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清楚，这事儿是俺姥爷讲的。俺姥爷叫李福贵，今年七十八了，耳不聋眼不花，一顿还能吃两碗捞面条。每年夏天晚上在院子里乘凉，他就摇着蒲扇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经历。讲来讲去就那么几段，可每回讲到他在火葬场值夜班那段，我还是听得后脊梁发凉。
俺姥爷是1956年生人，属猴。1975年高中毕业，赶上最后一批上山下乡，在鹿邑县王皮溜公社插了三年队。1978年回城，安排到亳县（那时候还叫亳县，后来改的亳州市）民政局殡葬管理所上班。啥叫殡葬管理所？说白了就是火葬场。那会儿火葬刚开始推行，城里人死了必须火化，可老百姓心里不认，偷着埋的多了去了。俺姥爷的工作就是白天骑个破三轮摩托满城转，逮着谁家偷埋，上去做工作——轻则批评教育，重则罚款五十。五十块在1979年可不是小数目，一头猪才卖三十来块。
干了半年多，所长找他谈话：“小李，所里研究决定，让你去北关火葬场值夜班。每天补助三毛钱，管一顿夜宵。”
俺姥爷问：“夜班干啥？”
所长说：“不干啥，就看着那几台火化炉。别叫人偷了。”
您听听，火化炉也有人偷？其实就是那会儿社会秩序乱，啥都有人偷。火化炉虽然搬不走，可上面的铁门、鼓风机、温度表，都是值钱东西。前两个月南关火葬场就叫人夜里撬了窗户，把两台炉子的鼓风机拆走了，损失三百多块。所长气得拍桌子，说这回北关必须安排人值夜。
俺姥爷年轻胆壮，寻思不就是看个门嘛，能咋地。第二天就卷着铺盖去了。
北关火葬场在县城北门外三里地，周围全是庄稼地，再往北走二里是涡河大堤。场子不大，一进院子三间瓦房——东边两间是停尸间和告别厅，西边一间是骨灰存放室，中间正对大门的是操作间，里头并排安着两台老式火化炉，烧柴油的，烟囱从房顶伸出去老高。院子西墙根底下有个压水井，东墙根搭了个石棉瓦棚子，棚子底下放张铁架子床——那就是俺姥爷的值班室。
头一天晚上，场长老周领着他转了一圈。老周五十多岁，驼背，烟不离手，说话慢吞吞的。走到停尸间门口，老周站住了：“小李，这两扇门是铁的，从外面能锁。锁上以后，不管里头有啥动静，不许开。”
俺姥爷问：“啥动静？”
老周说：“尸体嘛，有时候肚子里的气往外排，会发出声儿，跟叹气似的。正常的。还有老鼠，大白天都敢在人脚面上跑，夜里更欢。你别自己吓自己就行。”
俺姥爷心想我又不是三岁小孩。老周又交代：“操作间后墙有个小窗户，对着涡河大堤。那窗户上个月叫野狗扒开过，拿砖头垒上了。夜里要是听见外头有动静，别出去看。野狗多。”
说完老周骑车子走了。俺姥爷往铁架子床上一躺，心里还挺美——三毛钱补助呢，食堂夜宵有肉丝面，比在生产队扛麻袋强多了。
头半个月啥事没有。
每天傍晚六点交接班，白班的师傅走了以后，场子里就剩俺姥爷一个人。他把大门从里头插上，回值班棚烧壶开水，泡杯茶叶末子，拿本《解放军画报》翻来覆去地看。到了九点多钟，去操作间检查一遍两台炉子，拿手电照照停尸间的铁锁，确认锁好了，再回棚里睡觉。
夜里确实有动静。停尸间偶尔传来“噗——”一声闷响，像谁吹了口气。头一回听见俺姥爷汗毛都竖起来了，拎着手电跑过去拿耳朵贴铁门上听，里头再没声了。第二天问老周，老周说：“给你说了嘛，尸体肚子里的气，正常。”后来习惯了，听见响动翻个身接着睡。
老鼠是真多。值班棚里头放了俩馒头，早上起来一看，塑料袋啃得跟筛子似的。最恶心的是有一回俺姥爷把鞋脱了搁床底下，早上穿的时候脚趾头一伸进去，踩着一窝没睁眼的小老鼠，软叽叽热乎乎的，恶心得他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从那以后鞋都拿砖头压着睡觉。
可到了第十六天，事儿来了。
那天是1979年9月12号，农历七月廿一，记得清楚是因为头一天刚发工资，俺姥爷还了别人十块钱账。白班烧了三个——一个老太太，正常死亡，心脏病；一个中年男的，修房顶摔下来摔死的；还有一个年轻妇女，难产，大人孩子都没保住，才二十四岁，唉。
按规矩，最后一个烧完是下午五点多，骨灰家属领走了。停尸间应该是空的。俺姥爷傍晚六点半巡视的时候，确实看见停尸间的门敞着，里头两张停尸床都空着，水泥地冲得干干净净。他把门带上，挂上铁锁，回去烧水泡茶。
夜里十一点多，俺姥爷正迷迷糊糊要睡着，忽然听见停尸间那边“咣当”一声，像铁门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他一下子坐起来，竖着耳朵听。又一声——“咣当”。接着是“吱呀”一声长响，像铁门合页锈住了，被人推开的那种动静。
俺姥爷心里咯噔一下。停尸间的铁锁是他亲手挂的，钥匙在他裤腰带上别着。他摸黑穿上鞋，拎起手电，想了想又从床底下抽出根铁通条攥手里，壮着胆子往停尸间走。
九月天，月亮又大又白，把院子照得清清楚楚。俺姥爷走到停尸间门口一看——铁锁好好地挂着，纹丝没动。铁门关得严严实实。
“闹耗子呢。”他松了口气，拿手电朝门缝里照了一下。水泥地上干干净净，两张停尸床并排摆着，上面各铺一张旧草席——按规矩，用完了席子不撤，下次接着用。
他回去接着睡。刚迷糊着，又一声“咣当”。这回更清楚了，就是从停尸间传出来的，还带着回音。
俺姥爷又跑过去看，锁还是好的。他趴门缝上往里瞅了半天，黑咕隆咚啥也看不见。拿手电扫了一圈——停尸床上没人，地上也没人，墙角堆着两卷草席。他心想是不是猫钻进去了？可窗户都关着，门也锁着，猫从哪儿进的？
就这么反反复复折腾了四五趟，到后半夜两点多才消停。
第二天早上跟老周交接班，俺姥爷把这事儿说了。老周叼着烟听完，沉默了半晌，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扔踩灭了：“小李，你胆儿大，我不瞒你。停尸间那两张床，上个月出了个事。”
老周说，八月初六那天送来个男的，四十来岁，城关镇人，在建筑队干活。那天下午下班回家，骑自行车经过北关桥头，让一辆拉砖的拖拉机给刮了，后脑勺磕马路牙子上，当场就不行了。送到火葬场是晚上七点多，人都凉透了。
按规矩，非正常死亡的得等公安局出死亡证明才能烧。那会儿办事拖拉，证明第二天才给开出来。所以尸体在停尸间搁了一宿。那男的就躺在一号床，就是靠门那张。
第二天早上白班的人来上班，打开停尸间准备推去烧，一看——尸体掉地上了。脸朝下趴着，两只手往前伸，像要爬出门去。把人吓够呛，赶紧叫老周过来看。老周查了半天，说可能夜里翻身翻下来的——停尸床窄，一米宽，尸体也没捆——以前也掉过。跟公安局那边的人说了，人家来看了看，说没丢东西，也没外伤，就是掉地上了，没事。家属闹了一场，所里赔了二十块钱丧葬费，火化了事。
“那后来呢？”俺姥爷问。
老周说：“后来就没啥了。停尸间就那样，偶尔出点动静，八成是耗子。”
俺姥爷嘴上没吭声，心里犯嘀咕。晚上回了家，跟他娘提了一嘴。他娘是农村妇女，不识字，可对这些事特别信。听完一拍大腿：“那肯定是那男的心里有冤！拖拉机刮死的，赔了多少钱？”
俺姥爷说不知道。他娘说：“你明天去打听打听。”
第二天俺姥爷上班，趁着中午吃饭问了问所里管档案的刘姐。刘姐翻了半天卷宗告诉他：那男的叫张洪亮，城关镇张庄的，家里一个老婆仨孩子，老大才十二。拖拉机是城郊公社砖窑厂的，司机叫啥不知道，反正最后认定双方都有责任，砖窑厂赔了三百块钱，生产队里再给补助两百。他老婆不服，来所里闹了两回，说三百块钱买条命太亏了。可那时候就这样，非正常死亡赔偿没个准数，闹也没用。
俺姥爷听完心里挺不是滋味。晚上值班的时候，他干了一件后来后悔了半辈子的事儿——他锁门之前，对着停尸间空荡荡的两张床说了一句话。
他说：“张洪亮，你要是心里有气，也甭在这儿折腾。你家里有困难，找你们大队干部去，找我没用。我就是个看门的。”
说完锁上门睡觉去了。那一宿，停尸间再没出动静。
可第二天晚上，事儿更邪乎了。
第二宿，俺姥爷十点多巡视的时候，发现停尸间门上的铁锁掉地上了。锁鼻子还挂着，锁体掉在台阶下面，像被人从挂锁的地方推下来的。他捡起来重新挂好，拿手推了推门——关得严实。回棚里接着睡。
十二点多，正睡着，忽然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嚓，嚓，嚓”，慢悠悠的，从停尸间门口走到操作间门口，停下来，又走回去。像谁穿着布鞋在水泥地上踱步。
俺姥爷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心想可能是野狗。他隔着棚子拿手电往外照了一圈，啥也没有。脚步声停了。
刚躺下，“嚓嚓”声又响起来，这回是从操作间往大门口走，走到大门口停了一会儿，又折回来。
俺姥爷火了。他这人就这样，越怕越气。他从床底下摸出那根铁通条，把棚子门一拉，大步冲出去，手电往院子里一杵：“谁！出来！”
月光底下，院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影没有。大门插着，小门锁着，院墙一人多高，上面还插着碎玻璃碴子——防人翻墙的。脚步声没了，连虫叫都停了，安静得瘆人。
俺姥爷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每个墙角都拿手电照了。走到操作间后墙根的时候，他发现那扇被砖头垒上的小窗户，最上面两块砖掉在地上，露出一个黑窟窿。窟窿外头就是涡河大堤。他探头往外照了照，堤上长满了茅草，风吹得哗哗响。
“八成是黄鼠狼。”他自言自语，把砖头捡起来重新垒上，又找了块半截砖把最上面压实。回棚里把铁通条搁枕头边上，接着睡。
后半夜没再出声。
可到了第三天晚上，出大事了。
那天白天烧了四个，最后一个是下午四点推出来的，烧完正好五点半。俺姥爷接班的时候，白班的人跟他说：“今天忙够呛，你夜里警醒着点，骨灰室还搁着三盒没领的呢。”俺姥爷应了一声，交接完把大门锁上，照例烧水泡茶。
那晚上有点阴，月亮被云彩遮着，院子里黑黢黢的。俺姥爷十点钟照例巡视了一圈，停尸间锁好，骨灰室也锁好，操作间前后门检查了一遍，回棚里躺下。
大概十一点半，他听见停尸间那边又有动静了——这回不是“咣当”一声，而是持续不断地“咕咚、咕咚”，像有人拿脑袋撞铁门。撞一下停一下，有节奏地撞。
俺姥爷翻了个身不想理。可那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砰砰砰”的拍门声，跟头一天晚上老赵头拍料棚门一个节奏。
对，您没听错，就是老赵头拍门那个节奏——俺姥爷后来跟我讲的时候说，他当时脑子里嗡一下，浑身的汗毛全竖起来了。因为那天他明明确认过，停尸间里是空的。
他抓起铁通条和手电冲出去。院子里黑咕隆咚，手电光一晃，停尸间的铁门正在自己晃——没人碰，就那么“咣当咣当”地来回晃，铁锁跟着哗啦哗啦响。
俺姥爷站定了，拿手电死死照着那扇门。晃了几下，停了。
然后门里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闷闷的，像嘴被什么东西堵着：“让我出去……”
俺姥爷后来说，他当时腿肚子转筋，差点一屁股坐地上。他拿牙咬了一下舌头，疼得眼泪出来了，才算没瘫。
那声音又说了一遍：“让我出去……我家里还有仨孩子……”
俺姥爷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儿，也可能是吓过头了，他拿铁通条往铁门上“当”地敲了一下，扯着嗓子喊：“张洪亮！我知道是你！你听我说——你的事儿所里已经处理了，赔了三百块钱，你老婆领了！你孩子以后有困难找大队找政府！你在这儿闹没用！再闹我叫人来把你烧了！”
喊完最后一句话俺姥爷就后悔了——人家已经是烧过的了，再烧一回是啥意思？
可怪就怪在，他喊完这一嗓子，停尸间里头安静了。过了一会儿，那个声音低低地说了句啥，俺姥爷没听清，然后就再没动静了。铁门也不晃了，院子里静得只剩蛐蛐叫。
俺姥爷握着铁通条在停尸间门口站了半个多钟头，确认真没声了，才回棚里。那一宿他没敢脱衣服，把铁通条攥手里，眼睛瞪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他堵住老周要问个明白。老周听完，叹了口气：“小李，你昨晚上最后那句话，说错话了。”
俺姥爷问咋了。老周说：“你说‘再闹叫你人来把你烧了’——这话戳他心窝子了。张洪亮为啥闹？他死的时候家里仨孩子，老婆没工作，三百块钱花完就没了。他是想让你给上头反映反映，看能不能再给家里要点照顾。你倒好，说再闹就烧了他。”
俺姥爷说：“那咋办？”
老周说：“咋办？你今晚值班的时候，进去把话说清楚。你就说——张洪亮，你的事儿我知道了，我明天去找所长说，看能不能再给你家申请点救济。你先别闹了。你要答应了，明天晚上我值班的时候你托个梦给我——不用真托梦，你就消停一宿就行。”
俺姥爷硬着头皮答应了。
当天晚上，俺姥爷提前把停尸间的门锁打开，拿手电照着里头两张空床，站在门口把老周教的话说了一遍。说完补了一句：“张洪亮，我李福贵说话算话，明天一早就去找所长。你要是信我，今晚就别闹了。”
说完把门关上，锁好，回去睡觉。那一宿，平平安安。
第二天俺姥爷真去找了所长。所长老刘是个转业军人，听完汇报，拿钢笔敲了半天桌子：“这个事儿……按规定确实没有追加补偿的先例。不过他老婆在城关镇街道工厂糊纸盒，一个月挣十二块钱，仨孩子确实困难。这样——以咱们所的名义给城关镇政府打个报告，看能不能给他家办个困难补助，一个月五块钱。另外所里仓库不是有一批旧工作服吗？挑几件小的给他家孩子穿。”
报告打上去，半个月后批下来了。城关镇民政助理专门来了一趟，给张洪亮老婆送去了三个月困难补助十五块钱，还有一包旧衣服。他老婆当时就哭了，说没想到人死了还有人惦记。
打那以后，北关火葬场停尸间再没闹过动静。
俺姥爷在北关火葬场值了两年夜班，直到1981年底调回所里开车。后来火葬场搬迁扩建，老房子全扒了，盖了新的殡仪馆。张洪亮的孩子——老大后来接了班在肉联厂上班，老二考上了中专当老师，老三在城里开了个饭馆。前些年俺姥爷在街上碰见老三，四十多岁的人了，还认得他，拉着他手说：“李叔，小时候你给过我们一包旧衣服，我娘到现在还念叨呢。”
俺姥爷说，他这辈子经的事不少，但1979年秋天那半个月夜班，是他头一回真真切切觉得——有些东西，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它就搁那儿摆着。你说它是鬼也好，是人的念想也好，反正吧，人活着的时候多存点善念，死了也别亏待人家，该咋办咋办，别糊弄。你糊弄人，人就回来找你；你把话说明白了，把事办妥了，人家比活人还讲理。
末了俺姥爷摇着蒲扇补一句：“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两晚上我是真吓得够呛。后来再值夜班，我都把铁通条搁枕头边上——你说真要再出来啥，我能拿通条跟人家干一架咋的？就是壮胆儿。”
我问姥爷：“那您后来还碰见过别的怪事没？”
姥爷想了想，把蒲扇往腿上一拍：“有，那天是3月14号，俺姥爷记得清楚，因为头一天刚下过一场透雨，地里全是泥，车轱辘碾上去直打滑。上午十点多，所里接到电话：双沟公社马楼大队报上来一个老太太，七十三岁，姓马，婆家姓刘，都喊她刘马氏。老太太是头天夜里走的，睡过去了，早上家里人喊她吃饭喊不应，一摸身上都凉了。大队赤脚医生来看过，说是老死的，心脏停跳。
按规矩，非正常死亡要公安局出证明，正常死亡的由大队开个介绍信，家属签字同意，火葬场派车去拉。俺姥爷中午吃了两碗蒜面条，揣了包大铁桥烟，开着车就奔双沟去了。
双沟在县城东南边，走沙土路四十多里地。那天路上全是泥浆子，212吉普底盘高，挂上一档慢慢悠，晃悠了一个多钟头才到马楼。大队会计姓马，四十来岁，瘦得跟麻秆似的，领着俺姥爷往村里走。路上马会计说：“李师傅，老太太家里条件不好，仨儿子分家单过了，老太太自己住村东头两间土坯房。昨晚上她大儿去送饭，推门看人已经不行了。仨儿一合计，说老娘苦了一辈子，临了不能悄没声地拉走烧了，得搁家里停一天，让亲戚邻居都来瞅一眼。”
俺姥爷说行，按规矩办。到了老太太家一看，两间土坯房，外间支了张门板，老太太穿戴得整整齐齐躺在上面——黑布褂子黑布裤子，脚上蹬着白底黑帮的布鞋，脸上盖着一张黄表纸。棺材是没有的，那时候火葬区不许用棺材，就门板加草席。屋里一股潮气混着烧纸的味儿，仨儿子跪在门板两边，儿媳妇在门口烧纸盆，哭得有一搭没一搭的。俺姥爷看了看大队介绍信，让仨儿子签了字，又帮着把老太太抬上铁皮车厢。车厢里铺了一层干石灰，防渗液的。俺姥爷干活利索，拿绳子把门板在车厢里固定好，盖上帆布，跟马会计打了个招呼就开车往回走。
这时候是下午两点多钟，日头偏西了，照得路面上水洼子明晃晃的。俺姥爷车开得不快，三四十码，一边开一边从后视镜里瞄着车厢——帆布盖得好好的，绳子勒得紧，没啥异常。
走到半道上，出事了。
车正过一个叫宋庄的路口，俺姥爷忽然听见后头“咕咚”一声，像什么东西在车厢里翻了个个儿。他下意识瞄了一眼后视镜——帆布鼓起来一块，像有人在里头拿膝盖顶了一下。
俺姥爷心里一紧，寻思是不是绳子松了，老太太从门板上滑下来了？他踩了刹车，把车靠路边停稳，下车绕到后头掀帆布一看——门板还是那个门板，绳子还是那个绳子，老太太好好地躺在上面，脚朝着车头方向，两手搭在肚子上。
“许是颠的。”俺姥爷自言自语，重新紧了紧绳子，把帆布盖好，上车接着开。
又走了不到二里地，“咕咚”又是一声，这回比上回动静大。俺姥爷从后视镜里看见帆布猛地往上一拱，像有人拿肩膀往上顶了一下。
他手一哆嗦，方向盘差点没把住。把车停稳了，这回他没急着下车，先坐驾驶室里冲后头喊了一嗓子：“大娘！别闹啊！我送您去火葬场呢！到了给您烧好香！”
喊完他自己也觉得好笑——跟个死人喊什么话。他下车到后头掀帆布，这回看得仔细——老太太两只手还搭在肚子上，可是脚的位置变了——原本两只脚并排朝前，这会儿右脚往外撇了，像翻了个身又翻回来的样子。
俺姥爷后脖子上的汗毛竖起来了。他赶紧拿绳子把门板和老太太又捆了一道，连胳膊都绑上了，拿帆布裹得严严实实，绳子勒了三圈。心说这回您再翻也翻不动了。
上车接着走，这回他开得飞快，泥路也顾不上了，颠就颠吧，赶紧到地方是正经。可没走出一里地，后头“咚”一声闷响，比前两回都大，紧跟着就是“刺啦”一声——帆布被什么东西从里面刮了一道口子，布丝儿都翻出来了。
俺姥爷一脚刹车踩到底，212吉普在泥路上横着滑了半圈才停住。他这回真毛了，从驾驶座底下摸出那根铁通条——就是值夜班时候防身那根，一直搁车上没拿下来——拎手里，深吸一口气，下车到后头，哗啦一下把帆布掀开了。
老太太好好地躺在门板上，绳子没松，胳膊没动，可是她脸上盖的那张黄表纸——没了。
俺姥爷低头找了半天，黄表纸飘在车厢角落里，揉成了一团。他把纸捡起来重新给老太太盖上，正想再检查一遍绳子，忽然看见老太太的右手——原本是搭在肚子上的——指头微微蜷了一下。
就一下，跟睡觉的人无意识抓手似的。
俺姥爷“嗷”一嗓子蹦出去三步远。他盯着那只手看了足有半分钟，再没动。他心一横，伸手摸了摸老太太的手背——冰凉的，硬邦邦的，关节都僵了，就是尸僵那种硬法。他又壮着胆子把手搁老太太鼻子底下试了试——没气儿。
“我他妈自己吓自己。”俺姥爷骂了一句，把帆布重新盖好，绳子勒死，还从路边捡了块石头把帆布边角压住。上车一脚油门蹿出去，这回开得比拖拉机还颠，四十分钟的路二十分钟就跑完了。
到了火葬场，白班的师傅老韩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俺姥爷把车停稳，跳下来跟老韩说：“韩哥，今儿这趟活儿邪性，你帮我瞅瞅。”
老韩掀开帆布一看，乐了：“咋邪性了？”
俺姥爷把路上的事儿一说，老韩绕着车厢转了两圈，伸手把老太太脸上的黄表纸揭开看了看，又盖上，然后拍了拍俺姥爷肩膀：“兄弟，你过来看看。”
俺姥爷凑过去。老韩指着老太太的脚说：“你出门前，她脚是不是并排的？”
俺姥爷说是。老韩又指指老太太的手：“出门前，手是不是搭在肚子上，手指头伸直的？”
俺姥爷说是。
老韩说：“你再看看现在——脚还是并排的，手指头还是伸直的，就是黄表纸歪了。你呀，自己把绳子勒太紧，车一颠绳子松了，门板在车厢里晃，黄表纸蹭掉了。你捡纸的时候手碰着她胳膊了，尸僵的胳膊被碰了一下，肌肉收缩，手指头就蜷了一下。就这么回事儿。我干了十多年了，拉尸的车我坐过多少回，这种事儿常见。下回你把门板四角拿木楔子卡死，绳子别勒她身上，勒门板，就啥事没有了。”
俺姥爷听完愣了半天，挠挠头：“韩哥，那‘咕咚’声呢？”
老韩说：“你车斗里那块备胎没固定，走泥路颠起来磕车厢板，可不咕咚咕咚响嘛。”
俺姥爷趴车底下一看——备胎果然松了，螺丝掉了俩。
“那黄表纸咋跑角落里去了？”
“车颠的呗。你帆布没盖严实，风灌进去，纸轻，就飘了。”
俺姥爷仔细一想，还真是。他出门前帆布只盖了前头，后头没掖紧，车一颠风一灌，纸就飞了。他光顾着盯老太太，没注意到这些零碎。
当天下午老太太烧了，骨灰装盒，仨儿子来领走了，啥事没有。俺姥爷把车开回去洗了洗，备胎重新上好螺丝，帆布缝了缝，心想这事儿就算翻篇了。
过了大概半个月，3月底，又是双沟公社报上来一个老太太，这回是另一个大队的，姓张，八十一了，也是睡梦里走的。俺姥爷开着车去拉，走到半道上，车厢里又“咕咚”一声。
他心说又来？停车下去一看——啥事没有。绳子好好的，帆布好好的，备胎螺丝他上回拧得死紧。他掀开帆布看了看，老太太躺得板板正正，脸上盖的黄表纸稳稳当当。
“许是路不平。”他上车接着开。可没走多远，又“咕咚”一声。这回他留了个心眼，没停车，一边开一边从后视镜里盯着——帆布没动，绳子没松。
到了火葬场跟老韩一说，老韩绕着车转了三圈，趴地上看了半天，说：“你后钢板断了一片，过坎儿的时候车厢往下坐，铁皮碰车架，就咕咚。去修理厂换一片就好了。”
换了钢板，果然不响了。
可俺姥爷心里落下病根了。打那以后，他开车拉尸，路上但凡听见后头有响动，就得停车看一趟。有时候一里地停三回，耽误工夫不说，下面公社的干部都认识他了，背后喊他“李三停”——意思是一趟活儿停三回。
所长老刘找他谈话：“福贵，你咋回事？人家反映你拉尸磨磨蹭蹭，家属有意见。”
俺姥爷把前后经过一说，老刘抽了半包烟，末了说：“你这样，我给你换个跟车的。再拉尸的时候，后头坐个人盯着，有啥动静让他看，你就专心开车。”
跟车的是个新来的临时工，十八九岁，姓孙，叫孙猴子——大号叫孙建社，长得瘦小机灵，跟个猴儿似的。孙猴子胆儿大，拍胸脯说：“李哥你放心，我坐后头盯着，有鬼我帮你摁住。”
俺姥爷说：“你可拉倒吧，你摁个屁，你到时候别蹦前头来抢我方向盘就行。”
打那以后，俺姥爷开车，孙猴子坐后头车厢里，搬个小马扎，跟尸体面对面。头两趟没事，孙猴子坐后头还哼小曲儿。第三趟拉了个老头，走到半路孙猴子突然拍驾驶室后玻璃：“李哥停车！停车！”
俺姥爷一脚刹车，心说坏了。下车一看，孙猴子脸煞白，指着车厢说：“老头……老头刚才睁眼了。”
俺姥爷凑过去一看，老头好好地躺着，眼睛闭着。他拿手电照了照老头眼皮子，回头问孙猴子：“你咋看见睁眼的？”
孙猴子说：“我刚才坐他对面，正抽烟呢，一抬头，他左眼睁开了，直勾勾看着我。我吓得往后一仰，再看又闭上了。”
俺姥爷拿手电照着老头的左眼看了半天，忽然发现老头左边眼皮底下有条缝——他拿手指头轻轻扒了一下，眼皮底下夹着一小片干了的眼屎痂，把眼皮撑开了一道缝，从侧面看就跟半睁眼似的。
“你瞅瞅，”俺姥爷指给孙猴子看，“眼屎糊的。车一颠，眼屎裂了，眼皮就弹开了。你再看看他眼睛里头——瞳孔都散了，早死透了。”
孙猴子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李哥，我头一回干这活儿，没经验。”
俺姥爷说：“没经验你就多看少嚷嚷。再这么一惊一乍的，我把你调白班抬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