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耗子
我们班有个贼。
不是那种撬锁翻墙、把别人家搬空的贼。他偷的东西都很小。橡皮、笔芯、食堂窗口找零时多拿的一毛钱、讲台上用剩的半截粉笔、隔壁班女生头发上的塑料发卡。他连偷都偷得很没有出息。
他叫周砚。
没人叫他周砚。全年级都叫他耗子。
耗子是转来的，高二下学期，插在我们班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那个位置原来空着，因为窗户关不严，冬天往脖子里灌风。他坐进去的第一天，就把校服袖子挽到小臂上，露出一截细得像筷子的胳膊，然后趴下睡了整整两节课。
班主任点他名，他站起来，说“到”。声音很轻，像怕吵到别人。
后面的事，是一点一点发现的。先是我的橡皮不见了。我那块橡皮是蓝白两色的，很硬，擦字会留一层灰。第二天它回到我桌上，边角被啃掉了一小块，像被老鼠咬过。
再是食堂。中午打饭，阿姨找零，他接过钱，手指在纸币上摩挲了一下，然后那张五块钱的钞票边缘就缺了一个口子，锯齿一样。他把缺了口的钱塞进兜里，把完整的钱递给了排在他后面的女生。
再后来是老师的粉笔。每一节课,讲台上的粉笔都会少一根。有人说是他。他承认。班主任让他把手伸出来,手心朝上。他伸了。班主任用尺子打了他三下,他的手掌心红得像一块煮熟的对虾，他却一直在笑，笑得肩膀发抖。
“你笑什么？”
“不疼。”他说，“真的不疼。”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他在嘴硬。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他真的不疼。因为疼这种东西，别人身上是有的，他身上没有。他把它偷走了，偷得太干净，连自己那一份也一并搬空了。
耗子偷东西，有个怪癖。他不像别的贼那样，趁人不注意，抓了就塞进兜里。他偷之前要先把东西拿起来，放在手心里，捏一捏，然后闭上眼睛，鼻尖几乎要贴上去，轻轻地闻。
像是在辨认这玩意儿是什么味道。
有一次我撞见他在闻我同桌的水杯。他捏着那个不锈钢杯子，闭着眼，眉头皱得很紧，像闻到了一股很冲的味道。我把杯子抢回来，他睁开眼，很平静地看着我。
“你同桌最近是不是总失眠？”
我愣了一下。我同桌那阵子确实天天顶着黑眼圈，上课打瞌睡，被数学老师用粉笔头砸过两回。
“你偷看人家日记？”
“我不看日记。”他说，“我闻。”
“闻什么？”
他没答。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小块橡皮，放在我同桌的桌角，然后就趴回去睡了。
第二天，我同桌说她昨晚睡了九个小时，一觉到天亮，连梦都没做。
这类事发生过太多次了，多到我们后来都懒得去想。丢了东西的人，隔几天总能找回点什么；找不回来的，就会莫名其妙地好上一阵子。有人说是巧合，有人说是心理作用。我们那时候十六七岁，脑子里装的是模拟考和食堂的新菜，没有人愿意往深了想。
只有班长林知微，从来不丢东西。
她的笔、她的笔记本、她的饭卡，放在桌上一天一夜，都不会少一根头发丝。耗子从她桌边走过去，脚步会加快，像绕开一摊水。
我们问她有什么秘诀，她说没有。她只是把每样东西都摆得很整齐，笔尖朝一个方向，本子叠成直角。她说这样看着舒服。
林知微是我们班最好的一个人。她成绩好，脾气好，会给每个过生日的同学写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的话不长，但总能写到人心里去。我十七岁生日那天，她写的是：“你其实很聪明，只是不肯用力。别怕，用力不会疼的。”
我把那张卡片夹在字典里，到现在还留着。
那年三月，她没来上学。
一开始说是贫血，要在家休养两周。两周后还是没来。班主任在班会上站了很久，才说：林知微同学确诊了急性髓系白血病，M3型，已经在省血液中心住院了。
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树枝刮玻璃的声音。
那天下午，全班都哭了。男生也哭。有个平时最混的男生，把脸埋在校服袖子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哭得像个小孩。
只有耗子没哭。他坐在最后一排，手肘撑着窗台，看着外面。外面在下雨，雨点打在玻璃上，一条一条往下淌。
二、果酱瓶
去看林知微是两周后的事。
医院在城西，坐公交要四十分钟。全班凑了钱，买了一束花、一箱牛奶、一袋水果，还有一本同学录——每个人都在上面写了一页。
医院走廊很长，白得晃眼。护士让我们在无菌病房外面隔着玻璃看。玻璃上有一层反光，里面的灯是暖黄色的，但看起来比外面冷。
林知微躺在里面，头发掉了大半，露出白得发青的头皮。她看见我们，就撑起身子，朝我们笑，还抬起手在玻璃上按了一下。
她妈妈站在外面，眼睛肿得像两颗枣。她说，孩子现在最怕的不是疼，是掉头发，每天梳头梳下来一小把，她就蹲在洗手间里哭。
我们一个一个轮流隔着玻璃挥手。有人把同学录贴在玻璃上，让她看封面。她笑，眼睛弯起来，可是眼泪一直流。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手掌整个按在玻璃上。她的手隔着那层玻璃，对上我的。
玻璃是凉的。
我看见她的嘴唇动了动，说的是“别怕”。
明明该说这句话的人是我。
出来的时候，我在楼梯间蹲了很久。走到一楼，我才发现少了一个人。耗子不见了。
我回头往走廊尽头走，看见他站在无菌病房的隔离门外，正跟护士说话。他背对着我，校服袖子鼓鼓的，里面像塞了一只活物。
护士说不行，探视时间过了，而且家属才能进。
他没争。他隔着门玻璃往里看了很久，然后慢慢把手抬起来，掌心贴上去，手指张开，按在那层玻璃上。
我走过去的时候，听见他很轻地说了一句：“别怕，我给你偷出来。”
我以为他在说傻话。
那天晚上，我们准备走的时候，他叫住了我。
“等一下。”
他在走廊尽头，靠在消防栓旁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医院的灯从头顶打下来，把他的脸照得很薄，眼窝是两个坑。
“你们别急着走。”他说，“有样东西，你们看看。”
他把手伸进袖子里。
我第一次看见一个人从自己袖子里掏出东西。他的袖子是空的，但他的手在里面动，像在摸索什么，动作很慢，很小心，像掏一只睡着的猫。然后，他把手抽了出来。
他手心里托着一团东西。
浅粉色。
像一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猪油，半凝的，微微发亮，带着一点点透明。它在他手心里轻轻地动，不是抖动，是搏动，一下，一下，很慢，像一颗心脏在很远的地方跳。
它还有一点温度。我能看见它周围的空气微微扭曲了一下。
走廊里的灯闪了闪。
“异常增殖且无法分化成熟的恶性白细胞。”
耗子一字一句地说，说得很慢，像在背课文，也像在念一段判决书。
“这是我昨天趁班长不注意，从她的血液和骨髓里偷来的。”
走廊里没有人说话。有个女生捂着嘴，往后退了一步，撞在墙上。我听见她喉咙里发出打嗝一样的声音。
“你有病吧？”有人喊出来，“你他妈是不是有病？”
“你恶心不恶心？那是她的命！”
“你怎么进去的？你什么时候进去的？”
“还给人家！还回去！”
耗子没动。他捧着那团东西，站得很稳，校服袖子还卷在小臂上，露出那截细得过分的手腕。他的手腕内侧有一块淤青，青得发黑，像被谁攥了一把。
“还回去？”他说，“我还不了。还回去就没了。”
“什么叫没了！”
“她本来活不过这个月。”他说。
这句话砸下来，走廊里更静了。
他妈妈从病房那头跑过来，看见他手里的东西，脸一下白了：“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东西？”
耗子转过身，把手里的东西放进一个瓶子里。
那是一个玻璃瓶，很普通，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果酱瓶，牌子撕掉了，只留下一圈粘胶的痕。他把瓶子举起来，对着灯看了看，然后拧上盖子，放在护士站的台面上。
“先冻着。”他对值班的护士说，“零下八十度。别打开。”
护士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追出去，在停车场把他按在墙上，揍了他一拳。血从他鼻子里流出来，他靠着那堵墙慢慢滑下去，坐在了地上。
“你到底干了什么？”我吼他。
他用手背擦了一下鼻子，看着手上的血，很认真地看了两秒。
“我把它偷出来了。”他说，“她身体里长这个，是因为它本来不该在那儿。你们不是老说吗，耗子手不干净。手不干净，那就干点不干净的活。”
“你会死的。”我说。
“我知道。”
他抬起头，笑了。他牙齿上还有血。
“别弄掉了。”他说，“很贵的。”
三、空瓶
第二天，医院里出了一个“奇迹”。
林知微的骨髓穿刺结果出来了。原始细胞从百分之六十二，掉到百分之零点四。
一晚上。
主治医生盯着报告看了半个小时，然后叫来了科主任，科主任又叫来了院长。他们开了三次会，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样本可能污染，建议重新穿刺。
重新穿刺。第二天。
第二天的结果还是一样。原始细胞百分之零点六。
她开始退烧。第三天，她能坐起来了。第五天，她妈给她熬了粥，她喝了半碗，说想吃食堂的番茄炒蛋。第七天，她的头发开始长出来，先是细细的一层绒毛，像桃子。
三周后，她出院了。
全班去接她。我们举着横幅，横幅是语文课代表写的，字很漂亮：“欢迎班长回家”。
她瘦了很多，但脸色是活的。她从车上下来，被同学围住，笑到眼睛都没了。她妈妈在旁边一直哭，一边哭一边给人鞠躬，鞠了一次又一次。
那天没有人想起耗子。
我想起来了。我在人群外面站了一会儿，然后跑去医院，跑到护士站。
那个果酱瓶还在。
瓶口上的封条是我前一天贴的，上面写了日期，还有我的名字。封条完好，标签完好。
但是瓶子是空的。
我把瓶子举起来对着窗户看。玻璃内壁上有一层很淡的粉色的雾，像有人把一口烟吹进去，又擦了一遍。底上有一点点残渣，细得像面粉。
我把瓶子拧开，凑近了闻。
什么味道都没有。
我把瓶子带回了学校，塞在自己的储物柜里。
那天晚上，我给耗子打电话。关机。给他家里打，响了很久，没人接。
第二天，他没来上课。
第三天，还是没来。
第四天，我去他家家访。他家在城东的老城区，巷子很窄，两边的墙上贴满了小广告。他家住在三楼，门是木头的，油漆掉得只剩底子。
开门的是他妈妈。她穿着一件旧毛衣，眼睛是红的。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侧过身让我进去。
屋里有股味道。不是臭，也不是霉。像过期的药，混着一点甜。我形容不出来，但是站在门口，我就觉得嗓子发干。
然后我看见了那面墙。
整整一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钉着木架子。架子上摆满了玻璃罐。
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装酱菜的，有装蜂蜜的，有装咖啡豆的，有装维他命片的。有的罐子很干净，有的内壁上糊着一层灰。大多都是空的。
几乎每个罐子上都贴着一张标签。标签是用作业本的纸剪的，用圆珠笔写的。
我走近了看。
“张野，偏头痛，2021.9”。
“李桂兰，肝硬化，2022.1”。
“三楼阿姨，失眠，2022.6”。
“王倩，想死，2019.7”。
“小卖部老赵，痛风，2020.4”。
“我妈，手抖，2016.11”。
一张一张，我数过去。有四十七个罐子。
最后一个罐子放在最下面一排，玻璃很新，标签上的墨迹也新。
我凑过去看，那上面写的是：
“林知微，AML-M3，2024.3”。
“你在看什么？”
耗子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
我转过身。
他躺在床上，盖着一床洗得发黄的被子。被子只盖到胸口，他的锁骨突出来，像两根挂衣服的钩子。他的脸没有血色，但不是白，是那种旧纸的黄。
“你怎么了？”我问。
“有点累。”他说。
“你流鼻血了。”
他伸手摸了一下鼻子下面，看了一眼手指上的血，然后把手指在被子边缘擦掉，动作很自然，像擦掉一滴口水。
“坐。”他说，“你带了作业没有？”
我坐在他床边的塑料凳子上，把作业本放在腿上，一个字都念不出来。我看着那面墙。屋里很安静。我能听见窗外有人在吵架，还有楼下卖豆腐的喇叭声。
“这些是什么？”我终于问。
“账本。”他说。
“什么账？”
“偷来的东西。”他说，“偷来的东西不能凭空消失。它得有个地方待着。”
四、规矩
那天下午，他跟我讲了他的规矩。
他说他八岁那年发现这件事的。
他妈妈是护士，在血液科。他小时候放学早，就去医院找他妈妈。那时候病房里住着很多小孩。有的小孩剃了光头，胳膊上插着管子，坐在床上看电视，看到一半就睡着了。有的小孩不哭，就那么躺着，眼睛睁得很大，看着天花板。
他妈妈每天回家都很累，累得手抖，端碗的时候碗沿会磕到牙齿。
有一天晚上，他坐在床边看他妈妈睡觉，看着她抖。他伸出手，在她手背上摸了一下。
他说，那一刻，他感觉到了。像一根线头，从她手背下面透出来，很细，搭在他的指腹上。他捏住那根线头，轻轻地一拉。
线头断了。
他妈妈第二天端碗的时候，手不抖了。
她高兴了很久，跟邻居说，我这毛病自己好了。
“从那以后，”他说，“我就知道了。有些东西是会多出来的。疼、病、失眠、想死的念头、害怕。它们长在人身上，长多了，人就受不了。人受不了的时候，它们会从皮肤里透出来一点点，像线头。”
“你拉出来，它们就没了？”
“没了。”
“去哪儿了？”
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我这儿。”
“为什么是你？”
“不知道。”他说，“可能就是手贱。”
他说，他偷东西，从来不是为了钱。他拿别人的橡皮、别人的笔，是因为那些东西上也带着东西。一个人的橡皮用了三年，上面沾着他的手汗、他的焦躁、他写错字时咬笔杆咬出来的牙印。他摸一下，闻一下，就知道这个人身上多的是什么。
“我拿走他的橡皮，他的失眠就好了。”他说，“橡皮上那点东西，跟失眠是一根线上的。我扯住一头，另一头就跟着出来了。”
“那你偷的东西呢？橡皮呢？”
“扔了。”他说，“橡皮又没用。我要的是那根线。”
他说，他帮过很多人。帮张野拿走偏头痛，张野现在高三，天天刷题，头不疼。帮李老师拿走肝硬化，李老师今年退休了，还能喝两口酒。帮三楼阿姨拿走失眠，她现在每晚睡六个小时，白天在楼下跳广场舞，跳得比谁都欢。
“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最好。”他说，“知道了会怕。”
“那你自己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这儿有地方。”他拍了拍胸口，“一开始挺宽敞的。后来就挤了。”
他说，装进去的东西不会消失。它们在他身体里待着，一天一天地长。偏头痛在他脑门上敲，失眠在他夜里翻来覆去，痛风在脚趾头上烧。想死的念头最麻烦，那个念头在他身体里走来走去，像一只困在屋里的猫，半夜抓门。
“现在呢？”
“现在挺挤的。”他咳了一声，咳得很轻，可是咳完了，他嘴唇上多了一点红。
我站起来，想给他倒水。他拉住我的手腕。
他的手很凉，而且很薄，像一层纸包着几根骨头。
“你别叫救护车。”他说，“没用。他们查不出来。”
“你都这样了——”
“我这样是有原因的。”他说，“这次我偷的东西太大了。”
他看着那面墙。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落在最下面那个罐子上。
“她那个，不是一般的病。”他说，“那东西在她身体里长了十七年，从她出生就在长。它跟她长在一起了，扎了根。”
“你偷出来了。”
“偷了一半。”
“一半？”
“我扯断的时候，它断成了两截。一截我拿出来了，就是那天你们看见的。另一截，还在她身体里。”
“可她已经好了。”
“她好了，因为那一截已经不长了。”他说，“它蔫了。它得跟着那一截一起长。断了以后，它就没了主心骨。”
“那你手里那一截——”
“它在我身体里长。”他说，“而且长得比在她身体里快。”
他把被子掀开。
他的胳膊上，从手腕到肘弯,布满了淤青。
不是撞出来的那种青。是一片一片的，暗红色，边缘发黄，形状不规则，像泼上去的墨。其中一块，在手腕内侧，是一个手掌的形状。五根手指，很短，很细，像小孩的手。
“这是什么？”
“它想变成我。”他说。
五、长的东西
林知微出院以后，班里的气氛变得很好。她回来上课那天，全班鼓掌鼓了半分钟。她站在讲台前，脸红红的，说谢谢大家，说以后一定把落下的课补上。
她的头发很短，像一个小男孩。她戴了一顶毛线的帽子，粉色的。她坐下来，翻开书，笔尖朝一个方向摆好。
一切都很正常。
不正常的是后来。
四月中旬，后排的一个男生开始流鼻血。他在做数学卷子，鼻血滴在卷子上，一滴，两滴，把一道函数题的坐标轴染红了。他仰着头，捏着鼻子，血从指缝里流下来，流到下巴，滴在校服上。
校医说是天气干。
五月初，学习委员在早读的时候晕倒了。她倒在桌子上，脸贴着课本，课本上“出师表”三个字的一半被她压皱了。送医院查，血小板偏低。
六月初，轮到我了。
那天体育课，跑八百米。跑到第三圈，我觉得腿不是自己的了。我摔在跑道上，膝盖磕破了，血一直流，流了很久都止不住。同学把我扶起来，我看见自己的血在塑胶跑道上流过的地方，颜色比正常的红要浅一点，偏粉。
那天晚上，我去了医院。
血常规。白细胞偏低，血小板偏低，红细胞偏低。医生说，可能是病毒感染，让我一周后复查。
一周后，还是低。
血液科的老医生看了我的单子，问我：“你们班最近是不是有很多人查血有问题？”
我说是。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学校去年有没有装修？有没有新刷的油漆？”
我说不知道。
他说：“再观察吧。孩子，这个数值不算危险，但别再掉了。”
我从医院出来，在门口坐了很久。天已经黑了，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把地上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给耗子打电话。
响了七声，他接了。
“喂。”
他的声音很哑，像砂纸磨过木头。
“你在哪儿？”
“家。”
“我来。”
“别来。”他说完，顿了一下，“来吧。”
我到的时候，他家的门没关严，里面亮着一盏灯。
他躺在床上，比上次更瘦。被子下面几乎看不出人的形状，只有胸口在起伏。他脸上盖着一块毛巾，毛巾上有血。
“你又流鼻血了。”
“嗯。”
“多久了？”
“从上周开始。”他说，“一天三四次。”
我把毛巾拿下来。他的脸像浸过水的纸，一碰就会破。
“你去看医生。”
“看了。”他说，“查了。”
“结果呢？”
他指了指床头柜。
我拿起那张报告单。骨髓穿刺报告。上面有一行字被红笔圈了起来：
“原始细胞占百分之七十八。”
我拿着那张纸，手在抖。
“百分之七十八。”我说，“这是——”
“这是白血病。”他说，“急性髓系白血病。M3型。”
屋里很静。窗外有人在放一首很老的歌，声音小小的，隔着两层墙。
“你偷了她的病。”
“我偷了一半。”
“现在在你身上长了。”
“长得很快。”他说，“它在她身体里长了十七年，长得慢，因为她身体认得它。我身体不认得。它一到我这儿，就撒欢了。”
他把手抬起来，看了看自己手背上的淤青。
“它不是在杀我。”他说，“它是在分化我。它想变成我，想学会怎么当一个周砚。学会了，它就不用再当病了。”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说，“我快不是我了。”
他咳了一下，咳出一口痰，吐在一张纸巾里。纸巾上有血丝，还有一些粉色的东西，很小的一点，像指甲盖那么大。
“你把这个收起来。”他说，“放进那个瓶子里。”
“哪个瓶子？”
“你上次带走的那个。”
“我扔了。”
“你没扔。”他说，“你放在你储物柜最里面，右边那格，压在英语词典下面。”
我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上面有我的一根线。”他说，“我一直拽着。”
六、还
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久的话。
他跟我说，他这次真的扛不住了。他偷过四十七样东西，每一件都是小东西，小到他可以扛。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偷的是一个十七年的病，一个长在人骨头里的东西。他以为自己能扛，因为他想救她。
“她妈妈要跳楼。”他说。
“什么？”
“她住院的第六天。”他说，“我去医院，本来想看看她。我在楼下看见她妈妈站在住院部楼顶。她那件灰色的外套，我认得，是班长的。”
我没说话。
“我在楼下站了很久。”他说，“我想，如果她妈妈跳下来了，那她怎么办。她还在里面躺着，什么都不知道。她醒来以后，别人会告诉她，你妈妈从楼上跳下来了。”
“所以你——”
“所以我就上去了。”他说，“我从消防通道上去的。她妈妈站在边上，一直哭，说治不起了，说借了三十万，说亲戚都借遍了。她说她女儿才十七岁，她不能看着她死，可她也活不下去了。”
他停了很久。
“我跟她说，阿姨，我能救她。”
“她信你？”
“她不信。”他说，“她说你是谁。我说我是她同学。她说不信，说她女儿没救了。我说，你明天去看她的化验单。”
“然后你就——”
“然后我就下去了。”他说，“我到病房门口，隔着玻璃看她。她睡着了。她的手放在被子外面，很瘦。我看见那根线了，很粗，比别人的都粗，因为它长得太久了，已经长成一根绳子。我隔着玻璃，够不到。我跟护士说我要进去，护士不让。我就站在那里，把手贴在玻璃上——”
“玻璃隔着，你怎么偷的？”
“我不用碰到。”他说，“我只要看见。”
他说，那天晚上，他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一整夜。他把手一直贴在玻璃上，隔着一层玻璃，摸那根绳子。摸了七个小时。
天亮的时候，绳子断了。
“我手里就有了那团东西。”他说，“我把它从袖子里拿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我完了。它比我想的重。它不是一根线，它是一整团肉。”
“你为什么不还回去？”
“我还不了。”他说，“断了的绳子接不上。还回去，就是把它硬塞回去。她身体里已经有了新的秩序，塞回去会把她的身体撕开。”
“那你就自己扛着？”
“我本来想扛到我死。”他说。
他看着天花板。
“可是我算错了。”
“哪里错了？”
“我偷的时候，它断成了两截。一截在我这儿，一截在她那儿。我以为她那一截会死。它确实蔫了，蔫了一个月。可是到了五月，它又开始长。”
“为什么？”
“因为它在找。”他说，“它找不到那一截，它就开始在她身体里乱长。它长出新的分支，去别的地方找。她的身体里没有它的根，它就把她身体里的别的东西当根。它长得很快。”
“她复发了？”
“还没。”他说，“化验单上还看不出来。可是快了。”
“那怎么办？”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把那一截还给她。”他说。
“可是你说塞回去会撕开她。”
“不能塞。”他说，“得换一个地方。”
“哪里？”
他抬起手，指了指我。
我愣住了。
“你。”
“我？”
“你三年前，体育课上晕倒过。”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像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
三年前。高一。体育课。我跑完一千米，眼前发黑，倒在了操场上。送到医院，查出来是“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我住了十四天院，我妈签了一张病危通知书。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好了。医生说是“自限性”，说很多孩子会自己好。
“你怎么知道？”
“我偷的。”他说。
“什么？”
“三年前，我偷了你的病。”他说，“你住的那个病房，在我妈那个科。我放学去看我妈，路过你的病房。你躺在床上，你妈在外面哭。我看见你身上那根线，很细，但是很长。我把它拽断了。”
“然后我就好了。”
“然后你就好了。”他说，“它到我这儿来了。”
我坐在塑料凳子上，感觉自己像是被人扔进了一个很深的水里。耳朵里嗡嗡的。
“所以我一直——”
“你身上一直有个空。”他说，“你把病拿走了，你的身体就空出一块。空的地方会长东西。这三年，你比别人容易累，你跑步跑不快，你冬天手脚冰凉，你伤口不容易好。”
“这跟班长有什么关系？”
“现在要把她那一截，换到你身上。”他说，“你身上有位置。那个位置本来就是你自己的。它回去，不会撕开你，它会填进去。”
“那我就会得白血病。”
“你会得。”他说，“但是你身体认得它。它认得你。它长不快。”
“那我会死吗？”
“不会。”他说，“你会带着它活。就像很多人带着一样东西活。下雨天骨头会疼，累一点会发烧，每年要去查两次血。但是你能活。”
我看着他。
“那你呢？”
“我这一截，还不了。”他说，“它已经跟我长在一起了。它已经学会当周砚了。”
“那怎么办？”
他笑了笑。
“我把它分掉。”他说。
“分掉？”
“分给你们。”他说，“四十六个人，一人一点点。小到查不出来，小到不会死。一个人扛太重，四十六个人分，就轻了。”
“你疯了。”
“我想了很久。”他说，“只有这个办法。”
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玻璃瓶。医院里那种装药的小瓶子，透明的，带橡皮塞。瓶子里，是一团粉色的东西。
比我上次看见的那团小很多。像一颗葡萄。
“拿着。”
“我不拿。”
“你不拿，她就死。”他说，“我已经分不出来了，我剩下的时间只够做一次。”
我伸出手。
瓶子落在我掌心里，很轻。可是奇怪的是，它有一点点温度，像刚从口袋里掏出来的火柴盒。
“回去以后，放在你们班的水里。”他说，“饮水机。一桶水，倒进去，搅一搅。所有人都会喝到。”
“你确定不会死人？”
“不会。”他说，“我算过。四十六个人，一人一点点。这点量，只够让他们的身体知道有这么个东西，然后学会跟它相处。”
“那你呢？”
“我会空。”他说。
“空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会没有。”他说，“我身上装了四十七样东西，我把最后一样分出去，我就什么都不剩了。一个人不能什么都不剩。”
“你会死。”
“我可能不会死。”他说，“我会没有。”
他看着我。
“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
“周砚。”
“对。”他说，“你记住这三个字。别人不会记得了。”
七、空座位
后来的事，我按他说的做了。
那瓶东西，我拿回了学校。晚自习下课，教室空了，我走进教室，把瓶子拧开。
里面那团粉色的东西，一接触空气就化了。不是融化，是散开。像一滴牛奶滴进水里，散成一缕一缕的，很淡。我把整瓶倒进饮水机的水桶里，用拖把杆搅了很久。
第二天早自习，全班都喝了水。有人抱怨水有股怪味。有人说没有。学习委员喝了两杯，说今天的水怎么有点甜。
一周后，学校组织体检。
我们班的血常规，全部正常。
不正常的是，所有人的单子上，都有一个相同的备注：原始细胞比例，略高于参考值，低于临床意义，建议随访。
零点三。
四十六个人，每人零点三。
我去找耗子。
他家门开着。屋里没有人。被子叠得很整齐，放在床尾。那面墙还在，架子还在。
罐子全空了。
一个不剩。所有的标签都被撕掉了，撕得很干净，连胶痕都刮掉了。地上堆着一堆碎纸片，像下过一场雪。
只有一个罐子还在。
放在床头的柜子上，玻璃很新，里面有一点点粉色的东西，很少，在罐底铺了薄薄一层。
标签上写着：
“周砚，男，17岁。”
后面没有日期。
我在他家等了两个小时。他妈妈回来了，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说：“你找谁？”
我说：“阿姨，我找周砚。”
她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在回忆一个很久以前认识的人。
“周砚……”她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然后摇摇头，“我们家没有叫周砚的。”
“他是你儿子。”
她的表情没有变。她只是看着我，眼睛里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发毛。
“我儿子，”她说，“我儿子叫周……”
她停住了。
她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想了很久。然后她回过头，朝屋里喊了一声：“老周，咱儿子叫什么？”
屋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什么儿子？”
“就是那个，那个……”
她想了半分钟。
“算了。”她说，“我可能记错了。”
我退出她家，站在巷子里。风从巷子那头吹过来，带着一点油烟味。
那天下午我回了学校。
教室很热闹。有人在抄作业，有人在传零食，有人趴在桌上睡觉。林知微坐在第一排，头发长出来一点点，粉色的帽子摘了，露出很短的头发。
我走到最后一排。
靠窗那个位置，空了。
桌面上什么都没有。没有书，没有笔，没有橡皮。桌角很干净，干净得像从来没坐过人。
我问同桌：“这个位置谁坐的？”
同桌抬起头，看了一眼。
“没人坐啊。”她说，“这个位置一直是空的，窗户关不严，冬天灌风。”
“以前有人坐过。”
“有吗？”她想了想，“好像有过。我记得好像有个人，总偷东西。”
“他叫什么？”
她想了很久。
“不知道。”她说，“大家都叫他耗子。”
“全名呢？”
“不知道。”她说，“好像没人知道。”
我在那个空位上坐下来，把手放在桌面上。
桌面很凉。
放学后，我回到自己的储物柜，把最里面那格打开。
英语词典下面压着那个果酱瓶。我把它拿出来，对着窗户看。
瓶子里，什么都没有。
但是玻璃壁上，有一层很淡的粉色的雾。
我把瓶子带回家，放在书桌上。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雨。
半夜我醒了，膝盖疼。是那种从骨头里往外冒的疼，像有人拿一根很细的针，沿着骨缝慢慢往上走。
我抱着腿在床上坐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医院。血常规、骨穿、基因检测。
结果出来了。
医生说：“你体内有很少量的异常细胞，但是分化是成熟的，增殖也很慢。这种情况我们叫‘带病生存’，不用治疗，定期复查就行。”
我问：“会死吗？”
医生笑了：“你这个情况，好好活着，比正常人活得久。”
我拿着报告单走出医院。
那天是六月，天很热。医院门口的梧桐树叶子很大，阴影铺在地上。我在阴影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掏出手机，翻通讯录。
翻到“耗子”。
我拨了过去。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站在那儿，把手机放回兜里。
后来我常常想，他最后到底去了哪里。
我们班四十六个人，后来没有一个人得白血病。那年到毕业，全年级的血常规都正常。我查过市里的统计，那一年，我们学校的白血病发病率是零。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他偷来的。
我有时候会去他家那条巷子。门一直锁着。有一次我碰到他妈妈，她拎着一袋菜，从我身边走过去，没有看我。
我叫住她：“阿姨。”
她回过头：“哎，什么事？”
“没什么。”我说，“您气色挺好的。”
她笑了：“是啊，我这手抖的老毛病，前几年自己就好了。”
她走了。
我站在原地。
后来我把那个果酱瓶放在书架上。每年换季的时候，瓶子里的那层粉色的雾会淡一点，淡得像哈在玻璃上的一口气。我每年都拿起来看一次。
去年冬天，我翻旧书，从那本英语词典里掉出来一张纸。
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毛糙。上面是圆珠笔写的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划，像小学生练字。
上面写着：
“别找我。
东西我拿走了。
你们分着用。
下雨天骨头会疼，多穿点。
——耗子”
纸的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写在最下面，像怕人看见：
“其实我叫周砚。砚台的砚。我妈说，这名字是希望我能装住墨水。我没装住。我装了点别的。”
我把那张纸折好，夹回书里。
那天晚上，我坐在窗前，把果酱瓶拿到灯下。
瓶子里的粉色雾，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可是凑近了闻，还有一点味道。
不是药味。不是霉味。
是很淡的、很干净的、像刚刚洗过的校服在太阳底下晒过的味道。
我把瓶子放回去，关了灯。
膝盖又疼了。我用手捂着，慢慢地揉。
窗外的雨还在下。
我想起十七岁生日那天，林知微写给我的卡片。
“你其实很聪明，只是不肯用力。别怕，用力不会疼的。”
那天，我坐在黑暗里，忽然很想告诉那个已经不在的人一句话。
我想说：
疼是真的。但是我们四十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不太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