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中秋，我妈往八仙桌上摆了五双筷子，桌边坐着六个人。
少的那双其实没少。
我爸生前给我刻的那双枣木筷子，捏在大哥六岁的儿子手里，正往嘴里扒鸡腿。
筷子还没摸着，我的空碗边上先挨了一本牛皮纸账本，是我妈拍下来的。
二十二页，一年一页，红铅笔记的。
“老二，你吃上公家饭了，家里养你的，一分一厘都得吐出来。”
“三万一，一个月交三百，直接交你大哥，开春他盖楼。”
大哥把腰上的BP机往桌上一搁：“老二，哥这楼可就指望你了。”
小妹吹破一个泡泡糖：“妈，那我的汉显BP机呢？”
“你二哥头个月的钱一到，就给你买。”
我没争，也没摔碗。
我把账本最后那张总账的复写联撕下来，叠成方块，揣进贴身的兜里。
“妈，这账我拿回去对。”
四个月后，大哥的楼上梁，我妈当着全镇人打开了她那口樟木箱。
头一个变脸的，是大哥。
1
账本第一页写着一九七六年。
那年谷雨，我落地，接生婆拎走两斤红糖，一块零四分。
我的名字就是那天来的，接生婆随口一叫，我妈就这么上了户口。
大哥的名字，是我爸拎着两只老母鸡去请镇上的先生起的。
我妈耳朵上永远别着半截红蓝铅笔。
红的那头记钱出去，蓝的那头记钱进来。
她卖了二十年豆腐，镇上谁家赊过几块豆腐，她闭着眼都能报出来。
这二十二页，我从头翻到尾，通篇是红的。
一九七九年，出水痘，卫生院打针，两块三。
一九八三年，上一年级，书本费一块八，铅笔盒七毛。
一九八七年那一页，我翻得慢了。
“孝衣一身，白布六尺，九毛。”
那年我十一岁，我爸在砖窑上让塌下来的窑顶砸了，抬回家的时候，脸上全是土。
我给他披麻戴孝，那身孝衣，记在了我头上。
我把那一页按住：“妈，我爸出殡扯的白布，也算我的？”
我妈正给小宝剥鸡蛋，头都没抬。
“布是天上掉的？你穿了，就是你的。”
大哥啃着鸡爪子，含含糊糊地帮腔：“妈这账，镇上谁不服？二十年豆腐账，一分没出过错。”
我妈把蛋白塞进小宝嘴里，蛋黄搁进了大哥碗里。
“一年一页，你二十二，我就写二十二页，多一页都不写。”
她说这话的时候，下巴是抬着的。
大嫂樊秀梅耳朵上两只金耳环晃了晃，低头给小宝擦嘴，手上没停。
小妹翠翠嚼着泡泡糖，伸手把账本翻到总账那页，念出了声：
“三万零九百六十。”
我妈拿铅笔在那个数后头描了一笔。
“零头我给你凑上，三万一，多出来那四十，算你孝敬我的。”
大哥嘿嘿两声：“妈这是疼你，换了别人，利钱都得算上。”
大嫂这才抬起头，说了今晚头一句话。
“二弟，县城供销社的麦乳精，小宝爱喝，你下回捎两罐回来。”
“多少钱一罐？”
“你是他亲二叔，还问钱？”
我妈在边上接了话：“捎回来，我给你记上。”
“记成我还的账？”
“记成你孝敬小宝的。”我妈说，“跟还账是两码事。”
大哥拿筷子在桌上比划：“开春我起个两层，红砖到顶，楼下留两间门面。老二，楼起来了，你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那间西屋呢？”
“西屋扒了，正好打地基。”
他说得轻巧，像扒的是一个鸡窝。
我七月份分到县农技站，管果树，中秋前刚转正，一个月三百八十二。
三万一，我不吃不喝，得攒六年多。
“妈，念大学那四年的学杂费，是我拿奖学金和暑假打工挣的。”
“你上大学那四年，家里少了个干活的，这不是钱？”
“那我往家寄的钱呢？”
“寄？”她把铅笔从耳朵上拔下来，在桌面上点了两下，“你寄过几回？寄了几个子儿？我咋一点印象都没有。”
大哥把BP机拿起来按了按，屏幕亮了又灭。
“老二，大过节的，别招妈伤心。”
我不再跟她掰扯这个。
我看着小宝手里那双筷子。
枣木的，黑里透红，筷子头上刻着两道浅槽。
我爸活着的时候，给我们兄妹三个一人刻了一双，大哥的一道槽，我的两道，小妹的三道。
他说，这样端起碗来，谁也拿不错。
“小宝，这是二叔的筷子，借二叔用一顿行不行？”
小宝把筷子往怀里一抱，扭头就喊奶奶。
我妈把剥了一半的鸡蛋往桌上一磕。
“你多大的人了，跟个六岁的娃抢筷子，丢人不丢人？”
“那给我拿双别的。”
“灶屋没了。”她说得顺溜，“过节回来的都是自家人，我就刷了五双。”
大哥接了一句：“妈的意思你还不懂？账清了，你就是自家人了。”
这话是大哥说的，我妈没拦。
我起身去了灶屋。
筷子笼真是空的，竹篾上还挂着水珠。
门后靠着一把扫炕的笤帚，我从里头抽了两根高粱秆，掰得一般齐，拿回桌上。
我从县城捎回来一斤二两猪头肉，切好了装在饭盒里，进门就搁在了桌子正中间。
这会儿已经让大哥夹走了一大半。
我拿高粱秆夹起一片，放进嘴里，嚼得很慢。
小妹噗嗤一声笑出来：“二哥，你吃饭跟要饭的一样。”
“要饭的也得吃自己那口。”我又夹了一片，“这肉是我买的。”
我妈脸一沉，把盘子拽到了大哥跟前。
吃完饭，我妈冲西屋一努嘴：“去你屋看看，你哥给你拾掇过了。”
西屋的门一推开，一股石灰味呛得我直咳嗽。
四十袋水泥，码得齐腰高，把一间屋塞得满满当当。
我睡了十几年的那张床，床架子拆了，床板垫在水泥底下。
大哥在我身后点了根烟。
“开春打地基，先借你屋囤着。水泥怕潮，爸打的那床板厚实，垫着正好。”
墙角扔着个化肥袋子，鼓鼓囊囊塞的是我的书，袋子底下洇湿了一圈。
我没理他，弯腰去搬水泥。
一袋一百斤，我搬了六袋，大哥叼着烟看我，看到第三袋就不笑了。
床板露出来，我把手伸到底下，摸到两颗钉子，钉子上挂着一只铁皮饼干盒。
那是我十岁上钉上去的，盒子上印的大白兔掉了一半漆。
我拿门闩把钉子撬了，盒子抱在怀里。
我妈站在门口：“那盒破玻璃球，你还当个宝。”
“是宝。”
我把化肥袋子扛上肩，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走到院门口，我妈在后头喊了一嗓子。
“下个月二十号发钱，你哥去县里拿。你要敢少一张，我就上你单位要去！”
我回头应了一声：“二十号，我等他。”
镇口有去县城的拉菜车，凌晨三点走。
我坐在一筐筐大白菜中间，借着司机的手电光，把饼干盒打开了。
最上头一层确实是玻璃球，五颗，我小时候跟人弹弹子赢来的。
玻璃球底下，是一沓绿色的纸，拿猴皮筋扎了两道。
邮局汇款单的存根，三十一张，从九四年秋天到今年六月。
每一张收款人那一栏，写的都是：葛凤琴。
2
发工资那天，我大哥比我先到了站里的出纳窗口。
我是从院子里被人喊回来的。
那天上午，我跟老廖在院里翻晒麦种，老廖五十八了，是站里的老农艺师，手里那个搪瓷缸子印着“先进生产者 一九七八”，走到哪儿端到哪儿。
小王跑过来说：“邵谷雨，你哥在财务室门口骂人呢。”
出纳叫苗春燕，二十六，桌上一把乌木算盘，珠子磨得油亮。
大哥一只手拍在窗台上，一只手叉着腰，腰上的BP机晃来晃去。
“邵谷雨的工资袋拿来，我是他亲哥，家里说了，他的钱归家里管。”
苗春燕拨了一下算盘珠子，啪的一声。
“工资袋只给本人，本人签字，按手印。你按的手印，算谁的？”
“你一个管钱的丫头片子，还管到别人家里去了？”
走廊里围了好几个人，有人端着饭盒，有人拿着报纸。
苗春燕一点没让：“我管的就是钱。你拿得出邵谷雨按了手印的委托书，我立马给你。”
“啥书不书的，我妈说了就算！”
“那让你妈来，按她自己的手印，领她自己的工资。”
走廊里有人憋不住笑出了声。
我挤进去，在花名册上签了字，按了手印。
苗春燕把牛皮纸工资袋递给我，三百八十二，十块的票子，一张一张码着。
大哥的手已经伸过来了：“三百。”
我当着他的面数，数出三十张，搁在窗台上，拿手指头压住。
“写个条。”
大哥愣住了：“我是你亲哥，我收钱还得给你打条子？”
“妈的账一分一厘都记着，我这边也得记着。”我把苗春燕桌上的信纸撕下一张，推过去，“你就写，今收到邵谷雨交还母亲养育账三百元，收款人，邵满仓。”
大哥扭头冲走廊里的人笑：“瞧瞧，大学生，跟亲哥哥算账。”
没人跟着他笑。
他索性把嗓门又抬高了：“大伙不知道吧？我妈卖豆腐供他上的大学，账本一记就是二十二页，三万一！他一个月交三百，还要跟我打条子！”
走廊里嗡地一下议论开了。
有人小声算：“三万一，一个月三百，那得交到啥时候？”
“交到我三十一。”我说。
算账那人愣了愣，没再吭气。
我把笔往大哥手里一塞：“写吧，写完了，我还得回去翻麦种。”
他抓起笔，字写得东倒西歪，写到“养育”两个字还问我怎么写。
我告诉他了。
苗春燕从抽屉里摸出一盒印泥，打开，推到他手边。
“按个手印吧，省得回头你弟弟说你没收。”
大哥瞪了她一眼，拇指在印泥里一碾，往条子上狠狠一按，红得发紫。
那个月站里还发了劳保，一双线手套、一条毛巾、两块肥皂，装在一个网兜里，搁在窗台边上。
大哥眼尖，一把拎了过去：“线手套正好，工地上用得着。”
“写上。”我说。
“啥？”
“条子上添一行，线手套一双，毛巾一条，肥皂两块，一共两块一毛五。”我把条子又推回去，“按妈的规矩，拿了就得记。”
大哥瞪着我，脸涨成了酱色，把网兜往窗台上一扔，一块肥皂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
“不要了！稀罕你这点破东西！”
我弯腰把两半肥皂捡起来，装回了网兜里。
他把三百块往裤兜里一塞，BP机就响了。
他低头看了看：“翠翠呼我。”
传达室有部公用电话，两毛钱一回，大哥连门都没关，嗓门大得半个院子都听得见。
“钱拿着了！礼拜天就带你去市里百货大楼，汉显的，一千二百八，差多少哥给你添！”
走廊里静了。
端饭盒的那位大哥小声嘀咕：“养育账，还能给妹妹买BP机？”
我大哥打完电话出来，冲我扬了扬下巴，骑上他那辆嘉陵走了，排气管突突地冒黑烟。
我把剩下的钱捏在手里。
八十二块。
食堂饭票一个月六十，剩下二十二，要买牙膏肥皂，要留着回家的车钱。
苗春燕把印泥盒盖上，抬头问我：“你要那张条子干啥？”
“条子上按的是他的手印。”我把条子叠起来，“我妈的手印，一个都没有。”
她看了我半天，把算盘往边上一推。
“你这人，看着闷，肚子里倒揣着一把算盘。”
下午老廖把我叫到种子库。
他往我手里塞了一缸子热水，问我：“你毕业写的啥？”
“苹果窖藏，怎么让苹果在地窖里放到开春不烂。”
老廖拿缸子盖刮了刮缸沿上的茶叶末。
“北边鹞子岭，家家户户挖窖存苹果，年年烂掉一半，烂得满山都是酒糟味儿。”
“站里没人去？”
“一百来里地，最后二十里拖拉机都爬不上去，谁去？”
他从窗台上拿过一个苹果，半边已经发褐了，递给我。
“上个月我从那边带回来的，你说说，咋烂的？”
我拿在手里转了一圈，拿指甲在烂的那圈边上掐了掐。
“先是磕了，磕破的地方进了病，捂在窖里又热又潮，一个传一个。”
“能治？”
“烂了的治不了。没烂的，能保住。”
老廖把苹果拿回去，搁回窗台上，说完这几句，就去翻他的麦种了，像是随口一提。
那个月我吃了三十天的馒头就咸菜。
食堂大师傅给我打菜，勺子在盆里多抖了两下，问我：“小邵，你家里出啥事了？”
“没出事。”我把饭盒端稳，“家里在盖楼。”
我端着饭盒坐到角落里，对面坐下一个人，是苗春燕。
她饭盒里有半个咸鸭蛋，油汪汪的，她拿筷子一拨，拨到我的馒头上。
“我吃不完。”
我从兜里摸出两毛钱，搁在她饭盒边上。
她看着那两毛钱，又看看我，气笑了：“你这人，跟你妈还真是一家的。”
“不一样。”我说，“我妈是光收不给，我是给了才收。”
她把两毛钱收进兜里，嘟囔了一句：“行，一个咸鸭蛋两毛，往后有的是。”
3
小妹来县城那天，腰上已经别上了汉显BP机。
那是十一月头一个礼拜六，她们中专放假，她从市里坐班车回家，半道在县城下了车。
我下乡看了两天果园，回来的时候宿舍门开着，锁是传达室老头给她开的。
她说她是我亲妹妹，老头就信了。
我去传达室问，老头还挺委屈：“长得跟你一个模子，还给了我一块泡泡糖，我能不信？”
那块泡泡糖他还没舍得吃，搁在窗台上的烟灰缸边上。
宿舍里像遭了贼。
抽屉拉开了，被子掀开了，我压在褥子底下的一沓饭票没了。
四十六块钱的饭票，那是我后半个月的口粮。
桌上留着一张纸条，字是圆的，她的字：“二哥，我拿去换点钱买磁带，反正你的就是家里的。”
我去了食堂。
正赶上开午饭，小妹坐在最靠窗那张桌子上，面前一碗红烧肉，一碗米饭。
她对面坐着站里两个刚分来的小伙子，手里攥着我的饭票，脸都红了。
苗春燕端着饭盒站在边上，看见我，拿筷子朝小妹那边指了指。
“你卖了多少？”我走过去问。
小妹嘴里嚼着泡泡糖，饭都不耽误吃：“四十，抹了零头，便宜他们了。”
那俩小伙子站起来就要把饭票还我：“邵哥，我们不知道是你的。”
“你们掏了钱，票归你们。”我冲他们摆摆手，转过身朝小妹伸出手，“钱。”
“凭啥？妈说了，你挣的就是家里的。”
“那你腰上那个，也是家里的？”
她手一下捂住了BP机。
食堂里吃饭的人都扭过头来看。
我拉开她对面的凳子坐下：“那个BP机一千二百八，里头有三百是我的。按妈的规矩，你也该欠我一页账。”
“你咋这么小气？我是你亲妹妹！”
“亲妹妹拿我的饭票，下馆子吃红烧肉。”我看了一眼她的碗，“我上一回吃红烧肉，还是七月份报到那天。”
小妹把筷子一摔，冲着满食堂的人嚷起来：
“大伙评评理！我二哥上大学，是我妈卖豆腐一块一块供出来的！他现在吃上公家饭了，亲妹妹吃顿肉他都心疼！”
有几个人看我的眼神变了。
“我上大学四年，家里给过我几回钱，你数得出来吗？”我问她。
“我哪知道，反正妈说了，你欠家里的。”
“妈说的你都信。”我说，“那我每个月往家寄的汇款单，是谁签的字，你知道吗？”
她答不上来，眼珠子乱转。
苗春燕在边上慢悠悠地开了口：“小妹妹，你哥这个月交了三百给你大哥，你大哥拿去给你买了腰上那个。你哥自己剩下八十二，饭票一买，剩二十二。你卖的那四十六，是他后半个月的饭。”
食堂里静了。
小妹的脸一下红到耳根，翻出一个粉色的钱包，往桌上一摔。
“给你给你！四十块钱，你拿去吃！”
我把四十块拿起来，揣进兜里，钱包推回给她。
四十六的饭票换回来四十块现钱，亏了六块，我认了。
那两个小伙子站在边上，手里的饭票捏也不是放也不是。
“邵哥，要不这几张你拿回去，钱就当我们白给的。”
“不用。”我说，“你们掏钱，买的是饭票。她收钱，卖的是我的饭。两码事。”
其中一个挠着头坐下了，另一个犹豫了半天，把一张饭票推到我跟前：“那这一张，算我请你吃顿红烧肉。”
我把那张饭票收下了。
小妹哭了。
她这一哭，旁边几张桌子的人都放下了筷子。
“我回去就告诉妈，你在单位抢我的钱！”
“你告诉她。”我站起来，“顺便告诉她，那张条子大哥按了手印，她要的三百，大哥替她收着呢。”
苗春燕在边上咳嗽了一声，低头扒饭。
小妹抹着眼泪跑去了传达室。
不到一刻钟，传达室老头就探出头来喊我：“小邵，电话！你哥打来的！”
“老二，你抢翠翠钱了？”
“她卖了我的饭票。”
“几张饭票，至于吗？一个大男人，跟个丫头片子计较。”大哥在那头吧嗒吧嗒抽烟，“下个月三百，你再添四十，给翠翠赔个不是。”
“行。你来拿的时候，条子上写清楚，三百四，其中四十，是赔翠翠的。”
“你咋啥都要写！”
“不写，那四十就没有。”
那头咔哒一声挂了。
下午老廖来宿舍找我，手里拿着我那篇毕业论文的油印本，书页卷着边。
“你这上头写，窖口不能捂死，烂果子得一个一个往外拣，烂一个熏一窖。”
“书上是这么写的，我们在学校的试验窖里也这么干过。”
“能干成？”
“能。就是得有人肯下窖，一个窖一万多斤，一个一个地摸。”
老廖点了一下头，啥也没说，把油印本揣进了怀里。
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
“晌午食堂那出，下午全站都传遍了。”
“传就传。”
“传开了也好。”老廖拿搪瓷缸子盖敲了敲门框，“往后谁家再来站里闹，大伙心里都先有一本账。”
傍晚，小妹走了。
她没跟我打招呼，是传达室老头告诉我的。
我回到宿舍，发现桌上的暖瓶也不见了。
那是站里发的，竹壳的，我刚用了三个月。
纸条换了一张，压在搪瓷盆底下：“家里的暖瓶炸了，妈让我拿一个回去。”
那天晚上我拿搪瓷缸子去锅炉房接了三回开水。
第二天一早，宿舍门口多了一个新暖瓶，竹壳上拿红漆写着我的名字。
我去财务室问，苗春燕正低头打算盘。
“库房领的，一块八，月底从你工资里扣。”她头都没抬，“我给你记上了，一分不差。”
4
我妈这辈子头一回往县里打电话，打到了我们站长的屋里。
那是十一月中旬，离二十号发工资还有几天。
通信员跑到苗圃喊我，我鞋上的泥都没顾上刮，就进了站长办公室。
站长五十多岁，管了十几年的农技推广，平时说话不紧不慢。
桌上那部黑电话的听筒搁在一边，没挂，里头哇啦哇啦地响。
“你母亲。”站长拿笔帽朝听筒指了指，“说你欠家里三万一，让站里每个月从你工资里扣三百，直接寄回苇塘镇。”
我拿起听筒。
“妈。”
“你还知道叫妈？你妹妹大老远去看你，你在食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抢她的钱，她哭着回来的，眼睛肿得跟桃一样！”
“她卖了我四十六块钱的饭票。”
“卖你点饭票咋了？你一个月几百块，她一个学生娃，花你几个钱不是应该的？”
“我把你拉扯大容易吗？你爸走那年，我一个人推着豆腐车，天不亮就上街，手上的冻疮从冬天烂到开春。你倒好，翅膀硬了，跟你妹妹抢钱！”
她在那头哭起来了，一抽一抽的。
我等她哭完。
“妈，你推豆腐车那几年，我早上五点起来给奶站送奶，一个月十八块，你都收了。”
哭声一下就停了。
“你那点钱够干啥的？够你吃还是够你穿？”
我把听筒换到另一只耳朵。
站长低头看文件，屋里就他和我。
“还有，你们站里传达室的人说，站里要派人上北边山里蹲点，你可不许去！”我妈的嗓门又高了一截，“你一进山，谁按月给家里交钱？你哥开春的楼咋办？”
“妈，这电话是站里的。”
“站里的咋了？”
“从镇上往县里打，一分钟好几毛，你说了快十分钟了。”我拿手指头敲了敲桌上的电话机，“这钱算谁的？要记账，你记你自己头上。”
听筒里静了两秒。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等着！你不回来，我天天往你们领导这儿打！”
“礼拜天我回去，当面说。”
我把听筒放回去，咔哒一声挂上了。
站长这才抬头。
“工资是本人的，站里不代扣。”他把文件翻过一页，“家里的事你自己弄利索，别闹到耽误工作。”
就这一句，他再没多说。
我说：“知道了。”
出门的时候，我听见他又加了一句：“这电话费，站里不找你要。”
第二天下午站里开会，说的就是鹞子岭。
那是全县最北边的一个村，一百一十里，三面是山，一条土路，下雨天连拖拉机都爬不上去。
村里家家户户种苹果，秋天收下来存进地窖，到年根底下一开窖，烂掉一半。
县里要派一个技术员蹲点，管吃住，一天一块五的下乡补助，一蹲就是一年半。
站长念完，会议室里一个吱声的都没有。
有人低头剥指甲，有人拿茶缸子挡着脸喝水。
“我去。”
我把手举起来。
所有人都转过来看我，苗春燕手里的钢笔停在了本子上。
站长摘下老花镜：“小邵，你才来四个月。”
“我毕业写的就是苹果窖藏，这活儿本来就该我干。”
“一年半，中途不许撂挑子。”
“不撂。”
后排有人小声嘀咕：“刚来就抢着下乡，混资历呢。”
老廖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磕，扭头看他：“那你去？”
那人立马把脑袋缩回去了。
散了会，苗春燕在楼梯口截住我。
“你这是躲你妈？”
“我躲她干啥？”我把会上发的那张介绍信折好，“我是去干我学的那点事。”
“那地方连个电话都没有，就村口小卖部有一部。”
“那正好。”
她噎了一下，又问：“你妈那本账，真有二十二页？”
“一年一页。”
“光记你花了多少，不记你交回去多少？”
“红铅笔记出去的，蓝铅笔记进来的。”我说，“我那二十二页，一个蓝字都没有。”
苗春燕把手里的钢笔帽拧上，拧得很紧。
“我们管钱的，要是光记出不记进，月底轧不平账，站长头一个找我。”
她扭头就走，走出两步又回头：“你那张条子，好好收着。”
老廖晚上来宿舍，给我送来一双半新的解放鞋，一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
“鞋底子是我换过的，耐磨。进了山，天一黑，什么都看不见。”
他把手电筒按亮又按灭，叮嘱我：“下窖之前，先拿蜡烛往下探一探，蜡烛灭了，人就别下去。”
“您去过鹞子岭？”
“七几年去过一冬，那会儿还年轻。”他在我床沿上坐下，“我也想救那几窖苹果，没救成，烂了一开春，村里人看见我就扭头。”
“为啥没救成？”
“我嫌臭，不肯下窖，光站在窖口指挥。”老廖拿搪瓷缸子敲了敲自己的膝盖，“苹果不听人指挥，得拿手一个一个摸。”
他走的时候，把我那篇论文的油印本还给了我，扉页上拿钢笔添了一行字：下窖。
二十号发工资，大哥又来了一回。
这一回他没跟苗春燕吵，三百块揣进兜里，自己就把拇指伸进了印泥盒。
上回说的那四十，他提都没提。
按完了，他没走，靠在窗台上冲我抖腿。
“老二，妈说了，你要进山一年半，山里不通车，我也不能月月往山里跑。”
“那你想咋办？”
“一年半，十八个月，一个月三百，五千四。”他伸出一个巴掌，又比了个四，“走之前一回交清，省事。”
苗春燕的算盘珠子啪地响了一下。
“我上哪弄五千四？”
“找你们单位借啊，你是公家的人，单位还能不借给你？”
“行。”我说，“你先给我写个借条，五千四，按上手印，我拿着去借。”
大哥愣了半天，骂了一句神经病，揣着三百块走了。
5
我回去的时候，西屋已经没了。
地上挖开一圈地基槽，墙推倒了三面，就剩挨着堂屋的那半面还立着，墙上贴着我高中的三好学生奖状，让雨淋得只剩半张。
大哥手底下七八个人正往槽里砸石头。
他等不及开春了，要赶在年前上梁，趁地还没冻实，先把地基打下去。
带班的老焦是我爸当年在砖窑上的徒弟，五十出头，耳朵上夹着半截烟，手里一把瓦刀。
他看见我，喊了一声：“二河回来了？”
二河是我小名，镇上只有老辈人还这么叫。
他拿瓦刀刮着砖上的灰，没抬头。
“那半面墙，是我让留的。你爸当年砌的墙，好歹留一面。”
我妈坐在堂屋门口择韭菜，看见我，眼皮都没撩一下。
“回来干啥？回来跟你妹妹赔不是？”
小妹靠在门框上嚼泡泡糖，BP机别在毛衣外头，生怕谁看不见。
小宝在院子里跑，手里举着那双枣木筷子当刀使，追着鸡满院子戳。
筷子头戳进了鸡粪里，他拿裤腿蹭蹭，接着戳。
我妈看见了，也不管，接着择她的韭菜。
大哥从地基槽里爬上来，满手的泥：“老二，正好，下个月的三百先支给我，我等着买钢筋。”
“没了。”
院子里砸石头的声音停了几下。
“下个月起，三百不交了。”我把介绍信掏出来，在我妈眼前晃了晃，“我去鹞子岭蹲点，一年半。”
我妈手里的韭菜掉了一地。
“你说啥？”
“我说，三百不交了。”
我妈一把就来抢那张介绍信，我手一收，把它折好揣回了兜里。
“这是公家的，撕坏了要赔。”我说，“赔多少，你也得记上。”
“你不交，你哥的楼咋办？钢筋水泥都赊着呢！”她一拍大腿站了起来，“我在镇上都跟人说了，我二小子在县里吃公家饭，月月往家里交钱，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搁？”
隔壁院墙头上，已经冒出两个看热闹的脑袋。
“你跟人说我月月交钱。”我说，“那你跟人说过，我交的钱给谁花了吗？”
“妈，你要的三百，我交了两回，两回都是大哥收的。”我从兜里摸出那两张条子，“一回收的钱，第二天就进了百货大楼，换成了翠翠腰上那个。另一回，你问大哥。”
大哥一把要来抢条子，我往后一缩手。
“老二你啥意思？我拿钱买钢筋，楼盖好了不是家里的？”
“楼盖好了，是你的。”
我妈往前一步，手指头差点戳到我鼻子上。
“好啊，你是存心的！你哥这楼刚打地基，你就撂挑子，你是想看你哥的笑话！”
“我想看看我那一千一。”
“啥一千一？”
我没给大哥喘气的工夫，转过身问老焦。
“焦叔，九五年、九六年那两个暑假，我是不是在大哥的工地上和灰搬砖？”
老焦把瓦刀往砖垛上一放：“干了，咋没干，大日头底下光着膀子，一夏天褪三层皮。”
“一天多少钱？”
“那时候小工一天八块，他后半截跟着抹墙，我给他报的是大工的价。”
“两个暑假，一百二十来天，一千一。”我转向大哥，“大哥，你当时说，我那份工钱你直接交给妈。”
我看着我妈：“妈，你收到了吗？”
我妈愣在那儿，扭头去看大哥。
大哥脸上的泥都盖不住那片红：“一家人，你算这个干啥？”
老焦嘿嘿笑了一声，从耳朵上拿下那半截烟点着。
“满仓，那年发工钱，你跟我们说二河的你单给。我还当你给了呢。”
地基槽里有人憋不住，噗嗤笑出了声。
另一个小工跟着嚷：“满仓哥，那你欠我们这仨月的，也是单给？”
大哥扭头骂了一句：“干你们的活！”
我妈也冲地基槽那边嚷：“满仓的工钱少不了你们的，楼盖完了一分不差！”
老焦把烟灰弹在砖垛上，慢吞吞地说：“活干着呢，钱也得有人记着。”
我妈拍了拍身上的韭菜叶子。
“你哥的钱，就是我的钱。他给没给我，我说了算。”
“那我交的三百，也是你说了算？”
“对！”
“行。”我点点头，“那你说了算的，你记上。”
小妹在门框上咯咯笑：“二哥，你一个大学生，跟妈算得这么细，羞不羞？”
“妈记我出水痘的两块三，你咋不说她细？”
小妹的笑卡在了嗓子眼里。
我妈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转身进了屋，拿钥匙开了那口樟木箱。
她拿出来一张纸，往八仙桌上一拍。
纸是镇上代写书信的老先生写的，一笔漂亮的毛笔字，最上头三个字：两清书。
“你不想交也行，签了它。”她拿红蓝铅笔在纸上敲，“签了，二十二页一笔勾销，以后你过你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你死你活，跟这个家没关系。”
小妹凑过来看热闹，大哥也不吭气了，两只手在裤子上蹭泥。
我拿起那张纸，一条一条看下去。
第一条，养育账两清。
第二条，往后红白喜事，各不相干。
第三条，老宅宅基地一处，自愿让与长兄邵满仓。
三条写得工工整整，一个错字都没有。
“妈，这张纸是请老先生写的？”
“咋了？”
“润笔费几个钱？”
“两块。”她说完才觉出不对，脖子一梗，“你问这干啥？”
“这两块，记谁头上？”
“记你头上！”她拍着桌子，“为你写的，不记你头上记谁头上！”
院墙头上看热闹的那两个脑袋，噗嗤笑出了声。
我把纸放下：“老宅的地，让给大哥，要我签字？”
“让你签你就签，问那么多干啥。”
“宅基地证上，写的不是你的名字吗？”
小妹扑哧一声笑了，泡泡糖都差点掉出来。
“二哥，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妈拦了她一下，没拦住。
小妹从樟木箱里翻出一个红皮的小本子，往我面前一扔：“你自己看，证上写的是谁。”
我把小本子翻开。
苇塘镇，一九九二年颁发，使用人那一栏，是镇上土地所的人拿钢笔填的。
三个字。
邵谷雨。
6
“当年写你的名字，是我瞎了眼。”
我妈一屁股坐在长条凳上，拿铅笔头一下一下戳那张两清书。
“九二年镇上换证，你哥已经分出去单过，在村东头有自己的宅基地。翠翠是个丫头，早晚是人家的人。”
“那就写你自己的。”
“我写我自己的？”她抬起头瞪我，“算命的瞎子说了，你命硬。你一落地，你爸那砖窑就塌过一回；你十一，他人就没了。宅子写你的名，拿你的命压着，宅子才不出事。”
院子里那几个小工都不砸石头了，蹲在地基槽边上听。
我把那个红皮小本子合上，又打开，又合上。
九二年我十六，那年冬天，她从镇上回来，拎着一斤猪头肉，破天荒切了一盘，单搁在我跟前。
她说：“老二，你老实，往后妈老了，跟着你过。”
那盘猪头肉，我没舍得多吃，给她留了大半盘。
这句话，我揣了六年。
我一直当她是忘了，当她是忙，当她是一个寡妇拉扯三个孩子顾不过来。
“妈，你当年拿我的命压宅子。”我说，“现在拿二十二页账，把宅子要回去。”
我妈的脸刷地白了，又刷地红了。
“你还有脸提你爸？”她指着我，手指头直哆嗦，“要不是你命硬，你爸能走那么早？我养了你二十二年，养的是个讨债鬼！”
这话一出口，院子里那几个小工都把头低下了。
老焦把烟从嘴上拿下来，看了我妈一眼，又看了我一眼。
我站着没动，把小本子捏在手里。
我十一岁那年，我爸躺在堂屋门板上，她抱着大哥哭，抱着翠翠哭，我跪在最边上，膝盖底下是一块碎砖。
原来那天，她就已经把账记上了。
大哥一看场面僵住了，赶紧往前凑了一步。
“老二，你别犯糊涂，我给你算算。你签了，三万一一笔勾了，你一分钱不用掏，往后在县城吃你的公家饭，一身轻快。这买卖，你赚大了。”
“三万一，换一块临街的宅基地。”我拿小本子在掌心里拍了拍，“再搭上一个妈。大哥，这买卖谁赚？”
大哥张嘴就要说话，我没让他说。
“我听说开春镇上要修街，临街的房子，楼底下能开门面。一间门面一个月租多少，你比我清楚。”
他的嘴张着，半天没合上。
过了一会儿他才找补：“门面咋了？门面租出去，钱还不是孝敬妈？”
我妈赶紧接上：“对，你哥的就是我的。”
“妈，这句话你今天说两回了。”
小妹不干了，把泡泡糖吐在地上。
“二哥，你咋这么自私？我都签了，就你事多！”
“你签了？”
“签了啊。”她把下巴一扬，“大哥说楼盖好了，二楼东边那间给我住，我出嫁之前都是我的。这个BP机，就是大哥给的定钱。”
我看着她腰上那个黑壳子，屏幕上还滚着一行字，是谁呼她的。
“你让的是啥？”
“老宅有我一份啊，我让给大哥了，大哥给我一间屋，咋了？”
我没跟她解释。
大哥在边上直给她使眼色，她压根没看见。
大哥只好自己往回圆：“老二，你也别眼红翠翠。楼盖好了，一楼后头给你留张床，你回来就有地方住。”
“一张床。”我说，“换三分临街的地。”
“那你还想要啥？”
“我想要我那间西屋。”我朝那半面墙看了一眼，“你已经扒了。”
我妈把铅笔往桌上一拍，站了起来。
“我不跟你算这些。今天你签了，你还是我儿子；你不签，就当我没生过你这个白眼狼。”
她一伸胳膊指着院门。
“明天我就背着这本账去你们站里，往大门口一坐，见一个人我念一页，让全县都知道，农技站养了个啥东西！”
“你去。”我说，“你念完二十二页，记得把汇款单那一页也念念。”
“啥汇款单？”
我没回她，把红皮小本子揣进棉袄里头那个兜，扣上了扣子。
我妈脸色一变，伸手就来掏：“你揣起来干啥？拿出来！”
我侧过身，她的手扑了个空。
她愣了一下，嗓门一下软了，眼泪说来就来。
“老二，妈求你了，你哥的地基都打了，钢筋都订了，你让他咋办？你让妈在镇上咋做人？”
“妈，你刚才说，我不签就不是你生的。”
“那是气话！”
“那这张两清书呢？”我指着桌上那张纸，“也是气话？”
她的眼泪挂在脸上，一下子不知道该往哪掉，抹了一把，嗓门又硬回去了。
“少跟我来这套！证拿出来！”
“证上是我的名字，我自己收着。”
“那是我的东西！放在我的箱子里！”
“放你箱子里的，也有我的奖状。”我朝西屋那半面墙抬了抬下巴，“您老人家让它淋了一秋天的雨。”
大哥急了，弯腰从地基槽边上抄起一把铁锹，两步窜到院门口，铁锹往门框上一横。
“证放下！今天你不把证放下，就别想出这个院子！”
小工们全站了起来，没一个人上前。
我妈在后头喊：“满仓，别伤着他！”
喊完又补了一句：“证给我拿回来！”
红皮小本子贴在我胸口，隔着一层棉袄，硬邦邦的，像一块砖。
我没去碰那把铁锹。
我扭头看着老焦。
“焦叔，各位叔伯，这楼底下的地，证上写的是我，刚才大伙都听见了。”
老焦嘴里叼着烟，没点，眯着眼睛看我。
“我问一句，大哥欠大伙几个月工钱了？”
地基槽那头有个小工嚷起来：“仨月！说楼盖完了一起结！”
“楼盖完了一起结。”我把这句话又说了一遍，“可这楼底下的地，主家不是我大哥。他盖完了，我今天不签，这楼算谁的还两说。到时候你们这仨月的工钱，找谁要？”
小工们你看我，我看你。
大哥脸都白了：“老焦，你别听他胡咧咧，我邵满仓啥时候欠过人钱？”
“你欠过我。”我说，“一千一。”
老焦把嘴里的烟拿下来，捏在手里转了两圈。
然后，他把手里的瓦刀往砖垛上一插，扭头冲着满院子干活的人吼了一嗓子。
7
“都停了！”
老焦这一嗓子，院子里叮叮当当的声音一下没了。
“满仓，先把这仨月的结了。”他把瓦刀从砖垛上拔出来，拿袖子擦了擦，“不结，明天谁也不来。”
小工们跟着就开始收家伙，铁锤、瓦刀、灰桶，往自行车后座上一绑。
大哥把铁锹一扔，追过去拦人：“焦叔！焦叔你这是干啥！钢筋都订了，过两天就到！”
“钢筋到了，你自己扛。”
我妈也追了出去，一把扯住老焦的袄袖子。
“老焦，你师傅活着的时候，待你可不薄啊！”
老焦站住了，回头看了她一眼，又看了一眼那半面墙上的奖状。
“师娘，我师傅要是活着，这块地上的楼，轮不着这么盖。”
他把袖子从我妈手里抽出来，推着车子走了。
后头的人一个跟着一个，走得干干净净。
院门口已经围了一圈邻居，有端着饭碗的，有抱着孩子的。
我妈转过身冲他们吼：“看啥看！没见过人家盖房子？”
没人走。
隔壁的王婶探着头问了一句：“凤琴，这地，到底是谁的呀？”
我妈张了张嘴，愣是没接上话，扭身进屋，把门摔得山响。
院子里就剩下我们一家子，还有一地的石头。
大哥蹲在地基槽边上，两只手抱着脑袋。
“老二，你满意了？你哥这楼盖不成，你哥的脸往哪搁？”
我等他把话说完。
“楼，我不拦你。”
大哥一下抬起头。
“你把大伙的工钱结了，接着盖。”我说，“地的事，上梁那天，当着人说。”
我妈的脸色缓过来了，跟大哥对了一下眼神。
大哥从地上站起来，拍着身上的土，嘴又咧开了。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一家人，非闹得这么难看。”
“上梁那天你要是还不签呢？”
“那天我回来。”我说，“楼盖得越高，话越好说。”
我妈没听出这话里有啥，只当我服了软，追着问：“那三百呢？下个月的三百呢？”
“去找条子上按手印的那个人要。”
我妈噎了一下，换了副口气：“晌午了，吃了饭再走。”
我朝灶屋看了一眼。
筷子笼挂在门边上，里头插着五双，一双不多。
“不吃了。”我说，“赶下午的班车。”
我妈顺着我的眼神也看了一眼筷子笼，嘴动了动，到底没说出再刷一双。
我扛起化肥袋子，从大哥扔下的那把铁锹上迈了过去。
十二月头上，我进了鹞子岭。
班车到乡里，换拖拉机，拖拉机走到半山腰就熄了火，剩下二十里，我穿着老廖那双解放鞋走上去的。
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老廖给的手电筒照出一条狗，一群小孩，还有一个蹲在磨盘上抽旱烟的老头。
老头是七爷，村里年纪最大的，管了一辈子苹果窖。
他拿烟袋锅子照着我的脸看了半天。
“县里年年说派人，派来的人待两天就跑了。”
“我待一年半。”
“一年半？”他把烟袋锅子在磨盘上磕了磕，“那先说说，我这窖，今年还烂不烂？”
“烂。”我说。
七爷的烟袋锅子停在了半空。
“照往年那么存，还得烂一半。”我把行李往磨盘边上一放，“照我说的存，烂不了几个。”
围着的人里有个年轻的嗤了一声：“县里来的娃娃，苹果树都没爬过吧？”
他叫大庆，二十七八，膀大腰圆，袖子撸到胳膊肘。
“学校的果园四百亩，我剪了四年的枝。”我说，“你家的树，开春我去给你剪，剪坏一棵，我赔你一棵。”
大庆还要顶嘴，七爷把烟袋锅子一举，他就把话咽回去了。
“明天下我家的窖。”七爷说，“要是不顶用，你后天就下山。”
那天晚上，七爷家把东边的偏房腾给了我。
一盘土炕，一盏煤油灯，炕烧得烫屁股。
七爷的孙子扒着门框看我，看我从化肥袋子里往外掏书，掏一本问一句：“这里头有苹果？”
“有。”
“那咋不香？”
“得下了窖才香。”
小家伙想了半天，跑回去跟他爷爷说，县里来的叔叔书里有苹果，闻不着味儿。
隔着一道墙，我听见七爷在那头笑，笑完了咳嗽，咳完了又笑。
第二天一早，我下了七爷家的窖。
窖口拿塑料布捂得严严实实，掀开一角，一股酒糟味儿冲得人眼泪直流。
我照老廖说的，先拿根绳子拴着蜡烛放下去，蜡烛没灭，我才踩着脚窝下去。
一万多斤苹果堆成一座小山，好的坏的混在一块，底下那层已经软了，一捏一包水。
七爷在窖口问：“咋样？”
“捂得太严了。”我仰着头冲上面喊，“果子自己也喘气，喘出来的热气散不出去，越捂越热，越热越烂。”
“那咋整？”
“窖口留气眼，夜里开，白天关。烂的一个一个拣出来，碰破皮的单放，好的码成垛，垛跟垛中间留缝。”
七爷在上头半天没动静，最后扔下来一句：“一万多斤，你一个一个拣？”
“一个一个拣。”
头一天，窖里就我一个人。
第二天，七爷的儿子下来了，在边上看了一上午，下午也蹲下来，跟着我一个一个摸。
七爷趴在窖口往下看，看一会儿问一句：“这个好的，你咋不要？”
“蒂把上有个黑点，过半个月就从这儿烂。”
“那个烂了半边的，你咋还留着？”
“那是我的晚饭。”
七爷在上头骂了一句败家子，骂完了，让他儿子回去拿了两个热馒头下来。
第三天，大庆来了，站在窖口往下瞅，嘴上说是路过，脚底下半天没挪窝。
我在窖里蹲了三天。
白天拣，夜里拿手电照着拣，手上冻裂了口子，沾了烂苹果的汁水，钻心地疼。
拣出来的烂果子装了十一筐，七爷的儿子一筐一筐背上去，倒进猪圈，猪都吃撑了。
第三天下午，窖里的味儿散了，七爷下来闻了闻，又上去了，一句话没留。
天擦黑的时候，他孙子端来一碗手擀面，面上卧着两个荷包蛋，碗沿上横着一双筷子。
“爷爷说，让你吃完了把碗放窖口就行。”
8
冬月二十，大哥开着一辆租来的东风车进了鹞子岭，车门上拿粉笔写了三个大字：收苹果。
车停在打谷场上，大哥站在车斗里，手里拿着一个电喇叭。
“乡亲们！一毛二一斤，现钱现秤！你们村那个邵技术员，是我亲弟弟！他说了，你们这苹果放不到过年！”
“过了腊月，窖里就是一窖烂泥！趁现在还能换俩钱，卖给我，年货钱就有了！”
“我弟弟是县里的技术员，他还能坑你们？”
那会儿我正在村西头二柱家的窖里。
二柱跑下来喊我，鞋都跑掉了一只。
“邵技术员，你哥来收苹果了，说是你让他来的！”
我从窖里爬出来，到打谷场的时候，车斗边上已经围了几十号人。
有三四户已经把筐抬上了秤，过了秤，一筐一筐往车上倒。
大哥一看见我，从车斗上跳下来，一把搂住我的肩膀，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
“老二！你来得正好，跟乡亲们说一声，哥这价公道。”他凑到我耳朵边上压着嗓子，“这一车拉下山，转手就是一千多，咱兄弟俩对半分。”
我把他的胳膊从我肩膀上拿下来。
“这价，是我让你来收的？”
“哎呀你看你，”大哥冲人群挤眉弄眼，“自家兄弟，还分谁让谁。”
他又凑过来，嗓子压得更低了：“老二，前头那些事咱一笔勾了，你就点个头。”
“谁家已经过秤了？”
三四个人举了手，都是没让我下过窖的人家。
其中一个叫大庆的，媳妇刚生了娃，蹲在车轱辘边上抽闷烟。
“邵技术员，一毛二也是钱，我那窖里的东西，到年根底下还不是烂？”
我没跟他讲道理。
我走到车斗边上，从他倒上去的那筐里拿出一个苹果，又从兜里掏出一个，是早上从七爷家窖里拿的。
一个软了半边，皮上起了皱；一个硬邦邦的，红得发亮。
我把两个苹果举起来，给打谷场上的人看。
“这是七爷家的，下窖拣过的。这是大庆家的，没拣。”
人群里有人往前挤。
“去年腊月，县城集上苹果卖五毛，今年行情只高不低。”我把七爷家那个苹果塞进大庆手里，“拣干净的，窖口留了气眼的，放到腊月二十没问题。哪家放烂了，我拿我这一年半的下乡补助，按一毛二一斤赔。”
打谷场上一下子静了。
七爷在人群后头开了口：“技术员这话，我信。我那窖，三天就不臭了。”
大庆站起来，扒着车斗就开始往下搬他那筐。
大哥急了，扑上去拦：“哎哎哎！过了秤的，咋还能往下搬？”
“你给钱了吗？”我问。
“这，这不是还没装完嘛！”
大庆把筐往地上一墩：“没给钱，就不算卖。”
另外几户也跟着往下搬，车斗里一会儿就空了一半。
大哥两只手抓着头发，在车轱辘边上转了两圈，冲我吼了出来。
“邵谷雨！我跟县罐头厂签了三万斤！人家给了八百块定金！交不上货，我得赔人家一千六！”
“那你找罐头厂去。”
“车钱都付了！收苹果的现钱都在我兜里！”他把棉袄扯开，里怀鼓鼓囊囊的，“这都是妈的钱！妈把她攒了二十年的养老钱，八千块，全给我了！”
打谷场上的人都看着我。
二柱在人堆里小声问：“养老钱？他妈的养老钱拿来收我们的苹果？”
“一毛二收，转手卖给罐头厂。”有人替他算，“一斤赚他好几分。”
大庆的脸也沉下来了，他刚才是头一个过秤的。
我站在那儿，有好几秒没动。
我妈卖了二十年豆腐，凌晨三点起来泡豆子，手泡得一年四季都是白的，攒了八千块。
她连一块零四分的红糖都要记在我头上，转手把八千块，全塞给了大哥。
“你拿妈的养老钱。”我开口了，“打着我的名号，上我蹲点的村子，压我村里人的价。”
“我这不也是为了家里！”大哥的眼珠子都红了，“你帮哥这一回，赚了钱，妈的养老钱不就回来了？”
“要把妈的养老钱弄回来，你就把车开回去，车钱能退多少退多少。”
“那罐头厂的一千六呢？”
“合同上谁的名字，找谁。”
大哥一下扑过来，揪住了我的棉袄领子。
“合同上写的就是你的名字！技术指导，邵谷雨！”
打谷场上一片哗然。
我把他的手指头一根一根掰开。
“我按手印了吗？”
大哥张着嘴，答不上来。
他换了个法子，往地上一蹲，拿手捶自己的胸口。
“好，好，你能耐！妈要是知道你这么对你亲哥，非气死不可！”
“那你回去就告诉她。”我说，“告诉她，她那八千块，让你压在一车没收着的苹果上了。”
七爷拄着拐棍走到车跟前，拍了拍车门上那三个粉笔字。
“满仓兄弟，车你开回去吧。鹞子岭的苹果，今年不卖一毛二。”
大哥还不死心，从驾驶楼里摸出一条红塔山，双手往七爷怀里塞。
“七爷，您老在村里说话管用，您给说句话，这条烟孝敬您。”
七爷把烟推了回去，拿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
“我抽了一辈子旱烟，抽不惯这个。”他说，“你弟弟在我窖里蹲了三天，一口烟没给我递，我倒是信他。”
大庆和二柱几个人把最后几筐也搬了下来，抬回各家窖里去了。
大哥站在空车斗跟前，一脚踹在轱辘上，疼得抱着脚直跳。
他走的时候，没再跟我说一句话。
天黑以后，大庆拎着半瓶散装白酒来敲我的门。
他站在门口，不进来，把酒往我手里一塞。
“邵技术员，前些天我说你没爬过苹果树，是我嘴欠。”
“你家那窖，明天我去。”
“明天？”
“明天。”我说，“再捂半个月，就真成酒了。”
9
小妹是扒着一辆运化肥的拖拉机上的山，在村口小卖部门口跳下车，头一件事是借电话打传呼。
她打完传呼才来找我，手里拎着一个网兜，网兜里装着一个铝饭盒。
“二哥，妈包的饺子，让我给你送来。”
她这一路颠了三个多钟头，脸冻得通红，泡泡糖倒是一直没停。
一见面她就抱怨：“二哥，你这是啥鬼地方？拖拉机颠得我屁股都麻了，路边上连个茅房都没有！”
“二十里路，我是走上来的。”
“你傻呗。”她把网兜往我怀里一塞，“谁让你非要来。”
我把她领进屋，给她倒了一缸子热水。
偏房墙上糊着旧报纸，炕头堆着我的书和两筐挑样子的苹果。
小妹进门转了一圈，嘴就撇下来了：“二哥，你就住这？比咱家猪圈强不了多少。”
我转身去灶上续水，一回头，她已经把桌子的抽屉拉开了一半。
我走过去，把抽屉推了回去。
“这回不是饭票，是下乡补助。”
“我就看看！”
“看完了，就该卖了。”
她脸一红，把手缩回棉袄袖子里。
七爷的老伴端着一碗热面条进来，说是给小姑娘暖暖身子。
小妹接过去扒了两口，嘴里含含糊糊地嘀咕：“你在这山沟里能混出个啥？一辈子吃窝头。”
七爷老伴耳朵不背，在门口回了一句：“你哥在我们这儿，一天三顿，家家抢着管饭。”
小妹差点让面条噎着。
“二哥，妈哭了三宿。”她把饭盒往桌上一推，“罐头厂的人天天堵在咱家门口要钱，大哥说你要是不帮他，他就得卖摩托。”
“卖呗。”
“你咋这样？”小妹的眼圈一红，“妈说了，你借大哥一千六，先把罐头厂打发了，她就不逼你签字了。”
“不借。”
“那妈咋办？她八千块都搭进去了！”
“那是她给大哥的。”我说，“要找，找大哥。”
“大哥哪有钱？他连钢筋都是赊的！”
“他有摩托，还有一身新做的中山装，等着上梁那天穿。”
“摩托卖了，他往后咋去工地？”
“走着去。”我说，“我走了二十里山路上来的。”
她腰上的BP机嘀嘀响了两声。
她低头一看，赶紧拿手去捂，我已经看见了，汉显的屏幕上滚着一行字：
翠翠，钱借着没？速回。哥。
“大哥让你来的。”
“是妈让我来的！”
“妈不会打传呼。”我说，“她连BP机上那几个键都认不全。”
小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把BP机翻过去扣在了腰上。
小妹没想到我这么干脆，坐在凳子上抠了半天手指头。
抠着抠着，她抬起头，换了一副笑脸。
“二哥，那你给我三百，我告诉你上梁那天，他们要咋对付你。”
我看着她。
十八岁，她能把一桩事掰成两头卖。
“不买。”
“你不买你别后悔！”
“不后悔。”
她一下子急了，嗓门都尖了。
“腊月二十上梁，大哥请了二十桌，镇上有头有脸的都请了，三爷也请了！妈说了，就当着全镇人的面让你签，你要敢不签，就让三爷把你的名字从族谱上勾了！”
她喊完了才反应过来，捂住嘴，已经晚了。
“你看，不花钱也能听着。”我说。
小妹气得直跺脚。
跺完了，她眼珠子一转，又凑过来，声音软了。
“二哥，要不这样，你把那个红本子给我，我拿回去交给妈，妈消了气，就不让你当着全镇人签字了。”
“然后呢？”
“然后，然后大哥接着盖楼，你接着在山里待着，谁也不找谁的麻烦。”
“那本子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写你的名字，你又不住！”她急了，“你一个在县里吃公家饭的，要那块地干啥？”
“我不住，也是我的。”我说，“跟你腰上那个BP机一样，你天天别着，也不耽误它是拿我的三百买的。”
小妹低头看了看腰上，没接上话。
“回去跟妈说，那天我回去。”
“你回去签字？”
“让她把这二十年的豆腐账都带上，一本也别落下。”
“你要那个干啥？”
“她不是说她的账一分不差吗？”我把那缸子热水往她手边推了推，“我也想看看。”
小妹喝了两口水，眼珠子转了转，像是想起了啥。
“二哥，你别想跟大哥抢楼。那楼盖好了，二楼东屋是我的。”
“大哥答应你东屋，给你写字据了没有？”
“一家人写啥字据！”
“你那张让地的纸，倒是写了字，按了手印。”
她愣了一下，嘴里的泡泡糖忘了嚼。
“那，那不一样。”
“哪不一样？”
她答不上来，把网兜往桌上一扔，说要赶下午那趟拖拉机下山。
临出门，她顺手去摘我挂在墙上的手电筒。
我看着她。
她的手在半空停了停，又把手电筒挂了回去，嘟囔了一句：“山里黑，我借着照照路都不行。”
“下午三点，天亮着呢。”
她走到村口，又跑回来，扒着门框喊了一句：“二哥，你真不怕全镇人戳你脊梁骨？”
“怕。”我说，“所以那天我得回去，让全镇人看清楚，该戳谁的。”
她张了半天嘴，扭头跑了，这回是真走了。
她走了以后，我打开那个铝饭盒。
饺子冻得硬邦邦的，一咬开，是韭菜鸡蛋馅。
我从小一沾韭菜就吐，吐到发烧，我爸在的时候，家里包饺子都要单给我包一锅白菜的。
我爸走了以后，这一锅就没了。
头一年过年，我端着一碗韭菜饺子，在灶屋门口蹲着，吃一个吐一个。
大哥从我碗里夹走两个，说我浪费粮食。
我妈在灶台边上数饺子，数完了说，老二吃了十一个，往后包的时候少包他几个。
我妈二十二页账，一块零四分的红糖都记得，这个她没记住。
我端着饭盒去了七爷家，七爷的孙子正蹲在门口玩泥巴。
“给你的，煮着吃。”
小家伙一顿吃了十几个，吃得满嘴油，抹着嘴问我：“叔，这么好吃，你咋不吃？”
“叔吃不了韭菜。”
“那你妈咋还给你包韭菜的？”
我摸了摸他的脑袋，没回答。
“我妈给我包饺子，都问我吃啥馅的。”他说得理直气壮，“你妈不问你？”
“她忙。”
“忙啥？”
“忙着记账。”
他想了想，跑回屋里，又跑出来，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烤红薯。
10
鹞子岭的苹果是腊月十二下的山。
七户人家套了牛车，雇了两辆拖拉机，一车一车往县城腊月集上拉。
苹果是我领着人一筐一筐挑的，大的红的码一层，小的码一层，一层一层垫着麦秸。
头一天，集上的价是五毛四。
集上有个外地的贩子，开着三轮在我们的摊子边上转了三圈，出价三毛，说要包圆。
大庆有点动心，扭头看我。
我拿起一个苹果，搁到贩子眼皮底下：“你转了三圈，就转出这么个价？”
贩子讪讪的：“三毛五。”
“集上零卖五毛四，你三毛五包圆，拉到市里卖八毛。”我把苹果放回筐里，“我们不急，零着卖。”
贩子骂骂咧咧地走了，大庆冲我竖了个大拇指，转过脸就扯着嗓子吆喝起来。
大庆家那一窖卖了两千三，他把钱揣在怀里，一路上隔一会儿摸一下，回了村就往我屋里塞了二十个鸡蛋。
我收了鸡蛋，没收钱。
第三天，罐头厂的人找上了山。
来的是个胖子，穿着呢子大衣，夹着个人造革包，下了吉普车先喘了半天气。
“你就是邵技术员？你哥邵满仓说，他那三万斤苹果是从你这个村收，你是技术指导，合同上写着你的名字。”
他把合同从包里抽出来，往我跟前一拍。
最底下技术指导那一栏，写着邵谷雨三个字，歪歪扭扭，跟我大哥打的那两张收条一个笔迹。
没有手印。
“这字是我写的？”
胖子看了看字，又看了看我。
“我的名字，我自己写，写完了按手印。”我把合同推回去，“这上头的字，你回去对对，跟你们收定金那张收据上的字，是不是一个人的。”
胖子张了张嘴，一屁股坐在我屋的门槛上。
“我不管谁写的，厂里等着苹果下锅，三万斤交不上，过年我们厂都得停工。”
“三万斤没有。”我说，“一万二千斤有。”
胖子一下抬起了头。
我领着他下了七爷家的窖，让他看码在墙根底下的那一堆。
“这是拣出来的次果，有疤，个头小，上不了集，可是一个没烂。”我拿起一个，拿袖子擦了擦，“做罐头，削了皮切成块，疤一刀就下去了。”
胖子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嚼了两下，眼睛就亮了。
“多少钱一斤？”
“两毛一。”
“你哥给我报的一毛八！”
“我哥一毛二收的。”
胖子噎住了，盯着手里那半个苹果看了一会儿，一拍大腿：“两毛一就两毛一！你村里我全要了！”
七爷在边上算了半天，拿烟袋锅子戳我的胳膊：“一万二千斤，两毛一，那是两千五百多块？”
“两千五百二。”
“往年这一堆，是喂猪的。”七爷蹲下去，拿手摸了摸那堆次果，跟摸自家孙子的脑袋一样。
第二天，罐头厂的车就上了山，村里男女老少一块往车上抬筐，比过年还热闹。
胖子走的时候撂下一句：“你哥那份合同，照合同办，双倍定金，一分不能少。”
腊月十八，苗春燕和老廖搭着乡里的拖拉机上了山。
苗春燕给我捎来了年底的工资和下乡补助，牛皮纸袋子封得好好的。
她把袋子递给我的时候，看见了我的手。
窖里泡了一个多月，手背上全是冻裂的口子，指甲缝里黑的，洗不掉。
她没说啥，从兜里摸出一个蛤蜊油，扔在我怀里。
“两毛五。”她说，“这个不记账。”
“本人签字，本人按手印。”她把印泥盒掏出来，“这回可没人跟你抢了。”
老廖一进村，没顾上喝口水，先下了七爷家的窖。
他在窖里待了小半个钟头，上来的时候拿搪瓷缸子舀了一缸子凉水，一口气喝了。
“你这窖，比我当年在公社弄的那几个强。”
七爷在边上听着，咧开没牙的嘴乐了：“我说啥来着？县里总算派来一个不跑的。”
老廖蹲在窖口抽烟，问我：“家里那头，消停了没有？”
“没消停。”
“那你还待得住？”
“待得住。”我说，“窖里的苹果，比家里的人好说话。”
老廖哈哈笑了两声，烟灰掉了一裤子。
苗春燕把一个红纸信封递给我。
“你妈寄到站里的。传达室当成喜帖，贴在门口墙上，全站都看了。”
红纸上是我妈请人写的，毛笔字，一行一行：
腊月二十，小儿满仓新楼上梁，二小子邵谷雨务必回家，把字签了。
下头还盖了一个红戳，豆腐坊的戳。
“站长看了，说你家这喜帖，他头一回见。”苗春燕看着我，“你真回去？”
“回。”我把红纸折起来，“帮我个忙，带上你那把算盘。”
她愣了一下，又笑了：“我那算盘一年就歇过年那三天。”
“上梁酒管饭，二十桌。”
“那我得多吃两碗。”
她把请帖要回去又看了一遍，问我：“到了那天，你打算咋办？”
“不咋办。”
“不咋办，你还让我带算盘？”
“我妈说她二十年的账一分不差。”我说，“那天，我让她自己把箱子打开。”
苗春燕盯着我看了半天，把请帖折好，塞进了她那个装算盘的布兜里。
“你这人，”她说，“一肚子坏水，偏偏长了一张老实脸。”
老廖坐在磨盘上卷烟，听了半天，插了一句。
“我就不跟着去了。我一个单位的老头子站在那儿，人家说你搬了站里的人回去压亲妈。”他舔了舔烟纸，“你那天用得上的人，都在你们镇上。”
11
大哥的二层楼，就立在我那间西屋的地基上。
红砖到顶，房梁上绑着红布，梁头挂着一挂一万响的鞭炮，从二楼一直垂到地上。
院子里、门口的街上摆了二十张桌子，镇上叫得上名字的人家，差不多都来了。
大哥穿了一身新做的中山装，BP机别在外头，胸口还别着一朵红绸子花。
他看见我和苗春燕从街口走过来，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又堆起来了。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坐，先坐。”
上席摆在堂屋门口，三爷坐正中间。
三爷八十一了，是我们邵家辈分最高的，拄着一根枣木拐棍，耳朵有点背。
我妈坐在三爷旁边，穿了一件新的藏青褂子，耳朵上还是那半截红蓝铅笔。
她脚边搁着那口樟木箱。
小妹坐在她另一边，BP机别在新棉袄外头，眼睛一直往我身上瞟。
老焦他们那一桌在最边上。
大哥把工钱结了，过了冬月，他们又回来接着干，楼才赶在年前封了顶。
奶站的黄婶坐在第三桌，正跟人唠嗑，嗓门比谁都大。
邮局的老宋坐在她对面，绿制服外头套着一件旧棉袄，他给苇塘镇送了二十多年的信，谁家的喜酒都少不了他。
黄婶眼尖，隔着两张桌子就冲我招手：“二河！哎哟，咋瘦成这样了，脸都黑了！”
“下乡晒的。”
“下乡？你不是在县里坐办公室吗？”
“我在鹞子岭蹲点，看苹果窖。”
黄婶啧啧两声，扭头跟老宋说：“这孩子打小就能吃苦，送奶那几年，下大雪都没断过一天。”
老宋端着酒盅点头：“我记得，他寄回来那些汇款单，还是我一张一张送的。”
我妈在上席那头听见了，脸往这边扭了一下，又扭回去了。
鞭炮放过一挂小的，大哥爬上房梁，抛馒头，撒糖块，底下的小孩抢成一团。
他骑在梁上，冲底下拱手：“我邵满仓这楼，苇塘镇临街头一份！开了春，楼底下两间门面，谁家想租，先来找我！”
底下有人叫好，有人起哄让他再撒一把。
小宝在大嫂怀里扭来扭去，哭着要他那双筷子，大嫂拿一块糖堵住了他的嘴。
抛完了，我妈站了起来，拿筷子敲了敲碗沿。
院子里慢慢静了下来。
“大伙今天都在，我葛凤琴求大伙当个见证。”
她把那本牛皮纸账本举起来。
“这是我二小子的账，一年一页，二十二页，三万一。我一个寡妇，卖豆腐把他供出来，供进了公家单位，他翻脸不认人了，账不还，他哥的生意让他搅黄了，连他哥的楼，他都想占！”
院子里的议论声一下大了起来。
“这也太不像话了。”
“念了几年书，念得六亲不认。”
大哥站在房梁底下，把两只手一摊。
“大伙给评评理，我这当大哥的，跟他要过啥？我就想让妈这本账有个着落！”
小妹在桌边上抹眼泪：“我二哥在单位里，我卖他几张饭票，他都当着人抢回去。”
有人啧啧两声：“亲妹妹都这样，别说当妈的了。”
三爷拿拐棍在地上顿了两下：“谷雨，你妈拉扯你们仨，不容易，你签了吧，啊？”
大哥从房梁上下来，把那张两清书往上席的桌上一铺，旁边搁了一盒印泥。
我妈从褂子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打开。
里头是那双枣木筷子，筷子头上两道浅槽。
“签了，你爸刻的这双，还给你。”她把筷子搁在两清书旁边，“往后你回来，桌上有你一双。”
她又补了一句：“你爸要是活着，也得让你签。”
“我爸要是活着，”我说，“这双筷子就在我手里。”
我妈的脸僵了一下，三爷没听清，歪着头问：“他说啥？”
没人给他学。
全院子的人都看着我。
苗春燕在我边上，把怀里那包算盘抱紧了。
“签。”我说。
我妈的肩膀一松，大哥咧开嘴就要笑。
“签之前，按妈的规矩，先把账对清。”我走到上席跟前，“妈说她的账二十年一分不差，我信。她这本上记的全是红字。蓝字那头，我来补。”
“你补啥？”我妈的脸又绷起来了，“你补得出来吗？”
我没回她，转过身，朝第三桌喊了一声：“黄婶。”
黄婶一下站了起来，手里还捏着一把瓜子。
“黄婶，八七年到九三年，我给你们奶站送了几年奶？”
“六年！”黄婶的嗓门震得房梁上的红布都抖，“天不亮就来，背着两个奶桶，冬天那小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一个月十八块，我月月亲手交到凤琴手里，这孩子一分都没见着！”
院子里一下静了。
我又转向老宋：“宋叔，我上大学那四年，往家里寄了几张汇款单？”
老宋放下酒盅，想都没想。
“三十一张。开学一张，放假一张，过年一张，有时候一个月就来一张。”他拿手指头在桌上点了点，“每一张都是凤琴在我那投递本上按的手印，我那本子还在邮局柜子里锁着。”
我又看老焦。
老焦站起来，冲着上席抱了抱拳：“二河在满仓工地上干的两个暑假，工钱一千一，满仓没给，这话我前些日子已经说过了，今天当着大伙，再说一遍。”
我妈的脸一阵青一阵白。
“那都是他该交的！吃家里的，喝家里的，交点钱咋了！”
“该交。”我说，“该交的，就该记上。”
我把饼干盒从怀里掏出来，打开，倒出那五颗玻璃球，又把那沓绿色的存根交给苗春燕。
苗春燕把头巾解开，算盘往桌上一放，噼里啪啦地拨起来。
“送奶，六年，一千二百九十六。”
“汇款单，三十一张，六千二百七十。”
“工钱，一千一。”
“邵满仓收条两张，按的手印，六百。”
她手一停，抬头看着我妈。
“婶子，借你铅笔使使，蓝的那头。”
我妈愣着没动，苗春燕自己伸手，从她耳朵上把那半截铅笔拿了下来，在账本最后一页三万一那个红数底下，用蓝的那头写了一行。
九千二百六十六。
院子里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黄婶在第三桌一拍大腿：“凤琴，你这账记得这么细，咋就把我月月交到你手里的钱漏了？”
刚才还说我六亲不认的那几桌，这会儿都不吭气了，有人低头去夹菜。
我妈一把把铅笔夺了回去，手直哆嗦。
“扣了！扣了你还欠两万一千七百多！签！”
“不急。”我把手按在那口樟木箱上，“妈，你二十年的豆腐账都在这里头吧。我的翻完了，咱们翻翻大哥那本。”
12
我妈的手压在樟木箱盖上，没挪开。
“你哥的账，有啥好翻的？”
“咋没啥好翻？”第五桌有人起哄，“凤琴，开吧，让咱也开开眼，见识见识你这一分不差的账！”
“开吧开吧！”
三爷拿拐棍敲了敲箱子角：“凤琴，你自己说的，一分不差，开。”
我妈咬着牙，把箱子打开了，一边开一边嘴硬。
“翻就翻！我葛凤琴的账，一笔一笔都对得上，不怕你翻！”
二十本账，一年一本，有的是作业本订的，有的是拿烟盒纸一张一张糊起来的。
我妈记账的规矩，镇上人都知道，给谁花一个子儿，她都要记上是谁、哪天、为啥。
苗春燕翻，我念，她拨算盘。
“八八年，满仓学瓦匠，拜师礼，烟酒点心，六十二。”
“九一年，满仓订亲，彩礼四千八，三金一千六。”
“九三年，满仓买嘉陵摩托，四千三。”
“九三年，小宝满月酒，八百。”
“九七年，给满仓盖楼，九千。”
我每念一笔，底下就有人接一句。
“满仓那摩托，是凤琴给买的？他跟我们吹是自己包活挣的！”
“彩礼四千八，九一年？那年我闺女出门子才收了一千二！”
大哥站在梁底下，脖子一点一点往下缩。
苗春燕翻到今年那本，手指头停在一行上，抬起头。
“九八年十月，翠翠BP机，一千二百八。满仓出九百八，二河交来三百。”她念完，看着我妈，“婶子，二河交的这三百，你记到翠翠头上了，咋没记到他还账里？”
院子里哄的一声。
我妈把那本账往怀里一扒拉，扒拉了一半，又松开了。
我接过今年那本，往后翻。
冬月十八那一页，我妈的字写得特别重，红铅笔都戳破了纸。
“给满仓收苹果，八千。养老钱。”
苗春燕的算盘停了。
“这些是箱子里记着的。”她看着我妈，“要是照婶子给二河定的价，吃的穿的上学的，一年一页，满仓比二河大六岁，前头那些年都算上。”
她又拨了一阵。
“四万七千三。”
院子里先是静，然后炸了锅。
“我的娘，四万七！”
“凤琴，你这账记得是真细，就是记错人头了！”
有人笑得把酒都洒了。
有人扯着嗓子喊：“凤琴，照这么算，满仓得交到小宝娶媳妇！”
大哥脸上挂不住，冲我吼：“老二，你算这个，就是成心让妈下不来台！”
“妈的台，是妈自己搭的。”我说，“我就是上来对个账。”
我看着我妈：“妈，按你的规矩，大哥该还你四万七千三。他一个月给你交多少？”
我妈的嘴唇抖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老宋在那头喊了一嗓子：“凤琴，二河那三十一张单子，你记在哪本上了？”
我妈低头去翻，翻了一本又一本，手越翻越慢。
没有。
二十本豆腐账，记了满仓的拜师礼，记了小宝的满月酒，记了谁家赊的两块豆腐，一张汇款单都没有。
大哥一下子从凳子上蹦了起来。
“那能一样吗？我是长子！往后妈跟着我过，我给她养老送终！”
三爷在边上问了一句：“满仓，你妈给你这些钱，你自己记过一笔没有？”
“自家人，记啥账？”
“自家人不记账。”我接过话，“那我这二十二页，是记给外人的。”
大哥一下被噎住了，脸憋得紫红。
“那妈的八千块养老钱呢？”
“罐头厂那是做生意赔了！又不是我拿去吃了喝了！”
底下有人嘀咕：“养老送终还没送，养老钱先送没了。”
“合同上我的名字，也是你做生意写的？”
大哥的脖子粗了一圈，憋了半天憋出一句：“那，那是顺手写的！”
小妹一直坐在那儿抠手指头，这会儿突然开了口。
“哥，你答应我的二楼东屋呢？”
“东屋，东屋得租出去，还罐头厂的钱！”
“那我签的字呢？我那个字白签了？”
“你签你的，又没人拿刀架你脖子上！”
小妹的脸一下涨成了猪肝色，她扭头就冲我妈喊。
“妈！你还护着他！大哥前天跟我说了，你那八千块，他不还了，就算你往后住他楼的房钱！他还让我别告诉你！”
院子里一下子炸开了。
“房钱？亲娘住儿子的楼，还要房钱？”
“八千块，在镇上能盖半座房了！”
老焦在那一桌拿筷子敲着碗沿：“满仓，你这账，比你妈算得还精。”
大哥扭头去瞪小妹，小妹缩着脖子，嘴上倒是不饶人：“你瞪我干啥？东屋你都不给我了，我还替你瞒着？”
我妈慢慢转过头，看着大哥。
“满仓，是不是真的？”
“妈，你听她瞎说！”大哥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你住我的楼，吃我的饭，那八千块，不就跟给你自己花了一样嘛。”
“满仓，冬月里你跟我说，八千块是借，收了苹果就还我。”
“那不是赔了嘛！”
“赔了，你就不还了？”
大哥不耐烦了，嗓门比我妈还大：“妈，你今天咋回事？老二说几句，你就跟我算起账来了？”
我妈张着嘴，看看他，又看看手里那本账。
她手里那半截铅笔掉在了地上，滚到了桌子底下。
没人去捡。
她扶着桌子坐下，半天没缓过气来。
她嘴里还在念叨：“我那是先放在满仓那儿，搁他那儿跟搁我这儿一样。”
念叨了两遍，自己也不念了。
三爷看看她，又看看大哥，拐棍在地上点了点，什么也没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妈抬起头，看着我。
她眼睛红了，嗓子也哑了。
“老二，账，妈不要了。”她把那张两清书往我这边推，“你把字签了，地给你哥，妈这辈子就求你这一回。”
我看着那张纸。
“字我签。”我说，“签之前，让大伙都看看，这楼底下的地，是谁的。”
大哥一听这话，腿先软了半截，扶着桌子沿往后退，碰翻了一碗丸子汤。
汤顺着桌子往下淌，淌到他新做的中山装裤腿上，他都没顾上擦。
我把手伸进棉袄里头那个兜，掏出了那个红皮小本子。
13
我把红皮小本子举过头顶，翻开，转了一圈，让每张桌子都看得见。
“苇塘镇，一九九二年发的证。使用人，邵谷雨。”
院子里这回是真静了，连抢糖的小孩都不闹了。
“地是二河的？”
“那满仓这楼咋整？”
三爷眯着眼，把小本子拿过去，凑到眼前看了半天，抬头问大哥：“满仓，你在你兄弟的地上起楼？”
大哥的汗顺着脖子往下淌。
“妈说他一准签！妈说他从小就听话！”
我妈猛地扭过头看着他，嘴张着，半天合不上。
“你个没良心的！”她拿账本去打他的胳膊，“是你说先盖起来，盖起来他就没话说了！是你说的！”
大哥往边上一躲：“妈，是你自己说的，他命硬，压得住，他从小就听你的！”
两个人当着二十桌人，你一句我一句，把那点打算全倒了出来。
三爷的拐棍在地上连顿了三下，才把他们顿住。
我从苗春燕手里接过钢笔，把那张两清书拿过来，在第三条上划了一道横线。
然后，我在底下写，一边写一边念。
“一，养育账二十二页，我不认，也不还。我交回家的九千二百六十六，我也不要回来，算我孝敬我妈，两清。”
我妈一愣，脱口而出：“九千二，你不要了？”
“不要。”我说，“我交回家的，是交给我妈的。往后，不交了。”
我接着往下念。
“二，往后这个家的红白喜事，我不登门。”
“三，这楼底下三分地，是我的。楼，你们住着。要地，按镇上的价，一分一千八，三分，五千四。一个月三百，交十八个月，交够数为止。”
我把笔一放。
“收款人，邵谷雨。”
大哥一下没反应过来。
“大哥，五千四这个数，你熟吧？”我看着他，“十一月二十号，你在我们站出纳窗口，让我进山之前一回交清的，就是这个数。”
苗春燕在边上补了一句：“一年半，十八个月，一个月三百，他自己算的，我算盘都没用上。”
老焦那一桌先笑出了声。
大哥的脸由白变青。
“我不签！凭啥！我盖的楼，凭啥给你交钱！”
“不签也行。”我扭头看老焦，“焦叔，这楼要是拆了，砖还能使不？”
老焦憋着笑：“能，拆下来码齐整，还能再盖一回，就是瓦工钱得再出一份。”
院子里哄的一声笑开了。
有人喊：“满仓，镇东头一分地都两千了，你兄弟这是给你便宜！”
三爷把小本子还给我，冲大哥摆了摆手：“签吧，你兄弟这价，公道。”
大哥抬头看看那根房梁，红布在风里一飘一飘的。
楼是他盖的，砖是他赊的，工钱是他拿我妈的钱结的，梁上那挂一万响，也是他托人从县城捎回来的。
苗春燕早就把借条写好了，往大哥跟前一推，印泥盒子也打开了。
还是站里那盒。
大哥站在那儿，看看借条，看看头顶那根绑着红布的房梁，又看看满院子看他笑话的人。
他抓起笔，签了名字，拇指往印泥里一碾，按了下去。
跟在出纳窗口那回一样，按得很重。
只是这一回，收款人那一栏，写的是我。
他按完了，把借条往桌上一摔，红着眼睛冲我嚷。
“邵谷雨，你等着！楼是我的，地早晚也是我的！”
“十八个月。”我把借条折起来，“交清了，就是你的。”
三爷叹了口气，拿拐棍点了点我妈脚边那口樟木箱。
“凤琴，你记了一辈子账，记岔了。”
我妈抱着那本牛皮纸账本，头都抬不起来。
三爷又转过来看我，拐棍在地上顿了一下。
“谷雨，你妈让人跟我说，你今天不签字，就把你从族谱上勾了。”
院子里又静了。
“族谱上你的名字，我不勾。”三爷说，“该勾的，不是你。”
大哥的脸一下子灰了。
他嘟囔了一句：“三爷，你这是向着外人。”
三爷把拐棍往他脚边一戳：“他姓邵，吃邵家的饭长大，你说说，外人是谁？”
大哥不敢接了。
小妹扑过来，扯着我的袖子。
“二哥，那我呢？我签的那张让地书呢？我那份呢？”
“你让的是我的地。”我把她的手拿开，“那张纸，一分钱不值。”
小妹愣在那儿，低头看了看腰上那个BP机。
“一千二百八。”她喃喃地念了一遍。
“你拿一千二百八的BP机，换了一张废纸。”
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扭头去找大哥：“哥，二楼东屋呢？你答应我的东屋呢？”
大哥头都没回：“滚一边去！”
小妹站在那儿，看看大哥，看看我妈，没一个人看她。
她把腰上那个BP机摘下来，攥在手里，蹲在墙根底下哭。
围着的人有说活该的，也有摇头的，没人过去拉她。
我妈坐在那儿，手里捏着苗春燕递过去的笔，在两清书上方悬了半天，一个字也没落下去。
“老二。”
“你不签也行。”我说，“这话，我当着全镇人说过了。”
她把笔放下，又去拿那双枣木筷子，两只手捧着往我跟前送。
“筷子你拿着，坐下，吃口饭再走。”
“妈给你盛饭，盛满满一碗。”她的手哆嗦着，筷子在半空直打颤，“老二，你爸要是看见了。”
她没往下说。
我看着那双筷子。
一个多钟头前，它还是她搁在两清书边上的价码。
小宝在大嫂怀里又哭起来：“奶奶，那是我的筷子！”
我妈手一缩，又伸了出来。
“这双筷子，你先留着。”我说，“哪天你想明白了它本来是谁的，再说。”
我把五颗玻璃球装回饼干盒，扣上盖子，跟苗春燕一块往外走。
有几桌客人也站起来了，黄婶把瓜子皮往桌上一拍，冲我妈撂下一句：“凤琴，往后我们奶站的账，你可别来帮着算。”
老宋把酒盅里的酒喝干了，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院门口那挂一万响的鞭炮还没放，红纸皮在风里一下一下地拍着墙。
苗春燕抱着算盘，走出老远才回头看了一眼。
“说好的二十桌，我一口都没吃上。”
“回县城，我请你吃红烧肉。”
“两碗。”
“两碗。”
14
腊月二十八，大哥把我妈连同她的铺盖卷，一起卸在了鹞子岭的打谷场上。
他是雇了一辆三轮摩托上来的，嘉陵已经卖了。
三轮在半山腰的陡坡上熄了火，大哥是一路推上来的，棉袄后背湿了一大片。
大嫂樊秀梅也跟着，金耳环在风里晃着，下车先拿手帕擦了擦鞋上的泥。
我从窖里上来的时候，我妈坐在铺盖卷上，怀里抱着一个手帕包，头发让山风吹得乱糟糟的。
打谷场边上围了一圈人，七爷也拄着拐棍来了。
大哥一看见我，先开了口，话说得顺溜，像是在路上背了好几遍。
“老二，宅基地写你的名，当年就是让你给妈养老的，这话妈自己也认。”他拍了拍铺盖卷，“妈往后归你。借条上那一个月三百，就当你给妈的养老钱，咱俩两下抵了。”
大嫂从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翻开。
“妈在我们家住了八天，一天两块五的伙食，烧炕的柴火另算。”她手指头往下一划，“腊月二十三，妈刷碗打了一个蓝边碗，三毛。一共二十六块三。这钱我们也不要了。”
三毛钱一个碗。
我爸出殡那身孝衣，九毛。
她说得客客气气，跟我妈当初在八仙桌上念账一个调。
打谷场上的人都听愣了。
大庆在人堆里骂了一句：“这是送娘还是卖娘？”
大哥脸一红，梗着脖子：“我们家的事，外人少掺和！”
七爷拄着拐棍往前挪了两步：“在鹞子岭的打谷场上，就是鹞子岭的事。”
我妈低着头，手帕包抱在怀里。
七爷在边上看了半天，问我：“这就是给你记账的那个妈？”
我点点头。
我妈听见了，肩膀缩了一下。
七爷的老伴挤进人堆，端了一碗热水塞进我妈手里，又拿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
“大妹子，山上风硬，先暖暖。”
我妈捧着那碗水，看看七爷老伴，又看看围着的这些人。
“他在你们这儿，吃得饱不？”她问。
“饱！”大庆抢着答，“全村排着号管他饭，排到正月十五了！”
我妈低下头，那碗水端着，一口没喝。
“他们嫌我吃得多。”她终于说话了，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小宝要我那间屋，楼梯底下给我搭了个铺。”
上梁第二天，大哥就把老堂屋扒了，说要腾个院子，我妈的铺盖这才搬进了新楼。
我走到大哥跟前。
“抵不了。”
大哥的笑僵在脸上。
“借条是借条，一个月三百，正月底头一回，少一分，我就去镇上，把地收回来。”
“那妈呢？妈你不管了？”
大哥的嗓门一下拔高了，冲着打谷场上的人嚷：“大伙听听！亲妈送到跟前，他不要！我这就去县里，到你们站里告你不孝！”
“你去。”我说，“告我啥？告我每个月三十块赡养费寄得太准？”
“你还没寄呢！”
“正月初一就寄。”我说，“邮局有底子，你随时去查。”
大哥的嘴张了几张，没找着词。
“妈的户口在苇塘镇，她住的那间屋，在我的地上。”我看着他的眼睛，“大哥，妈在你楼里住一天，那地我一天不动。哪天她住不进去了，你那楼，也别住了。”
大哥张着嘴，看看大嫂。
大嫂的脸一下就变了，一把把那个小本子塞回兜里，扯了扯大哥的袖子。
“走，把妈拉回去。”
大哥还想张嘴。
“拉回去！”大嫂的嗓门尖了起来，“楼梯底下那铺拆了，把东屋腾出来！”
大哥弯腰去扛铺盖卷，扛了两下没扛起来，憋得脸通红。
我叫住他。
“大哥，正月底，三百。”
“知道了！”
“鹞子岭不好找，你交到站里出纳窗口，苗春燕替我收。”
大哥扛着铺盖卷的背影晃了一下，没回头。
我蹲下来，看着我妈。
她头发里夹着两根草，是铺盖卷上蹭的，褂子还是上梁那天那件藏青的，前襟上落了一片油点子。
八天前，她穿着这件褂子站在凳子上，当着全镇人念我的账。
“妈，赡养费我刚才说了，每个月三十，邮局寄到你本人手里，不经大哥的手。”
我妈抬起头。
“汇款单的存根，我都留着。”
她的手一下子抖了起来，抖得手帕包都快拿不住了。
“老二，”她的嗓子哑得厉害，“那三十一张，妈记得。”
我看着她。
“老宋每回送来，妈都在他本子上按了手印。”她低着头，“就是没往自己本子上写。”
“我猜着了。”
“你猜着了？”
“你记账，一分不差。”我说，“没写，就是不想写。”
她的嘴唇哆嗦着，再没说出话来。
她把手帕包打开，里头是那双枣木筷子，还有那本牛皮纸账本。
“这是你的。”她把筷子递过来，“小宝哭着不撒手，我硬掰下来的。”
我把筷子接过来。
筷子头上那两道槽，让小宝的手捏了几个月，磨得更亮了。
“是我的。”
我妈又把账本往我手里塞：“账，你拿去烧了，妈不要了。”
我没接。
“你留着。”我把账本推回她怀里，“往后大哥家吃你一口，花你一分，你也一页一页记上。”
我妈抱着那本账，眼泪一颗一颗往牛皮纸封面上掉。
“老二，妈错了。”
这是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听她说这三个字。
我等了一会儿。
“妈，你那二十二页，我一页都不认。”我说，“你这句，我认了。认了，也就这样了。”
她抬起头看我，像是没听明白，又像是全听明白了。
大嫂在边上催：“妈，走吧，天黑了山路不好走。”
我妈没动，眼睛还在我脸上。
“老二，你在这儿，冬天冷不冷？”
“炕烧得热。”
“那就好。”她说完，自己扶着铺盖卷站了起来。
大哥总算把铺盖卷扛上了三轮车，大嫂扶着我妈往车上爬。
爬到一半，我妈回过头来。
“老二，年三十，回家吃饭不？”
“我这儿有饭吃。”
她在车斗边上扒着，站了好一会儿，才让大嫂拽了上去。
15
鹞子岭的年夜饭，摆在七爷家的大炕上，七张炕桌拼成一溜，我坐上席。
苗春燕是上午搭着最后一趟拖拉机上的山，下午拖拉机司机回家过年去了，她就走不了了。
她说她是来送钱的。
“本人签收。”她把一个牛皮纸信封往我跟前一放，又补了一句，“我们站的规矩。”
炕上的人都乐了。
大庆媳妇抱着孩子凑过来，上上下下打量苗春燕：“技术员，这是你对象？”
“站里管钱的。”我说。
“管钱的好！”七爷老伴一拍巴掌，“管钱的媳妇，家里饿不着！”
苗春燕的脸一下红到了脖子根，拿花生壳砸我：“你倒是说句话啊！”
“她算盘打得好。”我说。
一炕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七爷差点把酒盅碰翻了。
信封里是三十张十块的，底下压着一张收条，站里的信纸，苗春燕的字。
今收到邵满仓交还邵谷雨地钱三百元。
底下按着大哥的红手印，红得发紫。
正月底才到期，大哥腊月二十九一早就跑到站里，把钱交到了出纳窗口。
“你哥交这三百，是把你妹那个BP机拿到县城寄卖行卖的，卖了三百二。”苗春燕剥着花生，说得跟念账一样，“你妹在寄卖行门口坐了一下午，谁拉都不起来。”
“罐头厂那一千六呢？”
“你哥把嘉陵也卖了，凑上了。”苗春燕说，“现在他天天走着去工地，老焦说他腿都走细了。”
“楼底下那两间门面呢？”
“租出去一间，是镇上卖化肥的。”她剥花生的手停了停，“租钱一个月八十，你大嫂收着，说是要攒着还你。”
我点点头，在那张收条底下，签上了邵谷雨三个字。
“还有。”苗春燕往我碗里放了一颗剥好的花生，“老宋捎话，说你妈腊月二十九还在镇上卖豆腐，耳朵上换了一根新铅笔。见了人就说，她那账本翻了一页，开始记你哥家的了。”
炕桌那头，七爷端着酒盅乐出了声：“记吧，记得越细越好。”
老廖托苗春燕捎来一瓶酒，瓶口拿红布扎着，瓶身上贴着一张纸条：小邵，窖没白下。
七爷端着酒盅站起来，一炕的人都静了。
“我管了五十年的窖，头一回，年三十开窖，窖里是香的。”他把酒盅冲我举了举，“技术员，这一盅，鹞子岭敬你。”
大庆跟着站起来，二柱也站起来，满炕的人都端起了碗。
我端起老廖那瓶酒倒了一盅，一口喝了下去，辣得眼睛发酸。
饺子还没下锅，小卖部的老板跑来喊我，说苇塘镇来电话了。
我披上棉袄去了，听筒搁在柜台上，里头有人在喘气，背后噼里啪啦的全是鞭炮声。
“老二。”是我妈。
她是在镇上的小卖部打的。
“饺子吃上没有？”
“正要吃。”
“你哥家今年也摆了五双筷子，”她说，“有妈一双。”
我拿着听筒，等她往下说。
“你大嫂这两天待我客气了，东屋给我腾出来了，炕烧得热乎乎的。”她停了一下，“妈心里有数，是你那句话。”
“妈。”我说，“从镇上往这边打电话，一分钟好几毛。”
那头静了一会儿。
“妈记着呢。”她说，“记在妈自己头上。”
听筒里一阵乱响，换了小妹的声音：“二哥！我中专最后一年的学费还差一千六，你给我寄点！”
“问给你买BP机的那个人。”
我把听筒放回了柜台上。
小卖部的老板娘看了我一眼，抓了一把花生塞给我：“过年好。”
我出门的时候，苗春燕裹着围巾在门口等我，脚跺得咚咚响。
“你妈？”
“我妈。”
“说啥了？”
“说她把电话费记在自己头上了。”
苗春燕站在那儿想了想，噗嗤一声笑出来，笑完了又不笑了。
“那你信不信？”
“信。”我把那把花生分了她一半，“往后她记在谁头上，就是谁的。”
我们俩踩着雪往七爷家走，她走在前头，回过头来问我：“开了春，你剪枝，用不用人帮着记数？剪了多少棵，一棵几个工。”
“用。”
“那可是要记账的。”
“记吧。”我说，“你记的，我认。”
我从兜里摸出一个新本子，翻开第一页，拿钢笔写了一行。
一九九九年，邵满仓，还地钱，三百。
苗春燕凑过来看：“你也记上账了？”
“记。”我把那张收条夹进去，“记蓝的。”
我又往下写了一行。
一九九九年正月初一，寄葛凤琴赡养费，三十。
这一行，我拿的是红笔。
七爷的孙子从外屋跑进来，手里举着一双筷子，红漆还没干透，筷子头上拿刀刻了两个字：谷雨。
“叔，我爷爷刻的。”他把筷子往我手里一塞，“爷爷说，鹞子岭往后有你一双。”
七爷在炕那头摆摆手，不让人说这事。
我把那双新筷子摆在碗边上，又把棉袄里那双枣木的掏出来，摆在旁边。
七爷的孙子趴在炕沿上看了半天，问我：“叔，你咋有两双？”
“一双是我爸给的。”
“那一双呢？”
“那一双是你爷爷给的。”
“那你用哪双？”
一炕的人都看过来。
我想了想：“今天用我爸那双，明天用你爷爷那双。”
小家伙掰着指头算了算，觉得这个账公道，满意地点了点头，爬回他奶奶身边去了。
外头的鞭炮一阵紧过一阵，七爷的儿子掀开门帘喊了一嗓子：“下锅了！”
饺子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一大盆。
七爷的孙子扒着我的胳膊，凑到我耳朵边上说：“叔，你上回说你吃不了韭菜，我让我奶单给你包了一锅，白菜的。”
我愣了一下，低头去看那一盆饺子。
苗春燕在边上推了推我：“愣着干啥，吃啊。”
我拿起我爸刻的那双筷子，夹起了今年的头一个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