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冬天，我爹在顶班协议上按红手印的时候，手指头哆嗦得对不准格子，印泥蹭到了“自愿顶替”那四个字的“替”上，红了一小块。
他抬头冲我笑，牙缝里嵌着中午吃的白菜帮子：“招弟，往后你就是厂里人了。”
我那年十八，棉袄袖口磨得发亮，心里头热得跟揣了块刚出炉的烤红薯。厂里人，三个字，在1985年的冬天，比“万元户”还金贵。
我爹李福贵，红旗机械厂三车间钳工，干了二十二年，手指头被铣床啃掉半截小拇指。顶班政策下来，他够岁数能退，我够岁数能顶。
可他不认得几个字。协议上密密麻麻的条文，他只会照葫芦画瓢写自己名字。那天他让我去供销社打半斤散酒，回来时见他趴在桌上按手印，脸都快贴到纸面上了。
“爹，你看清写的啥没？”
“厂办王主任念给我听了。”他搓着手上红印泥，“就说你顶我的岗，往后我吃退休金，你拿工资，两不耽误。”
我没多想。那个年代，爹娘不认字，儿女替看文件太常见了。
可我忘了问一句——王主任念的是哪张纸？
三车间的人都管王主任叫“王算盘”，因为但凡经他手的活，锱铢必较。他儿子王建军跟我同年进厂，分在质检科，白大褂一穿，皮鞋锃亮，见天儿在车间晃一圈，拿个小本本记谁迟到早退。
我顶班头一天，王建军堵在三车间门口，拿支圆珠笔敲着考勤表：“李招弟，你爹的工龄算你头上，可你是学徒工，一个月二十八块五，比正式工少八块。对了，你爹那半截小拇指的事故补贴，从这个月起停了。”
“为啥？”
“你顶了岗，他就不算因工伤残退了。”他嘴角往上扯，“这是规定。”
旁边几个老师傅停下手里活，没人吭声。赵师傅把烟屁股扔地上碾了碾，冲我使眼色——忍。
我忍了。二十八块五，够买一百斤棒子面。
真正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是三个月后。
厂办通知我去签字领工资，我顺手翻了翻压在玻璃板底下的那张顶班协议——我爹按手印那张。
不对。
我爹按的是第二页。第一页上写着“顶替人自愿承担原岗位全部生产责任”，底下有个“附：事故责任追溯条款”，小五号字，密密麻麻。
我盯着那行小字看了足足三分钟。
“因顶替人操作不当引发之生产事故，由顶替人承担直接责任，原岗位退休人员不承担连带追诉。”
我手指头冰凉。
1984年腊月，三车间出过一档子事——冲床连冲，断了一个工人的三根手指头。那人叫孙大强，后来调去看仓库了。当时厂里定性“操作失误”，扣了孙大强半年奖金，车间主任刘德贵挨了个通报批评。
可我爹那台冲床，安全挡板早让人拆了，说是影响效率。谁拆的？刘德贵在会上拍的板。
这些事，是我在食堂听赵师傅喝多了漏出来的。
“招弟，”赵师傅拿筷子蘸酒在桌上画圈，“你爹精着呢。他让你替的是‘岗’，可王算盘在协议里塞了‘责’。你爹不认字，王算盘念的时候八成把那段跳过去了。”
“他图啥？”
“图你爹赶紧退。你爹要是闹工伤退休，厂里得补一大笔。让你顶班，事故责任挂你头上，厂里干净，王算盘干净，刘德贵也干净。”赵师傅把酒盅一墩，“你爹知道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了。”
我回去问我爹。
他蹲在门槛上补胶鞋，锥子扎透皮子，一针一针拽麻绳。听我说完，手没停：“知道。”
“知道你还按？”
“招弟，你听爹说。”他把胶鞋往地上一搁，“三车间那台冲床，孙大强断手那天，刘德贵让王建军把安全挡板卸了，说是赶一批出口订单。出了事，王建军把记录本撕了，刘德贵往孙大强身上一推——‘违规操作’。孙大强家里三个娃，老婆病秧子，他要是不认这个‘操作失误’，厂里连医药费都不给报。”
“那事故档案上写的……”
“写的是孙大强。可孙大强冤。”我爹眼睛红了一圈，“爹那天就在旁边。爹要是站出来说挡板是王建军卸的，你猜咋着？刘德贵把我调去看大门，你娘药钱断顿，你弟弟学费没着落。爹怂了。”
他重新抄起锥子，扎下去。“所以王算盘让我顶班，塞那张责任书进去，我认了。我想着，爹这辈子窝囊，可你年轻，你进了厂，慢慢熬，熬到没人记得这档子事。”
“那你咋不早跟我说？”
“说啥？说你爹是个怂包？”他咧嘴笑，门牙缺了半颗，“招弟，你记住，在厂里，认字的欺负不认字的，坐办公室的欺负拿扳手的。你要往上走，走到能改规矩的地方去。”
那年冬天我十八岁，在车间里搬铁块，手套磨穿三副。
十年后，1995年秋天，我坐在厂长办公室里，桌上压着当年那张顶班协议的复印件。
我从临时工干到班组长，从班组长干到车间调度，从调度干到生产科副科长。每一步都有人使绊子——王建军升了副厂长，分管人事，卡我晋升卡了三次。
可我这人有个毛病：认字，还较真。
厂里历年事故档案我翻了个底朝天，1984年腊月三车间冲床事故那一卷，缺了现场勘察记录，缺了设备检修单，只有一份孙大强签字的“违规操作说明”。
我找人做了笔迹鉴定——孙大强本人写的字跟说明上的字，不是一个人写的。
那说明谁写的？档案袋封面上有经手人签字：王建军。
我没吭声。把鉴定报告锁进保险柜，继续往上爬。
1995年9月，我闺女李苗苗初中毕业，分数够上技校。厂里最后一批顶班名额下来，苗苗的顶班介绍人那一栏，赫然签着王建军的名字。
他把表递给我时笑呵呵的：“招弟，不，李厂长，苗苗进厂，我亲自带。质检科缺个描图的，轻省。”
我捏着那张表，指甲把纸面掐出月牙印。
“王副厂长，苗苗的岗，我另有安排。”
“哦？”他眼皮一掀，“李厂长，你可想好了。苗苗顶的是你当年的岗，按规矩，得签跟当年一样的协议。”他从公文包里抽出另一张纸，往我面前一推，“你签个字就行。”
我低头一看——
“顶替人自愿承担原岗位全部生产责任及历史遗留事故追溯责任。”
一模一样的那行小五号字。
王建军端起我的搪瓷缸喝了口水，咂咂嘴：“李厂长，你当年签得，你闺女签不得？这不公平吧？”
窗外，苗苗正跟赵师傅的孙子在厂门口分冰棍吃，笑得没心没肺。
我把那张协议翻到背面，拿钢笔写了一行字，推回去。
“王副厂长，要签可以。你把1984年腊月三车间的现场勘察记录和检修单一起拿来，我当着全厂职工的面签。”
王建军脸上的笑僵住了。
“什么勘察记录？档案里就没有那东西。”
“档案里没有，我手里有。”我从抽屉里拿出那份笔迹鉴定报告，拍在桌上，“孙大强不认字。那份违规操作说明，是有人替他写的。王副厂长，你猜写字那人是谁？”
王建军站起来，椅子腿刮得水泥地吱哇一声。
“李招弟，你——”
“我什么？”我也站起来，比他高半个头，“我爹当年不认字，你爹念协议给他听。我认字，我自己会看。这字我不签，苗苗也不签。另外——”
我把一份《关于1984年三车间冲床事故重新调查的申请》抽出来，底下已经盖好了厂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章。
“王副厂长，明天开职工大会，你通知一下你爹和刘德贵。当年的车间主任和经手人，一个都不能少。”
王建军抓起那份申请，手抖得跟我爹当年按手印时一样。
他张了张嘴，半天憋出一句：“你爹知道你这么干吗？”
我拉开办公室的门。
门外走廊上，我爹李福贵穿着退休时厂里发的蓝棉大衣，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
“我知道。”他把信封递给我，“这是1984年腊月二十三，刘德贵让我签的‘安全责任确认书’，我留了个心眼，没按手印，塞裤腰里了。上面写着——‘三车间冲床安全挡板由车间主任刘德贵批准拆除，责任人王建军。’”
王建军脸白了。
我爹冲他呲了呲缺半颗的门牙：“王主任当年念协议，跳了第三页。可我不认字，我认人。你们爷俩把我当傻子，我认了。可我闺女认字，我孙女也认字。”
他转头看我：“招弟，爹窝囊了十年，今儿不窝囊了。”
走廊尽头，苗苗举着两根冰棍跑过来：“姥爷！妈！王叔叔咋了？脸跟冰棍纸似的？”
王建军一把抓起桌上所有文件往公文包里塞，拉链卡住三次。
“李招弟，你等着。”他撞开走廊门，皮鞋跟磕在铁门槛上，踉跄了一步。
赵师傅从隔壁调度室探出脑袋，嘴里叼着半截烟，冲我爹竖了个大拇指。
我爹没看他，低头从棉大衣内兜摸出个红布包，打开——是半截风干的小拇指骨头，拿白酒泡着，瓶底标签上是我娘歪歪扭扭的字：福贵工伤，1984腊月。
“闺女，”他把小瓶往我办公桌上一搁，“这回，咱按真手印。”
窗外刮起秋风，厂门口“红旗机械厂”五个大铁字锈得掉渣，最后一个“厂”字眼看要掉。
苗苗把冰棍塞我嘴里，橘子味的，五毛两根。
“妈，王叔叔的公文包拉链坏了，东西掉一地，我捡到一张纸——”她把一张折叠的复写纸展开，“上面写着‘事故档案销毁清单’，底下有他爸的签字。”
王建军还没走远，听见这话，猛地回头。
我爹把那半截断指瓶往窗台上一顿，玻璃碰水泥，响了一声。
“王建军，”我爹喊他全名，“回去告诉你爹，我李福贵不认字，可我记性不差。当年拆挡板那天，你穿的是件新皮夹克，袖口标签都没撕——‘上海皮革三厂处理品，十五块’，你爹在办公室骂你败家。”
走廊上几个车间主任全探出头来。
王建军嘴唇哆嗦：“你……你记错了。”
“我记错了？”我爹从另一个兜里摸出张发黄的收据，“你拿车间公款买的，发票在刘德贵抽屉里锁着，上面有你爹签字批的‘劳保用品’。十五块的皮夹克算劳保？你糊弄鬼呢。”
他把收据拍在窗台上，跟我那份笔迹鉴定并排放着。
我拿起电话拨了个内线：“保卫科吗？通知全厂职工，明天上午八点，大礼堂开职工代表大会。议题——重新调查1984年三车间冲床事故责任，同时审计王建军同志经手的历年劳保采购账目。”
电话那头愣了三秒：“李厂长，这……要报主管局吗？”
“报。我亲自去局里汇报。”我挂了电话，转头看王建军，“王副厂长，你今天下班前把办公室钥匙交到厂办。审计期间，你暂时不用来了。”
王建军脸从白转青，从青转黑，最后从公文包夹层里抽出一张纸，往桌上一摔。
“李招弟，你以为你赢了？你看看这个——”
我拿起来一看，是一份1984年的《设备检修验收单》，检修人签字栏里，写着我爹的名字。
“你爹当年是检修工。挡板拆了没装，他签的验收单。”王建军笑了，嘴角咧到耳根，“李招弟，你爹也不干净。”
我爹愣住了。
他凑过来，眯着眼看那张验收单，手指头点着签名栏：“这不是我签的。”
“白纸黑字，你抵赖？”
我爹转身从棉大衣内兜最深处摸出个油纸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枚木头刻的私章，刻着“李福贵印”三个字，边角磨圆了。
“我私章1984年十月就丢了。当时报给厂办挂失，登记簿在档案室。”他把私章往桌上一搁，“你手里那张验收单，日期是腊月二十三。我的章，十月就丢了。谁捡了去盖的，查查登记簿就知道。”
王建军彻底不说话了。
第二天职工代表大会，我爹把1984年的事从头说了一遍，赵师傅作证，孙大强从仓库赶来，当场从裤腰带夹层里抽出一张皱巴巴的工资条——扣款事由栏写着“事故罚款，王建军经手”。
刘德贵被停职审查。王建军的副厂长职务当场罢免。
散会时，我爹站在大礼堂门口，冲每个出来的人递烟。
递到孙大强跟前，孙大强没接烟，一把攥住我爹手腕子：“老李哥，当年你咋不说？”
“说了，你娃学费谁出？”
孙大强眼眶一红，把烟接过去，拿袖子擦了擦我爹缺半颗的门牙：“老东西。”
苗苗站在我旁边，手里捏着那张顶班协议，歪头问我：“妈，我还顶班吗？”
“顶。但不签那个字了。”我拿过协议，“妈把‘自愿顶替’那栏改成‘依法顶岗’，底下加一行——‘岗位事故责任依法追溯，不因顶替关系转移’。”
苗苗点头，忽然又问：“那王叔叔他儿子呢？听说也在厂里？”
我愣了一下。
王建军儿子王小伟，1993年进厂，在销售科，我差点把他忘了。
正想着，厂办小刘推门进来：“李厂长，主管局来电话，说明天有人实名举报咱们厂1984年事故档案造假，举报信落款——王小伟。”
我跟我爹对看了一眼。
他咂咂嘴：“嘿，这王家，还带世袭的。”
窗外，厂门口那个锈得快掉的“厂”字，让风一吹，咣当一声砸地上了。
厂办小刘前脚走，我后脚就把苗苗拽进了里屋。
“协议呢？”
苗苗从书包夹层里抽出那张纸，边角都让她攥出汗印子了。我铺在桌上，拿钢笔把“自愿顶替”四个字划掉，旁边写上“依法顶岗”，又添了一行：“岗位事故责任依法追溯，不因顶替关系转移。”
苗苗趴桌沿上瞅：“妈，这行字啥意思？”
“意思就是，你姥爷那辈的账，翻不到你头上。”我把钢笔帽拧上，“可你也别想躲——岗位上的事，该你扛的你得扛。”
她点头，忽然又问：“那王小伟举报咱厂档案造假，是不是冲我顶岗来的？”
“他冲谁来的不好说。”我把协议折好揣兜里，“但妈得先去趟档案室。”
档案室在厂办后头那排平房里，铁皮暖气片锈得直掉渣，一进门就是股陈年纸浆混着樟脑丸的味儿。管档案的是个快退休的刘姐，见我来，把老花镜往鼻梁上一推：“李厂长，1984年的卷宗在最里头铁皮柜，钥匙在厂办刘德贵那儿——可他停职了。”
“撬。”
“啊？”
“我说撬。”我把棉袄袖子一撸，“回头我写条子认账。”
铁皮柜门让孙大强拿撬棍别了两下就弹开了，里头牛皮纸档案袋码得挺齐整，可我一翻1984年事故卷的目录——验收单原件那栏画了个勾，底下附注写着“遗失”。
遗失？
我扭头看孙大强，他攥着撬棍没撒手：“我早说过，王建军管档案那阵，卷宗他随便抽。”
“不止一张。”我把卷宗里所有检修类单据全抽出来，摊在桌上按日期排。头一张是我爹签的验收单，日期腊月二十三，私章盖得端端正正。第二张是同年腊月二十四的料仓清淤验收单，检修人签字栏——又是“李福贵印”。
第三张，腊月二十六。
第四张，转年正月里，还是“李福贵印”。
苗苗跟在我后头进来的，凑过来看了一眼：“妈，我姥爷那章不是十月就丢了吗？”
“丢是丢了。”我拿手指头点着那四张单子上的红印泥，“可这四张，全是丢之后盖的。”
孙大强把撬棍往地上一杵：“偷章的人，没少干活啊。”
我把四张单子拍照，原件塞回卷宗，又翻出车间考勤簿对了一遍——腊月二十三到正月里，我爹的考勤全是“病假”，人压根没进厂。
正对得起劲，厂办小刘又来了，这回跑得直喘：“李厂长，主管局工作组到了，在二楼会议室，让您过去。”
“几个人？”
“仨。领头的是个姓吴的组长，脸挺黑。”
我把卷宗往孙大强怀里一塞：“你抱回仓库去，别撒手。”又扭头跟苗苗说，“你先回家，把协议搁你姥爷枕头底下。”
苗苗不动：“妈，我跟你去。”
“你去干啥？”
“我顶岗的事，我得自己听。”
我瞅了她一眼，十六七的丫头，脖子梗着，跟她姥爷一个德行。
“跟着。别吱声。”
二楼会议室原先是我爹他们车间开安全会的地方，长条桌上铺着墨绿色的绒布，烟灰缸里还留着上回开会没倒的瓜子皮。工作组仨人坐了一排，领头那个吴组长五十来岁，脸上褶子跟刀刻的似的，手边放个黑色公文包。
王小伟坐他们对面，翘着二郎腿，见我一进门就笑：“李厂长来了。”
他笑起来那劲儿跟他爹一个模子——嘴角往两边咧，可王建军是咧到耳根，他咧到一半就收，显得更油。
吴组长冲我点点头：“李招弟同志，我们接到实名举报，反映你厂1984年料仓事故档案存在验收单造假问题。举报人王小伟同志提供了部分材料，我们需要调阅原始档案。”
“调阅没问题。”我拉开椅子坐下，“不过吴组长，举报材料里头那张验收单，是复印件还是原件？”
王小伟抢先接话：“原件我手里有，复印件给您留一份。”他从皮包里抽出张纸拍桌上——正是我爹签的那张腊月二十三验收单。
“这张单子，举报人说签名系伪造，原因是李福贵同志的私章1984年十月已挂失，而单子落款是腊月二十三。”吴组长推了推眼镜，“李厂长，这个情况你了解吗？”
“了解。太了解了。”我把从档案室带来的挂失登记簿复印件往桌上一搁，“十月挂失，腊月盖章，中间隔了仨月。谁盖的，查查谁当年管档案、谁经手这批单子。”
王小伟的笑收了收：“李厂长，你这话啥意思？我爹当年是副厂长，管生产，验收单他经手不假，可签字的是你爹。”
“签字是我爹不假。”我把四张单子复印件一张张摊开，“可腊月二十三到正月里，我爹考勤全是病假，人没进厂。章丢了，单子上的章谁盖的？你爹经手的验收单，可不止这一张。”
王小伟盯着那四张复印件，手指头在桌底下搓了搓。
吴组长拿过去一张张翻，翻到第四张，抬眼问王小伟：“王同志，你提供的举报材料里，为什么只有一张验收单？”
“我……我就找着那一张。”
“档案室卷宗里四张，”吴组长把复印件在桌上码齐，“你一张，卷宗四张，四张全是李福贵印。这章既然十月挂失，那腊月里所有盖章的单子都得查——包括你爹经手的那几张。”
王小伟的腿从二郎腿上放下来了。
我趁热打铁：“吴组长，举报我欢迎，可举报人自个儿干不干净，是不是也得查查？”
“你什么意思？”王小伟嗓门拔起来了。
“你1993年进销售科，头一年就跑出去四车货的款没回来。销售科的老账本我昨儿连夜翻出来了——”我回头喊了声，“孙大强！”
孙大强抱着个纸箱子哐当搁桌上，从里头抽出三本卷了边的硬壳账本：“1993年到1995年，销售科货款流水，王小伟经手那几笔，对不上。”
王小伟脸白了：“那、那是正常赊销——”
“赊销？”我翻开其中一页，手指头点着，“1994年三月份，哈市一个体户拉走二十吨角钢，款子打你个人存折上了，厂里账上挂的是‘应收’。这手活儿，你跟你爹学的？”
吴组长把账本接过去翻了翻，眉头拧成个疙瘩。
王小伟忽然站起来：“吴组长！我举报的是档案造假！你们不能听她东拉西扯——”
“坐下。”吴组长头都没抬。
王小伟没坐，反倒往我这边迈了一步，压着嗓子：“李招弟，你非得把事做绝？”
“事是你先做的。”
“我——”他咽了口唾沫，忽然换了个脸色，凑得更近，几乎是耳语，“李厂长，咱私了。你让工作组撤了，我举报信也撤。我爸这些年攒了点关系，你在厂里想干啥都好说。”
我往椅背上一靠：“私了？你欠外面多少钱？”
他眼珠子猛地一缩。
“你当我不知道？”我从棉袄内兜里摸出几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往桌上一拍，“这是你上个月在城西赌局打的欠条，三张，连本带利小两万。人家把条子都递到厂办来了，说再不还就上厂里搬机器。”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片咕噜响。
吴组长拿过欠条看了一眼，又看了看账本，最后看王小伟：“王同志，你这举报，到底是为了反映问题，还是为了拿档案的事讹厂里钱？”
王小伟嘴唇哆嗦了两下：“我……我是真发现档案有问题……”
“真发现？”我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上头贴着一张复印的收据，“你去年十一月从销售科借走五千块备用金，收据上写的是‘差旅费’，可你这半年压根没出过市。钱呢？”
王小伟腿一软，屁股撞在椅子上，椅子往后一滑，他整个人出溜到桌底下去了。
苗苗在门口站着，嘴张得老大。
孙大强弯腰从桌底下把王小伟拽起来，王小伟脑门上全是汗，油光锃亮的，嘴角那点笑彻底没了。
吴组长把欠条和账本收进公文包，站起来：“李厂长，王小伟的举报材料我们先收回，档案造假的事继续查。不过——”他顿了一下，看了王小伟一眼，“王小伟同志反映的情况里，有一件跟档案无关的事，我们得单独谈。”
“啥事？”
吴组长冲我使了个眼色，往门外走。我跟出去，他站在走廊尽头窗户跟前，掏出根烟点上，吸了一口才开口，声音压得低低的：“李厂长，刚才人多我没说。来之前我们调了1984年事故卷宗，里头除了你爹签字那张验收单，还夹着一份‘补充调查报告’。”
“补充报告？”
“对。正文写的是料仓挡板拆除后未按规定恢复，事故性质定的是‘责任事故’，不是‘意外’。报告末尾签字栏——”他又吸了口烟，烟灰弹在窗台上，“签的是当年主管局副局长周德望。”
我脑子里嗡一声。
“周德望？现在的——”
“现在的局一把手。”吴组长把烟掐灭在窗台沿上，“这份补充报告当年没往上报，也没归进正式卷，不知道让谁抽出来单独塞在档案袋夹层里。我翻出来的时候，纸都发脆了。”
他转过身看着我，脸上还是那副刀刻似的褶子：“李厂长，王小伟举报的事，工作组该怎么查怎么查。可这份补充报告的事，我得先问你一句——你想怎么弄？”
走廊那头，苗苗探出半个脑袋，手里还攥着我那份改好的协议。
我盯着吴组长公文包里露出的那份发脆的纸角，嗓子有点干：“吴组长，这份报告，能给我复印一份不？”
吴组长没说话，把公文包扣上了。
“复印不行。”他往楼梯口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头也没回，“不过你哪天去局里办事，顺道到我办公室坐坐。我泡茶。”
楼下传来王小伟在会议室里嚎的一嗓子，也不知道是哭还是骂。
苗苗蹭过来拽我袖子：“妈，那个周……周啥的，是不是比他俩官都大？”
“大。”
“那咱还查不？”
我摸了摸她脑袋，没答。
厂办小刘从楼梯口跑上来，手里攥着个纸条：“李厂长，主管局周局长办公室来电话，说下礼拜一让您去一趟，汇报厂里领导班子调整的事。”
我把纸条接过来，揉了揉，塞兜里。
“小刘，你回头跟档案室刘姐说一声，1984年的卷宗从今儿起锁我办公室铁皮柜里，钥匙我自个儿揣着。”
“那、那要是周局长要调卷呢？”
“让他找我。”
我拉着苗苗往楼下走，走到二楼拐角，她忽然停住。
“妈，我姥爷那四张单子上的章，要是周局长让王建军盖的呢？”
我脚底下顿了顿。
“那他这局长，也坐到头了。”
楼底下，孙大强正把王小伟往厂办带，王小伟瘫着两条腿，路过我身边时忽然扭过头，那眼神跟刚才求我私了的时候完全两样，阴得能拧出水。
“李招弟，你等着。”
“等着呢。”我把苗苗往身后一挡，“你爹当年没说完的话，让他这回说全乎了。”
当天晚上我回家，我爹正蹲灶台前头扒拉白菜炖粉条，见我进门，把勺子往锅沿上一磕：“咋样？”
“王小伟瘫了。”
“嘿。”他咂咂嘴，又扒拉两下锅，“那周德望呢？”
“下礼拜一让我去局里。”
我爹把火关了，粉条也不盛了，背着手在灶台边转了两圈，忽然停住：“招弟，1984年事故之后，周德望来过厂里一趟。”
“啥时候？”
“腊月里。我记得清，那天食堂杀猪，他坐招待所里头，跟王建军关着门说了半宿话。”我爹眯着眼，“第二天一早我去打扫，门口扔了半包大前门，烟屁股全掐在花盆里，花盆都满了。”
苗苗从里屋探出头：“姥爷，那你咋没跟人说？”
“我跟谁说来着？”我爹一摊手，“那阵子我刚丢了章，正挨个部门跑着作证，谁听我的？”
他蹲回灶台前头，把火又拧开，粉条咕嘟咕嘟冒泡。
“招弟，你礼拜一去局里，把那份补充报告的事当面问周德望。他要是打官腔——”我爹拿筷子敲了敲锅边，“你就问他，1984年腊月招待所那半宿，他跟王建军商量啥来着。”
我把这话记心里了。
礼拜一早上我换了一身干净衣裳，把四张验收单复印件、挂失登记簿、王小伟的欠条、销售科账本拍照全塞进挎包里。
临出门，苗苗追到院子里：“妈，我跟你去。”
“你去干啥？”
“我书包里那张老照片——”她咬了下嘴唇，“昨晚上有人往我书包里塞的，我还没敢跟你说。”
她从书包夹层里摸出张发黄的黑白照片，边角卷着，上头是个料仓平台，挡板位置空着一块。
照片背面有人拿圆珠笔写了一行字，歪歪扭扭：“挡板没装，人掉进去的。”
我捏着照片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抬头问她：“啥时候塞的？”
“就昨儿放学。我走到厂门口，俩男的把我拦了，说‘你妈再查下去，你顶岗的事就黄了’，塞完照片就走了。”
我爹从屋里踱出来，凑过来看了一眼照片，手指头在门框上抠了两下：“这照片……拍的是料仓东头那个平台。1984年就拆了。”
“谁塞的？”
“不知道。反正——”苗苗抬头看我，“妈，我还顶岗吗？”
我把照片揣进挎包最里层，拉上拉链。
“顶。”
“那周局长那边——”
“妈先去会会他。”我推开门，外头天阴着，厂门口那个掉下来的“厂”字还扔在雪地里没人捡，“回来再跟你姥爷商量，这照片怎么用。”
苗苗追到院门口，忽然喊了一嗓子：“妈！那俩男的说，他们知道我姥爷1984年腊月里人在哪儿！”
我猛地回头。
“啥意思？”
“他们说，我姥爷那年腊月里压根没病休，是让人弄走了。”
我爹站在屋门口，手里还攥着那根捅炉子的铁钩子，脸一下子白了。
“招弟，”他张了张嘴，“我那年腊月……在厂里啊，谁说我让人弄走了？”
风从厂区方向刮过来，带着料仓那边铁皮棚子的咣当声。
我把院门带上，回头冲苗苗说：“进屋去，把你姥爷看好了。妈今儿不光去局里喝茶——”
我拍了拍挎包。
“还得问问周德望，1984年腊月二十三，我爹人在厂里，考勤上咋写的病假。”
远处厂办小刘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冲过来，离老远就喊：“李厂长——周局长那边来电话，说今天不见你了，让你等通知！”
“为啥？”
“说、说他临时去市里开会了。”
我爹在后头咂咂嘴：“嘿，这是给你下马威呢。”
我把自行车从墙根底下推出来，链子锁一摘。
“不等通知。上市里找他。”
苗苗扒着院门喊：“妈，市里哪个会？”
“哪个会都行。”我一偏腿上了车，“他周德望躲得了我，躲不了1984年那半包大前门烟屁股。”
骑出去十来米，苗苗又追了两步：“妈——那照片我放哪儿？”
“揣好！谁问也别给！”
我蹬着车往街口拐，余光里瞥见厂门口电线杆子后头站着两个生面孔，一个抄着兜，一个拿脚踢雪。我车把一歪，直直冲他俩骑过去，那俩赶紧往旁边闪，其中矮个的瞪我一眼，我朝他啐了一口：“大冷天站这儿，等谁呢？”
他没吭声，跟高个的对了个眼神，扭头走了。
我骑车到了主管局门口，门卫老赵认出我来：“李厂长，周局长真去市里了，一大早就走了。”
“知道他上哪儿开会不？”
老赵左右看看，压着嗓子：“我听他司机说的，市宾馆三号楼，全市工业系统治理整顿会。”
我把车锁在门卫室窗户底下，腿儿着去市宾馆。到了三号楼门口，会没散，一溜小轿车排在道边上。门厅里坐着个倒水的服务员，我问周局长在哪个会议室，她说三楼小会议室。
我上了三楼，走廊里头铺着红地毯，吸音板墙上钉着“禁止吸烟”的铜牌。小会议室门虚掩着，里头有人说话，周德望的声音我熟，拿腔拿调的，正念稿子：“……这个事嘛，我强调三点……”
我没敲门，推门就进去了。
里头坐了二十来号人，周德望站在主席台边上，稿子举到一半，看见我，嘴没停，可眉头拧起来了。我大大方方找个后排空座坐下，掏出挎包里的笔记本翻着看。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捅我胳膊：“同志，你哪单位的？”
“厂里的。”
“这会你们厂没通知来啊？”
“周局长让我来的。”我冲台上扬了扬下巴，“他通知的。”
周德望在台上把稿子念完了，最后一句“散会”说得格外快。底下人稀稀拉拉往外走，我坐着没动。等人都走净了，周德望把稿子往公文包里一塞，冲我招招手：“李招弟，你跟我到休息室来。”
休息室就我们俩，他往沙发上一坐，从茶几底下摸出盒中华，敲出一根点上，也不让我。
“档案的事，工作组跟我说了。”他吐了口烟，“王小伟举报不实，回头让他写个检查。你们厂里领导班子调整，该报的方案报上来。”
“周局长，我来不是为这个。”
“那为啥？”
“1984年事故卷宗里有一份补充调查报告，签字栏是你。”我把笔记本合上，“这份报告没往上报，卡在档案袋里小十年。我想问问，为啥不报？”
周德望弹烟灰的手顿了一下。
“这个事嘛，”他把烟叼嘴里，往后靠在沙发上，“年代久远了，有些材料归置得乱，我们局里也在清理。你一个厂办负责人，管好生产就行，档案的事有对口部门。”
“可档案上签的是你的名。”
“李招弟同志。”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脸上那点笑模样没了，“我给你透个底——报告就算有，事也过去这么多年了，追诉期都过了。你揪着不放，对你、对厂里、对你闺女顶岗，都没好处。”
我盯着他看了两秒钟。
“周局长，1984年腊月里你住过我们厂招待所吧？”
他眼皮跳了一下。
“跟王建军一个屋。”
“你听谁瞎说？”
“招待所住宿登记簿上写着呢。同住人栏，王建军，三个字端端正正。”
周德望把烟往烟灰缸里一按，站起来：“李招弟，你是来反映问题，还是来跟我翻旧账？”
“都翻。”我也站起来，“王小伟拿档案的事讹厂里钱，你压补充报告不往上报，王建军伪造我爹私章盖验收单——这三件事，一码归一码。”
他走到门口把门拉开：“我还有个会。”
“周局长。”我挎包拉链一拉，从里头抽出那张照片，没给他看正面，就亮了一下背面那行字，“‘挡板没装，人掉进去的’——这话谁写的？照片谁拍的？”
周德望的脸刷地变了。
“你从哪儿弄来的？”
“有人塞我闺女书包里的。”我把照片收回包里，“塞照片的人还捎了句话，说他们知道我爹1984年腊月里在哪儿。周局长，你说巧不巧——我爹那年腊月考勤写的病假，他人却在厂里。这考勤谁改的？”
周德望一把把门摔上，指着我鼻子：“李招弟，我警告你，档案的事你再查下去，苗苗的顶岗批文我压着不签！”
“批文你留着。”我把包往肩上一挎，“我闺女不给你捏着。你签不签，顶岗协议是厂职代会通过的，你一个局长，卡得住？”
他气得手直抖，抄起茶几上的搪瓷杯往地上一摔，咣当一声，茶水溅了一地。
“滚！”
我拉开门出去，走廊里头那个戴眼镜的正贴墙根站着听，见我出来赶紧装看报纸。
我冲他点点头：“里头周局长杯子摔了，你给换个结实的。”
下了楼，我腿有点软，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掏出笔记本把周德望刚才说的话一句句记下来——中华烟、搪瓷杯、住宿登记簿、顶岗批文。
记完了我给厂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孙大强。
“大强，你从仓库那堆旧账里再帮我翻翻，1984年腊月招待所的住宿登记簿，能不能找着原件。”
“找那干啥？”
“周德望说没有。我给他找出来。”
电话那头孙大强骂了句脏话，又说：“行，我翻。翻出来我给你送家去。”
“别送家。送厂办我桌子里锁着。”
挂了电话，我骑车往回走，骑到半道苗苗迎过来了，小脸冻得通红。
“妈！我姥爷让我来找你，他说他想起个事——”
“啥事？”
“他说1984年腊月里，厂办有人找他要过私章，说办啥手续要用，他当时没给，过了两天章就丢了。”
“谁找他要的？”
“他说想不起来了，就记得那人管档案。”
我车把一拧：“走，回家问你姥爷去。”
到家我爹正坐炕沿上擦他那枚木头私章，拿块绒布来回蹭。
“爹，管档案那个，姓啥？”
“姓啥想不起来了。”他咂咂嘴，“就记得手指头少半截，左手。”
孙大强是晚上来的，怀里揣着个牛皮纸包，进门往桌上一搁：“翻着了。1984年腊月招待所住宿登记簿，全本。”
我翻开一看，腊月二十三那页，周德望的名字端端正正，同住人一栏三个字——王建军。
“复印。”我把登记簿递给苗苗，“你去厂办找小刘，多印几份。”
苗苗接过去，忽然问：“妈，我还顶岗不？”
“顶。”
“那周局长要是真压批文呢？”
我把私章从我爹手里拿过来，在登记簿复印件上按了个红印子。
“他压一个，妈就多找一个人按手印。看谁先扛不住。”
孙大强在旁边攥了攥拳头：“算我一个。”
我爹把私章接回去，对着灯看了看边角：“嘿，这章磨得还剩一半了。”
“够用。”我把他手一按，“爹，你往后这章，只往正事上盖。”
话音刚落，厂办小刘气喘吁吁跑进院：“李厂长！工作组吴组长来电话，说1984年那份补充调查报告的原件，今儿下午让人从局档案室借走了，借条上签字——周德望！”
我爹把私章往炕桌上一拍。
“嘿，这是要毁证啊。”
我抓起棉袄就往身上套。
“苗苗，照片揣好。大强，登记簿复印完了你直接送市纪委信访办，不用等我。”
“那你呢？”
我推开院门，外头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
“我去局档案室，堵周德望的借条去。”
骑出去没多远，后头苗苗追上来，把围巾往我脖子上一绕：“妈，那俩男的要是再堵我咋办？”
“你就问他们——”我回头冲她一笑，“1984年腊月二十三，周局长跟王建军在招待所抽的是不是大前门。”
苗苗愣了一下，忽然咯咯笑出声来，冲我挥挥手：“妈你快去！回头我拿这问题堵他们去！”
我蹬着车往主管局方向去，雪越下越大，车轱辘在雪地上直打滑。骑到半道，迎面过来一辆吉普车，大灯晃得我睁不开眼，车擦着我身边过去，带起一溜雪沫子。
我扭头看了一眼车牌——主管局的车。
车里后座上坐着的人，侧脸我认得。
王建军。
他出城了。
我攥紧车把，使了使劲蹬，奔局档案室去。档案室那盏灯还亮着，窗户里影影绰绰有人影晃动。
我把自行车往墙根一摔，三步并两步上台阶，推门进去。
值班的是个年轻姑娘，见我进来直摆手：“下班了下班了——”
“周德望下午来借的补充报告原件，借条呢？”
“你谁啊？”
我把厂办工作证拍桌上：“李招弟。那报告里写的事，跟我爹有关。借条拿来我看看。”
小姑娘犹豫了一下，从抽屉里摸出张借阅单。
我拿过来一看——借阅人签字：周德望。借出日期：今天下午三点。归还日期：空着。备注栏写了俩字：
“急用。”
我把借阅单翻过来，背面有人拿铅笔写了一行小字，笔迹跟正面完全两样：
“原件已转王建军，去省城。”
我抬头问那姑娘：“这行字谁写的？”
她凑过来看了一眼，脸都吓白了：“这、这不是我写的……我不知道谁写的……”
我把借阅单折好揣兜里，转身往外走。
雪地里，我掏出手机给孙大强打了个电话：“大强，登记簿别送市纪委了，先送我这儿来。”
“咋了？”
“周德望把补充报告原件给王建军了，王建军往省城跑了。”
电话那头孙大强骂了句娘：“那咱咋整？”
“你送登记簿过来，我在这等着。咱俩连夜搞份材料，明天一早就去省城——他王建军能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挂了电话，我蹲在档案室台阶上，雪落了一肩膀。
苗苗不知啥时候跟过来了，站我身后喘气：“妈，我姥爷说他也去。”
“他去干啥？”
“他说他认得省城那个收报告的人，1984年那会儿那人还是个小科员，跟他一个食堂吃过饭。”
我抬头看着她。
“你姥爷还说，”苗苗咽了口唾沫，“那人手也缺半截指头，左手。”
雪地里，我跟我闺女对看了一眼。
档案室那盏灯忽闪了一下，灭了。
档案室的灯灭了，我跟我闺女在雪地里站了能有半分钟，谁也没说话。
苗苗先开的口：“妈，我姥爷那人靠谱不？他说的那缺指头的，叫啥名啊？”
“你姥爷嘴里的老熟人，多半是外号。”我把棉帽子往下拽了拽，“走，回家问你姥爷去。”
到家的时候，我爹正蹲在灶坑前头捅火，灶上坐着一壶水，壶盖被顶得噗噗响。他见我领着苗苗进门，眼皮都没抬：“碰壁了？”
“周德望把补充报告原件给王建军了，王建军往省城跑了。”
我爹手里那根火钩子停在半空，咂了咂嘴：“嘿，这老小子，跟1984年一个德性。”
“1984年咋了？”
“那年出完事，周德望来过厂里一趟。”我爹把火钩子一撂，“招待所，跟王建军关着门说了半宿话。第二天早上我扫雪，看见周德望从招待所后门走的，大衣领子竖着，见了我就跟没看见似的。”
“你咋没跟我说过？”
“说啥？那会儿你刚顶班，我寻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搓了搓手，往灶坑里又塞了把苞米秸，“再说了，我那时候哪知道他俩嘀咕的是小郑那事。”
我蹲他对面：“爹，招待所住宿登记，那会儿留底不？”
“留啊，一本一本的，都扔老仓库了。”
我站起来就往外走。
我爹在后头喊：“大晚上的你干啥去？”
“找孙大强！”
孙大强家住厂西头，独门独院。我到的时候他正就着花生米喝散酒，听我说完，酒盅往桌上一墩：“招待所登记簿？老仓库里是有几箱子破本子，我天天从那儿过，没动过。”
“1984年的，翻！”
我俩打着手电筒进老仓库，那地方冷得跟冰窖似的，墙角堆着废铁和水泥袋子，老鼠在旮旯里窜。孙大强拿脚踢开一摞破木箱：“就这儿，都是那会儿厂办塞进来的旧账本，我寻思没啥用，一直没清。”
翻到第三箱，他“咦”了一声。
“有了。”
那本登记簿牛皮纸封面，边角让耗子啃了，里头一页一页拿蓝黑钢笔填的，字歪歪扭扭。孙大强翻到1984年十一月那几页，手指头在纸面上往下走，突然停住，拿手电死死照着。
“你自个儿看。”
那一行写着——
住宿人：周德望。工作单位：主管局。事由：检查工作。住几晚：一晚。同住人：王建军。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十秒钟，手指头有点抖。
“复印。”我说。
孙大强咧嘴：“厂办那复印机谁使都行？”
“明早你去找厂办小刘，就说查仓库台账，复印完了把原件塞回去，别声张。”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揣着那张复印件进了主管局大院。
周德望的办公室在二楼东头，走廊里铺着水磨石，一股子来苏水味儿。我敲门进去，他正坐那儿拿小镊子修指甲，见我进来，慢悠悠把镊子放下。
“李厂长，又来了。”他往椅背上一靠，左手在桌面上摊开，“补充报告的事，我不是让你等通知吗？”
“周局长，我不等了。我就问一句——报告原件，是不是转给王建军了？”
他拿腔拿调地“这个事嘛”了半句，我直接把复印件拍他桌上。
“1984年十一月七号，厂招待所，您跟王建军住一屋。检查工作，检查到半夜？”
周德望低头看了一眼那张复印件，脸上的笑比翻书还快，瞬间就没了。
他抓起那张纸，看了能有五秒钟。
“你从哪儿弄的？”
“老仓库，废纸堆里翻出来的。周局长，您要是不认得，咱可以找笔迹鉴定，看看这登记员的字对不对得上厂里老账本。”
他站起来，左手端茶杯，右手点着我鼻子：“李招弟，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知道，主管局一把手嘛。”我往前迈了半步，“我今儿来，代表厂里职工问您一句——补充报告里写的到底是啥，您跟王建军那一宿，商量的是啥？”
周德望手里的茶杯“咣”一声摔在地上，碎瓷片子溅了一地，茶水顺着他裤腿往下淌。
“滚！”他左手拍桌子，拍得那缺了半截指头的巴掌通红，“你给我滚出去！档案的事，到此为止！你闺女那顶岗批文，还想不想要了？”
走廊里好几个办公室的门开了缝，有人探出半张脸，又缩回去。
我也没客气，把复印件捡起来折好，临走撂下一句：“周局长，您摔杯子这劲头，1984年那会儿有就好了。”
出了主管局大门，我心里反倒踏实了。
他急眼了。
急眼就说明那登记簿戳到他肺管子上了。
下晌我回厂，刚进办公室，厂办小刘就追进来：“李厂长，电话，主管局周局长打的。”
我接起来，那头周德望的声音跟换了个人似的，压得低低的：“小李啊，上午是我态度不好。这样，补充报告的事，你写个申请，我这边研究研究。”
“研究到啥时候？”
“这个嘛……得走程序。”
“周局长，”我说，“程序要是走到王建军从省城回来，那就不叫研究了，叫商量。”
那头沉默了三秒，咔嗒一声挂了。
我坐那儿寻思了半会儿，给我爹打了个电话：“爹，你上午说的那个缺指头的，叫啥来着？”
“郑庆和。外号郑老蔫儿，左手缺半截无名指。1984年他在主管局劳资科当科员，收事故报告的。”
“现在呢？”
“听人说调省里了，具体哪个部门我哪知道。”我爹咂咂嘴，“不过那人的毛病我记得清楚——好喝两口，见着酒比见着亲爹还亲。”
我把这条记下了。
转过天中午，苗苗放学回来，一进门我就觉着不对劲。
孩子脸煞白，书包往炕上一扔，趴那儿就哭。
我撂下手里账本：“咋了？”
她抬起头，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妈，我放学出厂门口，俩男的把我拦住了。”
“啥男的？”
“不认识，一个高个儿一个矮个儿，穿皮夹克。高个儿说‘你妈再查下去，你顶岗的事就黄了’。矮个儿没说话，光乐。”
我心头一紧：“你咋说的？”
“我啥也没说，撒腿往厂里跑，跑到门卫那屋才敢回头看。”她抹了把脸，“妈，我害怕。”
我把她搂过来，拍着她后背：“不怕，大白天的，他们不敢咋样。”
等人不哭了，我给她倒了碗热水，顺手拎起她书包想给放好。
书包沉甸甸的，里头除了课本，还有一张纸片子。
我抽出来一看——是张黑白老照片，四寸见方，四边发黄，中间有道折痕。
照片上是个料仓，铁皮的，仓口黑洞洞的，旁边站着俩人，穿着八十年代那种蓝劳动布工作服，一个人正拿手指着料仓口。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圆珠笔字，笔画都洇了：
“挡板没装，人掉进去的。”
我拿着照片的手就开始哆嗦。
苗苗凑过来：“妈，那啥玩意儿？”
“你书包里翻出来的。”我盯着她，“谁给你的？”
“不知道啊！”她急了，“我书包一直在教室里搁着，课间我去趟厕所回来就……”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了又看，正面那俩人，左边那个身量矮、肩膀窄，瞅着像年轻时候的王建军。右边那个脸看不清，但从站的位置看，是站在料仓跟前的。
“妈，这照片上是谁？”
我把照片揣进兜里：“先别管，你今儿晚上别自个儿走，我接你。”
苗苗点点头，忽然又问：“妈，那俩人说顶岗黄了……真能黄啊？”
“黄不了。”我拍了拍她脑袋，“你妈还没死呢，轮不着他们说了算。”
等苗苗去写作业，我拿着照片出了门。
先找的赵师傅。
赵师傅家住厂区后头那排平房，我去的时候他正蹲门口拿砂纸打磨一把旧刨子。我把照片递过去：“赵师傅，您给认认，这上头俩人是谁？”
赵师傅放下刨子，眯缝着眼看了半天。
他手指头点在左边那个身上：“王建军，那会儿刚提副厂长，走路腰挺得跟旗杆似的。”
然后点到右边那个，手停住了。
“这个……”他把照片凑近鼻尖，看了足有半分钟，“这是小郑。”
“您看真了？”
“真。”赵师傅声音发沉，“这身工作服还是我给他的，袖口这儿烧了个洞，拿线缝的，你看——”他拿指甲盖划着照片上那人袖口，“就这儿，三道线。”
他抬起头，眼圈红了：“这照片啥时候的？”
“背面写着‘挡板没装，人掉进去的’。”
赵师傅手一抖，照片差点掉地上。
“这是出事那天！”他嗓门一下高了，“那天早上小郑还跟我说，师父，料仓挡板拆了没装，我跟王厂长说了，他说让我别管。我寻思一个副厂长发话了，咱工人能咋整？”
他拿粗糙的手背蹭了把脸：“中午人就没了。”
“那会儿王建军咋说的？”
“说小郑调走了，调省城了。”赵师傅呸了一口，“我还纳闷，调走咋连个招呼都不打。过了俩月，他家里人来问，王建军说手续都办完了，让回家等着。等个屁！”
我问他：“小郑家里还有人吗？”
“有个老娘，早没了。还有个妹妹，嫁到外县，这些年也没来往。”赵师傅叹了口气，“我要是早知道……”
“您要是早知道，能咋整？”
他愣住，半天没说话，末了拿手使劲搓了把脸：“我要是早知道，豁出去这身工装不穿，也得给他讨个说法。”
我站起来：“赵师傅，现在讨，晚不晚？”
他抬头看我，眼里头那点浑浊一下子散了：“不晚。”
我把照片收好：“您等我信儿，过两天可能要您出个证。”
“我出！”他拍了下大腿，“不光出证，我按手印！”
从赵师傅家出来，天已经擦黑。我站在厂路上，掏出手机给孙大强打了个电话。
“大强，那照片的事你听说没？”
“啥照片？”
“有人往苗苗书包里塞了张1984年事故现场的老照片，背面写着挡板没装。”
电话那头孙大强骂了句脏话：“这他妈是吓唬孩子啊！谁干的？”
“不知道。但能拿到这种老照片的，厂里没几个人。”
“你怀疑王小伟？”
“他跑省城还没回来。再说了，王小伟那脑子，想不出这招。”我顿了顿，“这招损，又阴，像是王建军的手笔——人走了，手还伸在厂里。”
孙大强在那头沉默了会儿：“招弟，你说那俩拦苗苗的，会不会是王建军在外头找的人？”
“八成是。王建军在省城，周德望在局里，这俩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一个跑一个吓，就想让咱缩回去。”
“那咱缩不缩？”
“缩个屁。”我说，“你明天跟我去趟省城。”
“找郑老蔫儿？”
“对。我爹说了，那人好酒。你从仓库里拿两瓶好的，咱不空手去。”
孙大强乐了：“这个我在行。仓库里还有两瓶老白干，1988年的，存了这些年没动。”
挂了电话，我往家走。走到厂门口，看见门卫老周正拿大扫帚扫雪。
“李厂长，今儿下晌那俩生人，我记着车牌了。”老周凑过来压低声音，“一辆黑桑塔纳，省城牌照，尾号785。”
我拍了拍他肩膀：“老周，你这记性，回头我给你报个先进。”
老周嘿嘿一笑：“先进不先进的，我就看不得外头人上咱厂门口欺负孩子。”
到家，我爹正坐炕沿上拿小刀削一根木头棍儿。他见我进门，抬了抬下巴：“照片的事苗苗跟我说了。”
“您咋看？”
“嘿，”他削下一片木花，“这是逼你退呢。你越查，他们越吓唬。你要真退了，那照片上的事就永远烂在料仓里了。”
“我不退。”
“那就得比他们快。”我爹把削好的木棍往炕上一撂，“你明天去省城找郑老蔫儿，我跟你去。”
“您去干啥？”
“你不认识他，我认识。1984年那会儿我俩一个食堂吃过饭，他管我叫老李，我管他叫老郑。有我在场，他不好意思端架子。”
我看着他：“爹，你腿脚行吗？省城可不近。”
“嘿，你爹还没老到走不动道。”他站起来，从柜子里翻出个布包，打开，里头是件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我穿上这个去，老郑认得这衣裳。”
苗苗从里屋探出头：“姥爷，你去省城带我不？”
“带！”我爹一拍大腿，“我外孙女给我当拐棍儿。”
苗苗乐了，跑出来搂我爹脖子。
我看着她俩，心里头那股火拱了拱，又压下去了。
周德望以为吓唬个孩子就能让我收手。
王建军以为躲省城就能把事捂烂。
他们忘了一件事——1984年那会儿，我爹就在厂里，赵师傅就在料仓跟前，孙大强就在仓库门口。
那时候他们没敢说话。
现在，他们敢了。
第二天清早五点半，天还黑着，我爹穿戴整齐坐炕沿上等我。孙大强开厂里那辆旧吉普来接人，车斗里搁着两瓶老白干，拿棉袄裹着，怕冻裂了。
苗苗裹着军大衣缩在后座，迷迷糊糊地问：“妈，省城多远啊？”
“三百来里地，晌午前到。”
“那郑爷爷能在家吗？”
“你姥爷昨晚托人打听了，说退休了，天天在家。”
车子发动，大灯照在雪地上，两道黄光。
开出厂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传达室窗户里，老周冲我摆了摆手。
厂门口那根旗杆上，红旗冻得硬邦邦的，让风扯得哗啦响。
我心里头念叨一句：这一趟，不管郑老蔫儿认不认，我都要把他嘴里那半截话掏出来。
车拐上国道，孙大强突然一踩刹车。
“咋了？”
他指着后视镜：“后头有辆车，从厂门口就跟着，一直没超。”
我从后视镜看过去——一辆黑桑塔纳，离着百十来米，不紧不慢地缀着。
天色还没亮透，车灯照着雪，那辆车的大灯一晃一晃的。
我爹回过头，眯着眼看了会儿，咂了下嘴。
“嘿，”他说，“这车牌……尾号785。”
苗苗一下子坐直了：“妈！就这车！昨天拦我那人就开这车来的！”
孙大强骂了句娘，脚底下油门一踩。
“别慌。”我按住他胳膊，“前头岔路口，往右拐，奔县道走。他愿意跟就让他跟，咱认认道。”
孙大强从牙缝里挤出句话：“那万一他跟到底呢？”
我从兜里把那张老照片掏出来，在手里攥了攥。
“跟到底？那正好——我倒要看看，王建军派来的人，敢不敢跟到郑老蔫儿家门口。”
后头那辆黑桑塔纳，大灯闪了两下。
像是冲我们打招呼。
车子在县道上颠了四十多分钟，那辆黑桑塔纳还缀在后头。孙大强从后视镜瞅了一眼，骂：“这帮犊子还真跟。”我爹咂咂嘴：“跟就跟吧，郑老蔫儿家住道北胡同，车开不进去，咱下去走。”
到了镇口，孙大强把吉普往供销社门口一停。我们四个下车，苗苗让我爹拽着手，我拎着两瓶用棉袄裹着的老白干。那黑桑塔纳也在街对面停了，下来俩男的，都穿黑棉袄，站车跟前抽烟，不往这边凑。
我没搭理，领着人往胡同里扎。
郑老蔫儿家是两间砖房，院墙矮，探头就能看见当院晾的干菜。我爹上前拍门板：“老郑！郑师傅在家没？”
屋里出来个干瘦老头，头发全白了，背也有点驼，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棉袄。他就是郑老蔫儿，当年跟赵师傅一个班组的检修工。他眯着眼瞅我爹，瞅了半天，突然“嘿”了一声：“李福贵？你咋摸来了？”
“进屋说。”我爹回头看我一眼。
进了屋，郑老蔫儿给我们倒热水，搪瓷缸子磕掉好几块瓷。他也不问我们干啥来了，坐炕沿上吧嗒吧嗒抽烟。我爹把来意说了，郑老蔫儿烟抽得更凶，屋里呛得苗苗直咳嗽。
“老郑，”我爹把烟掐了，“1984年腊月二十三前后，你在厂里吧？”
郑老蔫儿眼皮一跳。
“……在。”
“那你跟我说实话，小郑那孩子，到底调哪儿去了？”
郑老蔫儿把烟屁股摁灭在炕沿上，摁了好几遍，手直哆嗦。
“调走了。”他声音发虚，“说是调省城了。”
“你信？”
他不吭声。
我把那张老照片从兜里掏出来，搁到他跟前炕桌上。黑白照片边角卷了，上头一个年轻人站在料仓跟前，笑得露牙花子。
郑老蔫儿看了一眼，整个人定住了。
他伸手把照片拿起来，凑到窗户跟前，手指头在照片上那个年轻人脸上蹭了蹭。
“这是……这是小郑。”他嗓子哑了，“腊月二十三那天早上，食堂吃包子，他还给了我俩，说猪肉白菜馅的……”
“后来呢？”
“后来——”郑老蔫儿把照片往桌上一扣，转过身去，肩膀一抽一抽地抖，“后来王建军开全厂大会，说小郑调省城了，让大伙别瞎打听。我跟赵师傅要说法，王建军把我俩叫到厂办，拍桌子瞪眼，说再闹就开除。我家里仨孩子，我……我没敢吱声。”
我爹咂咂嘴，慢悠悠开口：“老郑，赵师傅在省城跟郑老蔫儿住一个街？没有吧？赵师傅退休后去了省城闺女家，郑老蔫儿在县里。我爹昨晚托人打听的是赵师傅！”
郑老蔫儿一愣：“赵师傅？赵德柱？”
“对，赵德柱。”我爹一点头，“赵师傅退休后住省城闺女家。我昨晚托人打听的就是他，我寻思他离得近，好找。郑老蔫儿住县里，咱顺道。”
郑老蔫儿松了口气，又摇摇头：“赵师傅那人……唉，他比我憋屈。小郑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出事那天赵师傅就在料仓上头拧螺丝，眼瞅着挡板没装，人掉下去的。他当场就喊，喊破了嗓子。王建军把他拽下来，让他写保证书，说小郑是自己失足，跟厂里没关系。赵师傅不写，王建军就把他调去看大门，看了小半年。”
我爹脸色沉了：“赵师傅现在在省城闺女家？”
“在。”郑老蔫儿点头，“他闺女在省城棉纺厂上班，赵师傅住闺女家。地址我有。”
他翻箱倒柜找出一张纸条，上头歪歪扭扭写了个地址。我接过来揣好。
苗苗一直没吭声，这会儿突然问：“郑爷爷，那郑叔叔的抚恤金呢？他家里人呢？”
郑老蔫儿眼圈红了：“小郑家在乡下，爹妈都没了，就一个哥哥，早分了家。王建军说小郑调走了，没死，哪来的抚恤金？一分没给！小郑他哥来厂里找过两回，让王建军轰出去了。”
苗苗嘴一撇，眼泪在眼眶里转。
我拍了拍她后脑勺：“别哭，妈给你郑爷爷讨个说法。”
临走的时候，郑老蔫儿把我拉到一边，从柜子底下摸出个牛皮纸信封，里头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
“这是当年厂里贴的调令，我撕下来藏了。”他声音抖，“上头盖着厂办公章，写着小郑调省城机械厂。可我去省城机械厂问过，人家说压根没这个人。”
我展开一看，落款日期，1984年腊月二十四——小郑头一天已经掉进料仓死了。
“王建军腊月二十四补的调令。”我把纸叠好揣兜里，“郑师傅，你这张纸，比金条都值钱。到时候你敢不敢出来说句话？”
郑老蔫儿一咬牙：“敢！我憋了二十多年了。”
出了胡同，那俩黑棉袄还站车跟前抽烟。我领着人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其中一个往前迈了半步：“李厂长——”
我站住：“有事？”
“王厂长让我捎句话，说省城那边他都打点好了，你去了也白去。”
我笑了一下：“回去告诉王建军，我李招弟今天还就去省城，他要是真打点好了，让他把赵师傅家门锁上。”
那人脸色变了变，没再拦。
上了车，孙大强骂：“这老王八蛋，手伸得够长。”
“伸得越长，漏得越多。”我把郑老蔫儿给的地址掏出来，“奔省城，棉纺厂家属院。”
车子发动，后头黑桑塔纳没再跟——调头往回开了。
苗苗扒着后车窗看：“妈，他们走了。”
“回去报信了。”我冷笑，“王建军这是怕了。他越怕，咱越得把赵师傅请出来。”
晌午头上到了省城棉纺厂家属院，三栋老筒子楼，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赵师傅住二楼，门口搁着个煤球炉子，炉子上的水壶正冒热气。
我敲了门。
开门的是赵师傅闺女，三十来岁，问我们找谁。
“找赵德柱赵师傅，厂里来的。”
赵师傅从屋里出来，穿件灰毛衣，头发也白了大半，但腰板直，走路咚咚的，一看就是干了一辈子体力活儿的人。他瞅见我爹，先是一愣，然后两步过来，一把攥住我爹胳膊。
“福贵？你咋来了？”
“来看看你。”我爹咂咂嘴，眼圈有点红。
进了屋，赵师傅闺女给倒了茶，领着孩子上里屋写作业去了。赵师傅坐我对面，打量我：“你爹跟我说了，你是厂里现在管事的？李招弟？”
“赵叔，是我。”
“说吧，找我啥事。”
我开门见山，把档案的事、王建军伪造验收单的事、周德望压补充报告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赵师傅脸色越来越沉，手指头攥着茶杯，指节发白。
说完，我把那张老照片掏出来，搁到他跟前。
赵师傅低头一看，手猛地一抖，茶水洒了一桌子。
“这……这是小郑。”他嗓子像被砂纸磨过，“腊月二十三早上，食堂包子，猪肉白菜馅，他非给我塞俩……”
“赵叔，”我盯着他，“小郑到底是调走了，还是死了？”
赵师傅嘴唇哆嗦半天。
“死了。”俩字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看着掉下去的。挡板拆了没装，料仓口就那么敞着，小郑上去清料，一脚踩空。我在上头拧螺丝，伸手没够着——”
他捂着脸，肩膀耸起来。
我爹咂咂嘴，半天没说话。苗苗从里屋探出半个脑袋，又缩回去了。
赵师傅哭了一会儿，抹了把脸，红着眼瞪我：“王建军说调走了，我到处打听，连省城机械厂门卫都问过，人家说没这人。后来王建军把我调去看大门，说再瞎打听就让我滚蛋。我闺女还小，老婆没工作，我……我怂了。”
“现在呢？”我把茶杯往他跟前推了推，“赵叔，小郑他哥来厂里找过，让王建军轰出去了。抚恤金一分没吐。周德望压着补充报告，王建军躲省城来了，他儿子王小伟昨天堵我闺女，说再查下去顶岗的事就黄了。”
赵师傅一拍桌子站起来：“我写证词！我按手印！”
他翻抽屉找纸找笔，手还哆嗦着。我按住他胳膊：“赵叔，不急。你先跟我说清楚，当时料仓上头几个人，你拧的哪颗螺丝，王建军在哪儿站着，都说清楚。写证词得写实。”
赵师傅重新坐下，一条一条给我说。说到最后，他叹口气：“唉，这些年，我一闭眼就看见小郑往下掉。王建军给我送过两回钱，让我闭嘴，我没要，我怕拿了钱，夜里更睡不着。”
“这回不用你一个人扛。”我把郑老蔫儿给的那张假调令掏出来，“郑老蔫儿也答应出来作证。赵叔，你俩一块儿，把这事钉死了。”
赵师傅攥着那张调令，看了又看，老泪顺着腮帮子往下淌。
“腊月二十四补的调令……”他哼了一声，“王建军，你心真黑啊。”
从赵师傅家出来，已是下午两点多。孙大强把车开上国道，我爹坐副驾驶上打盹，苗苗在后座靠着我肩膀睡着了。我攥着赵师傅写的证词草稿，上头改了好几处，红笔圈了又圈。
我爹突然睁开眼，咂了下嘴：“招弟，赵师傅这人心软。当年要不是孩子小，他能豁出去。这回他答应写，你可得盯紧点，别让王建军那帮人半道截胡。”
“我盯着。”
“赵师傅写证词那天，你亲自陪着去厂办。”
“我陪。”
回到厂里已是天黑。我让孙大强把赵师傅接过来，住厂招待所，就住当年周德望跟王建军住的那间——我故意的。赵师傅进房间瞅了一圈，站在窗户跟前，看外头路灯底下的料仓，半天没吭声。
第二天一早，赵师傅在我办公室写证词。我把厂办小刘叫来，搬了把椅子坐门口，说：“赵师傅写完证词之前，谁找我都说我不在。”
写到半截，赵师傅搁下笔：“招弟，我心里头不踏实。你先别写我名字，我先想想。”
“行，你想。”我给他续上热水，“想想小郑，想想他哥让轰出去那回。”
赵师傅又拿起笔。
写到十点多，他站起来说去厕所。我让孙大强跟着。结果出去没五分钟，孙大强跑回来，脸都青了：“李厂长，快去！赵师傅在楼底下让王小伟拦住了！”
我撂下笔就往楼下跑。
厂办楼底下，王小伟跪在赵师傅脚跟前，膝盖底下全是雪化了的泥汤子。周围站着七八个职工，食堂的老马、车队的老宋，还有俩刚从车间出来的女工，都围在那儿看。
王小伟抱着赵师傅的腿，鼻涕眼泪糊了一脸：“赵叔！赵叔你听我说！我爸说了，只要你松口，当年那笔抚恤金他吐出来，一分不少！小郑他哥那边他也去说，该赔多少赔多少！赵叔，你闺女在省城棉纺厂，我爸认识他们厂长，一句话的事，你不想你闺女往上走走？”
赵师傅站在那儿，手垂着，脸上的肉直跳。
我挤进人堆，没急着开口，先看赵师傅的脸。他眼圈红着，嘴抿成一条线，手指头攥了又松，松了又攥。
王小伟还在地上嚎：“赵叔，我爸当年也是一时糊涂！你就当可怜可怜我，我这不也是替我爸跑腿吗？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咱一个厂里几十年——”
“赵叔。”我开口了。
赵师傅看我一眼。
我走到他跟前，声音不高，但人堆里都听得见：“你徒弟小郑，腊月二十三早上给了你俩猪肉白菜馅包子。腊月二十三晌午，他掉进料仓，你在上头拧螺丝，手没够着。他哥来厂里要说法，让王建军轰出去。他爹妈没了，就剩个哥，分了家。”
我顿了一下。
“现在王小伟跪在这儿，说给你闺女往上走一走。赵叔，我就问你一句——”
我盯着他眼睛。
“你徒弟的命，值几个钱？”
赵师傅浑身一哆嗦。
他低头看王小伟，王小伟还抱着他腿仰着脸，嘴咧着，跟笑似的。赵师傅突然抡圆了胳膊——
“啪！”
一耳光抽在王小伟脸上。
王小伟整个人被扇得往旁边一栽，手从赵师傅腿上松开了，半张脸立马红了五个指头印。
“你爹吐抚恤金？”赵师傅嗓子劈了，“他吐的是小郑的买命钱！你让我松口？我松口，小郑在底下能闭上眼？我夜里做梦都他妈梦见那孩子往下掉！你们老王家，拿人命当啥了？”
他喘着粗气，指着王小伟鼻子：“你给我滚！回去告诉你爹，赵德柱这回不怂了！证词我写，手印我按！他王建军有本事，把我也填料仓里头去！”
围观的人没一个吭声。食堂老马先鼓了两下掌，又停了。赵师傅回头瞪他：“拍啥？都散了，看啥热闹！”
人没散，反倒凑得更近。
我扶着赵师傅上楼，重新坐回桌跟前。他攥着笔，刷刷刷把证词写完，最后一段写得特别急——
“小郑，大名郑长河，1984年腊月二十三上午九点来钟，在二号料仓清料时因挡板未装，失足坠入。当时我在料仓顶部检修平台拧螺丝，距其约三米，亲眼所见。王建军在料仓底部调度室，事后第一时间让我写‘失足保证书’，我未写。以上属实。赵德柱，1984年时为厂检修车间工人。”
写完，他摁了个手印，红通通的，印在名字上头。
“赵叔，”我把证词收好，“还有个东西，你认认。”
我把郑老蔫儿给的那张假调令掏出来。赵师傅一看，冷笑：“腊月二十四补的，人都死了才想起来补调令。王建军这脑子，净使歪道上了。”
他拿过笔，在证词背面又写了一行：“附：厂办1984年腊月二十四签发的郑长河‘调令’系事故后补办，本人亲见王建军在厂办盖章。”
又摁了个手印。
当天下午，赵师傅的证词、郑老蔫儿的证词、假调令、招待所登记簿，加上孙大强那张工资条，我归拢到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拿浆糊封了口，在封皮上写了六个字：
“补充材料，备查。”
我爹晚上来我屋，坐炕沿上咂咂嘴：“招弟，这下材料齐了吧？”
“齐了。”
“齐了你就赶紧往上递。赵师傅今天这一巴掌，王建军指定知道了，他那边不定憋啥坏呢。”
“我知道。”
正说着，厂办小刘在门外喊：“李厂长，来电话了！”
我出去接。电话那头，一个拿腔拿调的声音——
“这个事嘛，李招弟同志，我周德望。”
我没吭声。
“档案的事，到此为止。”他慢悠悠的，“苗苗的顶岗批文，在我手里头。这个事嘛，你掂量掂量。”
我攥着话筒，回头看了一眼我爹。他坐炕沿上，正拿那枚木头私章在手里来回摩挲。
“周局长，”我对着话筒笑了一声，“批文你留着。”
那头顿了一下。
“我闺女不顶了。”
“你——”
我挂了电话。
我爹抬头看我：“咋说？”
“他拿苗苗的批文要挟我。”我坐回炕沿，“我说批文你留着，苗苗不顶了。”
我爹咂咂嘴，没吭声。
“爹，”我把那个牛皮纸档案袋往他跟前一搁，“明天我上邮局，把这袋子东西寄市纪委。实名寄。”
我爹把私章揣回兜里，瞅着我：“想好了？”
“想好了。苗苗不顶岗，我认。赵师傅巴掌都扇出去了，我要这时候缩了，往后这厂里，谁还信我李招弟？”
我爹点点头，咂了下嘴：“嘿，早该这么干了。”
我起身去里屋看苗苗。她趴桌上写作业，头也不抬。
“苗苗。”
“嗯？”
“顶岗的事，妈给你撤了。”
她笔停了停，抬起头，眼圈有点红，但没哭。
“妈，你撤就撤吧。我姥爷说了，咱家按手印只按正事上。顶岗要是不正，我不顶。”
我摸了摸她脑袋。
这时候，孙大强在楼下扯着嗓子喊：“李厂长！你快下来瞅瞅——厂门口那辆黑桑塔纳又来了，这回下来四个人，还拎着东西！”
我从窗户往下看。厂门口路灯底下，四个人影往传达室方向走，打头那个拎着两瓶酒，红盒的，茅台字样在灯底下反光。
我爹凑过来瞄了一眼，咂咂嘴：“嘿，王建军这回不派人了，这是要亲自登门？”
“拎茅台上门？”我冷笑，“他这是把最后那点脸皮也撕下来，打算拿钱砸了。”
我爹把私章掏出来，在手里掂了掂：“招弟，你那袋子东西别急着寄。”
“咋？”
“等他把酒拎进门，你当着他面，把袋子搁桌上。”我爹咂咂嘴，“让他看着——你带的啥礼，我回的啥礼。”
楼下脚步声响起来，一步一步踩在楼梯上。
我拉开门。
王建军站在最前头，嘴角咧到耳根，笑得跟当年一模一样。
“招弟啊，”他晃了晃手里的茅台，“叔来看看你。”
我往门框上一靠，没让路。
“王厂长，酒先搁门外头。”我回头冲我爹抬了抬下巴，“爹，把档案袋拿过来，让王厂长开开眼。”
王建军那脸笑纹僵了半截，手里两瓶茅台往身后一缩。
“招弟，你这是干啥？叔大老远来——”
“王厂长，”我拿脚把门边一只小板凳踢到门口，“坐。酒搁外头，屋里坐。”
他嘴角抽了抽，到底把酒瓶搁在楼道窗台上，侧身挤进门。后头跟进来俩生面孔，夹着公文包，站门边没敢往里走。我爹从炕沿摸出那只牛皮纸袋，不紧不慢往桌上一墩。
“王厂长，”我爹咂咂嘴，“听说你这些日子没少往主管局跑？”
王建军瞅着那纸袋，眼皮跳了两下，脸上又堆起笑：“李叔，跑啥跑，我这不是替厂里跑批文嘛。招弟，苗苗顶岗那个事，周局长亲口跟我说了，只要你点个头，批文明天就下——”
“王厂长。”我打断他，“你儿子上回拎着两瓶酒来求赵师傅，赵师傅扇了他一耳光。你今天拎着两瓶酒来求我，你猜我扇不扇你？”
他脸上那笑挂不住了。
“招弟，话不能这么说。”他把公文包往桌上一搁，拉开拉链，里头一摞子钱，用银行那种纸条扎着，三扎。“这是一点心意。苗苗不顶岗也行，这钱够她上自费中专，往后毕业包分配——”
我爹“嘿”了一声，拿手指头敲敲牛皮纸袋：“王厂长，你那钱，是当年小郑的抚恤金吧？”
王建军脸色刷地白了。
“李叔，你可别乱说——”
“我乱说？”我爹把纸袋口一扯，抽出最上头一张纸，是赵师傅按了红手印的证词，“你自己瞅瞅，红手印按着呢。赵师傅说了，小郑掉进去那天，挡板是你亲手让拆的。拆完你说等检修完再装，转头你跑去喝酒。”
王建军伸手要抢，我一把把纸抽回来。
“王厂长，”我往椅子上一坐，“你今天这钱，我收。收了正好当证据——你拿钱堵我嘴，我拿钱上纪委。”
他呼地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一声。
“李招弟，你别给脸不要脸！”
“脸？”我笑了一声，“你王家的脸，早在1984年就掉料仓里了。小郑在底下喊救命那会儿，你脸搁哪了？”
他嘴唇哆嗦，手指头冲我点了两下，回头冲那俩生面孔喊：“走走走！”
三个人灰溜溜下楼。我拎起窗台上那两瓶茅台，追到楼梯口，往下一递：“王厂长，酒拿走。我家不喝这个。”
他接酒那手直抖，瓶子和瓶碰得叮当响。
我关上门，回来坐炕沿上，心口扑通扑通跳。我爹把那摞钱往纸袋里一塞：“这钱也得算进去。”
“算。”我点头，“明天寄。”
谁也没想到，当天夜里就出了事。
半夜两点多，厂办小刘咣咣砸门。我披衣裳下去，他脸都白了：“李厂长，李叔犯心口疼，刚送厂医院了！”
我脑袋嗡一下。
赶到厂医院，我爹躺在观察室床上，嘴唇发紫，手上扎着吊针，陈大夫说心绞痛，得观察，不行就得送市里。我爹见我进来，还咧嘴乐：“嘿，没事，让老王八羔子气的。”
“你可别说话了。”我给他掖被角，“陈大夫说观察三天。”
我爹拿手拍拍床沿：“那袋子东西，别耽误。”
“你先管你自己。”
他在医院一住就是五天。头两天我白天跑医院，夜里回厂里。第三天销售科那边报上来一笔往外赊的账对不上，我抽空回去核，一核核到天黑。晚上再回医院，见我爹床头柜上搁着半缸子小米粥，凉透了，勺子还插在里头。
“谁给送的？”
“大强媳妇。”我爹咂咂嘴，“你忙你的，我这儿有人。”
孙大强那几天跟长在医院似的，白天帮着我跑厂里，晚上过来陪我爹下象棋。有一回我半夜过来，俩人还搁那争“马走日”到底能不能拐弯。
第五天我去主管局送一份例行报表，回来路上碰见孙大强，他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车后座绑着一摞子账本，脑门上全是汗。
“李厂长，”他攥着我手腕子就往厂里拽，“销售科那本总账，我咋瞅着不对劲。”
“咋不对？”
“王小伟这两天老往销售科跑，说是帮你核账。我寻思他核啥账？他自个儿屁股底下那屎还没擦干净呢。”
我俩进销售科一翻——总账没了。书架第二格空出来一块，灰印子还在，账本没了。
“啥时候没的？”
销售科小丁站旁边搓手：“就……就昨儿下午。王哥来了一趟，说李厂长让他帮着整理，抱走了两本。”
我扭头看孙大强。孙大强脸都绿了：“我昨儿下午在库房盘货，他跟我说是帮你去医院送饭——”
“别急。”我抬手压住他，“账本没了，咱有底没？”
孙大强这人平时粗声粗气，这会儿倒沉住了。他左右瞅一眼，凑我耳边：“李厂长，你跟我来。”
他领我回他家。平房，西屋靠墙一口半人高的粗陶米缸，上头压着个木头盖子。他把盖子掀了，拿手往米里一掏，掏出个油纸包，油纸上还沾着米粒。
“这是啥？”
“账本。”他把油纸一层层揭开，里头是复印的账页，订书钉钉得整整齐齐。“王小伟进销售科那年我就觉得这小子手不干净，他那本总账，我每季度偷偷复印一份。去年换那个新复印机，我夜里偷着印的，一毛钱一张，印了四十七块六。”
我盯着那摞纸，半天没说话。
“你咋不早说？”
“早说？”孙大强挠头，“这玩意儿跟偷东西似的，我哪敢拿出来。这回要不是他要烧——”
“他烧了？”
“烧了。”孙大强搁下盖子，“昨儿后半夜，厂区后头锅炉房边上，我瞅见烟了。今儿一早我去扒拉，灰堆里有账本那塑料皮，烧得就剩俩角。我寻思他以为烧的是真的。”
我拿过那摞复印件翻了两页，上头王小伟自个儿签的字，一笔一笔往外赊货，赊给谁、多少钱、啥时候还，全在上头。有几笔后头拿红笔标着“未回”。
“孙大强，”我把复印件往怀里一揣，“你这四十七块六，值老钱了。”
他嘿嘿一乐：“那报销不？”
“报。”
当天下午我拿着复印件去找王小伟。销售科门口围了半圈人看热闹——王小伟正跟小丁吹牛，说他这回帮李厂长把账理清了，厂里得给他记一功。
我把他那两瓶茅台搁他办公桌上——昨儿那两瓶，我没让他拎回去，转手拎回厂里了。
“王小伟，”我说，“你昨儿夜里烧那账本，咋没烧干净？”
他脸一僵，随即又笑：“李厂长你这话说的，我烧啥了？我帮您核账——”
我把复印件往他桌上一拍。
“你核账？你核的是怎么把总账烧了灭口。”
他低头瞅了一眼那复印件，手一哆嗦，茶杯碰翻了，水顺着桌沿滴到他裤裆上。
“这……这哪来的？这是假的！”
“假的？”孙大强从人堆里挤进来，“我复印的，复印机在厂办搁着，你要不要验验复印机印子？”
王小伟脸白了。
“李招弟，”他忽然压低声，往我跟前凑，“你把这东西给我，我告诉你一个事——周德望跟王建军在招待所那晚上，不止俩人。”
“还有谁？”
“刘德贵。”他咽了口唾沫，“刘德贵半夜给送过酒和花生米，他啥都知道。你要是把账本捅出去，刘德贵也得进去，你厂里就没人管账——”
“王小伟。”我打断他，“你这是跟我谈条件？”
“我这是给你留后路！”他声音又拔高了，手指头戳着那复印件，“你捅出去，厂子乱套，苗苗顶岗更没戏——”
“苗苗的事我早撤了。”我看着他，“你这账本，我今天就送市纪委。你烧的那本，灰还在锅炉房呢，我一并送过去当证物。”
他扑通一下坐回椅子上。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王小伟，你爹昨儿送我那三扎钱，我也一块交上去。你就等着吧。”
当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把牛皮纸袋重新整理了一遍：赵师傅的证词、招待所登记簿复印件、小郑的事——赵师傅口述、我爹回忆、孙大强工资条，三份拼一块按了手印，孙大强那摞账本复印件，还有王建军那三扎钱，银行纸条上还带着他指纹。
我爹还在医院躺着，我走之前去瞅了他一眼。
“寄？”他问。
“不寄了。我自个儿送。”
他咂咂嘴：“嘿，对。寄的没分量，你人往那一站，就是分量。”
市纪委在市委后头那栋灰楼，三楼，门口挂着牌子。我拎着纸袋上去，接待室一个女同志让我填表。我填到“举报事项”那栏，写了一行：1984年料仓事故瞒报，责任人王建军、周德望，附证据七份。
她接过去翻了翻，脸色就变了，让我等。等了约莫四十分钟，出来一个男的，四十来岁，让我进里头屋谈。我谈了一个多钟头，从1984年验收单上那枚私章，一直说到招待所登记簿、小郑的死、王建军送钱、王小伟烧账本。
那男的听完，把材料归拢归拢，跟我说：“李厂长，材料我们收了。今天下午我们就派人下去。”
“下哪儿？”
“主管局档案室。”他看我一眼，“还有你们厂销售科那锅炉房灰堆。”
我从灰楼出来，天擦黑，路灯刚亮。我站在台阶上抽了根烟——平时不抽，那天就想抽一根。抽完往回走，路过主管局大门口，瞅见里头灯亮着，好几间屋都亮着。
第二天上午，厂办小刘跑我办公室，喘着：“李厂长，市纪委来人了，四五个，直接进主管局了，把档案室封了！”
我“嗯”了一声，低头改手里的生产报表。
“还……还有，”小刘咽了口唾沫，“周局长被叫去谈话了。”
中午吃饭时候，孙大强端着饭盒凑过来：“听说没？周德望从纪委出来那脸，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这么快就出来了？”
“谈话嘛，谈完先让回。不过我听局里人说，他办公室抽屉都让人翻过了，招待所登记簿原底子找着了。”
下午三点，厂办小刘又来喊：“李厂长，来电话了——周局长找你。”
我接起来。那头周德望嗓子哑了：“招弟啊，这个事嘛……”
“周局长，”我打断他，“你那个‘这个事嘛’，留着跟纪委说吧。”
“你听我说完！”他急了，“档案的事，我确实有责任，可那都是王建军一手办的，我就是在补充报告上签了个字——”
“签字就够你喝一壶了。”我把电话挂了。
晚上我回医院给我爹送饭。他靠在床头，气色好多了，陈大夫说明天就能出院。我把白天的事一说，他搁下筷子，咂咂嘴：“嘿，周德望这头一谈话，王建军那头就该狗急跳墙了。”
“跳呗。”
“你防着点。”
“防啥？他还能把我吃了？”
我爹没吭声，拿手指头敲了敲床头柜上那枚私章。
果然，晚上九点多，我刚把我爹安顿睡下，从医院出来往家走，还没到楼下呢，就瞅见单元门口蹲着个人。
王小伟。
拎着两瓶酒。这回不是茅台，是两瓶“老龙口”，红盒子，超市那种。
我站住了。
他抬头看见我，站起来，膝盖一弯，扑通就跪水泥地上了。
“李厂长！”
楼上好几家窗户推开，有人探脑袋。一楼老赵家媳妇拎着垃圾袋出来，瞅见这阵势，垃圾袋搁门口不扔了，站那看。
“李厂长，我爸让我来求你。”王小伟仰着脸，路灯照着他那俩眼泡，肿的，“放周局长一马。条件你开。”
我把菜篮子换了个手。
“条件我开？”
“你开！我爸说了，苗苗顶岗批文——马上办。你家老爷子住院费——全报。你那个厂长——给你转正，红头文件。”他越说越快，跟背书似的，“还有，销售科那笔烂账，我爸说全兜下来，不牵扯你——”
“王小伟，”我低头瞅他，“你爹当年在料仓底下，也这么跟小郑谈过条件吧？”
他嘴张着，没声了。
我把菜篮子搁地上，弯腰把他那两瓶酒拎起来，转身走到楼道垃圾桶边上，搁在桶盖上。
“酒搁这儿，谁爱喝谁拎走。”
回来我往他跟前一站。
“你回去告诉你爸——”
楼上老赵家媳妇把垃圾袋又捡起来了，竖着耳朵。
“我开的条件就一条：依法办。”
王小伟跪在那没动。
“李厂长——”
“还有，”我补了一句，“你烧账本那事，纪委今儿下午已经去锅炉房扒灰了。你自个儿掂量。”
他脸刷地白了，手撑着地要站起来，腿一软又坐回去。
我拎起菜篮子上楼，走到二楼拐角，听见楼下老赵家媳妇跟对门小声嘀咕：“啧啧，王家这小子，当年多狂啊，见人就昂着个脸……”
我开门进屋，苗苗从她屋探出脑袋：“妈，楼下谁呀？我听着咋像王小伟？”
“是他。”
“他跪那儿干啥？”
“求我放他爹一马。”
苗苗想了想：“那你放不？”
我瞅她一眼：“你说呢？”
她缩回脑袋，过一会儿又探出来：“妈，我姥爷说，咱家按手印只按正事上。你这算正事不？”
“算。”
“那就不放。”她把门带上了。
我站那笑了。
第二天一早，厂办小刘来电话：“李厂长，市纪委又来人了，这回直接上王建军家了，听说从他家柜子里翻出个铁盒子，里头全是当年的老单据。”
我还没撂电话，孙大强推门进来，攥着张纸条：“李厂长，赵师傅让我捎话——他说他今儿一早去厂办，又按了个手印。”
“又按啥？”
“他说昨儿夜里王小伟上他家去了，跪了半宿，赵师傅没开门。今儿一早他主动去厂办补了句话：小郑那抚恤金，王建军一个子儿没给家属，全让他自个儿吞了。”
我点点头。
孙大强没走，站那搓手。
“还有事？”
“那个……”他挠挠头，“我媳妇今儿早上淘米，从米缸里又掏出个东西。”
“啥？”
他从兜里摸出个小布包，打开，是一枚木头章子，刻着“李福贵印”。
“这……这咋在你家米缸里？”
孙大强脸红了：“当年李叔私章丢了那阵，我……我捡着了，寻思哪天还他，一搁就忘了。昨儿我媳妇掏米掏出来的。”
我拿过那枚章子翻来覆去看。木头都磨圆了边，印面上沾着陈年印泥。
“孙大强，”我拿章子点他，“你这个人，藏东西是真有一手。”
他嘿嘿乐：“那……那报销不？”
“报。”
正说着，厂办小刘又跑回来，这回跑得脸都涨红了：“李厂长！王建军——王建军让纪委带走了！刚出他家胡同口，上车了！”
我攥着那枚木头私章，站窗口往下看。厂门口那辆黑桑塔纳换成了一辆白面包，车顶闪着灯。
楼下有人喊我：“李厂长！电话——市纪委的！”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跟孙大强说：“你上医院跑一趟，把章子的事跟我爹说一声。就说——他的章找着了。”
孙大强应了一声往外跑。
我接起电话，那头说：“李招弟同志，王建军我们已经控制住了，周德望那边今天下午正式立案。另外——”
那头顿了顿。
“王小伟昨儿夜里跑了，我们正在找。你要是见着他，马上打电话。”
我撂下电话，抬头瞅见苗苗站在办公室门口，书包背好了，上学去。
“妈，”她问我，“王小伟跑了，那他烧的账本灰，还算证据不？”
“算。”
“那他要是不抓着呢？”
我拿起桌上那枚木头私章，在手里掂了掂。
“抓不着？”我把章子往兜里一揣，“他爹在里头，他跑不远。”
苗苗点点头，走了两步又回头：“妈，我姥爷今天出院，你去接不？”
“接。”
“那我放学直接上医院？”
“直接去。”
她走了。我坐回椅子上，拿起电话拨厂医院。
陈大夫接的：“李厂长，你爹今儿一早闹着要出院，说啥也不住了。”
“让他等着，我这就去。”
我锁上门往外走，走到楼梯口，听见厂办小刘在楼下喊：“李厂长——赵师傅来了，说要见你，手里还攥着个红手印的纸！”
我脚下一顿。
赵师傅这时候来，按的哪门子手印？
赵师傅手里攥的是一张按了红手印的纸——职工代表联名书，上头歪歪扭扭签了十几个名，每个名底下都摁着指头印。
“李厂长，”赵师傅把纸往我桌上一拍，“职代会啥时候开？我们这帮老家伙等不及了。”
我拿起联名书扫了一眼。头一个名是赵师傅，第二个是孙大强，后头跟着检修班、仓库、食堂的老师傅。红手印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摁重了糊成一团，有的浅得能看见指纹沟。
“赵师傅，你这手印摁得跟鸡爪子扒的似的。”我逗他。
他嘿嘿一乐：“管它好看赖看，能算数就行。”
当天下午我就把职代会通知贴出去了。厂门口那块黑板报，我亲手拿粉笔写的——顶班协议修订案，依法顶岗，全厂职工代表审议。粉笔写到“顶”字断了，剩半截在手里，我拿指头捏着写完。
第二天职代会，二楼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苗苗也来了，坐最后一排，面前铺着新打印的协议。赵师傅坐第一排，怀里揣着印泥盒，红塑料的，盖子上印着“双喜”，边角磕掉一块。
我先把事儿说清楚：“周德望撤了，王建军进去了，王小伟跑了又抓着——昨儿夜里在临县逮的，躲他表姑家炕洞里，他妈都没认出来。”底下哄一声笑。我敲敲桌子：“笑归笑，说正事。顶班协议我改了，从‘自愿顶替’改成‘依法顶岗’，加一行字：岗位事故责任依法追溯，不因顶替关系转移。谁有意见，现在说。”
底下没人吭声。赵师傅头一个站起来：“我赞成。小郑的事不能白瞎，往后谁再想拿顶岗糊弄人，先看看这行字。”他走到前面，打开印泥盒，拇指蘸了往协议“职工代表见证人”栏里一摁，一个圆圆的红印子。孙大强第二个，他手重，摁完印泥盒里凹下去一块。
苗苗站起来走到前面，拿笔在“顶岗人”栏签了名。字写得不算好看，一笔一划挺认真。签完她回头看我，我点点头，她自个儿拿印泥在名下按了个手印，指纹清清楚楚。
“妈，”她小声问，“我姥爷那份呢？”
“接你姥爷出院再摁。”
散会后我直接去了医院。我爹早把病号服换了，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坐床沿上，脚底下搁着个蛇皮袋，里头搪瓷缸子毛巾脸盆叮当响。陈大夫在门口拦着：“李厂长，你爹心口还得观察两天——”
“观察啥？”我爹一摆手，“我自个儿的身子我清楚。再说今儿啥日子？我孙女顶岗头一天上班，我得回去看着。”
陈大夫瞅瞅我，我瞅瞅我爹，最后陈大夫让了步，给开了两盒丹参片。我推着轮椅往外走，我爹坐轮椅上还不老实，老回头跟走廊里护士摆手：“小周，回头上家吃饺子啊！”
出了医院大门，太阳打西边照过来，我爹眯着眼咂嘴：“嘿，这太阳，跟84年那个秋天一个味儿。”
“啥味儿？”
“晒白菜帮子味儿。”
我推着他往厂家属院走。到了楼下，我把那份协议从包里掏出来往他怀里一搁：“爹，你按一个，这协议上得有你李福贵的章。”
他愣了一下，手往兜里摸，摸出那枚木头章子——孙大强从米缸里掏出来还回来的。印面磨得发亮，“李福贵印”四个字倒还清楚。他又摸出一小盒印泥，我一看，是赵师傅那个“双喜”牌的，赵师傅啥时候塞给他的都不知道。
“嘿，这老赵。”我爹蘸了印泥，在协议最上头“原岗位事故见证人”栏里，端端正正按了一个。按完拿起来吹了吹，又举远了瞅瞅：“正不正？”
“正。”
“那就中。”他把章子往兜里一揣，拍拍我手背，“这回踏实了。”
第二天一早，苗苗头一天正式顶岗上班。我在厂门口送她，她穿着新发的蓝工装，袖口长了一截，我给她挽了两道。她走到厂门底下站住了，抬头看——原来锈掉半拉的那个“厂”字，焊工班老刘用新铁皮补上了，刷了层银粉，太阳底下一照晃眼。
苗苗回头问我：“妈，我姥爷那章还能用不？”
“能。”我拍了拍她工装口袋，“往后咱家按手印，只按在正事上。”
她点点头，转身往里走。车间那边赵师傅已经在喊了：“苗苗！过来认认料仓——”
她应了一声跑过去。我站在厂门口看她背影，蓝工装在料仓门口一闪，跟当年我头一天进厂时一模一样。
厂办小刘从楼上探出脑袋：“李厂长！电话——市纪委的，说王小伟的案子，让补一份材料！”
我往楼里走，走到楼梯口又回头瞅了一眼。苗苗正蹲在料仓边拿粉笔在地上画啥——画的挡板结构图。
我掏出兜里那枚木头章子攥了攥，又揣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