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一百三十七户
我爹死那天，是腊月十六。
早上娘叫他吃饭，叫了两声没应。掀开门帘进去，人侧着身，脸朝墙，手放在枕头边上。
凉的。
娘在炕边站了一会儿，出来把鸡放了，然后去敲隔壁的门。
我在镇中学代课，张婶跑到学校找我，站在教室门口喊了一声，全班三十多个学生一起回过头。
“李老师，你爹没了。”
我放下书就往外跑，跑了二里地，才想起来没请假。
丧事办了三天，村里来了三百多人，院子里站不下，站到街上。
头一晚守灵，我在药匣子底下翻出一个本子。蓝皮，硬壳，边角磨圆了。
翻开，一百三十七户，一共两千八百四十七块。
三百多人里，欠我爹钱的一百三十七户。
没有一个人提。
一个也没有。
三天下来，收的礼金八百六十四块。
灵堂门口，我站了三天，见了三百多张脸，有人进来磕头，磕完就走，有人站一会儿，说几句节哀。
有人进来就问，你爹那铺子，补偿款给了没有。
我说，给了。
“多少？”
“四千五。”
“四千五。”他咂咂嘴，“不少了。”
然后走了。
账本上，他欠三十七块。
爹在的时候，铺子门口总有人。
有的来打东西，有的就是来说话的。
一坐一下午，喝一碗水，走的时候说，李师傅，回头见。
回头见，就是回头再来。
账本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往上添。
出殡前一天，刘二来了。
他站在院子里，抽着烟，跟人说：
“李师傅这手艺，可惜了。”
有人接话：“可惜啥。”
“可惜没留个儿子接。”他往屋里瞟了一眼，“儿子教书去了，铁匠铺也没了，往后这镇上再没人打铁了。”
我在屋里听见了。
没出去。
娘在旁边，也没出声。
过了一会儿，她说，别理他。
我说，嗯。
我记住了他的名字。
那天下午，赵德发来了。
一辆桑塔纳停在村口，全村人都出来看。
他穿一件皮夹克，皮鞋锃亮，下车的时候先拿手帕擦了擦皮鞋。
账房是老周头，坐在门口一张小桌上，红纸记礼金。
赵德发走过去，从皮夹克内兜里掏出一沓钱，抽出一张五十的，放在桌上。
“赵德发，五十。”
老周头写上了。
院子里有人说，五十。
另一个说，开桑塔纳的，随五十。
他在我爹灵前站了三分钟。
三分钟，一句话没说。
然后转身往外走。
我跟到院门口。
“赵哥。”
他回头。
“我爹账本上有你家的名。”
“账本？”他皱了下眉，“多少？”
“你等会儿。”
我进屋，从药匣子底下把本子拿出来。
翻到赵家那一页。
上头记的是他爹的名，赵长顺。
1985年3月，锄头一把，欠4块。
1988年2月，锄头一把，欠7块。
1989年11月，镰刀一把，欠4块。
1992年4月，锄头一把，欠10块。
1993年5月，柴刀一把，欠12块。
1994年9月，镰刀两把，欠10块。
六回，一共四十七块。
我拿着本子出去。
“四十七块。”
“四十七。”他从兜里又掏出一张一百的，递过来，“不用找了。”
我接了，没往兜里揣。
“账上多少，我要多少。”我说，“四十七。”
谁都没说话。
他看着我。
“李叔的手艺，我记着。”他说，“多的算我给李叔上香。”
“上香你刚才记了五十。”我说，“账是账。”
他脸沉下去。
我从兜里掏出零钱，数出五十三，连着他那张一百一起递回去。
“一百，找你五十三。”我说，“你要是不收，这四十七我也不收。”
他接了五十三。
“四十七。”我说。
“四十七。”他说。
我把钱收起来，揣进内兜。
他在门口站了站，上车走了。
桑塔纳开出村口，扬起一路土。
院子里没人说话。
十二年，四十七块。
娘走过来。
“人家给一百，你找五十三。”
“他欠四十七。”我说。
“四十七块，你至于吗。”
“至于。”我说，“他随五十的礼，还四十七的账。他能分清，我也能。”
娘看了我一眼，走了。
那天晚上，娘把礼金匣子搬出来，摊在炕上数。
“你爹借出去多少？”
“两千八百四十七。”
娘没说话，把钱一张一张码着。
“两千八百四十七。”她说，“够你娶媳妇。”
“娘。”
“我知道你想说啥。”她把钱收进匣子，“你爹也是这么想的。十二年，一分没要回来。”
我把本子摊在桌上，从头翻。
一页一页往下，都是名字。名字后头跟着物件，跟着钱，跟着日子。有的画了勾，是还了。没画勾的，是没还。有几行划掉了，划得很重，铅笔把纸划破了。
我问娘，这是啥。
娘站在门口看了一眼。
“死人的。”她说，“人死了，账就划了。”
最后一页，写着四个字。
以上，不催。
我数了数，画勾的十一户。
一百二十六户没画勾。
腊月十九出殡。
天没亮就起了，院子里挂的白布结了霜。
抬棺的是村里八个壮劳力，一人一条白布带子缠在肩上。
坟地在村北坡上，走过去二里地。
土冻着，铁锹下去当的一声，得用镐先刨。
腊月二十四，头七过了。
我把账本揣进怀里，出了门。
第一家，王老栓。
他家在街东头，三间瓦房，院里拴着一条黄狗，堆着一堆玉米棒子，用塑料布盖着。
狗冲我叫，他喝了一声，狗不叫了。
我敲门。
门开了，他站在里头，七十多，背驼得厉害，一只手扶着门框。
看见我，他的手在门框上紧了一下。
“守业的儿子。”
“嗯。”
“你爹的事，办完了？”
“腊月十九下的葬。”
“哦。”他点点头，“节哀。”
一边就要关门。
“王叔。”我说，“我爹账本上记着，八五年三月，你打了一把锄头，欠四块。”
他的手停在门框上。
“多少年了。”
“十二年。”
“十二年。”他重复了一遍，然后抬起头，“你爹都死了，这账还作数？”
“作数。”
“凭啥作数？”
我从怀里掏出本子，翻到第一页，举到他眼前。
“凭这个。”
他凑近看了一眼，脸白了。
“这……这是你爹自己写的，谁认？”
“你认。”
“我凭啥认？”
“八五年三月，你来的。”我说，“一把锄头，榆木柄，四块。底下我爹还写了一行。”
“写的啥？”
“儿子订婚。”
他站在门口，一句话说不出来。
“打完了你没带钱。”我说，“我爹在后头添了一个字。”
“……”
“赊。”我说，“一写，到今天。”
“我……”
“四块。”我说，“利息我爹没记，我也不要。”
“我没钱。”
“你有。”
“我哪有钱。”
“你儿子在镇上开超市，去年盖的楼，三层。”
他脸又白了。
“我给。”他说。
进屋，翻抽屉，拿出一沓钱，抽出一张十块的。
“多的不用找了。”
“四块。”我说，“我找你六块。”
我从兜里掏出零钱，数出六块，放在他手上。
他愣着。
我转身走了。
走到街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他还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六块。
那天下午我一共走了七户。
收成五户，一共一百零三块。
两户没人在家。
回到家，天黑了。
娘在灶上做饭。
“收了多少？”
“一百零三块。”
娘没吭声。
“娘。”
“嗯。”
“这账，我收定了。”
娘背对着我，肩膀动了一下，没回头。
“你爹要是知道……”
“他知道。”我说，“他记了十二年，一句话没说。”
晚上，我把本子摊在桌上，一户一户往下看。
翻到最后一页，那四个字底下，还有一行小字。
我以前没看见。
字很小，铅笔写的，快磨没了。
我凑到灯下，一个字一个字认。
认出来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这一行跟前面都不一样。
前面记的，都是能要的。
这一行，是他不去的。
写的是：
赵长顺，1995年12月，扣拆迁款，一千二。
我不去要。
我把本子合上，放在枕头底下。
那天晚上没睡着。
窗外下着雪，一片一片落在窗纸上。
我想起爹的手。指头粗，关节上全是茧。左手虎口有一道疤，年轻时候被铁条崩的。
我翻了个身。
明天去刘二家。
第2章 六块钱
腊月二十五，天阴。
雪没化，路上踩上去咯吱响。
刘二家在街西头，三间瓦房，院墙是砖的，比别家高半截。
墙头上插着几根竹竿，晾着一串腊肉，冻得发硬。
院门开着，里头有响动。
我进去，他正在院子里杀鸡。
一只公鸡按在板凳上，脖子上抹了一刀，血滴在碗里。
他抬头看我，手上的刀没停。
“来了。”
“嗯。”
“你爹的事……”
“你去了。”我说，“站在门外。”
他把鸡扔进盆里，提壶倒开水。
“没进去。”他说，“那年我签了字，没脸进。”
“……”
“钱我塞给你了。”他说，“二十。你站在门口，我一步没进。”
“嗯。”
烫完毛，他蹲下去拔，一根一根，拔得很慢。
“坐。”
我在门槛上坐下。
“刘叔，我爹账本上有你的名。”
他手停了一下。
“多少？”
“六块。八五年四月，镰刀两把。”
他进屋，翻抽屉，翻了半天，出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张十块的，票子旧，边角起了毛。
“没零的。”
“我找。”
我掏兜，数出四块，一张两块的，两个一块的，递过去。
他接了，看了那四块钱一会儿，揣进兜里，蹲回去拔毛。
院子里静下来了，只有拔毛的声音，一根一根，噗，噗。
“刘叔，九五年那回，你签了字。”
他的手又停了。
“签了。”
“拿了多少？”
“三千八。”
“我爹没签。”
“没签。”他把鸡翻了个面，“你爹那个人。”
他没往下说。
“你为啥签？”
他把手里的毛扔进盆里，看着我。
“我家三个孩子。老大那年二十三，说媳妇，人家要三千块彩礼。”
“……”
“九五年腊月，镇上来了三个人，一家一家谈。不进院，就在门口站着，拿个本子。签的当场付一半，剩下的第二天到村部领。不签的记个名字，走了。”他说，“我家是第三家。”
“你不签，媳妇就黄了。”
“黄了。”他说，“你爹劝过我。”
“劝你签？”
“劝我别签。”他笑了一下，“他说，签了你就没根了。我说我不要根，我要儿媳妇。”
他低头继续拔毛。
“后来呢？”
“后来签了。钱拿到手，媳妇娶进门，第二年就分了家。”他把鸡拎起来看了看，“分家的时候，老大要了东屋，老二要了西屋，我要了灶房。”
“现在东屋西屋都锁着，我一个人在灶房睡。”
“儿子呢？”
“在县里。过年回来一趟，坐半个钟头。”
他把鸡放进盆里，洗手，从兜里摸出烟，抽出一根，点上。
“你爹那笔钱，其实下来了。”
“我知道。四千五。”
“四千五。”他吐了一口烟，“我亲眼看见的。数完了，抽走一叠，一千二。”
“他没签，哪来的钱？”
“镇上不管你签不签。”他说，“名单跟钱一块儿拨到村。签过字的领第二笔钱，不签的挂账上。”
“谁抽的？”
“赵长顺。”他说，“那天我去领第二笔，进屋看见仨人。赵长顺，老周头，还有你爹。”
“支书？”
“支书。”他说，“赵德发他爹。”
“……”
“老周头是会计，钱从他手上过。”刘二说，“赵长顺从抽屉里数出一沓，数完了，抽出一叠，拿橡皮筋一捆，塞进自己包。剩下的推回抽屉。”
“我爹知道？”
“知道。”他说，“你爹就坐在对面，看着。一句话没说。”
“那他为什么不去要？”
刘二抽了两口烟，没说话。
“刘叔。”
“我不知道。”他把烟头摁在墙上，“你爹后来一个字没提过。我也没敢问。”
他顿了一下。
“不过有件事，我一直记着。”
“什么？”
“你爹走的前一年，有一回在街上碰见我。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刘二看着我。
“他说，那笔钱，别提。”
“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他说，“我当时没听懂。现在也没懂。”
院子里那只鸡已经不扑腾了。
我站起来。
“刘叔，六块钱的事，清了。”
“清了。”
“我走了。”
“等等。”
他进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提着半瓶酒。
“拿着。”
“不要。”
“拿着。”他塞到我怀里，“你爹那年劝我别签，我没听。这酒我留了三年，本来想等他来喝。”
我接了。
走到门口，他在后头说：
“你要真想知道那一千二的事，去问老周头。”
“老周头？”
“他当年是村里的会计。队上的账，都是他记的。”
老周头住在街东头，一间半的土房。
门口堆着柴，劈得整整齐齐，码到窗台那么高。
我敲了三下。
里头没动静。
又敲了三下。
“谁？”
“守业的儿子。”
门开了一条缝，一张脸露出来，眼睛眯着，把我从头看到脚。
“守业的儿子？”
“嗯。”
门开了。
他七十三了，背驼，走路要扶墙，从门口到桌子，走了十几步。
“进来。”
屋里暗，一个火盆，一张床，一张桌子。
桌上摆着一摞账本，七八本，用麻绳捆着，捆了两道。
“周爷，我爹的账，你记过？”
“记过。”他坐下了，“你爹那本蓝皮的，是我给他买的。他一辈子不会买本子，都是我给他买。”
“九五年冬天，赵长顺扣了我爹一千二。”
老周头没说话。
他伸手，从那一摞账本里抽出最上面的一本，翻开。
“你自己看。”
我凑过去。
那是村委会的账。字很小，一行一行。
1995年12月18日，李守业，拆迁补偿，4500。
后头跟着三个字：已拨。
“拨给谁了？”
老周头把本子翻过去一页。
“你看这页。”
另一页上，同一笔钱，一笔一笔往下支：
1995年12月20日，招待费，800。
1995年12月21日，烟酒，240。
1995年12月23日，车费，160。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余3300，挂。
我把那几行看了两遍。
八百，二百四，一百六。
一千二。
“剩下那三千三呢？”
“挂着。”老周头说，“挂了两年。九七年铺子拆了，才给你爹。”
老周头把本子合上，用绳子重新捆好。
“那年镇上来人要拆街。名单上有你家的铺子。”他说，“赵长顺拿着你爹的钱，一趟一趟往镇上跑。”
“……”
“第二年开春，你家的铺子从名单上拿下来了。”
“拿了多少？”
“拿了两年。”他说，“今年镇上换了书记，到底还是拆了。”
火盆里的炭塌了一块，火星子跳了一下。
“你爹知道这钱花在哪儿。”老周头说，“他事后问过我，一笔一笔问的。”
“那他为啥记成‘扣’？”
“记账是记账。”他说，“钱没到他手上，就是扣。”
我坐在那儿，一句话说不出来。
“他后来还跟我说过一句话。”老周头说。
“什么？”
“他说，一千二买两年，值。”
“值？”
“值。”老周头看着我，“那两年，他打了四十三把锄头。”
我愣了一下。
“四十三把？”
“四十三把。”他说，“一把没收钱。”
“一把没收？”
“一把没收。”他把账本摞好，“他说，铺子要拆了，往后没人打铁了，谁家缺个锄头镰刀的，来拿。”
“来拿的人，都记在账上？”
“没记。”他说，“他说，送的，不记账。”
火盆里的火慢慢小了。
“所以那一千二，他不去要。”老周头说，“他要是去要了，赵长顺就得吐出来。吐出来，那两年跑的路就白跑了，钱就白花了。”
“……”
“你爹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他说。
我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麻。
“周爷，赵长顺现在在哪儿？”
“在家。”他说，“去年瘫的，说不出话。”
“能见人吗？”
老周头抬头看我。
“你要去？”
“要去。”
他沉默了一会儿，从那一摞账本里，又抽出一本。
不是村委会的账。
蓝皮，硬壳，边角磨圆了。
跟我爹那本，一模一样。
“这本是你爹的。”他说，“今年冬天，他拿来给我，让我替他收着。”
“为什么不给我？”
“他说，我娃早晚要问一千二的事。等那时候，再给他。”
我伸手去接。
他没松手。
“还有一句。”他说，“你爹说，娃要是想接着收，就让他收。不想收，就把两本一起烧了。”
“烧了？”
“烧了。”
他把本子放到我手上。
很轻。
我翻开第一页。
第一行不是名字。
是一行字。
写的是：
欠我的人，我都记着。我欠的人，我一个没记。
第3章 没拦住
腊月二十六，我去了赵德发家。
村东头，二层楼，外墙贴的白瓷砖，院墙也是瓷砖，门口停着那辆桑塔纳。
我敲门。
里头有狗叫，叫了两声，停了。
门开了，赵德发站在门口，穿着件毛衣，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咋来了？”
“看看赵叔。”
“我爸……”
“我知道。”我说，“上回来，他还能坐。”
他站在门口，没动。
看了我两眼，侧身让开。
院子扫得干净，靠墙码着一堆煤。
进屋，炉子烧得旺，脸发烫。客厅摆着大电视，沙发套着花布。
“坐。”
“我先看看赵叔。”
他领我进里屋。
屋里一张床，一个人躺着，被子盖到胸口。
赵长顺。
他瘦得厉害，脸塌下去了，眼睛还睁着，看着天花板。
我走过去，站在床边。
“赵叔。”
他眼睛动了，慢慢转过来，看我。
“我爹走了。”
他的嘴张了一下，没出声。
一只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抖。
那只手抬起来，往柜子的方向指。
指了两下，手就落回去了。
赵德发走过去，拉开柜门，从最底下拖出一个铁盒。
铁盒是饼干盒，红漆掉了大半，上头印着两个小孩。
他把盒子放在床上。
赵长顺看着我，眼睛往盒子上瞟。
我打开。
里头是一个本子，还有一张纸，叠成四折。
我先拿本子。
本子皮是塑料的，硬的，边角卷了。
翻开第一页，字很小，很密。
九五年十二月二十，镇上，请客，三桌，八百。
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一，烟两条，酒四瓶，二百四。
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包车，一百六。
“念。”赵德发说。
我念下去。
九六年一月，二百。
九六年二月，二百。
九六年三月，二百。
九六年四月，二百。
四行，一样的数，一个字的名目都没写。
念到这儿，我停了。
“加起来多少？”赵德发问。
“两千。”
“两千？”
“前面一千二，后头八百。”
赵德发愣着。
“后面这八百，哪来的？”我问。
他没说话，看着床上。
赵长顺闭着眼，眼泪从眼角往下淌，淌到耳朵里。
我把本子放下，拿起那张纸。
纸很薄，黄了，边上缺了一角。
展开。
上头写着一行字，钢笔，字迹歪，笔画很用力，纸都划破了。
“老赵，八百我认。”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我拿着那张纸，手有点抖。
“这纸哪来的？”
赵德发凑过来看。
“我爸一直收着。”他说，“我以前见过，后来不知道他放哪儿了。”
“你认得这字？”
“认得。”他说，“你爹的字。”
床上的人动了一下。
赵德发从抽屉里摸出一支笔，连本子一起递过去。
赵长顺用左手接，笔夹在指头缝里，抖得厉害。
他写得很慢。
写了半天，三个字。
歪歪扭扭，一个比一个低。
“没拦住。”
我盯着那三个字。
“我爸瘫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赵德发说。
“什么？”
“他说，你爹这辈子，就求过他一回。”
“求什么？”
“求他别拆。”
我没说话。
“我爸说，他答应了。”赵德发说，“九五年他办成了，九七年没办成。”
他看了一眼床上。
“铺子拆那天，他在床上哭了一天。说话说不清，就一直说，完了，完了。”
屋里静下来，只有炉子上的水壶响。
我把那张纸折起来，揣进怀里。
“这个我拿走。”
赵德发看了他爸一眼。
赵长顺闭着眼，点了一下头。
我转身往外走。
走到院门口，赵德发追出来。
“等等。”
我站住。
“那一千二，我爸说他还。”
“不用还。”
“还不上。”赵德发说，“钱他花了，人情他欠着。”
“……”
“可有样东西，他说该还。”
“什么东西？”
“你跟我来。”
他带我绕到后院。
后院墙根底下，一块塑料布盖着一个东西。
他掀开。
一块铁砧，黑的，四个角磨得发亮。
上头抹着一层油，油上落了灰。
“铺子拆那天，你爹推来的。”他说，“他说，家里搁不下，先搁我这儿。”
我蹲下去，摸了一下。
凉。
冰手。
“我爸说，这块砧子，你爹用了三十年。”赵德发说，“他说，等你来的时候，还给你。”
我站起来。
“我抬走。”
“你抬不动。”他说，“我去推车。”
他从后院推出一辆板车。
我们俩把砧子抬上车，砧子往下一沉，车轴响了一声。
我推着车往外走，他在后头扶着。
出了院门，街上有人看。
“行了。”我说。
他松了手。
“那纸。”他在后头说，“你拿着吧。我爸说，那纸他留着没用。”
我没回头。
“那是我爹的字。”
我推着车往前走。
二里地，走了半个钟头。
到家，把砧子卸在院子里。
娘从屋里出来，看见砧子，站住了。
“哪儿来的？”
“赵家。”
她走过来，蹲下去，摸了一下砧子面。
摸了很久。
“你爹在这上头，打了三十年。”她说。
然后她站起来，回屋了。
我坐在砧子旁边，坐到天黑。
天黑透了，我才进屋。
娘在灶上热饭，锅盖响。
我从怀里掏出那张纸，放在桌上。
娘看见了，走过来，拿起来，凑到灯底下。
她识字不多，看了半天。
“老赵，八百我认。”
她念了一遍，又念一遍。
“这字是你爹的。”
“嗯。”
“八百是什么？”
“赵长顺贴的钱。”我说，“一千二不够，他自己贴了八百。”
娘没说话。
她把纸放下，回去看锅。
“你爹从来没跟我说过。”
“他也没跟我说。”
锅开了，她揭开盖子，热气扑上来。
“那本账呢？”
“我拿回来了。”我说，“还有一本，老周头给我的。”
“收着吧。”她说。
“我知道。”
她把饭端上桌。
两个菜，一盘炒白菜，一盘咸菜。
我吃了两碗。
吃完了，我把两本账拿出来，放在桌上。
一本蓝皮，是我爹的，一百三十七户。
一本蓝皮，是老周头给的，跟第一本一模一样。
我先翻第一本。
最后一页，赵长顺，一千二，我不去要。
翻到第二本。
第一页那一行字我白天已经看过了。
欠我的人，我都记着。我欠的人，我一个没记。
我往后翻。
第二页是空的。
第三页是空的。
一直翻到最后，全是空的。
一本空本子。
我坐在那儿，把本子合上，又打开。
还是空的。
娘在灶台那边刷碗，水声哗哗的。
“娘。”
“嗯。”
“老周头给我的这本，是空的。”
水声停了。
“空的？”
“一个字没有。”
她擦了手，走过来，接过本子，一页一页翻。
翻完了，她抬头看我。
“你爹那本蓝皮的，是买的。”她说，“这本不是。”
“不是？”
“这本是你爹自己做的。”她把本子递给我，“你看这个边，是拿刀裁的，裁得不齐。”
我接过来，摸了摸。
边是毛的。
“他啥时候做的？”
“不知道。”她说，“我没见过。”
我把两本账摞在一起。
手碰到第一本，觉得不对。
封皮鼓着。
我举到灯底下。
封皮里头，夹着一张薄纸。
我抽出来。
是一张收据。
不是账。
上头印着“县医院”，盖着红章。
日期是九七年九月十九。
名字是李守业。
诊断那一栏，写着四个字。
我看了很久。
娘在旁边问：“写的啥？”
我把纸折起来，揣进兜里。
“没啥。”
第4章 二十八年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
起来，把那张纸从本子里抽出来，凑到灯底下。
县医院的单子，红章，日期九月十九。
诊断那一栏，四个字。
疑似肺癌。
我把纸放下，坐在炕沿上。
九月十九。
到腊月十六，三个月。
铺子是七月拆的。铁匠炉搬回院子，靠着西墙。
大砧子搁到赵家去了。家里还剩一块小的，三十来斤，是爹早年自己打的。
九月往后，爹每天天不亮就起，在院子里生火。
打铁的声音，叮，叮，一下一下，从早上响到天黑。
那三个月，他打了二十来把锄头，几把镰刀。
打完就靠在墙根，不卖。
有人来问，他说，不卖，留着。
那人说，你留着干啥？
爹说，留着。
第二天我问娘。
“爹九月去县医院，你知道吗？”
娘正在和面，手停了。
“不知道。”
“他一个人去的？”
“他那天说去镇上买炭。”
娘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单子上写的啥？”
“没啥。”
她没再问。
我把单子折起来，收进本子里。
开春以后，我接着收账。
一百三十七户，我跑了两个月。
有的认，当场就还，三块五块的，凑一把零钱塞给我。
有的不认。
“我爹欠的，我不知道。”
我不争，把本子合上，走。
有的死了。
街南头的老孙家，老头前年没的，没儿没女，房子塌了半边，院里长满了草，去年的枯草，没人割。
我站在门口，翻开账本，把那一行划掉。
划完了，在旁边写三个字。
人没了。
这样的，一共十七户。
到三月，一百三十七户跑完了。
收上来八十六户。
剩下的，划了。
划完那天下午，我坐在院子里，把账本从头翻到尾。
每一页都有划的道子，横的，竖的，一道一道。
翻到最后一页。
上头四个字，是爹写的。
以上，不催。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也是爹写的，铅笔，快磨没了。
赵长顺，九五年十二月，扣拆迁款，一千二。
我不去要。
我在那行小字底下，写了一个字。
清。
写完，把笔放下。
那块大砧子就在院子当中，娘给它盖了块塑料布，四角压着砖。
娘从屋里出来，看了一眼账本。
“收完了？”
“收完了。”
“收了多少？”
“两千一。”
娘愣了一下。
“两千一？”
“嗯。”
“你爹记了十二年。”她说，“就两千一。”
她低头看了看账本，把本子合上。
“你爹要是活着，一台电视他舍不得。”
“他舍不得。”
“那你买。”
“我买。”
那天下午，我去镇上，搬回来一台十四寸的彩电。
一千四。
娘围着电视转了三圈，摸了半天。
“这玩意儿，费电不？”
“不费。”
“那不费你买它干啥。”
我没说话。
晚上开电视，娘坐在炕头，看了半宿。
十二点的时候，她睡着了，头歪在枕头上，电视还开着，屏幕上一层雪花。
我起来关了电视。
外头下雨了。
二〇二五年，四月。
镇上把老街改成非遗展示区。
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镇政府的，姓孙，让我回去一趟。
“你爹的工具，还在不在？”
“在。”
“能不能捐？”
“能。”
我在城里做装修，做了二十八年。
接到电话那天，我从城里开车回去，四个钟头。
镇上变了，老街铺了青石板，两边挂红灯笼，墙上刷了标语。
我爹的铺子那块地方，盖了一间大房子，门口挂着牌子：李守业铁匠铺。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里头摆着炉子、风箱、砧子，都是新的，仿的。
墙上挂着一块木牌，擦得干干净净。
牌子上写着：李守业，一九四五年生，铁匠，打了三十年铁。
孙主任迎出来，四十来岁，戴眼镜。
“李师傅，来了。”
“嗯。”
“东西带来了？”
“带来了。”
我从后备箱里搬出那个榆木工具箱。
箱子沉，盖子上我爹的名字还在。
打开，锤子三把，钳子四把，錾子六根。
最小那把锤子，在箱子最底下，用一块布包着。
没怎么锈。
孙主任凑过来看。
“哎哟，这个保存得好。”
“嗯。”
“还有别的吗？”
我从包里拿出两本账。
“这个也捐。”
孙主任接过去，翻了翻。
“这是啥？”
“账本。”
“记的啥？”
“记的谁欠谁钱。”
他笑了。
“这个有意思，有故事。放展柜里。”
他把两本账放进玻璃柜，摆正，又调整了一下角度。
“翻开放，还是合上？”
“翻开。”
“翻哪页？”
“最后一页。”
他翻开最后一页，看了一眼。
“这上面写的啥？”
“我爹写的。”
“后面这个字呢？”
“我写的。”
“清？”
“嗯。”
他看了半天，没再问。
开馆那天来了不少人。
县里的领导剪彩，锣鼓队敲了半天。
我在人群后头站着。
赵德发也来了。
他比我大十岁，头发白了一半，穿件夹克。
他走到我跟前。
“回来了。”
“回来了。”
“你爹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都在。”
他往展柜里看，看了很久。
“那两本账，我认得。”他说。
“嗯。”
“那纸呢？”
“哪张？”
“你爹写的那张。”
“在里头。”我指了指展柜，“跟账本一块儿。”
赵德发没说话。
“我爸欠你爹的。”他说，“到死没还上。”
“不欠了。”我说，“我爹写的，认了。”
赵德发看着我。
“那就算不欠了。”
他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回来。
“还有件事。”
“嗯。”
“我爸瘫了以后，你爹来过。”
我愣了一下。
“来过？”
“来过一回。”他说，“九六年腊月，坐半个钟头，不说话，走。”
“就一回？”
“就一回。”
“……”
“九七年腊月，他没来。”赵德发说，“我等着他再来一回。”
“……”
“没等着。”
赵德发走了，混进人群里，看不见了。
我走到展柜前。
孙主任把账本翻在最后一页，旁边摆着那张纸。
“就这么展？”他问。
“就这么展。”
他退后两步看了看。
“挺好。”
我退后几步，也看。
玻璃柜里，我爹的账本翻开着，最后一页，上头是爹的字，底下是我的字。
旁边一张纸，写着八百。
工具箱在另一个柜子里，最上面那把锤子，最小，没锈。
有人从我身边过去，是个小孩，七八岁，趴在玻璃上看。
“爷爷，这是啥？”
他爷爷凑过来看。
“账本。”
“记的啥？”
“记的谁欠谁钱。”
“那还了吗？”
他爷爷没回答。
小孩等着，等了一会儿，仰起脸看他。
他爷爷把他拽起来。
“走，回家。”
小孩被拽走了，一边走一边回头，还往玻璃柜上看。
我站在旁边，也没说话。
外头锣鼓还在响，一阵一阵的。
我转身往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