这三年、和上辈子那十年、和东北那七年、和所有的等待与蹉跎,全笑进那一下里。
“行,”她说,“你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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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1984年夏天,他们领了证。
小院里办的酒,席摆在院子里,她爸妈、她哥、沈卉夫妻、谢耀宗、夜大的几个老同学,乌泱泱坐了半院子。
她哥宋建国喝高了,拉着陈嘉木说了半小时的话,大意是你必须对我妹妹好,不好的话我找你算账,他身高一米七五,说这话的时候端着酒杯,表情很正经。
陈嘉木说:知道,我会的。
宋建国说:还有,你们公司那个财务报告能不能帮我们单位的也看一眼……
宋晚禾把她哥推开,说:你喝多了。
宋建国说:我没多。
宋晚禾说:喝多才说这种话。
宋建国:……我是借着酒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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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酒席散了之后,院子里收拾干净了,她爸妈回屋了,她哥在廊下坐着,对着月亮说了半天的话,最后也进去了。
宋晚禾坐在院子里,看着那轮月。
陈嘉木坐在她旁边,不说话,就是坐着。
“陈嘉木,”她说。
“嗯。”
“你知道我上辈子,”她说,然后停了一下,改口,“你知道我在东北那七年,是什么样的吗?”
他说:你说过一点。
她说:很难熬。
他说:现在呢?
她想了一下。
“现在,”她说,“还不错。”
他伸手,覆上她放在膝上的手。
她没有把手收开。
月亮在院子里照出长长的阴影,从梧桐树叶缝隙里漏下来的光,碎碎地落在地上。
很安静。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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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990年,宋晚禾四十岁。
公司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有了分支,从最初的两个人变成了三百多个员工,从粮油到日用品再到商贸,一步一步。
她爸妈住进了大房子,她哥转了正,沈卉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谢耀宗早就金盆洗手,自己开了家小馆子,每次她去吃饭都不让她付钱,说是当年那三次跑腿的谢礼,让她白吃一辈子。
宋晚禾说:你这辈子都别想还清了。
谢耀宗说:没事,让你下辈子再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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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沈卉来找她,翻出来一张旧照片,是她们夜校毕业那年照的,两个人站在操场上,风把头发吹乱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你看,”沈卉把照片推到她面前,“那时候我们多嫩。”
宋晚禾拿起来看了看。
“嗯,”她说,“那时候什么都不懂。”
“你比我懂,”沈卉说,“你那时候就像个老江湖,才返城没多久,就跑去找谢耀宗了,你哪里来的胆?”
宋晚禾把照片放下,笑了一下。
“就是觉得,”她说,“时间不能浪费了。”
沈卉若有所思地点头,然后把照片收好,说:
“晚禾,你这辈子,过得值不值?”
宋晚禾想了很长时间。
外面阳光很好,光从窗子进来,把茶杯映出一片透亮。
“值,”她说,“每一步都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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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顾长林,有人说在县政府做了个小职位,借着岳家关系,混得不差,不好,就是那样,不差。
消息飘来的时候,宋晚禾正在看一份新的合同,她把这条消息在脑子里停了一秒钟,然后翻到了下一页。
她早就还清了那七年的账。
用整整十八年,把时代欠她的,一分不差地讨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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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北京的天很蓝。
很多年前,那辆拖拉机把她送离黑龙江的时候,天也是这个颜色。
她上了那辆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走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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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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