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庆功宴
陆敬川的庆功宴设在栖山堂，一座他花了三年改造的老祠堂。那天雨从下午就开始下，檐上的瓦被淋得发亮，水顺着滴水瓦一滴一滴落在青石板上，声音很密，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筛豆子。我站在廊下看了一会儿，心里想的是西边第三根檩条 —— 去年冬天换的，含水率比标准高了那么一点，这场雨过后得再补一遍桐油。
这栋楼的木结构，是我一根一根修的。三十二根立柱，一百七十四组榫卯，没有一个铁钉。可那天我端着一盘桂花糕站在人群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主持人是个年轻男人，声音很亮，一路把场子往上推。他走到我面前时，话筒已经递出来了：“这位是？”
“我是他妻子。” 我说。
陆敬川走过来，很自然地把话筒接过去，也很自然地笑着：“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木工师傅，江师傅。手艺特别好，这栋楼就是她修的。”
底下有人笑。笑声不大，但很整齐，像有人提前打了拍子。有人举着手机，闪光灯在我脸上亮了一下。
先前有个穿灰西装的男人端着杯子过来，很客气地叫我 “嫂子”，然后问：“嫂子在公司管哪块？” 我说我画图。他愣了一下，大概觉得这个答案不合适，笑着说了句 “嫂子真谦虚”，就走了。他走出三步，我听见他跟旁边的人说：“现在这些老板，老婆都挂个名。”
温宁站在第一排。她穿一条墨绿色的裙子，端着香槟，也在笑。她笑得比谁都轻，眼睛却没有在笑 —— 她的眼睛在我手上，落在那枚钻戒上。她比谁都清楚那枚戒指多少钱。
我把那半块桂花糕咽下去。桂花放多了，甜得发苦。我把盘子放在旁边的长桌上，走上台，从陆敬川手里拿过话筒。
“对，我是江师傅。” 我说，“这栋楼三十二根立柱，一百七十四组榫卯，是我修的。这个项目送去评奖的那本方案，第三十七页到第一百一十二页，是我画的。图纸右下角有落款，各位可以翻一翻。”
台下安静下来。有人把手机放低了。
“还有一句，” 我看着陆敬川，“结婚五年，你公司注册资本里，有我父亲的一百二十万。这笔钱，今天还没还。”
我把话筒搁回架子上。它发出一声很闷的响，像谁在里面敲了一下。
走下台的时候，我经过温宁。她身上的香水味我熟 —— 那是我去年生日陆敬川送我的同款，他说他挑了很久，在商场里站了两个小时，柜姐都认识他了。我当时还挺感动。
门口没有伞。我站在檐下等车，水从瓦当上一滴一滴往下掉，砸在我脚边。那些瓦是我换的，我知道它们每一片的弧度，也知道哪一片下面垫得不够实，第一场大雪就会裂。
车来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姑娘，你脸上这是雨啊？”
“雨。” 我说。
回到家，糯米在门口等我。它只有三条腿，走路一颠一颠，尾巴翘得很高。我蹲下去摸它的头，它把下巴搁在我手心里，喉咙里咕噜咕噜，眼睛闭上了一半。厨房里还有半锅凉了的排骨汤，我热了热，坐在小板凳上喝。屋子里很静，只有雨声和它舔碗的声音。
我把手举到灯下看。无名指上有一枚很细的木戒，黄杨木的，戴了十年，被汗浸得发亮。旁边那枚一克拉的钻戒，我摘下来放在桌上。它在灯下闪了一下，像一颗很亮的、与我无关的东西。糯米跳上桌，用鼻子碰了碰它，抬头看我。
“假的。” 我跟它说。
它当然听不懂，但它把脑袋往我手心里又塞了塞，塞得很用力。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五年来第一次。
第二章 外公的作坊
我外公是木匠，做了一辈子榫卯。他的作坊在老城区一条巷子里，三十七平米，堆满刨花，闻起来像雨后的树林。房梁上挂着几十把凿子，按宽窄排开，最窄的那把只有两毫米，是他自己磨的。我从小在那儿长大，六岁学磨刨刀，十岁能开榫，十六岁跟着他去修一座明代的祠堂。爬到房梁上，风从耳边过，整座城的屋顶在脚下铺开，像一片灰色的海。
他教我用手背贴木头。含水率不对的木头，摸着像人发烧的额头。他说这行不难，难的是耐心。一块料坏了，你得认，不能硬接；接上了早晚开裂，裂的时候比不接还难看。
我二十岁生日那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一枚木戒。黄杨木的，他自己车的，圈口有点大，我戴在食指上晃。他说黄杨长得慢，一年才长那么一点点，硬，不容易变形，戴得住。他说等你自己挣了钱，去买个金的，这枚就搁抽屉里。我说不换。他笑了一下，说随你。这枚戒指我戴了十年，从食指挪到无名指，从巷子戴到城里。
后来我考上古建修复，全省那一年只招四个人。消息下来那天，外公正在刨一块椴木，刨花卷起来落在靴面上。他听完，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去吧。看过了好东西，才知道坏东西坏在哪。”
二十四岁那年他走了。走前一天他还让我把凿子擦一遍，说工具不能带锈过夜，锈进去了，就伤料。临走他没说什么大道理，只说这辈子修过一百多座房子，只有一座他不敢修。
我问他哪一座。
他说：“人心。人心没有榫眼，接不上。”
我那时候听不懂。我那时候正跟陆敬川谈恋爱。
他学的是文旅策划，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旧城改造的座谈会上。他讲他的古镇构想，讲到 “要把老房子的尊严还回去”，眼睛亮得吓人。我在底下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像榫头对准卯眼的那一下 —— 很轻，但准。
后来他追我，追得很用心。下雨天骑着电动车从城东到城西，就为送一碗热姜汤，碗用毛巾包着，怕凉。他说江迟你有本事，但你不能一辈子待在巷子里，跟我干，我们让所有人看见老房子的好。
我信了。
卖作坊那天下着小雨。外公那套凿子，我头天晚上就一把一把取下来，用油纸包好，先搬走了。买主是个做门窗的，进去转了一圈，看着空了一半的房梁，说这些老东西不值钱，按废铁算。我没跟他争，最后成交的价钱不到我外公当年置办工具的一半。我父亲陪我去拿钱，一路没说话，走到巷口，从口袋里摸出个存折塞给我：一百二十万，是他和我妈攒了半辈子、本来打算换房子的钱。他说：“你要干，就干成。别干一半回来。”
那年我二十五。我把作坊卖了，加上我父亲拿的一百二十万，凑了启动资金。他注册公司，我做法人和技术负责人。第一年亏，亏得厉害，我们住在月租八百的房子里，冬天我把图纸铺在膝上画，手冻得握不住笔，就往袖子里揣一会儿。
第二年他让我把法人的名字换给他，说谈投资人家看履历，女主外不好谈。我换了。第三年公司开始赚钱，他说老婆你在家做方案就行，外头应酬我来，你手上有活，你比我强。
于是我在家做了三年方案。早上六点起，画到中午，做饭，下午接着画，晚上等他回来，听他讲今天见了谁、喝了什么酒、哪个甲方难缠。他说完，我就把难缠的地方记在本子上，第二天改方案。
他每次出差回来，把奖杯往柜子上一放，说这次多亏我。我说方案是我画的。他说对啊，我们是一家人，还分你我。
柜子现在有十一个奖杯。我擦过十一遍。
我留了一份东西，是我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要留的：每一次方案的原始手稿，上面有我写的日期；每一份施工日志，我签字；每一封跟甲方往来的邮件，我用的是自己的邮箱。我不是防他。我只是做工程的，习惯留痕。
外公说过，修房子的人，要知道每一根料从哪儿来。不知道来处的料，不敢用。
第三章 五年
婚后的日子其实不算坏。至少前两年不坏。他忙，我也忙，两个人在一张桌上吃饭，他会把鱼肚子上那块肉夹给我。我过生日，他会带我去吃那家要排两小时的店，排到了也不抱怨。他妈打电话来说我怎么还不生孩子，他抢过电话：“妈，你别管这事。”
第三年开始变。变的时候没有声音，像木头慢慢失水。
先是署名。有一份方案交上去，我看回稿，技术负责人的名字换成了他。我说这不是我画的吗。他说对外挂我的名字好谈钱，你在我心里永远是作者。我当时还觉得这话挺甜。
然后是门。他开始关起门来打电话，声音不大，但能听出在笑。我端着菜站在门外，等他说完再进去。后来我学会敲门，他就不打了。
有一年冬天赶一个标，甲方要求三天改三版。我在客厅铺了满地图纸，跪在地上一张一张对，糯米趴在旁边，尾巴压着走廊的剖面图。第三天凌晨四点我改完最后一版，发到他邮箱；早上八点他穿着新西装出门，晚上回来说中标了，甲方夸他方案做得细。他把奖杯放在柜子上，说这次多亏我。我说嗯。那是我第一次没有接话。
再后来是钱。家里的开销他开始问得细，菜、卫生纸，他会说这个月怎么这么多。
糯米是我在楼下捡的。一个下雨的晚上，它被车撞了，拖着一条腿往垃圾箱底下钻，血在雨水里散开。我抱它去医院，医生说后腿保不住，截了。手术费三千八，我翻出那张以前的工资卡刷的。他回来听说花这么多钱救一只猫，脸沉了一下：“值当吗？”
我说：“值。”
那是我第一次在他面前把 “值” 这个字说得那么硬。
后来我把糯米抱回家，他嫌脏，让我养在阳台。我说它冷。他说那你去陪它。
我去了。那张小沙发我睡了半个月。糯米每天晚上把三条腿蜷起来，靠在我腰上，很轻，像一块还没干的木头。
那张卡刷完三千八，余额停在八百多。我盯着那八百多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我已经四年没有自己的收入了。
三年里我用了很多个晚上想一件事：我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走错的。后来我想明白了，我没有走错。我只是每一年都退一步，退的时候觉得那是体谅，是懂事，是 “一家人不分你我”。退到第五年，我一回头，身后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站了。
第四章 那个文件夹
发现温宁，是在一个很平常的下午。
糯米的猫粮快吃完了，我打开电脑，顺手想找一份三年前的施工日志。云盘是家庭共享的，我和他同一个账号。我点开一个叫 “川行 - 对内” 的文件夹，里面还有一个文件夹，名字是 “WN”。
WN 是温宁名字的缩写。她是我大学同届，学市场营销。三年前进公司做副总，陆敬川说是朋友介绍。
其实她是我带进这个圈子的。毕业那年她找不到工作，我把她介绍给一个做民宿的朋友；后来她自己跑去做营销，做得不错。她结婚那年我随了礼，红包是我亲手包的，那天她喝多了，抱着我说江迟你真好。
里面有一份股权协议，日期是她入职的第二个月。她持有百分之十五，出资方式写的是 “技术与资源”，实际一分钱没出。
还有一份婚前协议补充条款，A4 纸，签的是我的名字，日期是三年前。内容大意是：本人自愿放弃对川行文旅及其关联公司的一切股权、收益及署名主张。
我盯着那个签名看了很久。字很像我的，但 “江” 字最后一横，我从来不往上挑。我的手是从刨刀底下练出来的，写字收笔往下顿，不会那样飘。
我不会那样写。
剩下的东西我也翻了一遍。照片、聊天截图、两张并排的机票。最后一张是温宁的手，戴着一枚一克拉的钻戒，在某个酒店房间的窗边。窗外那片天际线我认得，是去年他带 “团建” 去的那座城市 —— 那趟他让我在家看猫，说项目上都是糙汉子，我去了没意思。
我把电脑合上，坐了很久。窗外有人在三楼敲墙，一下一下，很闷。我坐在那儿听着，忽然觉得那声音像在敲一口空心的箱子。
糯米跳上桌，绕了两圈，在我手边趴下来。它那条断腿的地方有一小撮毛长得特别长，我总摸那儿。
我想起六岁那年，外公教我怎么认料。他拿两块木头放在我面前，一块是新料，一块是被虫蛀过的老料，表面都刷了漆，看起来一模一样。他让我用手敲。新的那块声音脆，虫蛀的那块，声音是空的。
他说，迟啊，木头烂，都是从里头开始的，外头看不出来。
那天我没哭。我把那锅汤热了，吃了两碗饭，把糯米洗了个澡，然后坐到凌晨两点，开始列清单。我在一张纸上写了两列，左边写 “我有的”，右边写 “我要的”。左边写了十七行，右边只写了一个词。
名字。
第五章 婆婆
第二天陆敬川的母亲来了。她拎着一兜土鸡蛋，进门先看了一眼糯米：“这瘸腿的东西还养着？一股味儿。” 我把糯米抱起来，放进里屋，关上门。
她坐下，开门见山：“庆功宴的事，我听说了。你不懂事。男人在外头要面子，你在那种场合把话撂下来，是砸自己家的锅。”
我说：“妈，那口锅，是我买的。”
她愣了一下，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放：“你想怎么样？离婚？你一个修房子的，能分什么？公司是他名字，房子是他名字，你签过字的，白纸黑字。”
我说：“我签的不是我签的。”
她冷笑：“字都长那样，你说不是你签的，谁信？江迟，你别不知好歹。他现在肯给你一套房、给你三十万，是念旧。你要闹，一分都没有。”
我没说话，给她续了茶。水倒进去的时候，她的手在抖，抖得茶托响。
我说：“妈，您知道老房子最怕什么吗？”
她瞪着我。
“最怕白蚁。” 我说，“白蚁不吃表面，它从里头啃，一路往上。等你看见外头掉粉的时候，那根梁已经空了。您儿子那栋楼，现在掉了。”
她站起来，把茶泼了。泼在桌上，没泼到我身上。
她走的时候在楼道里骂，骂得很大声，邻居开门看了一眼，又关上了。我站在门后，听见她下楼，鞋跟一下一下，很响。
我关上门，蹲下去，把糯米从里屋抱出来。它在我怀里抖。我摸着它的背，从脖子摸到尾巴根，一遍一遍，一直摸到它不抖。它的毛有点硬，是缺营养的那种硬。
其实婆婆这样说话，说了不止一年。有一年过年在她家吃饭，桌上坐了七八个人，她当着一屋子亲戚说：“女人不挣钱，就是吃闲饭。” 满桌的人都笑，我低着头扒饭，陆敬川坐在我旁边，给我夹了一筷子菜，什么也没说。
他但凡说一句 “她一年给我画多少图”，那顿饭我都吃得下去。
那天下午我给方师傅打了电话。方师傅七十三，跟我外公一起修过城隍庙。电话通了，他在那头咳了两声：“丫头，你总算打电话来了。”
我说：“方师傅，栖山堂那批老料，我留了照片。您还记得那根主梁吗？”
他说：“记得。石硝泡过的，裂了一尺多长，你让我拿桐油封了三遍，还骂我手笨。”
我说：“我要请您签一份东西。”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听见他那边有刨刀划过木头的声音，很轻。
“丫头，” 他说，“你外公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迟丫头手上有活，就是心太软，将来要吃亏。” 他停了一下，“我等你这句话，等了三年。”
挂了这个电话，我在桌前坐了很久，然后给我妈打了一个。我妈接起来就问：“吃饭没有？” 我说吃了。她停了一下：“你爸这两天脾气不好。” 我说我知道。她说：“迟啊，要是过不下去就回来，家里还有一间房。” 我说妈，不是过不下去，是我不想这么过了。她在那头沉默了很久，说那你回来住几天。我说等我忙完。
挂了电话，我才发现自己一直握着那把磨刨刀，柄上全是手心的汗。
第六章 迟园
我把工作室开在外公的老屋。门楣上挂了块木板，我自己刻的字：“迟园”。字刻得不算好看，刀口深浅不一，最后一笔还缺了个角。外公要是活着，肯定要骂我，然后抢过刀，三下两下给我补上。
挂牌那天没有人来。我自己拍了张照片，发在一个只发图的账号上，配了三个字：开门了。底下第一个赞是周老板点的，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第一个项目是城南一座要塌的粮仓。是周老板辗转找上来的，她四十来岁，做旧书店，想租下粮仓旁边那排平房。她找到我，说有人推荐，说江师傅修东西不糊弄。我问她谁推荐的。她说：“川行那个项目评奖的时候，评委里有个老教授，他说那个方案的木结构部分不是陆敬川能画出来的。”
我没说话，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那单活儿不大，三十八万。我做了四个月。粮仓是五十年代的，砖混加木架，屋顶塌了一角，檩条里全是白蚁。老陈叔是个哑巴，七十二岁，打小跟着我外公干过几年。他不会说话，用手比划。我让他替我判断哪根还能救，他敲一根，我记一根，一整个上午，一句话没有，只有手指关节敲木头的声音。
救下来的料要拆、编号、晾、修、装。木头上用毛笔写上 “东三”“西七”，我写了三百多根。晾的时候要架空、通风，每天翻一次。生漆要上三遍，第一遍薄，第二遍厚，第三遍收光。
最难的是西侧那个柱脚。柱子底下原来是石础，石础裂了三道缝，柱子往下沉了两寸，整个屋面跟着往西歪，檐口的檩条在榫眼里吱吱地响。甲方的人来看，说拆了重做，做钢的。我说不行。这根柱子不是站在石础上的，是插在整个屋架里的：柱头扛着梁，梁咬着檩，几万斤的屋顶互相别着劲。柱子一换钢，劲就断了，别的节点跟着松。这个年代的房子没有钢，接了钢，接口就不是那个接口了。
我跟老陈叔商量了三天，定的法子是顶。在石础上凿六个卯口，嵌六块柞木楔，对角轮着打，一天进半分。劲要一点一点给，急了，先裂的是梁头。每天早晚各量一回：我把一片薄竹篾插进柱脚的缝里，看它吃进去多少；老陈叔拿小锤敲柱身，声音闷了，是楔子吃上了力，声音要是空的，就是劲跑到别处去了，得退回来重打。顶到第二十一天，吊在梁下的线坠回到正中，柱脚和石础之间的缝闭死了。外面用麻刀灰裹住，灰里掺了麻丝，干透了跟石头一个颜色，看不出来。
老陈叔凿完最后一个卯口，冲我竖起大拇指，然后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耳朵。他的意思是：听出来的。
中间有两次下大雨。我半夜爬起来盖篷布，糯米跟着我在雨里一颠一颠，尾巴上全是泥。我给它做了个小雨披，用旧篷布缝的。它穿上就不会走路了，站在雨里，一脸不情愿。
验收那天，周老板绕着屋面走了三圈，抬头看那排新换的檩条：“怎么看着跟原来一样？”
我说：“一样就对了。修东西不是让人看出来修过。”
她站在那儿想了半天，说：“这话我要写在书店墙上。”
四个月里陆敬川给我打过十一次电话，我接了两次。第一次他说：“江迟，咱们好好谈。” 我说：“谈。” 第二次他说：“你想要多少？” 我说：“我不要钱，我要名字。” 他笑了，笑得跟以前一样：“名字能值几个钱？” 我说：“你公司值几个钱？” 他沉默了。沉默里有电话线路的沙沙声，很像当年我们住在八百块一个月的房子里，那台旧冰箱的动静。
那四个月我还做了一件事。我把从二十四岁到二十九岁的所有工作痕迹，按时间排了一遍：手稿、图纸、施工日志、邮件、老匠人的证言、验收单上我签的字。一张一张拍，一页一页标日期，按项目分册。
我做了一本东西，一百七十六页，像一本施工档案。封面是深棕色的，我用烫蜡的法子压了个暗纹。扉页上写了三个字。
来处。
外公说，不知道来处的料，不敢用。人也一样。
第七章 摊牌
陆敬川回来那天，是腊月。他带了两瓶酒，一盒点心，进门先抱了抱糯米：“这猫还活着呢。”
我说：“它叫糯米。它比你的公司结实。”
他坐下，给我倒酒，我没喝。他自己喝了一杯，把杯子放下：“江迟，五年夫妻。我不否认你有功劳。但公司是我一步一步蹚出来的。你在家画几张图，我给了你五年安稳日子，够了。”
我看着他。他胖了点，眼角有纹，说话还是那样 —— 一句一句往下压，压得人没处站。五年里我听过无数遍这套话，每一次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每一次都在心里替他补一句 “他也不容易”。
那天我没有补。
我把那本《来处》推过去。
他翻了两页，脸上还带着笑。翻到第十页，笑淡了。翻到第三十页，他把书合上，抬头看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弄这个的？”
“从我发现那份婚前协议补充条款，签名是描的。”
他不说话了。
我说：“我不要你的公司，不要你的钱。我要三样。第一，栖山堂和另外两个项目的方案署名，改成我。第二，我父亲那一百二十万，还本，按同期利息。第三，离婚。”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喉结动了一下，像咽了一口很硬的东西。“如果我不答应呢？”
我把另一张照片放在桌上。温宁的手，戴着那枚钻戒，在窗边。窗外是那片天际线。
“你不答应，” 我说，“这本书就不是给你一个人看的了。评奖组委会、三个甲方、还有你明年那笔等着谈的融资 —— 他们都会想知道，川行文旅柜子上那十一个奖杯，是谁画的图。”
他脸一点一点白下去。我认识他七年，第一次看见他这样。五年里他从来是那个站得笔直、说话有余地、走到哪儿都有人跟他握手的人。
他站起来，在客厅里走了一圈，又回来，声音有点抖：“江迟，你变了。”
我说：“我没变。我一直是江师傅。是你一直以为，江师傅只是三个字，可以随便挂在谁名下。”
他没有马上走。他站在窗边，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话，声音小得像自言自语：“那年冬天，你手冻得握不住笔，是我给你买的暖手宝。”
我记得。那个暖手宝是黄色的，外面套了个布套，用了三个冬天，最后接触不良，得用手按着才亮。
我说：“我记得。所以我给了你六个月。从我发现那份协议，到今天，六个月。你打来十一个电话，两次让我开价。没有一句，是问那栋楼，也没有一句，是问我。”
他转过身，那句 “我没想到你这么狠” 在喉咙里滚了一下，最后说出口的还是它。
我把门给他打开：“协议我让律师发你。”
他走到门口，把杯子里的酒一口喝完，杯子放得很重。门关上以后，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去厨房，把糯米抱起来，把它的爪子在温水里洗了洗。它今天踩过灰，爪垫是黑的。
洗到一半我忽然发现，我的手在抖。抖得跟婆婆那天一样。
第八章 复核
复核那天我去了组委会，带了两箱东西。老教授六十多岁，姓沈，做了一辈子木构研究，手上有很厚的老茧。他没急着看材料，先让我把手伸出来，捏了捏我的食指和中指，捏得很轻，像在验一块料。
“干活的。” 他说。
然后他才翻我的稿子，一页一页，翻得很慢。看到我二十六岁画的一张柱网图，他把老花镜推上去：“这张图，用的是宋式，不是清式。”
我说：“对。栖山堂是明末的，但主梁换过，换的时候工匠偷了工，我按宋式补的。”
他抬头看我，看了很久：“你为什么不早拿出来？”
我说：“我以为一家人不用拿。”
他没再说话，把稿子合上，用手掌压了压封面。“压得住。” 他说，“你这个，压得住。”
后面的事比我想的顺利，也比我想的难。顺利的是证据，难的是，五年夫妻，我真要把他的台子拆了，手还是会抖。有天晚上我坐在桌边翻那本《来处》，翻到自己二十六岁画的一张剖面图，图边上有一行铅笔字，是陆敬川写的：“老婆，这张最漂亮，我要挂办公室。” 我把那页看着，看了很久，然后翻过去了。
温宁先动的。她给我打了个电话，声音很轻：“江迟，那两份协议不是我做的，是他让我签的，我不知情。”
我说：“温宁，你戴的那枚戒指，是我生日那天他买给我的同款。你不知情？”
她那边静了一下，挂了。
三天后她递了辞呈，把手里一份协议的原件寄给了我。快递盒里没有信，寄件人写的是 “温女士”。我拆开看了一遍，装回袋子，放进抽屉。那天我没觉得痛快，只觉得冷。原来这几年我们三个人，都在同一间屋子里演戏，谁都没打算演到最后。
组委会暂停了川行文旅的获奖资格，要求公司作书面说明。两个甲方要求重新对接技术负责人，其中一个直接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有没有档期。我说：“有，但要排。”
那阵子网上有帖子。有人替我骂，也有人骂我，说我一个前妻，翻脸就砸前夫的锅，说我就是想要钱，装什么清高。我一条都没回。我不上网吵架，我在粮仓里刨一块烂掉的檩条，刨花一片片卷起来落在靴面上，堆成薄薄的一层，像雪。
陆敬川的律师后来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陆总愿意再加二十万，条件是那本《来处》不外流，署名的事内部处理。我说不用加钱。律师停了一下：“江女士，从纯利益角度，这个方案对你更有利。” 我说我知道。可我要的不是更有利的方案，是对的那个。他笑了一声，说那我照实回。挂了电话我发现，我把手里那块砂纸捏皱了。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父亲知道了，一晚上没说话，第二天早上把她叫起来：“那一百二十万，不要了。”
我说：“要。不要白不要。”
我妈在电话那头哭：“迟啊，你外公要是知道你受这个委屈……”
我说：“外公知道。外公什么都知道。”
挂了电话我在门槛上坐了很久。其实我父亲那句 “不要了”，我懂，他是怕我为了钱把自己撕碎。可我更怕另一件事 —— 我怕我这五年，最后被人概括成 “她前夫给她的三十万”。
第九章 离婚
腊月二十八，陆敬川签了协议。署名更正、欠款、离婚，一样不少。合同是律师改的，白纸黑字。他签的时候手很稳，签完了手放在膝盖上，坐了半分钟。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江迟，我从来没觉得你比谁差。”
我说：“我知道。你只是觉得我不该被看见。”
离婚证拿到手那天，出了太阳。我回家收拾东西。那套房子是他的名字，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拿了自己的衣服、外公那套凿子、糯米，还有那本《来处》。
凿子用油纸包了三层，一层一层包好，放进纸箱，四角塞了旧报纸。这箱子我搬过四次家，每次都这么包。
走之前我把钻戒放在餐桌上，旁边压了一张纸条：这个，你自己留着。
我把木戒转了转。黄杨木被汗浸了十年，颜色深了，像一块旧蜜，边上磨出一道浅浅的亮痕。糯米在猫包里叫，一声长一声短。我把它抱出来，让它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 —— 沙发、柜子、十一个奖杯。然后放回去。
“走了。” 我说。
搬进外公老屋那天，下雪。屋子冷，我自己生了个炉子。木柴有点潮，烟从炉盖边上往外冒，熏得我眼睛红。我把窗开了一条缝，坐在小板凳上等火起来。火起来的时候屋里有一点点暖，糯米从猫包里钻出来，一颠一颠走到炉边趴下，把三条腿蜷起来。
我把外公那套凿子一排摆开，一把一把擦油，然后挂回墙上。挂完退后两步看，那排凿子像一排牙，很旧，很锋利。
邻居是个八十多的老太太，第二天端了碗汤过来，说这屋子空了好几年，她以为再没人住了。她站在门口看了一圈，问我是不是 “老江家的外孙女”。我说是。她说你外公那双手啊，好。她说完就走了，汤还热着，碗边有个豁口。
第二天，周老板来了，带了一盒点心。她的旧书店要在粮仓旁边开，想请我在墙上刻一块木牌。我说行。她坐在炉边烤手：“江师傅，我听说你把前夫的公司告了？”
我说：“不算告。拿回自己的东西。”
她笑：“那你可真是……” 她想了半天，“你可真是块好料。”
开春的时候，迟园接的第三个活儿是一座要塌的廊桥。甲方是县文保所，来的人三十多岁，姓顾，叫顾青野，说话很客气，管我叫江老师。
签合同的时候他问我：“江老师，您这名字挺好听的，迟园。”
我说：“我外公取的。他说做这行要慢，急了就坏料。”
他点点头，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一行空白：“那这儿，您看要不要加一句 —— 方案署名与技术负责人，不得变更。”
我抬头看他。
他笑了一下：“我看了粮仓那个项目。我们所要请的人，得是能签自己名字的人。”
第十章 廊桥
那座廊桥在县界上，清朝的，一百二十米长，中间塌了两跨。我带着老陈叔和两个年轻人上山，住在桥头的小学里，早上六点上工，天黑收工。
廊桥比粮仓难。粮仓是屋，廊桥是骨。三十六根柱子，柱脚要落在原来的基石上，一块都不能挪。山里的湿气重，木料从山下运上来，要晾，要等，急一天都不行。
最难的是那年五月的一场洪水。头天夜里雨声就不对了，不是打在瓦上，是压在瓦上。我打着手电去看水位，桥墩第二层有一道旧水线，老辈人说是民国那年发大水留下的。我拿炭笔在旁边画了一道自己的。半夜两点，水漫过了我那道。
坡下的料分两堆：晾了四十多天的干料，刚下山的新料。我叫醒所有人，先抢干料 —— 干料一泡，纤维涨开，整根就废了；新料不怕水，泡了重新晾就是。两根杠子抬一根，青石板让雨浇得像抹了油，最后那段坡，四个人横着一步一步挪。抬到天亮，四十七根干料一根没少。我肩膀磨破了两处，血把衬衫粘在皮肤上。新料泡进去三十七根，水冲走了三根。第二天水退了，我沿着河往下游走了六里地，在乱石滩里找回来两根，料身上的墨字还在：乙十一。剩下那根，到现在没找到。
县里来人看过，说这桥怕是保不住了。我说保得住，只要料还在。泡过水的料不能晒，一晒就裂，全部架空阴干，每天翻一遍，翻了一个多月，才敢重新上架。我们把三十六根柱子重新校了一遍，有三根歪了不到半寸，我用硬木楔校回来。顾青野站在桥头看了半天：“江老师，你怎么知道差半寸？” 我说我摸过。
有个小伙子嫌老陈叔慢，拿电刨子想省事。老陈叔拾起一根废料，在他面前敲了两下 —— 脆的，空的 —— 然后比划了一个字：听。小伙子愣在那儿，脸慢慢红了。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想起十六岁那年，外公也是这样站在我后面，一句话不说，等我敲错了，才伸手把我的手拿开。
六月我又接了一个。七月又来了两个。我把老陈叔请回城里，让他带着新来的两个工人。他用手比划，我在旁边翻译。迟园的账本第一次由我自己做，收入那一栏，第一次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
九月的一个傍晚，我从廊桥回来，身上全是木屑。走到巷口，看见陆敬川站在雨里，没打伞。
他瘦了。头发湿着贴在额头上，不像以前那样梳得整整齐齐。
他看见我：“江迟。”
我在檐下停住。
他说：“融资黄了。两个甲方撤了。我妈住院了。” 他顿了顿，“她让我跟你说句对不起。”
我没接话。
他说：“我来不是求你的。我就是想说一句，那五年，我不是不在乎你。我是……”
他找不到词。
我说：“你是觉得，我在暗处就好。”
雨大起来。他站在雨里，肩膀有点抖。
我回屋拿了把伞出来，递给他。“拿着。” 我说，“别淋着。我这儿的木头怕潮。”
他接过去，握着，没撑开。
我进了屋，关上门。糯米在门边等我，一颠一颠走过来，尾巴翘得很高。炉子上的水开了，我把火关小，坐下来，把手摊开在灯下看。掌心里有茧，有划痕，有一道去年刨刀留下的口子，还淡着。无名指上那枚木戒在灯下发亮。
外公修过一百多座房子，只有一座他不敢修。他说人心那玩意儿，没有榫眼，接不上。
我这几年才明白。他不是不敢修。他是说，别去修了。有的东西，不该你一个人卯着劲去接。
廊桥装完最后一组斗拱那天，顾青野给我发了条消息：“江老师，桥上那盏灯今晚亮了，你要不要来看看。”
那天晚上我去了。灯是新换的，暖黄色，照着桥面上那些补过的木板，新旧两种颜色挨在一起，看得出来，但不难看。
我站在桥上，风从水面上来，很凉。
我想，这就对了。修过的地方认得出来，但它站得住。
回去的路上我想起外公那句 “随你”，想起他不肯修的那座房子，想起他把凿子一把一把挂上墙的样子。我今年三十岁，手上有茧，有活，有一个刻着自己名字的门牌。
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