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八十块钱，在旧货市场买了台录音机。回到家插上电，里面还卡着一盘磁带。
按下播放键，先是一个女人在教小孩念诗，念的是《静夜思》。小孩把「疑是地上霜」念成「疑是地上双」，女人笑了，笑得很好听。
接着是一个男人，声音很低：「小远，爸爸对不起你。」
再然后，就没有声音了。
我静静的坐在那儿，把最后那句话听了七遍。
听第二遍的时候，我隐隐听见了那个男人吸气的声音，很长，像憋了很久才吐出来。
第三遍的时候，我听见他的手在抖，磁带壳子磕在桌子边缘，磕了两下。
到第四遍，我听清了背景里那个广播。
第五遍时，我把烟点着了，忘了抽，烟灰掉在裤子上，直直烫了一个洞。
第六遍，我想起一件事：我四岁那年，被放在福利院门口的时候，手里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饼干。
第七遍，我把机器关了……
屋里很静，能听见隔壁电视机的声音，还有楼下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
我不叫小远。我叫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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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塘旧货市场在城西，一片铁皮棚子，从马路边一直搭到河堤下面。
早上八点开市，六点就有人来占位子。卖什么的都有：拆了屏的手机、缺腿的沙发、九十年代的挂钟、一整箱不知道从哪拆下来的旋钮、医院淘汰的不锈钢推车、学校换下来的课桌。
地上永远是湿的，踩上去黏脚。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是铁锈、机油、霉味和煎饼混在一起。
我在那儿租了个摊位，一个月三百，堆一些收来的旧家电。但我主要还是在自己店里干活，摊子三天两头不开。
那天我是去找电机的。
一台老式双卡录音机，电机能卖二十，磁头拆下来能卖十五，剩下的塑料壳论斤称。这一行的利润都在拆件上。
那台录音机在最角落的摊子上，红色塑料壳，提手断了一边，喇叭的布面被烟头烫了个洞。
摊主姓陈，五十多岁，一条腿不太好，坐着收钱。他摊子上的东西都不标价，看人下菜。像我这样的熟脸，他给八十。
「五十。」
「八十。」他说，「这机器能响。」
「能响我加十块。」
他把机器拎起来，往地上一放，插上旁边一个拖线板，按下播放键。
喇叭里「刺啦」一声，然后是一段沙沙的底噪。
「听。」他说，「能响。」
「能响不代表能用。」我说，「磁头磨平了吧。」
「你拆开看。」他说，「磁头要是磨平了，我倒找你八十。」
我看了他一眼。
老陈这个人，说话不好听，但不骗人。他在这个市场待了二十多年，收的东西从来不洗不擦，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有人嫌他脏，也有人专门找他，因为他从不做旧。
我给了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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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是晚上七点。
铺子在老城区，一间门面，前面修东西，后面住人。屋里堆着拆到一半的洗衣机、三台等着换压缩机的冰箱、一箱电容和一箱电阻。
我把录音机放在工作台上，先擦。
外壳上的烟灰擦掉，喇叭布用软毛刷扫了两遍，按键缝里的泥用牙签挑。
擦到按键的时候，我发现「播放」那个键是陷下去的。
不是坏，是有人按下去之后没弹回来。
磁带仓弹开，里面卡着一盘带子。
带子是那种老式的透明壳，壳子上有划痕，标签贴得有点歪。标签上是一张白纸，用蓝黑墨水写了三个字：给小远。
字写得很小，笔画很轻，像怕写重了，又像写的时候手在抖。
我把带子翻过来，B 面是空的，什么都没写。
我把带子塞回去，按下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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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面录了四十分钟。
前面十几分钟，是一个女人在教小孩认东西。
小孩：「这是什么颜色。」
女人：「红的。」
小孩：「这个呢。」
女人:「黄的」「小远真聪明。」
小孩的声音很奶，说话漏风，把「是」说成「细」，把「吃」说成「七」。
女人很有耐心。一样东西要教七八遍，小孩记不住，她也不急，就换个说法再教。
中间有一段，小孩在哭，哭得很凶，哭到打嗝。
女人一直哄，「不哭了，不哭了，妈妈在呢，妈妈不走。」
小孩哭了好久，声音都哑了。
女人就一直重复那三句话，一遍一遍，像在念一段咒。
中间还有一段，我听了很久。
小孩问：妈妈，你为什么老躺着。
女人说：妈妈累了。
小孩说：那我给你捶捶。
然后是「咚咚咚」的声音，很轻，捶在被子上的声音。
女人笑了笑说：轻点，别把妈妈捶疼了。
小孩说：妈妈疼吗。
女人说：不疼，妈妈不疼。
小孩说：骗人。
然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只有一点声音，像有人在吸鼻子。
后面有一段，小孩在唱歌。
唱的是一首我没听过的儿歌，跑调跑得厉害，一句词能跑出三个调。
女人跟着一起唱，也跑调。
两个人唱得乱七八糟，然后一起笑。
笑声很响，小孩笑得打嗝，女人笑得咳嗽。
笑完，安静了一会儿。
女人忽然说：小远，你记住妈妈长什么样吗。
小孩说：记得。
女人说：说说看。
小孩想了很久，说：妈妈头发长。
女人笑了，这次笑得很轻，很短。
女人说：还有呢。
小孩说：妈妈手凉。
女人没说话。
过了几秒，她说：对，妈妈手凉。
还有一段，小孩在数数。
一、二、三……数到十二就乱了。
女人说：重来。
小孩重来，数到九又乱了。
女人说：不着急，慢慢数。
小孩说：妈妈，数到一百，爸爸就回来了吗。
女人没说话。
过了很久，她说：数到一百，妈妈给你买糖。
我在工作台前面坐着，听这一段听了三遍。
第三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跟着笑。
笑完，我把烟掐了。
最后五分钟，声音变了。
环境音不一样了。前面都是室内，有回音，有电视的声音。这一段有风声，有车声，有远处的人在喊。
像在户外，也可能是在火车站。
小孩不说话了。
女人的声音也没了。
然后是那个男人，「小远。」
停了两秒。「爸爸对不起你。」
停了三秒。「你别怪我。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又停了两秒。「这盘带子你留着。要是有一天你想找，就听这个。」
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有人在整理衣服，拉链拉上，又拉开。
再然后，磁带就空了。
我把带子倒回去，又听了一遍。
这一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男人说「你别怪我」的时候，背景里有一个声音，很轻，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开往省城的 K528 次列车，开始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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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叫小远。
但我四岁那年，被人送到福利院门口。
这是养父母告诉我的。他们说，那天早上开门，门口放着一个孩子，穿一件蓝色的小棉袄，手里攥着半块饼干。
孩子不哭，也不说话，就是站那儿。
他们报了警，等了三个月，没人来认，就办了手续，把我领回了家。
我原来的名字，福利院的档案上写的是「不详」。
林岸这个名字，是我养母起的。她说，希望我这辈子靠岸。
我从来没想过要找。
不是不想，是没处找。一个四岁的孩子，被放在门口，连张纸条都没有，你从哪儿找起。
小时候我也想过，想过很多次。
想过我爸妈是不是出车祸死了，想过是不是家里太穷养不起，想过是不是我被拐走的、他们一直在找我。
后来长大了，就不想了，想这些没有用。
一个人要是被扔在门口，那就是被扔在门口了。剩下的所有解释，都是自己给自己编的。
但现在我手里有一盘带子。
带子上有个男人说：要是有一天你想找，就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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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回了八角塘。
老陈还在那个摊子上，坐着，面前摆着一台电风扇，正在用万用表量。
「机器有问题?」他头都没抬。
「没问题。」我把带子放在他面前，「这带子哪来的。」
他看了一眼。
「机器里的?」
「嗯。」
「那我不知道。」他说，「我收的时候就在里面。」
「从哪儿收的。」
「城西那边拆迁，一整栋楼的东西，我拉了一车。」
「哪栋楼。」
他抬起头看我。
「你问这个干什么。」
「这带子上有我认识的人。」
我撒了个谎。
老陈看了我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
「跃进路 17 号楼。」他说，「去年年底拆的。」
「你怎么收到那栋楼的。」
「拆迁办处理的。」他吐了口烟，「楼里的人搬走了，剩下的东西没人要，堆在楼下，一车一车往外拉。我拉了一车，三百块。」
「三百块一车?」
「三百块一车。」他说，「东西是好东西，就是没人要。柜子、床、电视、缝纫机、一箱一箱的相册。相册最没人要，我拉回来都烧了。」
「烧了?」
「烧了。」他说，「你说这些人，走得那么急，连相册都不要了。」
我没说话。
我想起我养母家的柜子里，有三本相册。
第一页是我四岁那年的照片，穿一件蓝色的小棉袄，站在福利院门口，手里攥着半块饼干。
那张照片是我养父拍的。他说，那天他本来不想拍，是我养母说，拍一张吧，以后他长大了，得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
我把带子收起来。
「那栋楼现在还在吗。」
「推平了。」老陈说，「你去也没用。就剩个坑。」
他顿了一下。
「不过我拉货的时候，看见楼下有张纸，贴墙上，写着拆迁办的电话。你要问人的话，去那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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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路 17 号楼，现在是一片空地。
围挡是蓝色的，上面印着开发商的广告，一个女人抱着孩子笑得很开心。围挡里头是一大片黄土，压路机停在中间，没动。
我沿着围挡走了半圈，找到一个缺口，钻进去。
楼没了。砖都没了，就剩地基，一块一块的水泥方墩子，像墓碑。
我在那儿站了大概十分钟。
风很大，把黄土吹起来，打在脸上。
我蹲下去，在那些水泥墩子中间走。
走到第三个墩子的时候，我停住了。
地上有一个塑料的什么东西，被土埋了一半。我扒开土，把它抠出来。
是一块塑料片，红色的，边缘有裂口。
跟那台录音机的外壳，一个颜色。
我在那儿站了很久，把它揣进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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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挡边上有个棚子，铁皮的，蓝色的，门口晾着两件衣服，棚子上写着「拆迁办 临时办公点」。
我过去敲门。
开门的是个女的，三十来岁，戴着袖套，正在吃泡面：「干什么的。」
「问个事。」我说，「17 号楼，原来住的人，都搬哪儿去了。」
「你谁啊。」
「我找个人。」
她把泡面放下，打量了我一眼。
「17 号楼的人都安置在幸福里小区，8 号楼和 9 号楼。」她说，「不过你要找人，得去居委会问，我们这儿只有名单，没有联系方式。」
「名单能看一眼吗。」
她犹豫了一下。
「你找谁。」
「姓李。」我说，「李建军。」
这个名字是我猜的。
带子上那个男人，没说自己叫什么。但小孩叫小远，父亲那一辈的人，七十年代生的，叫建军、建国、卫东的特别多。
她翻了翻一个本子。
「17 号楼 3 单元 402，李建军，户主。」她念，「还有一个，李建军，17 号楼 1 单元 201。」
「两个?」
「重名的多。」
「哪个有孩子。」
她往下看。
「402 那户，家庭成员：李建军，妻，子。」她停了一下，「妻已于 2003 年注销。子，李远，2004 年迁出。」
2004 年。
我那年四岁。
「迁哪儿去了。」
「没写。」她说，「就写了个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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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里小区在城西边上，八栋楼，都是六层的回迁房，外墙刷的米黄色，楼道里堆着杂物。
8 号楼 3 单元 402。
我在楼下站了很久，才上去。
楼梯间很暗，声控灯坏了一半。四楼的墙皮掉了一大块，露出里面的红砖。
门是那种老式的防盗门，铁皮的，漆掉了，露出底下的锈。
我敲门。
敲了三下，没人应。
我又敲了三下。
里面有脚步声，很慢，拖着走。
门开了一条缝。
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个子很矮，背驼得厉害，穿一件深蓝色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
「你找谁呀。」
「阿姨，」我说，「我打听个人。李建军，是住这儿吗。」
她的手扶在门框上，指关节很大。
「你找他干什么？」
「我……有点事。」
「他不在。」她说，「他走了二十多年了。」
「去哪儿了。」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那一眼，看得我有点发毛。
「你进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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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很小，一室一厅，东西摆得满满的。
但很干净。
地板是水泥的，拖得发亮。桌子上的东西都摆成一条线：一个搪瓷缸、一个暖水瓶、一个药盒、一副老花镜。
客厅的沙发上铺着一块白布，布上放着一个笸箩，笸箩里是毛线，还有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
毛衣很小，小到不像是给大人织的。
「坐这儿吧」她指了指沙发，「我给你倒杯水。」
「不用不用。」
她还是去倒了，一个搪瓷缸，白底蓝边，缸身上印着「劳动模范」，字掉了漆。
我接过缸子的时候，手停了一下。
那个缸子，我见过。
不是真的见过。是听完带子之后，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画面：一只搪瓷缸放在窗台上，缸子旁边是一盆蒜，蒜苗长得老高了。
我一直以为那是我自己瞎想的。
「阿姨，」我说，「您儿子，是叫李建军吗。」
「是。」
「他……什么时候走的。」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七号，早上。」她说得很清楚，一点没犹豫，「他带着孩子走的。」
「为什么要走呀。」
她没答。
她坐到沙发另一头，把笸箩拉到腿上，拿起毛线针，开始织。
针脚很慢，一针一针。
「他打孩子。」她说。
「什么。」
「他打孩子。」她又说了一遍，声音很平，「孩子妈走了以后，他喝得更凶了。喝了酒就打人，打得狠。我拦不住，我要拦他就打我。」
「他喝酒，是从孩子妈住院那会儿开始的。」她说，「白天在医院守着，晚上回来开始喝。喝完了就坐在沙发上，不说话。一坐坐到半夜。打孩子，是后来的事了。」
「孩子妈……走了?」
「病走的。」她说，「二零零三年，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从查到走，四个月。」
四个月，我想起带子里那段哭声。
小孩哭到打嗝，女人一直哄，说妈妈不走。「孩子多大。」
「四岁。」
「叫什么。」
「李远。」她说，「小名叫小远。」
我握着那只搪瓷缸，缸子是热的。
「后来呢。」
「后来有一天早上，他抱着孩子走了。」她说，「我在后面追，追到巷口，他把孩子放在自行车后座上，骑走了。我跑不动。」
「他没说去哪儿吗。」
「什么都没说。」她说，「就留下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妈，我把孩子送走了，送得远远的，他就不用挨打了。」
她织了两针，停下来。
「我那天追到巷口，看见孩子在后座上，回头看着我。」
「他手里攥着半块饼干。」她说，「我早上给他的，他没吃完。」
墙上挂着一张照片。
黑白的，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孩子，站在一栋楼前面。孩子的脸很清楚，男人的脸被人用指甲刮花了，刮得很用力，纸都起了毛。
「这是?」
「建军和小远。」她说，「二零零三年春天拍的。」
「这是谁刮的。」
「我刮的。」她说，「他走了以后，我看着难受。」
停了一下，她又说：「刮完了我又后悔。这家里就这一张。」
她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子，放在我面前。
「你要看吗。」
「……看。」
盒子里是几件小衣服，叠得很整齐。一件蓝色的棉袄，袖口磨破了。一双小鞋，鞋底是全平的，没怎么穿过。
最底下是一张画。
画上三个火柴人，手拉手，旁边写着五个字：爸爸 妈妈 我。
字是歪的，笔画很粗，像用蜡笔写的，力气大得把纸都戳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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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她家坐了一个半小时。
她一直在织那件毛衣。
我问她，这些年有没有找过。
她说找过。头三年，她跑遍了城里的派出所、福利院、救助站。她不识字，就让邻居帮她写寻人启事，写完贴在电线杆上。
后来有人说，在省城见过一个像的。她坐了一夜火车去，找了半个月，没找着。
再后来，她腿不好了，跑不动了。
「我就想，」她说，「他要是不想回来，我找也没用。他要是想回来，总会回来的。」
「那您就这么等着。」
「等着呗。」她说，「我也没别的事。」
她停了一下，又说：
「他走以后，打过一个电话。」
「什么时候。」
「第二年，开春的时候。」她说，「电话里就说了一句，妈，孩子挺好的，你别找了。」
「您没问在哪儿。」
「问他了。」她说，「他不说话，直接把电话挂了。」
从那以后，再没有过。
我走的时候，忍不住问了一句。
「阿姨，这毛衣……是给谁织的。」
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活。
「给我家小远的。」
「他……不是走了吗。」
「走了。」她说，「我织了拆，拆了织。他走的时候穿那件棉袄，我嫌薄。我想着，他要是回来，得有件厚的。」
「织了多久。」
「得有二十多年了吧。」
她笑了一下，牙掉了两颗。
「我这手艺不行，织不快。」
她把毛衣翻了个面，看了看针脚。
「小伙子，你多大了。」
「三十二。」
她点点头，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孙子要是还在，也跟你一样，三十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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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幸福里出来，天已经黑了。
我在小区门口的花坛边上坐了很久，抽了半包烟。
然后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我妈是我养母。她在电话那头问我吃饭没有，我说吃了。
「妈，」我说，「我问你个事。」
「你说。」
「当年在福利院，送我去的那个男的，登记的名字是什么。」
她那边静了一下。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想知道。」
「……我不知道。」她说，「当时是你爸去办的手续。他就说，这孩子是警察送来的，没人认。」
「档案还在吗。」
「在。在家里柜子里。」
「我明天回去。」
---
档案是三张纸，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纸袋的封口用线缠着。
第一张是接收登记表，2004 年 5 月。
第二张是派出所出的证明，写着「经查，该儿童无亲属认领」。
第三张，是送养人信息。
姓名：李建军。
关系：父亲。
原因：无力抚养。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不是「不详」。不是「遗弃」。
是「无力抚养」。
办手续的人，给这个孩子留了一条后路。
一条能让他以后找回来的后路。
我妈站在我旁边，一直没说话。
过了很久，她开口了。
「岸岸。」
「嗯。」
「你要是想认，就去认。」她说，「妈不拦你。」
「我不去。」
「为什么。」
我说不出来。
我不是恨谁。我只是觉得，我这边有一个家，那边也有一个家。两个家隔了二十二年，中间隔着一个男人骑走的自行车，隔着一件织不完的毛衣，隔着一盘录了四十分钟的磁带。
我要是走过去，就得把这两个家撞在一起。
我不知道撞了以后，会剩下什么。
那天晚上我在自己屋里坐了很久，一直坐到天亮。
天快亮的时候，我想明白一件事。
我不是在原谅谁，也不是在恨谁。
我只是不知道，一个被放在门口的孩子，二十二年后走回去，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说「我回来了」，太轻。
说「你为什么不要我」，太重。
说「我不怪你」，那是假话。
---
我爸一直没说话。
他在阳台上抽烟，抽完一根，又点一根。烟灰掉在花盆里，他也不弹。
我走的时候，他送我到楼下。
「岸岸。」
「嗯。」
「那年办手续，」他说，「人家问我，孩子什么情况。我说，孩子没人要。」
「后来填表，『原因』那一栏，我写了无力抚养。」
「为什么。」
他把烟头摁在墙上。
「我不想让他以后查档案的时候，看见『遗弃』两个字。」他说，「孩子长大了，看见那两个字，心里会留个疙瘩。」
「那为什么不写『不详』。」
「写不详，他就永远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他说，「写无力抚养，他至少知道，不是不要他，是要不起。」
我没说话。
「我跟你妈，一直没敢跟你说这些。怕你多想。」
「我没多想。」
「嗯。」他说，「没多想就好。」
他转身往回走。
走到二楼，他停下，从楼道窗户探出头来。
「岸岸。」
「嗯。」
「那家人要是还在的话，你替我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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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铺子，把那盘带子又放了一遍。
这一回，我听到了以前没注意的东西。
女人教小孩念诗，念的是《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疑是地上双。」
「是霜，不是双。」
「霜。」
「对，霜。」
然后是一声笑。
很轻的一声。
我一直以为，这盘带子是父亲留给儿子的。
不是。
这盘带子是母亲录的。
A 面四十分钟，全是她。
她录了孩子认颜色，录了孩子哭，录了孩子唱歌。
她那时候已经知道自己要走了。
她录这盘带子，不是为了给谁听。
她只是想把这个孩子的声音，多留一会儿。
最后那五分钟，是父亲接过去的。
他把带子录完，写上「给小远」，塞进录音机，抱着孩子，走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带子留在那台机器里，也许是留给自己的，也许是留给那个家的。
也许他只是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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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把那台录音机重新拆了一遍。
电容换了，皮带换了，压带轮洗了。播放键下面卡着一小块塑料屑，我用镊子挑出来——就是这个小东西，让键按下去不弹。
修了两个小时。
拆到提手的时候，我想起兜里那块塑料片。
掏出来，对了一下。
红色，边缘有裂口，弧度也对。是这台机器提手断掉的那一半。
我在那栋楼的废墟里捡到的。
也就是说，这台机器，在那栋楼底下躺过。
不是被人好好搬走的。是掉在那儿的。
他走的那天早上，大概是抱着孩子，提着机器，下楼梯的时候摔了一跤。
机器掉了，提手断了。
他没捡。
装回去，通电，按下播放。
磁带转起来，喇叭里有沙沙的底噪，然后是那个女人的声音。
「床前明月光。」
我把音量调小，坐在那儿听完了整盘。
听完，我把手放在机壳上，坐了一会儿。
就在那，什么都不干。
一台机器修好了，就是修好了。它不会说话，不会告诉你它经历过什么。
它只会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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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去了一趟幸福里。
我没上楼。
我在楼下站了二十分钟，看见四楼的窗户亮着灯，窗帘后面有一个影子，在慢慢地动。
影子动一下，停一下。像在织东西。
我把那台录音机放在单元门口的台阶上。
机器擦干净了，播放键修好了，磁带在里面，A 面朝上。
我在机器上贴了一张纸，写了三个字：
「他很好。」
然后我走了。
走了大概五十米，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四楼的灯还亮着。
回去的路上，我路过一家童装店。
橱窗里挂着一件蓝色的小棉袄，帽子上有两只耳朵，标价二百八。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去。
不知道她织的那件，什么时候能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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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我去了八角塘。
老陈还在那个摊子上，坐着，面前摆着一台录音机，跟我买的那台一个型号。
「找着了?」他问。
「找着了。」
「认了?」
「没有。」
他把烟叼在嘴上，没点。
「为什么。」
「还没想好。」
「这种事，」他说，「想不好就别想。等你想好了，人也就没了。」
我没说话。
「机器呢。」他问。
「送人了。」
「八十块。」
「嗯。」
「你倒是大方。」
我笑了一下。
走的时候，他叫住我。
「哎。」
「嗯。」
「那机器，能响吧。」
「能。」
「那就行。」他说，「东西修好了，就让它响着。」
---
我回到铺子，坐在工作台前面。
桌上还剩着几颗螺丝，一小截用剩的胶布。
我把它们收进抽屉，关灯。
那台机器，我修好了。
它现在，能响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