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一二七，无名男尸，四十到五十五岁，面部毁损。
我干这行十年，修过八百多张脸。
粉底打到耳后，我摸到一颗痣。
米粒大，浅褐色，上面长着一根白毛。
跟我爸那颗一模一样。
我爸死了十四年。骨灰盒在我家柜子上，我妈每天擦一遍。
我把粉擦掉，蹲下去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了报警电话。
编号一二七是下午四点送来的。
那天降温，操作间的暖气片不热，我穿着棉袄干活。
组长王姐在门口喊了一声，说救助站转来一具，无名，让我先收拾。
救助站转来的都是这样：说不清身份，说不清家属，说不清死因。公安开一张单子，我们接，编号，进柜，登报，等。
等不到人认，就是无主遗体。火化，骨灰存一年，然后统一处理。
我干这行十年，这种流程走过一百多回。
男的，估四十到五十五岁，在城郊高速桥下发现，送医前已经没了生命体征。
死亡原因那一栏写的是“待查”。这种单子我见得多，最后一般会写成心源性猝死，或者低温。
身上没有伤，除了脸上。
我戴手套，掀白布。
脸不能看了。左侧颧骨塌陷，鼻腔有干了的血痂，皮肤暗紫，尸斑压下去不回色。死亡时间估计三十六到四十八小时。
这种脸一般是摔的，或者撞的。桥下那种地方，晚上黑，人又冻得发僵，一脚踩空就下去了。
我在这行做了十年，比这难收拾的见过。
先清洗。水温三十八度，加一点中性皂液。从额头擦到下颌，从下颌擦到脖子，一块一块地擦。
擦到左耳，我停了。
耳后一颗痣。米粒大，浅褐色，微微凸起。痣上面长着一根白毛，很长，卷着。
我爸左耳后也有一颗。
位置一样，大小一样，连那根白毛都像。
我十六岁给他掏耳朵，见过那根毛。我说爸你这毛怎么是白的，他说操心操的。
我盯着那颗痣看了一分钟。
然后继续擦。
擦完调粉底。这个色号是我自己配的，专门给这类遗体用，暗两个色阶，不然盖上去发灰。打了一层，又一层。
刷到耳后，我又停了。
我把刷子放下，拿棉片，把刚打上去的粉擦掉。
痣还在。
我脱了手套，去休息室坐了二十分钟。
我爸是二〇一二年没的。
那年我二十一，念大专，学的是会计。
他在宏运货运跑长途，跑临江那条线，一趟来回四天。一个月跑五六趟，回家待一天半。
他回来那天，我家的楼道里就有味。柴油，烟，还有驾驶室里塑料晒热了以后那种味。
最后一次回家，他给我带了一双鞋。三十七码，我穿三十八。
我说小。他说那你留着，等你脚长大。
我那时候二十一了。
他教过我看路牌。他说从临江往南，走国道，第三个收费站下，再往西十七公里。
他说昭昭你记着，万一哪天爸不在，你自己也能找着家。
我那时候嫌他烦。我说现在有导航。
他说导航不准。他说路上的东西会变，路牌不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号，他最后一次出门。
那天我在客厅看电视。他在门口换鞋。
我说爸你什么时候回。
他说十七号。
我说十七号我考试。
他说那你考好点。
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四号，夜里，他在临江县往南的国道上撞了人。
十九号，单位来了两个人。一个姓周，是车队队长，另一个不认识。
他们送来了一个骨灰盒，还有一张纸。纸是打印的，上面写着因公死亡，盖着章。
我妈当时在厨房。她听完，站着没动，手里还捏着一把菜。
那个盒子是黑漆的，上面一个铜锁扣。
我妈不让开。她说人都烧成灰了，开着看什么。
来的人也说，烧得难看，别开。
十四年，那盒子在客厅柜子上放着。她每天早上擦一遍，用一块绒布。绒布是她自己剪的，剪得方方正正。
我回到操作间，把白布重新盖回去。
按规定，无名遗体认领要走流程。我不能自己认，也不能跟任何人说。
我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一个名字。
城南派出所，陈默。我去年给他妈化过妆。
电话通了。
“陈警官。”
“哎，林姐。”
“我这儿有具无名遗体。”我说，“编号一二七。我想报案。”
那头停了两秒。
“报什么案。”
“十四年前，有人拿别人的骨灰，骗了我家十四年。”
陈默来得很快，四十分钟。
他没穿警服，一件灰夹克，头发乱着，看样子是从家里出来的。
我把他领到操作间，掀开白布。
他站着看了半分钟，没说话。
“你确定？”他问。
“左边耳后，一颗痣，上面一根白毛。”我说，“我爸那颗我见过。”
“光凭痣不行。”
“我知道。”
“你爸的骨灰在哪。”
“家里柜子上。”
他看了我一眼。
“那就有点麻烦。”他说，“骨灰验不了。”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报案。”
陈默把手插进兜里，绕着台子走了半圈。
“林姐，我问一句。你希望你爸活着，还是希望他死了。”
我没答。
“这话不好听。”他说，“但我得问。你要是希望他活着，那这具就不是他，你认错了。你要是希望他死了——”
“我希望他没死。”我说。
“那你为什么报案。”
“因为他死了。”我说，“这具就是他。”
陈默沉默了一会儿。
“行。”他说，“我按流程走。先做样本，报上去比对。你这几天别跟任何人说，包括你妈。”
“我知道。”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
“林姐。”
“嗯。”
“我妈走的时候，是你给她化的妆。她脸上那些斑，你都给盖了。”他停了一下，“我一直想谢你。”
“不用谢。”
“这回我帮你查。”他说，“但我只能按规矩查。有些事我做不到，你别怪我。”
那晚我把编号一二七的活儿全做完了。缝合，填充，修面。
颧骨塌的地方我从口腔内侧切口，填了三块棉，从外面看不出来。指甲清了三遍，最后上了一层无色油。
做完我看了一眼表，十一点四十。
我给家里打电话，我妈接的。
“这么晚。”
“加班。”
“吃饭没。”
“吃了。”
“锅里给你留了汤。”她说，“囡囡，你别老这么熬。”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在操作间坐了很久。
冷柜在响，压缩机一格一格地转。
我在这行十年，从来没有对着一具遗体坐这么久。
第二天上午，我回了一趟我妈那儿。
她现在住的房子是租的，城西，六层楼没电梯，她住三楼，一住十四年。
我妈在阳台上晒被子。她今年六十八，背驼了一点，走路还稳。
“怎么回来了。”她问。
“拿个东西。”
我进屋，站在客厅那个柜子前面。
黑漆的骨灰盒，铜锁扣，上面一层薄灰。
我伸手摸了一下。
灰是新的，很细，一摸就沾手。这说明她每天擦。
“别动。”我妈进来了，“那个不能随便动。”
“妈。”
“嗯。”
“爸当年，你见着人了吗。”
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见什么见。”她说，“人在临江，送回来就是盒子。”
“单位的人怎么说。”
“说烧得难看，别开。”
“你就没开。”
“我开那个干什么。”她转过身，把被子往阳台里收，“开了他也是死的。”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的后背。
“妈。”
“嗯。”
“那年签字的是谁。”
她停了一下。
“什么签字。”
“火化单上的签字。”我说，“家属签字那一栏。”
“我签的。”
“你签的什么字。”
她没答。
“妈。”
“我不识几个字。”她说，“他们让我签哪儿我签哪儿。”
她把被子叠起来，叠得很慢。
“你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问。”
“你这两天不对劲。”她说，“眼睛都是肿的。”
“加班。”
她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进了里屋。
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的，边角软了。
“这个。”她把信封放在桌上，“你要看就看。”
“什么。”
“你爸那年的东西。”
我把信封打开。
里面一叠纸，都是二〇一二年的。
第一张是死亡证明。第二张是火化单。第三张是抚恤金收据，八万，签字的是我妈。
第四张是事故处理协议书，对方家属签的字，按了手印。
我把死亡证明摊平。
上面写着：林建国，男，四十二岁。死亡时间，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四日二十三时四十分。死亡地点，临江县人民医院。
下面一行，遗体处理方式：就地火化。
我翻到第二张，火化单。
上面写着：火化地点，本市殡仪馆。
一张说就地火化，一张说在本市烧的。
“妈。”
“嗯。”
“这两张纸，你什么时候拿到的。”
“那两个人送来的。”她说，“跟盒子一块。”
“你看了吗。”
“我哪看得懂。”她说，“我就看了那个八万。”
我把两张纸按在桌上，看了很久。
“妈，我问你一句。”
“你说。”
“这两张纸上的日子，对得上吗。”
她低头看了看。
“我看不出来。”她说，“我不识几个字。”
我把两张纸收进信封。
“这个我拿走。”
“拿吧。”她说，“我留着也没用。”
她顿了一下。
“昭昭。”
“嗯。”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
“你别骗我。”她说，“你从小就不会骗人。”
我走的时候，她追到门口。
“昭昭。”
“嗯。”
“那个盒子。”她说，“你别动。”
我把两张纸拍了照，发给陈默。
他过了一个钟头才回。
“对不上。”他写，“我去问。”
过了一会儿又发来一条。
“你要问就自己去问。别说是派出所让你去的。”
我回了一个字：好。
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想我妈这十四年是怎么过的。
早上六点起，去菜市场，买一天的菜。回来的路上在小区门口坐一会儿，跟几个老太太说话。
八点回家，把柜子擦一遍。先擦相框，再擦盒子。相框里是我爸的照片，一寸的，从工作证上翻拍的，像素很低，脸有点糊。
盒子她从来不搬，只擦盖子和四个侧面。绒布抹过去，一圈一圈，抹完把布叠好，放回抽屉。
十点看电视剧。十二点吃饭。下午睡一觉。晚上七点看新闻，九点睡。
每年清明，她不去墓地。我爸没有坟。
她去十字路口烧纸。挑一个没人的时候，晚上九点以后，蹲在路边，用粉笔画一个圈，圈里留一个口子。她说这样别人才抢不走。
我陪她去过两次。第二次她让我站远一点，说没结婚的姑娘不能靠太近。
她烧纸的时候不说话，就蹲着，看火。
烧完了她拍一拍手，说走吧。
有一年我问她，妈你想他吗。
她说想什么，人死了就是死了。
第二年清明她又去了。
那几天我一直在想那两张纸。
殡仪馆的旧档案在B栋地下室。
老葛管这个。六十三，接运组干了三十年，去年腿不好，调来看档案。他抽烟，一天两包，说话的时候烟叼在嘴角，往上翻着看人。
“二〇一二年。”他翻本子，“冬天？”
“一月。”
“冷。”他咳了一声，“那年冬天特别冷，管子冻裂过两回。”
他把一本硬壳登记簿拖出来，牛皮纸封面，边角磨白了。
“哪个月。”
“一月十七号。”
他翻。纸张发脆，翻的时候有声音。
“林建国。”他念，“一米七八，七十三公斤，死因，车祸。”
“接运人。”
“宏运货运。”他说，“周德海。”
“家属签字。”
他把本子往我这边推了推。
那一栏是个名字，写得很大，笔画歪，像不认识字的人照着描的。
不是我妈的字。
“这个字是谁写的。”我问。
老葛眯着眼看了一会儿。
“周德海。”他说，“他签的。那年他给好几家签过。”
“为什么是他签。”
“车队的人跟着来的。”老葛把烟按在烟灰缸里，“那具遗体是从临江转来的，走的手续是外地死亡本地火化，得有接运人。车队出面，就车队签。”
我把本子往前翻了一页。
上一页是另一具。
编号，一二〇〇一一七。
姓名：无名。
来源：临江转来。
接运人：宏运货运。
家属签字：空白。
我盯着那一行看了很久。
“老葛。”
“嗯。”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七号，从临江转来几具。”
他想了想。
“两具。”他说，“一具是林建国，一具是无名。”
“无名那具，化了？”
“化了。”
“谁领的骨灰。”
“没人领。”他说，“无主的，存一年，后来统一处理了。”
我又往前翻。那一整本登记簿，那年冬天记录了四十几个人，一页一个，字都写得工整。
死因那一栏写着各种各样的字：脑出血，肺癌，坠楼，溺水，车祸，猝死。年龄从三岁到九十一。
有个十九岁的，死因写着“自缢”，后面用括号标了“家属要求不写”。
只有我爸那一页，签字那一栏是歪的。
我把本子合上。
“老葛，那年一月十七号，你上什么班。”
“白班。”他说，“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那天冷吗。”
“冷。”他说，“零下十一度，我记得清，因为车打不着火。”
“车队的人是几点来的。”
“上午。”他想了想，“十点多。来了三个人，一个姓周的，两个司机。”
“他们说什么了。”
“说家属在外地，来不了，委托他们办。”
“你信了。”
老葛把烟点上，抽了一口。
“姑娘。”他说，“那年我们一天烧十几个，从早到晚。谁会去查委托书是真是假。手续齐，章是真的，我就烧。”
“章是真的？”
“公安的章。”他说，“后来的事我不知道，反正那天我看着是真的。”
“老葛，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抬过我爸吗。”
他把烟盒摸出来，抽了一根，没点。
“抬过。”他说，“那个冬天我还在接运组。”
“他多高。”
“你爸？”
“嗯。”
“一米七八。”他说，“档案上写着。”
“那具遗体呢。”
老葛把烟叼在嘴上，没点着。
“我抬的时候，觉得轻。”他说，“不到一米七。”
地下室的灯管在响，一闪一闪。
“你记得这么清。”
“我们这行，抬过的人多了，一般记不住。”他把烟拿下来，“但那单我记得。因为车队给了钱，让我们别多问。一人两百，二〇一二年，不少了。”
“那具遗体，脸能看吗。”
“不能看。”他说，“撞的。半边脸没了。”
“你们就没怀疑。”
“怀疑什么。”他把烟塞回烟盒，“车队的人跟着，手续齐，公安的章也有。我们只管烧。”
他顿了顿。
“再说，你爸我认识。他以前开车来接过人，帮车队拉过货。他给过我烟，一年给两回，年三十和中秋。红塔山，硬盒的。他自己抽的是散花。”
地下室很静。
“姑娘。”老葛说，“你爸要是活着，今年五十六。这具估四十到五十五，差不了几岁。”
宏运货运早就没了。
注册地址是个停车场，现在开着一家汽修厂。
老板四十来岁，说这个铺子是他二〇一七年盘下来的，原来那家公司搬走的时候，办公室里的东西都没带，柜子、桌子、一堆单子，全扔在院子里烧了。
“烧了三天。”他说，“我还帮着烧的。”
我问他认不认识周德海。
“周老板。”他说，“认识啊，他以前老来。后来中风了。”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
城北，老小区，六层没电梯。
周德海住三楼。他儿子开的门。
“你找谁。”
“周师傅。”
“我爸不见人。”
“我是林建国的女儿。”
他愣了一下。
“哪个林建国。”
“二〇一二年，一月，车祸。”
他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
“你进来吧。”
屋里有一股药味。
周德海坐在轮椅上，盖着毯子，右手蜷在胸前，左手还能动。他看见我，眼睛睁大了。
“林……”他说不出来。
“林建国。”我说，“我是他女儿。”
他张嘴，喉咙里发出一点声音。
他儿子把一块小白板和一支笔放在他左手上。
周德海写字很慢，一笔一笔，像小学生。
他写：你爸没死。
我看着那三个字。
“我知道。”我说。
他又写：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当年是怎么回事。”
他写了很久。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四号，夜里，临江往南，国道。”他儿子在旁边念，“我爸写的。他撞了个骑电动车的，六十多岁，送医院没救过来。”
“责任。”
“我爸说，对方横穿，但车速也快，判下来是主责。”
“赔多少。”
“四十二万。”
“赔了吗。”
“赔了十二万。”他儿子说，“私了。对方家里也穷，要不了更多。”
“十二万哪来的。”
“车队出了八万，家里出了四万。”
我看着他。
“那你们为什么让他死。”
周德海在板子上写：他跑了。
“为什么跑。”
他写：怕坐牢。
“赔了钱还坐牢。”
他写：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主责，要判的。三年以下。
“他知道吗。”
“知道。”他儿子说，“那年他问过律师。”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
“所以是你们做的局。”
周德海没写。
“那具遗体是谁。”
他写：不知道。临江那边找的。无名，没人认。
“多少钱。”
他写：八千。
“谁出的。”
他写：车队。
“因公死亡那个证明。”
他写：我找人开的。
“你图什么。”
周德海把笔放下，喘了一会儿。
他重新拿起来，写：车队那年要审资质。出了人命，主责，资质就没了。三十几台车，四十多个人。
“所以你让他死。”
他写：他自己也愿意。
“他愿意？”
他写：他跟我说，老周，我这条命不值四十二万。
我把那句话在心里念了一遍。
不值四十二万。
“他后来去哪了。”
他写：不知道。当天晚上就走了。我给了他两千块钱。
“你没再联系过。”
他写：没有。
“十四年，一次都没有。”
他写：一次都没有。
“他那天晚上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周德海停很久。
他写：他说他回家一趟。
我看着那四个字。
“回家。”
他写：我说你不能回。他说他不进门，就在楼下看看。
“你让他去了？”
他写：让他去了。第二天早上他回来的，眼睛是红的。
“他说什么了。”
他写：他说楼下的灯亮着。
我坐在那儿，手指头有点凉。
“然后呢。”
他写：然后我给了他两千。他走了。
“走去哪。”
他写：他没说。
周德海把笔放下，靠在轮椅上，喘。
他儿子在旁边站着，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他开口了。
“我爸中风两年。”他说，“右边不能动，说话也不行。”
“嗯。”
“他夜里有时候喊人名。”他说，“喊的都是以前的司机。我都不认识。”
“喊过林建国吗。”
他看了他爸一眼。
“喊过。”他说，“喊得最多。”
屋里静了一会儿。
“我爸这人。”他儿子说，“在外面讲义气，在家里不怎么样。我妈走得早，他一年到头在外面，我小时候以为他是亲戚。”
他顿了一下。
“这回他病了，我回来伺候。我有时候想，他这辈子图什么。”
周德海在板子上写了一个字。
他儿子低头看。
“滚。”他念出来，笑了一下，“你看，就这样。”
我没笑。
我站起来。
“周师傅。”
他抬头看我。
“那四万块钱，是我妈出的。”
他写：是。
“她哪来的四万。”
他写：她把房子抵了。
我出了小区，在路边站了十分钟。
风很大，吹得眼睛疼。
那套房子在城南，老盐仓巷十二号。我爸单位分的，五十八平，两室一厅。我从小住到二十一岁。
抵了四万。
二〇一二年四月，我们搬出来。搬家那天下雨，我妈用一个编织袋装了我爸的衣服，一件没扔。她说扔了就没味了。
然后她守着那个盒子，守了十四年。
我去了临江县。
两百一十公里，高速三个小时。我没跟任何人说。
救助站在县城边上，一栋两层的旧楼，门口挂着牌子，院子里晒着几床被子。
值班的是个女同志，四十来岁。
我把陈默给我的那张纸递过去。
“二〇二六年九月，你们这儿收过一个人。”我说，“姓林，五十五岁上下。”
她翻了系统。
“有。”她说，“住了五天。”
“他什么样子。”
“瘦。”她说，“不爱说话。问他家里的事，他说记不清。”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
她想了想。
“留了一件外套。”她说，“太破了，我们给换了新的。旧的那件扔了。”
“扔哪了。”
“早没了。”她说，“上个月的事。”
她翻到一页，把屏幕转过来给我看。
登记照，半身，人脸模糊，头发很长，胡子拉碴。眼睛往下看，看不清。
“这张能给我一份吗。”
“不能。”她说，“得走手续。你让派出所来调。”
“他身上有没有别的东西。”
“有。”她说，“登记的时候有个塑料袋，里面装了几十块钱。”
“还有呢。”
她往下翻。
“还有一张纸。”她说，“我们登记的同志说，他随身带着，折了好几道。”
“纸上写的什么。”
“不知道。”她说，“纸上写的是地址，我们问他是哪的，他说记不清。”
“他来的时候什么状态。”
“瘦得厉害。”她说，“走路一瘸一拐，脚上全是泡。我们给他打了热水泡脚，他不肯。”
“为什么不肯。”
“不知道。”她说，“他就坐在那儿，说歇一会儿就走。”
“他帮着干活吗。”
她愣了一下。
“干。”她说，“第二天早上我们扫院子，他出来帮忙扫，扫得挺干净。我们让他别干，他不听。”
“他跟人说话吗。”
“不多。”她说，“有个老太太跟他聊过，问他家里几口人。他说三口。”
我抬起头。
“三口。”
“嗯。”她说，“老太太问他孩子多大，他说二十一。”
我坐在那把塑料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二十一。那是我二〇一二年的年纪。
他记的是那一年。
“他后来怎么走的。”
“第五天早上。”她说，“我们发早饭，找不着人。门是开着的，他自己走的。”
“你们没拦。”
“拦什么。”她说，“他是成年人，自愿求助，自愿离站。我们这儿不是看守所。”
“他走那天，谁值班。”
“我。”她说。
“他说什么了。”
她想了想。
“我给他装了两个馒头。”她说，“他说不用，说前面就到了。”
“前面是哪儿。”
“不知道。”她说，“我们这儿往前是国道。”
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院子中间有一张水泥长椅，掉了漆。
“他坐这儿吗。”
“不知道。”她说，“应该坐过。我们这儿就这一条凳子。”
我走过去，坐了一下。
凳子是凉的，石头做的，坐上去硌人。
他在这儿坐过五天。
他跟人说孩子二十一。
我今年三十五。
从临江县回来，我绕了一段路。
导航上搜不到“城郊高速桥”，我问了两次路，最后在一片新区的边上找到。
桥下有一条土路，两边是荒地，堆着建筑垃圾。桥墩上贴着几张招租的小广告，被人撕了半边。
我把车停在路边，走下去。
地上有塑料袋，有烟头，有烧过的纸。
桥墩底下有一块纸板，压着两块砖，看样子是有人睡过。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后来我蹲下去，把那块纸板掀开。
底下压着半包烟。
散花，三块钱一包那种，纸盒被水泡过，捏起来是软的。里面还剩四根。
我爸抽的就是这个。
他给老葛递红塔山，自己抽散花。他说跑长途不能抽好的，抽好的就困。
我把那半包烟放回原处，把纸板盖回去，把两块砖压好。
从这儿往南，是我家的方向。
两百公里。
他从临江走到这儿，走了多久，我不知道。
他身上三十七块钱，没有手机，没有身份证。
他走到离家还有两百公里的地方，走不动了。
比对结果第九天出来的。
这九天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去了一趟父亲原来的老同事家。他姓赵，退休了，住在城东。
他说你爸那年出事以后，车队就不让人提他的名字。他说你爸人不错，就是爱面子。
第二件，去派出所查了失踪人口。全国系统里没有林建国。周德海当年没报失踪，家里也没报。一个人就这么没了，系统里连一条记录都没有。
第三件，夜里睡不着，去操作间坐着。冷柜一格一格地响。
第九天下午，陈默给我打电话。
“对上了。”
就三个字。
我在殡仪馆后门的台阶上坐着，坐了很久。
天冷，台阶上有一层白霜。
那天下午我回了操作间。
编号一二七还在冷柜里，第四格。
我把他推出来，掀开白布。
脸我已经修过一次，颧骨填起来了，轮廓能看。但鼻子和嘴还是不像。撞过的脸，修不到原样。
我把工具箱打开，一样一样摆出来。粉底，遮瑕，定妆粉，唇线笔，棉片，镊子，小剪子，还有一把新的剃刀。
我先给他洗头。头发硬，打结，我用温水泡了三遍才梳开。梳到后面，掉了一把。
我一边梳一边跟他说话。
我说爸，你这头发比我记得的长。
我说我爸以前头发短，剃个平头，一个月理一次，五块钱。
我说你走那年，咱家的沙发换了个套子，蓝色的，你回来没看见。
我说妈现在住在城西，三楼，有个阳台，她在阳台上晒被子。
我说我干这行了，十年了，你不知道吧。
我说这行挺好的，不用跟人说话。
我说完这句，停了。
屋里只有水声。
我调了粉。
这一次我调得很慢。用的是最细的那一号，加了很少的油。他皮肤干，脱水得厉害，油多了会浮。
先打底，再压，再打一层。
眼窝塌了，我用棉片从眼睑内侧垫起来，垫到跟另一只一样高。
嘴唇缩了，我先用手指把唇形推回去，再用唇线笔勾。
我给他刮了胡子。刮的时候想起他以前刮胡子，对着厨房那面小镜子，下巴抬起来，一边刮一边哼歌，哼的什么我记不清了。
勾唇线的时候我的手很稳。
十年，八百多张脸，我从来没有这么稳过。
最后一道是定妆。透明散粉，用大刷子扫。
扫到耳后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那颗痣我没盖。
我把刷子挪开，绕过去，让那颗痣露在外面，连同上面那根白毛。
做完我看了一眼表。四点二十。
我去办公室拿单子。
火化申请单，一式三联。姓名那一栏，我填了“林建国”。死亡原因，我写“待查”。
与逝者关系，我停了一下。
我写：女儿。
写完我把单子放在桌上，坐着没动。
十四年，我第一次用这个身份给他签字。
第二天上午，陈默把遗物给了我。
一个透明塑料袋，封口贴着标签。
里面三十七块钱，三张十块，一张五块，两个一块。没有手机，没有身份证，没有钥匙。
还有一张纸。
救助站的登记表，对折了两次，边角磨得起毛。
我把它展开。
正面是表格，姓名“林”，年龄“五十五”，家庭住址“记不清”。
背面有字。
圆珠笔写的，笔画很轻，有几处被汗浸花了。
城南老盐仓巷十二号。
我盯着那行字，手在抖。
火化是三天后。
那天早上我去了。没有仪式，没有告别厅。无名遗体转认领之后，走的是普通流程。
我在炉子外面站着。
炉门关上之前，我看了一眼。他的脸我修得很好，比活着的时候还端正。那颗痣露在外面，那根白毛也露在外面。
炉门关上。指示灯亮起来。
我在外面等了两个钟头。
等的时候我想，十四年前那个盒子，也是这样烧出来的。
只是不是他。
我去领的骨灰。骨灰盒是殡仪馆配的，最普通的那种，深棕色，木纹是印上去的。
我抱着它坐公交车回家。我没开车，我想让他坐一次公交。
车上人不多。我把盒子放在腿上，用外套盖着。
窗外的街景一站一站往后退，都是他没见过的。这十四年，城里修了高架，盖了新区，老电影院拆了，百货大楼改成了商场。
车过城南的时候，我看见那一片全变了。路宽了，楼高了，路边种了一排银杏。
我抱着盒子，坐过了两站。
到了站，我下车，抱着盒子上楼。
三楼，我妈在厨房。水龙头开着，她在洗菜。
我把骨灰盒放在桌上，转身去客厅，把那个黑漆的盒子从柜子上取下来。
铜锁扣，没锁，一掀就开。
我本来打算把他倒进去。
我把盖子拿开。
里面是空的。
不是骨灰少，是一点都没有。盒底有一层薄灰，我用手抹了一下，灰浮起来，是十四年的落尘。
我妈站在厨房门口，手上还滴着水。
“你开了。”
“开了。”
她走过来，往盒子里看了一眼。
没说话。
她伸手，扶住了桌沿。
扶了很久。
我把那张纸摊在桌上，摊在那个空盒子旁边。
她低头看。
看了很久。
“这是咱家老地址。”她说。
“嗯。”
“他写的？”
“他写的。”
她伸手，摸了一下那张纸，又缩回去。
“这地方……”
她没说完。
那天夜里，陈默发来两条微信。
第一条：当年那具无名的骨灰，存满一年没人认领，二〇一三年统一深埋在城郊公墓，第七区第三排。编号我查到了，想去看，我陪你去。
第二条：周德海当年那个公安章，人证物证都对上了，我立案了。
我妈凑过来看。一条一条看完，把手机还给我。
她伸手把那张纸捡起来，重新折好。照原来的折痕，一道一道压平，放进空盒子，把盖子盖上。
“这地方，”她说，“拆了就拆了。”
她顿了很久。
“他记了十四年的门牌。”她说，“门牌没了，他就找不着了。”
我没接话。
我把深棕色的骨灰盒摆到柜子上，跟那个黑漆盒子并排。
我妈拿绒布过来，把两个盒子，一个一个，都擦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