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出沟（1993—1999）
第一章 解放141
赵建军这辈子头一回坐解放141，是1993年9月16号，天刚蒙蒙亮。
车从晋城矿务局招待所后院倒出来的时候，排气管子喷出一股黑烟，呛得墙根底下蹲着的野猫嗖一下窜出去，翻过墙头跑了。赵建军最后一个爬上车斗，脚踩在车厢板的铁钩子上，手一撑，整个人翻进斗里——斗底铺了层废皮带，是从矿上拉煤皮带上裁下来的旧料，黑乎乎油亮亮，上头沾着不知道哪年哪月的煤面子，脚一踩上去黏鞋底，抬脚的时候“刺啦”一声。
车斗里已经蹲了三个人。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一个剃平头的黑脸后生，一个矮个子正靠着车斗壁打瞌睡。赵建军把铺盖卷往车斗角上一墩——蓝底白花被面裹着棉被，拿麻绳捆成豆腐块，外头还露着一截他娘纳的千层底鞋帮子。他挨着铺盖卷蹲下来，后背抵着铁皮，手攥住车厢板边沿的铁钩子。那钩子锈了一层，拿手一攥满手铁锈渣子，他拿裤子上蹭了蹭，没蹭干净。
司机老周从驾驶室探出半个身子，五十来岁，脸晒得跟煤渣一个色，嘴里叼着半截烟屁股，烟灰烧得老长也不弹，拿手拍着车门子：“后头四个！手抓牢！掉下去我可不捡！”
车发动了。解放141的柴油机声音又闷又沉，跟老牛喘气似的，车斗跟着突突突地晃。出了招待所后院那条窄巷子，拐上晋城西关的柏油路。柏油路是新铺的，但铺得薄，大车一压就翻浆，路面上鼓着大大小小的包。车轮碾上去，车斗里四个人跟着往上一颠，屁股离了车斗底，然后重重落下来。赵建军牙咬得紧，腮帮子上的肉跟着颤。
“你哪学校毕业的？”赵建军冲旁边那个戴眼镜的递了根烟。烟是蝴蝶泉，一块八一包，他从兜里掏出来的时候烟盒压扁了，里头还剩五六根。
眼镜推了推镜腿，接了烟没点，别在右耳朵上，烟屁股朝前，滤嘴朝后，跟夹了根白色的小棍似的：“省煤校，采煤专业。你呢？”
“晋东南工校，地下采煤。”
眼镜哦了一声，态度立马客气了三分，屁股往赵建军这边挪了挪，车斗铁皮“嘎吱”响了一声：“那算半个同行。我姓周，周海涛。”
“赵建军。”
另外两个也报了家门。剃平头的叫李满仓，机电科，家在沁水，爹是村里的电工，从小拿电线头子当玩具；矮个子叫张保国，采煤专业，一上车就靠着车斗壁打瞌睡，脑袋随着颠簸一下一下磕铁皮，磕出节奏来了——磕一下，嘴唇里吹出个唾沫泡，泡破了，再磕一下，再吹一个。
“你俩哪个县的？”周海涛问。
“高平。”赵建军说。
“我阳城。”李满仓把帆布包往怀里搂了搂，包里装着他攒了三年工资买的单放机，爱华的，花了一百八，他爹骂了他半个月败家子，“你俩分到红旗矿，知道那矿咋样不？”
周海涛说：“知道。晋城矿务局八个矿里排倒数。年产不到八十万吨，井下条件差，工资低。”
李满仓脸一垮：“那你还来？”
“不来咋整？省煤校今年分来二十多个，矿务局就给了八个名额，红旗矿占了仨。剩下的全分到乡镇小煤窑去了，连个正式工都不是。”周海涛把耳朵上的烟拿下来，在手指头上转了转，“我爹说了，先干着，干两年想法调走。”
赵建军没吭声。他爹赵栓柱送他到村口的时候说了句话：“去了好好干。别学刘志强那野路子。”他当时没接话，心里想的是——刘志强那野路子，去年就挣了一万多。他爹在村里种一年地，刨去种子化肥，落五千。
出了西关，柏油路变成了碎石路，碎石路又变成了土路。路两边是柿子树林，青果子挂了一树，压得枝头弯弯的，没人摘。再往远处看，山梁上零星戳着几根高压线杆子，电线横七竖八地把天划开几道口子。路面上浮着一层细黄土，车一过，黄土扬起来，漫天都是，呛得人拿袖子捂鼻子。
李满仓鼻子抽了抽，忽然说：“这味儿不对。你们闻——”
赵建军使劲吸了口气。空气里的味道变了——先是柴油味，后来是硫磺味，再后来是一股说不上来的焦臭味，像谁家炉子里烧着臭鸡蛋，又像电线皮子烤糊了那种呛。李满仓把单放机揣进帆布包里，拉链拉好，又说：“这是矸石山自燃的味儿。我哥在矿上干过，他说闻着这味儿就离矿不远了。”
车拐过一道山梁，红旗煤矿整个露了出来。
赵建军第一眼看见的是两座矸石山——黑黢黢的，比旁边山头矮一截，顶上冒着白烟，一绺一绺的，跟老太太烧炕的烟囱似的。山脚下散着一圈碎矸石，红褐色的，是烧过的。再往近处看，井口那架铁架子戳在那——锈得发黄，天轮慢悠悠转着，钢丝绳从轮槽里出来，滴着乌黑的水，底下是个水泥池子接着，水上漂着油花，油花在太阳底下泛着五颜六色的光。井口旁边蹲着几个刚升井的工人，浑身黑得只剩牙是白的，手里捧着搪瓷碗吃面，碗是白搪瓷的，磕得坑坑洼洼，露出里头的黑铁。看见车进来，一个拿筷子朝车斗指了指，跟旁边人说了句啥，都笑了。
“笑啥？”张保国被笑声吵醒了，揉着眼问。
李满仓把嘴一撇：“笑咱们这些新来的呗。过俩月咱也跟他们一个色。”
车停在办公楼前。老周熄了火，从驾驶室跳下来，拿手拍了拍车斗帮子：“到了！都下来！先去劳资科报到，领工作服和矿灯！动作快点，我一会儿还得去局里拉材料！”
赵建军最后一个跳下车斗，脚一沾地，先踩了一脚煤渣子，鞋底一滑差点摔倒。办公楼是三层筒子楼，外墙刷了层白灰，但灰掉得差不多了，露出一块一块的红砖。水磨石地面磨得能照出人影，但墙裙往上全是黑的——冬天烧暖气片子熏的，一道一道黑印子从一楼一直延伸到三楼。走廊里挂着一幅宣传画，一个矿工举着矿灯，脸白净净的，底下印一行字：“井下作业十不准”。赵建军多看了两眼——画上那人他认识，是矿上宣传科干事，拿自个儿照片临的，真人压根没下过井。
劳资科干事姓牛，四十来岁，半边脸耷拉着，像是落枕没好利索。他头也不抬，从桌斗里摸出一套蓝劳动布工作服，往桌上一扔，又弯腰从底下掏出一双高筒胶靴、一顶藤编安全帽。“哐当”一声搁在桌上，震得搪瓷缸子里的茶叶水晃出来一圈。
“安全帽别丢，丢了自个儿买，十八块五。”牛干事拿蘸水笔记名字，钢笔尖刮在纸上“吱吱”响，“宿舍一楼108，四个人一间。食堂在东边，交粮票和钱。下井实习三个月，跟着师傅走，自己别乱窜——矿上刚出过事，有人乱串巷道掉溜煤眼里的，捞上来人都不成形了。”
赵建军抱着东西刚出门，迎面撞上一个人——中等个头，肩膀宽得有点过分，穿件花衬衫，红底白花，扣子开到第二颗，露出里头一件白背心。腰里别着个BP机，黑色塑料壳，天线拉出来一截。那人正跟门卫老周递烟，手伸出去的时候，衬衫袖口往上撸了一截，露出小臂上一道疤——小时候爬树掏鸟窝刮的，赵建军记得那道疤，缝了七针，是村卫生所老陈头给缝的。
那人一见赵建军，眼睛眯成一条缝，咧开嘴露出一颗金牙。
“建军！”
赵建军定睛一看，差点没认出来：“志强？你咋在这儿？”
刘志强一把拍在他肩膀上，巴掌跟铁砂掌似的，拍得赵建军怀里那摞工作服差点掉地上：“我昨儿就听你娘说你要来红旗矿，今儿专门骑摩托过来堵你！走，先帮我把这车胎卸了，矿上机修班老宋要十条！”
赵建军这才看见，矿大门外那辆红色嘉陵125后座上，码着十条黑乎乎的大卡胎，拿麻绳捆得结结实实，后座弹簧都压平了，轮胎侧面沾着泥点子，泥已经干了，灰白色，一看就是从郑州一路骑回来的——二百多公里路，这小子骑摩托跑了个来回。
“你从郑州骑回来的？”赵建军问。
“骑到焦作，轮胎跟车一起坐的火车托运。咋样，有头脑吧？”刘志强拿手指点了点自己太阳穴，金牙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眼花。
赵建军把铺盖卷往宿舍一扔，跟着刘志强去卸轮胎。宿舍在一楼，潮气重，墙角泛着白毛，床板是四块木板拼的，中间那道缝能塞进去一根手指。他把褥子铺好，蓝底白花被面往上一盖——他娘絮被子的时候往里掺了艾草，说驱虫——整个宿舍立马有了家里的味儿。
机修班在矿东边一个石棉瓦棚子里，门口立着台老掉牙的牛头刨床，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的铸铁，铁上全是油泥，糊得能粘掉鞋。棚子顶上的石棉瓦碎了两块，拿塑料布蒙着，风一吹呼嗒呼嗒响。班长老宋正蹲在地上拆一台水泵，裤腿卷到膝盖上头，露出小腿肚上一道疤——那是早年让钢丝绳弹的，肉翻出来缝了十几针，疤长得跟蜈蚣似的。
刘志强把摩托支在棚子门口，冲里头喊：“宋叔！胎拉来了！”
老宋站起来，拿棉纱擦了把手。棉纱是白的，擦完手变成黑的。他从工具箱里摸出游标卡尺——那卡尺锈得刻度都快看不清了，尺身上贴着块胶布，上头拿圆珠笔写着“宋”字——用得仔细。先卡胎面花纹深度，眯着眼读数，嘴唇动了动，算了一下；再卡胎侧胶层厚度，拿指甲盖在补丁边上抠了抠，抠下来一小块橡胶渣子，搁鼻子底下闻了闻；最后拿改锥捅胎圈，看有没有裂纹。
“这条花纹剩七毫米，新胎一般十二。”老宋拿卡尺比划着给刘志强看，卡尺的爪子卡在花纹沟里，刚好卡住，“矿上拉煤车净跑山路，下坡多，刹车踩得狠，磨平了抓不住地。去年冬天三队有个车就是因为胎秃了，下坡溜车撞到煤仓柱子上，司机断了三根肋骨，脾摘了。”
刘志强赶紧把胎翻过来，拿手指着侧面：“宋叔您看这侧面——补丁是热压硫化过的，比冷补结实多了。冷补的胶片拿手一撕就掉，热压的跟胎长一块了，拿刀割都费劲。我拉的那批货全挑的八成新骨架，翻新胶层加厚了两毫米。您拿卡尺量量这胶层，绝对超过四毫米。”
老宋拿卡尺又量了一遍，这回点了点头。但他没急着说价，又验了三条，每条都翻来覆去看了半天。验完了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灰是黑灰色的，一拍就散：“大卡胎，三百二一条。先试用五条，跑一个月不出问题再结账。要是鼓包、开胶，你这批货全退，运费你出。”
刘志强牙一龇，金牙又露出来：“宋叔，三百二太低了，我光翻新费加运费合到二百四了——”
“那你去问问，矿上采购科新胎报价多少？五百八一条，这还是去年压了价的。”老宋把卡尺往兜里一揣，兜里还揣着半截粉笔、一个磨秃了的铅笔头，“我买你的是图便宜，不是图你长得好看。”
刘志强还要还价，赵建军在旁边轻轻碰了他一下。刘志强愣了一秒，改口：“成！三百二就三百二，宋叔您多给我介绍两个车队。”
老宋把卡尺往兜里一揣，拿粉笔在棚子柱子上划了个记号：“车队用不用，看你胎争气不争气。对了——”他拿嘴努了努赵建军，“这后生谁？新分来的？”
“我发小，赵建军，晋东南工校毕业，以后在矿上技术科。”
老宋上下打量赵建军一眼，目光从他脸上扫到脚上，又扫回来：“技术科周科长昨天还念叨，说新分来个中专生字写得好。你字咋样？”
赵建军老老实实：“钢笔字还行，毛笔字差点。”
“够用。下周起你帮我填设备台账，那破本子我写了三年，字丑得自个儿都不认识。上回局里来检查，人家翻了两页说‘宋师傅你这画的是啥’，我都不好意思说那是字。”老宋从工具箱底下抽出一本卷了边的台账，拍在台面上，扬起来的灰呛得他自己打了个喷嚏。
赵建军赶紧点头。刘志强在旁边挤眉弄眼，被赵建军一脚踩在胶靴上，踩得刘志强“嗷”一嗓子。
卸完轮胎，两人各买一瓶北冰洋汽水，坐在矿门口小卖部门口的马路牙子上喝。九月的日头还毒，柏油路晒得发软，鞋底踩上去有点粘。一辆拉煤大车过去，扬起来的煤灰落了两人一头，刘志强拿手胡噜了一把头发，灰从指缝里往下掉。
“你这一趟挣多少？”赵建军问。
“十条胎，本钱二百四，卖三百二，毛利八百。扣了油钱和给门卫老周的一条红塔山，落六百多。”
赵建军算了算自己第一个月工资——实习期一百八，转正二百二。刘志强一趟挣他仨月工资。
“你别拿那个眼神看我。”刘志强吸了口汽水，玻璃瓶上凝的水珠顺着他虎口往下淌，滴在裤子上洇开一片，“我跟你说个事——我打听了，矿上机修班一年换多少胎？光拉煤大车就三十几台，一台车一年跑六万公里，轮胎三个月一换。再加上装载机、推土机、刮板机，一年光轮胎采购就得大几万。我要是能拿下矿上这个口子，一年稳赚这个数——”他伸出右手，五根手指张开。
“多少？”
“这个数，还得翻一番。”刘志强把汽水瓶搁地上，瓶子底和水泥地磕了一下，“当”一声，他压低声音，喉咙里像含着一口水，“你知道矿上采购科从哪进货不？晋城机电公司，中间倒一手，价格贵三成。我直接找郑州厂子，便宜一半。”
赵建军摇头：“你小心点。矿上采购科有自己渠道，你一个私人贩子插进去，人家未必容你。”
“容不容的，看本事。”刘志强把最后一口汽水灌下去，仰脖子的时候喉结上下滚了一下，瓶子往垃圾箱一扔，“咣”一声撞在箱壁上碎了，他也没管，“走，我请你吃面。矿门口那家饸饹面，老板是咱高平老乡，多给半碗。”
面馆在矿大门斜对面，门脸不大，门框上挂着一块三合板，红漆写了“饸饹面”三个字，漆掉了一半。里头摆了四张条桌，桌面是拿建筑模板钉的，钉子帽露在外头，拿锤子砸平了。墙上挂着一幅关公像，关公脸画得跟煤窑工似的，也是黑红黑红的。香炉里插着三根燃了一半的香，灰积了老厚，没人倒。老板姓赵，高平人，跟赵建军他爹认识，见两人进来，拿围裙擦了擦手，冲后厨喊了一嗓子：“两碗饸饹，大碗，多搁肉！”
面端上来的时候，赵建军先拿筷子搅了搅——饸饹面压得筋道，筷子挑起来弹两下，汤是羊肉汤，上头飘着一层红油，油花子叠着油花子，肉片子薄得透光，但给得多，堆了小半碗。刘志强从兜里摸出一头蒜，蒜皮干得发白，拿指甲一掐，“啪”一声掰成两半，扔了半头给赵建军：“就着吃。”
两人吸溜吸溜吃面。刘志强吃面快，筷子一挑，嘴一吸，腮帮子一鼓，一碗面下去三分之一。赵建军吃得慢，嚼得细，吃到一半放下筷子，看着刘志强吃。
“你看我干啥？”
“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
“我下午还得回县城，工地上等着我送料呢。”刘志强嘴里含着面含含糊糊地说，拿筷子指了指赵建军手腕上那块表——上海牌，机械的，表带是黑色皮子的，裂了两道口子，是他考上中专那年他爹给买的，“你那表走时准不？”
“还行。一天快不了十秒。”
“等我挣了钱，给你换块好的。”
“我这表挺好。你先把摩托换了——后座弹簧都压平了，再驮几回轮胎得散架。”
“散架就散架。换个斗子还能用。”
吃完面，刘志强骑摩托回县城。赵建军站在面馆门口，看着那辆红色嘉陵突突突拐上土路，车尾灯在煤灰雾里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一个红点。
他回宿舍收拾铺盖。上铺李满仓探下头：“赵建军，你那被面谁给你做的？”
“我娘。”
“真好看。我娘给我絮的是旧棉花，硬得跟毡片似的。”
“换着盖两天？”
“拉倒吧。你那个有艾草味儿，我受不了。”
赵建军笑了。他从兜里掏出老段给的那两块口香糖——老段是他明天要跟的师傅，矿上机修班老宋介绍的，说这人技术好、脾气直。赵建军扔了一块上去：“嚼着。明儿下井，耳朵嗡。”
李满仓接过去，剥了纸塞嘴里，嚼了两下：“绿箭的？你挺舍得。”
“老段给的。我还没见着人，先收了他的口香糖。”
“那你明天见着他，记得给人递根烟。”
“知道。”
赵建军躺下来，拿手枕着头，看着上铺的床板。床板上拿粉笔写了一行字：“张保国到此一游”，字歪歪扭扭的，旁边还画了个小人儿，拿矿灯照着小鸡鸡撒尿。赵建军笑了，翻了个身，听见窗外矸石山上自燃的矸石“噼啪”响了一声，像谁在远处放了个小鞭。
第二章 矿上第一夜
当天晚上，李满仓拉着赵建军去矿门口的小市场转。
小市场在矿大门往西二百米，沿着公路边一溜摆开，有卖面的、卖菜的、卖日用品的，还有三家录像厅，门口挂着白布帘子，帘子上拿红漆写着“最新武打片”“港台枪战”。录像厅旁边的电线杆子上拉了根线，线上拴着几个灯泡，灯泡上糊了一层煤灰，光发黄，照得地面一片昏。
“那家面馆你吃过了，旁边那家卖羊汤的，一碗一块五，汤随便续。”李满仓拿手指头挨个点，“再往西那个门脸看见没？红星歌厅。矿上年轻人下了班都往那跑，唱歌两块钱一首，啤酒三块钱一瓶。”
赵建军看了一眼，歌厅门脸不大，门框上缠着一圈小彩灯，灯亮了一半灭了一半，门口立着个牌子，上头写着“卡拉OK”。里头传出音乐声，一个男声唱《大约在冬季》，跑调跑到姥姥家了。
“进去看看？”李满仓拿胳膊肘碰了碰他。
“今儿算了。明儿还下井呢。”
“下井怕啥？我哥说了，头一天下井之前得放松放松，不然晚上睡不着。”李满仓不由分说拽着他往歌厅走。
歌厅里头比外头看着大，摆着七八张桌子，桌上铺着格子布，靠墙一圈沙发。吧台在角落里，摆着几箱啤酒和一瓶瓶散装白酒。唱歌的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穿件红毛衣，手里攥着话筒，唱到高音部分脖子上的青筋都蹦起来了。底下坐着七八个人，有的嗑瓜子有的拍手，还有一个拿筷子敲碗打着拍子。
李满仓找了张靠边的桌子坐下，跟老板要了两瓶啤酒。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烫了一头大波浪，嘴唇涂得通红，开啤酒瓶盖拿牙一咬，“啪”一声，瓶盖吐在手心里。
“新来的吧？没见过你俩。”老板把啤酒搁桌上。
“今儿刚报到。”李满仓说。
“红旗矿的？”
“嗯。”
“那以后常来。矿上的人来我这儿打八折。”
李满仓喝了两口啤酒，推了推赵建军：“你去唱一首。”
“不去。五音不全。”
“怕啥？你听听那大哥唱的——比驴叫还难听，人家照样唱。”
赵建军被他推得没法，站起来走到吧台跟前。老板翻出一本歌本，塑料封皮都翻烂了，拿透明胶粘了好几道：“点啥？”
赵建军翻了翻，点了首《涛声依旧》。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他手心直冒汗，话筒攥在手里黏糊糊的。唱到“带走一盏渔火”那句，调起高了，后面整段全在破音边缘挣扎。底下有人“嗷”了一嗓子，然后全笑了。李满仓笑得拿手拍桌子，啤酒瓶子差点震倒。
唱完了下来，赵建军耳朵根子发烫。李满仓给他倒酒：“行啊，比我强。我上次唱《水手》，把老板家狗吓得叫了一宿。”
两人喝到十点多往回走。路过面馆门口，赵建军看见台阶上蹲着个半大孩子，十几岁，瘦得跟麻秆似的，穿一件大人的劳动布工作服，袖口挽了好几道。孩子面前摆着个纸箱子，箱子里码着十几双鞋垫，自己纳的，红底上绣着“平安”两个字。
“鞋垫咋卖？”赵建军蹲下去问。
“一双一块五。”孩子拿袖子擦了把鼻涕。
“你爹呢？”
“井下去了。还没上来。”
“那你娘呢？”
“在老家。我爹说攒够钱就把我娘接来。”
赵建军从兜里摸了五块钱，拿了两双鞋垫，没让找钱。孩子攥着钱站起来给他鞠躬，鞠完了蹲回去，拿手背抹了把眼睛。
李满仓叹了口气：“矿上像这样的孩子不少。有的老家是四川、贵州的，爹在这儿挖煤，娘在老家种地。一年见一回。”
赵建军把鞋垫揣兜里，回了宿舍。张保国已经躺下了，呼噜打得震天响。李满仓爬上铺，翻了个身，床板嘎吱一声。
“建军，你说咱啥时候能买得起摩托？”
“攒钱呗。一个月二百二，攒一年能买辆二手的。”
“一年。太长了。”李满仓翻了个身，“睡吧。明儿头一回下井，别迟到了。”
赵建军把鞋垫压在枕头底下，听着窗外矸石山上自燃的矸石噼啪响，响了半宿。
第三章 罐笼往下四百米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赵建军在井口领了矿灯和自救器。
井口那间灯房是水泥抹的，墙上刷了白灰，但白灰底下渗出一道一道的黑水印子。灯房窗口比人脑袋大不了多少，里头坐了个女工，四十来岁，烫了一头小卷，正拿钩针勾毛线。赵建军把牌递进去，她从架子上摸下一盏矿灯，把电池往台面上一搁——“咣”，四斤来重，铁壳的，壳上贴着编号条，号码拿白漆写的，白漆裂了纹。又扔出一个自救器，橘红色铁盒子，三斤来重，盒子上印着“安全第一”四个字，字的颜色快掉光了。
赵建军把蓄电池往腰后一挂，皮带扣紧，沉得他往前趔趄了一下。灯头卡在安全帽上，线从脖子后面绕过去，一低头线就扯脖子。自救器挂在腰带另一侧，走起路来咣当咣当响，跟腰上挂了个小铁锅似的。
师傅老段已经在井口等着了。老段四十八，干煤矿二十六年，右眼有块煤斑——那是块矸石崩进眼角留的记号，白眼球上黑了一块，看人老像眯着眼。他手里攥着半截油条，嘴里嚼着，腮帮子一鼓一鼓的，见赵建军过来，把剩下半截往兜里一揣，油渍在裤兜上洇开一个印子：“早饭吃了？”
“吃了。俩馒头一碗粥。”
“好。下井前别喝太多水，井下找厕所不方便。”老段递给他两块口香糖，绿箭的，纸包装，外头那层锡纸还反着光，“嚼着，罐笼下去耳朵嗡，嚼到井底就好了。”
罐笼是铁笼子，锈迹斑斑，铁条上拿白漆刷了“乘罐须知”，字歪歪扭扭的，还有错别字——“严禁跳罐”的“严”字少了一横。一次装二十人。赵建军挤在角落里，老段站在他旁边。罐笼门是铁栅栏的，往两边一拉，“咣”一声合上，锁销子“咔哒”扣死。信号铃响了三声——一长两短，是往下走的信号。笼子先往上提了半米，赵建军脚底下轻了一下，然后猛地往下一沉，他膝盖一软差点跪下，手赶紧攥住旁边的铁扶手，扶手冰凉，手心的汗一沾上去就凝了一层水汽。
先是耳朵堵，像坐飞机降落那种感觉，别人说话听着像隔着层棉花。赵建军嚼口香糖，嚼到第三口时“啪”一声，耳膜通了，井口女工勾毛线的声音从头顶传下来，又尖又细。
罐笼里没人说话。新来的都绷着脸，嘴唇抿着，手攥着扶手，指关节发白。老工人靠着笼壁打瞌睡——他们一天上下三趟，早习惯了。有个老工人甚至带了个马扎，铁的，马扎腿用铁丝绑了两道，坐在笼子角落里，脑袋歪着，口水从嘴角拉成丝，滴在胸前的劳动布工作服上，洇开一片深色。
罐笼往下走了将近一分钟，越走越热，越走越潮。风从笼子缝里灌进来，带着一股热气——那是地底下四百米深处的温度，常年二十八九度，夏天上来的时候镜片上全是雾，得在井口站半天才能看清路。
到四百米水平，罐笼咣当停住，门一开，一股热风扑面而来，混着煤尘和机油味儿，呛得人鼻子发酸。赵建军的第一反应是——暗。井口的太阳光在罐笼下降的时候缩成一个小圆点，然后圆点也没了。矿灯光柱打出去，能看见空气里飘着细煤尘，像无数小飞虫，光柱照到的地方亮，照不到的地方黑得跟墨汁似的。第二反应是——湿。巷道壁上的水顺着锚杆网往下滴，头顶淋水，脚底踩水，工作服五分钟就潮透了，贴在身上凉飕飕的。
“跟紧我。”老段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胶靴踩在水里“啪叽啪叽”响，“脚底下看路，头顶上别碰锚杆——那玩意儿露头，碰一下能磕出血。”
巷道两帮用锚杆加铁丝网护着，锚杆头露在外头，有的拿塑料帽扣着，有的帽掉了，光秃秃地铁棍戳在那儿。顶板上每隔几米吊着根钢带，钢带锈了一层，红褐色的锈水顺着锚杆往下淌。锚杆托盘上有的挂着塑料牌，写着施工日期和班组名——赵建军扫了一眼，最早的牌子是1991年的，托盘都锈穿了，塑料牌拿铁丝拴着，风一吹晃晃悠悠。
再往前走，他注意到巷道左帮打了一排木垛，半圆木对半劈开，一根压一根码上去，木头缝里塞着矸石袋子，袋子是编织袋的，鼓鼓囊囊，拿铁锹把往里杵实了。
“段师傅，这木垛支护是接顶用的？”赵建军问。
老段点点头，拿矿灯照了照木垛：“这段顶板破碎，锚杆吃不住劲，打木垛接顶。你看那木垛上头——拿楔子背实了，顶板下沉的时候木垛先吃劲，给人员撤出来争取时间。这叫‘以木换钢’，老法子，但管用。”他拿手拍了拍木垛顶上的楔子，楔子晃了晃，“这楔子松了，一会儿让木工班补。”
再往里走，溜子机头轰隆隆转，煤块顺着铁槽子哗哗往下溜，溜子槽边沿磨得锃亮，煤块在上头打滑，“刺啦刺啦”响。转载机上的喷雾嘴喷着白雾，水跟煤尘搅在一起，落下来成了黑泥汤子，顺着溜子槽边往巷底淌。赵建军猫腰钻过转载机的时候，一滴黑泥汤子正好落他脖子里，冰凉，顺着脊梁沟往下流，他打了个激灵。
“习惯就好。”老段头也不回。
到了工作面，采煤机正割煤，滚筒转起来白雾腾腾，喷雾水从滚筒周围往外滋，水打在煤壁上溅回来，落了赵建军一脸。他拿袖子擦了擦，袖子是干的，擦了之后脸更黑了。赵建军注意到工作面溜子机头机尾各打了一排单体液压支柱，柱子上挂着测压表，表盘是白底黑字，指针指在刻度上。
“段师傅，这支柱初撑力一般打多少？”
“八到十兆帕。顶板碎的地方打到十二。”老段拿矿灯照了照机头那根柱子上的表盘，表盘玻璃裂了一道缝，但指针能看清，“你看这根，才六兆帕，不够。等会儿让支架工补液。初撑力不够，顶板离层了再想撑住就晚了。还有——”他拿矿灯往煤壁照了照，光柱打在煤壁上，煤壁上的煤块一层一层往外出溜，“你看煤壁这茬子，采煤机割过去之后煤壁片帮深度超过零点三米，就得打贴帮柱。这段煤壁松，机道得护住。”
赵建军掏小本子要记，本子是塑料封皮的，五毛钱一本，他从兜里摸出来的时候本子皮上已经沾了一层煤灰。老段一把按住：“记脑子里。井下谁给你掏本子？手不能离活儿。你记住一条——见缝就敲，敲了听声，声不对就撤人。其它都是第二位的。”
走到工作面下出口，赵建军看见巷帮上挂着块牌子——“瓦斯检查牌板”，铁皮的，挂在铁丝网上，拿螺丝拧着。上面用粉笔写着：CH? 0.42%，CO? 0.38%，温度26℃。老段拿矿灯照了照：“瓦斯还行。但你看这儿——”他指着上隅角，上隅角是采空区漏风汇合的地方，煤壁上拿黄泥抹了一块，抹得光溜溜的，“上隅角是采空区漏风汇合的地方，瓦斯容易积聚。每班瓦检员至少测三次，超了零点八就得断电撤人。你以后画图写措施，上隅角瓦斯管理这一段不能漏。”
赵建军跟着老段在支架间钻了一整班。十个小时，中间吃了一顿班中餐——两个烧饼夹咸菜，用塑料袋装着，放在防爆水槽边上保温。赵建军拿烧饼的时候，烧饼上沾了一层煤渣子，他拿手拍了拍，没拍干净，一咬牙吃了。老段在旁边笑，笑的时候右眼那块煤斑跟着眯起来：“吃吧。下井三天，吃啥都有煤味儿，回去吃家里的饭反而不香了。”
升井罐笼里，老段问他：“咋样？”
“累。比在家刨红薯累十倍。”
“废话。红薯才多深？咱这巷道离地面四百米。”老段眯着眼笑，笑完了收了声，“不过你比上个分来的强。那个后生下井待了俩钟头就喊头晕，后来调去矿工会了，现在天天写黑板报。你好好干，技术科周科长跟我说了，你字写得好，下个月帮着填报表。但丑话说前头——下井实习满三个月，考核不及格照样滚回地面扫煤场。”
赵建军点头。
出井口的时候，下午四点的太阳正晃眼，他从暗处走出来，眼前白茫茫一片，拿手搭了个凉棚才慢慢看清东西。低头看自己——浑身黑，指甲缝里都是煤，只有牙是白的。去澡堂路上碰见刘志强，那货正蹲在矿门口啃西瓜，西瓜是县城拉来的，沙瓤的，刘志强啃得满脸西瓜水，看见赵建军这副模样，笑得西瓜籽喷了一地。
“赵建军！你掉煤堆里了？”
“滚。你胎卖完了？”
“卖了五条，老宋说再试用半个月。”刘志强把西瓜皮一扔，站起来拍拍屁股，裤子上沾了西瓜籽，“走，我请你去县城吃铜锅涮肉。你这脸得补补。”
“我先洗澡。”
“洗什么洗，县城澡堂子搓背比矿上强。矿上澡堂子那搓背师傅手跟砂纸似的，搓完了跟扒了层皮一样。”
赵建军拗不过他，回去换了身干衣服，坐上刘志强的嘉陵125后座。摩托突突突往城里开，赵建军坐在后面，双手撑着后座架，风把没干透的头发吹得立起来。
路过县城东街时，刘志强忽然喊了一嗓子：“停！建军你看——”
路边一根电线杆上贴着红纸告示：晋城县西街旧城改造指挥部公告。红纸的边角被风刮起来，呼嗒呼嗒飘，拿浆糊粘的四个角掉了俩。底下盖着大红公章，章是圆的，中间一个五角星，“晋城县西街旧城改造指挥部”几个字绕了一圈。刘志强把摩托熄了火，凑上去看，看完把赵建军拽过来：“你帮我看看，这上头写的啥意思？”
赵建军凑过去看——公告写的是西街片区要拆迁，居民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者回迁安置，货币补偿一平米四百，回迁房将来按成本价一千二一平卖给拆迁户。
“看见没？”刘志强拿手指点着公告，手指头点在“四百”和“一千二”两个数字上，点得红纸凹下去一个坑，“拆迁补四百，回迁卖一千二。中间这个数——”他拿手比了个八，“等于是白捡。”
赵建军皱眉：“你连房子都没盖过。砖混和框架你分得清？”
“谁生下来会盖房？我打听清楚了，现在县里鼓励个人集资建房，只要手续全，允许私人开发。我算了算，八亩地，盖六层，一梯两户，能出九十多套。”
赵建军看着他发亮的眼睛，想起小时候两人在村口偷老支书的枣——刘志强也是这个眼神，先上树，后看风，枣没熟就敢咬一口。
“你悠着点。”赵建军只能这么说。
“你放心。你好好当你的技术员，等我盖好楼，给你留一套，成本价。”
“我不要。我住矿上宿舍挺好的。”
“屁。你等着。”
刘志强重新发动摩托，带着赵建军往涮肉馆冲。夜色里，那辆红色嘉陵的车灯劈开煤灰雾，照见前面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一条通向煤矿，一条通向县城。
第四章 澡堂子
矿上澡堂子在办公楼后头，一排平房，水泥地，墙上贴了白瓷砖，瓷砖缝里全是黑泥。赵建军进去的时候，池子里已经泡了七八个人，水浑得跟酱油汤似的，水面上漂着一层煤泥沫子。他脱了衣服下池子，热水一激，浑身的乏劲儿全涌上来了，靠在池子边上不想动。
“新来的？”旁边一个黑脸汉子拿手巾擦了把脸。这人四十来岁，脸黑，但脸膛宽，看着像个敞亮人，眉毛浓得连成一条线，底下俩眼珠子亮堂堂的。
“嗯。技术科，赵建军。”
“采煤三队的，姓周，周大强。”汉子伸出手来，赵建军跟他握了握，手跟砂纸似的，“今儿头一回下井？”
“嗯。”
“吐了没？”
“没吐。就是耳朵嗡了半天。”
周大强笑了：“那你行。我头一回下井，上来吐了半盆。胃里那点小米粥全倒出来了，跟井底下那煤泥汤子一个色。”
赵建军也笑了。周大强往池子边上一靠，拿手巾搭在脑门上：“你分到技术科，那以后常下井？”
“天天跟班。”
“那行。你下井的时候多来三队转转。三队那帮人干活不含糊，就是嘴碎，爱骂人。你跟他们混熟了，啥话都好说。”
“行。”
周大强忽然压低声音：“你认识机修班老宋不？”
“认识。今儿刚见着。”
“那老宋有个闺女，叫宋小琴，在矿上食堂干活。长得——”周大强拿手比了个形状，“排场。”
“排场”是晋城话，意思是好看。赵建军没接话，拿手巾捂着脸，热水从手巾缝里往脖子里淌。
周大强拿胳膊肘碰了碰他：“咋？有对象了？”
“没。”
“那改天我给你介绍介绍？”
“再说吧。”
周大强嘿嘿笑了两声，从池子里站起来，拿手巾往腰上一围，身上水珠子顺着脊梁沟往下淌：“行了。我回去睡了。明儿还有个早班。”走到门口又回头，“建军，你在矿上待久了就知道了——井下累是累，但上来泡个澡，吃碗面，日子照样过。”
赵建军泡了半个钟头，上来擦干净穿上衣服，觉得浑身轻了好几斤。回宿舍路上经过食堂后门，看见一个姑娘正蹲在地上洗菜，穿一件白围裙，袖子挽到胳膊肘，头发拿皮筋扎了个马尾。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圆脸，眼窝子深，眼珠子黑亮亮的，嘴角微微往上翘着。
“你是新来的？”姑娘先开的口，声音脆生生的。
“嗯。赵建军。技术科的。”
“我宋小琴。机修班老宋是我爹。”姑娘把手上的水在围裙上擦了擦，站起来，“我爹今儿回家念叨了，说新来个中专生字写得好，让我看看长啥样。”
“看了咋样？”
宋小琴歪着头打量了他一眼：“比我想的瘦。”
说完蹲回去继续洗菜，拿手拨了拨盆里的水：“你明天还来食堂吃饭不？”
“来。”
“那我明儿给你多打一勺菜。”
赵建军走了十几步，听见背后宋小琴喊了一嗓子：“赵建军！你吃辣不？”
他回过头：“吃！”
“那我明儿给你搁辣椒炒肉！”
赵建军回了宿舍，李满仓正拿个搪瓷盆洗脚，见他进来挤了挤眼：“咋样？食堂那姑娘不错吧？我听说老宋家就这一个闺女，宝贝得很。”
“洗你的脚。”
“我洗着呢。你脸红了。”
“滚。”
第五章 歌厅
下了半个月井，李满仓攒了个局，拉赵建军去矿门口红星歌厅唱歌。
“今儿发工资，不唱白不唱。”李满仓把工资条往桌上一拍，实习期一百八，扣了伙食费和工会费，剩一百四十多。
赵建军本来不想去，但李满仓不由分说把他拽出了宿舍。歌厅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有几个是采煤三队的，赵建军认出了周大强，周大强旁边还坐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瘦长脸，穿一件黑皮夹克，头发往后梳得油光水滑。
“建军！这儿！”周大强拿手招呼。
赵建军和李满仓坐过去。周大强介绍：“这是三队的李建军——跟你同名不同姓，叫他老李就行。这是二队的小郑，郑国栋。”
黑皮夹克冲赵建军点了点头：“郑国栋。二队溜子司机。”
老板把啤酒和瓜子端上来。郑国栋拿话筒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嗓子不错，就是调不太稳，唱到“你就像那一把火”的时候，尾音劈了一下，底下人起哄。他也不恼，唱完了又点了一首《站台》，这回稳多了。
李满仓去唱了首《水手》，唱到“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的时候攥着拳头举起来，底下人跟着嗷嗷叫。
轮到赵建军，他点了首《涛声依旧》。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他手心又冒汗了，但这次比上回强点，至少没起高了调。唱到“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那句，底下有人拍桌子打拍子。唱完了，郑国栋拍了拍他肩膀：“行啊，嗓子不赖。”
散场的时候十点多了，几个人往矿上走。路过小市场东头，赵建军注意到路边有两间平房，门脸拿木板钉上了，板子上拿红漆写着“理发店”“按摩”，字底下用粉笔加了一行小字：“剪发三元，按摩五元。”门缝里透出红光，隐约能听见里头有人说话，声音黏糊糊的，像嘴里含了糖。
李满仓拿胳膊肘碰了碰赵建军：“知道那是啥地方不？”
“不知道。”
“那两间，明面上是理发店，实际上——”李满仓压低声音，“矿上光棍多，有些人的钱花在这些地方。”
周大强在旁边听见了，拿手拨了拨李满仓的脑袋：“你新来的，少打听这些。矿上保卫科隔三差五来查，查完了换个地方接着开。你管好自个儿就行。”
赵建军没吭声。他看见那两间平房门外的电线杆上拴着根绳子，绳子上晾着两条女人的花裙子，风一吹裙摆飘起来，在昏黄的路灯底下晃来晃去。旁边还蹲着个男人，四十来岁，穿件脏兮兮的棉袄，嘴里叼着烟，眼睛盯着每一个路过的人。
郑国栋走在最前头，回头说了一句：“那些女的有一半是被人从外地带过来的，有些是自己来的，挣几年钱就回老家了。矿上这地方，啥人都有。”
第二天下了班，宋小琴在食堂打饭的时候多给他舀了勺辣椒炒肉，炒肉底下还卧了个荷包蛋。赵建军端着碗坐到角落里头吃，宋小琴拿抹布擦着旁边的桌子，头也不抬地说：“我爹说你上回填的设备台账他看了，说字确实好。局里下个月来检查，他把那本交上去了。”
“那我以后更得好好写了。”
宋小琴拿抹布在桌上画了个圈：“我爹脾气倔，但人好。你跟他好好学，他不藏私。”
“知道了。”
“吃完了把碗搁水池子里，别搁桌上。”
赵建军笑了：“知道了。”
宋小琴白了他一眼，嘴角翘了翘，端着盆走了。
第六章 西街三组（1994年开春）
刘志强请赵建军吃铜锅涮肉那回，兜里就揣了八百块钱。
涮肉馆在西街把角，门脸不大，门槛上包了层铁皮，踩得锃亮。里头摆六张方桌，桌面上铺着一次性塑料布，边角卷起来拿图钉按着。铜锅是紫铜的，锅膛里烧炭，炭是机制炭，拿报纸引火，报纸烧完炭还冒烟。刘志强点了三盘羊肉、一份毛肚、豆腐白菜各一份，还要了两瓶杏花村。赵建军按住他：“你疯了？这一顿顶我半月工资。”
“今儿我请。你下井快半年了，得吃顿好的压压惊。”
肉端上来，羊肉切得薄，铺在盘子里透光。赵建军夹了一筷子涮进锅里，数了五秒捞出来，蘸麻酱吃。麻酱是店里自己调的，掺了韭菜花和腐乳，咸香。刘志强吃得急，肉刚变色就往嘴里塞，烫得直吸溜气，吸溜完了喝口汾酒，辣得嘶一声。
吃到后半截，刘志强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西街居委会开的两百块“合作建房意向金”收据。收据是手写的，蓝黑钢笔水，字迹潦草，盖了个圆戳，墨水洇了一半，只能认出“西街”“财务”几个字。刘志强把收据在桌面上展平，拿手指头把折痕一道一道抹平了。
“啥时候的事？”赵建军把收据接过来，翻着面看了看。
“上礼拜。西街三组那块打谷场，四亩二分地，村委会出地我出钱，盖六层砖混，九十套。”刘志强拿筷子蘸着醋在桌上画了个方块，醋在塑料布上洇开，“东边挨着老城墙根，西边是条排洪沟。将来规划路一修，这地方是黄金地段。”
“你手续全不全？”
“全。村委盖章了，镇土地所备案了，就差规划许可证——县建设局那边卡着，我正跑。”
“你拿啥盖？”
“自有办法。”
赵建军把收据还给他：“你那办法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拆东墙补西墙咋了？补上了就是本事。”刘志强拿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玻璃杯磕在一起“叮”一声，“你把你那存折看好了。等我开工，你借我三万，半年就还。”
赵建军差点被酒呛着：“我攒那三万是准备结婚用的！”
“半年，最多半年。预售款下来就还你。”
赵建军没答应，也没说不答应。晚上回矿上宿舍翻来覆去睡不着。上铺李满仓探下头问：“赵建军你烙饼呢？翻身能不能小点声？我明儿还下井呢。”
“睡你的。”
第二天赵建军去县邮局给家里打电话。邮局在县城十字街东南角，柜台是水泥抹的，上头装着一排黑色摇把电话，打电话得先摇把子接通总机，报名字，总机再转接。赵建军摇了半天，总机是个女声，嗓子尖：“要哪？”
“高平赵家沟，赵栓柱。”
等了十来分钟，电话回过来了。他爹赵栓柱接的，听完半天没吭声，话筒里只剩烟袋锅子吧嗒吧嗒的动静。最后赵栓柱说：“志强那孩子，脑子活。你要觉得靠得住就借，但你得跟他说清楚——亲兄弟明算账，写个条。”
赵建军说知道了。
星期天他回了一趟村。赵家沟在晋城西北边上，从矿上坐班车到县城，再从县城搭三轮蹦蹦到村口，总共一个半钟头。蹦蹦车斗里挤了六个人，鸡笼子搁脚底下，鸡在笼子里扑腾，毛飞了一车斗。赵建军他娘在灶上烙饼，见他进门，拿围裙擦了擦手：“瘦了。矿上吃不饱？”
“吃得饱。就是累。”
“累就对了。挣钱哪有不累的。”他娘从灶台上拿了个刚烙好的饼，卷了根葱递给他，“你爹在东屋等你呢。”
赵栓柱坐在炕沿上，面前搁着个铁皮盒子。盒子打开，里头是一沓存折和几张国库券。赵栓柱把存折拿出来翻了翻：“我这有三万，你拿去。加上你自己的，凑八万。借给志强三万，你留五万娶媳妇。”
“爹，我有——”
“你有个屁。你那点工资，攒到猴年马月够娶媳妇？”赵栓柱把存折推过来，存折是绿色封皮的，边角磨得发白，“拿着。给志强的时候叫他写个条，写清楚借多少、啥时候还。”
赵建军收了存折。回矿上之前他去了一趟县城，在农行取了钱，三万块，十元一张的，厚厚一沓，拿报纸包着，报纸是《晋城日报》，头版上还印着“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大黑字。刘志强在县城租的办公室等他——西街路口一栋三层小楼，二楼最里头那间，门上贴着“志强建安”四个字，红纸剪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
刘志强正蹲在办公室里间烧水，蜂窝煤炉子上坐着一把铝壶，壶嘴滋滋冒汽。见赵建军进来，站起来拿脚把凳子踢过来：“坐。”
赵建军把报纸包搁桌上：“三万。我爹说了，让你写个条。”
刘志强愣了一秒，然后笑了，笑得露出那颗金牙：“你爹还惦记这事儿呢。”他从桌上翻出一张信纸，信纸是矿上带出来的，上头印着“晋城矿务局红旗煤矿”的红字头，拿圆珠笔写了个借条：“今借到赵建军人民币叁万元整，用于西街三组住宅楼项目。半年内归还。”写完签了名，摁了个手印，手印是拿印泥摁的，红通通的。
赵建军把借条叠好揣兜里：“你别嫌我较真。”
“不嫌。你爹做得对。亲兄弟明算账，往后咱俩谁也不欠谁的。”刘志强把报纸包拿过来掂了掂，掂的时候手腕往下沉了一下，“够买两万块砖。”
刘志强拿这钱买了第一批砖。砖是晋城县城关砖厂出的，红砖，标号七十五，一毛八一块，一车三千块，一车一车往西街拉。赵建军周末去看了一趟——打谷场上堆着砖垛，拿彩条布盖着，四角压砖头。刘志强光着膀子跟工人一起卸车，肩膀晒得脱皮，一片一片往下掉，他拿手撕了一块，撕下来疼得龇牙。
旁边站着西街三组的老组长田会计。田会计六十多了，头发全白，戴着一副铜框圆眼镜，镜片厚得像瓶底，看人的时候得把脸凑近了。他拿个本子记数，本子是牛皮纸封面的，拿线缝的，一块砖都不带差的。
“田叔，这车多少？”刘志强拿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汗，毛巾是白的，擦完了变成黑的。
“两千四。少四块。”田会计拿铅笔在本子上点了点，铅笔头秃了，拿牙咬掉一截木茬接着写，“上午那车也少六块。砖厂那帮人装车不老实，你得盯着。”
刘志强骂了一句，转头跟送砖司机理论。赵建军在旁边看着——刘志强跟人吵起架来中气十足，一条一条数，最后司机认了，补了十块砖的欠条，欠条是拿烟盒纸写的，背面是“红塔山”三个字。
“你行啊，账算得挺清。”赵建军说。
“不清不行。一块砖一毛八，十块砖一块八。够吃一碗面了。”刘志强把欠条递给田会计，又转头问，“田叔，村委会那章盖了没？”
“盖了。规划许可证还卡在建设局。”田会计把本子合上，拿眼镜布擦了擦镜片，“我托人打听了，建设局分管规划的副局长姓吴，跟西街居委会主任是连襟。你让居委会主任帮你说句话，比你自己跑十趟都管用。”
“我找了，人家说不太熟。”
“你送两条烟试试。”
刘志强看了赵建军一眼。赵建军没说话，低头踩地上的一块碎砖，碎砖在他脚底下“嘎嘣”一声裂成两半。刘志强把烟头往地上一扔，拿脚碾了碾：“行，我试试。”
后来刘志强送了两条红塔山，规划许可证半个月后下来了。他后来跟赵建军说：“建军，我知道你心里不赞成。但我跟你说，在县城干买卖，有时候不递根烟，连门都进不去。”
赵建军闷了一会儿：“你递烟归递烟，别的事别干。”
“你放心。我刘志强有底线。”
打谷场开工那天，赵建军下了班骑自行车过去看。推土机正轰隆隆铲表层土，推土机是东方红的，履带式的，漆掉得差不多了，排气管子喷着黑烟。刘志强站在土堆上指挥，拿个铁皮喇叭喊，喇叭是白铁皮卷的，锈了一层：“往东推！东边挖深点！老宋说了，东边回填土厚！”
赵建军把自行车支在路边，走过去。刘志强从土堆上滑下来，裤腿上沾满了泥，胶靴上也是泥，走一步掉一块：“来得正好。你帮我看看，老宋说的那个护坡，从哪起从哪止？”
赵建军蹲下来看了看排洪沟。沟不宽，两米来深，沟底淌着县城排下来的生活污水，味道冲鼻子，水上漂着塑料袋和烂菜叶子。沟对面是一排平房，房顶上晾着衣服被子，被面是红花格子的。沟这侧就是打谷场。
“老宋说得对。你这楼西边山墙离沟沿太近，一下雨沟里涨水，泡了地基就麻烦。护坡得从北头起，一直砌到南头，不能断。”
“得多少石头？”
“你找我矿上机修班的老宋。他以前在建筑社干过，懂这个。你让他帮你算。”
刘志强第二天拎着两条烟去找老宋。老宋没收烟，把烟推回去：“你上回送的烟我还没抽完呢。”他蹲在地上拿半截砖头画图，砖头在水泥地上“刺啦刺啦”刮出白印子：“基础至少得挖到老土层，毛石混凝土条基，底下再打三百厚的三七灰土垫层。排洪沟那边做浆砌石护坡，水泥用425号。条形基础底宽加到一米五，每层楼设圈梁，构造柱从基础到顶一通到顶。”
刘志强掏出小本子记，记完了问：“宋叔，这得多少钱？”
“多花不了几个。护坡加垫层，再加宽基础，多掏两万顶天了。你不做，将来出了事，扒了重来的钱够你做十遍。”
“做。听您的。”
护坡砌到一半的时候，赵建军在矿上碰见老宋。老宋正蹲在机修班门口抽烟，烟是蝴蝶泉，一块八一包，烟灰烧得老长也不弹。见赵建军过来，把烟屁股往地上一碾：“你那发小，干活实在。护坡用的石头是好石头，水泥标号也没降。我给他算的浆砌石厚度四十厘米，他砌了四十五。”
“他这人就这样。该花的钱不省，不该省的钱不花。”
“嗯。比县里那些偷工减料的小包工头强。”老宋站起来拍拍屁股，屁股上沾了两块矸石渣子，“对了，他那台搅拌机我修好了，换了几个轴承。你跟他说一声，让他别用再生料。混凝土配比不能乱改。”
赵建军周末把话传过去。刘志强在工地上正跟包工头老巩吵架——老巩是河南林州人，五十来岁，脸黑得像锅底，说话一口林州腔，想拿煤渣子掺进混凝土里，说“反正打基础，看不见”。刘志强嗓门比他还大：“煤渣子掺进去强度降一半！这是六层楼！住人的！出了事你负责还是我负责？”
老巩嘟囔着走了。赵建军走过去：“吵啥？”
“他想省钱。省出事了谁兜着？”刘志强点了根烟，手还有点抖，“我跟他说了，混凝土配比按老宋给的来，一分不能改。他要不干，换人。”
赵建军没说话，蹲在旁边看了会儿工人打垫层。灰土铺了三十厘米厚，蛙夯一遍一遍砸，砸完了拿环刀取样。刘志强在旁边盯着，嘴里数着遍数：“再打两遍，不够密实。”
1994年夏天，西街三组那栋楼打完基础，开始起主体。赵建军每个周末骑自行车去看一眼，回来跟刘志强说：“你那个圈梁，钢筋锚固长度不够。明天让老巩返工。”
刘志强第二天就去找老巩：“赵建军说了，圈梁锚固长度不够。你返工。”
老巩龇牙：“赵建军又不是监理，他说啥你就听啥？”
“他是煤矿上搞技术的。煤矿那规矩比建筑严十倍。他说锚固长度不够，就是不够。”
老巩骂骂咧咧返了工。
那年秋天，赵建军在矿上实习期满定级，工资从一百八涨到二百二。刘志强那栋楼盖到三层，预售出去二十来套，回笼资金三十多万。
刘志强在办公室算完账，给赵建军打了个电话：“建军，预售款下来了。你那三万块钱，我先还你。”
“不急。你先用着，工地上正需要钱。”
“不行。你爹说了，亲兄弟明算账。明天你来县城，我把钱给你。”
赵建军第二天去了。刘志强从银行取了钱，三万块，拿报纸包着，往赵建军面前一推：“数数。”
赵建军没数，直接揣兜里了。
“你不数？”
“数啥数。少了我再找你。”
两人在办公室里喝了半下午茶。刘志强从抽屉里翻出两张图纸——凤台街那块地的规划草图，铅笔画的，上头密密麻麻写着数据，橡皮擦的痕迹黑乎乎一片。他把图纸铺在桌上：“建军你看——这块地十二亩，我打算盖十八层，底下三层商业，上面十五层住宅。总投资一千二百万。”
赵建军看了半天：“你钱从哪来？”
“自有三百，信用社贷三百，再找几个朋友凑凑。”
“你杠杆拉太满了。”
“你等着看。晋城以后商品房越来越值钱，我这楼盖起来，一套能赚好几万。”
赵建军没再劝。他把图纸叠好还给刘志强：“你让我看的那个圈梁锚固长度，我礼拜天再去瞅一眼。别盖到一半又出问题。”
“行。你帮我盯着，我放心。”
第七章 歌厅里的事
赵建军和宋小琴的事，是在矿门口红星歌厅里定下来的。
那天是星期六，矿上放电影——《秋菊打官司》，露天电影，银幕挂在办公楼前的两棵杨树中间，拿绳子拴的，风一吹银幕鼓起来，巩俐的脸变形得跟哈哈镜似的。赵建军搬了个马扎坐在人群后头，宋小琴不知道啥时候摸过来，在旁边蹲下，手里攥着一把瓜子。
“你咋不去前头坐？”赵建军问。
“前头蚊子多。”宋小琴嗑着瓜子，瓜子皮随手扔地上，“这片子你看过没？”
“没。听说不错。”
“我看过了。巩俐演得真好。最后那官司打赢了，但人也折腾得够呛。”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电影演到一半，李满仓从人群里挤过来，一屁股坐在赵建军旁边：“别看了！歌厅今儿有活动，啤酒免费，去不去？”
“免费？老板不过了？”
“老板过生日。走吧走吧，电影啥时候不能看。”李满仓连拉带拽把赵建军拽起来，又冲宋小琴挤了挤眼，“小琴姐，一块去？”
宋小琴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瓜子皮：“行啊。反正电影也快完了。”
歌厅里人不少，矿上的年轻人来了十几个，把桌子拼成长条，上头摆着啤酒瓶和花生米。老板王姐穿了件红毛衣，脸上搽的粉比平时还厚，挨桌给人倒酒。李满仓找了靠里的位置坐下，给赵建军和宋小琴一人开了一瓶啤酒。
郑国栋抢过话筒，点了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唱到“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的时候，拿手指了指赵建军和宋小琴这桌，底下人“嗷”一嗓子起哄。宋小琴拿瓜子壳扔郑国栋，没扔准，瓜子壳落在周大强脑袋上。
“别闹！我唱一首！”周大强站起来，他喝了半瓶啤酒，脸红得跟关公似的，点了首《朋友》。这人平时说话嗓门粗，唱起歌来倒有几分味道，唱到“朋友一生一起走”那句，底下人跟着一块吼，吼得啤酒瓶在桌上叮当响。
唱完了，李满仓起哄：“建军！你跟小琴姐合唱一个！”
赵建军脸一热：“我不会。”
“有啥不会的？你上回唱《涛声依旧》不是挺好？”李满仓不由分说把他拽起来，又冲宋小琴伸手，“小琴姐，来！”
宋小琴大大方方站起来，把皮筋扯下来重新扎了扎头发，走到电视跟前翻歌本：“唱啥？”
“《心雨》。”李满仓抢答。
前奏响起来，赵建军攥着话筒，手心又冒汗了。宋小琴先开口，嗓子脆生生的：“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
轮到赵建军接，他嗓子发紧，头一句“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唱得跟蚊子叫似的。宋小琴拿胳膊肘碰了碰他，低声说：“大点声。”他深吸一口气，第二句放开了嗓子。唱到“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那句，底下人拍着桌子喊：“不能嫁别人！就嫁他！”
宋小琴脸红了，拿话筒挡住嘴笑。赵建军唱完了坐下来，耳朵根子发烫。李满仓给他倒酒：“行啊赵建军，你俩这合唱，比原唱好听。”
宋小琴白了他一眼：“你少贫。”
散场的时候十一点多了。矿上的路灯隔老远才有一盏，灯泡上糊着煤灰，光昏黄。赵建军送宋小琴回家，她家住在矿西边的家属院，一排平房，门口种着两棵槐树。走到槐树底下，宋小琴站住了。
“赵建军。”
“嗯？”
“你明天还来食堂吃饭不？”
“来。”
“那我明天给你多打勺肉。”宋小琴说完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你唱歌不好听。”
“我知道。”
“但你唱得实在。”她说完推门进去了，门在身后“吱呀”一声关上。
赵建军站在槐树底下，拿手胡噜了一把脸，嘴角忍不住往上翘。往回走的路上经过那两间“理发店”“按摩”的平房，门还是关着的，门缝里透出红光。门口那个穿脏棉袄的男人还蹲着，见他过来，拿眼斜了他一下。赵建军没理他，径直走过去了。
第八章 红星歌厅的红灯
矿上的人都管小市场东头那两间平房叫“红灯店”。
明面上是理发店和按摩店，门口挂着牌子，剪发三元，按摩五元。但矿上人都知道，进去剪头的少，干别的多。赵建军下井实习那几个月，每次路过都看见门口蹲着那个穿脏棉袄的男人，后来知道这人姓侯，外号侯三，本地人，早年在矿上干过临时工，后来不干了，专门给这两间店拉客。
侯三那张嘴能说，见人就是一副笑脸，递烟倒水。他有一回堵着赵建军：“赵技术员，进去坐坐？新来个四川妹子，长得排场。”赵建军摆摆手走了，侯三在背后喊：“怕啥？矿上领导也来！”
李满仓倒是去过一回，回来啥也没说，但赵建军注意到他月底工资花得特别快。有一回两人在面馆吃面，李满仓喝了两口酒，闷声说了句：“那种地方少去。去了心里不踏实。”
宋小琴为这事跟赵建军说过一回。那天赵建军去食堂打饭，宋小琴给他舀菜的时候压低声音：“我爹让我跟你说，别跟侯三那帮人沾边。那两间店迟早要出事。”赵建军说知道了。宋小琴又补了一句：“我爹说那店背后有人撑着，保卫科查了两回都没关掉。”
赵建军没接这个话茬。他在矿上待了半年多，看明白了——矿上几千号人，一大半是外地来的单身汉，下井挣了钱没处花，有人就往那条道上走。保卫科也不是不知道，但查一回换个地方开一回，跟打地鼠似的。
那年冬天，保卫科真动手了。矿上配合县公安局搞了一次突击检查，夜里十一点多去的，把两间店堵了个正着。赵建军第二天听周大强说，当场逮了六个人，侯三翻墙跑了。那两间平房贴了封条，红纸上盖着公安局的章，门口围了一堆人看热闹。
李满仓那天站在人群里，回来跟赵建军说：“我昨晚上一宿没睡着。”
“咋了？”
“我差点也进去了。上礼拜侯三拉我，我犹豫了半天没去。”
赵建军拍了拍他肩膀：“没去就对了。”
这事过去之后，矿上安静了一阵。但过了个把月，小市场西头又开了一家“足疗店”，门口照样挂着牌子，晚上照样透出红光。
第九章 七月十九（1996年7月19日）
1996年7月19号，赵建军这辈子不会忘掉那个夜班。
那年他已经在采煤二队蹲点包保了两年多。说是技术科的人，但矿上规定技术员得跟班，他一个月有二十天泡在井下。二队推的是3805工作面，下分层开采，上头是八十年代小窑采过的老空区，积水多，压力大。每班班前会他都强调：“煤壁挂红挂汗立马停，底板鼓包立马撤，瓦斯涌出忽大忽小立马停。”
那天晚上十点多，赵建军跟班推溜子。采煤机割到第七刀的时候，他听见煤壁上有嘶嘶的冒气声，像轮胎慢撒气那种动静。他拿矿灯扫了一圈——下出口往里二十米，底板鼓起个馒头大的包，鼓包顶上正往外渗黄泥水，浑得跟面汤似的。他蹲下去拿手指头蘸了一下，凉的，滑腻腻的，跟井水不一样。再抬头看煤壁，煤壁上挂了一层细密的水珠，矿灯照上去亮晶晶的，跟出汗一样。
赵建军脑子一炸。学校课本上写过透水征兆：挂红、挂汗、空气变冷、发生雾气、水叫、底板鼓起、水色发浑。七条征兆，眼前占了五条。
他扭头就往机头跑，一把按停溜子。溜子“吱嘎”一声停住，煤块还在槽子里惯性往前滑了一截。他扯着嗓子吼：“二队所有人！停下手里活儿！往上走！”
有个老工人叫王三孩，正扛着支柱往工作面走，听见喊声回头：“赵技术员，还有半排——”
“半排不要了！人撤！”赵建军上去拽他胳膊。
王三孩还要争：“我又没看见水——”
“我看见了！底板鼓包渗黄泥，煤壁挂汗，这是老空透水前兆！”赵建军推了他一把，“你家里三个娃，你想让娃没爹？”
王三孩不吭声了，扭头往上跑。赵建军跑到调度电话跟前摇机子，电话是磁石式的，摇把子摇得哗哗响：“调度室！3805下出口底板渗黄泥水，煤壁挂汗，有嘶嘶水叫声，疑似老空透水！请求全工作面撤人！”
值班调度员老张还迷糊：“建军你确定？地质科预报没这事儿啊——”
“我确定！你马上通知撤人！上风巷和回风巷都撤！我现在带人走人行斜井！”
他扔下电话，领着二队二十三个人沿避灾路线往上爬。人行斜井坡度二十五度，平时爬上来喘得跟风箱似的，那天所有人都是小跑。王三孩爬到一半回头问：“赵技术员，真要出水？”
赵建军还没来得及答，身后巷道深处传来一声闷响，像谁在地底下放了个大炮仗，紧接着水声哗地起来了——轰隆隆的，跟打雷一样，水汽裹着煤尘从巷道深处往外灌，矿灯照过去白茫茫一片。巷道壁上的压风管被水冲得咣当咣当响，锚杆托盘上的塑料牌被水打飞了，铁牌子刮在铁丝网上叮叮当当。
“跑！”
二十三个人连滚带爬上了地面。赵建军最后一个出井口，脚刚踏上地面，就听见井口看门的老周喊：“出来了出来了！二队的都上来了！”
他蹲在井口边沿，两条腿止不住地抖。不是累的，是后怕。差二十分钟，那二十三个人就在水底下。
王三孩蹲在他旁边，从兜里摸出半包烟，烟盒被汗泡软了，烟卷歪歪扭扭的。他递了一根给赵建军，赵建军接过来，拿手哆嗦着点着了，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赵技术员，你救了我一条命。”王三孩说这话的时候没看他，眼睛盯着井口，井口底下还在往外冒水汽。
赵建军没吭声。他吸了半根烟，站起来，腿还是软的。
第二天一早，矿上组织查水。3805工作面灌进去黄泥水将近八千方，从下出口往外淤了八十多米巷道。矿长在调度会上拍了桌子：“赵建军要是没多看一眼、没多喊那一嗓子，二队一个班二十三条命，昨晚上全交代在里面！”
但赵建军没提成队长。矿上奖励了他一千块钱，通报表扬，职务还是技术员。矿长私下跟他说：“建军，你这次表现好，但队长位置现在没空——二队队长老吴还有两年退休，你先踏实干着，我心里有数。”
赵建军说行。
刘志强听说这事，当天下午就骑摩托冲进矿里，把赵建军拽出来上上下下看了一遍：“你没伤着吧？”
“没。”
“水灌哪了？”
“3805工作面，没伤着人。”
刘志强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摸出烟来点了一根，手还有点抖：“我昨晚上在县城就听说红旗矿出水了，吓得我一宿没睡。你娘要是知道这事——”
“别跟我娘说。”
刘志强吐了口烟，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摩托罗拉传呼机，汉显的，塑料壳还包着透明膜。
“给你的。”
“这玩意儿多少钱？”
“两千多。”
“你疯了？我一个技术员腰里别两千多的传呼机，矿上人咋看我？”
“你就说是我送你的。以后下井带上，万一又遇着透水，给老子打个传呼，我好去救你。”
“滚。乌鸦嘴。”
赵建军嘴上骂，还是把传呼机别在了腰带上。
透水事故之后矿上搞了三天安全大检查。赵建军跟着检查组下了三趟井，把全矿所有掘进头和采煤工作面挨个看了一遍。查到掘进二队一条巷道的时候，他发现巷道左帮锚杆间距不对——规程上写的是八百毫米，实际打成了一米二。
他把掘进二队队长叫来：“老陈，你这锚杆间距谁让改的？”
老陈支支吾吾：“这段顶板硬，我想着省几根锚杆——”
“顶板硬你就敢省锚杆？规程上写的八百，你打成一米二。锚杆省下来是能卖钱还是能当饭吃？”
老陈不吭声了。赵建军让他当天整改，补打锚杆，补完了报技术科验收。老陈骂骂咧咧补了一下午。
晚上回宿舍，宋小琴来找他。她手里拎着个铝饭盒，饭盒里是饺子，韭菜鸡蛋馅的，还热着。
“我爹让我送来的。他说你透水那事儿干得漂亮。”宋小琴把饭盒搁在桌上，拿手扇了扇风，“你吃。我走了。”
“你等等。”
宋小琴站住了。
赵建军从抽屉里摸出那个传呼机，别在腰上试了试：“你爹那个机修班，老宋最近忙不忙？”
“忙。矿上不是大检查嘛，设备台账全得重填。我爹说多亏你上回帮他填的那本，局里来检查给了个优。”
“那你回去跟他说，让他把机修班所有设备的检修记录翻出来，我帮他捋一遍。大检查之后局里还要复查，别到时候抓瞎。”
宋小琴看了他一眼：“赵建军，你这个人——帮人干活不吭声，请人吃饭也不吭声。”
“那你今儿请我吃饺子了，我记着。”
宋小琴白了他一眼，走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饺子吃完把饭盒洗了。明儿还我。”
第十章 技术科副科长（1997年底）
1997年冬天，技术科老科长退休。退休前一个月，老科长把赵建军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摸出一瓶汾酒，两个搪瓷缸子，倒满了推给赵建军一缸。
“建军，我干了一辈子煤矿技术，退休前就一件事不放心——技术科这帮人里，能接我班的就你一个。”
赵建军端着搪瓷缸子没喝：“科长，我才干了四年——”
“四年咋了？你下井跟了两年班，生产科那边老吴跟我说你排衔接计划比他排得细。3805透水那事儿，要不是你懂现场，课本上那几条征兆背得再熟也看不出来。”老科长把酒干了，搪瓷缸子往桌上一墩，“我跟矿长推荐了你。技术科副科长，管现场技术管理，你干不干？”
赵建军把酒喝了。辣，从嗓子眼烧到胃里。
任命文件是腊月里下的。技术科副科长，副科级，工资从二百八涨到三百六。管全矿采掘工作面的作业规程审批、现场技术指导、隐患排查。
赵建军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全矿所有采掘工作面的作业规程翻出来重审了一遍。翻到掘进三队的时候，他发现一条巷道的支护参数不对——规程上写的是锚杆间距八百毫米，但地质说明书上那段顶板是破碎带，按集团规定应该缩到六百。
他把掘进三队队长叫来：“老周，你这规程谁编的？”
“队里技术员编的，我审过。”
“顶板破碎带锚杆间距八百，你干了一辈子掘进，你觉得靠谱？”
老周拿过去看了看，拍了下脑门：“这段地质说明书是上个月刚更新的，编规程的时候还是老资料。”
“规程跟着地质资料走。地质变了规程不改，出了事算谁的？”
老周不吭声了。赵建军让他把规程改了，锚杆间距缩到六百，重新审批。改完之后他下井跟了一个班，盯着掘进队把加密锚杆打上去。
升井之后老周跟他说：“赵科长，你这一改，进尺慢了半米。”
“进尺慢半米，顶板不出事。你要进尺还是要命？”
老周咧嘴一笑：“要命。要命。”
刘志强听说赵建军提了副科长，从县城拎了两瓶汾酒来矿上。两人在宿舍里就着花生米喝，花生米是食堂大师傅炒的，搁了花椒和大料，咸香。刘志强拿筷子点着他：“副科长了，一个月三百六。我凤台街那栋楼要是干下来，一套房挣的够你干二十年。”
“你那楼还没开工呢。”
“快了。规划证下来了，土地证下来了，就差施工许可证。下个月开工，你等着看。”
“你钱够？”
“够不够的，先干起来再说。预售款一收就转开了。”
赵建军没再劝。他知道劝不住。
第二天宋小琴来找他，拿了一张电影票：“矿上工会发的，《甜蜜蜜》，明儿晚上七点。”赵建军接过票看了看，票面上印着“晋城矿务局红旗煤矿工会委员会”。
“你爹让的？”
“我自己要的。”宋小琴把头一歪，“咋？不想去？”
“去。我去。”
第二天晚上赵建军换了件干净衬衫，提前十分钟到了矿工会礼堂。宋小琴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穿了件红毛衣，头发散着，没扎皮筋。电影开场了，银幕上张曼玉和黎明在香港街头走来走去，宋小琴看得入迷，赵建军看了半场才看进去。
散场的时候宋小琴问他：“你觉得好看不？”
“还行。”
“啥叫还行？张曼玉演得多好啊。”
“我没说不好。我是说我光顾着看字幕了，有的地方没跟上。”
宋小琴拿胳膊肘碰了他一下：“下回看你还得专心点。”
赵建军笑了：“行。下回我专心看。”
第十一章 减员增效（1998年冬）
1998年秋天，矿上开了三天职工代表大会。议题只有一个：减员增效。
红旗矿在册职工三千八百多人，年产煤不到八十万吨，人均效率在全晋城矿务局排倒数。局里下了死命令——年底之前减到两千六，不达标矿长就地免职。
方案三条：提前退休、内部退养、买断工龄。采煤二队一百二十号人要走四十三个。赵建军虽然不在二队当队长了，但二队是他蹲点包保的队，矿上让他配合队长做工作。
第一个就碰了钉子。王三孩，四十二，干了二十年，媳妇没工作，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赵建军刚开口说“三孩，矿上政策你考虑考虑”，王三孩就红了眼：“赵科长，我十六岁下井，除了挖煤啥也不会。你让我买断，我拿啥养活一家子？”
赵建军说不下去了。他去找矿长，矿长把茶杯一墩：“指标四十三个，一个不能少。你心疼他们，你去替他们下岗？”
赵建军回去想了一晚上。第二天开二队职工会，他没念文件，先说了自己的打算：“矿上给的政策，我挨个给大家算细账。能内退的内退，能办病退的办病退，都不符合的再谈买断。我跟矿上说了，二队所有留下的岗位，优先从走的人家里招子弟——合同工也行，临时工也行，先有个饭碗。”
会开完，没人当场表态。但接下来半个月，四十三个指标完成了三十八个。有几个是赵建军跑前跑后帮着办病退手续、找医院开诊断证明才办下来的。
剩下五个实在不符合条件。赵建军去找矿长：“这五个人，家里都有实际困难，能不能从别的队调剂指标？”
矿长看了他半天：“赵建军，你知不知道你这次提正科的事正卡在局里？有人反映你‘立场不坚定’。”
赵建军不吭声。
“行了，这五个人我替你顶着。但你正科的事得往后放一年。”
赵建军回了科里。王三孩没走——赵建军跟二队队长商量，把王三孩调去管溜子机头，活儿轻松点，工资没降。王三孩啥也没说，但从那以后，赵建军下井带的班中餐，王三孩每次都帮着热好塞他兜里。
刘志强听说这事已经是年底了。两人在小饭馆喝酒，刘志强给他算账：“你算算，你一年少挣多少？正科一个月多一百二，一年少一千四。你为了五个工人得罪矿长，值吗？”
赵建军喝了口酒：“你当初盖楼钱不够，我借你那三万，你还没还呢。”
“我明天就还你。”
“我不是跟你要钱。我的意思是——有些账不能按年来算。王三孩他爹当年在村里帮我家收过麦子。你让我把他撵回家，我以后回村咋见他？”
刘志强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举起酒杯：“行，你赵建军是好人。我服。”
第十二章 凤台街（1999年秋）
刘志强把赵建军的三万块还了，连本带利给了三万五。赵建军只收三万：“利息不要。”
“你拿着，给你对象买个戒指。”
“我对象说了，三金不要，就要个洗衣机。”
刘志强笑他：“你这也太寒碜了。你等着，我明年再拿一块地，给你留套大三居，当我随份子。”
赵建军没接这话。两人坐在刘志强新办公室里喝茶，窗外西街那栋楼已经住满了，底商租给了小卖部、理发店、面馆。刘志强下一步打算在凤台街拿地，盖十八层商住楼。
“十八层，框剪结构，带电梯，底下三层商业，上面十五层住宅。”刘志强拿铅笔在纸上画草图，“地价一亩四十五万，十二亩。连建带装，总投资得一千二百万。”
赵建军拿过草图看了看：“你哪来那么多钱？”
“自有资金三百，信用社能贷三百，再找几个朋友凑凑。”
“你杠杆拉这么满，万一销售回款慢，利息都够你喝一壶的。”
刘志强把铅笔往桌上一搁：“建军，你干煤矿的，不懂房地产。晋城现在商品房少，拆迁户拿着补偿款没处买房，我这楼盖起来不愁卖。”
“你上次西街那栋楼也说不愁卖，后来差二十万差点烂尾。”
“那不是挺过来了吗？”
赵建军没再劝。他知道刘志强这人——劝不住。你越说不行，他越要干。
那年秋天赵建军还是技术科副科长。正科的事矿长说了往后放一年，他就踏踏实实画图、写措施、跟班下井。1999年底矿上搞年度考核，技术科报上去的优秀名单里有赵建军，矿长批了，批注写了一行字：“此人可用，待时机。”
腊月二十三，小年。赵建军在矿上值完班回村，刘志强开着他那辆新换的桑塔纳来接他——红色嘉陵换成了白色桑塔纳，二手的，但擦得锃亮。
“你摩托车呢？”
“卖了。现在跑工地，得四个轮子的。”
两人回村过年。赵建军他娘做了一桌子菜，赵栓柱把珍藏了五年的老白汾拿出来。喝到半截，赵栓柱问刘志强：“志强，你那楼盖咋样了？”
“叔，凤台街那栋十八层的，开春动工。盖好了给您留一套。”
赵栓柱拿筷子点了点他：“我不要你的楼。我就问你一句——你欠建军那三万还了没？”
“还了。连本带利。”
“还了就行。你们俩，一个在矿上，一个在县城，互相帮衬着，别红脸。”
刘志强看了赵建军一眼，笑了：“叔，你放心。红脸也是暂时的，过两天就好。”
赵建军端起酒杯：“爹，志强帮过我不少回。3805透水那次，他吓得一宿没睡。”
赵栓柱把酒干了：“我知道。你们俩光屁股长大的，我放心。”
窗外飘着雪，屋里炉子烧得旺。两个属鸡的男人——一个三十，一个也三十——陪赵栓柱喝了半宿。
第十三章 结婚（1999年冬）
赵建军和宋小琴的婚事定在1999年腊月二十六。
宋小琴她娘死得早，家里就老宋一个爹。老宋对这门亲事点了头，但提了一个条件：“结婚可以，房子得有着落。你总不能让我闺女住宿舍。”
赵建军那时候存款两万出头。矿上福利分房排到了他，但得等——前面还排着十几号人，轮到他至少两年。刘志强听说了，打电话来：“我凤台街那栋楼明年开春封顶，给你留一套，内部价，一千八一平。八十平，十四万四。首付五万，剩下分期。”
“我哪有五万？”
“你有多少？”
“两万。”
“剩下三万我借你。不要利息。”
赵建军沉默了半天：“志强，你借我两回了。”
“这回不算借。算你入股。凤台街那栋楼你帮我盯过钢筋水泥，这钱算你技术入股。”
“你拉倒。一码归一码，借就是借。”
“行行行，借。你打个条。”
赵建军打了条，把两万块取出来，又跟刘志强借了三万，凑了五万首付。宋小琴从自己攒的嫁妆钱里拿了八千，添了套家具——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梳妆台。床是席梦思的，晋城本地家具厂做的，弹簧有点响，翻个身吱嘎一声。
腊月二十六那天，矿上食堂摆了八桌。赵建军穿了件新西装，深蓝色的，料子硬邦邦的，穿上跟套了层纸壳似的。宋小琴穿了件红棉袄，头上别了朵红绢花，脸冻得红扑扑的。老宋坐在主桌，喝到半截站起来，端着酒杯手直抖：“建军，我把闺女交给你了。你要是对她不好，我拿扳手敲你。”
底下人笑了。赵建军站起来把酒干了：“爹，你放心。”
刘志强来了，随了五百块钱份子，还送了一台长虹彩电，二十一寸的，往新房里一搁，占了半面墙。赵建军说这礼太重了，刘志强说：“你结婚我送电视，我结婚你送我啥？”
“你啥时候结婚？”
“再说吧。先把楼盖完。”
闹洞房的人走了之后，赵建军坐在新床上，宋小琴坐他旁边。电视开着，正放春节联欢晚会，赵本山和宋丹丹演小品。宋小琴靠在他肩膀上：“赵建军，你以后还下井不？”
“下。不下井我干啥？”
“那你注意安全。”
“知道。”
“你每回下井之前给我打个传呼。”
“行。”
窗外有人放鞭炮，噼里啪啦的。赵建军把宋小琴的手攥在手心里，她的手凉，他的手热。
第十四章 李满仓出事（1997年夏）
李满仓是在1997年夏天出的事。
那天赵建军正在技术科审掘进二队的作业规程，电话响了，保卫科打来的：“赵科长，你科里李满仓在不在？让他来保卫科一趟。”
赵建军撂下电话去了李满仓宿舍，人不在。问了张保国，说李满仓昨晚上跟几个矿上的年轻人出去喝酒，一宿没回来。赵建军心里咯噔一下，跑到保卫科一问，科长姓刘，四十来岁，黑脸，坐在椅子上抽烟，见赵建军进来，拿烟头点了点对面的凳子。
“赵科长，李满仓昨晚上在矿西边小市场让人打了。”
“打成啥样？”
“鼻梁骨断了，眼眶子肿得睁不开，在矿卫生所躺着呢。”
赵建军赶到卫生所，李满仓躺在病床上，脸上缠着纱布，左眼眶乌青一片，肿得只剩一条缝。见赵建军进来，嘴唇动了动：“赵建军，我丢人了。”
“咋回事？”
李满仓不说话。旁边周大强替他开了口：“昨晚上我们几个在小市场喝酒，满仓喝多了，路过那两间‘理发店’门口，跟侯三吵了两句。侯三叫了两个人，把满仓拖到巷子里打了一顿。”
“为啥吵？”
周大强看了李满仓一眼，李满仓把脸扭到墙那边去了。周大强压低声音：“满仓上个月去那店里找过一个女的，给了五十块钱，那女的说好了陪一宿。结果半夜那女的跑了，满仓找侯三要钱，侯三不认账。昨晚上满仓喝多了又去找，就挨了打。”
赵建军站在病床旁边，半天没说话。李满仓把脸转回来，眼眶里全是血丝，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一圈没掉下来：“赵建军，我知道我丢人了。你别跟我家里说。”
“我不说。”
“那五十块钱是我半个月工资。”
“我知道。”
“我不是心疼钱。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自个儿太窝囊了。”
赵建军从兜里掏出烟来，给周大强递了一根，自己也点了一根。抽了两口，问：“侯三现在在哪？”
“跑了。打完人就跑了，这两天没露面。”
赵建军抽完烟，去了矿保卫科。刘科长把笔录翻出来：“人跑了，我们也在找。但赵科长我跟你说实话——侯三背后有人撑着，那两间店查了两回都没关掉，你心里有数就行。”
赵建军没接这话。他去找了刘志强。刘志强听了，拍了下桌子：“侯三？那个瘦猴？我认识。以前在县城倒腾过旧货，后来跑你们矿上去了。这人就是个地痞，背后靠着矿上一个副矿长的外甥。”
“你认识？”
“打过交道。九四年我在西街盖楼的时候，他来找我要过保护费。我那时候找了县里一个大哥出面摆平的。”
“那大哥现在还联系不？”
刘志强看了赵建军一眼：“你想干啥？”
“我不想干啥。我就想让侯三别再欺负矿上的人。”
“建军，这种事你别沾。你一个技术科副科长，沾上这种人没好处。”
“我没想沾。我就问一句。”
刘志强沉默了一会儿：“那大哥现在不怎么管事了。但我可以帮你递个话，让侯三收敛点。你别出面。”
“行。”
过了半个月，侯三托人给李满仓送了三百块钱，没露面。李满仓把三百块收了，鼻梁骨长好了，但眼眶底下留了块疤。矿上人不知道这钱是怎么来的，李满仓也没问。但他从那以后再也不去小市场喝酒了，下了班就回宿舍看单放机，或者跟赵建军去食堂吃饭。
那年秋天矿上搞篮球赛，李满仓报名参加了机电科队。他个子不高，但跑得快，打后卫，一场能抢四五个断球。决赛那天机电科对采煤二队，赵建军去看了，李满仓在场上跑得满头大汗，摔了一跤膝盖蹭破了皮，爬起来接着跑。机电科最后赢了两分，李满仓被队友抬起来往天上扔。
宋小琴坐在赵建军旁边嗑瓜子：“李满仓这人还挺有意思的。平时蔫了吧唧的，上了场跟换了个人似的。”
“他心里憋着劲呢。”
“啥劲？”
“想证明自个儿不窝囊。”
第十五章 西街三组交房（1997年秋）
刘志强西街三组那栋楼是1997年秋天交的房。
交房那天刘志强请赵建军去工地验收。楼外墙刷了米黄色涂料，阳台上装了铁栏杆，单元门口砌了台阶，台阶旁边抹了坡道，方便推自行车。刘志强站在单元门口，手里攥着一串钥匙，挨个门试开。
“这户是一楼东户，三室一厅，九十二平。”刘志强把门推开，里头水泥地面还没扫，墙上留着施工时的铅笔印子，窗户是铝合金的，推拉式的，窗框上的保护膜没撕。
赵建军拿脚踩了踩地面，水泥标号够，不起沙。又拿手推了推窗户，推拉顺畅，密封条压得严实。进卫生间看了防水，墙面刷到一米八高，地漏周围拿水泥抹了一圈。
“防水做了几遍？”
“两遍。老宋来验过，他拿手摸的，说可以。”
“卫老栓呢？”
“卫老栓上个月回老家了，他娘病了。走之前把设备都检修了一遍，卷扬机换了新钢丝绳，搅拌机换了轴承。”
赵建军看完了，点了点头：“行。能交。”
刘志强松了口气，把钥匙串往兜里一揣：“走，上顶楼看看。”
楼顶是平顶，铺了炉渣找坡，中间有排水口。站在楼顶能看见西街那片平房，灰扑扑的瓦顶连成一片，刘志强这栋楼在中间戳着，是附近最高的。再往远处看，能看见矿上的矸石山，顶上的白烟一绺一绺往上飘。
“我这楼盖了两年半，从挖地基到交钥匙。”刘志强蹲在楼顶边沿，掏出烟来递给赵建军，“中间差点烂尾，你那三万块救了我一命。”
“你都说了一百遍了。”
“我说一遍是谢你，说一百遍是提醒自个儿别忘了。”刘志强抽了口烟，“这楼九十套，卖了八十三套。剩下的七套我留着，等涨价再卖。”
“回款多少？”
“六百多万。还了信用社贷款和你的钱，还剩一百多万。”
“那你下一步干啥？”
“拿凤台街那块地。十八层，晋城第一高楼。”
赵建军看着远处矸石山上冒的白烟，没说话。刘志强拿胳膊肘碰了碰他：“咋？又觉得我杠杆拉太满？”
“我没说。”
“你脸上写着呢。”
“你自个儿心里有数就行。”
刘志强把烟头在水泥地上碾灭，站起来拍了拍屁股：“建军，我跟你说个事。这楼交房之后，我想在楼下底商开个歌厅。”
“你开歌厅？”
“咋了？矿上那个红星歌厅太小了，我想开个大点的，带舞池的那种。县城里年轻人下了班没地方去，开个像样的歌厅肯定挣钱。”
“你会唱歌？”
“不会。但我会雇人唱。”刘志强咧嘴笑了，“你帮我起个名字。”
赵建军想了想：“叫‘西街歌厅’？”
“太土了。”
“那叫‘金嗓子’？”
“俗。”
“你自己想。”
刘志强想了半天：“叫‘红月亮’咋样？”
“为啥叫红月亮？”
“没为啥。好听。”
赵建军笑了：“行。红月亮。”
第十六章 红月亮歌厅（1998年开春）
红月亮歌厅是1998年正月十五开的业。
刘志强把西街三组那栋楼一楼东头的三间底商打通了，一百多平，墙上贴了暗红色的壁纸，顶上装了旋转彩灯，角落里摆着一台二十五寸的彩电和一套音响。桌子是圆桌，桌面铺着金丝绒桌布，椅子是高背的，靠背上包着红绒布。吧台在门口，玻璃柜里摆着啤酒、白酒、汽水和瓜子花生。
开业那天刘志强请了矿上几个人去捧场，赵建军、宋小琴、李满仓、周大强都去了。刘志强站在门口迎客，穿了件黑西装，打了条红领带，头发拿摩丝抹得锃亮。
“建军！你坐头桌！”刘志强把赵建军往里头引。
赵建军坐下来看了看四周：“你这装修花了多少钱？”
“六万多。音响是广州买的，花了八千。”
“你舍得。”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开业仪式请了县里一个唱上党梆子的角儿来唱了两段，唱完了开始卡拉OK。矿上的人一开始还拘谨，坐在椅子上嗑瓜子，没人上去唱。李满仓喝了两瓶啤酒，壮了胆，上去唱了首《水手》。这回比在红星歌厅唱得好，至少没跑调。
宋小琴推赵建军：“你也去唱一个。”
“等会儿。”
“等啥？快去。”
赵建军上去点了首《心雨》，拿眼睛找宋小琴，宋小琴笑着摆手，意思是“你自己唱”。他一个人把男女声都唱了，唱到“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的时候，底下人起哄：“宋小琴！你咋不上去！”
宋小琴红着脸上去，两个人合唱了后半段。唱完了，刘志强在底下拍手：“好！今儿开业，你俩这歌算给红月亮剪彩了！”
散场的时候刘志强把赵建军拉到一边：“建军，我这歌厅缺个管账的。你认识的人多，有没有靠谱的帮我介绍一个？”
“你那个财务老周呢？”
“老周管着公司账，歌厅的账他嫌小，不愿意管。”
赵建军想了想：“李满仓咋样？机电科那个。”
“他会管账？”
“他爹是村里的会计，从小打算盘。他自己在矿上管着设备台账，账目清楚。就是前年出了那档子事，人有点闷。”
“闷不怕。管账的闷点好。”刘志强拿手点了点赵建军，“你让他来找我。”
李满仓下了班去红月亮兼职管账，一个月多挣三百。他管了三个月，把歌厅的账捋得清清楚楚，哪瓶啤酒哪天进的、卖了多少钱、剩了多少，一笔一笔拿账本记着，拿钢笔写的，字工工整整。刘志强看了账本，拍了拍李满仓的肩膀：“你这字比老周强。”
李满仓嘿嘿笑了，露出那颗磕了一角的门牙。
第十七章 宋小琴怀孕（1998年冬）
宋小琴是1998年冬天查出来怀孕的。
那天赵建军下班回宿舍，看见宋小琴坐在床上，手里攥着一张化验单，脸上红扑扑的。赵建军一看那脸色就明白了，把外套往墙上一挂，坐到她旁边：“几个月了？”
“俩月。”
“你咋不早说？”
“我今儿才去医院查的。”
赵建军把她手里的化验单拿过来看了看，上头写着“尿HCG阳性”。他看了半天，其实啥也看不懂，就看懂了“阳性”俩字。
“那你别在食堂干了。食堂那活儿一站就是一天，烟熏火燎的。”
“不干咋整？一个月挣三百呢。”
“我养你。”
“你那点工资，养得起？”
赵建军算了一下账——他一个月三百六，加上下井补贴和夜班费，能拿到五百出头。宋小琴在食堂一个月三百。两个人加起来八百，房贷一个月还六百，剩两百过日子。要是宋小琴不干了，就剩五百，还了房贷剩一百多，日子紧巴。
“你先干着，等肚子大了再说。”赵建军说。
宋小琴把化验单叠好收进抽屉里：“你跟你爹说了没？”
“还没。我明儿打电话。”
第二天赵建军去邮局给他爹打电话。赵栓柱听了，半天没吭声，然后说：“好。好。我跟你娘说去。”
过了三天，赵建军他娘从赵家沟坐班车来了矿上，拎了一篮子鸡蛋、两斤红糖、一包红枣。进了门把东西往桌上一搁，拉着宋小琴的手左看右看：“瘦了。得多吃。”
“娘，我才刚怀上。”
“刚怀上更得吃。”赵建军他娘蹲下来把鸡蛋一个个往碗里搁，搁完了站起来，拿围裙擦了擦手，“建军，你出来一下。”
赵建军跟着他娘出了门。他娘站在走廊里，压低声音：“你爹让我问你，你那房贷还差多少？”
“还差七万多。”
“我跟你爹商量了，把家里那头牛卖了，再跟亲戚借点，凑两万给你。你先还上一部分，月供能少点。”
“娘，牛卖了咋种地？”
“不种了。你爹说把地包给老二家种，一年收点租金。”
赵建军沉默了半天：“娘，钱你们留着。我这边紧是紧了点，但能周转开。”
“你周转个屁。你一个月挣五百，还了房贷剩一百多，你媳妇怀了娃，营养跟不上咋整？”他娘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布包打开，里头是一张存折，“两万。你拿着。别跟你爹说是我提前给你的，就说你自个儿借的。”
赵建军把存折攥在手里，布包上还有他娘的体温。
宋小琴怀孕七个月的时候，矿上食堂不让她站灶了，给她换了个轻省活儿，管库房。库房在三楼，不用站一天，但得爬上爬下。赵建军每天下了班去库房接她，扶着她下楼梯。矿上的人见了就打趣：“赵科长，你这天天接送，比上班还准时。”
“你媳妇怀了你也接送。”
那年腊月宋小琴生了个闺女，六斤二两，在矿卫生所生的。赵建军在产房外头蹲了三个钟头，蹲得腿麻了，孩子抱出来的时候他站起来差点摔倒。护士把孩子递给他，他两只手捧着，孩子皱巴巴的，脸红通通的，闭着眼哭。
宋小琴在里头喊：“赵建军！闺女像你还是像我？”
赵建军看了看孩子的脸：“像你。眼窝子深。”
“那就好。像你不好看。”
赵建军抱着闺女笑了，笑着笑着眼圈红了。宋小琴在里头看不见，但听见他吸鼻子了：“你哭啥？”
“没哭。风大。”
第十八章 凤台街开工（1999年秋）
刘志强凤台街那栋楼是1999年秋天开的工。
开工那天刘志强在工地上摆了个香案，供了猪头、水果、香烛，放了两挂鞭。赵建军下了班去看了看，工地围了围挡，围挡上贴了效果图——十八层的高楼，底下三层是商场，上面是住宅，楼顶有个旋转餐厅。
“你那旋转餐厅，晋城有人吃得起吗？”
“以后就有了。”刘志强拿手点了点效果图，“晋城有钱人越来越多，开个高档餐厅不愁没客人。”
“你钱够？”
“信用社贷了三百万，自有三百，朋友凑了二百万，还差四百万。”
“那四百万咋办？”
“边盖边卖。盖到六层就能预售，预售款一收就转开了。”
赵建军没再劝。他蹲在工地边上看工人打桩，看了半个钟头，站起来拍了拍刘志强的肩膀：“桩底沉渣清干净，这个不能省。”
“知道。老宋跟我说了。”
“老宋现在在你工地上？”
“嗯。他退休了没事干，我请他当技术顾问，一个月给八百。”
赵建军笑了：“你把我师父请走了。”
“咋？你矿上离不开他？”
“离得开。他退休了就该享福。你让他少爬高，腿脚不利索了。”
刘志强把这话记下了。
凤台街开工之后赵建军隔三差五去看一眼。有一回他看见老宋蹲在工地边上跟包工头老巩吵架，吵的是钢筋绑扎间距。老宋拿卷尺量了量，拿粉笔在钢筋上画了个圈：“你这间距大了两公分。返工。”
老巩龇牙：“两公分算个啥？又不影响。”
“两公分就是两百公斤的承载力。你返不返？”
老巩骂骂咧咧返了工。
赵建军站在旁边看完了全过程，等老巩走了才过去，给老宋递了根烟：“宋叔，你退休了还这么较真。”
“较真一辈子了。改不了。”老宋把烟点着，抽了一口，“志强给的工钱高，我得对得起这份钱。”
第十九章 千禧年（1999年12月31日）
1999年12月31号，矿上搞了个千禧年联欢会。
地点在矿工会礼堂，台上拉了一条红布横幅，上头写着“迎接新世纪联欢会”，底下摆了十几排椅子。矿上的文艺骨干们轮番上台，有唱歌的、有说快板的、有演小品的。赵建军和宋小琴坐在中间靠后的位置，宋小琴怀里抱着闺女，闺女刚满月，裹着红棉袄，睡得正香。
李满仓上台唱了首《明天会更好》，这回没跑调，底下人跟着一块合唱。周大强说了段快板，说的是矿上安全生产的事，词是他自己编的，押韵押得歪歪扭扭，但内容实在，底下人听得直乐。
快十二点的时候，矿长上台讲话，说了一通新年贺词，然后带头倒数：“十、九、八、七……”
全场跟着喊：“六、五、四、三、二、一——”
喊到“一”的时候，礼堂外头有人放了鞭炮，噼里啪啦响了好一阵。赵建军转过头看宋小琴，宋小琴正低头看闺女，闺女被鞭炮声吵醒了，咧着嘴要哭。宋小琴晃了晃她：“不哭不哭，过年了。”
赵建军伸手把闺女接过来，闺女在他怀里蹬了蹬腿，不哭了。
散场的时候刘志强在礼堂门口等着，手里拎着两瓶汾酒：“建军！找个地方喝点？千禧年，不喝点说不过去。”
赵建军看了看宋小琴，宋小琴说：“你去吧。我抱闺女回去。”
“你一个人行不？”
“行。又不是头一回。”
赵建军跟着刘志强去了矿门口那家饸饹面馆。老板老赵已经关门了，刘志强敲了半天门，老赵披着棉袄出来开的，嘴里嘟囔：“大半夜的——”
“赵叔，千禧年，多给煮两碗面。”刘志强把汾酒往桌上一搁。
老赵把炉子捅开，煮了两碗饸饹。刘志强倒了两杯酒，举起来：“建军，千禧年快乐。”
“千禧年快乐。”
两人碰了杯，把酒干了。刘志强拿筷子夹了口面，嚼了两下：“建军，你说下个世纪啥样？”
“啥啥样？”
“就是——咱俩五十岁的时候啥样？”
赵建军想了想：“你那时候应该把晋城最高的楼盖完了。我那时候应该当上矿长了。”
刘志强笑了：“那你得当上矿长。你要是当不上，我帮你找人说情。”
“你拉倒。你自个儿那摊子事都顾不过来。”
“我那摊子事不用你操心。你就管好你那个矿。”
两人吃完了面，喝完了酒，站在面馆门口看天。天上有星星，矸石山顶上的白烟在星光底下灰蒙蒙的。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还有人在喊：“千禧年快乐！”
刘志强把棉袄领子竖起来：“走了。明儿还得去工地。”
“你工地元旦不放假？”
“放啥假？工期紧。”
赵建军看着刘志强骑上那辆白色桑塔纳开走了，车尾灯在煤灰雾里越来越小。他往宿舍走，路过小市场东头，那两间“理发店”的平房还亮着红灯，门口蹲着侯三。侯三见他过来，拿眼斜了他一下，没吭声。
赵建军走过去了，没理他。回到宿舍，宋小琴和闺女已经睡了，闺女的小床搁在大床旁边，床头挂着个布老虎。赵建军轻手轻脚脱了衣服躺下来，宋小琴翻了个身：“喝完了？”
“喝完了。”
“刘志强说啥了？”
“说让我好好干，当上矿长。”
宋小琴笑了一声：“那你好好干。”
窗外又响了一阵鞭炮声，千禧年来了。
第二卷 分岔（2000—2008）
第一章 千禧年的电脑（2000年春）
千禧年开春，矿上出了件新鲜事——矿务局给各矿配了电脑。
红旗矿分到三台。一台搁矿长办公室，一台搁财务科，一台搁技术科。技术科那台是联想的，卧式机箱，显示器是十五寸的CRT，鼓着个大屁股，往桌上一搁，占了半张桌子。赵建军围着它转了三圈，不敢碰。
矿上从局里请了个技术员来教，姓方，二十来岁，戴个眼镜，说话跟背书似的：“这是主机，这是显示器，这是键盘，这是鼠标——鼠标要搁在鼠标垫上，不能搁在桌面上，桌面太滑——”
赵建军拿手指头戳了一下键盘，屏幕上跳出一串乱码。方技术员赶紧跑过来：“别乱按！先按这个键——Delete——”
“啥叫Delete？”
“就是删除的意思。”
赵建军学了三天，学会了打字、存文件、开关机。头一天学打字，他拿两根食指戳键盘，戳一个字母找半天。方技术员说：“你用十个手指头打。”赵建军把十个手指头搁在键盘上，戳了两下，屏幕上出来一串“asdfghjkl”，他挠了挠头：“这十个手指头搁哪儿？”
方技术员拿粉笔在键盘上画了十个圈：“这十个键叫基准键。左手食指搁F上，右手食指搁J上，F和J上头有个小凸起，摸就能摸出来。”
赵建军把那十个手指头摆上去，戳了两下，还是戳错。他急了，把键盘拽过来，拿两个食指戳，戳了一下午，戳出了一段话：“红旗矿技术科赵建军。”他盯着屏幕上那行字看了半天，回头跟方技术员说：“这玩意儿比下井还难。”
第四天他试着用电脑画了一张巷道布置图，拿鼠标拖着线条走，走歪了还得重来，画了一下午，眼睛都花了。但画完了存进软盘里，软盘揣兜里往家走，觉得自个儿跟换了个人似的。
回家跟宋小琴说：“矿上配电脑了，我学会打字了。”
宋小琴正给闺女喂奶，头也没抬：“你会打字有啥用？能当饭吃？”
“咋不能当饭吃？以后技术科画图都用电脑了，不会电脑的往后靠边站。”
宋小琴把闺女换了个姿势：“那你好好学。学完了教教李满仓，他上次来咱家说机电科那台电脑他碰都不敢碰。”
第二天赵建军去机电科转了一圈，李满仓正趴在桌上拿纸笔画电路图，丁字尺、三角板、铅笔摆了一桌子。赵建军把软盘往桌上一搁：“满仓，学电脑不？我教你。”
李满仓抬头看了看他：“你不是刚学的吗？”
“刚学的也能教你。”
李满仓把丁字尺一扔：“学。这破图画得我手酸。”
赵建军教了他三天，李满仓学会了打字。但李满仓打游戏比打字学得快，扫雷、纸牌，一晚上打通关。有一回打通宵，第二天上班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被科长骂了一顿。李满仓挨了骂也不恼，跟赵建军说：“电脑这玩意儿，游戏比画图好玩。”
“你悠着点。别让科长逮住。”
“逮住就逮住呗。反正我电路图画完了。”
李满仓的电路图画完了不假，但画得潦草，有几条线明显歪了。科长让他返工，他拿橡皮擦了重画，画完了又去扫雷。赵建军后来跟宋小琴说：“李满仓这人，啥都能上瘾，打游戏上瘾，抽烟上瘾，处对象也上瘾。”
宋小琴说：“处对象上瘾还不好？他跟赵秀莲处得咋样了？”
“处得挺好。前两天还跟我借了二百块钱，说要给赵秀莲买个围巾。”
“那你借了？”
“借了。他上个月工资花光了，买游戏光盘了。”
第二章 生产科副科长（2000年开春）
赵建军提生产科副科长的文件是腊月二十八下的。
那天矿上已经放了假，办公楼里没几个人。赵建军在技术科办公室收拾抽屉，抽屉拉出来的时候卡了一下，他拿膝盖顶了顶桌板才拽开。里头塞了三年多的零碎：半包蝴蝶泉，烟盒压扁了，里头还剩七根，烟丝从裂口往外冒；一管胶水，盖子拧死了，拿牙咬了半天没咬开；三本跟班记录本，封皮上沾着煤泥印子，最底下那本的最后一页还粘着半块烧饼渣；老段给的那把游标卡尺，拿布包着；两节五号电池，锈得流汤，把抽屉底洇出一圈黄印子。
他把东西一样一样往纸箱子里搁。老周科长坐在对面椅子上抽烟，烟是蝴蝶泉，一块八一包，抽到半截弹了弹烟灰，烟灰落进搪瓷缸里，缸底剩了半缸子凉茶，烟灰浮在上头打旋儿。老周科长把烟屁股往缸里一摁，“哧”一声，一股焦糊味冒上来，混着茶水的涩味。
“去生产科，把老吴伺候好了。他再有一年就退，退了就是你。”老周科长把搪瓷缸往桌上一墩，缸底磕在桌面上“咣”一声，“你小子命好。我熬了十八年才当上科长。”
赵建军抱着纸箱子从二楼技术科出来，拐弯进了最东头生产科的门。门框上的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的木头茬子，他拿胳膊肘推开门，门轴“吱呀”响了一声。生产科办公室比技术科大些，三间打通了，靠墙一溜铁皮柜，柜顶上堆着旧图纸，拿麻绳捆着，绳子都酥了。老吴科长正趴在桌上拿铅笔在采掘工程平面图上标注下个月的采煤计划。图纸铺了整张桌子，边角拿搪瓷缸、墨水瓶、半截砖头压着。老吴听见门响，把老花镜往脑门上一推，镜腿卡在头发里，露出鼻梁上两道被镜托压出来的红印子。
“来了？坐。”老吴拿铅笔点了点靠窗那张空桌，“桌子我擦了，抽屉里还有两个空文件夹，你先用着。缺啥找后勤领。”
赵建军把纸箱子搁在桌上，抽出那三本跟班记录本往抽屉里塞。老吴把图纸往他那边推了推：“你先看这个——全矿三个采煤队，二队推的是3805下分层，三队推的是3803上层，一队正在搬家倒面。下个月的计划我排了个初稿，你瞅瞅有啥不合适的。”
赵建军把图纸铺开，铅笔在3805工作面上画了个圈：“吴科长，这个面我熟。94年到96年我跟了两年班，底板那会儿就有点鼓，老空水没放干净。现在推下分层，上头采空区的积水——”
“放了。去年打了三个放水孔，出水量不大，一天几十方。”
“那还行。但顶板管理得盯着——下分层顶板是再生顶板，胶结不好，支架初撑力必须打够。”
老吴拿铅笔在支架符号旁边画了个勾：“这个我记上了。还有别的没？”
赵建军又看了半天，拿铅笔在一队搬家倒面的时间节点上戳了戳：“一队搬家的时间排得太紧。二月底搬完，三月初新面就要接上，中间检修时间只给了两天。万一设备出点问题——”
“你怕啥来啥。”老吴把铅笔一搁，铅笔滚到图纸边上停住了，“年年都这么排，年年都出点问题，年年也都挺过来了。你先干着，干俩月就知道咋回事了。”
赵建军到生产科第三天就碰上了事。
一队搬家倒面，工作面溜子槽拆到一半，机头大架子跟转载机卡死了，对不上销孔。队长老李打电话到生产科，嗓门大得话筒嗡嗡响，赵建军坐在对面都能听见：“吴科长！机头对不上！差了三公分！”
老吴把电话往赵建军面前一推：“你去看看。”
赵建军下井看了现场。工作面拆了一半，溜子槽摞在巷帮边上，槽子里还卡着几块煤。机头大架子歪着，底下垫铁松了，垫铁和底板之间塞着浮煤和碎矸石，机头坐偏了五公分，销孔差了三个，转载机溜子槽眼对不上。老李蹲在溜子槽旁边抽烟，烟是红塔山，他平时抽蝴蝶泉，这包红塔山是过年从家里拿的。见赵建军过来，把烟往地上一摁，拿脚碾了碾。
“赵科长，吊机头得两吨的千不落，机修班那台昨天借给二队了。”
赵建军蹲下来拿矿灯照了照垫铁：“先把底下的浮煤清干净，垫铁加一块十毫米的钢板，再把机头落下去。千不落你去二队拿回来，我批借条。”
老李斜了他一眼：“你批借条？你才来几天？”
赵建军没恼。他从兜里摸出生产科的章子——老吴上午刚给他刻的，牛角的，章面上沾着红印泥——从本子上撕了张纸，写了张借条，拿章子一摁：“生产科的公章。借设备我担责。”
老李愣了愣，拿过借条看了看，借条上“今借到二队机修班两吨千不落一台”几个字写得工工整整，底下红章盖得端端正正。老李把借条折好揣兜里，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煤渣子：“行。赵科长你这话说得实在。二队机修班我认识人，我去拿。”
机头重新落位之后，销孔对上了。赵建军在井口等到老李升井，老李把借条还给他：“对上了。差的那三公分是垫铁底下浮煤闹的。清干净之后严丝合缝。”
“以后搬家倒面前，先把底板浮煤清干净再落机头。”
“知道了。”老李把借条揣兜里，忽然又说，“赵科长，你以后下井多来一队转转。”
“咋？”
“一队这帮人认实干。你来了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服你。你要光坐办公室画图，他们背后骂你八辈祖宗。”
赵建军笑了：“行。我记住了。”
回了办公室，赵建军把今天的处理经过写进跟班记录本里。写到一半，老吴又开口了：“建军，你媳妇快生了吧？”
赵建军愣了一下：“还有俩月。”
“那你少下点井。生产科不比技术科，技术科是蹲点，生产科是跑面。你天天泡在井下，家里有事都找不着人。”
“知道了。吴科长。”
老吴把老花镜往鼻梁上一架，继续改图纸去了。
赵建军把记录本合上，从抽屉里摸出宋小琴给他带的饭盒。饭盒是铝的，里头搁着两个馒头夹咸菜，馒头底下还卧了个荷包蛋。他一边啃馒头一边翻图纸，翻了两页，忽然想起今儿是正月十五，该回家吃元宵。他给宋小琴打了个电话，矿上总机转的，等了五分钟才接通。
“小琴，我今儿晚点回。图纸没画完。”
“知道了。元宵给你留着。”
“闺女闹不闹？”
“闹。刚才哭着要爸爸。我说爸爸在矿上挣钱，她就不哭了。”
赵建军把电话挂了，啃了两口馒头，又翻了一页图纸。
红月亮歌厅开了两年多，刘志强不满足于光唱歌了。
“光唱歌挣不了大钱。啤酒一瓶挣五毛，一晚上卖一百瓶才挣五十。得加项目。”刘志强坐在红月亮吧台后头，拿手指头敲着吧台面，吧台面是水曲柳的，敲起来梆梆响。
“加啥项目？”李满仓现在是红月亮的兼职会计，账本摊在吧台上，拿钢笔一笔一笔核着上个月的流水。他每个月从刘志强手里领三百块，比矿上工资多一半。
“加舞池。把隔壁那间空房打通，铺上木地板，装个迪斯科球，放点快歌让人跳舞。”
李满仓拿笔杆子挠了挠头：“跳舞的能喝多少酒？”
“跳舞跳热了才喝酒呢。你懂啥。”刘志强拿手点了点他，“你帮我算算，打通隔壁那间房得多少钱？”
李满仓翻着账本算了算：“砸墙、铺地板、装灯、买音响，少说两万。”
“两万就两万。干。”
红月亮舞池装修了一个月。砸墙那天刘志强亲自拿大锤砸了第一下，墙皮哗啦啦往下掉，砸出一个豁口。隔壁那间房原来是间仓库，堆着西街三组交房时剩下的水泥和砖头。清完了之后铺了水曲柳地板，打了蜡，滑溜溜的。顶上装了迪斯科球，玻璃镜面的，转起来满屋子光斑。音响是从广州新买的，两个大音箱往墙角一搁，放起歌来震得地板都在抖。
开业那天刘志强在门口立了个牌子：“红月亮舞厅，女士免票，男士五元。”头一晚上来了三十多个人，女的在舞池里跳，男的坐在边上看，啤酒卖了一百多瓶。李满仓在吧台后头收钱，收得手都酸了。
赵建军被刘志强拽去看了回热闹。他坐在角落里喝汽水，看着舞池里的人跳迪斯科，胳膊腿甩得跟机器人似的。有个矿上的年轻工人姓孙，叫孙建国，穿件花衬衫，头发拿摩丝抹得锃亮，在舞池中间扭得最欢。旁边有个女的，穿件红裙子，烫着大波浪，跟着他一块扭。孙建国扭着扭着凑到那女的跟前，拿手搭她肩膀，那女的没躲，俩人就在舞池中间晃起来了。
宋小琴没来，在家看闺女，赵建军出门前她说了句：“你去看看可以，别下场跳。”
“我不跳。”
“你跳了我也看不见。”
赵建军看了一个钟头，回去了。第二天刘志强问他：“咋样？”
“热闹。”
“你下场跳了没？”
“没。宋小琴不让。”
刘志强笑了：“你啥都听她的。”
“听她的对。”
舞厅开了两个月，出了个事。孙建国在舞厅里认识了个女的，姓周，是县城理发店的，长得排场，穿得也时髦。孙建国跟她跳了两回舞，就迷上了，天天往舞厅跑，下了班不回家，工资全花在啤酒和舞票上。他媳妇找到矿上，在舞厅门口堵着他，当着十几号人的面把他耳朵拧了半圈：“你天天往这儿跑，家里的米没了你管不管？”
孙建国疼得龇牙咧嘴：“管管管！你先松手！”
他媳妇松了手，转头冲刘志强去了：“刘老板，你这舞厅以后别让孙建国进来。他再来我砸你玻璃。”
刘志强陪着笑脸：“嫂子，这我可管不了。他花钱来跳舞，我总不能往外撵。”
“那你把我那五块钱退了！”
刘志强把五块钱退了。孙建国被他媳妇揪着耳朵拽走了，后来再没来过舞厅。
赵建军听说这事笑了半天：“你那舞厅快成婚姻介绍所了。”
刘志强也笑了：“介绍成一对算一对。”
过了几天，孙建国偷偷摸摸来找赵建军，脸拉得老长：“赵科长，你给我评评理。我天天上班下井，累死累活，下了班去舞厅蹦跶蹦跶，咋了？她凭啥揪我耳朵？”
赵建军给他倒了杯水：“你媳妇为啥揪你耳朵？”
“她说我天天去舞厅不回家。”
“你天天去？”
“也不是天天。一个礼拜去三四回。”
“那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在舞厅？”
孙建国掰着指头算了算：“门票五块，啤酒三四瓶，一瓶三块。一个月下来得五六十块。”
“你一个月挣多少？”
“八百多。”
“你花五六十块在舞厅，家里米没了你管不管？”
孙建国不吭声了。赵建军又说：“你媳妇一个人在家看孩子，做饭洗衣，你下了班不回家，换了你，你咋想？”
孙建国把水喝了，站起来：“赵科长，我明白了。”
“明白啥了？”
“我以后少去。一个礼拜去一回。”
“那还差不多。”
第四章 李满仓的婚事（2000年秋）
李满仓的婚事是赵建军牵的线。
赵建军生产科有个同事姓陈，叫陈桂兰，四十来岁，在矿上工会管计划生育，手里攥着一沓姑娘的照片。赵建军找她给李满仓介绍对象，陈桂兰翻着照片看了半天：“这个——矿医院新来的护士，姓赵，叫赵秀莲，二十四，卫校毕业的。她爹在矿上运输队开大车。”
赵建军把照片拿给李满仓看，李满仓看了一眼就揣兜里了：“行。排场。”
见面那天是星期天，地点在矿门口饸饹面馆。李满仓穿了件新夹克，头发拿摩丝抹得锃亮，苍蝇落上去都得劈叉。赵秀莲穿了件红毛衣，扎个马尾，脸圆圆的，一笑俩酒窝。两人面对面坐着，李满仓平时话不少，见了姑娘嘴笨了，憋了半天问了句：“你吃辣不？”
“吃。”
“那多搁点辣椒。”
赵建军和宋小琴坐隔壁桌假装吃面，竖着耳朵听。宋小琴拿胳膊肘碰了碰赵建军：“你看李满仓，脸都红了。”
“他平时不这样。平时跟我说话嗓门大着呢。”
“那是跟你。见了姑娘就蔫了。”
李满仓跟赵秀莲聊了半个钟头，聊了矿上的事、医院的事、老家的事。赵秀莲说她老家是长治的，卫校毕业分到矿上医院，一个人住宿舍，下了班没事干就织毛衣。李满仓说他老家是沁水的，爹是村里的电工，他从小拿电线头子当玩具。两人聊到老家的事，话就多了，从老家聊到小时候的事，从小时候聊到上学的事。
聊完了赵秀莲先走了，李满仓把面吃完，抹了抹嘴：“赵建军，这姑娘行。”
“那你看上了？”
“看上了。”
后来两人处了半年对象。李满仓每个礼拜天约赵秀莲去县城逛街，逛完了在县城小饭馆吃顿饭，吃完饭送她回宿舍。有一回下大雪，李满仓骑自行车去矿医院接赵秀莲下班，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他爬起来拍拍雪接着骑。赵秀莲看见他膝盖上的血，眼泪都快下来了：“你咋不慢点？”
“慢点你等着急。”
2000年腊月两人结了婚。在矿食堂摆了十桌，李满仓喝多了，搂着赵秀莲的肩膀说：“我李满仓这辈子——机电科干了七年，没想到还能娶上个护士当媳妇。”
底下人起哄：“你媳妇以后给你打针不收费！”
“打针不收费！吃药收钱！”
赵秀莲拿手拧他耳朵：“你喝多了！”
赵建军和宋小琴坐在主桌旁边，宋小琴拿胳膊肘碰了碰赵建军：“你看人家李满仓，多会说话。”
“我也会说话。”
“你说一个我听听。”
赵建军想了半天：“你做的饸饹面好吃。”
宋小琴白了他一眼：“这也算？”
“咋不算？”
宋小琴笑了，拿筷子夹了块红烧肉塞他嘴里。
散席之后赵建军帮着收拾桌子，李满仓晃晃悠悠凑过来，搂着赵建军的肩膀，喷出一口酒气：“建军，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赵秀莲她爹——在运输队开大车那个——嫌我挣得少。说我一个月才挣四百多，养不起家。”
“那咋整？”
“我想考个电工证。有了证，机电科给我涨一级工资。”
“那你考呗。”
“我怕考不过。我打小就不爱看书。”
赵建军把手里那摞碗往桌上一搁：“我陪你考。你把考试大纲拿来，咱俩一块看书。”
李满仓愣了半天：“你也要考？”
“我考个安全生产资格证。生产科科长没证不行。”
李满仓把赵建军的肩膀搂得更紧了，酒气喷了他一脸：“好兄弟！咱俩一块考！考过了我请你喝汾酒！”
“你先把站直了再说。”
第五章 关停小煤窑（2001年夏）
2001年夏天，矿上接到市煤炭局的通知：红旗矿田范围内有十四个私开井口，要求矿上配合清理。
这事归生产科管现场协调。赵建军带着两个人跑了半个月，把十四个井口挨个摸了一遍。
有的井口打了七八十米深，直接切进红旗矿的巷道。赵建军拿矿灯往下照，井壁上连支护都没做，煤壁上渗出来的水顺着矸石缝往下淌，把井底泡成一锅黑泥汤。有的就在矿界边上，拿石头垒个圈就开干，井口上盖块预制板，掀开预制板就是洞。最嚣张的一个在矿南门外的河滩上，井口拿彩条布搭了个棚，白天休息晚上干，拉煤的三轮车一晚上跑十几趟，车斗里的煤块哗啦啦往路上撒，第二天早上路面黑了一层。
赵建军下去看过那个井口。通风用的是台老掉牙的局扇，皮带轮磨秃了，拿砖头压着，一开机整个棚子跟着晃，棚顶上的彩条布哗啦哗啦响。井口旁边扔着几块木板，上头用粉笔写着“瓦斯”两个字，后头的数字被雨冲掉了，只剩一道白印子。
赵建军拿矿灯照了照井壁，拿手抠了抠煤壁上的矸石，一抠掉一块渣。他扭头跟身后的人说：“这个先封。再不封，出了事就是大事。”
回去跟矿长汇报，矿长拍桌子：“你带人配合执法队去，该封的封，该填的填。出了事我顶着。”
封到第十三个的时候碰上了硬茬子。井主姓卫，叫卫老栓，五十多岁，早年在红旗矿干过合同工，后来自己出来单干。赵建军带人去了三次，每次卫老栓都客客气气泡茶递烟，茶是花茶，高碎，茶叶沫子漂在缸子面上，但就是不签关停承诺书。
第四次去，赵建军没带烟。进门把执法文书拍在桌上：“卫叔，我跟你明说——你这井口今天必须关。市里文件在这，矿上执法队在外面等着。你自己关，设备还能拉走卖点钱；我们动手关，设备没收，还得罚你款。”
卫老栓把茶碗放下，碗底和桌面磕了一声闷响：“建军，你也是煤矿上长大的，你跟我说实话——这井口关了，我干啥去？我投了十二万，才出了三个月煤。”
赵建军没接话。他在屋里转了一圈。卫老栓的办公室是间平房，墙上挂着个相框，里头是张老照片，红旗矿八十年代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卫老栓站在后排，年轻时候的他，胸前戴着大红花，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嘴角绷着，不笑。玻璃相框上落了层灰，拿手一抹，灰底下照片还是亮的。
“卫叔，你在红旗矿干过？”
“干了八年合同工。九三年矿上减员，把我减了。”
赵建军沉默了一会儿：“我回去跟矿上商量。矿上正缺个看场地的，临时工，一个月四百五。你要愿意，关了井口去矿上报到。”
卫老栓没吭声，拿手指头拨了拨茶碗盖子。
赵建军又说：“你要是嫌少，我认识一个搞房地产的，工地上缺个懂机电的，一个月六百，管住。”
卫老栓把烟掐了：“你让我想想。”
第二天卫老栓自己把井口设备拆了。赵建军帮他联系了刘志强，卫老栓去了刘志强工地上管设备维修。刘志强后来跟赵建军说：“你介绍这人真行——昨天卷扬机钢丝绳起毛刺，他拿手一摸就摸出来了，当场让换了。”
十四个井口关完之后，矿上宿舍窗户被人砸了一回。
赵建军晚上十一点多刚洗完脚，脚还湿着，趿拉着拖鞋往床边走，听见窗外“哗啦”一声——半截砖头飞进来，把窗玻璃砸了个大洞，碎玻璃崩了一床。他光着脚追出去，脚底板踩在碎玻璃碴子上硌了一下，也顾不上。楼道里空空荡荡，楼下花坛边有个黑影翻墙跑了。
第二天保卫科来看现场，科长蹲在地上拿手拨了拨碎玻璃：“赵科长，八成是关井口得罪的人。”
赵建军把碎玻璃扫了，拿报纸糊上窗户，拿浆糊粘的，浆糊是食堂大师傅给的，还热着。下午照常去生产科排下个月的生产计划。
刘志强听说了，第三天骑摩托冲过来，一进办公室就嚷嚷：“赵建军你命不要了？窗户都砸了你还上班？”
“砸窗户又不是砸我。我该干啥干啥。”
“你搬我工地住去，值班室安全。”
“我不去。我住矿上宿舍，职工天天看着我。我要是搬走了，以后谁还敢管私采滥挖？”
刘志强气得直转圈，转了两圈拿手指头点了点他：“行行行，你伟大。我明天给你送块钢板来。”
“那不行。焊死了着火咋跑？”
“那你装个防盗网！”
防盗网是刘志强找人焊的，铁条比大拇指还粗，焊完之后拿角磨机把焊点磨平了。赵建军在宿舍请他吃了一顿方便面，加了两根火腿肠。刘志强吸溜着面条说：“你那个生产科副科长，一个月挣多少？”
“五百出头。”
“我工地上一个钢筋工一个月还挣八百呢。”
“那你咋不请我去给你绑钢筋？”
“你绑得动吗？你那胳膊细得跟麻秆似的。”
两人笑了。笑完了刘志强收了声：“建军，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凤台街那块地我拿下来了，十二亩，规划二十层。下个月开工，你帮我看个日子。”
“我看啥日子？我又不懂风水。”
“你帮我看个不下雨的日子。打桩最怕下雨。”
赵建军想了想：“九月吧。九月晋城雨少。”
“行。那就九月。”
第六章 凤台街的坑（2002年秋）
刘志强凤台街那个项目，2002年秋天挖坑的时候差点把自己埋进去。
事情是从桩上来的。二十层框剪结构，基础是筏板基础，底下打一百多根灌注桩，桩径八百，桩长二十八米，设计要求单桩承载力四百吨。打桩那阵子刘志强天天泡在工地上，晚上就睡在工地旁边的活动板房里。板房是白铁皮的，夏天晒透了跟蒸笼似的，他光着膀子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褥子底下垫着两层纸壳子隔潮，半夜桩机轰隆隆响，他睡不着，爬起来蹲在工地边上看打桩。桩锤一下一下往下砸，砸到设计标高，混凝土罐车开过来灌桩，泥浆从孔口往外翻，淌了一地。
桩打完做静载检测，抽三根，两根不够。检测报告送到刘志强手上的时候，他正蹲在工地临时搭的水泥台上吃盒饭，筷子夹着红烧肉停在半空，油汤从筷子上滴下来，滴在报告纸上，把“单桩承载力”几个字洇花了。
“多少？”
“两根不够。一根三百二，一根三百四。”
刘志强把筷子往盒饭里一插，红烧肉掉回饭盒里。他拿袖子擦了擦报告纸，擦不干净，干脆不擦了，把报告纸往兜里一揣，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把勘察单位、设计院、施工单位都给我叫来。”
三方到了工地办公室，围着一张折叠桌坐。勘察单位来了个年轻技术员，戴眼镜，坐那儿拿手指头推眼镜腿，推了七八回，镜腿上缠着胶布，推一回胶布翘一回。设计院来了个老工程师，头发花白，抱着个保温杯，杯子里泡着枸杞，喝水的时候枸杞贴在嘴唇上，他拿手背抹掉。施工单位是包工头老巩，脸黑得像锅底，坐那儿拿指甲剔牙，剔完了拿手在裤子上蹭了蹭。
勘察单位的先开口：“地质报告没问题，你们施工的时候桩底沉渣没清干净。”
老巩把牙签往桌上一拍：“放屁！我清了三遍，监理看着清的。清完拿测绳量的，沉渣厚度不超过五公分。”
设计院的老工程师慢悠悠喝了口枸杞水：“设计桩长是按地质报告给的持力层深度算的。地质报告要是准，设计就没问题。”
勘察单位的年轻技术员脸涨红了，把报告翻开指着其中一页：“你们看这个孔——ZK23号孔，钻探取芯，持力层深度二十八米五，取上来的芯样是中风化砂岩，强度够。”
老巩拿手一拍桌子：“你那孔位跟我打桩的位置差了四十米！中间隔着条老河道，地质能一样？”
“地质报告是按网格布孔做的，相邻孔位之间允许插值——”
“插值？你插出来的值把我桩打废了！”
三方扯了两天皮，刘志强坐在中间听，越听越上火。第二天下午拍桌子，巴掌拍在折叠桌上，桌腿“嘎吱”一声，桌上搪瓷缸里的茶水晃出来一圈：“都别扯了！补桩！补桩的钱我出，但谁的责任谁认——勘察和施工各担一半，设计院出补桩方案。”
补了八根桩，多花了二十万。刘志强心疼得晚上睡不着觉，在办公室算了一夜账。办公室在工地旁边一栋二层小楼里，楼下是仓库，楼上是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前拿计算器摁，摁完了把计算器往桌上一扔，电池盖飞了，两节五号电池滚到桌子底下。第二天早上卫老栓在工地上捡到电池，拿袖子擦了擦递给他：“刘总，电池找到了。在搅拌机底下压着呢。”
刘志强把电池接过来，苦笑了下：“卫叔，我这楼还没盖起来，先赔了二十万。”
“赔了二十万，地基稳了。地基不稳，将来楼歪了，赔的就不是二十万了。”卫老栓把电池装回计算器里，拿手摁了两下，屏幕亮了。
到了2003年春天，主体盖到六层，钢材价格开始往上蹿。螺纹钢从一吨两千三涨到三千七，涨幅超过六成。刘志强跟钢厂签的供货合同是按季度锁价，但钢厂那边变卦了，打电话过来的是一个销售科长，说话打着官腔：“刘总，实在不好意思，产能不足，优先保国企大客户。您这个季度的供货量得砍四成。”
“合同上白纸黑字签着的——”
“合同上写了不可抗力条款。产能不足算不可抗力。”
刘志强把电话摔了。摔完了又捡起来，拨回去：“行。你砍吧。以后别来找我。”
工地等着钢筋绑扎，罐车来了没料卸，三十几个工人蹲在太阳底下晒。老巩一天三个电话催，电话打到刘志强手机上，震得桌子嗡嗡响：“志强，再不进钢筋，停工超过十天工人就散了，到时候再招人可就不是这个价了。”
刘志强跑了长治、临汾、郑州三个钢材市场。在长治钢材市场，他蹲在一堆螺纹钢跟前拿手摸了摸钢号，问老板：“这批货啥价？”
“三千七一吨，现款。”
“能赊不？”
“赊？你谁呀？”
刘志强把名片递过去。老板看了看：“志强建安？没听过。晋城的？晋城开发商我认识老周，你认识不？”
“认识。凤台公馆就是我盖的。”
“凤台公馆？”老板抬眼看了看他，“那楼不错。行，给你留五十吨，先付一半，剩下一半下个月结。”
刘志强当场开了支票，五十吨钢材拉回晋城，撑了半个月。半个月后他又跑了临汾，拿现金抢了一批高价货，但只够再撑半个月。他去找信用社，信贷员姓赵，四十来岁，脸黑，抽烟抽得牙黄，翻着账本摇头：“刘总，你这项目主体才盖到六层，抵押物价值不够追加贷款。除非你找到担保。”
“谁能给我担保？”
“找国企。晋城矿务局下面那些公司，或者找政府平台公司。”
刘志强跑了一圈，没人愿意给他担保。一个民营开发商，二十层楼，盖到六层，钢材涨价，谁看了都摇头。他去找了老周——就是钢材市场老板认识的那个开发商，老周请他喝了杯茶，听完情况摇了摇头：“志强，不是我不帮你。我这边的盘子也紧，银行在抽贷，我自顾不暇。”
刘志强从老周办公室出来，站在大街上点了根烟。街上人来人往，卖烤红薯的老头推着炉子从他跟前过，红薯的甜味儿混着煤烟味儿往鼻子里钻。他抽了半根烟，掏出手机给赵建军打电话。那头响了七八声才接，赵建军正跟井下带班呢，手机信号断断续续的。
“建军，我遇到坎了。”
“咋了？你大声点，井下信号不好。”
“钢材涨价，资金缺口五十万。信用社不贷了，我手头能动的钱全砸进去了。你要是手头方便——”
赵建军打断了他：“我手头有五万，是给闺女攒的上学钱。你先拿去。”
“五万不够。”
“我知道不够。但你先把工人工资稳住，别停工。剩下的我再帮你想办法。”
“你能想啥办法？”
赵建军那边信号断了一下，隔了几秒又接上了：“矿上每年采购支护钢材，跟长治钢铁厂有长期合同。我去问问能不能帮你搭个线，让你直接按矿上的协议价拿货。”
“那能省多少？”
“一吨省三百。你差多少吨？”
“少说一百五十吨。”
“那就是四万五。加上我那五万，将近十万。剩下四十万你自己想办法。”
刘志强在电话那头半天没说话，拿手把烟掐了，烟头在手指头上烫了一下他也没撒手。赵建军以为他挂了：“志强？”
“我在。”刘志强的声音有点闷，像嘴里含着东西，“建军，你那五万是给娃上学攒的，我不能要。”
“你少废话。卡号发过来，我下午去银行转。”
当天下午赵建军把五万块转了过去。转账是在矿上门口的信用社办的，柜台是个小姑娘，拿算盘噼里啪啦打了一阵，填了张单子让赵建军签字。赵建军签了字，把回单揣兜里，回办公室给刘志强发了条短信：“转了。查收。”
刘志强没打借条，赵建军也没要。晚上赵建军回家跟宋小琴说了这事，宋小琴正在厨房擀面，擀面杖在案板上滚了两下，停住了。
“你把闺女的上学钱借给他了？”
“借了。他遇到坎了。”
“他遇到坎你就把闺女的上学钱借出去？闺女明年上小学，择校费就得两千。”
“择校费的事我想办法。他这坎过不去，工地停工，三十几个工人没活干，材料商的钱还不上，他这十几年白干。”
宋小琴把擀面杖往案板上一搁，拿手拍了拍手上的面：“赵建军，我跟你说——我不是不让你帮他。但你得有个底线。你帮他可以，别把咱家搭进去。”
“我知道底线。”
“你知道个屁。你上回借他那三万，还了没有？”
“还了。”
“这回又借五万。下回他再遇到坎呢？”
赵建军不吭声了。宋小琴把面擀开，拿刀切成条，抖了抖，撒上面粉：“行了。吃饭。”
后来那四十万是刘志强找了一个入股的朋友追加投资解决的，条件是项目利润多分人家五个点。朋友姓吴，以前在晋城做煤炭生意的，手里有闲钱，听了刘志强的情况，想了想说：“五个点。行。但你这楼封顶之前，我得派个财务来盯着。”
“行。你派。”
钢材也通过赵建军搭的线从长钢按协议价拿了一批。赵建军带着刘志强去长钢销售处找了他认识的处长，姓李，五十多岁，脸晒得跟焦炭一个色，说话带着长治口音：“赵科长，你介绍的人我放心。但协议价是给矿上的，私人企业用这个价，我得跟上面说一声。”
“李处长，他这楼盖好了，你们长钢也能用。以后晋城商品房都用长钢的钢材，算不算长期客户？”
李处长想了想，拍了板：“行。一百吨，按协议价。但得现款。”
“现款。”
一百吨钢材拉回晋城，工地重新开了工。老巩带着工人加班加点绑钢筋，刘志强天天守在工地上，晚上拿手电筒照着钢筋一根一根查。有一回他查出来一根钢筋绑错了位置，让老巩返工，老巩不乐意：“偏了两公分，不影响。”
“两公分就是两公分。返工。”
老巩骂骂咧咧返了工。
凤台街那栋楼2004年开春封顶。封顶那天刘志强在楼顶上放了两挂鞭，鞭是两千响的，碎红纸崩了一地，楼顶上的风大，纸屑刮得满天飞。二十层，晋城当时最高的楼，站在楼顶能看见老城区的屋顶，灰扑扑的一片瓦顶，中间戳着几根烟囱，再远处是矿上的矸石山，顶上的白烟一绺一绺往上飘。
老巩站在楼顶边上，手搭凉棚往远处看：“志强，这楼比矿上那矸石山还高。”
“高。”刘志强点了根烟，抽了一口，“我小时候在村里，觉得村口那棵老槐树就是最高的东西。爬上去能看见整个赵家沟。现在站这儿，能看见整个晋城。”
老巩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你以后还想盖更高的？”
“想。盖晋城第一高楼。”
开盘价两千八一平，比西街那栋翻了一倍多。刘志强把赵建军的五万块还了，硬塞给他一张卡：“里头多存了两万，算利息。”
赵建军把卡推回去：“利息不要。你把那两万给卫老栓发奖金，他去年帮你修了多少回设备，你心里有数。”
刘志强拗不过他，真给卫老栓发了两万。卫老栓拿到钱那天给赵建军打了个电话，吭哧了半天说了句：“赵科长，当年砸你玻璃那事儿……不是我干的。”
赵建军笑了：“我知道不是你。你砸的话不会只砸一块。”
凤台街交房那天，赵建军去看了。刘志强领着他从一楼爬到二十楼，一间一间看。走到顶楼那间，刘志强推开门，窗户外头就是整个晋城。赵建军站在窗前看了半天，忽然说：“志强，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在村口老槐树上刻字？”
“记得。你刻‘赵建军’，我刻‘刘志强’。”
“你那时候说，长大了要盖最高的楼。”
“我说过？”
“说过。在树上说的。”
刘志强靠在窗框上，拿手摸了摸窗台，窗台上落了层灰：“我忘了。你记性好。”
“下回你回村，咱俩去看看那棵树。字还在。”
“在。去年我回去看过。树皮长粗了，字撑开了，但还能认出来。”
两人站在窗前，看着晋城的屋顶和远处的矸石山。楼下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
第七章 生产科科长（2003年秋）
2003年秋天，老吴科长退休了。退休那天老吴把赵建军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摸出一瓶汾酒，两个搪瓷缸子，倒满了推给赵建军一缸。
“建军，生产科交给你了。我干了一辈子煤矿，退休前就一件事不放心——生产科这帮人里，能接我班的就你一个。”
赵建军端着搪瓷缸子没喝：“吴科长，我才干了三年半——”
“三年半咋了？你下井跟了两年班，生产组织你摸透了。3805透水那事儿，要不是你懂现场，课本上那几条征兆背得再熟也看不出来。”老吴把酒干了，搪瓷缸子往桌上一墩，“我跟矿长推荐了你。生产科科长，你干不干？”
赵建军把酒喝了。辣，从嗓子眼烧到胃里。
但事情没那么顺。矿上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有三个：赵建军，生产科副科长；采煤一队队长老李，干了五年队长；安监站站长小刘，比赵建军还早一年提的正科。老李干了五年队长，井下经验足，嗓门大，一嗓子吼出去半个巷道都能听见。小刘是科班出身，太原理工大学采矿系毕业的，比赵建军还早一年提正科，平时话不多，但写材料一把好手，矿上的安全报告全是他写的。
矿长把三个人叫到办公室，一人发了一份图纸：“这是明年全矿的采掘接续方案初稿，你们三天时间，各自改一版出来，改完了上会讲。谁讲得清楚谁上。”
赵建军那三天没回家。他把图纸摊在办公桌上，从一队到三队，从采煤到掘进到通风到运输，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捋。桌上堆了一摞草稿纸，算废了的拿红笔划掉，划得纸面通红。夜里饿了泡方便面，面碗搁在图纸边上，汤洒出来一圈，拿抹布擦了。宋小琴打了三个电话催他回家，他都说“快了快了”，但一直没动窝。
他算了三遍煤量衔接。一队明年二季度搬家，三队三季度搬家，二队四季度搬家。三个队搬家时间不能撞在一起，撞在一起全矿产量就得断崖。他把三个队的搬家时间错开了半个月，中间插了两段检修，又把掘进计划往前压了压，保证每个采煤队搬完家新面已经备好。
第三天下午上会，三个人轮流讲。老李讲得中规中矩，拿着稿子念，念到一半抬头看了一眼矿长，矿长靠在椅背上闭着眼听。小刘讲得偏重安全，PPT做了十几页，翻到第七页的时候投影仪灯泡烧了，会议室黑了一下，他拿手电筒照着图纸讲完的。轮到赵建军，他把图纸往墙上一挂，拿根教鞭指着：“明年一队搬家放在四月上旬，三队放七月下旬，二队放十一月中旬。为什么这么排？一是避开春节保勤，二是避开雨季顶板管理最难的时候，三是三队搬完家正好赶上冬季用煤高峰，新面产量能顶上去。”
矿长问：“万一掘进跟不上呢？”
“所以我把掘进计划提前了。一队新面今年十二月就得开始掘，三队新面明年三月开始。生产科跟掘进队签责任状，进尺跟奖金挂钩，超一米奖二十，欠一米扣二十。”
“掘进队要是干不出来呢？”
“干不出来我负责。生产科天天派人盯现场，一天一调度，三天一考核。”
矿长看了他半天，转头问其他几个副矿长：“你们啥意见？”
管生产的副矿长说：“赵建军这个方案最细。搬家时间错开这个事，以前没人想过，年年三个队撞在一起，撞一回全矿断半个月。”
管安全的副矿长说：“他方案里把雨季顶板管理单独列了一段，这个好。”
矿长拍板：“那就赵建军上。生产科科长。”
赵建军从办公室出来，给刘志强打了个电话。刘志强在那头笑：“赵科长，这回是真科长了。晚上出来喝点？”
“改天。我得先把明年的接续方案细化了，矿长让我下礼拜上会讲。”
“行，你忙。对了，我凤台街那栋楼开始做外墙保温了，下个月交房。”
“卖得咋样？”
“一百六十套，剩了不到二十套。回款四千多万。”
“那你不缺钱了？”
“不缺了。你啥时候用钱跟我说。”
“我不用。你留着吧。”
挂了电话，赵建军站在办公楼门口点了根烟。楼下李满仓正推着自行车往外走，车后座上绑着个纸箱子，里头装着电脑显示器。赵建军喊了一嗓子：“满仓！干啥去？”
“搬电脑回家！机电科那台没人用，我跟科长说了，搬回家打游戏！”
“你媳妇不说你？”
“她说只要我把工资交全了，打游戏随便。”
赵建军笑了，把烟掐了，回办公室接着改方案。
第八章 矿长助理（2005年）
2005年春天，红旗矿被集团列为首批机械化改造试点。
矿长在调度会上发愁，手拍着桌上的文件：“机械化改造是集团定的调子，但人从哪来？矿上在册两千八，一线采煤工平均年龄四十二，招不来年轻人。上综采，一个工作面从一百二十人减到六十人，产量翻三倍——可这六十人得会操作设备，咱现在这些人连采煤机长啥样都没见过。”
赵建军在会上说：“上综采，头一年紧巴点，第二年产量上来了，成本降下去，两年回本。不上综采，靠炮采那套老工艺，人工成本年年涨，煤价万一跌了，咱就得亏损。”
矿长拍了板：“赵建军，你牵头上这个事。给你三个月考察，回来拿方案。”
赵建军带了七个人去山东兖州、安徽淮南考察了一圈。在兖州矿业集团，人家带他们下了一个综采工作面，采煤机是德国艾柯夫的，滚筒直径两米五，一刀割下去两米五高，煤块哗啦啦往下落，皮带机轰隆隆往外运。赵建军站在支架下面看了半天，问人家的技术员：“你们这个面，一个班出多少煤？”
“八千吨。”
赵建军在心里算了算，红旗矿炮采一个班出两千吨顶天了。他拿矿灯照了照支架，支架是郑煤机产的，工作阻力六千千牛，初撑力打到了二十五兆帕。他又问：“支架工多少人？”
“一个班六个支架工。采煤机司机两个，溜子司机两个，机头机尾各一个，总共十一个人。”
“十一个人出八千吨？”
“对。地面调度室远程监控，井下不用那么多人。”
赵建军回来写了份三十页的报告，把综采设备选型、工作面配套、人员培训、资金筹措一样一样列清楚了。报告是拿钢笔写的，写错了拿刀片刮，刮得纸上一个洞一个洞。
报告交上去，集团批了。矿上成立机械化改造指挥部，赵建军任副总指挥，兼生产科科长。
设备选型谈判跑了三趟郑州、两趟太原。液压支架的初撑力、工作阻力、支护强度，一个参数一个参数跟厂家抠。厂家技术员说：“赵科长，你这比我们出厂检验还严。”赵建军说：“你设备下井要是趴窝了，我全矿停产。你赔我产量？”
厂家技术员不吭声了，拿笔在合同上改了一个参数。赵建军看了看，又改回去：“这个不能动。你改了我验收不过。”
人员培训更麻烦。综采队抽了六十个人，平均年龄三十八，有一半人连电脑开机都不会。赵建军请厂家技术员驻矿三个月，手把手教。有个老工人叫李有才，四十五了，学了一个月还不会操作采煤机遥控器。赵建军找他谈话，李有才蹲在机修班门口抽烟，烟抽到过滤嘴了还舍不得扔，拿指甲掐着烟屁股嘬最后一口。
“赵科长，我干了二十五年炮采，打眼放炮装药我闭着眼都能干。这遥控器上二十几个按钮，我记不住。”
赵建军蹲在他旁边：“有才，你打眼放炮那会儿，师父教了你多久？”
“三个月。”
“那咱也三个月。你一天记一个按钮，二十天就记全了。剩下的日子练操作，练到闭着眼能按对。”
李有才把烟掐了：“行。赵科长你这么说，我试试。”
赵建军拿了个遥控器给他，拿粉笔在按钮上画了标记：“这个红的，是启动；这个绿的，是停止；这个黄的，是急停。你先记这三个。”
李有才把遥控器揣兜里，回了宿舍。第二天赵建军去综采队转了一圈，看见李有才蹲在宿舍门口拿着遥控器比划，嘴里念念有词。第三天又去看，李有才拿了个小本子，把每个按钮的功能都抄下来了，抄得工工整整。
三个月后综采队考核，李有才考了八十七分，排全队第十二。
考核完了赵建军问他：“咋样？”
“还行。就是急停那个钮我老找不准。有一回模拟操作，我按成启动的了。”
“那你多练。”
“我练了。晚上等宿舍人睡了，我拿遥控器在被窝里摸按钮，摸熟了才睡。”
2005年10月，红旗矿第一套综采设备在3805工作面安装调试。设备是从郑州运来的，装了八辆大卡车，液压支架拆成零件运下来，在井口组装。赵建军跟了整整一个月，每天下井盯现场。支架安装的时候，底板不平，有一架支架底座悬空了，赵建军让工人拿木板垫上，垫完了拿水平仪量，不平就重垫。
采煤机第一刀割下去那天，赵建军站在支架下面看着滚筒转起来，煤块哗哗往下落，皮带机轰隆隆往外运。他拿矿灯照着煤壁，煤壁齐整整地往外出煤，没有片帮，没有掉顶。一个班出了八千吨煤，是炮采时候的将近三倍。
升井之后他在澡堂子里泡了半小时，出来给刘志强打了个电话：“志强，机械化上了。”
“啥意思？”
“意思是我以后不用天天担心井下死人了。”
刘志强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那你也得注意身体。我听你说话嗓子都劈了。”
“没事。习惯了。”
那年年底，矿上提了赵建军矿长助理，还是兼着生产科科长。矿长跟他谈话的时候说：“建军，机械化改造你干得漂亮。明年矿长要调走，我推荐你接。但集团那边还得考察，你心里有数。”
赵建军说：“我心里有数。”
第九章 副矿长（2008年秋）
2008年秋天，红旗矿矿长调任集团安监局副局长，空出来的位置由集团党委研究接任人选。
赵建军那时候已经是矿长助理，兼生产科科长，还管着机械化改造的收尾。矿上连续三十六个月无死亡事故，综采队年产量从六十万吨提到一百八十万吨，全员工效翻了两倍多。集团来考察那天，谈话谈了二十多个人，从副矿长到采煤队长到食堂大师傅，没人说赵建军坏话。
但也有不同意见。集团有个副部长提了一嘴：“赵建军当矿长助理期间搞机械化减人，综采队减下来的人有几个分流到辅助队组，工资降了一截。有人反映他‘不关心职工利益’。”
考察组组长问：“写信的人署名没有？”
“没有。匿名信。”
组长把信往桌上一放：“匿名信不算数。赵建军这三年干了多少实事，矿上职工心里有杆秤。”
但矿长位置最终没给赵建军。集团从别的矿调了一个矿长过来，赵建军提了副矿长，分管安全。
宣布任命那天，集团董事长找赵建军谈话，办公室里就两个人，茶几上摆着两杯茶，茶是毛尖，茶叶竖在杯子里。董事长把任命文件推过来：“建军，你心里有没有想法？”
赵建军想了想：“有。但我服从组织安排。”
“你知道为啥没让你当矿长？”
“我太年轻。矿上那些四五十岁的老队长，我压不住。”
董事长笑了：“你知道就好。新来的矿长比你大八岁，在别的矿干了六年矿长，压得住阵。你跟着他再干两年，把全矿的经营管理摸透了，到时候不用我说话，你自己就能上去。”
赵建军点头。
那天晚上刘志强请他喝酒。两人在晋城老城区一家铜锅涮肉馆，刘志强点了三盘羊肉、一份毛肚、豆腐白菜各一份，还要了两瓶汾酒。铜锅里的炭火烧得通红，羊肉片下锅一涮就变色，蘸麻酱吃，麻酱里搁了韭菜花和腐乳。
“副矿长，分管安全。”刘志强举起酒杯，杯底在桌面上磕了一声，“这活儿不好干——不出事是应该的，出了事第一个找你。”
“我知道。”
“你知道还干？”
“我不干谁干？矿上那些人，有几个懂安全的？”
刘志强把酒干了：“行。你赵建军是好人。我服。”
两人喝到后半截，赵建军忽然说：“志强，你还记不记得九三年我刚到矿上那天，你骑摩托来堵我？”
“记得。你还穿着我娘给你做的蓝底白花被面。”
“你那时候跟我说，不出三年矿上得自己找饭吃。还真让你说着了——国企三年脱困，矿上差点没撑过去。”
“我还说让你求我买轮胎。”
“你轮胎后来卖给矿上了。”
两人笑了。笑着笑着刘志强收了声：“建军，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光屁股算起，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你当官，我经商。你稳，我冒。你说咱俩谁赢了？”
赵建军想了想：“谁也没赢。都还在路上。”
窗外飘着2008年第一场雪。雪片子打在玻璃上化成一滴水，顺着玻璃往下淌。铜锅里的炭火烧得正旺，汤咕嘟咕嘟冒着泡。两个属鸡的男人——一个刚满三十九，一个也刚满三十九——碰了碰杯子，把汾酒干了。
第十章 海南（2008年夏）
刘志强2008年夏天干了件大事——去海南拿地。
那时候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概念刚冒头，全国各地的开发商往三亚、陵水、文昌跑。刘志强跟着一个山西商会考察团去了一趟，回来就拍板：在文昌清澜港附近拿了两百亩，规划建“晋海度假村”，别墅加酒店式公寓，投资概算两个亿。
赵建军听说这事已经是夏天了。两人在晋城宾馆吃早饭，刘志强兴冲冲拿规划图给他看：“你看这位置——离海不到一公里，将来跨海大桥一通，到海口半小时。地价现在一亩二十万，等规划落地翻三倍不止。”
赵建军翻了翻图纸：“你哪来两个亿？”
“自有资金六千万，银行贷款八千万，剩下六千万找几个老板合伙。”
“志强，我没搞过房地产，但我管过矿上的基建项目。你这种量级的投资，自有资金只占三成，银行贷款加合伙占七成——万一销售回款慢，你拿啥还？”
“海南那边房子不愁卖。我做了调研，去年文昌商品房均价涨了四成。”
“涨得快跌得也快。你忘了九三年海南房地产泡沫？那时候多少人跳海。”
刘志强脸色不太好看：“建军，你干煤矿的，不懂房地产周期。”
“我是不懂。但我懂一条——借钱太多睡觉不踏实。你那个凤台公馆挣的钱，全砸进去还不够，还背了八千万贷款。万一出点岔子，你这十几年白干。”
刘志强把图纸一收：“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赵建军没再劝。
然后就是九月。雷曼兄弟倒了，全球金融危机，国内房地产成交量断崖式下跌。文昌那个项目刚做完地基，预售证还没拿到，银行先抽贷了——放出去的八千万贷款，年底前必须还清。
刘志强在海南待了半个月，跑遍了所有能跑的银行，一分钱没贷到。合伙人那边两个老板自身难保，不但不追加投资，还要求按比例退股。
他回到晋城那天晚上，给赵建军打了个电话。赵建军接起来的时候听见那头声音不对——沙哑，像好几天没睡。
“建军，我这次可能真过不去了。”
第十一章 拉一把（2008年冬）
赵建军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半天没说话。他知道刘志强这十几年挣了多少钱——凤台公馆、泽州新城几个项目加起来，身家保守估计过亿。但海南这一把，押得太大了。
“差多少？”
“银行抽走八千万，工地停工三个月，工人工资欠了四百多万。总共缺口……一个亿。”
赵建军吸了口气：“我帮不了你一个亿。”
“我知道。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晋城有没有国企愿意接一块地？我把泽州新城那块工业用地卖了——那地现在值五六千万，但得找有实力的买家。”
赵建军想了一晚上。第二天去集团开会，议题正好是煤场扩建——集团在晋城北边有个储煤场，面积不够用，需要新征一块工业用地。
散会后赵建军把董事长拉到一边：“我有个朋友在泽州新城有块工业用地，一百二十亩，手续齐全，位置合适。他想出手，价格比市场价低一成。”
董事长问：“你朋友叫啥？”
“刘志强。志强建安公司。”
“可靠？”
“可靠。地是干净的，没抵押没纠纷。”
“那行。你让他来谈。”
半个月后，集团收购了刘志强那块地，作价五千二百万。钱到账那天，刘志强先把工人工资结了，又把信用社的短期贷款还了。海南的项目暂时停工，留了两个看场地的。他把晋城的资产盘了盘——凤台公馆剩下几套商铺、泽州新城卖了一半、公司账上留了八百多万流动资金。
身家算下来还有一亿出头。
年底两人喝酒。刘志强喝到半醉，拿筷子敲着碗沿说：“建军，你当初劝我别去海南，我没听。现在看，你比我稳。”
“稳啥。我要稳，当初就不该借你那三万。”
“那不一样。你借我那三万是救我，我拿那三万翻了几倍还你。”
“那你这次咋说？”
刘志强放下筷子：“认栽。海南那两百亩我留着了——不开发了，放着，等哪天缓过来再说。眼下把晋城的活儿干好，保障房、棚改，利润薄点，但稳当。”
赵建军端起酒杯：“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