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红旗公社大喇叭喊我名字那天，我正把屎抹在牛棚的土墙上。
抹得很匀，像抹墙泥一样，从左到右，一道一道。
孙德贵带着两个民兵冲进来的时候，我扭头冲他笑，牙上还沾着半粒苞米碴子。
“林小满！你他娘的干什么！”他嗓子都劈了。
我把手上的东西往他棉袄前襟上蹭，嘴里喊：“组织考验我！我给墙穿衣裳！”
周大壮蹲在牛棚外头，手里攥着半个窝头，嘴张得能塞进一颗鸡蛋。他后来跟人说我疯了的那个下午，全公社的狗都跟着叫。
其实我清醒得很。
我清醒到能听见孙德贵裤腰带上的铁皮柜钥匙在响，能看见赵红梅站在人群第三排，手里攥着一条红围巾，指节发白。
她冲我轻轻摇了摇头。
那意思是：小满，别演了。
我没停。
我把屎抹到了第三面墙。
——
事情得从七天前说起。
公社来了一个回城名额，哈尔滨锅炉厂，正式工，带户口。全公社三十七个知青，眼睛都绿了。
孙德贵在大队部拍桌子：“组织上研究了，这次名额给表现最好的同志！”
谁表现最好？他说了算。
我爹是上海一所中学的会计，文革一开始就被扣了经济问题的帽子，家抄了三回，我妈的缝纫机都抬走了。我回回填表，家庭成分那一栏自己都不敢看。
赵红梅不一样。她爸是北京某厂革委会的小头头，隔三差五有北京寄来的包裹，大白兔奶糖一掏一铁盒。
我跟赵红梅住一个炕，睡对头。
下放头一年冬天，我发高烧，是她半夜爬起来给我灌红糖水，拿雪搓我脚心。她一边搓一边骂：“林小满你要死别死在我炕上，晦气。”
我把她当亲姐。
第七天头上，她把我拉到牛棚后头，压低声音说：“小满，我听说孙德贵要把名额给刘卫红。”
刘卫红是孙德贵的外甥女。
我蹲在地上，抓了一把雪往嘴里塞。
赵红梅又说：“但你要是疯了，这名额他就不敢给刘卫红了。”
我抬头看她。
她眼睛亮亮的，说话还是那副温温柔柔的调子：“你想想，一个疯知青，他孙德贵敢不给回城治病？闹出人命他要不要担责任？公社颜面要不要？”
“你先装几天，等名额下来，你顺顺当当回城治病，连病退手续都不用办。”
她甚至掏出一封信塞给我。
“我给你写了装疯的要领，你照着做，别露馅。”
信纸是公社卫生所的病历纸，背面写的，钢笔字，一笔一划。
“第一，要当众。第二，要恶心。第三，要连演三天不能停。”
我把那张纸叠好，塞进棉袄夹层，跟我那本蓝皮笔记本挨着。
“红梅，”我说，“你为什么帮我？”
她蹲下来，用袖子擦我脸上的雪：“咱俩谁跟谁。”
——
第一天，我当着全大队的面，把一桶泔水从孙德贵脑袋上浇了下去。
他跳着脚骂，我拍手笑，喊他“孙猴子”。
第二天，我爬上了公社粮仓顶，用铁皮喇叭唱《东方红》，唱完喊“孙德贵偷吃集体大酱”。
底下围了百十号人，周大壮笑得直拍大腿，马卫东已经跑去大队部报信了。
第三天，就是抹屎那天。
孙德贵气疯了，当场拍板：“林小满疯了！送牛棚隔离！等开春送北安精神病院！”
我躺在牛棚干草堆上，从棉袄夹层里摸出那封信，一个字一个字看。
信的最后一行，赵红梅用红笔写的，让我心惊：
“小满，我去公社给你作证，说你在上海就有疯病根儿，这样病退手续更快。别怕，有我。”
我盯着“别怕”两个字，心头一热。
——
名额公示那天，我正蹲在牛棚里跟周大壮分半个窝头。
周大壮掰得仔细，一人一半，他那半还小一圈。
“满儿，”他嘴里含着窝头含含糊糊，“你那个姐，赵红梅，今儿去哈尔滨了。”
我嘴里的窝头没咽下去。
“公社大喇叭刚喊的，回城名额给她了。说是……你疯了以后，她主动跟组织交代，说你装疯，还交了一份材料，检举你对抗组织。”
周大壮说着说着声音低下去了，不敢看我。
“满儿，你别急，我瞅那赵红梅不像是……”
我把剩下半个窝头塞他手里，站起来就往大队部跑。
牛棚到大队部一里半地，积雪没过脚脖子。我跑丢了一只棉鞋都没觉出来。
大队部门口贴着红纸，上面写着：
“经公社革委会研究，批准赵红梅同志回城，即日办理手续。”
落款孙德贵，红戳。
底下还贴着一张纸，是赵红梅的字——
“关于林小满同志装疯骗取回城名额的检举材料。”
我蹲在雪地里，把那张纸看了三遍。
她把我跟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写进去了，还“补充”了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细节。连我棉袄夹层里藏笔记本这种只有她知道的事，都一五一十写在上面。
孙德贵推开大队部的门，叼着烟卷冲我乐。
“林小满，你还装不装了？”
他抖了抖手里一张纸：“你那个好姐妹把你卖了，知道不？你笔记本里记的那些黑账，赵红梅都给我抄了一份。你还有什么底牌？”
他把烟头往雪地里一弹：“从今天起，你工分全扣，牛棚住着，等开春送北安。组织上对你，够意思了。”
我抬起头，冲他笑了。
那笑是真的——因为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赵红梅交上去的笔记本内容，是假的。
我那本蓝皮本子里记的东西，她抄走的那几页，只占了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记的是孙德贵从公社粮库往自家倒腾了多少袋白面，马卫东帮着拉了几趟拖拉机。
那些页，我用明矾水写在后面，干了看不出来，拿火一烤才显字。
赵红梅不知道。
孙德贵也不知道。
可我不知道的是另一件事——从那天起，我是真开始不对劲了。
——
牛棚四面漏风，冬天零下三十多度。
周大壮每天偷着给我塞半个窝头，有时候是烤土豆。他蹲在牛棚门口，一边看我吃一边絮叨。
“满儿，你说你图啥？你那个笔记本，我当初就说你烧了干净，你不听。”
“满儿，赵红梅家今天来拖拉机搬她行李，三大件儿，缝纫机都带走了。”
“满儿，孙德贵昨儿喝酒喝多了，在食堂嚷嚷，说‘赵家那两条大前门抽着就是顺’。”
我一天一天听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对着墙说话。
一开始是故意的。
我跟墙说：“孙德贵，你粮库那本账在炕洞里。”
“马卫东，你那张条子藏在拖拉机斗夹层里。”
后来，我不故意的时候也说了。
有一天周大壮给我送水，我正蹲在牛槽边上，小声跟牛唠嗑：“老黄牛，你猜赵红梅那封检举信第几行写‘笔记本’仨字？”
周大壮把水瓢往地上一搁，脸都白了。
“满儿，你……你刚才说啥？”
我冲他嘿嘿一笑，把一捧干草撒脑袋上：“我给牛唱个歌！”
周大壮后来跟人说我那是疯病加重了。
其实我是怕。
我怕不装疯，我连那半个窝头都吃不上。
——
1976年开春，我没被送北安。
孙德贵自己改了主意——他把我留牛棚里给他搓苞米，一天搓八十斤，搓不完扣窝头。
搓苞米的时候我嘴里不停念叨，孙德贵一开始还骂，后来习惯了，当听不见。
他喝酒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蹲着，给他倒酒。
他喝多了话多，拍着桌子骂公社书记给他穿小鞋，骂知青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骂到兴头上，把铁皮柜钥匙从裤腰带上解下来扔桌上：“满儿，你信不信，这柜里东西够把全公社知青都送去劳改！”
我给他续酒，眼睛盯着那把钥匙。
后来我借着给他收拾办公室，摸到煤堆底下找着备用钥匙，开柜翻了他的牛皮纸台账——赵红梅那页写着“父赵大勇送前门两条、工业券一张，检举有功，加两分”。
这些，我都用指甲在账本最后一页划了道道做记号，记住了。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公社，我正在牛棚里用苞米粒摆字玩。
周大壮跑进来，脸涨得通红：“满儿！高考！能考大学了！”
我抬起头看他，嘴里说：“黄牛下崽，我给它接生。”
周大壮愣了半天，蹲下来跟我说：“满儿，你要是装的就冲我眨眨眼。”
我没眨眼。
因为那天早上，我发现我不用装也能对着墙说半个钟头话。
而且说完以后，我记不清自己说过什么。
——
1978年底，平反文件下来了。
我爹的帽子摘了，补发了工资，上海那边寄来一封挂号信，让我回去办手续。
公社新来的书记亲自来牛棚接我，握着我的手说：“林小满同志，你受苦了。”
我看着他，问：“今天食堂有红烧肉吗？”
新书记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周大壮在旁边赶紧打圆场：“满儿，咱回城了！回上海！不用搓苞米了！”
我“哦”了一声，把棉袄夹层里那个蓝皮本子和那封信一起掏出来，塞进周大壮手里。
“大壮，你替我收着。”
“你咋不自己收着？”
“我怕我弄丢了。”我说，“我现在记性不好。”
周大壮眼圈一下就红了。
我没告诉他——我记性好着呢。
那本笔记本里用明矾水写的每一笔账，我闭着眼都能背出来。赵红梅那封检举信和装疯指导信，我能倒着念。
可我不敢再信任何人了。
——
回上海以后，街道给我安排了工作，一个月二十八块五，在里弄糊纸盒。
我爹平反后补了工资，第一时间带我去看医生。
“小满，你那个疯病……”他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像端一碗水。
我说：“爹，我没疯。”
我爹眼泪唰就下来了。
我赶紧又补了一句：“我就是有时候管不住嘴。”
我爹哭得更凶了。
1979年开春，街道让我去市三院做精神鉴定，说有了鉴定才能安排正式工作。
我去了。
挂号，排队，上三楼，精神科走廊尽头的诊室。
我推开门。
桌子后头坐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头发剪得齐耳，胸口别着胸牌，正在低头写病历。
她抬起头。
“林小满同志是吧？坐。”
她说话还是那副温温柔柔的调子，一点没变。
“我叫赵红梅，是你的主治医生。”
她笑了一下：“好久不见。”
我站在门口没动。
她站起来给我倒水，搪瓷缸子，上面印着“先进工作者”，掉了一块漆。
“小满，当年的事……我一直想跟你解释。你先坐，咱慢慢说。”
她把水推到我面前，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指甲修得干干净净。
我在她对面坐下来。
她翻开病历本，钢笔拔开帽，问我：“最近睡眠怎么样？有没有幻听？”
我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拍在她病历本上。
一张发黄的病历纸，背面写着钢笔字，红笔在最后一行画了个圈。
赵红梅的笔一下顿住了。
“赵医生，”我说，“你先帮我看看，这封信是不是我伪造的？”
她的脸白了。
门外走廊传来护士推车的轱辘声，吴桂芬在喊：“赵大夫，3床闹着要出院！”
赵红梅没应。
她盯着那封信，手指攥着钢笔，指节发白。
过了大概有半分钟，她把信纸往病历本底下一抽，压平了，又笑了。
“小满，这封信……你从哪找出来的？当年我写这个，是真心为你好。你想想，要不是我帮你，你爹平反了你都回不来。”
她声音更轻了：“你那个笔记本里记的东西，我可没全交上去。有些事，是我替你兜着的。”
我看着她。
她看着我。
走廊里吴桂芬又喊了一嗓子：“赵大夫！”
赵红梅冲门口应了一声，然后压着嗓子跟我说：“小满，你病历上怎么写，直接影响你街道安排。你那个‘反应性精神病’的诊断，写轻写重，都在我这一支笔上。”
她把钢笔帽盖上，咔嗒一声。
“你先回去。下周再来，咱好好聊。”
——
我走出市三院大门，在台阶上坐了十分钟。
门口停着一辆拖拉机，驾驶楼里探出个脑袋，冲我喊：“满姐！满姐还认得我不？”
马卫东。
他跳下来，从兜里掏出一包大前门往我手里塞：“满姐，听说你回城了，我特意来看你！当年那事儿吧，都是孙德贵逼的，我一个开拖拉机的我能咋整？”
他压低声音，眼睛滴溜溜转：“满姐，你那个回城名额的事，我手里有样东西，孙德贵当年批条子，落我车斗里了，我一直留着呢。上面有他手印。”
我低头看那包大前门，烟盒软塌塌的，像揣了半年。
“你留着它干啥？”
“我这不是想满姐你在城里站稳了，帮我弄张自行车票嘛。”
我笑了。
“马卫东，你那驾驶楼夹层里，除了这张条子，还有别的吧？”
他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满姐你这话说的……”
“孙德贵的条子，你当年拿去跟赵红梅要过好处，对不对？赵红梅给你什么了？”
马卫东不说话了，手指头在拖拉机门上敲。
我转身就走。
他在后头喊：“满姐！赵红梅下个月调职称，你再拿那封信找她，她肯定急眼！她急眼对你我都没好处！”
我没回头。
——
那天晚上，周大壮从北大荒给我拍了封电报，就一行字：
“满儿，牛棚要拆了，我在草堆里又翻出你半本本子。”
我把电报压在枕头底下。
蓝皮笔记本的前半本在赵红梅手里，后半本在周大壮手里，我自己脑子里记着全本。
赵红梅以为收了我的信就捏住了我的命。
她不知道的是——我手里还有吴桂芬。
那个总在走廊里吼病人的护士长，当年给我牛棚送过三回止疼片，她丈夫平反那天，我托周大壮给她捎过一袋炒黄豆。
吴桂芬在更衣柜最底下压着赵红梅三年前一份写错的诊断书，这事我回上海第二天就知道了。
我本来不想用。
可赵红梅偏要当我的主治医生。
——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市三院。
没挂号，直接上三楼，推开护士站的门。
吴桂芬正低头点酒精棉球，头都没抬：“挂号了没有？没挂号找赵大夫去。”
“吴护士长，”我说，“您那更衣柜底下压着的那份诊断书，3床那个家属闹到卫生局的事，最后是谁帮你压下来的？”
吴桂芬手一哆嗦，棉球撒了半桌。
她抬起头，盯着我看了足足五秒钟。
“林小满。你是真疯还是假疯？”
“您猜。”
她扑哧一声笑了，把棉球往筐里一划拉，凑过来压着嗓子说：“赵红梅下礼拜让你复诊，她肯定想在你病历上做文章。你听我的，下回来你就在走廊里大声喊——喊她当年那封信的事。”
“为什么？”
“她怕人多。人越多她越慌。她一慌，写字手就抖。”
吴桂芬把搪瓷缸子往我面前一推：“喝口水。喝完了回去想好了，到底是装疯，还是真跟她撕。”
我端起缸子喝了一口。
水是温的，里面搁了一勺白糖。
——
下礼拜二，复诊日。
我特意早去了半个钟头。
精神科走廊上坐了一排候诊的，有家属有病人，周大壮专门从北大荒坐了一天一夜火车赶过来，蹲在走廊尽头假装系鞋带。
赵红梅诊室的门开着，她正给前一个病人开药，说话轻声细语：“回去按时吃，别自己减量。”
我站在门口，等她送走病人。
她抬头看见我，笑了一下：“小满来了，坐。今天咱好好聊聊。”
我走进去，坐她对面，把棉袄脱了搭在膝盖上。
她从抽屉里拿出我的病历本，翻到空白页，钢笔拔开帽。
“最近睡得怎么样？”
“睡得挺好。”
“有没有听见什么别人听不见的声音？”
“没有。”
她笔尖在纸上悬着，抬眼看我：“小满，咱俩都是明白人。你那个病，可写可不写。你要是配合，我给你写个‘应激反应，建议观察’，街道那边也能安排个工作。”
她把笔搁下，往前探了探身子：“可你要是非拿那封信说事……我也有办法让你再回牛棚住两年。你信不信？”
走廊上吴桂芬的声音响起来：“3床！你把裤腰带解下来干什么！给我回病房！”
一走廊的人都笑了。
赵红梅皱了皱眉，起身去关门。
我趁她转身的工夫，从棉袄夹层里摸出两样东西，平铺在她桌面上。
左边：那封她写的装疯指导信。
右边：周大壮刚寄来的半本蓝皮笔记本，中间几页用火一烤，密密麻麻全是明矾水写的字。
赵红梅转过身，看见桌上的东西，脚底下打了个趔趄。
“你——”
“赵医生，”我说，“你猜你当年交给孙德贵的那份抄本，跟这半本对得上对不上？”
她扑过来想抢，我把两样东西往怀里一收，退到门口。
“你当年检举我装疯，说我笔记本里记了公社干部的黑账。可你抄走的只有前三页。”
我把笔记本举起来：“后面这些，你抄没抄？”
赵红梅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走廊里已经围了一圈人，吴桂芬抱着胳膊靠在门框上，拿眼斜她。
“赵大夫，”吴桂芬慢悠悠开口，“那份装疯指导信，是你写的吧？我瞅着这字迹，跟你给我签的进修证明一个样。”
赵红梅的脸从白转红，又转紫。
她指着我，手抖得跟风里的树叶似的：“林小满，你这是伪造！你一个精神病人，你的话谁能信！”
“那咱去卫生局，让鉴定科的人烤烤这笔记本？”
我往前一步：“再让他们查查，你三年前把抑郁症写成精神分裂那份报告，现在压在哪？”
赵红梅手啪地拍在桌上，搪瓷缸子蹦起来摔地上，咣当一声。
“林小满你闭嘴！”
整个走廊静了。
——
那天我没拿到诊断书。
赵红梅在诊室里关了半个钟头没出来，出来的时候脸上已经挂好了笑，跟走廊上的人一个个解释：“没事没事，老病号情绪不稳定，大家别围观。”
可吴桂芬已经把她拍桌子摔缸子的场面描述给了至少五个护士听。
中午吃饭的时候，全院都知道精神科赵大夫跟一个病号吵起来了。
周大壮蹲在医院门口等我，见我出来，把怀里捂着的烤地瓜掰了一半递过来。
“满儿，赢了吗？”
“赢了半截。”我咬了口地瓜，“赵红梅明天肯定会去街道打招呼，不让我安排工作。”
“那咋整？”
“她越打招呼，说明她越怕。”
我把地瓜咽下去，从兜里掏出马卫东那包大前门，抽出一根没点的烟，把烟纸撕开，里头裹着一张折叠的纸条。
马卫东那点小聪明——他把孙德贵批名额的条子卷在烟里，塞给我，以为我看不出来。
条子上写得清清楚楚：
“赵红梅，回城名额一个，速办。孙德贵。”
底下按了个红手印。
我把它跟笔记本一块儿收好。
周大壮瞅着那纸条，咽了口唾沫：“满儿，你打算啥时候亮出来？”
“等赵红梅自己把路走绝的时候。”
我抬头看了看市三院的大楼，三楼精神科窗户后面，赵红梅正站在窗帘后头往下看。
她看见我抬头，猛地往旁边一闪。
——
当天晚上，我爹问我鉴定做得咋样。
我说：“爹，你帮我打听打听，街道管安排工作的老刘，跟赵红梅什么关系？”
我爹第二天回来，脸色不好看。
“小满，那个老刘的闺女，跟赵红梅是工农兵学员同班。”
我把碗筷一搁。
赵红梅动作比我快。
她这是打算把我所有回城的路，一条一条全堵死。
逼我回头去求她。
可我林小满在牛棚里蹲了三年，学会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
求人不如求自己，自己手里有牌，什么时候打是有讲究的。
——
三天后，街道通知我去办工作登记。
我去了。
老刘坐在办公桌后头，推了推眼镜：“林小满同志，你的精神鉴定报告还没出来，按规定不好安排啊。”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纸，上面有赵红梅的签名：
“患者目前处于发病期，建议暂缓安排工作。”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三秒钟，笑了。
“刘同志，您认识赵红梅她爸不？”
老刘脸色微变：“你什么意思？”
“我就问问。她爸当年在厂里革委会，帮赵红梅弄工农兵学员名额的时候，经手人是谁来着？”
老刘推眼镜的手顿住了。
“我记性不太好，”我慢悠悠地说，“有时候犯起病来就爱瞎说，说错了您别见怪。”
我把那张建议暂缓的纸拿起来，叠好，揣兜里。
“这个我拿走当个纪念。回头我精神鉴定出来，要是写的是‘正常’，您这纸可就不作数了吧？”
老刘不说话了。
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刘同志，赵红梅那诊断书写得对不对，您甭操心。我就问您一句——她闺女那个工农兵学员，当年是推荐的还是考的？”
老刘的笔帽掉了。
我推门出去，阳光刺得眼疼。
走廊上吴桂芬正拎着个网兜往这边走，看见我就站住了。
“林小满？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找老刘聊聊天。”
她瞅了我一眼，忽然把网兜里的东西掏出来往我手里塞：“拿着，饭盒里是饺子，猪肉白菜的。”
“吴护士长……”
“你明天去医院找我。”她压低声音，“赵红梅今天上午把她办公室抽屉换了新锁，旧的扔垃圾堆里了，我捡回来了。你猜里头有啥？”
她冲我挤挤眼。
“有她那年写给卫生局的自查报告底稿，里头白纸黑字写着‘林小满的装疯指导信系本人所写’。”
我把饺子饭盒抱住，站那儿没动。
吴桂芬已经走远了，背着手，白大褂被风吹得鼓起来，走路带风。
她头也不回地撂下一句：“赵红梅下礼拜二约了全院大会诊，说要给你出最终鉴定。你准备准备。”
——
我抱着那盒饺子往家走，走到半道，马卫东骑着自行车追上来，喘着粗气。
“满姐！满姐！赵红梅刚找我去了，问我要那张条子，给我塞了二十块钱！”
他拍拍兜：“我没给！”
“你收她钱了？”
“收了呀！二十块钱呢！条子还在我这儿。”
他从兜里掏出来给我看，又赶紧收回去：“满姐，下礼拜二你可得带着我去医院，我要当面把条子交给鉴定组。赵红梅说了，我要是不交，她就去查我当年帮孙德贵拉粮的事。”
他咽了口唾沫：“可我要交了，她肯定记恨我。满姐，你得保我。”
我看着他。
“马卫东，二十块钱你就把自己卖了一回，还想让我保你？”
他脸红了。
“满姐，我……我这不是知道错了嘛。”
“下礼拜二，你带着条子来医院。”
我把饭盒盖掀开，抓了个饺子塞嘴里，剩下的递给他：“吃。吃完了回去想好了，到底是站赵红梅那边，还是站我这边。”
马卫东咬了口饺子，含含糊糊说：“满姐，我肯定站你这边。当年孙德贵让我报告你抹墙的事，我得了两斤粮票，这回我不为粮票了。”
“那你为啥？”
“我……我怕赵红梅真把我当年拉粮的事抖出来。”
我笑了。
这人倒是句实话。
——
礼拜二早上，我换了件干净褂子，把该带的东西一样一样放进棉袄夹层。
装疯指导信。
周大壮寄来的半本笔记。
马卫东那张条子的照片——原件让马卫东自己揣着。
还有吴桂芬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自查报告底稿，昨晚她让护士小杨塞我手里了。
临出门，我爹追出来给我塞了个煮鸡蛋：“小满，不行咱就不去了。”
“爹，我得去。”
“他们要是欺负你……”
“爹，”我把鸡蛋剥了塞嘴里，“你闺女在牛棚里蹲了三年，什么欺负没受过。”
我嚼着鸡蛋出门，走了两步回头：“对了爹，要是我今儿中午没回来，你去市三院三楼找我。找不着我就找吴护士长。”
我爹在门口站了半天。
——
市三院三楼会议室，长条桌坐了一圈人。
赵红梅坐主位旁边，面前摊着我的病历，笑得端庄温和。
“各位老师，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病例，林小满。当年在北大荒得的反应性精神病，现在回城了，需要出一个最终鉴定。”
她冲我点头：“小满，今天在座的都是专家，你别紧张，如实说就行。”
我坐在桌子另一头，把棉袄脱了搭椅子上。
“赵大夫，我今天来，不光是做鉴定的。”
赵红梅眼皮跳了一下。
“我还想趁各位专家在，请教一个问题——”
我从棉袄夹层里摸出那封信，展开，放在桌面上。
“这封信，落款1975年12月3号，写信人赵红梅，收信人林小满。内容是怎么装疯。”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管里的水声。
赵红梅的脸白了。
“你——”
“赵大夫，你当年拿着这封信，检举我装疯，你自己写的信你怎么不交上去？”
我把半本笔记本拍在信旁边。
“还有这个。你抄走的前三页记的是孙德贵贪污公社粮库的白面。后头这些用明矾水写的，记的是孙德贵收你爸两条大前门、一张工业券、批给你回城名额。”
我抬起头，看着长条桌两边的人：“各位老师，我是疯是傻，你们慢慢鉴定。我就问一句——赵大夫这主治医生，是考出来的还是检举出来的？”
赵红梅站起来，椅子往后一倒，哐当砸地上。
“林小满你胡说八道！”
门被推开了。
马卫东站在门口，手里举着那张条子，声音发抖：“我、我作证！这是孙德贵当年批名额的条子，落我拖拉机斗里了，我留了四年！”
吴桂芬从他身后挤进来，把一摞病历纸往桌上一拍：“这是赵红梅三年前把抑郁症写成精神分裂的诊断报告复印件，原版在我更衣柜里锁着，各位老师谁要看，我这就去拿。”
赵红梅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窗台上，窗帘簌簌地抖。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两下。
“小满……你算计我。”
“赵红梅，”我站起来，把棉袄穿好，“牛棚三年，我天天算计。不算计的，都死在那儿了。”
她忽然笑了，笑得让人发毛。
“林小满，你以为你赢了？你那个诊断，最后还得我签字。”
她抓起桌上的病历本就要撕。
吴桂芬眼疾手快，一把攥住她手腕：“赵大夫，你撕了也没用，我早复印了。”
赵红梅的手僵在半空。
她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恨，可那恨里头还夹着一样别的东西——怕。
我慢慢走到她跟前，压低声音，只有我俩能听见：
“红梅，那年冬天你半夜给我搓脚心，我记着呢。”
她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
“可你拿我换名额的时候，怎么不记着？”
我把那封信从桌上抽回来，折好，揣进怀里。
“鉴定我不做了。”
满屋子人都看我。
“我林小满没疯。三年前没疯，三年后也没疯。你们谁爱签字谁签，我街道那个工作，安排不安排我都不在乎。”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赵红梅。
“赵大夫，你这主治医生的椅子，坐不坐得稳，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门在我身后关上，走廊上阳光照进来，一地亮堂堂的。
——
吴桂芬追出来，往我兜里塞了张纸条。
“林小满，卫生局那边我帮你递了份材料。你回去等着就行。”
我低头看纸条，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人名。
“这是谁？”
“新来的卫生局副局长，刚从北大荒调回来。”吴桂芬笑笑，“你牛棚邻居。”
我攥着纸条下了楼。
周大壮蹲在医院大门口，怀里抱着个布包，见我出来就站起来。
“满儿，你那半本笔记本我给你带来了。”
“先别给我。”
“那你要啥？”
“你帮我回趟北大荒，把孙德贵那本牛皮纸台账弄出来。”
周大壮挠头：“那老东西能给我？”
“他不给你就找马卫东，让马卫东开着拖拉机去，把煤堆底下那把备用钥匙的位置告诉他。”
我把纸条揣好，往家走。
走了两步又回头：“大壮，你回去跟孙德贵说一句话就行——”
“啥话？”
我从医院大门出来，日头已经偏西了。周大壮把布包往怀里紧了紧，跟在我后头走了半条街，到底没忍住：“满儿，你咋不直接告她去？那信在你手里，铁证！”
“告？”我踩着一块碎砖头，脚底打了个趔趄，“大壮，我在牛棚里学会一件事——手里有牌的时候，别急着掀桌子。掀早了，人家把牌桌都给你掀了。”
“那你说咋整？”
“先回街道办。我那个名额，不是说黄了吗？我看看黄成啥样。”
我回家换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把头发重新梳了一遍。梳头的时候对着那面缺了角的镜子，我把嘴里的话又过了一遍。过完了，自己冲镜子点了点头。
街道办在城关镇一条老街上，门口有棵歪脖子槐树，树下拴着一头驴，驴背上搭着半扇猪肉，血水滴答滴答往下落。我进去的时候，屋里三个人正围着火炉啃红薯。坐中间的是街道主任老周，五十多岁，秃顶，头皮上有块冻疮疤。左边是会计小孙，二十出头，戴个断腿眼镜，用白胶布缠着。右边那个我不认识，四十来岁女的，烫了一脑袋钢丝卷，正拿小拇指掏耳朵。
老周看见我，红薯往炉台上一搁，嘴角还沾着渣：“小满来了，坐，坐。”
我没坐。我站着，手指头在桌面上一下一下敲。
“周主任，我就问一句话——我那个棉纺厂的名额，啥时候能上班？”
老周搓了搓手，眼睛先去看那个钢丝卷女人。那女人清了清嗓子，开口了：“你就是林小满同志？我是区安置办的冯同志。你这个情况吧，医院那边出了个证明，说精神状况不稳定，不适合顶岗。小满同志，你别多心啊，这是为你好。”
“哪个医院？”
“市三院精神科。”
“谁签的字？”
冯同志翻了下面前的本子：“主治医师赵红梅。”
我没吭声，伸手把那个本子够过来看了看。上头写得明白——“反应性精神病，情绪不稳，建议继续康复治疗，暂不宜安排工作。”底下红戳子盖得方方正正。我看完了，把本子搁回去。
“周主任，那我啥时候能上班？”
“这个……”老周看冯同志。
“你得再开个康复证明。”冯同志把本子收进包里，“证明你好了，我们马上安排。”
“开了证明就能上？”
“这个嘛，得研究研究，名额是活的，这季度没有，兴许下季度就……”
我笑了一声。
我这一笑，满屋子人都看过来。钢丝卷冯同志往后缩了缩脖子。老周脸上那笑有点挂不住：“小满，你笑啥？”
“周主任，我笑咱街道办穷。”我往墙根那排长条椅子上一坐，两条腿荡了荡，“我在牛棚那三年，帮着公社算过救济款。你们这账面，比公社还糙。”
老周的脸一下僵了半截：“你说啥？”
“我没说啥呀。”我歪着头，眼睛直愣愣盯着房梁，“周主任，去年开春区里拨下来救济棉布一百二十尺，对吧？账上记的是发给十七户困难户，每户七尺，一百一十九尺，余一尺。可我瞅着那账本上十七户的名字，头一户刘桂花，她家去年开春还穿着新棉袄呢，那棉袄面儿是劳动布，不是救济布。”
老周手里的红薯“啪”地掉在炉盖上。
“再说前年冬天那笔煤补。”我掰着手指头，“区里拨了三千斤蜂窝煤，账上记的是按户发下去两千七百斤，余三百斤。那三百斤在库房里搁了三个月，后来被谁拉走了？拉煤那车是咱街道办雇的，车把式姓吴，一趟运费八毛钱。八毛钱的运费走公账，那三百斤煤走的是哪本账？”
会计小孙手里的笔“嘎巴”一声，笔尖戳进本子里。
“你、你听谁胡说的？”老周站了起来，额头上的冻疮疤涨得通红。
“我自己算的。”我拿手指头在膝盖上划拉，“周主任，我不光会算咱街道办的。我还知道区安置办去年批下来三十个名额，实际上了岗的是二十九个，空出来那个名额的安置补助金，每月十八块五，从四月份一直领到现在，领了八个月，一百四十八块钱整。钱是从区财政走账的，可人呢——”
我拿眼睛扫了一圈屋里。
“人呢，没见着。”
冯同志的脸从红变白，从白变青。她那个钢丝卷脑袋一低，从包里往外掏手绢，掏了半天没掏出来。
老周把我往门外拽：“小满，小满你出来一下。”
到了门口槐树底下，老周压低嗓子：“你这丫头咋回事？你今儿是来闹事的？”
“周主任，我闹啥事？我就问上班。”我盯着他秃顶上那块冻疮疤，“您让我开证明，我开。您说名额活，我等。可我要活个明白——凭啥赵红梅一封信，我林小满就上不了班？街道办又没有精神病院挂号费可赚。”
老周张了张嘴，没蹦出字来。
“周主任，我刚说的那些账，对不对？”
老周不吭声。
“对不对咱不说了。”我把声音放软了些，“您让我下周一来上班，我保证这些账，我烂肚子里。咱街道办棉纺厂那个岗，是挡车工对吧？我在牛棚里给公社纺过羊毛线，手不笨。”
老周愣了半天，拿手背蹭了蹭嘴。
“……下周一，早上八点，别迟到。”
“好嘞。”
我转身就走。走出七八步，老周在后头喊：“林小满！你那账……真算得那么清？”
“周主任，”我没回头，“我爸是会计，文革前教我的。文革后我自个儿在牛棚里练的。练了三年，闭着眼都门儿清。”
——
我回城第三天，赵红梅约我叙旧。
地点选在城关唯一的咖啡馆，叫“春晓”，门口摆着两盆蔫头耷脑的夹竹桃。里头的桌子铺着格子布，布角上还有没洗掉的酱油印。赵红梅先到了，坐在靠窗的位子，面前摆着两杯咖啡，一碟桃酥。她换了身衣裳，米色毛衣，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站起来迎我时，那笑是真好看。
“小满，坐。”
“哟，赵大夫请我喝咖啡？”我大大方方坐下，把棉袄搭在椅背上，“这洋玩意儿苦得很，有红糖没有？”
“有。”她真从包里掏出一小包红糖，替我搅进杯子里，“你喝不惯苦的，我记得。”
“你还记得这个。”
“我啥都记得。”她看着我，眼神里头有东西在闪，“小满，咱俩从上海下放到北大荒那趟火车上认识的，坐一块儿，你把你妈给你烙的糖饼分我半块。那会儿谁能想到后来那些事。”
我端杯子喝了一口，真甜。
“红梅，你约我，不光为忆苦思甜吧？”
她笑了一下，低头从包里掏出两张表，推到我面前。我扫了一眼，“回城知青安置表”几个字印得明明白白。一张填的是市三院后勤岗，勤杂工，月工资二十四块五。另一张空着。
“勤杂工。”我把表拿起来掂了掂，“赵大夫给我安排个工作，还是市三院？我去了，不天天在你眼皮子底下？”
“后勤归后勤，我在科室，见不着。”她手指头在桌上点了点，“小满，我知道你恨我。可你眼下这情况，街道那个岗就算上了，一个月十八块。市三院勤杂工二十四块五，还有劳保。你家里那个情况，你妈药钱每月多少，你比我清楚。”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妈的药钱，她连这个都摸清了。
“条件呢？”
她把第二张空表翻过来，背面已经写好了几行字。我瞅了一眼，大意是——本人林小满，自愿放弃就市三院精神科1978年10月诊断一事追究任何责任，并保证不再就此事向任何部门反映。底下空着签字栏。
“小满，你签这个，我立马给你把勤杂工的岗办下来。”她往前探了探身子，声音压得更低，“这上头不光是你的好处——你签了，我往后也能帮你。你妈的病，我帮着联系大夫。你弟弟将来回城，我帮着递材料。”
我捏着那张表，没吭声。
赵红梅看我不说话，又补了一句：“小满，你别钻牛角尖。你想想，你要真把那封信捅出去，我完了，可我完了，你又能得着啥？鱼死网破，对谁都没好处。”
我把表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搁下，叹气。
“红梅，你说的这些……我得想想。”
她眼睛里亮了一下。
“想归想，你得快。”她把笔也推过来，“安置表月底前得报上去。”
我把笔拿起来，在手指头上转了一圈。
“红梅，我问你个事儿。”
“你说。”
“那年冬天，你给我写信之前，谁找的你？”
她眼神晃了一下：“你问这干啥？”
“我就想弄明白，我一个人装疯，怎么就惊动了公社副主任亲自广播三天。”我拿笔杆子敲了敲桌面，“我傻呀，傻到以为是自己露了馅。”
赵红梅的嘴角绷了一下。
“是孙德贵找的你吧？”
“小满……”
“他找你，是不是跟你说——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赵红梅的眉毛动了一动。她没吭声，伸手去够咖啡杯，端起来抿了一口，放下。
“他那个人，”她扯了下嘴角，“跟谁说话都那句。考验你考验你的，跟念经似的。”
我手里的笔停住了。
“组织考验你。”这五个字，赵红梅顺嘴就溜出来了。可我这三年在牛棚里，把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不下八百遍。信上有一句——“小满，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你要经受住。”我原先一直以为那句话是赵红梅自己编的，她写不出来这种话。
可孙德贵的口头禅，她学得太顺了。顺到她自己都没觉出来。
信是赵红梅亲笔写的，可那话是孙德贵教的。这俩人在背后凑一块儿，斟酌过字句。
我心里头跟明镜似的了，脸上还挂着那副犹豫不决的样：“红梅，你说的对，鱼死网破没意思。我再想想，过两天给你回话。”
她松了口气，把两张表收回去，又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来：“那你先把这个拿着，回去看看条款。”
我接过来，还没叠好——
咖啡馆柜台上的电话响了。
服务员接了，喊了一声：“赵红梅同志？市三院电话。”
赵红梅起身去接。她拿话筒的姿势很稳当，可听了没两句，那手就开始抖。
“啥？卫生局？抽查……抽查档案？哪个科的……精神科？”
她背对着我，肩膀一下子绷紧了。
“啥时候……明天？明天就来看？不是，李主任，你听我说，我这档案整理还没……”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句啥，赵红梅“嗯”了两声，把电话挂了。她站在原地没动，站了足足有十秒钟，才转回身来。脸上还挂着笑，可那笑跟纸糊的似的，一戳就破。
她走回来坐下，伸手去够咖啡杯，手一歪——整杯咖啡扣在自己米色毛衣上，顺着下摆淌到裙子上。
“哎呀！”服务员跑过来，拿抹布擦。
赵红梅手忙脚乱地站起来，拍裙子上的咖啡渍。那片褐色晕开，像块胎记。
“红梅，你没事吧？”我把自己的手绢递过去。
“没事，没事。”她摆摆手，脸白得跟墙皮似的，“小满，今儿就到这儿，我医院有点急事，得回去了。”
“那表……”
“过两天，过两天我再找你。”
她抓起包就走，高跟鞋在瓷砖地上磕出一串乱响。走到门口还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的东西，我认得——是怕。
我坐在原位，把她那杯没喝完的咖啡端过来，就着桃酥吃完了。
——
从春晓咖啡馆出来，天擦黑了。街上路灯隔老远才有一盏，昏黄黄的光罩着一层雾气。我顺着老街往家走，走到拐角那个副食店门口，一个人影从电线杆子后头闪出来。
“满姐。”
马卫东。
他穿一件油渍麻花的军绿棉袄，领子竖着，凑近了我，一股子机油味儿。
“干啥？”
“满姐，我跟你说个事儿。”他左右看看，压着嗓子，“孙德贵，听说你在查台账——”
我盯着他没说话。
“正往城里赶呢。”
马卫东搓了搓手，眼睛在我脸上溜了一圈，又补一句：“满姐，这事儿闹大了对你我都没好处。我就是给你递个话，你心里有个数。”
“你咋知道的？”
“我今儿下午去公社拉煤，听周大壮说的。”他顿了顿，“周大壮那嘴你又不是不知道，满世界吆喝‘满儿要查账喽’。孙德贵在食堂听见了，撂下饭碗就去打电话，我在旁边听了一耳朵，他说‘叫车，我进城’。”
我往电线杆子上靠了靠。
孙德贵要进城。他进城找我，说明他心里虚了。可他也可能不光是找我。
“马卫东。”
“哎。”
“你当年拿我换了两斤粮票，这事儿我记着呢。”
他脸上那笑一下僵了。
“不过眼下不收拾你。”我拍了拍他肩膀，“你给我办个事——孙德贵进城住哪儿，你摸清楚了告诉我。他带没带东西，带了啥东西，你也给我摸清楚。”
“这……”
“办好了，当年那两斤粮票的事，我就不提了。”
马卫东眼珠子转了转，一咬牙：“行，满姐，我这就去。”
他转身要走。
“等等。”
他站住。
“马卫东，你听好了——你要是两头传话，把我说的话原样递给孙德贵，那我明儿就上公社，把你当年第一个跑去报信的事儿，跟孙德贵倒个清楚。你猜他信你还是信我？”
马卫东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
“满姐，你这说的啥话，我是那种人吗？”
“你是。”我笑了笑，“所以我把丑话说前头。”
他缩着脖子走了，棉鞋在土路上蹭出一溜小碎步。
我站在副食店门口，就着那点昏黄灯光，把赵红梅给我的那张条款纸掏出来又看了一遍。末了折好，揣回兜里。
往家走了没几步，身后传来一阵自行车铃铛响。回头一看，周大壮蹬着一辆二八大杠，后座绑着个麻袋，骑得满头大汗。
“满儿！满儿！”他捏闸，车子在土路上甩了个尾，“我回公社，半道上碰见孙德贵的车了！解放牌，往城里开，车上坐着孙德贵，副驾驶上搁着两瓶酒，我看得真真儿的——西凤酒，玻璃瓶的！”
“几个人？”
“就他和司机。”周大壮抹了把汗，“满儿，他这是来干啥？”
“来给我赔不是。”
“赔不是？他给你赔不是？”
“赔不是是假，”我把麻袋从他车后座上解下来，“探我手里有多少东西，是真。”
周大壮挠头：“那咋整？”
“咋整？”我把麻袋往肩上一扛，“大壮，你明儿帮我买二斤猪肉，再打半斤散酒，上你家去。孙德贵要是找我，你就说我在你家吃饭。”
“你要请他？”
“他带着酒来，我不请他，不合适。”
周大壮愣了半天，忽然咧嘴笑了：“满儿，你这是要灌他？”
“他好酒，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拍了拍麻袋，“你那个嘴，到时候少说两句。他喝上了，你就听我说。我让你添酒你就添酒，我让你递烟你就递烟。”
“那他要是不喝呢？”
“他带两瓶酒进城，你猜是给谁的？”
周大壮一拍大腿：“给你赔礼的！”
“赔礼的酒，不喝白不喝。”
我扛着麻袋往家走。走到自家院门口，忽然想起一件事，回头喊：“大壮！”
“哎！”
“你明儿买肉的时候，顺道去趟邮局，给我往市三院护士站挂个电话，找吴桂芬，就说——赵大夫今儿下午在春晓咖啡馆把咖啡洒裙子上了，问她裙子洗了没有。”
周大壮眨巴眼：“这啥意思？”
“她懂。”
我推开院门进去，把麻袋往地上一撂。屋里我妈正就着煤油灯糊纸盒，抬头看我：“满儿，事儿办得咋样？”
“妈，”我蹲下帮着她糊，“明儿咱家来客。”
“谁？”
“孙德贵。”
我妈手里浆糊刷子一顿，脸都白了：“那个孙……他来干啥？”
“来喝酒。”我把一个纸盒底按平，“妈，你把那床新褥子收起来，别让他瞅见。再把柜子里那半包大前门拿出来，搁桌上。”
“那是留着过年待客的！”
“他就是客。”我抬头笑了笑，“贵客。”
我妈看了我半天，叹了口气：“满儿，你心里有数就行。”
“有数。”
我把糊好的纸盒码齐，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窗外头，月亮从云缝里漏出来，照着院墙上那半截碎玻璃茬子，亮晶晶的。
孙德贵，你带着酒来，我拿啥招待你呢？
我摸了摸棉袄夹层里那个蓝皮笔记本，硬邦邦的，还在。
孙德贵来的时候，天刚擦黑。
他穿一件半新的蓝卡其布中山装，领口扣得板板正正，手里拎着两瓶贴着红纸的“二锅头”，身后跟着马卫东。马卫东手里也拎着东西——一斤用草纸包着的槽子糕，绳子系得歪歪扭扭，一看就是路上现买的。
“小满同志！”孙德贵在院门外就亮开了嗓门，“老孙来看你了！”
我妈正在堂屋里摆碗筷，听见这声，手一哆嗦，筷子掉了一根。我弯腰捡起来，拿围裙擦了擦，低声说：“妈，你待会儿就坐灶间，别出来。”
“那你……”
“我没事。”
我迎出门去，满脸堆笑：“孙主任！哎呀，您怎么还真来了——大壮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当他说笑话呢。”
孙德贵把两瓶酒往我怀里一塞：“说的什么话！你回城，我这个当老领导的，能不来看看？”他拿眼往院子里扫了一圈，看见墙根底下码得整整齐齐的纸盒，又看见堂屋八仙桌上铺着新洗的蓝格子布，嘴角抽了抽，“日子过得不错嘛。”
“托组织的福。”我把酒接过来，故意手一滑，瓶子差点磕在门框上，孙德贵下意识伸手去扶，我顺势把酒往他怀里一推，“孙主任您拿好，我手笨。”
马卫东在后头嘿嘿笑：“满姐，你这手可不笨，当年在公社算工分，你比会计还快。”
我扭头看他：“卫东，你也来了？正好，一块儿上大壮家吃饭。大壮今儿杀了一只鸡。”
孙德贵挑眉毛：“周大壮？那个喂牲口的？”
“人家现在是正经饲养员，场部给发了证。”我挎上他的胳膊，热情得像个真傻子，“走走走，大壮家宽敞，灶也大，我让他把那只不下蛋的老母鸡炖了。”
孙德贵被我一挎，身子僵了一下，大概没料到我这么“不见外”。他扭头看了马卫东一眼，马卫东耸耸肩，做了个“跟着走”的口型。
周大壮家的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利索。靠墙一排兔笼，笼子底下垫着干草，一只灰兔子正拿爪子洗脸。院子中间支着一张矮腿木桌，桌面上坑坑洼洼，拿砂纸磨过，又铺了一层报纸。灶间飘出炖鸡的香味。
“来来来，孙主任坐这儿！”周大壮从灶间探出脑袋，围裙上沾着油点子，“这凳子我拿开水烫过了！”
孙德贵坐下，把两瓶酒往桌上一墩：“大壮，你这儿有没有酒盅？”
“有有有！”周大壮小跑着端出四个粗瓷酒盅，又拎来半斤散酒，拿牙咬开瓶盖，“孙主任，您先尝尝这个，是我托人从镇上打的，纯高粱。”
孙德贵闻了闻，点点头：“还行。”
马卫东自己找了个靠边的座儿坐下，伸手就要抓槽子糕，我一把拍开他：“先吃饭！大壮，鸡好了没有？”
“好了好了！”
周大壮端上来一个搪瓷盆，里头炖着黄澄澄的鸡块，汤面上漂着几粒红枸杞，还有点干蘑菇。孙德贵眼睛一亮：“哟，还有蘑菇？”
“去年秋天我自己晒的，没舍得吃。”周大壮拿袖子擦了擦盆沿，“孙主任，您先动筷。”
孙德贵夹了一块鸡腿肉，嚼了两口，又抿了一口高粱酒，脸上的褶子慢慢松开了。我坐在他对面，拿筷子戳着碗里的鸡脖子，心里数着数。
第一杯下去，孙德贵开始说场面话：“小满啊，你回城这事儿，组织上是一直惦记着的。当年你那个情况……特殊，特殊嘛。”
“是是是，多亏孙主任关照。”我举杯，“我敬您。”
第二杯，他开始问：“你回城这些日子，都跟谁走动啊？”
“也没谁，就大壮，还有卫东。”我朝马卫东努努嘴，“卫东帮我跑了好几趟腿呢。”
马卫东正啃鸡翅膀，听见这话呛了一口，赶紧打圆场：“满姐的事就是我的事嘛。”
孙德贵瞥了他一眼，又抿了口酒。第三杯是我主动给他满上的，满得差点溢出来。
“孙主任，”我把酒盅往他面前推了推，“当年那个名额，我到现在都记着您的好。虽说后来出了岔子，可您批条子的时候，那是真痛快。”
孙德贵打了个酒嗝，摆摆手：“批条子算个屁！那年月，名额给谁不是给？你赵红梅姐家里来了人，两条大前门往桌上一撂，还有一张工业券——”他忽然住了嘴，浑浊的眼珠子转了转，“嗨，不说了不说了。”
我假装没听清，扭头冲周大壮喊：“大壮，汤凉了，再热热！”
周大壮端着盆往灶间走，经过我身后时踩了我一脚。我反手在背后比了个“加酒”的手势。
汤重新端上来，周大壮给孙德贵又满上一盅：“孙主任，我再敬您一个，您当年可是咱们公社的包青天！”
孙德贵被这马屁拍得舒坦，仰脖干了，舌头开始打结：“包青天不敢说，可你孙主任办事，向来一碗水端平！就说赵红梅那事儿——两条大前门，我抽都没抽，全给食堂换了粮票！还有那工业券，我还不是给公社换了灯泡？我孙德贵，不贪！”
“那是那是，”我顺着他说，“赵红梅家也真是的，送这么重的东西，让您为难。”
“为难个屁！”孙德贵一拍桌子，酒盅蹦起来老高，“她爸在北京，革委会的！我敢不给办？再说了——”他忽然压低声音，拿手遮着嘴，神秘兮兮地凑过来，“我跟你透个底，赵红梅当年举报你，加分是小事，关键是——她家又送了一回东西，这回是托人从北京捎的，什么玩意儿我都没看清，就一张条子，上头写着‘速办’。”
他说完嘿嘿笑，拿筷子头戳着桌面：“小满你呀，你吃亏就吃亏在没个好爹！”
马卫东在旁边脸都白了，一个劲冲孙德贵使眼色。孙德贵浑然不觉，又灌了一口，忽然想起什么，拿醉眼斜着马卫东：“还有你小子——当年是你跑来跟我说，林小满把屎抹墙上了，我给了你两斤粮票，对吧？现在你倒好，听说小满回城了，两头跑，又想从她这儿捞点啥？”
马卫东差点从凳子上出溜下去：“孙主任！您喝多了，我啥时候两头——”
“你当我傻？”孙德贵拿筷子隔空点他脑门，“你小子就是个喂不熟的！当年拿粮票的时候比谁都积极，现在看小满要翻身了，又跑来献殷勤——我告诉你，这事儿闹大了对你我都没好处！”
这话一出，马卫东脸都绿了。他扭头看我，嘴唇哆嗦了两下。我端着酒盅，眼皮都没抬。
周大壮在灶间门口探着脑袋，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
就在这时候，院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门轴“吱呀”一声响，赵红梅站在门口，穿一件驼色呢子外套，脖子上系着白纱巾，笑得像三月里的风。她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瘦高个，戴眼镜，手里夹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
“小满，”赵红梅的声音还是那么轻柔，“我说你上哪儿去了呢，问了一圈才知道你在周大壮这儿。”
孙德贵的酒醒了一半，坐直了身子。
赵红梅不慌不忙地走进院子，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A4大小，油印的格子，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她把纸往桌上一铺，正好压在那盆鸡汤旁边。
“孙主任也在啊，正好。”她抬头看了孙德贵一眼，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儿，“我这儿有一份林小满近期情绪波动记录，是护士站这几个月的观察日志。小满，你看看——上面记得清清楚楚，九月初三，你对着街道办墙上的标语笑了四十分钟；九月十七，你在菜市场跟一个卖豆腐的吵了半个钟头，非说人家算错了账；十月初一，你半夜跑到区革委会门口坐着，说要‘等组织接见’。”
她一条一条念，声音不急不缓，像在念病历。
“小满，你病没好利索，我不能看着你被坏人利用。”她抬起头，目光扫过桌上的酒瓶子、鸡汤盆，最后落在孙德贵脸上，“孙主任，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孙德贵这会儿酒醒了七成，脑子转得飞快。他拿袖子抹了一把嘴，忽然把酒盅往桌上一顿：“红梅你来得正好！我正批评小满呢——她这身体情况，组织上是要关心的，可她自己也得注意，不能什么人的酒都喝，什么人的话都听！”
他扭头看我，眼神一下子硬起来：“小满，我今天来就是例行探望，可没说什么别的。你年轻，耳朵根子软，别听风就是雨。”
马卫东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点头：“对对对，孙主任就是来看看，啥也没说！”
周大壮急得直搓手，想说话又不敢说。
我慢慢放下筷子。
“孙主任，”我抬起头，冲他笑了笑，“您刚才说，赵红梅家送了两条大前门和一张工业券，还托人捎了条子，上头写着‘速办’——这话是您自己说的吧？”
孙德贵脸色一变：“我喝多了，说的酒话！酒桌上的话能算数？”
“酒话不算数，”我从棉袄夹层里抽出蓝皮笔记本，不紧不慢地翻开，“那您亲笔写的条子，算不算数？”
院子里一下子静了。兔笼里那只灰兔子支棱着耳朵，三瓣嘴一鼓一鼓的。
我把笔记本翻到夹着纸条的那一页，捏着纸条起头，一个字一个字念：“‘赵红梅，名额一个，速办。’落款——孙德贵。1975年11月17日。”
我把纸条翻过来，底下那个红手印在煤油灯底下看得清清楚楚：“孙主任，这是您按的手印吧？您批条子的时候随手扔在拖拉机斗里，马卫东捡了没上交，您猜怎么着？他转手卖给了我。”
马卫东“嗷”一嗓子站起来：“满姐！你——”
“你卖给我的时候要了五斤全国粮票，”我头也不抬，“你忘了？那天在公社后墙根，你说‘这事儿闹大了对你我都没好处’，我说‘五斤粮票，条子归我’，你当场就掏出来了。”
马卫东的脸从绿变白，从白变灰。
孙德贵伸手就要抢，我往后一撤，把纸条塞回笔记本，笔记本塞回棉袄夹层，三个动作一气呵成。
“孙主任，”我拍了拍胸口，“您看，我这疯病，记性倒还行。”
孙德贵脑门上的汗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滚。他张了张嘴，忽然扭头看赵红梅，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红梅！你瞧瞧，她这是伪造证据！你可是大夫，你得给她鉴定鉴定，她这精神状况——”
赵红梅没接他的话。
她脸上的笑还在，可嘴角绷得比刚才紧。她盯着我棉袄鼓起来的那一块，慢慢开口：“小满，你那个本子是真是假还两说。”
“赵大夫，”我迎上她的目光，“您要验笔迹，咱现在就去区革委会找笔迹鉴定科，您看行不行？”
赵红梅不接茬。
她把那份“情绪波动记录”折起来，放进公文包，拉链拉了一半，忽然停住，抬起头来看我，声音还是柔的，可每个字都像拿针尖在玻璃上划：
“小满，你手里那本子是真是假还两说，可你三年前在牛棚里写的那些‘疯诗’，我可都留着呢。”
我手指头一紧。
“什么‘红旗卷起农奴戟’，什么‘今日长缨在手’——”赵红梅一条一条背，背得字正腔圆，“你当时说是写来玩的，可我看那意思，倒像是盼着什么人‘卷土重来’啊。这要是让上面的人看见了，你说，他们信你是真疯，还是假疯？”
她拉上公文包拉链，冲孙德贵点点头：“孙主任，我先回了。您慢慢喝。”
走到院门口，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脸上的笑淡得像一张纸：“小满，你病没好，我得对你负责。过两天我给你安排个复诊，你记着来。”
院门关上了。
孙德贵“腾”地站起来，酒瓶子碰翻了都没管，拿手指着我鼻子：“林小满，你行！你等着——”
“孙主任，”我坐着没动，“那纸条您还要不要？我这儿还有一份您当年在广播里念我名字的录音底稿，我记得您连喊了三天，第三天喊劈了嗓子，还骂了句‘妈了个巴子’——那底稿是您秘书写的，您在上面批了个‘发’字。您要不要一块儿看看？”
孙德贵的手僵在半空。
马卫东缩在凳子上，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周大壮站在灶间门口，两只手攥着围裙角，嘴唇无声地动了两下，看口型像是在说“我的乖乖”。
孙德贵一屁股坐回去，抓起那半瓶酒，仰脖灌了一大口，拿袖子一抹嘴，斜着眼睛看我：“林小满，你到底想干啥？”
“不想干啥，”我给他把酒盅扶正，“就是想跟孙主任商量商量——我那工作名额的事，街道主任说要个康复证明，您看，您能不能给区里打个招呼？”
孙德贵盯着我看了半天，忽然笑了。那笑比哭还难看。
“行，”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你等着。”
他站起来，踢了一脚凳子腿，头也不回地往外走。马卫东赶紧跟上，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压低声音跟我说：“满姐，那纸条……你可收好了。赵红梅那娘们儿刚才说的疯诗，我真见过——当年她在牛棚外头站了半宿，走的时候手里攥着几张纸。”
“几张？”
“我没看清，反正不止一张。”
马卫东说完就跑了，生怕谁听见。
院子里静下来。灶间那锅鸡汤还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桌上横七竖八地撂着酒盅筷子，一只绿头苍蝇绕着槽子糕打转。
周大壮走过来，蹲在我旁边，拿手拨拉着地上的鸡骨头，半天憋出一句：“满儿，那疯诗……要紧不？”
我从棉袄夹层里把笔记本又掏出来，翻到最后一页。那上头贴着三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纸边毛糙，上头的字歪歪扭扭，是我当年在牛棚里拿烧火棍蘸着煤灰水写的。
“要紧。”我拿手指头摩挲着纸面，“赵红梅手里那几张，是我故意写给她看的。可我自己留了这三张——上头写的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周大壮凑过来瞅，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满儿，这苍龙是谁？”
我把纸翻过去，背面还有一行蝇头小楷，是我拿铅笔头抄上去的：
“1975年11月14日，赵红梅送孙德贵大前门两条、工业券一张。经手人：赵红梅。见证人：周大壮（送煤路过，看见门口有烟箱）。”
周大壮眼珠子瞪圆了：“我？我啥时候——”
“那天你推着煤车从孙德贵办公室门口过，瞅见赵红梅拎着个网兜进去，网兜里两条烟，红壳子的，你还跟我学了一嘴，说你闻见大前门那个味儿了，比你抽的旱烟强一百倍。”
周大壮拿手拍脑门：“我那张破嘴！”
“你这张嘴，”我合上笔记本，“关键时候能当刀使。”
他愣了半天，忽然嘿嘿笑了：“那你刚才还让赵红梅拿疯诗吓唬你？我看你手指头都攥白了。”
“不攥白她能放心走？”我把笔记本塞回夹层，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她以为她拿着我的把柄，她才会接着出招。她不出招，我怎么知道她下一步想干啥？”
周大壮挠挠头：“那她要真把疯诗交上去呢？”
“她不会。”我端起那盆凉透了的鸡汤往灶间走，“那诗是她当年帮我改的，有两句还是她亲笔。她交上去，第一个说不清的是她自己。”
我把鸡汤倒回锅里，添了把柴，火苗舔着锅底，映得灶间亮堂堂的。周大壮蹲在旁边添柴，嘴里嘟囔：“那孙德贵呢？他回去不得使坏？”
“他回去第一件事是找马卫东要那条子原件，马卫东拿不出来，孙德贵就得把马卫东往死里整。马卫东被逼急了，会把孙德贵别的烂账也抖出来——这俩人咬起来，比咱动手管用。”
周大壮添柴的手停了：“满儿，你这脑子是咋长的？”
“牛棚里练的。”我拿勺子搅了搅锅里的汤，“那地方没别的，就时间多，闲着也是闲着，把每个人的账都算了一遍。”
汤热了，我盛了一碗递给周大壮：“你明儿帮我跑趟市三院，找吴桂芬，告诉她——赵红梅今儿晚上来大壮家送了一份‘情绪波动记录’，让她问问护士站，谁手那么快，把观察日志给赵红梅抄了一份。”
周大壮端着碗吸溜了一口，烫得直咧嘴：“这又是啥意思？”
“赵红梅那份记录上有护士站的编号，”我把灶间的油灯捻亮了些，“护士站能碰着观察日志的，拢共就那么五六个人，吴桂芬挨个问，用不了一天就能问出来。赵红梅一旦知道吴桂芬在查内鬼，她就不敢再拿这记录说事。”
周大壮把碗往台面上一搁，冲我竖起大拇指：“满儿，我服了。”
我端起另一碗汤往堂屋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大壮，明儿买肉剩的钱，你给自己打半斤酒，别省。”
“那咋好意思——”
“喝了酒，你那嘴才肯说实话。”我推开堂屋门，冷风灌进来，吹得煤油灯火苗晃了一晃。
院墙外头传来自行车铃铛响，叮叮当当的，由近及远。
我站在门槛上，就着半碗鸡汤的热气，忽然想起赵红梅临走时说的那句“过两天我给你安排个复诊”。她那个人，说“过两天”就是已经安排好了，最多等不到三天。
复诊，她肯定要在诊断上做文章。
我把汤碗往桌上一放，冲灶间喊：“大壮！你吃完饭帮我跑一趟街道办，找那个新来的小通讯员，问他今儿下午有没有人往街道办打电话打听我的事儿。”
“哎！”
“还有，”我把蓝皮笔记本从夹层里摸出来，拿油纸包了三层，塞进灶王爷神像底下的墙洞里，“这玩意儿搁家里不保险，先借你家灶王爷的地方用用。”
周大壮看着我把笔记本往墙洞里塞，嘴张了半天：“那你要用的时候咋整？”
“用的时候你来取。”我把墙洞拿一块半截砖封上，又拿抹布把砖缝擦干净，“你记住地方就行。”
他郑重其事地点点头，伸出小拇指：“拉钩。”
我跟他拉了钩。
回到自家院子里，我妈还在糊纸盒，煤油灯底下摆着一碟咸菜，她一口没动。我坐下帮她糊，她拿手背蹭了蹭眼睛：“满儿，刚才孙德贵走的时候，我瞅见他在咱院门口站了半天，往墙上瞅。”
“瞅啥？”
“就是那半截碎玻璃茬子。”我妈声音发颤，“他拿手摸了摸，跟那个姓马的说‘这娘们儿防着咱呢’。”
我手里浆糊刷子停了一瞬。
“妈，”我低头接着糊，“明儿你把那床新褥子拆了，棉花絮子掏出来，给我缝个厚点的坎肩。”
“大秋天缝坎肩？”
“赵红梅要给我复诊，”我把糊好的纸盒码齐，“那地方冷。”
我妈不问了，低头帮我叠纸盒。
窗户外头，月亮又钻进云里去了，院墙上那半截碎玻璃茬子暗下来，黑洞洞的，像谁拿牙咬出来的印子。
我摸了摸棉袄夹层——笔记本虽然不在了，可那三张纸的棱角，我闭着眼都摸得出来。
赵红梅，你手里那几张，是我拿煤灰水写的。
我自己留的这三张，是拿钢笔蘸着蓝墨水写的。
你猜，蓝墨水写的，和煤灰水写的，拿到区革委会，人家认哪个？
赵红梅动手比我预料的还快。
第二天晌午，街道办那个新来的小通讯员蹬着自行车找到周大壮家，说区卫生局来了两个人，拿着市三院的公函，要找林小满谈话。周大壮跑来找我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半块豆饼，喂鸡喂到一半。
“满姐，那俩人穿得板板正正，一个拎黑皮包，一个拿文件夹，在街道办坐着不走。”周大壮把豆饼往兜里一揣，压低嗓门，“我听了一耳朵，说什么‘患者近期有暴力倾向’，要给你做‘强制精神鉴定’。”
我正在院里拿搓衣板搓被单，手上肥皂沫子还没冲干净。
“暴力倾向？”我把被单往盆里一摁，“我打谁了？”
“说你前天在周大壮家拿菜刀剁鸡，剁完了还举着刀笑。”
我愣了一下。那天孙德贵来吃饭，我确实剁了一只鸡，剁完顺手把刀往案板上一拍，笑着说了句“孙主任吃好”。当时赵红梅也在场，她站门口看了个满眼。
这女人，真会挑。
“还有，”周大壮咽了口唾沫，“吴护士长手底下那个小刘，昨儿下班让赵红梅叫去办公室待了半个钟头，出来的时候眼睛红的，见谁都不说话。”
我把手上的水甩了甩，心里把赵红梅这步棋拆开看。强制精神鉴定，这招毒。只要鉴定结论一出来，甭管真的假的，先给你扣个“限制行为能力”的帽子，回城安置、工作安排全得泡汤。街道办刚松口让我去上班，这纸申请一到，主任又得缩回去。
“满姐，咋整？”周大壮搓着手，“要不你躲两天？”
“躲？”我把被单拧成麻花，“我躲了，不正坐实了‘暴力倾向’？你回去盯着那俩人，看他们往哪儿走。我去趟医院。”
“医院？”
“小刘被赵红梅叫去谈话，吴护士长能不知道？我去看看她。”
我换了件干净褂子，把头发拢了拢，临出门又折回去，从灶王爷墙洞里把蓝皮笔记本取出来，拿油纸包好揣进怀里。周大壮跟在后头喊：“你不是说那玩意儿搁家里不保险吗？”
“搁家里不保险，搁身上才保险。”我头也不回，“你帮我盯着街道办那俩人，他们要是往医院去，你赶紧来告诉我。”
到了市三院，我没走精神科正门，从侧楼梯上了三楼。护士站里就一个小护士在抄医嘱，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林小满？你找谁？”
“吴护士长在不在？”
“在……在病房呢。”小护士往走廊尽头努了努嘴，又压低声音，“护士长今儿早上一来脸色就不对，捂着胸口进的病房，赵医生刚走。”
赵红梅刚走。
我脚下加快了步子。推开病房门，吴桂芬半靠在最里头那张床上，床头柜上搁着个铝饭盒，盖子都没揭。她脸上还带着点灰白，嘴唇干得起皮，看见我进来，先是一愣，随即拿手指头点了点我：“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
“您先别说话。”我走到床边，拿起暖壶给她倒了半缸子水，“小刘的事，我知道了。”
吴桂芬接过缸子，没喝，攥在手里：“赵红梅拿小刘的转正材料拿捏我。小刘她妈瘫在床上三年了，就指着她转正后那点工资抓药。赵红梅说，只要小刘在鉴定申请上签个字，证明‘亲眼看见林小满持刀威胁他人’，转正材料立马往上递。”
“小刘签了？”
“没签。那丫头哭了一中午，跟我说‘护士长我要是签了，林小满这辈子就完了’。”吴桂芬说到这儿，嗓子忽然一哽，拿手背蹭了蹭眼角，“我带了二十多年护士，头一回觉得自个儿窝囊。赵红梅把转正材料往我面前一拍，说‘吴姐，你也是老党员了，科里的事你比我会办’——我他妈办了二十多年事，头一回让人堵得说不出话。”
她越说越快，胸口起伏得厉害，手在床沿上抓了一把。我赶紧扶住她：“您躺下，慢慢说。”
“我躺不住！”吴桂芬一把攥住我手腕，劲儿大得不像个病人，“小满，赵红梅不光要整你。她今天早上跟我说，让我把三年前那份诊断报告的复印件交出来，说‘留着也是给科里添乱’。我不交，她就往卫生局递了你的强制鉴定申请，紧跟着把我气进医院。这女人，一步三算！”
正说着，病房门又开了。进来一个穿灰中山装的男同志，五十来岁，头发花白，戴一副黑框眼镜，镜腿拿白胶布缠着。他手里提着一个网兜，兜里装着两瓶橘子罐头和一包红糖。
吴桂芬一看他，挣扎着要坐起来：“陈局长——”
“躺躺躺。”那人紧走两步，把网兜往床头柜上一搁，伸手虚按了按，“老吴，我来看你，不是来听你汇报工作的。”
我站在床尾，看着这人把眼镜往上推了推，露出镜片后头一双眯缝眼。那眼睛我认得。
“陈叔？”
他转过脸，瞅了我足有三秒钟，忽然咧嘴笑了：“小满？真是你？我昨儿刚在卫生局听人说起你的名字，还寻思是不是重了。这一瞅——”他拿手比划了一下我个头，“长高了，没瘦。”
吴桂芬看看他又看看我：“你们认识？”
“牛棚邻居。”陈叔拉了把椅子坐下，椅子腿儿有点晃，他拿脚别住，“七五年冬天，我关在西头棚，她关在东头棚，中间就隔一道土坯墙。她半夜拿小石子儿敲墙，跟我对诗。”
“对诗？”吴桂芬一脸茫然。
“对诗。我念‘岁寒然后知松柏’，她敲墙回‘留着青山不愁柴’。我说这丫头疯了，疯得还挺押韵。”陈叔从兜里摸出烟盒，抽了一根没点，就在手里捏着，“后来我才知道，她全是装的。装的比我像。”
我鼻子有点酸，脸上还绷着：“陈叔，您啥时候调回来的？”
“上个月。北大荒那边落实政策，把我挪到市卫生局，分管基层医疗。”他把烟往耳朵上一夹，忽然正了脸色，“小满，闲话待会儿再叙。赵红梅今天上午来局里递了一份申请，要对你强制鉴定。办公室的人拿给我看，我一眼认出你名字，没批。”
“没批？”
“没批。我跟办公室说，强制鉴定得有确凿证据，光凭‘持刀剁鸡’不够。赵红梅下午又托人送来一份补充材料，说是‘患者近期情绪波动记录’，上头有三回‘目击者证言’。”他从中山装内兜里掏出一张折了两折的纸，展开给我看，“三个证人：一个是街道办管卫生的王大姐，一个是市三院挂号室的，还有一个——马卫东。”
我接过那张纸，一行一行看下去。王大姐的证言是“林小满在街道办大声喧哗、拍桌子”；挂号室的证言是“林小满在医院走廊自言自语，神情恍惚”；马卫东的证言最绝——“林小满曾手持菜刀追砍公社干部孙德贵，本人亲眼所见，愿负法律责任”。
“追砍孙德贵？”我把纸往床上一拍，“那天是孙德贵自己喝多了拿脑袋撞门框，我扶他一把！”
吴桂芬气得直拍床沿：“这个马卫东！满嘴跑舌头的东西！”
陈叔不紧不慢把纸收回去，叠好揣兜：“别急。马卫东这份证言，反倒露了马脚。他说‘亲眼所见’，可那天在周大壮家吃饭，马卫东压根儿不在场。周大壮家院子就那么大，谁来了谁没来，一问便知。赵红梅找谁不好，偏找这么个两头吃的货。”
我脑子转得飞快：“陈叔，马卫东手里有孙德贵的台账复印件。赵红梅是不是拿复印件跟他换的这份证言？”
陈叔没接话，只拿手在膝盖上敲了两下：“小满，台账的事，我正想跟你说。周大壮和马卫东前几天联手把孙德贵的铁皮柜撬了——周大壮摸的钥匙，马卫东开的锁，台账弄出来连夜抄了一份。”
我心头一热。
“但是——”陈叔话锋一转，“马卫东那个人，你比我清楚。他抄完台账，转手把复印件卖给赵红梅，收了三十块钱加四尺布票。”
吴桂芬“哎哟”一声，拿手捂胸口。我赶紧给她顺背，自己心里也翻了个个儿。马卫东，我就知道，这人靠不住。
“陈叔，原件在谁手里？”
“在马卫东手里。他这人，卖东西从来不卖底。”陈叔把耳朵上的烟取下来，在手里转了个圈，“赵红梅以为拿的是原件，在孙德贵面前显摆了一回。孙德贵吓得连夜写了份检讨，要往公社书记那儿递，后来一听是复印件，又把检讨撕了，改找马卫东算账。”
“那马卫东现在两头不是人。”
“所以他要找第三条路。”陈叔看着我，“小满，马卫东这种人，你给他路他不敢走，你得让他觉得没路可走。”
我懂了。
“大壮！”我冲门口喊。周大壮从走廊那头探进脑袋，脸跑得红扑扑的：“在呢在呢，我一直蹲楼梯口听墙角，都听见了。”
“你去把马卫东叫来。就说我在吴护士长病房等他，陈局长也在。”
周大壮哎了一声转身就跑。
不到一袋烟工夫，马卫东来了。这小子进门先扫了一圈，看见陈叔坐在椅子上，脚步就慢了半拍，脸上堆出笑来：“陈局长，您也在呢？吴护士长好些没？我特地来看——”
“马卫东。”我打断他。
他转过来看我，笑得不太自然：“满姐，有事儿？”
“孙德贵今天上午找你了没有？”
他眼皮一跳：“没……没有啊。”
“那他托人给你带话了？”
“带什么话呀？”马卫东搓着手，脸上那笑快挂不住了，“满姐，这事儿闹大了对你我都没好处——”
“孙德贵要拿你顶缸。”
我一字一字说。
马卫东愣在那，手悬在半空，搓到一半的动作定住了。
“他说当年那张批名额的条子是你伪造的。说马卫东为了两斤粮票，偷拿他办公室的信笺纸，自己写了个‘赵红梅，名额一个，速办’，还偷偷按了他的手印。”我盯着他眼睛，一句接一句，“他说你拿着那张假条子到处招摇撞骗，现在又拿台账的事敲诈他。他要去公社告你，伪造公文、敲诈勒索，够你蹲几年，你自个儿算。”
马卫东的脸从红转白，从白转青，喉结上下滚了一回。
“他放屁！”他突然炸了，声音都劈了，“条子是他当着我面写的！就扔在拖拉机斗里！我捡的！他亲笔写的，手印是他自个儿按的，我拿我那两斤粮票换的——”
“空口无凭。”
“凭？我有凭！”马卫东手往怀里一掏，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往床头柜上一拍，“原件！赵红梅拿走的就是这份复印件，我留了一手。孙德贵那老东西敢咬我，我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信封口没封严，几张发黄的纸露出边角。陈叔伸手拿过来，抽出里头的东西，一张一张铺在床面上。
第一张，孙德贵手写的批示条：“赵红梅，名额一个，速办。孙德贵，75.11.3。”底下按着个红手印，指纹清清楚楚。
第二张，油印的知青表现台账，赵红梅的名字底下写着“家庭成分：工人；父亲单位：北京某厂革委会；表现：良好；备注：以上由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孙德贵同志口头补充”。
第三张，马卫东当年领粮票的签收条：“71年11月5日，报林小满装疯事迹属实，领粮票贰斤整。马卫东。”
吴桂芬撑着坐起来看，看完拿手指头戳那纸：“孙德贵这手字我认得，当年他给我们家老陈批斗令上签的就是这个‘贵’字，最后那一撇带个弯勾，全公社找不出第二个。”
马卫东一屁股坐在陪护椅上，拿袖子擦脑门上的汗：“满姐，我马卫东是贪，是怕事，可我留这手就是为了保命。赵红梅给我三十块钱加四尺布票，我就给她复印件，真东西打死不敢出手。我寻思着将来孙德贵要是翻脸，我拿这个跟他说道说道。”
“现在孙德贵翻脸了，”我把三张纸收拢，递还给陈叔，“你打算怎么办？”
马卫东看看陈叔，又看看我：“我……我听满姐的。”
陈叔把纸折好，放进自己中山装口袋，拍了拍：“放我这儿。谁也别动。”
话音刚落，病房门“哐”一声被推开了。
赵红梅站在门口，白大褂都没换，头发跑得有些散。她一眼扫过屋里——陈叔坐在椅子上，我站在床边，马卫东缩在陪护椅上，吴桂芬半靠在床头——脸上那点温婉全没了，嘴唇抿成一条线。
“陈局长，”她迈进门，声音还是控制着的，只是尾音发紧，“我听说您在这儿，特地过来汇报。林小满这个人，伪造证据、诬陷国家干部，马卫东手里的东西来路不正，我建议局里马上介入调查——”
“赵医生。”
陈叔打断她，声音不高。
他把眼镜往上推了推，从兜里摸出烟，这回点上了，火柴甩了甩，火苗灭了才慢悠悠开口：“你三年前那份误诊报告，吴护士长也给我看了。”
赵红梅的嘴还张着，后半截话噎在嗓子眼里，脸上的血色像被人拿铲子刮了一层。
“一个普通抑郁症患者，你给人家诊断成精神分裂，让人家住了三个多月院，出院后对象吹了，工作也丢了。那份诊断报告上签的是你的名，论据写的是‘患者自述有幻听’——可病历上患者原话是‘我晚上老睡不着，听见邻居两口子吵架’，你把这个当幻听写进去。”陈叔抽了一口烟，吐出来，“赵医生，你是七七年工农兵学员，对吧？学制两年，七九年毕业。三年前你还没毕业呢，这份诊断报告谁让你签的？”
赵红梅站在那，两只手垂在身侧，指尖抖得厉害。
“我……那是我实习期间带教老师让我签的，我……”
“那你上个月又改了一遍这份诊断，把日期往前挪了半年，是想把责任推给带教老师？”陈叔把烟灰往地上磕了磕，“吴护士长手里的是原版复印件，你改的那份，医院档案室里搁着呢，墨迹都还没干透。”
赵红梅的脸从白转灰。她慢慢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门框上。
“赵医生，”陈叔把烟掐了，“你回去吧。强制鉴定的事，局里不批。你把马卫东那份材料拿回去，该退的钱退，该还的布票还。至于误诊报告的事，咱们回头再说。”
赵红梅站在门口，嘴唇动了动，一个字没说出来。
她转身走了。
走廊里脚步声起初很快，走了七八步忽然慢下来。我鬼使神差跟了出去，在楼梯拐角追上她。她听见脚步，猛一回头，脸上已经没了刚才的灰白，反倒泛着一种怪异的红，眼底水光晃了晃，硬憋着没掉。
“小满。”
她声音压得很低，嗓子像拿砂纸磨过。
“你非要逼死我吗？”
我脚步一顿。
她站在楼梯拐角的窗户底下，午后的光斜着打进来，照见她鬓角一根白头发。那根白头发我一眼就看见了——她才二十五，比我还小一岁。当年在知青点，她给我搓脚心，我冻疮烂得流黄水，她拿雪给我搓，搓完了搁自个儿怀里捂着。
“红梅——”
“你别说了。”她拿手背在眼睛上飞快地蹭了一下，“你就当我求你。那份误诊报告的事，你让吴桂芬别往上递。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工作、回城、你爸的事，我都能帮你跑。你非要把我往绝路上逼，我……”
她没说下去，转身往楼下走。
我站在楼梯口，脚底下像灌了铅。
身后传来吴桂芬的咳嗽声，还有陈叔压着嗓子的说话声：“让她走。小满这丫头，哪儿都好，就这点不好——心太软。”
赵红梅那个眼神我太熟了。当年在知青点，她偷吃我半块窝头被我逮住，就是这个眼神——先把错推出去，推不出去就装可怜。
可这回她没装成。陈叔一句“让她走”，把她的台阶抽了。
我以为她能消停两天。我错了。
第三天一大早，街道办王主任堵在我家门口，手里扬着一张纸，脸黑得像锅底：“林小满！你干的好事！人家市三院把材料递到区里了，说你当年装疯是蓄意欺骗组织，平反要重新审！”
我拿过来一看，白纸黑字，标题写得板板正正——《关于林小满同志装疯期间自述材料的说明》。落款是市三院精神科，盖着红戳。底下附了整整三页“我的自述”，第一人称，写我如何“为了逃避劳动，蓄意伪装精神失常”，还“供述”了具体方法：把屎抹墙、当众脱鞋、半夜唱歌。
字迹歪歪扭扭，故意写得像精神病人犯糊涂时记的。可第三页倒数第二行，有个词——“组织考验”。
这五个字，全公社只有一个人挂在嘴边。
“王主任，”我把材料叠好揣兜里，“您先回，这事儿我自己处理。”
“你处理？区里说要重新审你的平反——”
“三天。”我竖起三根手指头，“三天之内，我给您个准信儿。”
王主任嘴张了张，大概想起我上回在街道办算账的事，把话咽了回去，扭头走了。
我站在门口，手插在棉袄兜里，捏着那张纸，指头有点凉。
赵红梅，你这是自己往绝路上走。
可走着走着，我忽然想起另一件事——材料上那个“组织考验”，笔迹我越看越眼熟。不是赵红梅的字。赵红梅写字爱把“纟”旁拉得老长，这上头没有。这字板板正正，横平竖直，像拿尺子比着写的。
是孙德贵的字。
我蹲在门口台阶上，把三页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第三页底下还有一行小字，被红戳盖住一半，我对着太阳照了半天，认出来是“情况属实，建议从重处理”，后头跟着孙德贵的签名。
好家伙。赵红梅负责伪造，孙德贵负责签字背书。俩人绕开陈叔，直接把材料捅到区里，想从上面压下来。
我坐在台阶上没动，心里头翻腾的却不是恨。
我想起1973年冬天，我刚到知青点，脚上冻疮烂得走不了路。赵红梅比我早到半年，她拿雪给我搓脚心，搓完了搁自己棉袄里头捂着。她一边捂一边骂我：“上海来的小姐就是娇气，脚丫子都护不住。”骂完了，第二天把她妈寄来的棉鞋塞我被窝里。
那双棉鞋我穿了三个冬天。
我把材料揣好，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
行，红梅。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当天下午，我让周大壮给赵红梅捎了个话：明天晌午，知青点旧址，我把东西都带上，她来不来随她。
周大壮蹲在门槛上啃窝头，含糊不清地问：“满儿，你带啥东西？”
“你甭管。”
“那我去了咋说？”
“你就说——林小满说了，她手里那封信的原件，还有蓝皮本子，明天晌午搁在老地方石头上摆着。赵红梅要是不来，后天一早这些东西就出现在陈局长办公桌上。”
周大壮嘴里的窝头掉了一半：“满儿，你这是要——”
“你照说就行。”
周大壮走了以后，我从棉袄夹层里把蓝皮笔记本掏出来，又翻出那封“装疯指导信”原件。信纸已经发黄了，边角磨得起毛，可赵红梅的字清清楚楚——“小满，你要想回城，就得让他们觉得你疯了。疯了的人，组织上不敢留……”最后落款“红梅”，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我把信和笔记本并排摆在桌上，看了很久。
第二天晌午，天阴着，风刮得人脸疼。知青点旧址早没人住了，土墙塌了半截，房顶漏着天，地上长满枯黄的蒿草。当年我们睡的大通铺还在，炕席烂成一条一条的，风一吹簌簌响。
我找了块干净石头，把蓝皮笔记本和那封信摆上去，自己蹲在旁边等。
赵红梅来得比我预想的早。
她穿了件藏蓝棉猴，脖子上围条灰围巾，站在塌了半截的院墙外头，没往里走。
“小满。”
“进来吧，没别人。”
她磨蹭了一会儿，踩着碎砖头走进来，一眼看见石头上那两样东西，脚步钉在原地。
“红梅，你坐下。”
“我不坐。”她声音发紧，“你叫我来，想说什么？”
我站起来，把那份伪造材料从兜里掏出来，跟笔记本、信摆成一排。
“三样东西。蓝皮本子，是你当年偷抄了送给孙德贵的，上头记着公社干部贪了多少工分、扣了多少粮，孙德贵批回城名额收了几条烟。这封信，是你写给我的，教我装疯。这份材料——”我拿手指头敲了敲那三页纸，“是你跟孙德贵这两天现造的，想把我平反结论推翻。”
赵红梅嘴唇哆嗦了一下。
“你猜陈局长要是看见这三样摆一块儿，会先查哪一样？”
她没说话。风灌进破房子里，呜呜地响。
“红梅，我不跟你绕弯子。”我把三样东西往她那边推了推，“你今天自己选。要么，你拿着这些东西去卫生局，找陈局长说清楚——怎么造的假材料，孙德贵怎么签的字，当年那封信又是怎么回事。要么，我明天一早交上去。”
赵红梅盯着那三样东西，眼珠子一动不动。
过了大概有半袋烟的工夫，她忽然笑了一声。
那笑声短、干，像踩碎了一片瓦。
“林小满，你行。”
她伸手就要抓那封信。我一把按住。
“看可以，拿不行。”
“我看看都不行？”
“你当年写的时候没留底？”
她的手缩回去，在棉猴兜里攥成拳头。
“小满，你非要这样？”
“红梅，是你先伪造材料的。”
她忽然蹲下去，两只手抱住膝盖，脑袋埋在胳膊里。风一吹，她肩膀一抖一抖的，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哭的。
我蹲在她对面，没催。
过了好一会儿，她闷着嗓子说：“是孙德贵逼我的。”
“哪回？”
“上回在病房，陈局长把误诊报告的事挑明了，我回去想了一宿，本来想认了。”她抬起脸，眼睛红通通的，没掉泪，“第二天一早孙德贵就堵在我宿舍门口，拿着我当年写给你那封信的抄件——他手里也有一份！他说我要是不把水搅浑，他就把抄件递到卫生局，说是我蓄意教唆你装疯，我连大夫都当不成。”
“所以你就听他的，伪造我的自述材料？”
“他说材料他签字，责任他担，让我只管写。”赵红梅拿袖子抹了一把脸，“小满，我爹在厂里刚提了半级，我弟明年要考大学……孙德贵说他手里还有我爹当年托他办事的条子。他要把那些东西翻出来，我家就完了。”
我蹲在那儿，脚指头冻得发麻。
“红梅，”我说，“1975年冬天，你把信塞给我那会儿，孙德贵逼你了没有？”
她嘴唇一抿。
“没有。”她声音小得像蚊子哼，“那是我自己想的。我想着只要你疯了，回城名额就是我的。”
“那你后来当大夫，拿病人当梯子往上爬，也是孙德贵逼的？”
她没接话。
“红梅，我今天叫你来，就为问你一句话。”我把那封发黄的信拿起来，举到她眼前，“这信上最后一句写的啥，你还记得不？”
她看了一眼，别过脸去。
“你写的——‘小满，等咱俩都回了城，我请你吃全聚德，让你吃个够。’”我把信放回石头上，“红梅，全聚德我不吃了。你把东西交上去，咱俩两清。”
赵红梅蹲在地上，两个肩膀突然塌下去，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砸在枯草叶子上。
“小满……我错了。”
她哭得跟当年在知青点一模一样——那年她收到家里来信说她妈病了，想回回不去，蹲在牛棚后头就是这么哭的，我给她递了半块窝头，她一边哭一边吃，噎得直打嗝。
“行了。”我把三样东西收起来，揣进棉袄，“别搁这儿哭了，风大。你跟我走。”
“去哪儿？”
“卫生局。陈叔那儿。”
赵红梅愣住了：“你……你不交上去？”
“你自个儿交，跟我交，能一样？”我往外走了两步，回头看她，“你自己交，算主动交代。我交，算你被抓现行。红梅，你念了几年医学院，这点账还算不明白？”
她蹲在那儿，仰着脸看我，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然后她爬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小满，你等我一下。”
她转身就往院墙外头跑。
“你干啥去？”
“回宿舍拿东西！”她跑出几步，回头喊，“那封信的原件我锁在抽屉里，还有孙德贵让我签的那份材料底稿，都在！”
她跑得棉猴后摆一掀一掀的，跟当年在知青点抢窝头一个架势。
我站在破房子门口，看着她跑远，心里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当天下午三点，市卫生局陈局长办公室。
赵红梅把一摞东西摆在陈叔桌上：那封“装疯指导信”的原件，孙德贵让她签的材料底稿，还有她自己写的一份情况说明，密密麻麻三页纸，把她从1975年偷抄蓝皮本子到昨天伪造材料的事，一五一十全写了。
陈叔翻了一遍，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
“赵医生，你想好了？”
“想好了。”赵红梅站在办公桌前，手垂着，后背挺得笔直，“陈局长，我主动交代。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认。”
陈叔看了她一眼，又看了我一眼。
“小满，你说呢？”
“陈叔，她主动交的，比我来告的强。”
陈叔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赵红梅，卫生局先对你做暂停执业处理，配合调查。你手头病人交给吴护士长代管。调查期间工资照发，但是——”
“我明白。”赵红梅接话，“不能离市，随叫随到。”
陈叔摆摆手：“去吧，明天到局里填个表。”
赵红梅走到门口，忽然站住，回头看了我一眼。
“小满。”
“嗯？”
“全聚德……等我这事儿了了，我还请你。”
“你先把你那三页纸写清楚再说。”
她笑了一下，嘴角还是歪的，跟当年一模一样。
赵红梅走了以后，陈叔点了一根烟，慢悠悠地说：“小满，你猜孙德贵现在干啥呢？”
“跑？”
“跑不了。”陈叔从抽屉里又抽出一张纸，“周大壮和吴护士长前天就把你那个蓝皮本子复印了一份送局里了。孙德贵的知青表现台账，昨天下午有人送到我这儿了。”
“谁送的？”
“马卫东。”
我愣了一下。
“那小子精得很。”陈叔吐了口烟，“他听说赵红梅被叫到局里，当天夜里就把台账原件从孙德贵办公室煤堆底下摸出来，天没亮就搁我局门口传达室了。还附了张条子，写‘马卫东主动交代，请求宽大’。”
“那孙德贵呢？”
“今天一早局里联合公社纪检把他堵在办公室里，铁皮柜撬开，空了一半。他正写检查呢。”陈叔磕了磕烟灰，“立案审查，跑不了。”
我坐在陈叔办公室的硬板椅上，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没说话。
“小满，市三院那边，吴护士长跟我提了一嘴，说缺个会计，你——”
“陈叔，我不去。”
“嗯？”
“给人看病我不行，算账我在行。”我从兜里把街道办王主任前天塞给我的介绍信掏出来，“区文化馆缺个会计，我明天报到。”
陈叔看了那张介绍信一眼，笑了。那笑跟他当年在牛棚隔壁蹲着啃窝头时一个样。
“行，去吧。文化馆账目乱得很，够你算一阵的。”
三天后，处理结果下来了。
赵红梅暂停执业、配合调查，工资降一级，调离精神科，去病案室整理档案。她在病案室头一天上班，给我打了个电话，就一句话：“小满，病案室的账比文化馆还乱。”
孙德贵立案审查，公社副主任的位子撸了，回家写交代材料。听说他媳妇天天在家骂他，骂得整条胡同都听得见。
马卫东主动交出原件，免于追责，但公社把他除名了。拖拉机手当不成了，他跑来找我，搓着手说：“满姐，你看我这……”
“你去找周大壮，他那儿缺个帮工。”
“养牛？”
“嫌屈才？”
“不不不，去去去！”
周大壮听说马卫东要来帮工，蹲在牛棚门口乐了半天，回头跟人说：“马卫东喂牛，那牛都得防着他偷料。”
我上班头一天，区文化馆的老馆长把一摞账本往我桌上一摞：“小林，你先拢拢这个。”
我翻了翻，好家伙，1976年的电影票款还挂在账上没销。
“三天。”我伸出三根手指头。
老馆长半信半疑。三天后我把账平了，一分不差。老馆长戴了两回眼镜，又摘下来擦，最后说了句：“林小满，你比算盘还快。”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入冬头一场雪落下来那天，周大壮从北大荒回来了。他坐了两天两夜火车，棉袄上还沾着牛棚的草屑，一进门就往桌上搁了个布包，里三层外三层裹着。
“满儿，给你捎的。”
我打开一看，一包黑土，干干的，里头还混着几根碎草秸。
“牛棚门口的土。”周大壮搓着手，鼻子冻得通红，“公社要拆牛棚盖砖厂，开春就动工。我想着那地方你住了三年，给你捎把土回来，也算留个念想。”
我把土倒在窗台花盆里，拿手指头拨拉拨拉。
“大壮，孙德贵现在啥情况？”
“在家写检查呢，天天写，写了撕撕了写，听说写了半麻袋纸还没过关。”周大壮蹲在椅子上，从兜里摸出个烤土豆掰了一半递给我，“他还跟我打听你来着。”
“打听我啥？”
“问你手里那本台账还在不在。”周大壮咬了口土豆，“我说满儿说了，那玩意儿留着呢。”
“你回去跟他说——”我把花盆往窗台里头推了推，拍了拍手上的土，“就说林小满说了，他那本台账，留着给后人当教材吧。”
周大壮嚼着土豆，含含糊糊应了一声，忽然想起来什么：“对了满儿，赵红梅让我给你捎句话。”
“啥话？”
“她说等病案室的账拢清楚了，请你吃全聚德。”周大壮挠挠头，“她还说，让你别客气，她攒了三个月工资了。”
窗外雪越下越大，文化馆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丫上积了厚厚一层白。
我扭头看了一眼窗台花盆里那捧黑土，土上落了一片窗缝里飘进来的雪花，转眼就化了。
“大壮，”我说，“你跟红梅说——全聚德先欠着，让她先把病案室1978年的账给我抄一份来。”
“你要那干啥？”
“我帮她拢拢。”我拿筷子夹起那半个烤土豆，咬了一口，“她那人，算账不行。”
周大壮走了。雪还在下，文化馆走廊里有人喊我：“小林！电影票款对不上，你来看看——”
“来了。”
我把花盆往窗台正中间挪了挪，出门往财务室走。
路过门房的时候，看门的老头儿叫住我：“小林，有你一封信。”
我接过来，信封上写着“林小满同志亲启”，落款“红旗公社纪检组”。拆开一看，里头一张纸，寥寥几行：
“孙德贵审查期间主动交代，1975年冬广播批判林小满一事，系其个人擅自决定，未经公社集体研究。经查证属实，现予更正。特此函告。”
底下一行小字：“另：孙德贵交代材料中称，当年批给赵红梅的回城名额条子，系其索贿后补批。相关证据已移交司法机关。”
我把信叠好，揣进棉袄夹层——就是当年藏蓝皮笔记本那个位置。
窗外雪片子打得玻璃沙沙响。
我站在门房门口，忽然想起1975年冬天，广播喇叭里连着三天喊我名字那会儿，牛棚漏风，我裹着周大壮给我的破棉被，赵红梅从门缝里塞进来半个窝头，窝头底下还压了张纸条，上写“别怕，有我”。
那张纸条我早烧了。
可这会儿站在1978年冬天的雪地里，我忽然觉得，那半个窝头的热气，好像还在手心里焐着。
“小林——”财务室那边又喊。
“来了来了。”
我拍了拍棉袄兜里的信，踩着一地新雪，往那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