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拎起一桶水，晃了两下。
不是满的。
十八点九升的水，晃起来是闷的，像晃一个装满的暖瓶，水在里头不动。这桶是响的，水撞在桶壁上，咣当咣当，一下一下。
我又拎起一桶。
也是响的。
我把那一排全拎了一遍。六桶，六桶都响。
早上五点半，天还没亮，我在水站装车。装车是我自己装，一车四十桶，桶口朝外，一层摞一层，装完拿绳子勒两道。绳子是我自己的，尼龙绳，用了三年，中间断过一次，打了个结。
六桶是从最里头搬出来的。封膜是新的，白膜，上头印着日期，十一月十二号。上一批是十一月五号。
我摸了摸封膜。
热的。
封膜应该是凉的。厂里封膜用热缩机，封完冷却，再拉到站上，最少隔一天。膜是紧的，贴在桶口上，凉手。
这六桶的膜，热的，软的，边上还有没缩透的褶。
我又拎起一桶，掂了掂。
三十四斤。
满的四十斤。差六斤。
差一斤听不出来。差六斤，胳膊先知道。
黄老板七点来。他开一辆旧面包车，车身上贴着自己的广告，“清源山泉，送到家”，字掉了一半。
“黄老板。”
“嗯。”
“这批水不对。”
“哪不对。”
“少了。”
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弹了一下。
“少多少。”
“六斤。”
他没说话，把烟叼回去。
“六斤。”我把手里那桶放下，桶底磕在水泥地上，咣一声，“一桶六斤，六桶三十六斤。”
“你称了？”
“我拎了。”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像被烟呛了一下。
“老宋，你拎了八年，你拎得准？”
“准。一年一万四千桶。胳膊比脑子记得准。”
“你怎么知道不是桶的事。桶有厚的薄的，有的桶重七两，有的重九两。”
“桶我摸八年了。”我把桶又拎起来，提在手里掂了掂，“一桶水三十七斤八两，桶二斤一两，加一块三十九斤九两。我拎起来，四十斤是满的，三十四斤是响的。”
他把烟摁在车斗的边沿上，摁了三下才灭。
“行。”他把烟屁股吐在地上，用脚碾了碾，“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厂家灌的。”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那边装车的时候少灌了，我回头找他们。”
“这批水今天送哪儿。”
“该送哪儿送哪儿。”
“六桶也送？”
“六桶也送。”他看了我一眼，“水是好的，就是少了点。少了点不耽误喝。”
我没说话。
“老宋。”他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拍了两下，“你别管这个。你管送。”
“我管送。”我说。
“对。”他把烟盒塞回兜里，“你今天跑哪几个点。”
“恒信、邮政、还有新开的那个设计公司。”
“恒信几桶。”
“十二桶。”
“十二桶。”他念了一遍，“恒信一个月八百桶，一年九千六。老宋，这一家顶你三个月工资。”
“我知道。”
“那六桶。”他往车斗那边努了努嘴，“给恒信。”
我把那六桶搬上车的时候，天亮了。
六桶放在最里头，我用雨布盖上，雨布四个角拿绳子拴在车斗的钩子上。
那天上午我跑了三个点。
恒信大厦在城东，十八层，玻璃幕墙，楼下有一个喷泉，从来不喷。我在那儿送了五年，一天十二桶。
十二桶分散在十二个楼层，每层一桶，饮水机摆在走廊尽头，靠窗。哪一层的饮水机出水慢，哪一层的桶托有点歪，我闭着眼睛都知道。
管这事儿的是行政部的李慧，三十八，说话快，人不错。她一个月做一次结算，从来不拖。有一回我把一桶水摔了，桶裂了，水淌了一地，她没让我赔，说“摔了就摔了”。
前台的小陶认识我，二十四，刚毕业。每天早上我拉第一趟，她给我按货梯的门，有时候给我留一个包子，肉的。她说她妈做的，做多了。
我给她带过两回我们县里的柿饼。她说太甜。
这五年，恒信没换过水站。李慧说过一回：老宋，你别的地方不送都行，我们这儿你得送。
我说行。
十一点半，我把十二桶拉上去。电梯是货梯，能进车，我一趟拉六桶，跑两趟。
第一趟六桶，第二趟六桶。
第二趟我拉的是那六桶。
电梯是货梯，铁皮的，墙上有划痕，灯是白的，一闪一闪。我站在电梯里，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按着桶。
十八层，电梯要走四十秒。
四十秒里我看了一遍那六桶的封膜。白膜，热缩的，边上有一圈没缩透的褶，褶子上有一个指头印。
膜是热的，指头印按上去才会留。
第二趟送到十八楼，小陶在走廊那头喊我。
“宋师傅，今天晚了。”
“装车晚。”
“李姐问你两回。”
“我这就去。”
她帮我把桶推进茶水间。茶水间里有六台饮水机，一字排开。
我把六桶全换上去了。
封膜上的日期是十一月十二号，昨天。
桶身上的标签是“清源山泉”，蓝底白字，底下印着一行小字：天然饮用水，净含量 18.9L。
我把手放在桶身上，凉的。
水是凉的，正常。刚从后院搬出来，地下室，凉。
可是封膜是热的。
一个人在你面前说了一句话，你听着没毛病，可你就是知道他在撒谎。不是听出来的，是别的什么地方。
那天下午两点，我送完最后一趟，把车骑回水站。
后院的门开着，水泵房的门也开着。
我把车停在墙边，从后院的侧门进去，绕到水泵房后头。
那儿有一根管子。
那根管子是白的，塑料的，从水泵房的墙洞里出来，贴着墙根走，绕过一堆废桶，最后接到一个铜的水龙头上。
水龙头底下放着一个塑料盆。盆里有一层水。
盆边上立着六个桶。
六个空桶。
我蹲下去，把最边上那个桶转过来。桶口朝上，膜没封。桶里是空的，桶壁上还挂着水珠。
水珠是往下淌的，还没干。
我拧开水龙头。
水出来了，很冲，打在盆底上，溅起来。
我用手接了一捧，闻了闻。
有味儿。
不是臭，是那种游泳池的味儿，淡淡的，冲鼻子。城里自来水都有这个味儿，烧开了就没了。
我又接了一捧，尝了一口。
有点涩。
纯净水不涩。纯净水是没味儿的，喝下去跟没喝一样。我送了八年水，厂里出来的水我尝过，什么味儿都没有。
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后院里很静。水泵房里有机器在响，嗡嗡的，一直响。那台机器是过滤机，黄老板去年买的，二手的，花了八千。
我在这儿干了八年，我见过那台机器开过三次。
一次是买回来那天，一次是有人来检查，一次是去年冬天管子冻了。
我把水龙头关上。
水停了，可管子还在响，咕噜咕噜的，是水在里头走。
“老宋。”
我回过头。
黄老板站在后院的门那儿，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里是两根油条。
“你在这儿干什么。”
“看水。”
“看什么水。”
“这根管子。”
他走过来，把油条放在窗台上。
“这是洗桶的。”
“洗桶用自来水，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灌水用的是厂里的水。”我说。
“对。”
“那六桶的膜是热的。”
他没说话。
“封膜机在哪儿。”我问他。
他把手插进裤兜里，摸了一下，什么也没摸出来。
“老宋。”
“嗯。”
“你干了八年。”
“我干了八年。”
“八年，我亏过你没有。”
“没有。”
“你儿子上学那年，你借我两千，我第二天就给你了。”
“给了。”
“那你今天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一根管子。”
“你就看见一根管子。”
“我还看见六个桶。”我把手里的水龙头关了又拧开，“六个桶的水珠还没干。”
他把手从兜里拿出来，搓了一下。
后院的灯还亮着，黄的，飞虫在上面撞。
“老宋。”他开口，声音跟刚才不一样了，“你今年多大了。”
“四十五。”
“四十五。”他点了点头，“你这个年纪，出去找工作，人家要吗。”
“不知道。”
“我知道。”他往前走了一步，“我招人的时候，超过四十五的我不看。不是我心狠，是扛不动。一桶四十斤，一天四十桶，一千六百斤。”
我没说话。
“你在我这儿八年。”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这八年你什么时候想歇一天，我说过一个不字没有。”
“没有。”
“那你今天。”他抬手指了指那根管子，“你就当没看见。”
我看着他。
“黄老板。”
“嗯。”
“那六桶今天送去恒信了。”
他的手停在半空。
“送了？”
“送了。”我把手插进裤兜里，“十二桶，我送了两趟。六桶在里头。”
“李慧收的？”
“小陶收的。李慧下午才来。”
他站在那儿，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
“老宋，你这是给我出难题。”
“我没给你出难题。”
“你送了，就是不给我出难题。”他把窗台上的油条拿起来，递了一根给我，“吃。”
“不吃。”
“吃。”他把油条往我手里塞，“早上没吃吧。”
我接过来。
油条是凉的，纸袋上有油。
“明天早上五点半。”他把油条袋子团起来，“你照常来。”
“那根管子呢。”
“管子我今天就拆。”
“那六桶呢。”
“六桶我拉回来。”他把另一根油条咬了一口，“我跟李慧说，送错了。”
“喝了呢。”
“喝了能怎么样。”他嘴里嚼着，“自来水，又不是毒药。城里人天天喝自来水。”
我没说话。
“老宋。”他嚼着油条，腮帮子一鼓一鼓，“你别较这个真。”
他把塑料袋团了团，扔进废桶里。
“明天五点半。”
他走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到了水站。
后院里停着两辆三轮，四个人在装车。老赵、老吴、还有两个新来的，一个姓陈，一个姓刘。
黄老板站在水泵房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本子。
“老宋来了。”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你今天不用装车了。”
“为什么。”
“你过来。”
他把我叫到水泵房后头。那根管子还在，水龙头也在。
“老宋。”他把本子合上，“昨天那事，我想了一晚上。”
“嗯。”
“你今天不用来了。”
我看着他。
“工资我结给你。”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信封，“这个月的，还有上个月的提成，一共四千三。”
信封是白的，鼓鼓的。
“黄老板。”
“你别说了。”他把信封往我手里塞，“老宋，我不欠你的。”
“我没说你欠我。”
“那就好。”他往后退了一步，“你东西在里屋，我让小陈给你拿出来。”
我站在那儿，手里捏着信封。
后院里有五个人。老赵在捆绳子，老吴在搬桶，两个新来的站在车边上，都看着我。
“黄老板。”我把信封揣进兜里，“那六桶水，恒信那边……”
“我跟李慧说了。”他打断我，“送错了，我拉回来。”
“她信了？”
“她信不信，跟你没关系了。”
他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回过头。
“老宋，你这个人，太实。”
他进了屋。门在他身后合上。
老赵把绳子勒紧，走过来。
“老宋。”
“嗯。”
“你这又是何苦。”他压低声音，“你干了八年，谁不知道那管子。就你一个人说。”
我看着他。
“你知道？”
“我知道。”他把绳子往车上一扔，“我知道三年了。”
我看着他。
老赵五十一，比我大六，在这儿干了十一年，比我久。他老婆有糖尿病，一周透析两次。他儿子在外地，一年回来一趟。这些事我是去年才知道的，他从来没主动说过，是有一回跟我借三百块钱，我才知道。他借的时候说下个月还，第二个月发了工资就还了，一分没少。
“你知道了，你还送。”
“我送。”他从兜里摸出烟，抽了一根，“老宋，我一个月三千八。我老婆一次透析四百二，一个月八次，三千三百六。”
他把烟点上，吸了一口。
“剩下那四百四，是我跟我老婆的饭钱。”
老赵的手很黑，指甲盖底下也是黑的。他端着烟的时候，烟头在动，不是那种看得出来的抖，是很细的、一直在动的那种。他抽了两口，把烟夹在耳朵上，弯腰去拽车斗上的绳子。绳子绕了三道，他一道一道解，解到第二道停了一下，直起腰，喘了一口气。
后院那台过滤机还在响，嗡嗡的，一直响。它响是因为通着电，不是因为它在过滤。这八年里，我听过它响四千多个早上。
风从后院那头过来，把烟吹到他脸上，他眯了眯眼。
“你别看我。”他弹了一下烟灰，“我要是有你这个年纪，我也走。”
“我四十五。”
“四十五还能找。”他弹了一下烟灰，“五十一，没人要。”
我没说话。
“老宋。”他把绳子勒紧，烟在嘴里一动一动，“你昨天不该跟他说。”
“我知道。”
“你知道了还说了。”
“嗯。”
他把绳子打了个结，拽了拽，拽紧了。
“走吧。”他把手在我背上推了一下，“我帮你把东西拿出来。”
我把东西搬上三轮，骑回了家。
下午两点，我把三轮骑回小区，停在楼下的车棚里。
车是站上的，我明天就骑不了了。我把车斗里的雨布叠好，绳子绕成一圈，挂在车把上。挂在车把上，是给下一个人留的。
上楼的时候，我在三楼拐角站了一会儿。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我站着没动，灯就一直不亮。
我把一桶水搬上了楼。
我们家的秤是我老婆买的，称体重的，电子秤，站上去数字跳两下就定。我把桶放上去，34.2。
桶是二斤一两。34.2 减 2.1，是三十二斤一。
满桶三十七斤八两。少了五斤七两。
我又搬了一桶上来。34.0。
第三桶，34.3。
六桶我全称了。最重的 34.5，最轻的 33.8。
我把数字写在一张纸上，写在日历背面：34.2 34.0 34.3 33.8 34.1 34.5。
六个数，排成一行。
一桶十二块。六斤水，一块九。六桶，十一块四。
十一块四，我要跟一个人翻脸吗。
我把那张纸折起来，塞进钱包，塞在身份证后头。
我老婆在家。她在超市做钟点工，上午的班，下午在家。
“回来了。”她从厨房出来，手里还拿着一块抹布。
“嗯。”
“今天怎么这么早。”
“黄老板把我辞了。”
她站在那儿，抹布还捏在手里。
“为啥。”
“那批水少了。”
“少了多少。”
“六斤。”
她把抹布放在桌上，走到椅子边上坐下。
“你跟他吵了。”
“没吵。”
“那你说了。”
“说了。”
她低下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老宋。”
“嗯。”
“你是不是觉得，你说了，那水就不少了。”
我没答上来。
“你说一句话，六斤水还是六斤水。”她的声音不高，“可你那份工没了。”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说。”
厨房里的水开了，壶盖在响。她站起来，进去把火关了，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碗剩饭。
“吃。”
“我不饿。”
“吃。”她把碗放在我面前，“你今天一顿都没吃。”
第二天早上，我骑车去了云岭水业。
云岭在城西工业园区，从我家过去二十公里，骑三轮要一个半小时。我没骑三轮，骑的是我自己的电动车，跑不快，一路上被超了十几次。
工业园区的路很宽，两边是厂，厂房都是灰的，墙上刷着编号。云岭在最里头，门口有个岗亭，岗亭里坐着一个老头。
“找谁。”
“找你们管销售的。”
“有预约吗。”
“没有。”
“那你登记。”他从抽屉里摸出一个本子，“姓名，身份证号，来干什么。”
我写了。
“等着。”
我在门口等了四十分钟。
云岭的院子很大，地上画着黄线。一辆卡车停在卸货口，后厢门开着，里头码着一垛空桶，蓝的，摞到顶。有工人推着车过来，把空桶一筐一筐搬下来，往传送带上放。传送带把桶送进一个黑洞洞的口子，口子里有水声。
我隔着岗亭的窗户看。
那个口子进去是洗桶，洗完了是灌装，灌完了是封膜。一台机器一天灌多少桶，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一车空桶，我一个人要送三天。
太阳从厂房那头上来，照在岗亭的玻璃上，反光。我把电动车推到墙根底下，靠着墙站。
九点半，出来一个女的，三十来岁，穿一件深蓝的工作服，胸前别着工牌。
“你找销售？”
“嗯。”
“什么事。”
“我想问一下清源水站。”
她的表情没变。
“哪个清源。”
“城东的，清源山泉，老板姓黄。”
“你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原来在他那儿送水。”
她看了我一眼，转身往里走。
“跟我来。”
办公室在二楼，一小间，两张桌子，一台电脑，墙上贴着一张全省地图。
她坐下，把电脑打开。
“你问什么。”
“我想知道，清源现在从你们这儿进不进桶装水。”
她的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
“清源水站。”她念了一遍，“黄志强。”
“对。”
“二〇二四年六月终止合作。”
我站在那儿，没说话。
“六月。”我说。
“六月十七号。”她看着屏幕，“还有三万八的货款没结。”
“终止了以后呢。”
“终止就是终止。”她把椅子往后推了推，“他们不再从我们这儿进货。”
“那他们现在卖的水是哪儿的。”
“不知道。”她把手从键盘上拿开，“这个我们不管。”
“他们桶上贴的还是你们的标签。”
“标签是印的。”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谁都能印。”
办公室里有一台饮水机，蓝色的桶，桶身上贴着跟她工牌上一样的标。
“你们一桶出厂多少钱。”我问她。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送水八年，我想知道。”
她看了我一会儿。
“三块八。”
“三块八。”我念了一遍，“他们卖十二。”
“他们卖多少，跟我们没关系。”
“那他们从六月开始卖的水。”
“跟我们也一没关系。”她把话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师傅，我这儿有规定，我只能告诉你我们跟他终止了合作。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站在那儿。
“还有事吗。”
“没了。”
“那我送你下去。”
她把我送到楼梯口，站在那儿，看着我下楼。
我走到一楼，回过头。
“同志。”
“嗯。”
“你们终止合作，有没有通知过客户。”
她没答。
“就是那些买水的人。”我把手扶在门框上，“有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个站不供货了。”
“我们不管终端。”她把工牌往胸前一按，“我们只对经销商。”
我出了厂门，骑上电动车。
那天风很大，从西边过来，顶着头。我骑到江边那座桥上的时候，把车停在人行道上。
桥很长，中间有个拱，拱上有栏杆。我站在栏杆边上，风从下游上来，把衣服吹得贴在身上。有个老头在钓鱼，收了一竿，什么也没钓着。他重新挂饵，甩出去，线在空中划了一道，落进水里，浮子立起来。风把他的帽子掀起来一下，他伸手按住。
他看了我一眼。
“钓啊。”
“不钓。”
“看啊。”
“看。”
他不再问了，蹲下去，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江面上有一层白的东西，不知道是雾还是光。
桥上有人在钓鱼，一排竿子架在栏杆上，人蹲在桶边。
我在桥上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算了一笔账。
恒信一个月八百桶。六月到十一月，五个月。四千桶。
四千桶水。
三年前有一回，我送恒信的十二桶。送到第八桶，拎起来一晃，响了。我以为胳膊酸了，换只手，还是响。我多跑了一趟，回站上称，少了二斤半。二斤半，不到三块钱。我没说。
我在那儿站着，风把衣服吹得贴在身上。
四千桶水，从六月十七号开始，没有一桶是云岭的。
那它们是什么。
我下去，骑上车，往城里走。
回到城里是下午三点。我在路边一个药店门口停下，进去问有没有测水的试纸。
店员是个小姑娘，二十来岁。
“测什么水。”
“测自来水。”
“测什么指标。”
“我不知道。”我把手在柜台上摊开，“就是能看出来是自来水还是纯净水的。”
她想了想，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小盒。
“这个，余氯试纸。”她把盒子转过来给我看，“测自来水的，水里有氯它就变黄。纯净水没有氯，不变色。”
“多少钱。”
“十八。”
“能测几次。”
“五十次。”她看了看我，“大叔，你要测什么。”
“测水。”
“什么水。”
“桶装水。”
她愣了一下。
“桶装水不用测吧。”
“我想测。”
我付了钱，把盒子揣进兜里。
出了药店，我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台阶是水泥的，晒了一天，还热。街上有人推着婴儿车过去，有人在等公交，公交站牌底下站了七八个。
我把盒子打开看了一眼。五十根，一根一根装在塑料管里，管口有塞子。盒盖上印着色卡，六个方块，从浅黄到深黄。
十八块钱，五十次。
我站起来，骑上车。
出了药店，我给李慧打了个电话。
“李姐。”
“老宋？”她那头有点吵，“你怎么换号了。”
“没换，还是这个。”
“哦，我存错了。”她那边安静了一点，“你怎么了，小陶说你不干了。”
“黄老板把我辞了。”
“为啥。”
“我多嘴。”
她没说话。
“李姐，我这儿还有两桶水。”我把电动车支起来，靠在路边，“上批的，在我家。我想给你送过去。”
“你都不干了，还送什么水。”
“我想当面跟你说个事。”
“你说。”
“李姐，恒信这几个月，有人说过水有味没有。”
那头顿了一下。
“你怎么问这个。”
“我问问。”
“有过。”她的声音低了一点，“七月的时候，十八楼有个人说水有股味儿。我让小陶去看了，饮水机洗了一遍，后来没人说了。”
“就一次？”
“就一次。”她停了停，“老宋，你到底要说什么。”
那头沉默了几秒。
“老宋。”
“嗯。”
“你明天上午来吧。”她那边有人喊她，她应了一声，“正好黄老板明天也来，续签合同。”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一眼屏幕。
“几点。”
“十点。”
那天晚上我在家测了一次。
我拿了一个玻璃杯，从桶里接了半杯，放在桌上。抽出一根试纸，白的，很细，像一条纸片。
说明书上写着：浸入水中一秒，取出，等待十五秒，与色卡对照。
我浸了一秒，拿出来，放在杯口上。
一开始没变。
我看着它。屋里很静，我老婆在卧室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
十三秒的时候，试纸的下端开始发黄。
十五秒，黄了。
色卡上，那个黄对应的数字是 0.3。说明书底下有一行小字：自来水出厂余氯不低于 0.3mg/L。
我又抽了一根，从厨房的水龙头上接了半杯，测了一次。
也是黄的。
两个杯子并排放着。一杯是桶里的，一杯是龙头上的。
颜色一样，深浅也一样。
我把两个杯子端到灯底下。灯是白的，节能灯，二十四瓦。
我老婆从卧室出来，看见我站在灯底下端着两个杯子。
“你干什么。”
“没事。”
“你端着两个杯子看什么。”
“看看水。”
她走过来，看了看。
“这不都是水吗。”
“这个是桶里的。”我指了指左边，“这个是龙头上的。”
她看了我一会儿。
“老宋。”
“嗯。”
“你是不是魔怔了。”
我把两个杯子放下。
“不是。”
第二天上午九点四十，我到了恒信大厦。
我提了两桶水。一桶是那六桶里剩下的，一桶是我从家里水龙头上接的，用的是空的纯净水桶，我自己刷过三遍。
两桶都用雨布裹着，绑在电动车后座上。
大厦的旋转门一转，冷气扑出来。大厅的地是白的，擦得很亮，能照出人的影子。保安在门口站着，看见我，没拦。
“宋师傅。”
“嗯。”
“今天怎么提着桶。”
“送最后一趟。”
他没听懂，也没问。
我没走货梯，走的是客梯。客梯里有一面镜子，我站在里头，看见自己穿着一件旧T恤，裤子膝盖那儿磨白了，脚上是一双解放鞋。
十八楼，走廊很长，地毯是灰的。小陶在前台，看见我，站起来了。
“宋师傅。”
“小陶。”
“李姐说你今天来。”她看了看我手里的桶，“你怎么自己提上来了，车呢。”
“车还给站上了。”
她的脸变了一下。
“宋师傅。”
“没事。”我把桶放在地上，“李姐在吗。”
“在，在会议室。”她往走廊那头看了一眼，“黄老板也在。”
“我知道。”
“宋师傅。”她压低声音，“你别闹。”
“我不闹。”
“你要是闹，李姐会为难。”
“我知道。”我把两桶水重新提起来，“小陶，你帮我开个门。”
会议室的门是玻璃的，磨砂的，能看见里头的人影。
小陶敲了两下，推开。
“李姐，宋师傅来了。”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桌，八把椅子。窗帘拉了一半，光从另一半进来，落在桌面上，把桌面照成两半，一半亮一半暗。
投影幕布卷在顶上，没放下来。墙角有一盆绿萝，叶子尖上有点黄。
桌上的东西不多：一份合同，两支笔，一个烟灰缸，三杯茶。茶是刚倒的，还在冒气。
会议室里坐着三个人。
李慧坐在长桌这头，面前摊着一份合同，手里拿着一支笔。黄志强坐在她对面，穿了一件深灰的夹克，头发梳过，桌上放着一个公文包。第三个人是财务，一个年轻男的，戴眼镜，面前摊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老宋。”李慧抬起头，“你来了。”
“李姐。”
“你这提的什么。”
“水。”
我把两桶水放在桌上，桌面上垫着一张合同纸，我往旁边挪了挪，没压着。
黄志强的手停在公文包上。
“老宋。”他开口，声音很平，“你来干什么。”
“我送最后一趟水。”
“你不用送了。”
“我知道。”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我送完这一趟就不送了。”
李慧把笔放下。
“老宋，你先坐。”
“我不坐。”
我从裤兜里把那个小盒掏出来，放在桌上。
盒子上印着色卡，六个方块，从浅黄到深黄。
“这是什么。”李慧问。
“余氯试纸。”
三个人都看着那个盒子。
“测自来水的。”我把盒子转过来，让色卡朝上，“水里有氯，它就变黄。纯净水没有氯，不变色。”
黄志强站起来。
“老宋。”
“黄老板。”
“你出去。”
“我说完就走。”
“你出去。”他往前走了半步，手在桌沿上按了一下，“这是公司的事，你一个送水的——”
“我以前是送水的。”我把手放在桶盖上，“我送了八年。这栋楼我送了五年，一天十二桶，一个月八百桶。”
李慧看着我。
“李姐。”我看着她，“我耽误你两分钟。”
她没说话。
我把左边那桶水的雨布解开了。桶身上贴着标签，蓝底白字，“清源山泉，天然饮用水，净含量 18.9L”。
我又把右边那桶的雨布解开。那桶上没有标签。
“这桶是你们楼上洗手间的水。”我把桶往前推了推，“我早上接的。”
小陶在门口吸了一口气。
“老宋。”黄志强的声音沉下来，“你这是干什么。”
我没答。
我从桌上拿了一个空杯子，是李慧的茶杯旁边的备用杯，倒扣在茶盘上。我把它摆正，从那桶有标签的水里倒了半杯。
桶是新的，桶口上的封膜我昨天撕的。撕的时候膜很紧，扯了两下才开，边上留了一圈白茬。
倒水的时候我把手抬高了一点，让水砸在杯底上。水花溅起来，落在桌面上，我用袖子擦了一下。
水是清的，看不出来。
我又拿了一个杯子，从另一桶里倒了半杯。
也是清的。
两杯并排放着，一模一样。
我把试纸盒打开，抽出一根。试纸是白的，很细。
“说明书上写，浸一秒，等十五秒。”
我把试纸浸进第一杯。
一秒。拿出来，放在杯口上。
会议室里很静。空调的风从头顶下来，吹得合同纸的边角动了动。
小陶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
那个戴眼镜的财务把笔记本电脑合上了。
五秒。
八秒。
十秒。
小陶在门口没动，一只手还扶着门框。财务把笔记本合上了，合得很轻，可在这个屋子里，“咔”一声。李慧的笔在手里转了一下，停住。黄志强站在那儿，一只手插在兜里，另一只手垂着。他的喉结动了一下。窗外有车按喇叭，按了两声，短促。没有人回头看。
试纸的下端，开始黄。
十三秒，黄了。
十五秒。
我把试纸拿起来，举到灯底下。
“这是桶里的。”我说。
然后我抽了第二根，浸进第二杯。
一秒。拿出来。
这一次黄得更快。到第十秒，下端已经出了一层明显的黄。
十五秒。
我把两根试纸并排放在桌上。
颜色一样。深浅也一样。
“这根是桶里的。”我指了指左边，“这根是洗手间的。”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李慧伸手，把两根试纸拿起来，凑近了看。她的手在抖，不是害怕，是那种拿东西拿久了的手抖。
“老宋。”她的声音很轻，“你确定这个试纸准？”
“我昨天在自己家测了一遍。”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桶里的，龙头上的，颜色一样。”
她把试纸放下。
“黄老板。”
黄志强站在那儿，一只手还按在桌沿上。
“李经理。”他开口，“这个东西不准。试纸谁都能买，随便一泡就变色。”
“那你说它是什么。”
“是水。”
“什么水。”
“桶装水。”他把手从桌沿上收回来，“李经理，我们合作五年。五年，我给你们送了多少水，出过一次事没有。”
李慧没说话。
“他是被我辞的。”黄志强往我这边抬了抬下巴，“前天辞的。他心里有气，这我理解。可你不能拿一张试纸，把五年的事全掀了。”
“黄老板。”我说。
“你闭嘴。”
“我从六月十七号开始，就没从云岭进过水。”
他的手停在半空。
“你说什么。”
“云岭水业，六月十七号跟你们终止合作。”我把那张登记单摊在桌上，“还有三万八的货款没结。这是他们销售亲口告诉我的。”
李慧把笔拿起来，又放下。
“老宋，你去过云岭？”
“昨天上午。”
“他们跟你说了？”
“说了。”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是昨天的登记单，岗亭老头给我的那张，“这是他们门口的登记。”
李慧接过去看。
黄志强的脸没变，可他的一只手在裤缝上蹭了一下。
“李经理。”他开口，“合作的事，我们有我们的安排。供货渠道调整，这很正常。”
“调整到哪儿了。”李慧问。
“这个……”
“黄老板。”她把合同往前推了推，“我们这份合同上写着：乙方须为甲方提供云岭水业生产的桶装饮用水。如果你们从六月就不从云岭进货了，那这五个月，你给我们送的是什么。”
会议室里静下来。
那个财务把笔记本电脑打开了，手指在键盘上敲。
“六月到十一月。”李慧的声音很平，“五个月，八百桶一个月，四千桶。”
四千桶。
我站在那儿，听见自己的呼吸。
黄志强把公文包拿起来，又放下。
“李经理。”他把公文包提起来，又放下，“这事我们私下谈。”
“就在这儿谈。”
“李经理。”
“黄老板。”她把笔放在合同上，“我问你一句话，你跟我说实话。这五个月的水，是什么水。”
他没答。
空调的风还在吹，合同纸的角一动一动。
“老宋。”黄志强忽然转过头看我，“你送水八年，你送过多少桶。”
“十几万桶。”
“十几万桶水里，就这六桶少了点。”他的声音低下去，“你为了六桶水，把八年的饭碗砸了。”
“不是六桶。”
“那是什么。”
“是四千桶。”
“是四千桶。”
黄志强看着我。
“四千桶。”他重复了一遍，“你有证据吗。”
“我有。”
“你有什么。”
我把手插进裤兜，摸了一下，什么都没摸出来。
“我有六桶水，两根试纸，一张登记单。”我把手从兜里拿出来，“还有一个本子。”
“什么本子。”
“我送水的本子。”
“送水的本子能证明什么。”
“证明哪天送哪几桶。”我看着他的公文包，“我从二〇一六年开始记，一天一页，送给谁，几桶，收钱没有。八年，六个本子。”
李慧抬起头。
“老宋，你记这个干什么。”
“算提成。”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一桶两块五，一个月送多少桶，我自己得知道。”
“本子在哪儿。”黄志强问。
“在我家。”
“你拿出来。”
“我拿出来，你敢看吗。”
他没说话。
李慧把合同合上了。
“黄老板。”她把合同推到桌子中间，“今天这个合同，我们先不签了。”
“李经理。”
“你先回去。”她把笔帽扣上，“我们内部先核一下，核完了给你答复。”
“李经理，我们合作五年——”
“五年。”李慧打断他，“黄老板，这五个月的水，你让我怎么跟楼上那四百多个人说。”
黄志强站在那儿，一只手提着公文包，没动。
“老宋。”李慧转过头，“你先出去。”
“李姐。”
“你先出去，在走廊等我。”
我把两桶水留在桌上，转身出去了。
走廊很长，地毯是灰的。我在走廊尽头的窗边站着，窗外是城东的一片楼，楼顶上有水箱，不锈钢的，太阳底下发亮。
小陶从前台那边走过来，手里端着一杯水。
“宋师傅。”
“嗯。”
“喝水。”
我接过来。
“李姐让我给你的。”她站在我旁边，看着窗外，“宋师傅，那个试纸，真的能测出来？”
“能。”
“那我家那个桶……”
“你家在哪儿。”
“城南。”
“你家那个水，桶身上有没有标签。”
“有。”
“标签上印的是哪家。”
她想了想，摇摇头。
“我不知道。我没看过。”
“回去看看。”我把杯子往窗台上放，“看看那个厂还在不在。”
她没说话，把两只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
过了二十多分钟，会议室的门开了。
黄志强先出来。他提公文包，走得很快，从我旁边过去的时候看都没看一眼。
李慧后出来。她走到我面前，站住。
“老宋。”
“李姐。”
“合同没签。”
我点了点头。
“我让他把这五个月的水费退回来。”她把手里那摞纸换了只手，“四千桶，四万八。他说要算一算。”
“他会退吗。”
“他退不退，我都要换。”她把手里的一摞纸往上抱了抱，“老宋，我跟你说句实话。”
“你说。”
“七月那回，十八楼有人说水有味，我让小陶去看了。”她顿了一下，“我其实心里有过一下。就一下。后来饮水机洗了，没人再说，我就把那个‘一下’按下去了。”
我没说话。
“这五个月，我给四百多个人发水。”她看着走廊那头，“他们喝水的时候，谁也没想过要看一看。”
走廊那头有人推着车过来，车轮在地毯上压出一道浅浅的印。
“老宋。”她把纸抱紧了，“谢谢你。”
“不用。”
“你往后怎么办。”
“找活。”
“你这个年纪……”
“我知道。”
她看了我一会儿。
“我留个电话。”她把手机掏出来，“我认识几个物业，回头帮你问问。”
“行。”
我从大厦出来的时候是十一点。
太阳很高，门口的喷泉池里落了一层叶子。我把电动车推出来，坐在车座上，坐了一会儿。
一周以后，恒信换了水站。新水站的桶是绿的，桶身上印着另一家的名字。
黄志强退了三个月的钱，两万八千八。剩下两个月，他说那批水是好的，只同意退一半。
清源水站的牌子在十二月初摘了。
摘的时候我不在场，是老赵打电话告诉我的。
“老宋。”
“嗯。”
“牌子摘了。”
我正在楼下修电动车的闸线，手上一手油。
“什么时候。”
“今天早上。”他那边有风声，“他昨天晚上把车卖了，卖了两万八，今天一早就走了。”
“人呢。”
“回老家了。”老赵顿了一下，“走之前把工资都结了。我的，老吴的，还有两个新来的，都结了。”
“欠的货款呢。”
“那个没结。”
我把扳手放在地上。
“老赵。”
“嗯。”
“你还送吗。”
“送。”他笑了一下，那个笑隔着电话也能听出来，“新老板盘下来了，还是这些人，还是这些桶。工资涨了两百。”
“涨了就好。”
“老宋。”他忽然压低了声音，“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新老板昨天晚上问我，那个爱较真的老宋，是不是在你这儿干过。”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我说是。”老赵那边停了一下，“我说他送了八年，一桶水满不满，他拎一下就知道。”
“然后呢。”
“然后他没说话。”
老赵还在送水。新老板接了这个站，还是原来那些人，还是那些桶。
我找了五个水站。
前四个说人满了。第五个是城北的，接电话的是个女的，问了我年纪，说“我们这边要年轻点的”。
第六个电话我没打。
那阵子我每天早上起来，坐在桌前翻手机。手机里存着二十几个号码，送水的、修桶的、卖水泵的。我一个一个往下翻，翻到一半就停下来。
我老婆没催我。
她早上出门，晚上回来，回来做饭，做完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有一回电视里放广告，放的是桶装水，一个女的在山泉边上笑。她拿遥控器换了台。
“老宋。”
“嗯。”
“你别老坐着。”
“我知道。”
“你出去走走。”她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走走比坐着强。”
那天下午我出去走了一圈，走到江边，又走回来。走了一个半小时。
回来后我给城北那个小区的水站打了电话。
不是我找的。是我在楼下修闸线的时候，隔壁修车的老李说的。他说城北那个站换了老板，正缺人。
“你去试试。”他把手里的扳手往工具箱里一扔，“新老板不认识这边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不用打。这个行当小，老板们互相认识，一个电话就够。黄志强走之前，跟不止一个人打过招呼。
十二月下旬，城北一个小区的水站招人。老板姓吴，四十来岁，刚从别人手里盘下这个站，不认识黄志强，也不认识我。
他问我送过没有。
我说送了八年。
他说，明天来试试。
第一天早上，我五点到站上。
站很小，一个门面，后头一间屋，屋里堆着桶。
桶是新的，绿的，桶身上印着“清龙泉”，底下有一行小字：净含量 18.9L。
后院的墙是新刷的，白灰还没干透。墙上钉着一块木板，木板上一排钉子，挂着一排卡片，红的一排，蓝的一排。那是客户卡，哪家哪户，几桶，什么时候送，都写在卡上。红的一排是月结，蓝的一排是现结。我站在那块木板前面看了一会儿。
吴老板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沓单子。
“看什么。”
“看卡。”
“卡是上一家留下的。”他把单子往桌上一放，“人名我都抄下来了，地址还没跑熟。”
“我跑。”
“你先跑三天，跑熟了再说。”
吴老板给了我一副手套，一个钩子，一辆三轮。
“一天四十桶。”他把手套往我手里一塞，“一桶两块五。送得多挣得多。”
“行。”
“客户名单在墙上，自己看。”
我把第一桶搬上车的时候，习惯性地拎起来晃了两下。
不是响的。
是闷的。咚一下，水在里头转不动。
我又拎起一桶。
也是闷的。
吴老板在旁边看着。
“你晃什么。”
“听听满不满。”
“满的。”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我们这水，一桶都不少。”
我把桶放进车斗里，一桶一桶摆好。
八桶。
我把雨布盖上，四个角拿绳子拴住。
然后我把那桶三十九斤九两的，扛上了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