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砚，跑外卖三年，专跑别人不肯跑的片区——殡仪馆、老墓园、城西那条没有路灯的殡葬街。补贴高，一单顶三单。
我有个规矩：不接灵堂单。同行笑我迷信，我也说不清，就是脚底发凉。
三年，一千零九十五天，我没休过一天。平台给我发过一个“全勤王”的牌子，我挂在电动车把上，风一吹哗啦响。
直到昨天晚上十一点四十，系统给我派了一单。
收件人：周砚。
地址：槐荫路27号3单元402。
那是我家。
备注栏只有三个字——“别回家”。
屏幕上还有一行小字：接单倒计时，五十九秒。
五十九秒之后，这一单会自动转给下一个人。
我干了三年，两万一千多单，从来没有一单，是我不敢按的。
一 · 城西殡葬街
十一月十一号，晚上十一点四十。
我把电动车停在城西殡葬街的梧桐树底下，蹲在马路牙子上啃一个凉了的肉夹馍。
这条街晚上十点以后就没人了。两边二十几家店，卖寿衣的、卖纸扎的、刻碑的，卷帘门全拉下来，只有门楣上的白炽灯还亮着，一盏一盏，照得地上那些没扫干净的纸灰发白。
风从街口灌进来，卷起一片纸钱，贴在我鞋帮上。
我用脚尖蹭掉，继续啃馍。
手机在这时候响了。
不是来电话那种响，是派单的“叮”——短促、闷、像谁拿指甲弹了一下铁皮。
我叼着馍，把手机从支架上抠下来。
屏幕亮着，白底黑字，那个我看了三年的界面。
订单号：JY-20261111-2340-0871
取货：城西殡葬街 福安堂（券)
收货：槐荫路27号3单元402
收件人：周砚
电话：138******27
备注：别回家。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馍从嘴里掉下来，掉在裤腿上，油渍洇开一块。
——周砚。我的名字。
我把手机举高了一点，又放低，又举高。屏幕上那个字没变，还是“周砚”，两个字，宋体，跟我身份证上一模一样。
我干这行三年，见过的收件人名字千奇百怪。有叫“爸”的，有叫“老李”的，有叫“我亲爱的”的，还有写“那个死鬼”的。系统不管你写什么，只要能定位到地址，它就派。
但从来没有一单，收件人写的是骑手自己的名字。
我抬头看了一眼街对面。
福安堂的卷帘门拉着，只留了半扇，里面透出一点黄光。那是我今晚取货的地方。
我给福安堂的老陈发过消息，说十一点四十来取。他回了个“嗯”。
老陈六十三，在城西那条街上守了四十年。铺子叫福安堂，卖纸扎，也代收代寄。那条街十几家店，只有他家半夜还开半扇门。
现在是十一点四十一。
我还有五十九秒。
我盯着屏幕底下那个“接单”按钮。绿色的，圆角，三年里我按过两万多次。
这一次，我的手指头悬在上面，没下去。
风又起来了。梧桐叶在头顶哗啦啦响，跟那个“全勤王”的牌子一个声。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今天为什么在这个点，蹲在这条街上。
因为我没回家。
我本来六点就能收工。今天的单不多，跑了四十七单，够本了。我甚至已经把电动车骑到了槐荫路口，红灯，我一只脚撑在地上等。
绿灯亮了，我没走。
我在那个路口站了大概三十秒，然后调头，往城西来了。
我告诉自己，是来跑夜班的。夜班补贴高，殡葬街的单更是，一单顶三单。
但我心里清楚，我不是来跑夜班的。
我是不想回家。
我干这行，是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三号开始的。
前一天，四月十二号，下了一场大雨。
那场雨我这辈子忘不了——不是因为雨大，是因为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醒过来的时候，人在市二院的观察室，手腕上扎着针，头顶的灯管一闪一闪。护士过来量血压，问我叫什么，我说周砚。她说你家属在外面。
我妈进来了。她那天穿的是一件灰蓝的薄外套，袖口磨白了。她走到床边，没哭，也没问我怎么样，就伸手把我额头上贴的那块纱布按了按。
她说：“醒了就好。”
我说妈，我怎么了。
她说：“你骑车摔了。”
我问摔哪儿了。
她说：“槐荫路口。”
我说我怎么不记得。
她把手收回去，揣进外套口袋里，说：“摔着头了，记不住正常。”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四点十二分，槐荫路口，一辆右转的泥头车。
雨大，视线差，我穿着雨衣，头盔挡风板上一层水。
护士说送我来的是个路人，泥头车跑了。
我在医院躺了一夜。检查做了个遍，CT、核磁、抽血，报告一沓。医生说我运气好，除了额头磕破、左肋有点软组织挫伤，没别的事。
“脑子没事，”他说，“可能就是短暂性失忆，慢慢会想起来。”
到现在三年了，我什么都没想起来。
我只记得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天是阴的。我记得我穿了雨衣。我记得我把电动车的充电器拔了，卷起来塞进座桶。
再往后，就是医院的灯管。
中间那三个小时，是空的。
不是模糊，是空。像录像带被人剪掉一段，两头对接得严丝合缝，你甚至看不出剪口在哪儿。
第二天早上，我出了院。下午我注册了骑手。
我妈不同意。她说你刚摔过，别骑了，找个厂上班。
我说厂里一个月四千二，我骑车一个月能挣八千。
她说钱不要紧。
我说妈，钱要紧。
那阵子家里确实缺钱。我爸走得早，我妈在小区门口摆个缝纫摊，改裤脚、换拉链、缝被套，一件五块十块。我原来在一个汽配城给人看仓库，一个月四千。摔了那一跤，住院花了七千多，医保报了一半，剩下的都是她垫的。
我没跟她说，我看见她那天晚上在厨房数钱。一张一张，数了三遍，然后把钱压在米缸底下。
所以我说我要去骑车。
她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手里的裤脚没放。过了很久，她说了一句：
“你跑哪儿都行。”
“别跑城西。”
城西就是殡葬街那一片。
我说为什么。
她说：“那地方不干净。”
我说妈，都什么年代了。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很亮，说：“你听我的。”
我当时答应了。
但我没做到。
我入行第一个月，跑的是正常片区，写字楼、商场、小区。
第二个月开始，系统给我推城西的单。
那边没人接。真的没人接。殡仪馆、老墓园、殡葬街，三个点连成一片，晚上十点以后，路上连个鬼都没有。骑手都躲着。
但那边单价高。普通单两块八，那边六块。下雨天翻倍，凌晨再加三块。
我第一次接城西的单，是送一束白菊，从花店到殡仪馆三号厅。十一块二。
我骑车过去，路上手一直在抖。
到了三号厅门口，我把花交给一个穿黑衣服的中年男人。他接过去，说了句“谢谢师傅”。
我说不客气。
他说：“你胆子挺大。”
我说：“就送个花。”
他笑了笑，说：“我们这儿一天派七单，能接的骑手就两个。”
“你以后常来，我认得你。”
后来我真的常去。
三年下来，我成了城西片区的“老人”。殡仪馆的保安认得我，墓园看门的王大爷认得我，殡葬街二十几家店的老板都存了我号码，谁家有单直接微信喊我，不走平台，省那两块钱抽成。
我送过什么？
白菊，黄菊，纸钱，元宝，寿衣，骨灰盒，挽联，花圈，香烛，遗像框，还有一种很小的、用红纸包着的、不能压的东西——那种我从来不问，接了就走。
二 · 一条狗的单
我送过最多的，是盒饭。
殡仪馆的家属守夜，半夜要吃饭。灵堂里不能断人，他们就叫外卖。我最多的一晚送了十一份，三号厅、五号厅、七号厅，来来回回。
我跑这三年，最远送到过隔壁市的公墓，来回一百四十公里，回来的时候车没电，推了三站地。
我有规矩。
三条。这三年，一条都没破过。
这三条是谁教的，后面说。
先说老赵。
同行里笑我最多的是老赵。
老赵五十多岁，跑殡葬片八年，比我资格老。他第一次见我在殡仪馆门口蹲着吃饭，走过来，蹲我旁边，说：“小伙子，你这人没影子。”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大中午的，太阳这么毒，你脚底下没影子。”
我低头看。
那天是正午，日头正顶。我的电动车有影子，旁边那棵梧桐有影子，从我脚底下延伸出去，什么都没有。
我当时笑了一下，说：“地上太白了，看不清。”
老赵也笑，说：“对，看不清。”
然后他站起来，拍拍裤子，说：“我看不清，你也别看清。”
那之后他再没提过。
但他有个习惯——每次见我要接城西的单，他都要拦一句：“那单别接。”
我问为什么。
他说：“那单上没写人。”
我当时不懂。
现在懂了。
教我这三条的，是殡葬街一个纸扎店老板。
他姓吴，七十多了，背驼，耳朵背，说话要凑到他耳边喊。
他店里卖纸人、纸马、纸房子。他扎的纸人有讲究，眼睛最后点，点了眼就不能再动，一动就“活了”，活了的纸人不能烧，只能搁着。
我第一次去他店里取单，站在门口不敢进。
他从里屋出来，看了一眼我的工牌，说：“新来的。”
我说是。
他说：“进来。”
我进去了。
店里一股浆糊味，混着香灰。四面墙上挂满了纸扎，几匹纸马，两幢纸房子，一排纸人站在墙角，都没点眼，脸上是白的。
他给我倒了杯茶，说：“坐下。”
我坐下。
他说：“你跑这边，一个月能挣多少。”
我说八千多。
他说：“八千多。你知道为什么八千多吗。”
我说单少，没人跑。
他说：“不是。”
“是因为这地方的单，收件人一半已经不在世上了。”
我把茶放下了。
他说：“你别怕。不在世上的单，也是单。你送到，交给人，你走，就完了。”
“但有三条，你记着。”
“第一，灵堂里的单，不接。”
我说为什么。
他说：“灵堂是暂住处。人刚走，还没走远，魂还在屋里转。”
“你把东西送进去，摆在供桌边上，你一转身，他可能就把你当成来接他的人。”
“他跟你走，你就带了个东西回家。”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送到门口，交给家属。你人退出来。”
“第二，不打听。”
“你送的东西，别问是什么。问了，你就跟这单沾上了。”
“第三，不看不该看的。”
“盒子摔了，捡起来，别看。照片掉了，捡起来，别认人。”
“你认了人，你就会记着。你记着，你就会想。”
“你想，这单就跟着你不走了。”
我问他：“您怎么知道这么多。”
他说：“我扎了四十年纸人。”
“这街上，谁家走人，我都知道。”
“我这辈子送走的人，比这条街上的活人还多。”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他说：“小伙子，我跟你说个实话。”
“你跑这行，别想着攒钱。”
“你攒不住。”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行的钱，是替人花的。”
“你挣的每一块，都是别人的伤心钱。”
“你拿这钱去买房、去娶媳妇、去存着养老，它就不对。”
“这钱只能干一件事——”
他把杯子放下。
“给你自己家里人花。”
“花完就完了。别攒。”
我当时没听懂。
我挣了三年钱，攒下四万七千块，一直没动，就放在卡里。
我妈的缝纫摊，一件五块十块。我说妈你别摆了，我给你钱。她说不用，我坐着也是坐着。
我没给她钱。我想攒着，攒够了给她换个好点的住处，这楼没电梯，她膝盖不好，一天上下四趟。
现在我知道了。
那四万七千块，是我妈一天一天换来的钱。
我拿它给她换房子。
这钱，本来就是她的。
这行跑久了，你会知道活人都往城西送什么东西。
我记过。头一年我拿个本子记，记到第七十多单就不记了，因为记不过来，也因为有些东西记下来没什么用。
最常见的是衣服。不是死人穿的，是活人给死人买的，买了又不敢自己去送。
有一回我取件，是个老太太，六十来岁，住六楼，没电梯。她门口摆着一个纸箱，箱子上写着“轻放”。
我抱起来，沉。我说阿姨这什么。
她说寿衣。
我说您这是往哪儿送。
她说城西殡仪馆，三号厅。
我说行。
她把我拉住，说等一下，你帮我看看，这个尺寸对不对。
她把箱子拆开，里头是藏青的一套，缎面的，领口滚了金边，袖口绣了云纹。
她说这是她自己的。
我说您这……
她说她去年量的身，今年胖了十七斤。她怕到时候穿不上。
她说她一个人住，儿子在深圳，一年回来一趟。她怕自己哪天倒了，儿子回来手忙脚乱，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找不出来。
她说她提前备着，放在柜子最底下，每年拿出来晒一回。
她说这话的时候，一直在摸那个袖口。
她说：“小伙子，你说这云纹，是不是太花了。”
我说不花。
她说：“我这辈子没穿过这么花的。”
“我结婚那年想做件红棉袄，没做成。”
她把箱子重新封上，用胶带缠了三圈，缠得很仔细，边角都压平。
她说：“你送的时候轻点。”
“别磕了角。”
那一单我送得很慢。到她说的那个厅，交给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他接过去，把箱子放在墙边一排纸箱中间。
那排箱子里，有五个是寿衣。
第二个是狗。
二〇二五年春天，一单，从城南宠物店到城西老墓园东边那片小树林。
配送内容写的是“狗粮五斤”。
备注写着：放树底下，别拆袋。
我到了那片树林，找了一圈，找不到什么碑。树林里只有几棵老杨树，地上是去年的落叶。
我给收件人打电话，通了。
是个女的，声音很轻。
她说：“你到了？”
我说到了。
她说：“往里走，最粗那棵。”
我往里走，看见树干上钉着一块小木牌，巴掌大，上面用记号笔写着两个字：“豆豆”。
木牌下面摆着一个搪瓷碗，碗里还有水，水是清的，说明有人常来换。
我把狗粮放在碗边上。
她说：“谢谢你。”
我说：“这狗……”
她说：“十六年。”
三 · 她说我脸白
“我三十岁养的，我四十六它走的。”
“它走那天我不在家，在出差。回来的时候，我妈把它埋在楼下了。我找了三天才找到。”
“我后来把它挪这儿来了。这地方好，有树。”
我说：“你常来？”
她说：“一个礼拜来一回。换水。”
“我怕它渴。”
我在那棵树底下站了一会儿。
风把杨树叶子吹得哗哗响，跟水声有点像。
第三个是房子。
纸扎的别墅，一米二高，三层，带车库，车库里还有一辆纸扎的车，红色的。
取货在殡葬街中段一家店。送到火葬场后门。
收件人写的是“李长顺”，电话是下单人的。
下单人是个年轻男的，二十七八，开一辆白色轿车，在火葬场后门等我。
他从车上下来，穿一件黑T恤，胳膊上有纹身，纹的是一条鱼。
他说：“师傅，这个能烧吗。”
我说这个你得问里面的人。
他说：“我问过了，说能烧，但是得拆。”
我说拆什么。
他说拆了才能进去，不然炉门进不去。
他蹲下来，把那个纸别墅一层一层拆。拆到第三层的时候，他停住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这门是我自己粘的。”
他指给我看。别墅一层的大门，两扇，上面用红笔画了两个门环。
他说：“我爸一辈子住平房，没住过楼房。”
“我小时候跟他说，爸，我长大给你买楼房。”
“他说，别买，楼房没院子，我抽烟得下楼。”
“我后来买了房，一百二十平，有电梯，没院子。”
“他不来住。他说他在平房住惯了。”
“他去年查出肺上有个东西，查出来就是晚期。他抽了五十年烟。”
“他住院那两个月，跟我说了三回，说想回家。”
“我没让他回。我说医院有氧气。”
他把那两扇门掰下来，捏在手里。
他说：“我现在给他盖一个。”
“三层，带车库，有院子。”
“我在院子里还画了一棵树。”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一下就没了。
他说：“师傅，你说他能不能住上。”
我说能。
他把门装进兜里。
他说：“这两扇门我不烧。”
“我拿回家。”
第四个是我从来不问的那种。
红纸包着，巴掌大，不能压。
第一回接到这种单，我还年轻，手贱，隔着纸捏了一下。里面是硬的，形状说不上来，像一小块木头，又像一小截骨头。
老吴后来跟我说，这种单，接了就走，别捏，别看，别问。
我说为什么。
他说：“人家里的事，你捏一下，就是你也进了那家门。”
“进了门，就得管。”
“你管得起吗。”
我管不起。
我后来接了十一单这种，一单都没捏。
十一单里，有九单是送到殡仪馆的，一单送到城西一个小区，一单送到火车站。
送到火车站那单，收件人是个女人，三十来岁，拖着行李箱。
她从包里掏出一张一百的给我。
我说不用，平台付了。
她说：“你拿着。”
“这东西我带了六年，我今天送走它。”
她把那个红纸包接过去，看了一眼，然后转身进了候车厅。
我看着她走，一直看到看不见。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也不想知道。
这行干久了，你会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人：你知道这座城市每天死多少人，你知道哪家殡仪馆的三号厅冷气最足，你知道哪个墓园的管理员好说话，你知道寿衣分几种料子，你知道纸扎的价钱，你知道一个十六年的狗埋在哪棵树下。
你不知道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还下单。
明明送不到。
明明知道送不到。
我头一年想不通，觉得他们傻。
第二年不想了。
第二年我自己也开始下单。
每个月十五号，给我爸下一单，一包烟，一瓶二锅头，送到城西公墓第三排。
收件人写“爸”，电话写我自己的。
我知道送不到。
我还是每个月下。
下完了，那个月我跑车的时候，心里就轻一点。
就这么一点。
规矩是规矩，可我破过一次。
二〇二四年冬天，腊月二十一，夜里十一点多。
那天冷得厉害，手机上显示零下七度。我穿着冲锋衣，里面加了两件，还是冻得手指头发僵。
系统推了一单，从殡葬街到殡仪馆二号厅。
取货是个很小的纸包，用红纸包着，巴掌大，用白线缠了几圈。
收件人写的是“刘先生”，备注：送进厅里，放供桌上。
我在福安堂门口拿到纸包，问老陈：“这单我送进去？”
老陈看了我一眼，说：“备注怎么写。”
我说：“送进厅里，放供桌上。”
他说：“那你自己定。”
我说：“您说呢。”
他把笔放下，说：“我不说。”
“我这行有个规矩，不替人拿主意。”
“有些事，你得自己走一趟才知道。”
我把纸包揣进怀里，骑车过去了。
二号厅的门开着，里面亮着白灯。
厅不大，摆着二十来把椅子，坐了七八个人。最前面是灵床，铺着黄绸，上面躺着一个人，脸上盖着一方白布。
供桌在灵床前面，摆着水果、点心、一碗米饭，米饭上插着三炷香。
我把纸包拿出来，站在门口。
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三十多岁，眼睛肿的，穿着黑棉袄。
他说：“送东西的？”
我说是。
他伸手要接。
我没给他。
我说：“备注写的是放供桌上。”
他愣了一下。
他说：“那你放。”
我把纸包递过去，说：“你放吧。”
他看着我。
他说：“我不懂规矩。”
“你懂，你放吧。”
我站在那儿。
厅里的人都看着我。
那三炷香在烧，烟直直地往上走。
我进去了。
我走到供桌前面，把那个纸包放在左手边第二个位置。
我放的时候，手很稳。
放完，我退了两步，鞠了一躬。
然后我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那个男人跟出来。
他说：“师傅。”
我说：“嗯。”
他说：“那是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你不知道？”
我说：“备注没写。”
他站在门口，看着我。
他说：“是我妈。”
“她走之前，跟我说，她有个东西要带走。”
“她没说是什么，只说了放在哪儿。”
“我找了两天，找到了，不知道是不是。”
我说：“你找到了，就是。”
他低下头。
他说：“谢谢。”
我说：“不客气。”
我骑车走了。
骑出去一百米，我把车停在路边。
我的手在抖。
不是冻的。
我在路边站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回家，进门的时候，我妈还没睡。
她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关着。
她看见我，说：“今天怎么这么晚。”
我说：“路上滑。”
她说：“手怎么这么凉。”
她站起来，去厨房，给我倒了一杯热水。
她把杯子递给我，说：“捧着。”
我捧着。
她说：“你今天不对。”
我说：“没什么。”
她说：“你脸白。”
四 · 十年没回家
我说：“冷的。”
她把毛衣针放下，没接这个话。
她说：“你进灵堂了。”
我抬头看她。
她说：“你身上有香灰味。”
我把杯子放下。
我说：“妈，就一次。”
她说：“我说过什么。”
我说：“您说过别跑城西。”
她说：“我还说过什么。”
我没说话。
她说：“你别进灵堂。”
“你进去了，你就带上东西了。”
我说：“妈，这都什么年代了。”
她没说话。
她转身进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小把米。
她走到我面前，抓了一把，从我头顶往下撒。
米粒落在我肩上，落在地上。
她嘴里念了几句什么，声音很小，我听不清。
撒完，她把剩下的米倒进厨房的水池，冲了。
她说：“以后别进了。”
我说：“好。”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
一觉到天亮，中间没醒。
我后来想，那可能是她那一年里，唯一一次没在客厅坐到天亮。
第二年夏天，我遇上过一回事。
那天下午三点，系统推了一单，从殡葬街到城南的铁路新村。
取货是个鞋盒大小的盒子，外包着一块蓝布，四角用线缝着。
收件人写的是“张桂英”，电话是个座机号。
我打电话过去，是个老太太接的。
她说：“你送到三号楼二单元一楼，我在门口等你。”
铁路新村是那种老楼，红砖，楼道口堆着煤球和旧家具。
我到的时候，一楼那户门开着，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
她穿着白布褂子，头发全白了，梳得整整齐齐，别着一根黑卡子。
她看见我，站起来，说：“来了。”
我说：“张奶奶，您的件。”
她把盒子接过去，抱在怀里。
她没进屋，就站在门口，把蓝布解开。
里面是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年轻男人，穿着军装，笑得很腼腆。
老太太看着照片，看了很久。
她说：“他走的时候二十二。”
“我十九。”
“我们结婚才七个月。”
我没说话。
她说：“五十四年了。”
“他牺牲在边境上，骨灰没运回来，就给了这么一张照片。”
“我一直想给他买个相框，装了挂起来。”
“这五十四年，我一直没装。”
我说：“为什么没装。”
她说：“装了，就真的人了。”
她把相框翻过来，背面是空的。
她说：“我一个人过了五十四年。我不敢装。”
“装了，我每天看着，我过不下去。”
她抬头看我。
她说：“今天早上，我起来，觉得不对劲。”
“我在屋里坐了一上午，我想，我该装了。”
她伸出手，手背上全是老年斑。
她说：“我今年七十三。我不能再等了。”
我说：“奶奶，您儿子呢。”
她说：“没儿子。”
“我没再嫁。”
她把相框抱在怀里，站起来。
她说：“谢谢你，小伙子。”
“你回去吧。”
我骑车走了。
骑出去一百米，我回头看。
她还坐在那个小板凳上，抱着相框。
门开着，里面很黑。
第二天早上，我路过铁路新村，看见二单元一楼门口摆了花圈。
我停下来，问楼下坐着的一个大妈。
我说：“这家怎么了。”
大妈说：“张姐走了。”
“昨天晚上。睡觉走的，早上她妹妹来看她，人已经凉了。”
我说：“她一个人住？”
大妈说：“一个人住了五十多年。”
“她男人早死了。”
我骑车走了。
那天我跑了二十七单，一单都没跑错。
晚上回家，我妈在补衣服。
我坐在她旁边，坐了很久，一句话没说。
她抬头看我，说：“怎么了。”
我说：“妈，我给你买个新缝纫机吧。”
她说：“这个还能用。”
我说：“买一个。”
她说：“你钱多啊。”
我说：“我钱多。”
她笑了一下，说：“攒着吧，攒着给你娶媳妇。”
我没说话。
我在那儿坐着，看她补衣服。
那天晚上，我头一次觉得，她补衣服的那个动作，很像我送单的动作。
一针，一单。
一针，一单。
二〇二五年冬天，殡仪馆的老保安跟我说过一件事。
那天我在门口等家属取件，他递给我一根烟。
他说：“小周，你跑这地方多久了。”
我说两年半。
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儿的灯，从来不灭。”
我抬头看。
二号厅、三号厅、五号厅，门口的灯全亮着。走廊里的灯也亮着。一直亮到天亮。
我说：“省事吧。”
他说：“不是。”
“这些灯，是我按的。”
“我刚来那年，这儿晚上关灯。关了三年。”
“有一年冬天，一个老太太半夜来，找她老伴。她不知道在哪个厅，摸了半个钟头，摔了一跤。”
“我扶她起来，她坐在走廊地上，说，怎么这么黑。”
“我从那天起就不关灯了。”
“我跟主任说，电费我出。”
“主任说，你出什么出，就这么开着吧。”
他吸了一口烟。
他说：“人走的时候，都是一个人走。”
“但走之前，得有个亮。”
我把烟点了，吸了一口。
我这辈子就抽过那一根。
呛得厉害。
二〇二五年秋天，我送过一单奇怪的。
取货是城东一个快递点，收件是城西老墓园。
东西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很薄，摸得出里头有一张卡，硬的那种。
收件人写的是“王建国”，电话是空号。
系统派单的时候我看了，备注写着：到了打电话，打不通就放碑前面。
我给收件人打了三次，都是“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就按备注办。
老墓园在城西那片坡上，进大门往右走，第三排还是第四排，我记不太清，只记得那一片的碑都是新的，白的，字还很清楚。
我照着单子上的排号找。
找了十几分钟，找到一块碑。
王建国，一九六二年——二〇二三年。
碑上贴了一张照片，照片被雨打得有点糊，但能看出是个瘦脸的男人，戴眼镜。
碑前面有个石头台子，摆着两个已经干了的苹果，还有半瓶白酒。
我把信封放在台子上，压在一块石头底下。
我正要走，旁边有个人说话。
“你是送东西的？”
我抬头。
一个男的，四十来岁，穿着一件灰夹克，站在隔壁那块碑旁边。
我说是。
他走过来，看了看那个信封，说：“这是我爸。”
我说：“你好。”
他说：“我下的单。”
我说：“你怎么不自己来？”
他没说话。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递我一根。
我说我不抽。
他自己点了一根，吸了两口。
他说：“我不敢来。”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跟我爸，有十年没说过话。”
“他不认我这个儿子。”
“我结婚那年，他跟我吵了一架，说我媳妇家条件不好。”
“我摔门走了。”
“十年，我没回家。”
“他生病我不知道。他住院我不知道。他走的时候，是邻居打电话告诉我的。”
五 · 老陈那句话
“我赶到医院，人已经推走了。”
他吸了一口烟，吐出来。
他说：“我到殡仪馆，看见他躺在那儿。”
“我没哭。”
“我站了半个钟头，一句话没说。”
“我在想一件事。”
“我在想，他最后那几年，是不是天天坐在门口等我。”
他把烟头在碑座上摁灭。
他说：“我每个月给他下单。”
“一包烟，一瓶酒，一张卡。”
“卡里有钱，五百块。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
“我知道收不到。”
“我就是每个月下一单。”
“下一单，我这月就能睡着。”
他指了指那个信封。
他说：“这个月是第十三个月。”
“我打算下到我自己死。”
“下到我死，我就去找他，跟他说一句对不起。”
风从坡上下来，把他衣角吹起来。
他站在那儿，看着那块碑。
他说：“师傅，你说他能收到吗。”
我说：“能。”
他看着我。
我说：“你送到了。”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难看。
他说：“谢谢你。”
我骑车走了。
下坡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男的还站在那儿，蹲下去，把那个信封从石头底下拿出来，揣进怀里。
然后他坐在碑前面的地上。
他坐了很久。
那天我跑完最后一单，回家。
我妈在厨房做饭。
我站在门口，说：“妈。”
她说：“嗯。”
我说：“我以后天天回来吃饭。”
她把锅铲停下，回头看我。
她说：“你说什么傻话。”
“你跑车，哪有天天回来的。”
我说：“我天天回来。”
她看了我一会儿，说：“行。”
“那我天天做。”
我说：“你不用天天做。”
她说：“我天天做。”
“你回来就有，不回来，我自己吃。”
那天晚上，我吃了两碗饭。
我妈一直看着我。
她说：“你今天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
“就是饿。”
二〇二四年夏天，站长找过我一次。
站长姓谢，三十出头，原来也是骑手，跑坏了膝盖，转的管理。他办公室里挂着一张片区图，红笔圈出来的就是城西那一片。
那天他把我叫进去，给我倒了杯水，说：“周砚，城西那边，你跑了多久了。”
我说一年多。
他说：“一个月多少单。”
我说六百多。
他说：“六百多。你知道其他人多少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其他人，一个月跑城西的，最多八十单。”
“跑满两个月就辞职。”
我说为什么。
他把水杯推过来，说：“你自己没感觉？”
我说没有。
他说：“我跟你讲个事。二〇二二年到二〇二三年，城西那一片，走了十一个骑手。”
“九个是主动辞的，两个是出事的。”
我说出什么事。
他说：“一个在殡仪馆门口摔了，锁骨断了。另一个……”
他停了一下。
“另一个在墓园那条路上，骑车撞了树，人没事，但他说他撞的是个人。”
“他说他看见一个人站在路中间，穿黑衣服。”
“他刹车，撞树上了。他爬起来看，路上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他就辞了。”
我没说话。
站长说：“我不是想吓你。”
“我是想问你，你要不要当组长。”
“城西那边我没人。你愿意带，我给你加钱。”
我说我不当。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带不了人。”
“我带谁，谁就跟我一起跑城西。”
“跑两个月就辞，或者出事。”
“我不带。”
站长看了我一会儿，没说话。
他把那张片区图从墙上取下来，铺在桌上，用手指头点了点城西那一片。
他说：“这块地方，一年要出一千多单。”
“没人跑，就堆着。”
“堆着的单，最后都是我自己骑着去送。”
我说：“谢哥，你送过？”
他说：“送过。”
“我送第一单的时候，是个小孩的衣服。一个三岁的小孩，走了。”
“他妈妈下的单，让送到殡仪馆，说孩子怕冷。”
“我把衣服送到，交给他妈妈。她抱着那包衣服，蹲在地上。”
“我出来了，在门口抽了半包烟。”
他把图重新挂回墙上。
他说：“周砚，你要是不当组长，那你就一直跑。”
“你跑一天，这地方就少一单堆着。”
“但你记住一件事。”
我说什么事。
他说：“你别把这地方当工作。”
“你把它当工作，你就跑不长。”
我说那当什么。
他说：“当个过渡。”
“人这辈子，有些地方是待不久的。”
“你在这地方待久了，你就出不去。”
我从他办公室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那天下午有太阳，晒得柏油软。
我骑上车，接了第一单。
城西。
那之后我又跑了一年多。
站长那句话，我一直记着。
“待久了，你就出不去。”
我现在知道，他说的不是城西。
他说的是我。
十一点四十二。
我按了“接单”。
按下去的那一下，屏幕震了一下，绿色的按钮变成灰色的“已接单，请前往取货”。
我站起来，把掉在裤腿上的馍捡起来，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风大了。梧桐叶在地上打着旋，卷到街对面。
福安堂的半扇卷帘门里透着黄光，老陈正在给一个纸人描眉毛。
他手很稳，那支细毛笔在纸人的眉骨上走，一笔下去，眉形就出来了。
我推门进去，风铃响了一声。
他抬头，说：“来了。”
我说：“陈叔，单子。”
他把笔放下，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纸袋。
不是塑料袋，是那种黄裱纸糊的纸袋，四四方方，用一根红绳捆着，绳结绕了七八道，一层压一层。
我接过来，掂了掂。
很轻。
轻得不像装了东西。
我说：“陈叔，这里面是什么？”
老陈把笔重新拿起来，蘸墨，没抬头。
他说：“你没问过。”
我说：“我今天想问问。”
他停了一下。
笔尖悬在纸人的眼皮上，墨滴下来，在纸人脸上洇开一个小黑点。
他拿袖子去擦，擦不掉。
他说：“一撮土。”
我说什么土。
他说：“城西的土。”
“你这单特殊，周砚，”他把笔放下，看着我，“你自己下的。”
我说：“不是我下的。”
“我三年没在平台上给自己下过单。”
老陈看着我，看了很久。他的眼睛是那种浑浊的黄，眼皮耷拉着，但瞳仁很黑。
他说：“那你自己看。”
他把柜台上那台老旧的平板翻过来，推到我面前。
屏幕上是一个订单详情页，收件人是“周砚”，地址是“槐荫路27号3单元402”。
底下一个信息栏，我以前从没注意过——因为我以前从来不看别人的单。
栏里写着：
下单账号：138******27
我一愣。
那个尾号，也是27。
跟我收件电话的尾号一样。
我说：“这号码跟我重了。”
老陈说：“不是重。”
六 · 每天一单
“你手机号是138开头，尾号27。这个下单的，也是138开头，尾号27。”
我说那不就是我的号？
“不是，”他说，“你这个号，是三年前四月十三号办的。”
“四月十二号之前，你没这个号。”
我站在那儿，纸袋捏在手里，红绳的结硌着掌心。
外面风把卷帘门吹得哐当响了一下。
老陈把平板收回去，屏幕朝下扣在柜台上。
他说：“雨衣。”
我说什么？
他说：“你那天穿的雨衣，还在吧。”
我说：“在，在阳台上挂着。”
他说：“去看看。”
“里头有东西。”
我骑车回槐荫路。
城西到槐荫路，正常二十分钟。我骑了三十五分钟。
路上没开快，我自己知道。手在发抖，油门拧不稳。
从殡葬街出来，上西环，路灯一盏一盏往后倒。整条路上就我一辆车，前灯打出去，光柱在柏油上晃。
我把车停在楼下，抬头看。
四楼，最东边那户。
灯亮着。
我妈这个点从来不睡。她睡得晚，说躺下也睡不着，不如坐着。她一般坐在客厅那张旧沙发上，开着电视，声音关到最小，看画面。
我抱着那个黄纸袋上楼。
老楼，六层，没电梯。楼梯间灯是声控的，走一步亮一下，灭一下。
三楼平台那儿，灯坏了。我在黑里站了两秒，听见楼上有电视机的声音，很小，像蚊子。
四楼。我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门开了。
我妈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是关的。她手里拿着一件衣服在补，针线在灯下走。
她抬头看见我，说：“回来了。”
我说嗯。
她说：“饭在锅里。”
我说妈，我不饿。
她说：“锅里有排骨，你昨天说想吃的。”
我站在门口，没换鞋。
她低头继续补那件衣服，补了两针，停下来。
她说：“你手里拿的什么。”
我低头看了一眼那个纸袋。
黄裱纸，红绳，四四方方。
我说：“一个客户的单。”
她没说话。
她把针从布上拔出来，别在胸前，然后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她比我矮一个头。她仰起脸看我，灯光从她头顶照下来，把她脸上的皱纹照得很清楚。
她说：“扔了。”
我说妈，这是客户的东西。
她说：“扔了。”
她的声音不大，但是抖。
她说：“周砚，你听妈一句话，扔了。”
“你扔了，妈给你跪下。”
我说妈你干什么。
她没跪。她只是站在那儿，两只手攥着衣角，攥得发白。
我把那个纸袋放在了门口的鞋柜上。
我说：“我明天送。”
她没再说话。
她转身回了沙发上，拿起那件衣服，继续补。针走得比刚才快。
电视里在放一个老电视剧，画面里的人张着嘴，没有声音。
我换了鞋，进屋，走到阳台上。
阳台上晾着几件衣服。我妈的外套，两条毛巾，还有一件蓝色的雨衣。
那件雨衣我三年没穿过了。
它挂在最里面，被前面的衣服挡着，只能看见一角。肩上的位置有一道裂口，是我摔那天磕的。
我把它取下来。
雨衣有点硬，塑料老化，摸着像纸。
我抖开。
从领口的夹层里，掉出来一样东西。
一张纸。
很薄，折叠了四次，边缘已经发黄，被水泡过又干了，皱得像一片枯叶。
我把它展开。
是一张打印的订单小票。
上面有平台的logo，有一串订单号，有取货地址，有收货地址。
收货人：周砚。
收货地址：槐荫路27号3单元402。
下单时间：2023-04-12 16:47
配送状态：已完成
最下面，备注栏，有一行字。
我凑到阳台那盏小灯底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那行字是：
**“他还年轻，再给他三年。”**
我的手开始抖。
阳台外面是一片黑，楼下那盏路灯照着一棵槐树，叶子被风吹得翻过来，背面是白的，一片一片地翻。
我站在那儿，捏着那张小票。
三年。
我跑外卖，跑了三年。一千零九十五天。
我妈每天晚上都在客厅坐着，电视声音关掉。
我一直以为她是睡不着。
我拿着小票进屋。
我妈还在补那件衣服。她没抬头。
我把小票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
她看了一眼。
针停了。
屋子里很静，只有电视画面在动，一个男人在笑，一个女人在哭。
她说：“你翻我东西。”
我说：“在雨衣里。”
她说：“那是我的雨衣。”
我说：“妈，这是我的雨衣。”
她抬起头。
她的眼睛红了，但没掉眼泪。她这辈子好像不太会掉眼泪，我小时候摔断胳膊，她背我去医院，一路上一句话没说，也没哭。
她说：“你想问什么。”
我说：“四月十二号，我是不是死了。”
她把手里的衣服放在腿上。
她说：“没有。”
“你没死。”
我说那这张小票是什么。
她说：“我不知道。”
“我就是……”
她停了一下。
“那天医院打电话给我，说人送来了，让我赶紧去。我在路上，一直在想一件事。”
“我在想，我要是能拿什么东西，跟你换，换你活着，我什么都换。”
“我到医院，走廊里头，有个女的，穿黑衣服，给我一张纸。”
“她说，你签个字，他就能回去。”
“她手上有个册子，翻开着。”
我说：“签的什么字。”
她说：“我没看。”
“我就签了。”
我坐在她对面的小板凳上。
我说：“妈，你签的是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
她说：“我知道。”
“我知道拿什么换。”
“我拿我自己。”
电视里那个男人还在笑。
我妈说：“三年，一天一天地换。我每天下一单，那天就能过去。”
“我下了三年。”
我说：“下了多少单？”
她说：“一千零九十五。”
“我没漏过一天。”
“有一天我发烧，三十九度，起不来。我趴在地上，拿手机下的。”
我说：“妈。”
她说：“你别说话。”
“你听我说完。”
她把胸前别着的那根针拿下来，插进线团里。
她说：“今天晚上这一单，是最后一单。”
我说为什么是最后一单。
她说：“因为没得换了。”
“我这三年，一天一天换，换到今天，我身上就剩今天这一天了。”
“今天下完，明天我就没有了。”
“所以我在备注上写了三个字。”
“别回家。”
我看着她。
她看着我。
她说：“我本来想，你今晚别回来，明天早上你回来，我就已经走了。你就当我是睡着走的。”
“你就不用看见。”
我说妈。
她说：“你回来干什么。”
我说不出话。
她说：“你这孩子，从小就犟。”
“让你别跑城西，你偏跑。”
“让你别接灵堂单，你偏接。”
“我每天下那一单，收件人写你名字，我就在想，只要你还在这世上跑，只要我还能看见你骑车从楼下过，我就再换一天。”
七 · 四根手指
“我换了三年。”
“今天换完了。”
她说完，低下头，把那件衣服重新拿起来。
针穿过布，拉出一根线。
她说：“鞋柜上那个纸袋，扔了吧。”
“里头是土。”
“城西的土。”
“我死那天，你抓一把撒我身上就行。别买墓地，贵。”
我站起来。
我走到门边。
我在门边站了很久。
手搭在门把上，没拧。
外面的楼道是黑的。三楼那个坏了的灯，我小时候就坏着，一直是坏的。
我转过身。
我妈还坐在那儿，没抬头，针在布上走。
我说：“妈，我出去了。”
她说：“嗯。”
我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她说：“嗯。”
我说：“你别坐着等。”
她说：“我不等。”
她说这话的时候，针没停。
我把门带上，下楼。
那天夜里风很大。手机上是十二点五十。
我骑车往城西去，路过槐荫路口，红灯。
路口有一家还在开的小卖部，卷帘门拉到一半，里头一个老头在收银台后面看一台小电视。
我在那儿停了一下，买了一瓶水。
老头收款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这么晚还跑。”
我说：“夜班。”
他说：“哪儿。”
我说：“城西。”
他收了钱，把水递给我。
他说：“城西那边，我年轻时候送过煤。”
“那条街晚上没人。”
我说：“现在也没人。”
他说：“我那时候送煤，送到殡仪馆后面的锅炉房。”
“有一年冬天，我在那儿见着一个女的，穿黑衣服，站在殡仪馆后门。”
“我以为是家属，问她要不要帮忙。”
“她说不用。”
“她说她在等人。”
我说：“等谁。”
他说：“她说等她儿子。”
“我说你儿子在里面？”
“她说不，她儿子在跑车。”
“她说她儿子每天从这儿过，她在这儿看着。”
老头把找的零钱推过来。
他说：“我那时候二十多岁，觉得这女的怪。”
“现在我也六十多了。”
“我倒觉得，这当妈的都是这样。”
我说：“哪样。”
他说：“等着呗。”
“一辈子就等着。”
我把零钱收起来。
我说：“大爷，那个女的，你还记得长什么样吗。”
他说：“记不清了。”
“就记得她穿黑衣服，头发剪得短。”
“哦对，”他说，“她手上有茧。”
“手背上，一层茧，像干粗活的。”
我把那瓶水拿在手里，没喝。
我说：“谢谢。”
他说：“慢点骑。”
我骑车过了路口。
城西的方向没有路灯，越往前越黑。
骑到一半，我把车停在路边。
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拧开那瓶水，喝了半瓶。
风把路边的塑料袋吹起来，挂在树上，哗啦响。
我坐了一会儿。
我想的是那个老头说的话。
“她儿子在跑车。”
“她每天从这儿过，她在这儿看着。”
我三年，天天走这条路。
三年，一千多趟。
我从来没看见过什么人。
但我也从来没在这儿停过。
我骑车的人，眼里只有路。
我把水瓶盖拧上，站起来。
我对自己说了一句话。
我说：“周砚，你今天晚上，别多想。”
我骑上车，往前。
城西的殡葬街在前头，一片黑，只有最东头有一盏灯。
那盏灯是马灯。
我在门口的鞋柜前站了很久。
那个纸袋搁在鞋柜上，黄裱纸，红绳，四四方方。
我伸手去拿。
我又把手收回来。
我回头看我妈。
她低着头，灯光从她头顶照下来，把她的头发照得很白。她还在补那件衣服，一针一针，走得很慢。
我说：“妈。”
她说：“嗯。”
我说：“你这三年，晚上都干什么。”
她说：“补衣服。”
“补完了呢。”
她说：“看电视。”
“电视开着，看不看。”
她说：“不看。”
“那干什么。”
她抬起头。
她说：“等你。”
屋里静了一会儿。
我说：“我每天几点回来。”
她说：“不一定。”
“早的时候十一点。晚的时候两点。”
“我等到你开门，我才去睡。”
我说：“有时候我不回来呢。”
她说：“不回来，我就等到天亮。”
我说：“我在外面跑单，你在家等，你图什么。”
她说：“我图你在。”
我把手插进外套口袋里。
口袋里有一把钥匙，一串，三把。家门、楼道门、电动车。
我攥着那串钥匙。
我说：“妈，你今年体检了吗。”
她说：“没有。”
我说：“为什么不去。”
她说：“不去。”
“去了查出来，就得治。治就得花钱。”
“你这钱攒着，我不用。”
我说：“我攒的钱，够。”
她说：“够也不治。”
“我这个年纪，治了也是拖。”
“我拖三年了。”
“我拖够了。”
我把钥匙攥得更紧。
我说：“妈，你不治，那我这三年跑什么。”
她说：“你跑，是因为你不敢在家。”
我抬头看她。
她说：“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三年跑了多少单，我都算着。”
“你一天跑十六个钟头，回家睡六个钟头。”
“你这六个钟头，睡得像死了一样。”
“我半夜起来给你盖被子，你一点都不知道。”
“你醒了就走，走了也不说话。”
“我有时候想跟你说句话，我得站在门口拦你。”
“我拦了你三年，一次都没拦住。”
她把针从布上拔出来，插在线团里。
她说：“我这三年，一天一天给你换。我换的时候没想过要你谢我。”
“我就想让你活着。”
“我就想让你好好地活着，别像我这样，一辈子就守着一个屋子。”
“结果你呢。”
她说：“你天天跑城西。”
“你天天给死人送东西。”
“你自己活得跟个死人一样。”
她说完这句，屋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
电视画面里有个女人在哭，嘴张得很大，没有声音。
我站在那儿。
我说：“妈。”
“我明天不跑了。”
她说：“你说什么。”
我说：“我明天不跑了。”
她说：“你不跑，你干什么。”
我说：“我陪你在家坐着。”
她说：“坐着干什么。”
我说：“坐着。”
她看着我。
她看了很久。
她说：“你坐着，我干什么。”
我说：“你补衣服。”
“我给你穿针。”
她低下头。
她低下头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脸动了一下，就又不动了。
她说：“行。”
“那你给我穿针。”
“我眼睛不行了。”
我爸走的时候，我八岁。
我记不清他的脸了。家里有一张照片，是他三十岁那年照的，穿着蓝色的工装，站在一个厂房门口，眼睛眯着，因为太阳大。
我记得他的味道——机油味，还有点烟味。他在汽修厂干活，每天晚上回来，身上就是这个味。
我记得他一只手。
他的左手小指少了一节。是修车的时候被皮带轧的。
小时候他拿那只手给我剥橘子。四根手指，剥得很慢，剥完了递给我，说“吃”。
八 · 二〇〇三年
他话不多。跟我一样。
二〇〇三年冬天，他在厂里修一台老解放。千斤顶滑了。
人送到医院的路上就没了。
厂里赔了六万八。
我妈拿着那笔钱，把家里的债还了，剩下的存起来，一分没动，说留着给我上学。
她一个人，从三十八岁带到我三十一岁。
这二十三年，她没再嫁。
街道上有人给她说过两回，一个开杂货铺的，一个在邮局上班的。她都推了。
我小时候问过她一次，为什么不找一个。
她正在洗衣服，头也没抬，说：“你爸那个人，脾气不好，但他护家。”
“换一个，不一定护你。”
我当时不懂。
现在懂了。
她这一辈子，护了两个人。一个护了八年，一个护了三十一年。
她自己的时间，一天都没留下。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说。
我妈这三年，每个月十五号，会去一趟银行。
我是有一回替她取钱才发现的。
那天她腰疼，起不来，把存折给我，说：“十五号，你去取三百。”
我去了。
柜台的小姑娘刷了存折，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这个折子每个月都取三百啊。”
我说是吗。
她说：“取了三年了。”
我把三百块取出来，回家给她。
我问她：“妈，你每个月取三百，干什么用。”
她说：“没干什么。”
我说：“没干什么你取它。”
她说：“放在家里。”
我说：“家里哪儿。”
她说：“米缸底下。”
那天我回去，把米缸搬开。
米缸底下压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几沓钱，用橡皮筋一捆一捆扎着。
我数了数。
一万零八百。
一个月三百，三十六个月。
一天都没断。
我拿着那沓钱，站在厨房里。
我把钱放回原处，把米缸推回去。
那天晚上我问她：“妈，米缸底下那钱，你留着干什么。”
她说：“给你娶媳妇。”
我说：“我不娶。”
她说：“那就给你养老。”
我说：“我养老用不着这么多。”
她说：“那就给你买房子。”
我说：“我不买房。”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她说：“那你留着，什么都行。”
“我就是想给你留点东西。”
“我这辈子，什么都没给你留下。”
“你爸留了一件衣服，我给你补了二十三年，那也算个东西。”
“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想给你留点钱。”
我说：“妈，你把自己留给我了。”
她愣了一下。
她说：“你说什么。”
我说：“你留了三十一年。”
“你从三十八岁到我三十一岁。”
“你没走过。”
“这就是你给我留的东西。”
她低下头。
她低下头，半天没说话。
然后她说：“你这孩子，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话了。”
我说：“我一直在心里说。”
“我就是说不出口。”
那天夜里我没睡。
我妈进屋以后，我坐在客厅，把那台笔记本电脑打开。
电脑是我二〇二一年买的，屏幕右边有一道裂，转轴松了，得用手扶着。
我登进骑手后台。
后台有个功能，叫“订单管理”，能查历史单。我一页一页往前翻，翻到二〇二三年四月。
那会儿我的单还少。四月十三号，我注册第一天，跑了六单。
我往下翻。
翻到四月十二号。
那一栏是空的。
四月十一号有，四月十三号有，四月十二号没有。
我把滚动条拉回去，又拉下来。
空的。
我坐在那儿，手扶着屏幕。
我又点开另一个页面——“异常单”。
异常单是没送成的单。超时、客户取消、地址错、找不到人。系统会把它们单独列出来，一直挂着，直到有人处理。
我点进去。
列表很长。
我拉到最底下，按时间排序。
最早的一条，是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二号。
订单号：JY-20230412-1607-0312
取货地址：槐荫路口（无具体门店）
收货地址：槐荫路27号3单元402
收件人：周砚
配送状态：无人签收
处理结果：挂账
我盯着那一行。
4月12号，16点07分。就是那张小票上的时间。
我再往前翻。
没有更早的了。
但我往后翻的时候，发现一件事。
从那天起，每一天，都有一单。
订单号连着的，JY-2023-0413-xxxx，JY-2023-0414-xxxx，一天一单。
收件人全是“周砚”。
配送状态全是“无人签收”。
处理结果全是“挂账”。
我拉到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百多单。
拉到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七百多单。
拉到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一千多单。
一直拉到最后一条。
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号。
第一千零九十四单。
状态：挂账。
我坐在那儿，看着屏幕。
一千零九十四笔挂账。
每一笔都是我妈下的。
每一笔都写着我的名字。
每一笔都没送成。
我把电脑合上。
屋里很黑。窗帘没拉，外面的路灯从窗户照进来，在墙上照出一块方的光。
我坐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点开我妈的微信。
她的头像是一朵花，我从来没点开过她朋友圈。
我点了一下。
“仅展示最近半年”。
半年里，她发了十七条。
第一条，是二〇二六年五月，一张排骨的照片。配的字是“今天排骨便宜”。
第二条，是六月的，一张窗外的照片，天很蓝。配字：“今天天好。”
第三条，七月，一张缝纫机的照片。配字：“老伙计还能用。”
第四条，八月，一张花的照片，月季。配字：“开了。”
……
我一条一条往下翻。
十七条。
没有一条提到我。
没有一条说“我儿子”，没有一条说“家里”，没有一条说“我难受”。
我翻到最后一条。
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号，昨天。
配图是一张空的碗。
配字只有两个字：
“明天。”
我把手机放下。
我坐在那儿。
窗外的路灯闪了一下，灭了，又亮。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
那是一双跑外卖的手。左手虎口有一道疤，是二〇二四年冬天被车链子绞的。右手食指第二个关节是歪的，摔过。
这双手，三年跑了两万一千单。
这双手，什么都没换到。
我站起来，走到阳台上。
那件蓝色雨衣还挂在那儿。
我把它取下来，抖了抖。
然后我把它穿上。
雨衣有点小，肩那儿紧。塑料老化，一动就“哗啦”响。
我穿着它，站在阳台上。
十一月的夜里，风很凉。
我想起一件事。
三年前那天，我出门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雨衣。
我记得我把充电器拔了，卷起来塞进座桶。
我记得我戴上头盔，扣上带子。
我记得我从这个楼道出去，走到楼下。
再往后，是一片空白。
但现在，我站在阳台上，穿着这件雨衣，我忽然想起一点点东西。
不是画面，是一个声音。
“嘎——”
九 · 雨点打头盔
很长，很低，像什么东西在地上拖。
还有一个声音，是雨点打在头盔上的声音，很密。
然后是我自己的声音。
我说了一句什么。
我听不清。
我把雨衣脱下来，抱在怀里。
我在阳台上站着。
楼下那盏路灯底下，梧桐的影子被风吹得乱晃。
我站了一会儿，回屋，拿了外套和钥匙。
我看了一眼她的房门。
门缝里没光。
我轻轻把门带上，下楼。
老赵住在城西那头，一片等着拆迁的老平房。
我骑车过去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十分。他家院门没关，虚掩着，里头亮着一盏灯泡。
我把车停在门口，喊了一声。
他从屋里出来，披着一件军大衣，手里拿着搪瓷缸子，喝了一口。
他说：“我就知道你得来。”
我说：“赵哥，你早就知道。”
他说：“我知道一半。”
“我不知道的是，还能这么换。”
他把院门推开，让我进去。
院子很小，堆着纸箱、旧轮胎、一辆没电的电动车。墙角有个水泥台子，上面摆着两个马扎。
他坐下，把缸子放在台子上，说：“坐。”
我坐下。
他把缸子推给我：“喝口，姜糖水。”
我说不喝。
他说：“喝。你手在抖。”
我接了。
姜糖水很烫，甜得发腻。我喝了一口，从嗓子一路烫到胃里。
老赵看着我，说：“你妈下的单，你看见了？”
我说看见了。
他说：“下了多少？”
我说一千零九十五。
他点了一下头，没说话。他从军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没点，就叼在嘴上。
过了会儿，他把烟拿下来。
他说：“周砚，我跟你讲个事。”
“我干这行八年。八年前我儿子十七。”
我说：“赵哥，你不用——”
他说：“你听我说。”
“八年前我儿子十七，骑摩托，撞树上了。当场没的。”
“我给他送了三年。”
“一天一单，一天一天地送。我送的是纸钱。”
“三年之后，我停了。”
我说：“为什么停。”
他说：“因为我发现，我送的不是他。”
我没听懂。
老赵把烟点上，吸了一口，火光在他脸上跳了一下。
他说：“我送了三年纸钱，一天没漏。到第三年，我去他坟上，看见坟头压着一沓纸钱，是我送的。”
“一沓，没少。”
“我一单一单送，一单一单都送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它不落在他坟上。”
“那我送的是谁？”
他把烟叼回嘴里，吸。
“后来我才明白，”他说，“我送的是我自己。”
“我一天一天送，就是一天一天告诉自己，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
“我做的什么也不是。”
“我就是不想承认，他已经不需要我了。”
院子外面有狗叫。
老赵把烟掐了，掐在水泥台子上。
他说：“你妈比我狠。”
“我不舍得拿自己换。她舍得。”
我说：“她换成了吗。”
他说：“换成了。”
“你这三年，好好的。”
我抬头。
我说：“赵哥，你是说，我这三年，是她换来的。”
他说：“你自己想。”
“四月十二号，泥头车，槐荫路口，雨。”
“你在观察室醒过来，什么都不记得。”
“你自己想想，那三个小时，你人在哪儿。”
我没说话。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小票，展开，放在水泥台子上。
他用手指头拨了拨，看了看。
他说：“十六点四十七。”
“撞的是十六点十二。”
“她到医院，是十六点四十。”
“这单是十六点四十七分下的。”
“她在走廊里下的。”
“她还站在走廊里。”
“她还没看见你。”
我说：“这说明什么。”
他说：“说明她在路上就下了。”
“她没等看见你。”
“她接到电话，还没到医院，还没看见你什么样，就已经在手机上下单了。”
“她在路上想的不是‘我儿子怎么样了’。”
“她想的是‘我拿什么换’。”
我把小票收起来，折了一次，又折一次，塞回口袋。
我说：“赵哥，我要找那个穿黑衣服的女的。”
老赵看着我。
他说：“你找她干什么。”
我说：“我要下回来。”
老赵没拦我。
他只是说了一句：“你要是想清楚了，就去。想不清楚，就回家睡觉。”
我说我想清楚了。
他笑了一下，说：“你没有。”
“但你去吧。”
他告诉我一个地方。
城西殡葬街最东头，第十三家店，门口不挂牌，只挂一盏马灯。
那家店二十四小时开门，但白天没人。
凌晨三点以后，人才在。
我到那儿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四十。
整条街只有那一盏马灯亮着，黄铜的，玻璃罩上熏了一层黑，光透出来是浑的。
店门是两扇木头的，漆掉了，露出底下的红。我推了一下，门开了。
里面比我想的大。
一排一排的木架子，从地堆到顶，架子上摆着纸袋。黄裱纸糊的，四四方方，用红绳捆着，绳结绕了七八道。
跟我手里那个一模一样。
我往里走。
架子之间很窄，两个人错不过去。我侧着身子往里，走了大概十几步。
最里面有一张桌子。
桌后坐着一个女的，穿黑衣服。
她看上去四十上下。头发剪得很短，脸瘦，颧骨高，眼睛不大，但是很静。她在低头写什么，用一支钢笔，一笔一笔，很慢。
我站在桌子前面。
她没抬头，说：“坐。”
我坐下。
她把笔放下，抬起头看我。
她说：“周砚。”
我说：“你认识我。”
她说：“我给你办过一单。”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二号，十六点四十七。”
我说：“我妈签的东西，是什么。”
她说：“你先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我要替她下一单。”
她看着我，看了大概有十几秒。
然后她笑了一下。很短，像被什么扯了一下，又松开了。
她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不知道。”
她拉开抽屉，拿出一本册子。
不是纸的，是一本很厚的、硬壳的、封皮发黑的册子。她翻开，翻到某一页，推到我面前。
那页上写着我的名字。
周砚。
名字底下是一张表。表的左边一列是日期，从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二号开始，一天一行，一直排到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一号。
右边一列是一个数字。
每一行都是“1”。
第一千零九十四行，日期是昨天，数字是“1”。
最后一行，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一号，数字是空的。
她说：“这一千零九十五天，是从你身上扣的。”
我说：“扣的什么。”
她说：“时间。”
“不是寿命。寿命是定数，扣不了。”
“扣的是时间——你能站在这个地方的时间。”
“这三年，你每天跑十六个小时的车，不累。”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我张了一下嘴。
她说：“因为你没有‘以后’。”
十 · 只有今天
“你名下没有‘以后’。你只有今天。”
“你今天跑完，明天还有今天。你不会有‘下周’、‘明年’、‘等我攒够了钱’。”
“你这三年，是不是一次都没想过以后。”
我坐在那儿。
我想了一下。
三年，我真的没想过。我从来没想过明年干什么，没想过攒钱买房，没想过找对象，没想过四十岁以后怎么办。
我每天醒来就是接单，跑单，睡觉。第二天醒来，接单，跑单，睡觉。
我以为那是麻木。
她说：“那不是麻木。那是没有‘以后’的人的正常状态。”
“你现在明白了？”
我说：“我妈要付的是什么。”
她把册子翻到另一页。
她说：“她那一千零九十五单，每一单的配送费，从她身上扣。”
“她只剩一天。”
“今天是她的最后一天。”
我说：“那今天这单下完，她——”
她说：“她今天走。”
“跟正常死亡一样。睡一觉，走了。”
“她的单已经结清了。”
我说：“等一下。”
“她今天走，那我补的那一天呢。”
她看着我。
她说：“补单，补的是往后。”
“你补一天，她就多一天。”
“今天她走不成。”
“她今天会以为自己是困了，睡一觉，明早醒过来。”
“醒过来，那一天是你的。”
“到了明天晚上，才是她的。”
我坐在那儿，手指头在桌子上按着。
我说：“那她明天晚上，知道我陪着她吗。”
她说：“她不知道这单是你补的。”
“她只会觉得，那一天特别轻。”
“像什么东西松了。”
“她会做一件她一直想做、一直不敢做的事。”
“做完，她就走。”
我说：“那我还有什么事。”
她把册子合上。
她说：“她清的是‘下单人的账’。”
“但她送的东西，送到了。”
“送到了，就要有人收。”
我没听懂。
她说：“周砚，你这个单，你收到了吗。”
我说：“什么？”
她把那个黄裱纸袋推过来。
她说：“城西的土。”
“这个单，是往生单。”
“往生单的规矩是：送到，收件人就要走。”
“你妈下这一单，是为了把‘收件’这个动作做掉。”
“她一单都没送成过——因为你还活着，往生单送不到活人手里。”
“三年，一千零九十四单，全部挂账。”
“挂账的意思是：账还在。”
“今天这单，是最后一单。她把它送成了。”
我说：“送给谁。”
她说：“送给你。”
我的手指头凉了。
她说：“你一签收，她今晚上走，你也走。”
“两个人一起。”
“这就是她那个备注写‘别回家’的意思。”
“她不想让你签。”
“她让你在楼下站着，站到天亮。”
“天一亮，她走了，这一单就成了‘无人签收’。无人签收的单，会退回。”
“退回去了，账就勾了。”
“你就没事了。”
我坐在那张椅子上，看着桌上那个黄裱纸袋。
外面风刮了一下，木门响了一声。
我说：“要是我签了呢。”
她说：“那你陪她走。”
“这世上，你妈这辈子最怕的事，就是一个人走。”
“她怕了二十三年。”
“你爸走那年，她三十八。她一个人把里里外外办了，送走所有人，最后一个走。”
“她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
“她说，‘我不怕死，我怕死那天屋里没人’。”
我把手放在桌上那个纸袋上。
红绳的结，一层压一层。
我说：“我不签。”
她说：“对。”
我把手收回来。
我说：“但我也不能让她一个人走。”
她抬起头。
她说：“你要下回来，是为了这个。”
我说：“是。”
她说：“你知道下回来要付什么吗。”
我说：“付我自己。”
她笑了一下。
她说：“你没有自己。”
“你这三年，名下什么都没有。”
“你要拿什么下？”
我没说话。
我坐在那儿，脑子里转。
她说我没有自己。这三年我名下什么都没有——没有时间，没有以后，没有攒下的东西。
那我有什么？
我忽然想起来。
我说：“我有单。”
她抬眼看我。
我说：“我三年，跑了两万一千多单。”
“每一单都有记录。”
“平台后台能查。”
她说：“那些是活人下的单。”
我说：“是。”
她说：“活人下的单，不收你的东西，只给你钱。”
我说：“钱能换成什么。”
她抬了一下眼，又低下去，把册子往自己那边挪了两公分。
她说：“你想换什么。”
我说：“换我妈一天。”
“就一天。”
“她这一千零九十五天，一天一天换我。我要换她一天。”
“我陪她坐一天。就一天。”
“天亮了，我送她走。”
她低下头。
她拿起那支钢笔，笔尖在册子边上点了两下。
她说：“你知道你说的这句话，在我们这行叫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叫‘补单’。”
“下单人自己付不起，由别人替他付。”
“补单有一个规矩。”
“补单的人，要把自己名下的东西，全部押上。”
“押上之后，如果这一单送不成，押的东西不退。”
我说：“什么叫送不成。”
她说：“就是收件人没走。”
“你妈要是没走成，你押的东西就没了。”
“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说：“我本来什么都没有。”
她停了。
她把钢笔放下。
她说：“你等。”
她站起来，走到后面那排架子，抽出一个纸袋。
那个纸袋比我手里的大一圈，红绳是不一样的颜色——是黑的。
她拿回来，放在桌上。
她说：“补单的袋子。”
“你往里装。”
我说：“装什么。”
她说：“装你能押的东西。”
“装满为止。”
我把那个黑绳纸袋拿过来。
很轻。
我坐在那儿，看着这个空袋子。
我脑子里过了一件事一件事。
我的电动车。两万一千单。那个“全勤王”的牌子。我三年没洗过的那件冲锋衣。我攒在银行卡里的四万七千块。我那张床。我妈给我补的那件毛衣。
我把这些一样一样在心里放进去。
袋子还是空的。
我说：“装不进去。”
她说：“因为你心里那些东西，你舍不得。”
我抬头看她。
她说：“补单不收钱。”
“补单收的是‘你愿意拿命去换的那样东西’。”
“你想想，你这三年，有没有一样东西，是你愿意拿命去换的。”
我坐在那儿。
屋里很静。外面马灯的光从门缝透进来，在地上划了一道。
我想。
我想了很久。
我想起来一件很小的事。
去年冬天，下雪。我送一单到殡仪馆，路上滑，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我爬起来接着骑。
到了地方，家属接了东西，是个六十多岁的女人。她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你腿流血了。”
我说没事。
她说：“你等一下。”
十一 · 一张创可贴
她进灵堂，出来拿了一张创可贴。
她说：“贴上。”
我贴了。
她说：“你妈知道你这么跑吗。”
我说知道。
她说：“她心疼不心疼。”
我说：“她让我别跑城西。”
那个女人站在灵堂门口，看着我，说了一句：
“你别跑了。”
“我一个礼拜送走一个。”
“你跑这地方，你妈在家，一个礼拜心慌一次。”
我当时笑了一下，说：“阿姨，我多跑一趟，我妈就多一顿排骨。”
她没笑。
她说：“排骨能补。”
“心慌补不了。”
我骑车走的时候，回头看。
那个女的还站在门口，穿着孝服，站在那盏白灯底下。
我骑出去两百米，眼睛忽然看不见了。
我把车停在路边，抹了一把脸。
那天雪很大。
我在路边坐了很久。
那天之后，我还是照跑。
我一直没跟我妈说那天的事。
现在我想起来了。
我把手伸进那个黑绳纸袋里。
里面是空的。
但我的手伸进去，摸到了一个东西。
不是实物。
是一种感觉——像一只手从胸口往外拽，拽出来一根线，一根很长很长的线，线的另一头不知道在哪儿。
我坐在那儿，攥着那根线。
她说：“你想起来了。”
我说：“嗯。”
她说：“你把那个装进去了。”
“那个叫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她说：“叫‘怕’。”
“你怕她一个人走。”
“你这三年，每天跑十六个小时，你不是为了钱。”
“你是不敢回家。”
“你一回家，就看见她坐在沙发上，电视关着声音。你就知道她在等你。”
“你怕有一天回去，沙发上没人。”
我把手从纸袋里抽出来。
纸袋底下，沉了。
我把它推过去。
她说：“你想清楚了。”
我说：“想清楚了。”
“我要换她一天。”
“这一天，我陪她坐着。”
“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电视开着，声音关着。”
“坐一天。”
“天黑了我送她走。”
她看着我。
她说：“这一单，你可能送不成。”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你妈不想走。”
“她想让你活着。”
“你要是陪着她，她会挣扎。”
“她一挣扎，单就送不成。”
“单送不成，你押的东西不退。”
“你就没有‘怕’了。”
“没有‘怕’的人，在这世上，是走不动的。”
我说：“那我就不怕了。”
她盯着我。
过了很久，她低下头，拿起笔。
她说：“单号。”
她写。
“下单人：周砚。”
“收件人：李秀兰。”
“配送内容：一天。”
“配送日期：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她写完，把笔放下。
她把册子合上。
她说：“你回去。”
“天快亮了。”
她把册子合上之后，没有立刻让我走。
她坐在那儿，把钢笔的笔帽拧上，又拧开，拧上。
她说：“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干这行。”
我说：“想。”
她说：“我原来在银行。”
“坐柜台的，坐了九年。”
“二〇一六年，我妈查出来肝上有个东西，要做手术。我在柜台，一天八小时，一分钟都不能走开。”
“我请了假，请了七天。”
“第八天，主任打电话，说柜台缺人，让我回去。”
“我回去了。”
“我回的那天下午，我妈走了。”
“她走的时候，我一个人都不在。”
“护士说，她一直在问，我女儿呢。”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她说：“后来我就不干了。”
“我在家待了两年。”
“第二年冬天，我在菜市场门口看见一个卖纸钱的老太太。她摊子前面没人，她坐在小马扎上，手缩在袖子里。”
“我在她那儿买了一沓纸钱。”
“她找钱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姑娘，你身上有个洞。”
我说：“什么洞。”
她说：“我说我不知道。”
“她说：你心里有个洞，漏风。你拿东西填，填不满，因为你在填错的东西。”
“我问她怎么填。”
“她说：你别填自己。你去帮别人填。”
她说：“第二个月，我盘下那个店。”
“盘了十年了。”
“我这间店，不做别的，只做一件事。”
“让人把没说完的话，送出去。”
她把钢笔放到笔筒里。
她说：“我这十年，办过四千多单。”
“有一半是给自己下的。”
“你知道一半是给自己下的，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意思是，这世上有一半的人，到死都还在给死人下单。”
“他们不是不知道送不到。”
“他们是要下。”
“下单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在说话。”
她站起来。
她走到架子那边，抬手，从最上面一层抽出一个纸袋。
那个纸袋跟我的不一样。我的红绳，那个是白绳。
她把那个纸袋放在桌上。
她说：“这个，是我给我妈下的。”
“下了十年。”
“一天一单。”
“我不知道她收到没有。”
“我也不想知道。”
她把那个纸袋推回架子上，放回原位，位置摆得很正。
然后她从抽屉里拿出另一样东西。
是一个铁皮盒子，比鞋盒小一点。盒子上印着上个世纪的花纹，红底，褪了色。
她把盒子推过来。
她说：“这是你的。”
我说：“我的？”
她说：“你妈存在我这儿的。”
我把盒子打开。
最上面是一张折叠的纸。
我展开。
是我小学三年级的一张作文，方格纸，老师用红笔打了个“优”，还画了个圈。
题目是《我的妈妈》。
上面是我的字，铅笔写的，一笔一划，很用力。
“我的妈妈叫李秀兰。她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给我做饭。她的手很粗，像树皮。她给我补衣服，补得很好看。她从来不买新衣服。”
“我长大要给她买新衣服。”
中间有两处被水浸过的痕迹，字洇开了。
我又往下翻。
是一沓体检单。二〇一八年，二〇一九年，二〇二〇年，一年一张。每一张都有几项打了星号。
最下面压着一张纸，是医院的收费标准，A4纸，打印的，用铅笔画了几道。
我认得那是化疗的费用。
纸的空白处，有我妈的字。
她写：
“一个月一万二。”
“三年，四十三万。”
“算了。”
我把那张纸捏在手里。
她坐在对面，没说话。
她说：“你妈第一次来，是二〇二三年四月十四号。”
“你醒过来的第二天。”
“她带着一个布包，里头是三千八百块钱。”
“她说，她想知道，能不能把那些单退掉。”
“我说，退不掉。”
“她说，那我加钱，能不能让他多活几年。”
“我说，加不了。”
“她坐在你坐的那个位置，坐了半个钟头。”
“然后她说，那我换我自己。”
“我说，你想清楚。”
“她说，我想了三天了。”
“她说，我这两天，一分钟都没睡。”
十二 · 用余生换他
“她说，我一九八七年嫁人，一九九五年生儿子，二〇〇三年死了丈夫。”
“她说，我这辈子最好的日子，就那么几年。”
“她说，我儿子才二十八。”
“她说，我拿剩下的日子，换他。”
她把钢笔立起来，笔尖在桌上点了两下。
她说：“我在这行十年，见过很多这种单。”
“大部分人签完字，第二年就后悔。”
“后悔的人会回来找我，问能不能退。”
“我说不能。”
“他们就哭，就骂，有的还砸东西。”
“你妈一次都没回来过。”
“三年，一千零九十五天。”
“她每天按时下单，一天不落。”
“她从来没问过我，什么时候结束。”
“她只在去年冬天来过一次。”
我说：“来干什么。”
她说：“她来问我，能不能把她最后那一天，改到你不在家的时候。”
“我说，这个改不了。”
“她说，那你能不能想办法，让他那天晚上别回来。”
“我说，这个我也做不到。”
“她说，那我给他写个备注。”
“她说，我在备注上写三个字，他会不会听。”
“我说，不一定。”
“她说，那我写。”
我坐在那儿，手里捏着那张作文纸。
我说：“她还说了什么。”
她说：“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姑娘，我这辈子没求过人。”
“她说，我求你了。”
我把那张纸折好，放回盒子里。
盒子底下还有一样东西。
是一个很小的塑料发卡，蓝的，蝴蝶形状，掉了一只角。
我认得这个东西。
我小学一年级，校门口的小卖部，五毛钱一个。
我买过两个，一个红的，一个蓝的，都给她了。
她一直留着。
她说：“你走吧。”
“天快亮了。”
我从那家店出来的时候是凌晨四点五十。
天还是黑的，东边有一点点灰。
街上没人。马灯还亮着，玻璃罩里的火苗很小，一跳一跳。
我骑车往家走。
这一路骑得很慢。
我从西环往槐荫路拐的时候，看见天边开了一条口子，很深的一种蓝，底下压着一层灰白。
我在那个路口停了一下。
三年前，我在这条路上。
不是“我记得”——我到现在也不记得。但我知道我在。
我穿着雨衣，头盔上的水往下流，红灯，我一只脚撑着地。
然后绿灯。
然后我往前。
再往后，是白的灯管，是消毒水味，是一只按在我额头上的手。
我在路口站了一会儿。
十一月的凌晨，风从街口灌过来，把我衣领掀起来。
我把车推过路口。
路上一辆车都没有。整条路就我一个人。
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
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
我妈的名字在第一个，是我自己设的置顶，写着“家”。
我按了一下。
电话响了两声，她接了。
她说：“喂。”
我说：“妈。”
她说：“你在哪儿。”
我说：“在回来的路上。”
她说：“几点了。”
我说：“快五点。”
她沉默了一下。
她说：“你回来了再说。”
我说：“妈，我买了东西。”
她说：“什么东西。”
我说：“包子。”
“路口那家，刚出笼的。”
她说：“我不吃。”
我说：“你吃。”
她说：“我吃不下。”
我说：“吃不下就放着，我中午吃。”
她把电话挂了。
我把手机揣好，骑车去买了四个包子。
猪肉白菜的，两块钱一个。
我把包子揣在怀里，怕凉了。
骑车的时候，胸口那一块是热的。
我骑车到楼下的时候，四楼那户只有一扇窗亮着，是客厅那扇，光很淡。
我把车停好，抬头看了一会儿，然后上楼。
进门，屋里很暗，只开了沙发边那盏小台灯。
我妈坐在沙发上，还没睡，手里拿着那件衣服，针线搭在膝盖上。
她看见我进来，说：“回来了。”
我说嗯。
她说：“你怎么才回来。”
我说：“路上停了一会儿。”
她“嗯”了一声，没再问。
我把外套脱了，挂在门后。
我在她旁边坐下。
屋里很静。
窗外已经有鸟叫了，很零星，一声一声。
她说：“天要亮了。”
我说：“嗯。”
她说：“你去睡会儿。”
我说：“不睡。”
她说：“你一夜没睡。”
我说：“你也没睡。”
她没再说话。
我们就那么坐着。
她抬头看我，说：“包子里有没有姜。”
我说：“有一点。”
她说：“我不吃姜。”
我说：“我挑出来。”
她说：“你挑得干净吗。”
我说：“挑得干净。”
我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包子，掰开，用筷子一点一点把姜末挑出来。
挑完了，递给她。
她接过去，看了看。
她说：“挑得还挺干净。”
她咬了一口。
她嚼了一会儿。
她说：“这家的包子，皮太厚。”
我说：“那明天换一家。”
她说：“不用。”
“我就吃这一个。”
她吃了半个，把剩下的放在碗里。
她说：“剩下的你吃。”
我说：“你吃。”
她说：“我吃不下。”
她把碗推过来。
我拿起来，把剩下那半个吃了。
那天早上的太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的脸上。
她的脸很白，白得像纸。
我坐在她对面，看着她。
我说：“妈，你今天想干什么。”
她说：“我想洗个头。”
我说：“我给你洗。”
她说：“你会洗吗。”
我说：“我会。”
她说：“你连自己的头都洗不干净。”
我说：“我洗得干净。”
我去烧了水，倒在盆里，试了温度。
她在椅子上坐下，把头低下来。
我把她的头发放进水里。
她的头发很软，比我想的软。白的多，黑的少。
我用洗发水搓，搓出很多泡。
她说：“轻点。”
我说：“我轻点。”
她说：“水别弄到耳朵里。”
我说：“我知道。”
我给她洗了两遍，用清水冲干净。
我拿毛巾给她擦。
她坐在那儿，头发湿着，垂在肩上。
她说：“你爸以前也给我洗过头。”
我说：“什么时候。”
她说：“刚结婚那两年。”
“他手笨，水老是弄到我脖子里。”
“我说你别洗了。”
“他说不行，我得练。”
“他练了两年，练会了。”
“然后就不洗了。”
她笑了一下。
她说：“男人都这样。”
“学会了就不干了。”
我拿吹风机给她吹头发。
吹风机是老式的，声音很响。
她的头发一点一点干起来，蓬松起来。
我给她梳。
她说：“你梳得比你爸好。”
我说：“我没练过。”
她说：“那你说什么。”
我说：“我就是手稳。”
她说：“你干这行的，手都稳。”
她站起来，去照了照镜子。
镜子上有一道裂，是我小时候打的。
她对着镜子看了一会儿。
她说：“我像你爸了。”
我说：“哪儿像。”
她说：“眉毛。”
“我这眉毛，越来越像他了。”
“他眉毛浓。”
我说：“妈，你的眉毛不浓。”
她说：“以前不浓。”
“这两年浓了。”
十三 · 我怎么变成他
“我照镜子，吓了一跳。”
“我想，我怎么变成他了。”
她转过身。
她说：“周砚。”
我说：“嗯。”
她说：“我要是走了，你别把家里的东西都扔了。”
我说：“我不扔。”
她说：“缝纫机也别扔。”
“还能用。”
“你要是以后有孩子，让他妈给他补衣服。”
我说：“妈。”
她说：“你听着就行。”
“别说话。”
我站在那儿。
她说：“我这三年，一直在想一件事。”
“我在想，我要是没换，你那天就走了。”
“那我这三年，就是一个人过。”
“一个人过，也没什么不好。”
“我年轻时候一个人过惯了。”
“但我这三年，不是一个人过。”
“我每天下一单，收件人写你的名字。”
“我下完了，就觉得你还在。”
“我这三年，天天都能觉得你还在。”
“这比什么都强。”
她把毛巾搭在椅背上。
她说：“行了。”
“我困了。”
我说：“你去睡。”
她说：“我躺会儿。”
“你别走。”
我说：“我不走。”
她说：“你坐在那儿。”
“我一睁眼能看见你就行。”
我说：“好。”
她抱着那件衣服进屋了。
我坐在沙发上。
我坐着，一动不动。
我听见她在屋里翻了个身。
然后是呼吸声，很轻，很匀。
我坐在那儿。
我掏出手机，把声音关到最小。
我给我妈拍了一张照片。
不是拍她。是拍沙发上那块空着的地方。
我拍完了，看了一眼。
照片里是一张旧沙发，灰色的，坐垫塌下去一块，靠背上什么都没有。
我把手机放下。
我坐在那儿。
窗户上的光一点一点变白。
楼下有人在推车，铁门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
我听见她在屋里翻身，翻了两回。
翻到第三回的时候，我把手机放下了。
她睡了不到半个钟头。
我听见屋里有动静，是拖鞋在地上拖。她出来了，头发还是刚吹过的样子，蓬着。
她在沙发上坐下，坐得很直。
太阳已经升到对面楼顶上面，光从窗户斜进来，落在地板上，一格一格往前推。
台灯还开着，忘了关。太阳底下一盏灯，看着有点多余。
我伸手把台灯关了。
她说：“关它干什么。”
我说：“天亮着。”
她说：“亮着我也不爱看。”
她手背上有一块青紫，是前几天削土豆划的，没包扎。
我看着那块青紫。
我说：“妈。”
她说：“嗯。”
我说：“你这三年，一天一天换我。我今天才知道。”
她说：“知道了又怎么样。”
我说：“我要换你。”
她转过头看我。
她说：“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换你一天。”
“就一天。”
她伸手去够茶几上的水杯，够了两下才够着。
她说：“换什么换。”
“我不用人换。”
“我活够了。”
我说：“你没活够。”
“你活了六十一年。”
“你前二十二年是娘家的，中间八年是我爸的，后三十一年是我的。”
“你自己一天都没有。”
她把脸转回去，看着前面。
她说：“说这些干什么。”
我说：“妈。”
“你这一辈子，什么都听别人的。”
“你听我爸的，听街道的，听我的。”
“你今天听我一次。”
她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太阳的光落在她脸上，把她的皱纹照成一条一条的沟。
过了很久，她说：“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说：“我想让你今天什么都不干。”
“你别做饭，别补衣服，别收拾屋子。”
“你就坐着。”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说：“我想干什么。”
我说：“你想干什么。”
她想了很久。
她说：“我想去看看你爸。”
我说：“我带你去。”
她说：“现在？”
我说：“现在。”
她说：“我还没洗脸。”
我说：“我去给你倒水。”
她低下头。
她起身进屋，把那件衣服抱了出来，放在膝盖上，摊平。
她说：“这衣服我补了二十三年。”
“我每年补一次，补完就收起来，收在柜子最底下。”
“我从来不敢穿。”
我说：“今天穿。”
她抬头看我。
我说：“今天穿我爸的衣服，去看我爸。”
她看了我一会儿。
她说：“你疯了。”
我说：“我没疯。”
“妈，你二十三年没去看过他，是不是。”
她没有说话。
她说：“我不去。”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去了，我就得承认他真走了。”
“我不去，我就当他还在厂里加班。”
“他以前老加班。”
“一加班就三四天不回来。”
“我就当他还在加班。”
我看着她。
她的手下意识地在那件衣服上来回抚。
我说：“妈，他二十三年了。”
“他加完班了。”
她忽然把脸埋进手里。
她没有哭出声。
她的肩膀在抖。
我坐在那儿，没有动。
我伸手，把手放在她背上。
她的背很薄，能摸到骨头。
我说：“妈，我陪你去。”
她说：“我不去。”
我说：“我陪你去。”
她说：“我不去。”
我没有再说话。
我就把手放在她背上。
窗外完全亮了。
太阳从对面楼顶后面出来，斜斜地照进来，照在地板上。
她说：“你爸的坟在哪儿。”
我说：“我知道。”
“我去过。”
她抬起头。
她说：“你去过。”
我说：“每年清明我都去。”
“你没去，我去了。”
“我在那儿站一会儿，给他点根烟，就回来。”
她说：“你怎么不跟我说。”
我说：“我怕你难受。”
她低下头，手在膝盖上搓了一下。
她说：“你这孩子。”
她说：“你去把我那件外套拿来。”
“灰蓝的那件。”
“我穿那个。”
我去倒水。水是温水，我掺了三回才试准。
我把盆端到桌上，她洗脸。洗得很慢，先眼睛，再额头，再两侧，最后脖子。
她洗脸的时候一直闭着眼。
我站在旁边看。她好像不用看，手知道该往哪儿走。
洗完了，我把毛巾递给她。
她说：“我进屋换衣服。”
她进屋了。
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
我站在客厅里，听见里面拉开柜门，柜门轴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
我站在那儿，忽然发现我从来没进过她那间屋。
这三年，我每天早上出门，晚上回来，她在客厅等。我在客厅睡。那扇门一直是关着的。
我不知道她屋里什么样。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那条门缝。
后来我还是去了一趟卫生间。
洗手台上摆着一排东西：牙刷、牙膏、一块肥皂、一个玻璃杯。
玻璃杯后面，压着一张纸。
我抽出来。
是一张化验单。
市三院，二〇二六年九月十七日。
项目一栏印着几行字，后面跟着箭头，都是向上的。
最下面一行，医生手写的：建议住院，患者拒绝。
我把那张纸捏在手里。
我又翻了翻洗手台下面的柜子。
里面有一个塑料袋，装着七八个药盒。
十四 · 巴掌大的本子
有几个是止痛的，有几个是护肝的。
还有两盒没拆封，上面落了一层灰。
我把那些药盒一个一个看过去。
最底下压着一个小本子，巴掌大，是我小时候用的那种作业本，封面印着一只卡通猫。
我翻开。
上面是她的字，一行一行，写得歪歪扭扭。
第一页：
“九月十七日，查出来了。医生说最多半年。”
“我没告诉他。”
“他刚跑完一个通宵，回来睡了四个钟头。”
第二页：
“九月二十日，疼。吃了两片。”
“今天接了三个活，改了四条裤脚，挣了二十。”
第三页：
“十月三日，他给我买了件毛衣，三百二。我说贵，他说打折。”
“我摸了摸，是羊毛的。”
“我舍不得穿。”
第四页：
“十月九日，他半夜回来，我听见他在门口脱鞋，脱了很久。”
“我起来看，他坐在鞋柜边上，头埋在手里。”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没事，就是累。”
“我知道他不是累。”
第五页：
“十月十四号，最后一笔给了老陈。”
“一个月二十，给了三年。”
“他说坛子早做好了。”
“我说先放着。”
“放我家里，我天天看着，我过不下去。”
第六页，最后一页：
“十一月十日。
明天是最后一单。
我算过了，一千零九十五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我怕他回来。
我又想他回来。”
我把本子合上。
我坐在卫生间的地上，坐了很久。
马桶的水箱在漏水，一滴一滴，掉在瓷砖上。
我把那个本子揣进外套的内袋。
我把化验单折起来，也揣进去。
我把药盒一个一个放回塑料袋，塞回柜子里，把柜门关上。
我站起来，洗了把脸。
镜子里的人，眼睛是红的。
我拿毛巾擦干脸。
我出去的时候，她已经换好了衣服。
灰蓝的薄外套，头发梳过了，用卡子别在耳后。
她看见我，说：“你眼睛怎么了。”
我说：“洗脸的时候进水了。”
她说：“哦。”
她低头理了理袖口。
她说：“这件衣服旧了。”
我说：“不旧。”
她说：“你看这袖口，都磨白了。”
我说：“挺好看的。”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她说：“你今天不对劲。”
我说：“没怎么。”
“走吧。”
那天上午九点，我们出了门。
她穿着那件灰蓝的薄外套，我抱着那件深蓝的工装。
我们坐公交去的。
车上人不多。她坐在靠窗的位子，我坐在外面。
她一路没说话，看着窗外。
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倒。
到了公墓，我们慢慢往上走。
坡不高，但她走得慢。
走到一半，她停了一下。
她说：“歇会儿。”
我说：“嗯。”
我们站在路边的台阶上。
她抬头往前看。
她说：“哪一块。”
我说：“再往上，第三排。”
她说：“哦。”
她站了一会儿，继续往上走。
到了。
一块灰白的碑，上面刻着他的名字。
碑前面有一小丛草，被人拔过了。
我把手里的工装摊开，铺在碑前面。
她站在那里，看着那块碑。
她说：“老周。”
她说：“我来了。”
她说：“我来晚了。”
风从坡下上来，把她的头发吹起来。
她伸手按下去。
她说：“我把你这件衣服补了二十三年。”
“我补得可好了。”
“你看看。”
她把衣服拿起来，抖开，举到碑前面。
她说：“你看看，一点都没破。”
她说：“我给你补的。”
风把衣服吹得鼓起来。
她举着那件衣服，站在那儿。
她说：“老周。”
“咱们儿子长大了。”
“他比你高。”
“他跑外卖，一天跑十六个小时。”
“他不爱说话，跟你一样。”
“他对我挺好的。”
“他就是不会说。”
她说：“我这二十三年，不敢来。”
“我怕来了，你就真走了。”
“我今天来了。”
“我今天认了。”
她把衣服放下来，抱在怀里。
她在碑前面蹲下去。
她伸手，摸了摸碑上的名字。
她说：“行了。”
“咱们回家。”
我站在旁边。
太阳很亮。
坡下面有人在修坟，铁锹刮在石头上，一声一声。
我把那件工装叠起来，叠成方的，压在碑座下面。
压得很平。
那天下午，我们没回家。
她说：“我想吃碗面。”
我们就近找了一家小面馆。
她点了一碗牛肉面，我点了一碗杂酱面。
她把面吃了大半碗。
她说：“这家的面不行。”
“面煮软了。”
我说：“那你还吃这么多。”
她说：“我饿了。”
“我三年没饿过。”
我看着她吃。
她吃完，把碗推开，靠在椅背上。
她说：“我困了。”
我说：“回家睡。”
她说：“就在这儿坐会儿。”
“我坐会儿就回去。”
她坐在那儿，闭上眼。
面馆里没什么人。老板在柜台后面看手机，风扇在头顶转。
她坐在那儿，头靠在椅背上。
我看她。
她的脸上有一点油光，是刚才吃面的时候沾的。
我拿纸巾，给她擦了一下。
她没动。
我坐在那儿，看着她。
过了大概十分钟，我叫了一声：“妈。”
她没应。
我又叫了一声。
她的头往一边歪了一点。
我站起来，绕到她那边。
我蹲下去，看她的脸。
她的眼睛闭着。脸上的肉全松下来了。
我伸手，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是温的，还没凉。
我把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
我在那儿蹲着。
面馆的风扇在头顶转，一圈一圈。
老板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看手机。
我蹲在那儿，蹲了很久。
然后我站起来。
我说：“老板，结账。”
老板说：“两碗十五。”
我扫码付了钱。
我说：“老板，麻烦你帮我打个电话。”
他抬头。
我说：“我妈走了。”
“麻烦你帮我叫个车。”
老板愣了一下。
他把手机放下，站起来。
他说：“打一二零？”
我说：“打。”
他打了。
我站在那儿，扶着我妈。
她的头靠在我肩膀上。
外面太阳很好。
十一月的太阳，照在面馆的玻璃上，把玻璃照得白花花的。
我扶着她，站在那儿。
我干这行的，流程我熟。人走了，先别搬，把衣领理平，把嘴合上，把手指捋直。这些我最熟。
我一样都没做。
我就那么扶着。
老板打完电话，站在旁边，问我要不要坐。
我说不用。
他说：“你妈刚才还吃面呢。”
我说：“吃了大半碗。”
他说：“她跟我说了句话。”
我抬头。
他说：“她点面的时候跟我说，‘牛肉面，多放点葱’。”
“我说好。”
“她又说，‘我儿子那碗杂酱，少放盐’。”
“我说行。”
“她补了一句，‘他嘴上不说，咸了他就少吃两口’。”
“我说下回少放。”
“她说，下回。”
老板把手在围裙上搓了两下，没再说。
外面太阳很好。
十五 · 她说下回
十一月的太阳照在面馆的玻璃上，把玻璃照得白花花的。
我等车的时候，一直在想她那句“下回”。
她这辈子说话算话。
就这一回没算。
出殡那天，天很好。
十一月的天，太阳出来，风不大。
来的人不多。她的几个老姐妹，街道的两个人，我几个跑单的兄弟。
老陈来了。
他穿了一件黑布褂子，是他自己做的，袖口还留着粉线。他手里捧着一个东西，用蓝布包着，抱着走得很慢。
他走到我跟前，把蓝布揭开一角。
是一个坛子。青瓷的，不大，两边有两个耳朵，釉面上有一道细细的冰裂。
他说：“你妈订的。”
我说：“什么时候。”
他说：“三年前。”
“四月十六号。你出院两三天。”
“她来我店里，问我，坛子多少钱。”
“我说青瓷的七百二，陶的二百八。”
“她说她要青瓷的。”
“我说你手头紧就先拿陶的。”
“她说不行，我儿子要抱着这个东西走一辈子，得好的。”
“她给了我二十。”
“她说剩下的，我一个月给你二十，你别催我。”
“我说行。”
“她一个月给二十，给了三年。”
“最后一回是今年十月十四号。”
“她给完了，一分不差。”
“给完那天，她跟我说，‘陈师傅，坛子先放你这儿’。”
“我说你拿回去放着。”
“她说不行。‘放我家里，我天天看着，我就老想着那天’。”
“她说，‘等那天到了，你送来’。”
老陈把蓝布全揭开了。
他把坛子递给我。
他说：“我今天送来了。”
我抱着那个坛子。
坛子是凉的，比我想的沉。
我抱着它站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老陈站在旁边，两只手垂着。
他说：“我在那条街上四十年，见过太多人订坛子。”
“大部分人订完就不来了，钱一次付清，人也一次不来。”
“你妈不一样。”
“她每个月来一趟，给二十块钱，站一会儿。”
“她从来不问什么时候做好。”
“她只问一句，‘这个坛子，装得下一个人吗’。”
“我每回都答，装得下。”
“她听完就走。”
老陈抬起手，在我肩膀上按了一下。
他说：“小伙子，你妈这人，硬。”
“她硬了三年。”
“她比这条街上所有人都硬。”
他退开了。
老赵来了。
他穿着一件黑夹克，站在人堆里，抽烟。
仪式完了，他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裱纸袋，四四方方，用红绳捆着。
他说：“城西的土。”
“你妈那单，我替你送到了。”
我接过来。
我说：“赵哥。”
他说：“别谢我。”
“我这辈子送过太多这种袋子了。”
“送一个，少一个。”
他把烟掐了，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他说：“你以后还跑吗。”
我说：“跑。”
他说：“还跑城西？”
我说：“跑。”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
他说：“行。”
“你他妈比我强。”
他走了。
坛子下葬的时候，我把它抱了很久。
我抱着它，站在坑边上，不撒手。
旁边街道办的人小声说了一句“可以了”。
我没动。
老赵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也没说话。
过了大概两三分钟，我把坛子放进坑里，扶正。
坑挖得正好，坛子放进去，两只耳朵刚好卡在土边上。
我把手抽出来。
手上沾了一点土。
土是干的，捏不散。
我把那个纸袋埋在她旁边。
土是我自己撒的。
一把，一把，撒下去。
撒完了，我站起来。
我站在那儿，看那块碑。
碑上刻着她的名字：李秀兰。一九六五年——二〇二六年。
生卒之间那道横，六十一年。
我看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回了一趟家。
家里很静。
她的拖鞋摆在门口，是她走那天摆的，鞋尖朝里。
她的缝纫机在窗边，盖着一块蓝布。
她的针线篮在桌上，里头有线、有针、有一把用了很多年的小剪刀。
我把那个铁盒子拿出来，打开。
那一沓纸我一张一张重新看了一遍。
最后那张我八岁写的纸，我拿出来，放在台灯底下看。
“妈妈，我长大以后给你买大房子，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你就不用干活了。”
我看了很久。
我在那张纸的背面，加了一行字。
我拿钢笔写的，我的字不好看。
我写的是：
“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我陪了你一天。”
我把那张纸放回盒子里，合上盖子。
那晚我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了一夜。
电视开着，声音关着。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醒了。
我起来，洗了脸，穿上外套。
出门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客厅。
那张沙发上没有人。
我在门口站了三秒。
然后我把门锁上，下楼。
楼下花坛边，卖早点的推车已经支起来了。
油条下锅，“刺啦”一声。
我买了两根油条，一杯豆浆。
我坐在花坛边上吃。
十一点四十那一单，我一直没有签。
它在我的订单列表里挂着，状态一直是“待取货”。挂了三天，系统自己把它关了。
那张小票我留着，夹在驾驶证里，带着跑。有时候夜里等单，我把它抽出来看一眼，再塞回去。
吃完油条，我把豆浆杯捏扁，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我没有打开接单页。
我点开了“下单一单”。
寄件人：周砚。
收件人：李秀兰。
地址我写了三遍。第一遍写“槐荫路27号3单元402”，删了。第二遍写“城西公墓”，也删了。第三遍我写：城西公墓，进大门往右，第三排，靠左边数第七块。
配送内容那一栏，我打了三个字：一件衣。
就是我爸那件工装。
那天在公墓，她把它举给碑看，后来我压在了碑座底下。出殡那天我下山前又抱了回来。
我洗了，晾在阳台上。晾了两天，叠成方的，装进一个纸盒。
备注那一栏，我打了五个字。打了删，删了打，最后打回去。
那五个字是：妈，我回来了。
我按了“提交”。
系统“叮”了一声。
“您的订单已提交，正在为您寻找骑手。”
我把手机揣进兜里。
那天她在店里跟我说过一句话：单送不成，你押的东西不退，你就没有“怕”了。
我到现在还怕。
夜里回楼下，我会先抬头看四楼那扇窗。
窗是黑的，我心里就沉一下。
沉完，我上楼。
单送到了。
我押的那点东西，她收下了。
我骑上车。
我骑到城西的路口，红灯。
我一只脚撑着地。
旁边有个骑手，很年轻，看着不到二十，车后座绑着三个餐盒。
他看了我一眼，说：“哥，你也跑城西？”
我说：“跑。”
他说：“这儿单多。”
我说：“多。”
他说：“听说这地方有点邪。”
我说：“不邪。”
“这儿就是单多。”
绿灯亮了。
我先走的。
他跟在后面。
我的影子在前面，长长的，一直拉到车轮底下。
我跟着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