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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15 23:38:01

第01章 铁盒子

我妈走的那天,下了半宿的雨。

第二天早上天放晴,屋檐下还在滴水。我六点就醒了,没用人叫。她那屋的门开着,被子叠成方块放在床尾,枕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

我找了个纸箱进去,一件一件装。箱底先垫了一层报纸。

五斗柜是结婚那年打的,红漆,漆面裂成细纹,摸上去像老树皮。最上一层放药:降压的、护心的,还有两盒没拆封的胃药。

第二层是毛线,一个织了一半的袖口,竹针还插在上头。第三层是证件,一个红塑料封皮的退休证。抽屉底垫着报纸,1988 年的《临江日报》。

缝纫机靠窗,上头盖一块碎花布。我掀开看了看,机头上还锁着线,白线。她退休以后还接活,给邻居改裤脚,一条两块,后来涨到五块。踏板上的漆磨没了,露出来的铁是亮的。

缝纫机的小抽屉里有三把剪刀。一把大的裁布,一把小的剪线头,还有一把张小泉,比她年纪还大,刀柄上缠着一圈黑胶布。

搪瓷缸在床头的小桌上,白底红字:“先进生产者”。字上头掉了一块瓷,露出黑的铁。缸里插一把牙刷,还有半管牙膏,挤得卷起来。

阳台上晾着被子,没人收。三月的风还是凉的,被单角一掀一掀。我伸手摸了一下,潮的。

我把被子收了,抱回屋,叠在沙发上。潮气扑到脸上,凉。

冰箱里有半碗咸菜,一小袋米,两个鸡蛋。咸菜上头结了层白霜,是盐。我端出来闻了闻,倒进垃圾袋。袋子提起来的时候汤洒了一点在地上。

那咸菜是她自己腌的。萝卜切成条,晒两天,拌辣椒面,装玻璃罐。去年冬天她给我装过一罐,我拿回去塞在冰箱最里头,一直没开,上个月扔了。

屋里有股味道。不是坏了的味,是没人住的味。

我开窗通风。楼下有人喊:“小雨,东西清完没有?”

是二楼的刘阿姨,站在晾衣架底下,手里端一只塑料盆。

“清了一半。”

“要帮忙不。”

“不用,慢慢来。”

“你妈那屋的米别扔,拿回去吃。”

“好。”

我把窗关上,玻璃上起了一层水汽。

中午刘阿姨上来了一趟,端一碗面。

“吃口。”她说,“你从早上到现在没吃东西。”

“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她把碗放在桌上,“你妈要是看见你这么糟践自己,得骂我。”

我吃了两口。

“她最后那阵子老在找东西。”刘阿姨站在门口,眼睛在屋里转了一圈,“我问她找什么,她说找个盒子。我说什么盒子,她说不清。”

我把手从箱子里抽出来。

“找了有半个月。”她说,“后来就不找了。人也没力气了。”

她走的时候把碗端走了,到门口又回头:“那面不好吃你就倒了,别硬吃。”

清到下午两点,五斗柜的抽屉全空了。最底下那层抽屉拉出来的时候卡了一下。我两只手抓着,用力一拽,抽屉底板“咔”一声。

抽屉后头的缝里躺着一个铁盒子。

装饼干的那种。红底,上头印一个胖娃娃,怀里抱着一条鱼。胖娃娃的脸被人用指甲刮过,一道一道白印子,刮到看不见眼睛。

我把盒子拿出来,坐在床沿上,放在膝盖上。

盒子上有个锁扣,扣子早断了,用一根红线缠了几道。红线发黑。

盒子不重。晃一晃,里头有东西响,不脆。

盖子有点紧。我用指甲抠了两下,掀开。

里头东西不多。

几张票据,一根橡皮筋捆着。我解开。一张是自行车发票,1996 年,一百六十七块。一张是医院收费单,2001 年,我发高烧住院那次,四十三块八。

还有一张火车票,粉红色,软纸,比现在的票大一圈,正面印着“限乘当日当次车”,背面印了一整版小字,《旅客须知》。

我翻过来看正面。

临江到广州。527 次。1998 年 4 月 18 日,7 点 20 分开。

硬座。7 车 045 号。票价九十三块。

我拿手机查了一下,那天是星期六。厂里双休,不用请假。

我举起票对着窗。票面上盖了个红章,方的,字糊了,只看得出一个日期。我又翻回背面,那版《旅客须知》第七条写着:旅客须按票面指定的日期、车次乘车,过期作废。

票据底下是个通讯录。深红色塑料皮,边上磨白了,里头的字是圆珠笔写的,一页一页,人名前头加着厂里的科室。翻到最后两页,纸被水浸过,字都散了。

通讯录旁边是一台 BP 机。黑壳子,比我手掌短一截,屏幕是灰的。我按了按侧面的键,没反应。后盖打开,两节五号电池,一节的皮烂了,白一块绿一块,糊在弹簧上。屏幕下头贴着一小张纸条,透明胶压着,上头写了三个数字。

最底下压着一样东西,一张照片。

四寸彩照,边角发黄。不是旧纸的黄,是晒过的黄。

我妈站在厂门口,二十四岁,穿一件浅蓝色衬衫,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束,扎得很紧,鬓角还是掉下来几根。她笑得有点不好意思,嘴角往上,眼睛没跟上。

厂门是水泥的,两根柱子,柱子上的字刷了红漆。

照片有白边。右下角压着一个钢印,圆的,字认不全,只认得出一个“临”字。

照片的右边,被人剪掉了。

不是撕的,是剪的。切口很毛,一绺一绺的白茬。相纸的白茬是发亮的。

剪口旁边,剩下半只手。

那只手不大,手腕细,五根指头张开,搭在她肩膀上,把衬衫压出一点褶子。

我把照片拿起来,走到窗边,对着光立起来。

光从背面透过来,纸变成暖黄。我从上往下一寸一寸看那道剪口。

上面一段是毛的。中间也是毛的,中间有个小豁口,剪刀没吃住,滑了一下。

到底下,靠近她肩膀的地方,有一小段是直的。

很短,不到一厘米。这一段没有白茬,边是齐的,齐得能拉住光。

我用指甲在那一段上刮过去。平的,一点毛刺都没有。

我在窗边站了一会儿。

太阳从云后头出来了,被子上的潮气往上冒,看得见。

我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是白的。正中间有一行铅笔字,写得很轻:“玉兰 二十四”。

右下角还有字。一行数字,橙红色的,点阵打的,一个点一个点排成字,像旧打印机打的。

98 4 18

我盯着这六个数字。

“98 4 18。”我念了一遍。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号。二十八年前。

那年我还没出生。

我拍了张照,发给我爸。

屋里没人应。屋檐下还在滴水,一下。又一下。

发出去两分钟,他回了三个字。

哪来的。

第02章 修不出来的脸

回到家我把照片摊在桌上,先拍。

我在公司做过两年跟人脸相关的调研,知道这类软件是怎么回事。它不是还原,它是猜。猜得越像,越靠不住。

手机举到窗边避开反光,拍了七八张,挑了一张最正的。又把公司发的便携扫描仪翻出来,插上电,压着照片从上往下慢慢拉。屏幕上一格一格往下走,扫出来全是竖纹。

扫了三遍,竖纹没了。

我把照片放大。四寸照片比手掌还小,七点六乘十点二厘米。剪掉右边以后,剩下的那个人只有三四厘米宽。

我在手机上下了一个修复软件。

打开,弹窗一行字:请上传清晰正面人脸照片。

“正面”。我妈的脸是正的,端端正正。我点了上传。

进度条走得很慢,从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九,走了十几秒,又跳回百分之四。我去厨房倒了杯水,回来一看,已经完了。

屏幕上多了一张脸。

很清楚。眉毛一根一根能数,睫毛也有,眼白里有一点红丝。嘴角的纹路,下巴上一颗小痣,全在。

我看了半天,把手机放下,又拿起来。

不像我妈。

我半年前退了婚。跟人说了一堆理由,工作、性格、两边家里。其实就一条:我不想将就。

我妈那辈子就是将就过来的。我从小看着,看着看着就决定了。

不是不像,是太像了,像到不像。年轻得像另一个人。我记忆里的妈是四十岁、五十岁的,头发烫过,眼角往下垂,说话爱皱鼻子。

这张脸不皱鼻子。

我妈最后那半年瘦得厉害,脸都塌下去了。这张脸是有肉的。

我把画面往下挪,那只手还在。

我两根手指往外撑,放到最大。

满屏都是一只手,糊成一片。软件到这儿就不干活了。手只有几厘米宽,五根指头,只有三根是整的。食指最清楚,第二个关节往上折,弯着,像捏着什么,又像被什么压过。

指甲看不清。皮肤也看不清。放大到最后,全是一个一个方块。

我点了“重新修复”,换了个模式。

第二遍出来,手还是那样。

我又试了一次,把图裁到只剩脸,只修脸。脸修得越来越清楚,手一次也没成。

最后一遍,我把“增强细节”打开,底下那个“智能补全”的开关也拉亮了。

这一遍,屏幕上那只手是完整的。

五根手指齐齐整整,指甲一个不少,中指最长,小指最短。挑不出毛病的一只手。

可是关节全是直的。

五根手指,一根都没弯。食指直得像筷子。

我把照片举到眼前,跟屏幕上那只手并排看。

照片上那只手,食指是弯的。

不是同一只手。

我把三张图都存下来,并排摆着看。第一张糊。第二张也糊。第三张清清楚楚,可清清楚楚是另一只手。

我把软件关了。

屋里暗下来了,我没开灯。楼下有人在说话,一句一句往上飘,听不清字。楼上有人拖椅子,拖了很长一段。

我就那么坐着,手机黑着屏。桌上摊着那张照片,一半有人,一半没了。

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这张照片里,没有那个人的脸。

只有一只手。

第二天上午,我把照片拿到小区门口那家照相馆。

店里就一个老头,六十来岁,戴着蓝色套袖,正在电脑上给一张全家福修色,把一个人的脖子拧正。

“师傅,这张能扫一下吗,扫清楚点。”

他接过去看了一眼。

“剪过啊。”

“嗯。”

“剪得还挺狠。”他把照片放到扫描仪上,合上盖,屏幕上出来一半人,“原片还有吗。”

“没有。”

“那没法补。”他说,“扫描只能扫成这么清楚。你要放大也行,一寸一寸放,粒子全出来。”

他扫完,把文件拷到我手机上,收了十五块。

“师傅,另一半能找着吗。”

“另一半在你手里,不在我这儿。”他说,“我这儿只有这个。”

“这照片有年头了。”他说,“边上这个钢印,是国营照相馆的。现在没这玩意儿了。”

“背面还有一行字,点阵打的。”

“那是收件的日子。”他说,“不是拍照那天。一卷送进去,袋子上写日期,出来就打这个。”

“哪家的。”

“认不全。临江就那几家,早没了。”

当天下午,我去了我爸那儿。

老房子,五楼,没电梯。楼道灯坏了一盏,走两步亮一下,再走两步又灭。我爬到四楼就听见电视声。

门没锁,虚掩着。我推门进去,一屋烟味。

饭桌上摆着一只碗,碗里泡着半个馒头,馒头上压一根咸菜。电视开着,声音很大,是本地台的天气预报。

他在阳台上,背对着我,两只手肘搁在栏杆上,一根烟夹在指头缝里,烟灰挂了很长一截,没弹。

“爸。”

“来了。”他没回头。

我走到阳台门口,站住。他脚边一个罐头瓶当烟灰缸,里头十几个烟头,泡在水里,水是黄的。

“你吃了没有。”他说。

“吃了。”

“冰箱里有排骨,你妈年前炖的。”

“嗯。”

“工作忙不忙。”

“忙。”

“饭要按时吃。”

阳台上那盆绿萝,叶子黄了一半。我妈在的时候,这盆绿萝能拖到楼下。

他们没离婚,也没住一块。我妈病了以后搬回老屋,说一楼出门方便。我爸一礼拜去两回,送菜,修东西,坐一会儿就走。

我把照片从内兜掏出来,纸被身子焐热了,有点软。我展开,抹平。

“爸,这照片谁拍的。”

他转过身来,接过照片。

他看得很久。先看正面,翻过去看背面,又翻回来。手指头在剪口那边蹭了两下,蹭得很轻,像怕蹭坏。

“记不清了。”

“厂里谁有相机?”

“那时候照相的多。门口有个照相摊,五块钱三张,还给过塑。”

“那摊子谁摆的。”

“一个瘸子,姓吴。”

“现在还在吗。”

“摊子早没了。”他说,“人也早没了。”

“右边这人是谁。”

他把烟按在罐头瓶里,按了两下,烟头“嗤”一声。

“你妈剪的。”

“我问她为什么剪。”

“你问她去。”

阳台上安静了一会儿。楼下有人倒车,那个“滴滴”的声音一下一下,隔一会儿又一下。

“爸,你问过她没有。”

“问过。”

“她怎么说。”

“没说什么。”他把烟头按死,“她三天没跟我讲话。”

他把照片递回给我。

“照片你留着吧。”他说,“别弄丢了。”

这句话说得比前面几句都快。像早想好了,在心里排过几遍,等的就是这一刻说出来。

我抬头看他。他没看我。他把空烟盒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进屋把电视关了。

屋里一下子静下来。只剩楼下那个倒车的声音,一下一下,隔一会儿又一下。

我下楼的时候天还没黑。楼底下那棵槐树刚发芽。

我把照片从兜里掏出来,对着光看。剪口那道白茬在太阳底下发亮,比在屋里看着宽。

我爸刚才手指头在上头蹭了两下。蹭得很轻,像怕蹭坏什么。

可他蹭的位置,正好在剪口上。

第03章 红光厂

我在手机上搜“红光机械厂”。

第一条跳出来是“红光物流园”,地址江北路 78 号。第二条是招聘:仓库管理员,月薪四千五,包住。再往后翻,是一条 2013 年的旧新闻,说红光机械厂老厂区拆完了。

我给我妈一个老同事打电话。她儿子接的,说她去外地带孙子了,让我过几天再打。

我没等。

第二天上午我打车过去,四十分钟,五十六块。司机听我说江北路 78 号,问:“物流园?那边没什么人。”

“我以前在那儿住过。”

“厂里的?”

“厂里的。”

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厂区在江北路东边一大片。沿路先是一道铁皮围挡,蓝的,锈出黄斑。围挡上去年贴的广告还没撕干净,剩半张,一个女人的下半张脸,眼睛部分被人抠了个洞。

围挡后头是彩钢瓦搭的仓库,一排接一排,屋脊上有通风球,风吹着转。一辆叉车在空地上倒车,蜂鸣器一下一下地响。仓库门口站着一个穿反光背心的年轻人,抽烟,看我两眼,进屋去了。

我小时候来过这儿。厂里发东西,月饼、带鱼、成箱的汽水,都在门口排队领。

我把照片掏出来,对着看了一眼。

厂门还在。两根水泥柱子,刷过一遍灰漆。柱子上的字被漆盖住了。我凑近看,从漆的厚薄上能看出轮廓来。

“红光”。

右边那根只剩个“光”字,上半截被车刮掉一块。

往里是一条路,两边种着法国梧桐,一排六棵。树皮一块一块地掉,新皮是浅绿的。树很高,枝子在头顶上交叉。去年没落的果子还挂着,干成褐色。

再往里走,一座水塔立在仓库后头。红的,身上有铁梯,梯子锈成褐色。塔身刷着四个白字:“安全生产”。

水塔底下有个保安亭。玻璃窗,玻璃上一层灰。里头一个老头,桌上摆个小电视,唱戏,声音开得很小。旁边一个电饭锅,一只搪瓷缸。桌上摊着一本登记簿,字歪得厉害。

我敲了敲窗。

老头抬头,把电视按掉,推开窗。

“你找谁?”

“师傅,我打听个事。”

我从包里掏出烟。我不会抽,这包是办丧事的时候剩的,一直在包里放着。我抽了一支递过去。

他接了,没抽,夹在耳朵上。

“你说。”

“这厂什么时候拆的?”

“零九年搬的,一三年拆的。”他说,“我在厂里的时候就在。八三年进的,看大门。”

“那您认得质检科的人吗?”

“质检科?”他想了一会儿,“那屋在二楼西头。徐科长,胖,后来去工会了。还有个姓沈的——”

他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

“沈玉兰。”

我把手在包带上捏了一下。

“您还记得她。”

“记得。”他说,“高个,头发扎起来,走路快。质量月的时候广播里念过她的表扬稿。那年她抓出一批齿轮,公差超了两丝,她拦下来不让入库,为这个还得罪人。”

“广播里念?”

“厂里有线广播,中午吃饭的时候放。”他说,“她的稿子念过三回。那个声音,一开口就知道是她。”

我把照片递到窗口。

老头从抽屉里摸出眼镜,把眼镜腿掰开戴上,举着照片凑到玻璃前头。

看了有十几秒。

“就她。”他把照片还我,“站门里头,柱子旁边,就这么站的。”

“您那会儿就在门卫?”

“在。”他说,“天天在。”

“厂里的人您都记得?”

“记不全。”他说,“名字记不住,脸记得。你们厂那个时候一千二百人,中午下班,门口跟放水一样。”

“拆的时候您在这儿?”

“在这儿。”他说,“铲车一推,二楼西头那间先塌的。就是质检科那间。”

我把照片收回,捏在手里,捏了一会儿。纸边上被我捏出一道折。

“师傅,我再问您一件事。”

“说吧。”

“1998 年春天,她有没有在门卫这儿等过什么电话?”

老头把耳朵上的烟拿下来,捏了捏。

“你怎么知道这个。”

“我猜的。”

他看了我一眼,摸出火柴,把烟点上,抽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

“等过。”他说,“就那么一回。我记得清楚,因为我那天给她倒了水。”

“哪天?”

“哪天记不清了。就记得是春天,早上,天亮得早,她在外头等开门。”他说,“我们这屋有电话,全厂就这一部。外头打进来,都得我们喊。她坐这儿等,说有个电话要来,让我喊一声。”

“家属院那边也有传呼电话吧。”

“有。三号楼底下有个小屋。”他说,“老大爷拿个喇叭朝楼上喊:三单元老李家,电话。喊三遍,没人应就挂了。喊一次一毛钱。夜里也喊,喊得半院子人醒。”

“她几点来的?”

“六点多就坐那儿了。”老头说,“我泡了一壶茶,她一杯一杯喝,喝了三杯,也不敢走。中间去了一趟厕所,跑着去的,跑着回来的。”

“电话没来?”

“没来。”他说,“等到中午,广播都散了,电话一次没响。有人来找她签字,她签完了又坐回来。”

“她说什么了吗?”

“没说。中午走的。走的时候把杯子洗了,放回原处,还跟我要抹布,把我桌上的灰擦了。”

我站在窗口,玻璃上有一块没擦干净的地方,我拿手指抹了一下,抹出一道印。

“师傅,她那阵子有没有请假?或者说要调走?”

“请假我不知道,我不管这个。”他说,“我就知道那天她没去车间。我问过她一句,说小沈你今天怎么不去车间。她就笑笑,说等人。”

“等人。”

“等人。”老头说,“我劝她先回去,说有电话我喊你。她摇头,说不走。就那么坐着。”

我把照片对折了一下,又不敢对折,赶紧摊开抹平。

“那年厂里走的人多吗?”

“多。南边招人,走了几十个。有的一天走三个。”他把烟灰弹到地上,“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她那天,等的是谁的电话。”

他把烟按灭在窗台上,看着我。

“你要问那时候的事,”他说,“去问王秀英。她在厂里管广播,什么都知道。”

“王秀英?”

“广播站的,后来管工会,早退了。”他说,“三号楼,二单元,一楼。你到门口喊王姨,她就出来。”

我把这个名字打在手机备忘录里,怕忘。

老头往椅背上一靠,又说了一句。

“她还住老家属院。”

第04章 王姨

老家属院在厂西边两条街。红砖楼,五层,没电梯。

外墙的落水管漏了很多年,从五楼到一楼一道黑。墙根底下停着几辆自行车,一辆永久,一辆凤凰,都没气了。晾衣绳从这窗拉到那窗,挂着床单、抹布、三双袜子。

三号楼二单元一楼,门开着一条缝,缝里透出电视光。

筒子楼的走廊一米二宽。左边堆蜂窝煤,用塑料布盖着。右边一口酸菜缸,缸壁上挂一圈白。再往前一张旧沙发,坐垫的弹簧顶出来一节。走廊尽头是水池,水龙头没关紧,一滴一滴。

墙上贴着居委会的通知,纸边卷了,上头写“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通知底下就是蜂窝煤。

我敲了敲门。

“谁啊。”里头一个女声。

“王姨在家吗?”

门开了。

六十多岁,短发,烫过,紫红里掺白。个子不高,围着围裙,围裙上印着广告字。手上全是老年斑。

“你哪位。”她上下看我。

“我叫林小雨。沈玉兰是我妈。”

她的手在围裙上停了。

“玉兰的闺女?”

“嗯。”

“进来进来。”

屋里两间,中间过道挂一块蓝布帘。方桌,四把椅子,一把是藤的。桌上铺塑料台布,台布上压一罐腌萝卜。

墙上挂着两个相框。一个里头是张长条照片,横的,人多得看不清脸,底下印着白字:一九九八年厂职工运动会。另一个相框里是奖状,红边,“先进工作者”,一九九三年,盖着厂里的红章。

“坐。喝水不喝。”

“喝。”

她拿了个玻璃杯,倒上暖壶里的水。杯子上印着“临江市红光机械厂”,字掉了一半。

“你妈……”她把杯子推过来,“什么时候的事。”

“三月二号。”

“我听了。”她说,“在菜市场听人说的。我站那儿半天。回来跟你王叔说,他说不可能。”

她坐到对面,围裙还没解。

“你长得像她。”她说,“鼻子像。”

“嘴像我爸。”

“那倒是。”她笑了一下,笑到一半收住了。

她抬手往墙上一指:“那个运动会,我在里头。第二排右数第四个,穿白衬衫的。那年我三十五。”

我站起来看了看。照片上的人小得像米粒。

“广播室在办公楼三楼。”她说,“一间小屋,隔音棉都掉了。中午十一点半开始放,先放歌,再念稿。那年春天放《相约九八》,放了整整一季。”

我把照片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往她那边推。

“王姨,您看看这张。”

她伸手拿起来,低头一看,手就停了。

那只手停在照片边上一寸的地方,没往下落。

她往前凑了凑,把照片翻过来看背面,又翻回去,捏着两个角,对着窗。

“这……这是厂门口那棵梧桐底下拍的。”她说,“四月,刚发新叶。”

她把照片放到桌上,手掌压住一角。

“这棵树,八五年植树节栽的。我们科室下去的,一人一棵。”她说,“砍了。拆的时候我就想,这树怎么没人管。”

“王姨,右边……”

“剪了。”她打断我,声音低下去,“剪了。”

她喝了一口水,杯子在手里转了半圈。

“那年四月,”她说,“玉兰跟电工小周好。厂里都知道。不是那种偷偷摸摸的,两个人就是好,走在一起也不避人。”

“您说小周。”

“周德海。”她说,“电工班的小周。人老实,话不多,手巧。谁家的表停了都拿来找他,他拿个螺丝刀,两分钟就好,给钱也不要。厂里机器坏了,他爬上去修,一身的油。”

“那他们……”

“两个人说要走。去南边。”王姨说,“那年厂里走了几十个。南边厂招工,一个月给六百、八百。在这儿一个月三百来块,还得看效益。年轻人心里都长了草。”

“小周家里什么情况。”

“农村上来的,招工进的厂,一个人住单身宿舍。”她说,“他给我修过一只表,上海牌,我妈留下的。修了两回,一分钱不要。后来那表丢了,他还问过我一回。”

“玉兰跟他,是认真的?”

“认真的。”王姨说,“玉兰那个人,你要她演戏她不会。”

“她跟您说过?”

“说过一回。”王姨说,“就在广播室。她来送稿子,坐着不走。她说,王姐,我想出去闯闯。我说你妈答应吗。她就不说话了,两只手绞在一起。”

“王姨,那个小周……”

帘子后头动了。

帘子一掀,一个老头出来,个子高,背有点弯,手里捏着一把花生。他看我一眼,又看王姨,咳了一声,走到门口,把门往外推了推,拖张凳子坐到门边剥花生。

王姨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都是过去的事了。”她说。

“王姨——”

“都是过去的事了。”她重复了一遍,声音比刚才亮,“你妈人好。那几年厂里谁家有事她都帮。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胖。”

她把桌上那罐腌萝卜往边上挪了挪,好像要给谁腾个地方。

后头这半个钟头,她絮絮说别的。说两个儿子,一个在东莞,一个在临江开出租。说家属院去年通了天然气,一户两千二,钱交了,到现在没入户。说楼上的老李耳背,电视开得跟唱戏一样。说门口那家小卖部换人了,新来的卖得贵。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七。”

“结婚了没有。”

“没有。”

“不急。”她说,“现在年轻人都不急。”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在看桌上那罐腌萝卜。

我坐不住,起来说走。

“我送你下楼。”她站起来,把围裙解了,搭在椅背上。

王叔坐在门边,手里还是那把花生,冲我点了一下头,没说话。

走廊里灯亮着一半。走到楼梯拐角,她才把手伸进裤兜,掏出一张纸。

是从日历上撕的一角,背面白,上头写着字,圆珠笔写的:

周德海,城南老街,修表

折了两折。她塞到我手心里,把我的手捏住了。

“你去找他。”她说。

“王姨……”

“别提我。”她说,“他要是问,就说你自己找着的。”

我点头。楼道的灯闪了一下,暗了半秒,又亮起来。

她把声音压得更低。楼道口有风,她把外套的领子往上提了提。

“你妈那年,瘦了十斤。”

第05章 修表铺

城南老街在江那边。坐 11 路到底,再走十分钟。

街口有个水泥牌坊,上头四个字掉了一个,剩下“城南老街”。两边的墙上都刷了“拆”,红漆,一个字外头画一个圈。

一半的店关着。卷帘门上贴着招租,电话号码被人撕掉半截。

还开着的有三家:一家卖香烛纸钱,一家修电动车,一家剃头店。剃头的老头坐在门口晒太阳,看我一眼,又低下头。

路是水泥的,一块一块裂开,裂缝里长草。

修表铺在街中段。

门脸一米五宽,一块玻璃柜台。我推门进去,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

柜台里摆着几十只表,一排一排,黑表带棕表带,都擦过,玻璃底下垫一块蓝绒布。

柜台侧面挂着一张价目表,塑封的,边上发黄。洗油四十,换电池五块,换表带二十,配表蒙三十。底下还有一行小字:不修电子表。

墙上挂着七八只钟。圆的、方的、带摆的。走时都不一样,滴答声叠在一起,乱的。有一只钟的摆锤还在晃,晃一下,停半下。还有一只慢了十分钟,一直没调。

屋里有股机油味,还有一股表油味,甜一点,混着烟味。

他坐在台灯后头。五十六岁,头发白了一半,穿一件深蓝布褂子,右眼上扣着一个单筒目镜。台灯照着桌上:一只拆开的手表,几个小螺丝,一把镊子,一小瓶油。

“师傅。”

“修表?”他没抬头。

“嗯。”

“放这儿。”

我把手腕上的表摘下来,放在柜台上。表带是皮的,戴了六年,边上起毛。这表是我妈给的,二十六岁生日,她说买的时候一百八,别弄丢。

他放下手里的活,拿起来,翻过后盖看,又贴到耳朵上听。

“走得准吗。”

“准。”

“这表没毛病。”他说,“就是该洗油了。三年洗一回,你这不止三年。”

“九几年的。”我说。

“九几年的表,机芯好。”他说,“现在的表,里头的零件是塑料的。”

“买的时候一百八。”

“一百八,那阵子不算便宜。”

“洗油多少钱。”

“四十。”

“那就洗。”

“表带也换了吧。”他说,“这条要断了。换一条皮的,二十。”

“先不换。”

他撕了张纸条,在上头写了个号,用透明胶贴在表背上。又撕一张,写一样的号,推给我。抽屉里翻出一个小本子,他翻到一页,记了一行。

“后天来拿。”

“好。”

我站着没走。他把表放进柜台下层的一个塑料盘里,又拿起刚才那只拆开的。

门上的铃铛又响了一声。进来一个女人,四十来岁,穿一件超市的红马甲,手里捏着一张取表单。

“师傅,我的表。”

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只表,放在绒布上,推过去。

女人拿起来对着窗看了一会儿。“多少钱。”

“三十。”

“上回不是二十五。”

“上回没换零件。”他说,“这回调了游丝。”

女人啧了一声,从口袋掏钱,数了三张十块的,压在柜台上。

“你这门什么时候关。”她说,“整条街都快没人了。”

“再干两年。”

“我下个月搬走。”她把表戴到手上,转身走了,“师傅你保重。”

铃铛响,门关上,屋里又只剩滴答声。隔壁修电动车的电钻响了一阵,又停了。

“这铺子您开多久了。”

“九八年冬天来的。”他说,“租的,一个月八十,现在三百八。”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他说,“这条街要拆,通知贴了三回。头两回我都没走。”

我把包放在柜台上,手伸进去,摸到照片的边。

停了一下。

“师傅,还有件事。”

“嗯。”

“您看看这个。”

我把照片放在柜台上,推过去,推到他手边。

他把手里的表放下,目镜推到额头上,拿起照片。

看了两秒,他又把目镜拉下来,扣在眼上。

他看得很久。照片离眼睛不到十公分,一动不动。屋里那些钟,一下一下地走。

后来他把目镜摘了。

他的手抖了一下。镊子从指头中间滑下去,掉在玻璃柜台上,“叮”一声,弹到地上,滚了半圈。

他没去捡。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是红的。

“你妈……”他说,“什么时候走的。”

不是“你是谁”。也不是“你怎么找到这儿”。

“三月二号。”

他“哦”了一声。把目镜放在桌上,慢慢坐下。凳子腿在水泥地上磨了一声。

“在医院?”

“嗯。肿瘤医院。”

“受罪了没有。”

“没有。”我说,“最后几天一直睡着。”

他点头,点得很轻。

“……她五十二。”我说。

“我知道。”他说,“她比我小四岁。”

“她后来一直在红光厂。”我说,“厂子搬了,她内退,后来在超市理货。”

“理货。”他把这三个字重复了一遍,“她以前在质检科。”

“嗯。”

“质检科的人,眼睛毒。”他说,“一批活里有一个次品,她一眼就能挑出来。”

墙上一只钟敲了一下。半点。

“右边这只手。”我说,“是您的吗。”

他没答。伸手,把照片推回来,推到我面前。

“这照片你收好。”

“师傅。”

“收好。”他说,“别放包里,压在家里书里头。”

我没拿。手放在柜台上,没动。

他也不催。台灯照着他的手。手背上有几道细口子,虎口那里一道旧疤,从虎口一直拉到手腕。

过了有一会儿,他弯腰,把地上的镊子捡起来,在褂子上擦了两下,放回桌上,摆正。

门外有人拍了两下卷帘门,喊“师傅”。他没应。脚步声走远了。

“你爸还好吧。”他说。

“还行。”

“他还在车队?”

“退了。”我说,“厂子散的时候就退了。”

他点头,没再问。

“师傅,这照片上——”

“我问你。”他打断我。

“您问。”

他抬起头,眼睛盯着我。

“你妈那天,几点到的。”

第06章 两张票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卷帘门往下拉,拉到一半停住。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块硬纸板,上头红漆写着四个字:暂停营业。

他把纸板挂在门把手上,回头说:“进来。”

屋里暗了一半。

里屋三平米。一张小桌,两把凳子,一个电水壶,靠墙一个矮柜。墙上挂着一张挂历,纸边卷起来了,上头印着一个女明星,穿红裙子。

挂历是 1998 年的。一直挂着,没换。

他插上电水壶,从抽屉里拿出两个玻璃杯,一个杯口有个豁口。抓了一把茶叶丢进去。

“坐。”

我坐下。桌子比膝盖高一点。

水开了,他把水倒进两个杯子,推一个给我。杯子里浮着一层茶叶梗。

他自己也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上有一层薄茧,是拿镊子拿出来的。

外头有人在街上喊卖豆腐,声音拉得很长,喊过去就不喊了。

“你妈没来。”他说。

不是问句。

“哪天。”我说。

“四月十八。”

他抬头看了一眼那张挂历,又低下头。

“我五点半起的。”他说,“宿舍六点开门,我在门口等。看门的老郑还问我,小周你这么早。我说赶车。”

“六点就到车站了?”

“六点十分。”他说,“站台票五毛一张,我买了一张。”

“进站还要票。”

“要。没票进不去。”他说,“我买了站台票,就能上站台。我们厂有人这么送过人。”

那年的车站还是老站。候车室是平房,门口两盏灯泡,黄的。站前广场上有人卖茶叶蛋,一个搪瓷盆,一块钱三个。有拉客的喊住店。天还没亮透。

“包里装了什么。”

“两件换洗衣裳。”他说,“一把螺丝刀。一包饼干,一块二,纸包的那种。”

“带螺丝刀。”

“我吃饭的家伙。”他说,“到那边还是要修表。”

他伸手在桌上比了一下,像在量一把螺丝刀的长度。

“还有一块表。我师傅给我的,上海牌,旧的,走得准。”他说,“我想着到了那边,先拿它当本钱,摆个摊。”

“饼干呢。”

“路上吃。临江到广州十九个钟头。”

他喝了一口水。

“票是十五号买的。”他说,“我们俩一块儿去的。我排的队,排了一个多钟头。一次买两张。”

“连号?”

“连号。”他说,“七车,045,046。我把 045 给她,我留 046。”

“为什么给她 045。”

“号小的靠窗。”他说,“十九个钟头,靠窗能趴着睡。”

“她没说要哪张。”

“她说不懂这个。”他说,“她说你看着办。”

屋里静下来。外头有人走过,脚步在卷帘门外停了一下,又走远。

“七点二十开。”他说。

“你几点上的站台。”

“六点二十就上去了。”他说,“站台上有风。我把包放在脚边,一只手提着包带,怕人顺走。一趟一趟看表。”

“检票的呢。”

“进站口有个大嫂检票,手里一把剪子,咔一下。”他说,“她看了一眼我的站台票,问,一个人?我说等人。她说快点儿,车要开了。”

“你上了没有。”

“没上。”

“为什么。”

“她没来。”

他说得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广播念了三遍。”他说,“527 次列车,开往广州,七点二十开,请旅客检票进站。念了三遍。第二遍的时候我还去了一趟售票厅,看是不是改点了。没改。”

“我在站台上转。”他说,“从这头转到那头,再转回来。几趟,我自己也数忘了。”

他把杯子转了半圈。

“站台票攥在手里,攥软了。”

“车进站的时候呢。”

“绿皮的,窗户开着。”他说,“人往上挤,有从窗户往里递包的,有孩子在哭。”

“车开的时候你看着。”

“看着。”他说,“车尾有块牌子,白的。我一直看到看不见。”

“你在站台上站到几点。”

“九点多。”他说,“从六点二十站到九点多。人都走光了,扫地的一趟一趟过。我沿着站台走到头,走到围墙那儿。铁轨上有一顶草帽,被风推着走。”

“我给她想过理由。”他说,“睡过了。公交车等不着。她妈把她锁屋里了。”

他停住。

“想到第三个,我就不想了。”

“你就那么站着。”

“站着。”他说,“后来我又进候车室坐着,坐到中午。候车室有个大铁桶,装开水,我拿搪瓷缸接了两瓢。水是温的。”

“中午走的?”

“中午走的。”他说,“走之前我又去看了一眼时刻表,看明天有没有这趟车。有。我没买。”

“为什么没买。”

他没答,把杯子里的水喝完了,把杯子推到一边。

“我回厂里找她。”他说,“三楼,宿舍。她跟广播站的小刘一间。”

“小刘怎么说。”

“小刘说她请了假,从十七号起,三天。”他说,“十七号是星期五,请到星期天。”

“第二天我又去。”他说,“小刘说人回家了,假还没销。”

“回家。”

“回她妈家。”他说,“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去。”

“你没敲门。”

“没敲。”他说,“我在门口站着,听见里头有收音机。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后来听人说,她跟车队的一个司机定了。我没去问。”

“你后来没再找过她。”

“找过。”他说,“第二年我托人问过一回。人家说了一句话,我就没再问。”

“说了什么。”

他没答。

他把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一下,很轻。

他站起来,走到矮柜边上,蹲下去,拉开最底下一个抽屉。

抽屉里放着一个铁皮盒。方的,绿漆,上头四个字:黄山毛峰。盖子上有一块锈。

他把盒子端到桌上,用抹布把盖子擦了一下,打开。

里头东西不多。一张票,一张站台票的存根,还有一小截红绳。

红绳原来系在票上,打了个死结,现在松了,褪成粉的。

票是粉红色的,软纸。他把票捏起来,放在桌上抹平。

527 次。1998 年 4 月 18 日。7 点 20 分开。硬座。7 车 046 号。九十三块。

票面正中间有一道折痕,横的,压得很深。边角磨圆了,磨得发白。

“你一直带着。”

“压在盒子里。”他说,“搬了三回家,都带着。”

我把手机拿出来。

“我能拍一张吗。”

“拍吧。”

我拍了三张。手有点抖,第一张糊了,第二张反光,第三张才清楚。

“背面是什么。”

“须知。”他说,“跟你那张一样。”

他把票收回铁皮盒,又把那张站台票的存根捏起来看了看。存根只有一指宽,上头的字快看不清了。

“站台票你也留着。”

“留着。”他说,“五毛钱。”

“五毛钱你也留了二十八年。”

“五毛钱也是钱。”他说。

电水壶跳了闸,红灯灭了。他没再烧。

他把盒子盖上,手放在盖子上,没动。

“我这辈子就买过那一回两张票。”

第07章 传呼本

第二天上午,我回了老屋。

钥匙在包里滚了半个月,一掏就掏着了。锁有点涩,我拧了两下才开。

屋里有股霉味,混着樟脑味。窗关着,玻璃上蒙了一层灰。我把窗推开,楼下有人在剁东西,一下一下。

对门的邻居开了一条门缝看我,又关上。

屋子清了一半。五斗柜空着,抽屉全拉出来了。缝纫机上那块碎花布我叠好了,放在一边。阳台上空着,晾衣绳还在。

我妈的东西,我原来以为就这么多了。

我坐在床边看了一圈。床板露出来了,被褥上回我拉走了。墙上有一个钉眼,原来挂钟的地方。钟不知什么时候没的。

我把床头柜翻了一遍。两盒药,一把梳子,一个装扣子的铁罐。没有。

缝纫机的小抽屉,三把剪刀,几个线轴,一包针。没有。

最后我搬了张凳子,站上去看衣柜顶上。

衣柜顶上全是灰。灰里头放着两个鞋盒,一个装旧毛线,一个装着我小学的成绩单。最里头还有一个纸盒,压在一床旧棉絮底下。

我把盒子拿下来,抱到窗边。

盒子上也是灰。我用袖子擦了两下,打开。

里头有三样东西:两盒没拆的药,一沓旧票证,还有一本作业本。

作业本是小学生用的那种,封面印着“语文”,右上角一个红五星。右下角用圆珠笔写了三个字:沈玉兰。

她的字。写得很用力,把纸都划出印子。

我把本子翻开。

前几页是空的。翻到第四页才开始有字。

左边写日期,中间写一串数字,右边写一个字。有时候不写。

我认得这种本子。这是我妈记传呼的本子。她把它当账本用。

第一页的日期是 1997 年 6 月。

“6.14 126-4830217 回”

“6.21 126-4830217 回”

“7.2 126-4830217 未回”

“7.8 126-4830217 回”

一页一页往下,都是同一个号。

有几行右边空着。有几行写着“已回”,字被划掉了,重新写过。中间还夹着一行别的数字,后头写“厂里”。还有一行写着“又没回”,三个字写得很重。

我坐在地板上,把本子放在膝盖上,一页一页往后翻。

1998 年的字比前一年少。有时候一整页只有两行。

翻到 4 月那一页,我停住了。

4 月 15 日:空。

4 月 16 日:空。

4 月 17 日,只有一行。

“4.17 126-4830217 未回”

后头再没有别的字。这一页的下半张是空的。4 月 18 日,空。

4 月 19 日,空。

本子后头还有几页,写的是七八月的传呼,字更少,最后一个日期是 1998 年 9 月 3 日。

那以后就一页白纸,一直白到本子最后。

我掏出手机,按了 126。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女声很客气,念完就断了。我又拨了一遍,还是这一句。第三遍我没拨。

我坐在地上,用手机查了一下。寻呼台 2002 年以后陆续关的。126、127、128,都关了。最后一家在外省,撑到 2007 年。

我又看了一遍那行字。

“4.17 126-4830217 未回”

我把本子合上,抱着它下楼。走到二楼,我想起来,回头把门锁了两道。

下午我去了城南老街。

他正在给一只钟装指针。看见我,把手里的活放下。

“表洗好了。”他说,从柜台底下把表拿出来。表带擦过,表蒙子亮了一层。

“我后天来拿。”

“现在拿走也行。”

“先放着。”我说,“我还有事问您。”

“你说。”

我把作业本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柜台上,翻到那一页,推过去。

他低头看。看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摸出眼镜,戴上。

他又看了一会儿。

“这是我的号。”他说。

他把本子转过来,指尖点着那串数字。

“头两年她一个月呼我一回,后来两个月,后来就不定期了。”

“呼一次多少钱。”

“两毛。”他说,“到邮局或者小卖部,报号,报自己的电话,人家给你转。数字机响一声,屏上出一串号,你就知道该往哪儿打。”

“126-4830217。”

“嗯。”他说,“我那台机子,数字机。汉显的买不起,一千八一台,我一个月工资三百多。”

“她 4 月 17 号呼过你。”我说,“本子上写着未回。”

他没说话。手按在本子上,指头压着那行字。

“我回了。”他说。

我看着他。

“我回了。”他又说了一遍,声音低下去,“那天……那天我在配电室。车间跳闸,两台机床停着,车间主任在门口骂人。我蹲在柜子前头合闸,一身汗。BP 机在裤兜里响,我摸出来看了一眼,一串号。我以为是车间叫我修机器。”

“你没回。”

“我回了。”他说,“我干完活,跑到街口邮局,排队,回过去。呼台给了我一个号,是厂里门卫那屋的。”

“门卫室。”

“门卫接的。”他说,“说人走了,走了有一会儿了。”

“她那天就在门卫室坐着。”我说。

他抬起头。

“从早上六点多坐到中午。”我说,“电话一次没响。”

“几点打的。”

“几点记不准。”他说,“反正是下午了。排了多久也忘了。”

他把眼镜往上推了一下。

“邮局柜台那块玻璃,角上缺一块,拿胶布粘着。里头那个女的在嗑瓜子,一边嗑一边接电话。”

“这个我记得。”

他停了一下。

“我以为她变卦了。”

“变卦。”

“四月十五号买的票,十六号她就不怎么说话了。”他说,“十七号呼我,我以为她要说这个。”

“她没说?”

“数字机,留不了话。”他说,“就是一串号,什么都没有。”

他把手从本子上挪开。

“你妈后来提过那天没有。”

“没有。”我说。

“一句也没有?”

“没有。”

他把眼镜摘下来。

“算了。”他说,“不问这个。”

他把眼镜戴上,又低头看那页纸。

“那你怎么知道是她。”

“她每回都从那个小卖部打。”他说,“家属院门口那个,号码我认得。”

“小卖部姓什么。”

“姓赵,一个胖女人。”他说,“她家电话装得早,谁家有事都去她那儿打。一分钟三毛,墙上贴着一张纸,写着价。”

我低头看本子。那一页上只有一行字,一个号,两个字。

未回。

“本子上写了两年。”我说,“1997 年 6 月开始,一直写到 1998 年 9 月。”

他把眼镜又戴上了。

“9 月以后,一页都没有了。”

“9 月我调走了。”他说,“调到江东的分厂。分厂一年就散了。”

外头有风,卷帘门响了一下。

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两只手撑着柜台。

“我想了二十八年。”他说,“想不出来她那天要说什么。”

我把本子收起来,抱在怀里。

“师傅,我再问一句。”

“问吧。”

“那你后来为什么一直觉得,她不是变卦了。”

他把手从柜台上收回去,站直了。

“我想着,”他说,“她要是不想走了,会把票给我送回来。”

第08章 父亲

我到我爸那儿是下午三点。

门开着。屋里没人,电视开着,声音很小。阳台上有人。

他在给花换土。三只花盆摆在阳台上,一只裂了,用铁丝箍着。地上铺着两张旧报纸,上头摊着土、碎瓦片,旁边一小袋营养土,二十斤,十二块。

他蹲着,两只手插在盆里,把君子兰的根整个端出来,抖旧土。土抖在报纸上,细细的一层灰。

旁边还有一只空盆。盆底垫着一块瓦片,边上放着一把塑料的喷壶,喷壶嘴是用针扎的眼。

那是我妈的东西。

“爸。”

“来了。”他没抬头,“你等会儿,这个弄完。”

“我帮你。”

“不用。”他说,“你手脏了不好洗。”

我站在阳台门口。他手背上的泥已经干了,裂成一道道。指甲缝里全是黑的。

“妈的花你还养着。”

“养着。”他说,“不养就死了。这盆君子兰她养了十一年。”

“十一年。”

“搬过来那年买的。”他说,“三十块。她嫌贵,我说买都买了。”

“妈以前浇花,拿那个喷壶。”

“嗯。”他说,“她说水大了烂根。一礼拜浇一回,浇的时候用嘴吹一吹土。”

他把君子兰放进新盆里,一只手扶着,一只手往里填土,填一层,用手按一下。

按了四下。

“爸。”

“嗯。”

“我带了点东西给你看。”

他把最后一把土填完,拍了拍手,站起来,走到水池边冲了两下手,没擦干,就在裤子上抹了抹。

我把包放在饭桌上,拉开。

那张票我夹在一本书里。我把票拿出来,放在桌上。

粉红色,软纸,边上一道折。527 次。7 车 045 号。

我又把手机拿出来,翻到相册,找到在修表铺拍的那三张。第三张最清楚。我把手机立在桌上,屏幕对着他。

7 车 046 号。

“这两张是连号。”我说。

他看了一眼。

就一眼。他伸手把票往自己这边挪了两寸,指头在票角上碰了一下,没拿起来。

他拉开椅子,坐下。

手上的泥没擦。裤子上那块湿印还没干。

“爸,1998 年 4 月 18 号早上,你在哪儿。”

“在厂里。”

“你不在厂里。”

他没吭声。伸手到上衣口袋摸烟,摸出一包,抽出一根,在桌上磕了两下。

“你那天去过车站。”

他把烟叼在嘴里,划火柴,火苗抖了一下。他抽了一口,把火柴甩灭,扔进烟灰缸。

“谁跟你说的。”

“没人跟我说。”我说,“你要没去,她不会三天不跟你讲话。”

他把烟夹在手里。

很久没抽。

烟自己烧,烧出一截灰,弯下来,掉在桌上。他没弹。

“是我把她拉回来的。”他说。

阳台上有风,把报纸的角吹起来一下,又落下。

“你凭什么。”

“什么。”

“你凭什么替她决定。”我说,“她二十四岁,她想去广州。你凭什么把她拽回来。”

我的声音比我以为的大。说完屋里静了一下。

父亲看着我。

“我那时候想的是,”他说,“我凭什么不能。”

我说不出话。

“在哪儿。”

“站前广场。”他说,“她刚下公交。”

“几点。”

“她下车那会儿我看了一眼表。”他说,“六点半。”

我坐在他对面,手放在桌上,按着那张票。

六点半。周德海六点十分就到了车站,在站台上站到九点多。

她在广场上,隔着几百米。

“她看见你了?”

“看见了。”他说,“她跑。我追。她跑得不快,穿了双新鞋。”

“新鞋。”

“蓝的,布的。”他说,“她舍不得穿,那天穿了。”

“你怎么抓住她的。”

“抓包带。”他说,“包带一拽就脱了,她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把烟放到嘴边,又拿下来。

“她说什么了。”

“她没说话。”他说,“她咬我。”

“咬你。”

“咬这儿。”他把左手伸出来,手腕往里翻了一下,“咬了很深。血出来了。”

我看着他的手。那只手上有一块疤,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开车弄的。

“你没松手。”

“没松。”他说,“松了她就跑了。”

“我把她拽上三轮。”他说,“车队的三轮,我头天晚上借的。货车进不了广场。”

“你头天晚上就借好了。”

“借好了。”他说,“我跟自己说,是怕她东西多。”

“后来我把她拉回车队院。”他说,“她一路不说话。”

“她没哭。”

“没哭出声。”他说,“她眼睛一直看着前面。车队院里有人洗车,看见我拉个人回来,也没问。”

“你把她送到哪儿了。”

“送回家。”他说,“你外婆在门口站着。她进屋就把门关上了。”

“为什么。”

“你外婆让我去的。”

“外婆让你去,你就去。”

他没答。低头看着桌面。

“我那时候三十。”他说,“一个厂的,认识十来年了。我在车队开货车,她在质检科。”

“她那天带着包。”他说,“一个帆布包,我给她拎回来的。包里有钱,有衣裳,还有一张票。”

“票你没扔。”

“没扔。”他说,“我给她了。我说你要走你就走,我不拦你第二回。”

“她没走。”

“她没走。”他说,“她把票塞回我手里,说了一句。她说,你留着吧,我认了。”

“那张票后来呢。”

“桌上。放了两天。”他说,“第三天不见了。她自己拿走的。”

我手底下的那张票,边被捏软了。

“这话你记了二十八年。”

“记着。”他说,“她说完就进屋了,一天没出来。那几天她照常做饭,照常上班。就是不理我。”

电视还开着,没人看。屏幕上是卖药的广告,声音很小。

我把手机拿起来,屏幕黑了一下,我又点亮。046 那张票的照片还在上头。

“爸。”

“嗯。”

“我去见了他。”

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没按。

“他还在城南?”

“在。”

“修表?”

“修表。”

他没再问。

“你剪的照片。”

他的手停了一下。

“我剪的。”他说,“她收着,我看着难受。”

“你剪的时候她知不知道。”

“不知道。”他说,“我剪完了放回去的。她后来找过,没找着,也没问我。”

“她找的时候,你在旁边?”

“在旁边。”他说,“她翻抽屉,我就坐着抽烟。她翻完把抽屉推回去,说了一句,说照片不见了。”

阳台上那盆君子兰新培的土是湿的,颜色比旁边的深。

“你为什么不问她。”

“问什么。”他说,“问了,她说什么,我信不信。”

“爸。”

“嗯。”

“那天我问你右边这人是谁。”我说,“你说,你妈剪的。”

他没吭声。

“你为什么说是她剪的。”

他把烟按在烟灰缸里,这回按灭了。

“说了是我剪的,”他说,“你就要问我为什么剪。”

“现在不一样?”

“现在不一样。”他说,“现在她人没了,我瞒这个干什么。”

“爸,外婆为什么要你去。”

他把烟叼在嘴里,抽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

“你外婆说,”他说,“她要是走了,这个家就散了。”

他把烟头按在花盆里。土上冒了一点白烟,很快没了。

他站起来,走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

水开得很大,冲在不锈钢池子里,声音盖住了别的。

他两只手在水底下搓,搓了很久,泥水顺着池子往下走。他没回头。

“爸。”我说,“外婆那年,是让你去拦她,还是让你去把她带回来。”

水关了。

他站在池子边,手还搭在水龙头上。

“她没说带回来。”他说,“她说,别让她上车。”

“那你怎么把人带回来的。”

他把水龙头又拧开了。水冲在池子里,很响。

“我那时候跟自己说的是,”他说,“我这也是为了她好。”

水还在流。

“为谁好。”

第09章 八千块

第三天我又去了老家属院。

这回王叔不在,下楼下棋去了,跟老李,一坐一下午。

走廊里的蜂窝煤少了一半。酸菜缸挪到墙根,缸口扣了一块木板,板上压两块砖。

她开门的时候手上带着面,围裙上也是面。桌上摊着面板,一摞饺子皮,一小盆馅。

“来得巧。”她说,“正包呢。你包不包。”

“我包得不好。”

“不好看也是吃。”她往旁边挪了挪凳子,“坐。洗手。”

我洗了手,坐下。她给我一根筷子,让我挑馅。

“少挑点,多了包不住。”

我包了两个,都躺下了。她伸手把我那两个扶起来,捏了两下,立住了。

她包得快。我包一个,她包三个。盖帘上摆得整整齐齐。

“王姨,我这次来,是想问一件事。”

“你讲。”

“我外婆当年,为什么非要拦。”

她把一个饺子捏好,放在盖帘上,捏得很紧。

“你外婆病了。”她说。

“什么病。”

“肝上的。九六年秋天查出来的。”她把手上那块面抹掉,“那时候她瘦,家里人都说是累的。”

“九六年?”

“嗐,不对。”她把面粉在围裙上擦了两下,“九七年。九七年秋后。九六年那会儿她还能下地。查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好了。”

“住院了?”

“可不是。市二院,六楼。”她说,“押金一千。我陪着去的,是我交的。回来她骂我,说不该交。”

“为什么不该交。”

“她说交了就出不来。”王姨说,“那时候没医保。厂里有个互助会,能报一点,报得慢。一笔一笔要开单子。”

“六楼是内科。”她说,“走廊里加了两张床。你外婆住靠窗那张。”

“抽过两回水。抽完了人能坐起来,说想吃橘子。橘子剥开了,她只吃两瓣。”

她放下手里那个饺子,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一支白蛋白三百八。”她说,“住院那阵子,一周有时候要两支。她自己算过,这一支下去就是半台彩电,一个月——”

她停住,站起来。

“我去看看火。”

她走到走廊那头的蜂窝炉边,掀开锅盖看了一眼,回来坐下。

“药贵。”她说,“那会儿什么都贵。”

我把手里的筷子放下。

“借了多少钱。”

“八千三百。”她说,“她记在一个本子上,谁家多少,都写着。”

“都借了谁家的。”

“记不清了,年头太长。”她说。

她的手在围裙上按了几下,一下,一下。

“你二姨家是大头。”她说,“剩下的我记不准。”

“借条呢。”

“借条也都写了。”她说,“写在稿纸上。写完让我按了个手印,说这样才作数。”

“你舅呢。”

“你舅那年二十二,谈了个对象,纺织厂的。”她说,“人家要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一样都还没买。那时候一台彩电两千三,冰箱一千八,洗衣机一千二。”

“后来买了没有。”

“买了。”王姨说,“买了两样,洗衣机没买。人家也嫁了。现在你舅在建材市场看仓库,一个月三千。”

“你妈是老大。”她说,“工资每月交家里。她那会儿一个月三百六,交三百,自己留六十。六十块钱,吃饭、坐车、买肥皂。”

“她交到什么时候。”

“交到结婚。”王姨说,“结婚那年还交。建国为这个跟她吵过一回。后来是每月给五十,给到你外婆走。”

“你外婆最后那两年不能下床。”她说,“屋里搁一张便盆椅。玉兰下班先去她那儿,做饭,擦身,倒盆,再回自己家。一天两趟,来回十里地,骑车。”

桌上的饺子馅见了底。她起身,从锅里又盛了一盆。

“她跟小周的事,你外婆知道?”

“知道。”王姨说,“厂里都知道,你外婆能不知道。”

“她拦过?”

“拦过一回,没吵。”王姨说,“就在门卫室。那天小周来送东西,正好碰上。”

“送什么。”

“一台修好的表,给你外婆的。”王姨说,“他还带了两斤白糖。”

“她说什么了。”

“说了几句闲话。问他家里几口人,几亩地,爹妈身体好不好。”王姨说,“小周老实,一句一句答。答完了,她就走了。”

“外婆那天脸色不好?”

“不好。”她说,“回屋坐着,一句话没说。第二天让我把白糖送回去,说不能收。”

“她没再说什么。”

“说过一句。”王姨说,“她后来跟我说,人不错,就是养不起这个家。”

我手上还沾着面。

“你妈不是不敢走。”王姨说,“是走不了。”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抬头,手上那个饺子捏得很慢。

“八千三百块,摊在床上,谁都走不了。”她说,“她要是走了,这钱谁还?你舅那三大件谁买?你外婆吃药谁给钱?”

“她想过不走的。”

“想过。想了两年。”

“她跟您说过?”

“就一句。”王姨说,“她问我,王姐,你说人这一辈子,能不能只顾自己。”

“您怎么说的。”

“我说不能。”

她把手里那个饺子捏紧了。

“她就不问了。”

“王姨,您劝过她吗。”

她停了一下。

“劝过。”她说,“我说玉兰,你妈这样,你走了谁管。她就不说话了。”

“我那时候觉得自己说得对。”她说,“现在想想,我说的那些话,她自己心里早就有,不用我说。”

她把手里的饺子往盖帘上一放,放得重了点,饺子歪了。

“我后来想,我要是那时候说一句你走吧——”

她没说下去。伸手把那个歪了的饺子扶正,捏了两下,捏过了,皮破了,馅从边上挤出来。

她盯着那个破口看了一会儿,把破饺子拿起来,在手心里团了团,重新擀一张皮包上。

“我比她大十一岁。”她说,“我那时候想的是,忍一忍就过去了。”

“说了也没用。”我说。

“没用。”王姨说,“我也就是想想。”

“厂里知道我外婆去找我爸?”

“知道。”她说,“第二天就传开了。说建国把玉兰从车站拉回来了。有人还笑,说车队的人腿快。”

“没人说什么?”

“说什么。建国那人话少,人不坏。”她说,“厂里人只当是两口子闹了一场。”

她说完这句,低头去数盖帘上的饺子。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她把盖帘往边上挪了挪,两只手在围裙上擦。

“你妈是九八年秋天跟建国办的。”她说,“九九年生了你。生你那年她二十五。”

“我外婆后来呢。”

“撑了六年。”王姨说,“2003 年走的。”

“那年你四岁。”她说,“出殡那天你也在,穿一件红棉袄。人家让你哭,你不哭,你妈打你一下,你才哭。”

“我不记得。”

“四岁记什么。”她说,“我孙子五岁的事也不记得。”

“我外婆恨过我爸吗。”

“恨什么。”王姨说,“人是她自己找的。”

“最后那几天我去了。”她说,“在二院,还是六楼。那天玉兰出去打水,屋里就我跟你外婆。”

“她拉着我的手。”王姨把手伸出来,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她说,秀英,你帮我带句话给玉兰。”

“我说你自己跟她说。”

“她说,我说不出口。”

我等着。

王姨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站起来去端那锅水。

“王姨。”我说,“什么话。”

她背对着我,把水倒进锅里,火苗响了一声。

“你外婆说。”她说,“让她别恨我。”

第10章 半张照片

我去的时候,他在磨刀。

楼道里的灯泡又坏了。我摸着栏杆上到五楼,门缝底下有光。

一块磨刀石摆在饭桌上,旁边一碗水。他把菜刀按在石头上,一下一下地推,推过去,拉回来。刀刃贴着石头,声音很细。

“爸。”

“嗯。”他没抬头,“这个磨完。”

“我等你。”

我在对面坐下。他磨完一面,翻过来磨另一面,中间拿手指在刀刃上横着刮了一下,试了试。

磨了有十分钟。中间添了两回水。

他把刀举到跟前,眯起一只眼看刃口。看完放下,端起碗喝了一口水,含在嘴里,又吐到磨刀石上。

“你磨刀干什么。”

“切肉。”他说,“冰箱里那块排骨,冻了两个月,刀不快切不动。”

屋里电视没开。饭桌上有一张昨天的报纸,摊着,边上压着老花镜。

我起身去厨房倒水。窗台上摆着三个玻璃罐,一个装盐,一个装白糖,一个空着。空的那个里头有一根干了的葱须。

我把水倒满,回到桌边坐下。

他把刀冲了冲,立在墙边,拿抹布擦手。

“说吧。”他说。

“你剪的那半张,还在不在。”

他没说话。

他把抹布叠起来,放在桌角,进屋去了。

屋里传来床板挪动的声音。他蹲下去,膝盖响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他拖出来一个木箱。箱子不大,一尺多高,面上全是灰。樟木的,四角包着铁皮,磨得发亮。铜扣只剩半个,另一头拴着尼龙绳。

他把箱子放在桌上,解绳子。绳子打了个死结,他解了半天,解开以后绕在手上,放到一边。

里头是两床旧棉被,压得很实,有点霉味。被角上缝着白布条,写着名字。棉被底下是一件军大衣,领子上的栽绒掉光了。军大衣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鼓鼓的,边上磨毛了。

上面盖着邮戳,1997 年的。收信人写的是厂里的名字,字是别人的。信封是空的,他拿来装东西。

他把信封拿出来,放在桌上,没打开。

“你自己看。”他说。

我把信封拆开。

里头还有一层。是一张挂历纸,包着东西。挂历纸是 1998 年 12 月那一张,上面印着雪景和一间小房子,纸已经脆了,一折就有一道白印。

我把纸打开。

半张照片。

从中间剪开的那一半。左边是毛茬,跟他剪的那一刀对得上。

这半张比母亲那半张更旧。边上卷起来了,右下角有一块水渍,黄褐色。

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是他的笔迹:98.4。

我把照片翻回正面。

照片上是一个人。

二十多岁,穿一件蓝布褂子,肩膀很宽,站得直。背后是厂门的右半边,能看见柱子,柱子上的红漆,还有一截梧桐的枝子,四月的叶子刚发出来,是嫩的。

他笑着。笑得不自然,嘴角往上提着,眼睛看着镜头,有点拘。

头发是自己剪的,鬓角一边长,一边短。

他右手垂着,手里拎着一个网兜,网兜里两个苹果。左脚边露出一个帆布包的一角,军绿色的。

我看了很久。

修表铺里那个人的眉眼,从这里能看出来。眉毛浓,眼皮有点肿,鼻子直。那天他抬头看我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剪了又没扔。”父亲说。

“为什么没扔。”

“扔了怕她找。”他说,“留着又难受。”

“你就这么放着。”

“放着。”他说,“压在箱子底下,一年也想不起来一回。”

“这半张跟她的那半张,是怎么分开的。”

“她收走她那半张。”他说,“剩下这半张搁在桌上,搁了些天。我有一天收拾桌子,就装进信封里了。”

我把母亲那一半从包里拿出来。那一半我包在纸巾里,又套了一个塑料袋,掏出来的时候塑料袋响。

两半放在桌上,我推到一起。

中间一条缝,对不齐。

上面差一点,下面差得多,错开有两毫米。母亲那边的肩膀高,他这边的矮。那只手搭在肩膀上,位置对不上。

“你剪的时候手抖了。”

“抖。”他说,“剪了两下才剪开。头一回剪到一半,卡住了,剪不动。”

“剪到一半我拿手按了一下纸。”他说,“就错开了。”

“用哪把剪子。”

“家里那把大的,裁布的。”他说,“剪子不快,剪硬纸都费劲。”

“底下那截是直的。”

“那截我拿了把尺子压着,用刀子划的。”他说,“划了一小段,划不动了,还是剪的。”

我想起照片上那一小段笔直的边,不到一厘米。

我也想起来了,缝纫机抽屉里那把大剪子,刀口上有个小豁。

屋里静下来。他站在桌边,两只手垂着。

外头有人在楼道里走,脚步声一直上到六楼,停了一下,又下来。

“我剪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

我没接话。

照片拼在一起,还是有一道缝。可人脸是完整的了。左边一半,右边一半,缝从他鼻梁边上过去。

照片的下边有个钢印,圆的。单看一半的时候认不出是什么,合起来才看出是一个小照相机的图案,底下两个字:临江。

我把拼好的照片举起来对着窗。光透过来,两半的颜色不一样:母亲那半是浅黄,他那半更黄,边上还发褐。

一个二十四岁的姑娘,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站在厂门口,四月的太阳照在他们身上。

母亲的浅蓝衬衫,他的蓝布褂子,颜色不一样,一个浅,一个深。

他那只手搭在她肩上,食指弯着。

我伸手把两半按紧,缝小了一点,还是有。

我把两半分开,又合上,合了两回。

“爸。”

“嗯。”

“这个你留着,还是想扔。”

他想了想。

“都想。”他说。

“这半张我拿走。”

“拿走吧。”他说,“搁我这儿也是搁着。”

父亲站在桌边看了一会儿。

“他比我好看。”他说。

第11章 站台上那个人

他把箱子塞回床底下,出来的时候手上沾了灰,去水池洗了手,回来坐下。

照片摊在桌上,我没收。

窗户开着一条缝,风把报纸吹得响。我把外套的领子立起来。

“爸。”

“嗯。”

“你拉她走的时候,看见他了吗。”

他的手插在裤兜里,摸了一下,什么也没摸出来。

“看见了。”他说。

“在哪儿。”

“站台上。”他说,“站台在广场东边,中间隔着一道铁栅栏。栅栏一人多高,绿漆的,一节一节,中间有缝。人从缝里能递东西。”

“他怎么站的。”

“站台头上。”父亲说,“没靠柱子,就站在那儿。穿一件蓝布褂子,脚边一个包,一只手扶着包。”

“他一直往这边看?”

“一直看。”父亲说,“我拉着她走,他就往这边看。他没动。”

“他没喊?”

“没喊。”父亲说,“广场上有个卖茶叶蛋的在喊,喇叭里放歌。喊了也听不清。”

“你怕他过来?”

父亲想了一下。

“怕。”他说。

“他过来了没有。”

“没有。”父亲说,“我们走到三轮车跟前,他还站在那儿。”

“我妈回头了。”

“回头了。”父亲说,“回了一次。”

他伸手在桌上比了一下,比出一段距离。

“从广场到三轮车,五十来米。”他说,“她走在前头,我拉着她的包带。走到一半,她回头看了一眼。”

“就一眼?”

“就一眼。”父亲说,“我一使劲,把她拽上车。”

“她上车以后呢。”

“没再回头。”父亲说,“她在后头坐着,两只手抓着车帮。我把车蹬出去,蹬得快。蹬到路口我才敢回一下头。”

“看见什么了。”

“看见站台上还有个人。”他说,“小得像钉子。”

“那天早上你几点起的。”

“五点。”父亲说,“你外婆在厨房坐着,没开灯。我进去她也不说话。我说我去了,她说嗯。”

“你出门的时候,想过要打他吗。”

“没有。”父亲说,“我想的是把她拉回来。别的没想。”

他停了一下,自己往下说。

“我六点二十到的广场。没几个人,两个扫地的,卖茶叶蛋的还没支上锅。我站在旗杆底下等。”

“等了多久。”

“十分钟。”他说,“就看着公交车一辆一辆进站。第三辆,她下来了。”

他又停了一下。

“穿那件新衬衫,包放在脚边。她看表。”

“她在等什么。”

“等七点二十的车。”父亲说,“广场上有个大喇叭,也念车次。她大概是听见了,才往站台那边走。”

“我要不是那天去,她们就上车了。”

“嗯。”

“我有时候想,我要是晚到十分钟。”

“后来呢。”

“没有后来。”父亲说。

我伸手把桌上那半张照片按了一下,纸边卷了。

“我那时候想,”父亲说,“只要她上了车,这事儿就过去了。”

屋里静了一会儿。楼下收废品的喇叭换了个方向,声音远了。

“蹬到路口那会儿,”他说,“我腿是软的。”

他把手在裤子上按了一下。

“不是累。这条道,我拉了十年货。”

“你一路上跟她说什么了。”

“没说话。”他说,“她一路上低着头。从车站到厂里,我蹬了二十分钟。”

“她就那么坐着。”

“坐着。”他说,“哭。”

“哭出声了?”

“没有。”父亲说,“眼泪一直流,脸绷着。一路没出声。”

“你跟她一句话没说?”

“没有。”他说,“这辈子一句话没说过。”

“他那个包,我后来想过。”他说,“包放在脚边,拉链拉好的。他是准备上车就不回来了。”

“爸。”

“嗯。”

“你恨他吗。”

“恨什么。”他说,“他也没做错。”

“你跟我妈后来提过他吗。”

“提过一回。”他说,“就一回。她说,别提了。”

“第二年你去车站。”

“去了。”他说,“那天我送一车水泥到车站后头的仓库。卸完货,我看时间还早,就进去了。站台票涨到一块了。”

“你在站台上站了半个钟头。”

“站了。”他说,“站台上没什么人。地上有烟头,有瓜子壳。广播响了两回,都不是那趟车。风大,站牌的铁皮被吹得响。”

“你在等什么。”

“不知道。”他说,“我站在她那天可能站的地方。站完了就回来了。从那以后没再去过。”

“回来的时候,”他说,“我在车站门口买了个茶叶蛋。”

“一个?”

“一个。”他说,“揣在兜里,到家压碎了。”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车队的人问我昨天拉的什么,我说拉的煤。”

“我这辈子就做过这一件亏心事。”他说,“你妈知道,我也知道,就是谁都不说。”

“二十八年没说过。”

“没说过。”他说,“她不说,我不敢提。”

“你怕她说什么。”

“怕她说走。”他说,“也怕她说不走。”

“她回来以后瘦了十斤。”

“瘦了。”父亲说,“半年才养回来。”

“你后来对她不差。”

“不差。”他说,“她也一样。日子过得下去。”

“你们吵过架吗。”

“吵过。”他说,“不为这个。都是为钱,为你。”

“你知道她心里有个人。”

“知道。”父亲说,“她不提,我就不问。”

“我妈知道你留着这半张吗。”

“不知道。”他说,“她要是知道,早拿走了。”

“这些年你梦见过那天没有。”

“梦见过。”他说,“梦里我到得晚。”

“梦醒了呢。”

“醒了就睡不着。”他说,“起来抽根烟,天就亮了。”

“爸。”

“嗯。”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窗外的光斜进来了,照在桌上。桌面上有一圈磨白的印子,是磨刀石压出来的。

“爸。”

“嗯。”

“你后悔吗。”

他没有马上答。伸手把桌上那块抹布拿过来,叠了两折,又叠了一折。

“后悔也没用。”他说,“快三十年,日子也过来了。”

“你们过得好吗。”

“过得下去。”他说,“她做饭,我修东西。她话不多,我也不多。”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一半。

我坐在那儿,手按在那半张照片上。

“爸,还有一件事。”

“你说。”

“她走之前那几天,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他背对着我,手搭在窗框上。

“说过。”他说。

“说什么了。”

他停了一会儿。

“那几天她话多。”他说,“说小时候的事,说你。她说她梦见厂门口那棵树。”

他转过身来。

“有一天她让我过去,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把我那件蓝衬衫找出来。”

第12章 拼上

第二天上午,我把两半照片拿到小区门口那家照相馆。

店里还是那个老头,蓝套袖,正在给一张遗像换背景,把蓝底换成白底。

“师傅,这两半能并起来吗。”

他接过去,把两半在玻璃柜台上对在一起。

“一边是剪的,一边是刀划的。”他说,“两样家伙。”

“嗯。”

“对不齐。”他说,“差两毫米。”

“能修吗。”

“照片修不了。”他说,“我只能给你粘上,压平,过一层塑。这样能放住,不会再卷。”

“那就这么办。”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卷透明胶,把两半翻过来,背面朝上,用两根手指按住,一点一点对齐。

对到一半,他又松开,重新对。

“怎么老对不齐。”他说,“剪的时候就歪了。”

他拿了一张废卡,把背面刮了一遍,把翘起来的边压平。

“你剪的?”

“我爸剪的。”

他没再问。剪了一段胶带,横着贴在背面,压了压。又剪一段,贴第二道。一共贴了四道。

翻过来看,缝还在。一道白线,从人脸上过。

“这条遮不住。”他说,“粘得住,遮不住。”

“我知道。”

“能顶几年。”

“放抽屉里,别晒,能长。”

他把照片夹进两片塑封膜中间,送进过塑机。机器响起来,红灯亮着,声音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滚。

出来的照片是热的,软的,边上多出一圈透明的边。他拿剪刀把边修齐,四个角剪圆。

“这种拼的,塑封容易起泡。”他说,“气泡鼓起来你别按,先搁两天。”

照片顶上真有一个小泡,米粒那么大。

“凉了再拿。”他说。

“多少钱。”

“八块。”

我给了十块,他找我两块,硬币放在柜台上。

照片凉了以后硬了一点,捏在手里像一张卡。那道缝被封在里头,白得更明显了。

“别掰。”老头说,“掰了胶带要松。”

我用那截挂历纸把它重新包上,放进包里。

中午我去了城南老街。

“拆”字还是那些“拆”字。剃头店关了,门口绳子上的毛巾收了,只剩一根绳。香烛店也关着,纸扎的房子还在门口,被雨打塌了一角。

修表铺的卷帘门拉起来一半。

我弯腰进去。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

他坐在台灯后头,右眼扣着目镜,手里一只表,后盖开着。看见我,把头抬起来。

“表好了。”他说,“上回你就该拿走。”

“我不是来拿表的。”

“表也拿走。”他说,“钱不用给了。”

我把照片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柜台上,推过去。

“拼上了。”

他把表放下,目镜推到额头上,伸手把照片拿起来。

他拿得很稳。两只手捏着两个边。

他看得很久。

台灯照在照片上,塑料面反光,他把照片偏了一下,避开光。

看了有一分多钟。屋里那些钟一下一下地走。

后来他把照片凑近了一点,右手食指在自己的脸上按了一下,隔着那层塑料。

“这是三月末。”他说,“树刚发叶。”

我算了一下。三月末拍的,四月十八号送去冲的。

那天早上,她带着一卷胶卷去车站,路上先拐进照相馆。

“嗯。”

“她那天穿的新衬衫。”他说,“头一回穿。”

我没想到这个。

“她提前一天洗了,晾在宿舍窗户上。”他说,“第二天早上还湿着一点,她说不要紧,天热。”

他把照片放下,两只手还按在边上。

我把那张 045 拿出来,放在照片旁边。

“这张该在你这儿。”

他低头看那张票。

看了一会儿,他没拿。

他站起来,走到矮柜边上,蹲下去,拉开最底下那个抽屉。

绿漆的铁皮盒子端上来,打开,他把 046 拿出来。

两张票并排摆在柜台上。他把两张摆正,边对齐,中间留一条缝。

045。046。

两张票面上都有一道折。他的那道深,她的那道浅。

号码是印上去的,蓝黑色,字有点歪。045 那张的 5 少了一横。

“她要是那天上了车,”他说,“现在应该在广州。”

“嗯。”

“广州热。”他说,“她怕热。”

“嗯。”

“我在地图上找过。”他说,“广州有条江,叫珠江。离火车站多远,我量不来。”

我没接。

“她要是上了车。”我说,“就没有我了。”

他抬起头看我。

这回他看我看了很久,比看照片还久。

外头有辆三轮车过去,铁斗子响。

他伸手,把两张票推回来,推到我面前。

“你拿着。”

“您不留一张。”

“留了二十八年。”他说,“够了。”

我把两张票收起来。

“师傅。”

“嗯。”

“您想过她那天要说什么吗。”

他把手从柜台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

“想过。”

“想过多少回。”

“头几年天天想。”他说,“后来一年想两回。她生日一回,四月十八一回。”

“想出什么了吗。”

“没有。”他说,“我想出来的都不算。”

他把目镜从额头上摘下来,在手里转了一圈。

“她要是那天说出来了,”他说,“哪怕说的是不走了,我也认。”

屋里静了一会儿。

“我也想知道。”我说。

他没说话。

这句话,我们俩谁都不会知道了。

“师傅。”

“嗯。”

“我走了。”

他没起身。

走出铺子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已经低头在弄那只表了,目镜扣在眼上。

街上还在拆。有的楼房只剩三面墙,墙上还留着壁纸的花。

我走到街口,又回头看了一眼。

卷帘门已经拉下来了。门上那块“暂停营业”的纸板还挂着。

公交车上没几个人。车过江的时候,太阳偏西了。

我想起我妈腌的咸菜。去年冬天她给我装了一罐,我拿回去塞在冰箱最里头,上个月扔了。

我一直以为那是随手给的。她那时候蹲不下去,萝卜条是一根一根码进罐子里的。

我二十七岁,退了一次婚,理由跟人说了很多。我总觉得自己跟她不一样。

她那天也去了车站。她也想过只管自己。

车窗外的江面是灰的,船过去,浪推开,很久才平。

我没直接回家,先去了老屋。

钥匙还是那把,锁还是涩。屋里比我上回来更冷。

衣柜在最里头。我拉开柜门,一股樟脑丸的味。

她的衣服不多,挂成一排。那件蓝衬衫在最外头,铁丝衣架,肩膀那儿被撑出两个尖。

我把衬衫取下来,抖了抖。

领口有一圈黄,是洗不掉的那种黄。第二颗扣子换过,比别的扣子大一号,颜色也深。左边袖子上有一块熨斗烫出来的印子,焦黄,指甲盖那么大。

领子立着,扣子扣到第二颗。

我把它挂回去,摆正。

出了老屋,我在站牌底下给我爸打电话。

“爸。”

“嗯。”

“照片拼上了。”

那头停了一下。

“嗯。”他说。

“照相馆的人粘的,过了一层塑。”

“嗯。”

“晚上我回来吃饭。”

“冰箱里有排骨。”他说,“在冷冻那格。早点回来,化不开。”

“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在站牌底下把书翻开。

照片夹在里头,压得平平的。过塑的边比照片宽出一圈,捏着有点硬。

照片后头是两张票。一张折得深,一张折得浅。

铁盒里那台 BP 机,屏幕底下也贴着三个数字。以前我没看懂,现在懂了。

04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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