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号上午九点，工商所和派出所一共七个人，两辆车开进了我的废品站。
一辆停在正门口，一辆绕到后门堵着，门都没让我关。
带头的人姓周，四十多岁，穿夹克，把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拍在我那张旧办公桌上。
「李满仓，你这十二年，收了多少不该收的东西。」
我看了一眼档案袋，从里面抽出一张表，表最上面是一串数字，三百七十万。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也不能因为别人往我这儿送了几车铜，就把这个数算在我头上。」
「你不知道，那我念给你听，念完你就知道了。」
他从口袋里又掏出另一张纸，念了三个数字。
二〇二三年，一百二十吨。
二〇二四年，一百八十吨。
二〇二五年，二百四十吨。
「这是你名下废品站的出货记录，全是新料，没有一吨是旧料。」
「新料也是废品，工厂的边角料我也收。」
他把这句话接过去，一个字一个字压着说：新料不是废品，新料是赃物。
他念完把那两张纸收回去，抬头看我。
「你现在可以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
我叫李满仓，今年三十四岁，在这个村收废品收了十二年。
二十二岁那年我爹查出肺上有问题，我从城里的工地回来，接了他那辆三轮车。
一辆三轮，一个秤，一块塑料布，就是全部家当。
第一年我拉了四千斤废纸，赚了六百八十块。
第二年我加了废铁，一年赚了三千二。
第五年我租了村口一块空地，搭了个棚，装了地磅，买了第一辆二手货车。
第八年我把棚换成了砖房，雇了两个人，一个收，一个分。
第十年我买了第二辆车，跑镇上和县城的厂子。
第十二年，我的站一年进出六千吨，流水四百多万。
这十二年我不是一开始就收铜的。
废品的价钱一年一个样，我记了十二年的价格本。
二〇一四年废纸一斤六分，二〇一九年涨到一毛一，二〇二二年最高到过一毛三。
废铁从一斤两毛二涨到四毛，铜从一吨四万二涨到七万二。
价格涨的时候我高兴，价格跌的时候我发愁，一天到晚盯着手机上的行情。
后来我才发现，价格这东西我看得再准也没用，因为真正决定我一年挣多少的，不是我卖得贵不贵。
是我收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放在太阳底下。
头三年只收废纸和废铁，废纸一斤八分，废铁一斤三毛，一天拉两趟，一趟一百多块。
第五年开始有人送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拆开卖铜卖铝卖塑料，一台能赚四十。
第八年我才开始碰电缆和铜管，因为县城有几家厂子搬迁，拆下来的线缆成堆往外卖。
我一直觉得这一行没什么技术，就是个力气活，加上一个秤。
后来我才明白，秤是最要紧的东西，秤准了，你收的是废品；秤不准，你收的就是别的东西。
我娘一直不太赞成我干这个。
她说收废品的名声不好听，村里人背后叫「破烂李」。
我说名声不好听，可它一年能挣四十万。
她说挣四十万，你得看是谁的四十万。
那句话我当时没听懂。
我爹走的那年是二〇一九年，走之前在床上躺了两年，一年的药费两万七。
那两年我把站子挣的钱基本都填进去了，一共花了十一万。
他走的那天早上，我在站里称一车废铁，我娘打电话来，我说等我称完这一车。
等我赶到家，人已经凉了。
这件事我记了很多年，一直觉得是我欠他的。
所以后来老宋送来的东西，我一车一车地收，收得越多，我心里越踏实。
我以为我是在给家里挣钱。
村里人都说李满仓出息了。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第一次见老宋是二〇二一年夏天。
那天下午三点，一辆白色厢货停在门口，车头没挂牌。
下来一个男的，四十岁上下，穿polo衫，皮鞋擦得很亮。
「老板，收铜吗。」
「收。」
「多少钱一吨。」
「看料，好料六万八，差的五万五。」
「我这料好。」
他打开车厢，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铜管，一根一根，外面还包着塑料膜。
我伸手摸了摸，新的。
「这不像废料。」
「工程的边角料，用不完的。」
「边角料不会有包装。」
他笑了笑。
「老板，你只管收，不问来路，这是行规。」
我想了想，也是。
收废品这一行，来路不明的多了去了。
「六万八，我称。」
那一车，二点三吨，我付了十五万六。
三天后他又来了一车。
这次是电缆，一卷一卷，一米多高，外面的塑料膜也没拆。
「这个多少钱。」
「电缆按铜算，一米出零点八公斤铜。」
「你给个数。」
「七万二一吨。」
那一车三点一吨，二十二万三。
我给他转账的时候，他说了一句。
「李老板，以后我常来。」
「行。」
他确实常来。
他这个人有几个特点，我后来反复想。
第一个特点是准时，每次都是下午三点到五点，太阳斜了才来，从不赶早。
第二个特点是不讲价，我给多少他收多少，也从不数钱。
第三个特点是不吃我递的烟，也不喝水，站得离桌子远，像是怕坐久了留下什么。
第四个特点是他从来一个人来，不叫装卸工，两吨多的东西自己一个人搬，一趟一趟，搬得满头汗。
第五个特点是走之前一定会绕到车尾，把车厢门关上再拍两下，像是确认什么东西。
头两年我没往深里想，收废品的最怕客户挑剔，遇到不讲价的，我只觉得运气好。
村里人倒是先看出来了。
二〇二三年秋天，村口小卖部的老板老赵跟我说了一句话。
「满仓，你那站子最近来的是些什么车。」
「送货的。」
「送什么的。」
「铜，电缆。」
「哪来那么多铜。」
「工厂的。
他把烟头在鞋底按灭，说了一句。
「我们村一年能拆出多少铜，你心里没数。」
我没接这个话。
那年冬天，镇上有个开五金店的老陈来卖废铁。
称完重，他站在地磅旁边问我。
「李老板，还收电缆吗。」
「收。」
「多少钱一吨。」
「七万二。」
「我出六万八，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我没有电缆卖。」
「你一个月进二十几吨，还说你没有。」
我心里一紧。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月进多少。」
他把手套往上拉了拉，笑了笑。
「镇上就这么大，谁进多少料，谁卖多少货，都不是秘密。」
那天他走了以后，我把地磅的记录本翻出来，从头看到尾。
三个月，八十七车，其中二十九车是白车送来的。
二十九车，一共七十多吨。
这个数字我自己看了都吃了一惊。
我从来没算过总量。
我一车一车地收，收了就卖，卖完再收，钱进钱出，只觉得每个月都在赚。
直到那天我才发现，光是那辆白车，三年就给我送了三百多吨料。
二〇二一年，他来了九次。
二〇二二年，来了十七次。
二〇二三年，来了二十六次。
每次都是新的，每次都是包装没拆的。
每次都是一车，从不空手来，也从不讲价。
我不是没起过疑心。
疑心这东西，一开始只有一点，后来越长越大，长到有一天你不敢再往下想。
二〇二二年冬天那件事之后，我开始注意他的车。
我发现他的车轮胎压得很低，说明装的货比报的吨位重。
我发现他车上有一台行车记录仪，但屏幕一直是黑的，说明他把记录关了。
我发现他每次进出都不会倒车，一律直进直出，像是提前量好了方向。
这些细节单看都不算什么，凑在一起就有意思了。
二〇二三年，我托人打听过一回。
打听的对象是镇上收废钢的老胡，干了二十多年，认识的人多。
我请他吃了顿饭，两个菜一个汤，八十八块。
「老胡，你认识开白色厢货的宋哥吗。」
「哪个宋。」
「四十来岁，穿polo衫，皮鞋亮。」
老胡把筷子放下。
「你遇上他了。」
「遇上两年了。」
「他给你送什么。」
「铜，电缆。」
老胡停了停，往我碗里夹了一筷子菜。
「满仓，这人你别碰。」
「为什么。」
「他后面有人。」
「什么人。」
「不该你问的人。」
「我要是不碰，我这生意怎么做。」
「你做生意，收正经的料，一年也能挣二十万。」
「他一年给我送两百吨。」
「两百吨能让你多挣多少。」
我算了一下。
「四十万上下。」
「四十万，够不够买你这十二年的名声。」
我没答上来。
那顿饭吃完，老胡先走，我在饭馆里坐了二十分钟。
出门的时候下着小雨，我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走了两公里回站里。
路上我想明白一件事：这四十万，我其实一直没算过成本。
成本不是钱，是别的东西。
第一次起疑是二〇二二年冬天。
那天他送来一车电缆，其中一卷上有标签。
标签上印着一行字，还有一串编号。
我把标签撕下来，塞进抽屉。
第二天我拿着标签，去镇上问了一个在供电所干活的远房表哥。
表哥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这个编号是所里的库存编号。」
「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东西是从所里的仓库出来的。」
「那他怎么会有。」
「我不知道，你别问。」
「这东西值多少钱。」
「一卷三千八。」
我算了算，那一车二十七卷，十万多。
他卖给我二十二万三。
不对，是二十二万三卖给我，我按铜价给的钱。
可这些东西不是废铜，是新的电缆，一卷三千八，二十七卷十万二千六。
我给的是铜价，铜价高。
所以我不亏，他赚的是差价，赚的是国家的。
那天晚上我在站里坐了很久。
我想了三件事。
第一件，我要是报警，我这十二年的生意就完了。
第二件，我要是不报警，这东西还会源源不断地来。
第三件，我已经收了两年了。
我最后什么都没做。
二〇二三年三月，我开始记账。
不是记流水，是记他。
每次他来，我记四样东西：日期、车牌、吨位、金额。
车牌他不挂，但我记得车的样子，白色厢货，右后门有一道划痕。
我还记了一件事：他从来不在上午来。
三月到十二月，他来了二十六次，其中二十四次是下午三点到五点。
二〇二四年，我开始拍照。
第一次拍照，我把手机放在柜台下面，按了录像。
他进门、开箱、我称重、转账，全程四分十二秒。
第二次拍照，我拍了他的车。
第三次，我拍了他跟一个人在外面说话。
那个人穿着供电所的蓝色工装。
二〇二四年一年，我拍了四十七段视频，三百多张照片。
我把这些存在一个旧手机里，旧手机放在我娘家的米缸底下。
二〇二五年三月，我做了一件事。
那天他又来，我给他倒了杯茶。
「宋哥，坐会儿。」
「不了，赶时间。」
「就问一句。」
「问。」
「你这料，一个月能出多少。」
他看了我一眼。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多收点。」
「你收不了那么多。」
「为什么。」
「因为一个月就这么多。」
「多少。」
「二十吨上下。」
二十吨，按七万一吨，一百四十万。
一年就是一千六百万。
我心里算完，手心里全是汗。
「宋哥，这活儿谁给你的。」
他把茶杯放下。
「李满仓，你收你的废品，钱我一分不少给你。」
「我就是问问。」
「别问。」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
「你要是问多了，你这站就开不下去了。」
那句话说完的第九天，我的站被砸了。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九号晚上十一点，我接到工人的电话。
「满仓哥，站里出事了。」
我赶到的时候，铁门被撬了，地磅的显示屏碎了，两台分拣机被推倒。
地上有八个烟头，一个矿泉水瓶。
损失我算了一下，四万七。
我报了警，警察来看了现场，做了笔录。
砸站子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比对那四万七更大。
头一个星期我没敢开门，铁门用两根钢管撑着，白天我坐在里面，晚上回我娘那儿睡。
第二个星期我请了两个人来看场，一人一天两百，看了十天，花了四千。
第三个星期我把门换了，换成带锁的卷帘门，一万二。
我娘那阵子天天问我一件事。
「是不是得罪人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敢开门。」
「站子里没东西。」
「站子里有东西，你也没开门。」
我没答。
我那阵子确实怕。
不是怕丢东西，是怕哪天晚上有人往棚里扔个东西，我就说不清楚了。
二〇二五年四月，老宋来送那五万块的时候，我娘在院里看见了。
她等我进屋，问了一句。
「那个人是不是上次砸站子的。」
「不知道。」
「他给你钱干什么。」
「赔偿。」
「你收了。」
「没收。」
「为什么不收。」
「收了就说不清。」
我娘坐在炕沿上，半天没说话。
后来她说了一句我记了很久的话。
「满仓，你要是怕，就把这站子关了。」
「关了以后干什么。」
「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干这个。」
「关了这站子，我十二年就白干了。」
「不白干，你挣的钱还在。」
「钱还在，人不在。」
她抬头看我。
「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十二年，我除了挣钱，什么都没学会。」
我娘那天哭了。
她哭的时候不出声，就是坐在那儿，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
我递给她一张纸，她没接。
她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
「你爹走的时候，我就怕你走这条路。」
那天我在院子里站到半夜。
站子的灯关着，地磅上的显示屏也黑着，院子里只有风吹塑料布的声音。
我想了一件很实际的事：如果我现在停手，那些账怎么办。
四年，二十九车，七十多吨，钱一分不少地付过。
这些东西我已经卖了，卖给了县里三家厂，钱早花出去了。
所以停手也停不干净。
这就是我那时候最怕的地方。
「有怀疑的对象吗。」
「有。」
「谁。」
「一个送货的。」
「叫什么。」
「不知道，我叫他宋哥。」
「电话呢。」
「没有，他从来不打电话，直接来。」
警察记了下来，说会查。
一个月没有消息。
四月，老宋又来了。
车停在门口，他没下车，摇下车窗。
「李老板，站子修好了。」
「修好了。」
「多少钱。」
「四万七。」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扔在我脚下。
「五万，多的算我给你赔罪。」
我没捡。
「宋哥，我不缺这五万。」
「那你缺什么。」
「我缺个明白。」
「什么明白。」
「这些东西从哪来，卖到哪去，我在这中间算什么。」
他笑了。
「你算什么，你算个收废品的。」
「我不只是个收废品的。」
「那你是什么。」
「我是个记账的。」
他的脸变了。
「你记什么账。」
「记你来过多少次，拉走多少钱。」
他沉默了几秒。
「李满仓，你今年三十四。」
「对。」
「三十四岁，站子值一百万，你舍得吗。」
「舍得什么。」
「舍得不要。」
那天他走了，没卸货。
五月，我开始找人。
第一个找的是表哥。
「我想举报。」
「举报谁。」
「送料的那个。」
「你有证据吗。」
「有视频，有照片，有账。」
「够不够。」
「不知道。」
「那你找律师问。」
第二个找的是县里一个律师，姓吴，做刑事案。
我把东西拿给他看。
他看了四十分钟，看完抬头。
「你这个证据链，够立案。」
「能定什么罪。」
「职务侵占，或者盗窃，看他的身份。」
「能判多少。」
「看金额，三百七十万，十年以上。」
「那我呢。」
「你是什么角色。」
「我是收的。」
「知情吗。」
「后来知情。」
「那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要判吗。」
「看情节，主动举报、退赃，可以不起诉或者从轻。」
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我要怎么做。」
「第一，把账做完整。第二，把视频按时间排好。第三，写一份情况说明。」
「第四呢。」
「第四，别打草惊蛇。」
二〇二五年六月到十一月，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把这四年所有的台账重做了一遍，一共十七本。
第二件，把四十七段视频和三百二十六张照片按时间编号，拷进一个U盘。
第三件，写了一份十一页的情况说明，从我第一次见他写到最后一次。
写完那份说明，我在最后一页加了一行。
「以上内容，我李满仓自愿提供，如有虚假，愿负法律责任。」
交材料之前，我先去了一趟供电所。
不是去举报，是去看一眼。
那天下午两点，我骑摩托车到镇上，把车停在离大门二十米的地方。
供电所是个两层小楼，门口有块牌子，写着营业时间和监督电话。
我在对面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水，站在门口喝了四十分钟。
四点十分，一辆白色厢货从里面开出来，车头没挂牌，右后门有一道划痕。
我记住了它拐弯的方向，往东。
东边是仓库区，我再骑过去，看见那辆车停在一个铁皮棚子前面，两个人正在往下搬东西。
棚子上没有牌子，只在门口贴着一张纸，写着「材料暂存」。
我在远处拍了三张照片，然后回去。
那一趟来回二十六公里，回到站里天已经黑了。
十一月二十五号晚上，我把所有材料摊在桌上，从头核对了一遍。
十七本账，四十七段视频，三百二十六张照片，十一页说明，一共十八样东西。
我用一个帆布包装起来，装完称了一下，四公斤半。
十一月二十六号早上八点，我洗了脸，换了一件干净的夹克，出门前在镜子前面站了一分钟。
我娘问我去哪儿。
「去县里。」
「办什么事。」
「办一件该办的事。」
她没再问。
十一月二十六号，我把材料交到了县里的经侦大队。
接待我的是个三十多岁的警察，姓何。
「你说你要举报。」
「对。」
「举报谁。」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我知道他车牌不挂，右后门有一道划痕。」
「就这些。」
「还有这些。」
我把U盘和十七本账放在桌上。
他翻了翻账本，抬头看我。
「你记了四年。」
「四年。」
「为什么记。」
「因为我睡不着。」
十二月十九号，他们来了。
七个人，两辆车。
带我走的时候，我娘站在门口，问我出了什么事。
「没事，配合调查。」
「要多久。」
「不知道。」
在派出所待了十四个小时。
那十四个小时里我被问了六轮，每一轮换一个人，问的东西都差不多。
第一轮问的是我第一次见他，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来的是什么东西。
第二轮问的是我为什么收，收的时候知不知道来路。
第三轮问的是我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钱去哪了。
第四轮问的是我记这些账干什么，谁指使我的。
第五轮问的是我跟供电所的人有没有别的关系。
第六轮问的是我愿不愿意配合后续调查，愿不愿意指认。
十四小时里我喝了两瓶水，吃了一个面包，上了三次厕所。
最后一次出来，天已经黑了，走廊里亮着白灯。
何警官送我到门口，递给我一张名片。
「以后有情况联系我。」
「还有情况吗。」
「可能有。」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一个人搬不动两百多吨料。」
我明白了。
宋建国不是一个人。
十二月二十号，他们又来找我，问的是另外两个人。
一个是仓库管理员，姓马，五十二岁，管出入库登记。
一个是施工队的统计员，姓刘，三十八岁，管报量。
这两个人，一个签字，一个报数，宋建国才有东西可卖。
十二月二十三号，三个人一起被带走。
案子到这儿才完整。
二〇二六年一月，涉案金额核定为三百七十万，追回一百二十万。
一月十六号，我去经侦队做最后一次笔录。
做完何警官跟我说了一句话。
「你这个案子，我们队里讨论过。」
「讨论什么。」
「讨论你算不算同案。」
我心里一沉。
「算吗。」
「一开始有人认为算，因为你收了四年，金额不小。」
「后来呢。」
「后来看了你那十七本账，改了看法。」
「改了什么。」
「改成证人。」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腿有点软。
「为什么改了。」
「因为没有人会为了掩护别人，记四年的账，还记到小数点。」
那天出来我在县城的街上走了很久。
路边有个卖烤红薯的，我买了一个，五块钱，捧在手里，热得烫手。
我一边走一边吃，吃到一半，眼泪掉下来了。
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松了。
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给自己挖坑。
那天才知道，我挖的坑是给别人挖的。
问的问题，从第一车铜管问到最后一车电缆。
问到第二百一十三个问题的时候，何警官说了一句。
「人抓到了。」
「谁。」
「姓宋，叫宋建国，县供电所的施工队长。」
「他拿这些东西多久了。」
「五年。」
「怎么拿的。」
「报损耗，虚报工程量，把新料当废料处理。」
「卖了多少。」
「三百七十万。」
「追回来多少。」
「一百二十万，剩下的他花了。」
「花在哪。」
「两套房，一辆车，还有他儿子的学费。」
那天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黑了。
我站在门口，抽了一根烟。
我想起二〇二一年第一次见他，他说「你只管收，不问来路」。
我当时觉得是行规。
现在想想，那不是行规，那是圈套。
二〇二六年一月，案子移送检察院。
宋建国被定的是职务侵占，金额三百七十万。
一审在县法院，开了两次庭，第二次我去旁听了。
法庭不大，旁听席坐了二十几个人，其中一半是供电所的人。
宋建国站在被告席上，穿着一件灰色外套，头发比半年前白了一片。
法官念起诉书的时候，他一直低着头，念到「多次将单位工程材料私自变卖」那一句，他抬了一下头。
抬头的方向是旁听席，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
我们对了不到两秒。
那两秒我心里没有恨，也没有爽，只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别拗。
毕竟我跟他做了四年生意，四年里他叫我李老板，我叫他宋哥。
判决是三月下来的，十年六个月，罚金二十万，退赔一百二十万。
宣判那天我没去，是何警官打电话告诉我的。
「判了。」
「多少。」
「十年半。」
「他上诉吗。」
「不知道。」
「那我这个算完了吗。」
「你算完了。」
二月，我被罚了款，补了税，一共四十三万。
三月，检察院给了我一份文件。
上面写着：李满仓，主动提供线索，协助侦破重大案件，不予起诉。
拿到那份文件那天，我在站里把它贴在墙上。
我娘问我贴这个干什么。
「留着。」
「留这个有什么用。」
「有用，我以后好跟我儿子说。」
「说什么。」
「说你爹三十四岁那年，赔了四十三万，换了一张纸。」
四月，站子重新开了。
重开之前我做了三件事，一件比一件难。
第一件是把账本全部改成电子的，每一车料都要客户签字，签字那一栏我印了「材料合法来源承诺」八个字。
第二件是在门口装了两个摄像头，一个拍门，一个拍地磅，录像存三十天。
第三件是贴了一张纸在门口，写着三条规矩：来路不明的料不收，拆封前先验，超过三吨的必须报村委备案。
这三条贴出去以后，第一个月生意掉了四成。
原来一天能收八车，现在只剩四五车。
送料的人站在门口看那三条规矩，看完有的就掉头走了。
我娘问我这样下去能不能撑。
「能撑。」
「一个月挣多少。」
「两万多。」
「以前多少。」
「三万多。」
「少了一万，你图什么。」
「图晚上能睡着。」
她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说了一句。
「你早这么干，就没那些事了。」
村里人后来陆陆续续知道了这件事，态度不一样。
有人见了我竖大拇指，说李满仓有种。
有人背地里说我傻，四十三万罚款够买一辆车。
老赵在小卖部跟我说了一句实话。
「满仓，你这一弄，村里收废品的都不敢收新料了。」
「不敢收是好事。」
「好事是好事，可人家也得吃饭。」
「吃饭可以吃旧的。」
他笑了，给我拿了瓶水，不收钱。
五月，我娘搬来跟我住了一段。
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帮我把院子扫一遍，把纸壳按大小分类码好。
她说这样能省一个人的工钱。
我说不用你干。
她说闲着难受。
她干了二十七天，我算了一下，她分的纸壳卖了三千一百块。
我把这三千一给她，她不要。
「留着给孙子。」
「我还没儿子。」
「那就留着。」
六月，我把罚款的账还清了。
四十三万，分三次交的，一次十五万，一次二十万，一次八万。
交完最后一笔那天，我在银行门口站了一会儿。
卡里剩的不多，站子的账上还有两万。
我掏出手机给我娘打了个电话。
「交完了。」
「交完了就好。」
「以后挣的都是自己的。」
「以前挣的也是自己的。」
「以前挣的是别人的。」
她那头停了两秒。
「满仓，你今年三十四，还年轻。」
「嗯。」
「以后别再犯这种错。」
「不会了。」
七月，镇上开了一次废品行业的管理会，二十多家去参加。
会上有人念了一份通报，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会场里有人回头看我。
念完主持人问了一句：「有没有愿意说说经验的。」
没人说话。
我举了手。
站起来的时候我手心出汗，说话有点抖。
「我就说一句，收废品这行，秤是准的，眼是瞎的，早晚出事。」
台下有人笑了一声，然后安静了。
散会以后有六个人来找我要联系方式，问的都是同一件事：那个承诺书怎么印。
八月，我把站子扩了一块，新加了一条分拣线。
投资十四万，其中九万是贷的。
九月，我把儿子送进了镇上的小学。
十月，村里开了一次党员会，让我去讲二十分钟。
我讲了三件事：怎么看新料，怎么留凭证，出了事怎么自保。
讲完有人问我，罚了四十三万心疼不心疼。
「心疼。」
「后悔不后悔。」
「不后悔。」
「为什么。」
「因为四十三万我还得起，十年半他还不起。」
会场里静了一会儿，然后有人拍了手。
那天散会，村支书跟我说了一句。
「满仓，明年村里办个合作社，你牵头。」
「我不牵头。」
「为什么不牵头。」
「我只会自己干，不会带人。」
「那你就学。」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
十一月，我把站子的墙刷了一遍，白漆，一共花了三千六。
刷完在墙上写了两行字，红漆，一行大一行小。
上面那行：废品站，收旧不收新。
下面那行：来路不明，一律不收。
学费一学期两千三，校服一百八，书包四十。
送他上学那天，他问我一句话。
「爸，你是干什么的。」
「收废品的。」
「收废品是什么。」
「就是把别人不要的东西收回来，重新变成有用的。」
他想了一会儿。
「那你是把没用的变成有用的。」
「差不多。」
「那你是好人吧。」
我没答。
那天晚上我在站里坐到很晚。
灯开着一盏，地磅上的数字停在零。
我想起二〇二一年那个下午，白色厢货第一次开进来，我从车厢里抱出一根包着塑料膜的铜管，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
现在想想，那天我抱住的不是一根铜管，是一根绳子。
绳子的一头在宋建国手里，另一头在我这儿。
拉了四年，谁也没松手，最后一起被拽倒了。
区别是，他倒了没起来，我倒了还能爬起来。
铁门换了新的，地磅换了新的，分拣机也换了。
开张第一天，来了三辆车。
都是送废纸和废铁的，正常的废品。
下午三点，来了一辆白色厢货。
我站在门口看着它开进来。
车头没挂牌。
司机摇下车窗，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老板，收铜吗。」
「收。」
「我这料好。」
「多少钱一吨。」
「七万二。」
「下车，称重。」
他打开车厢。
我伸手摸了摸。
新的。
我把手缩回来。
「这料我不收。」
「为什么不收。」
「因为新的不是废品。」
「这有什么讲究。」
「讲究大了。」
我把墙上那张纸撕下来，递给他。
「你先看看这个。」
他看了三遍，脸上没表情。
「这是什么。」
「这是我赔了四十三万换来的。」
他把纸还给我，把车厢门关上。
「那我走了。」
「走吧。」
车倒出去的时候，他探出头问了一句。
「老板，你叫什么。」
「李满仓。」
「记住了。」
那天下午我一车没收，站在门口看了两个小时。
村里的路上没有车，风把地上的纸吹得到处都是。
我弯腰捡了一张，看了看，是一张快递单，收件人不是我们村的。
我把它扔进废纸堆里。
扔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这十二年里我搬过的纸，比这个村的树还多。
纸上有过账单，有过地址，有过别人的名字和电话。
我一概不看，一概不问，一概卖掉。
不问，是我这一行最大的毛病，也是我赔掉四十三万的原因。
从今天起，我打算每一张都看一眼。
看完了再决定收不收。
回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把门关上，把灯打开。
桌上摆着一本新的账本，第一页还空着。
我拿起笔，写了一个日期。
二〇二六年四月八号。
写完我停了一下，把笔尖按在纸上，看着墨水洇开一个小点。
十二年，我收过六千吨废纸，四千吨废铁，两百吨铜。
最后一次收，收出了一个窟窿。
窟窿填上了，账也结清了。
从此以后，我只收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