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除夕那半句话
我妈死在除夕那天下午三点四十。
我从市里赶回青禾县，车堵在村口。前面七辆都是回来过年的。我索性下车，走完最后那两里路。路上有人在放炮。炮一响，我就知道这个年过不成了。
堂屋里已经摆起了白。
那口杉木棺材是十年前打的，一直架在西屋梁底下，落了厚厚一层灰。我爸用湿布擦了三遍，擦到木头见本色。
她穿的是那件红底碎花褂子，平时压在箱底。她说过，等末末结婚那天再穿。
头发是隔壁二婶梳的。梳得一丝不苟，一根都没翘。
我爸跪在纸灰盆边上烧钱。他烧得慢。一张一张揭，揭开了还要捻平，搁进火里，等它自己卷起来。他一边烧一边掉眼泪，眼泪砸在黄表纸上，把火浇熄了三次。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这个人不对劲。
我妈咽气之前，他抓着医生的手说“再想想办法”。医生把他的手抽回去两次，他抓了三次。
我妈咽气之后，他哭得像要把心脏吐出来。
一个在村里被老婆压了一辈子、上桌吃饭都要先看一眼她脸色的男人，怎么会哭得比谁都真。
我把这个疑问咽下去了。
因为那天夜里，我听见他说了一句话。
按老规矩，头一天夜里，儿子要守灵。堂屋点着两根白蜡，风从门缝里钻，火苗一直往一边倒。
后半夜两点，我困得脑袋一点一点。我爸从外头进来，没点灯。他脚上那双棉鞋底子磨平了，走在砖上没声。
他走到棺材头，弯下腰，脸几乎贴到我妈额头上。
他压着嗓子说了一长串。前半句我一个字也没听清，只听见最后那半句，轻轻的，像松了口气。
他说：“你先走。”
后面紧跟一句，被哭腔吞掉了。
我坐在那儿没敢动，背上的汗一层一层往外冒。
第二天我起得晚。一出门就撞见我三叔陈建军，蹲在院子里抽烟。
他穿一件黑皮夹克，领子立着，手腕上缠了串珠子。
他见我出来，笑了一下，把烟头摁在鞋底上。
三叔对着我说：“末末啊，你妈这一走，这家里，你爸可就是老小孩了。”
我没接话。
他凑近半步，声音压得很低。
三叔又对着我说：“昨儿夜里，我在墙外头听见你爸说了啥不？”
我说：“听见了。”
他啧了一声，摇头。
三叔把烟盒揣回兜里，对着我说：“我听见半句。他说的是‘你可算走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接着说：“这话不好听，但你自己琢磨。你妈在的时候，他一个月抽不起两包烟。你妈一没，他兜里鼓成啥样了，你去看看。”
那天下午，我翻了我爸的褂子口袋。
里面有一沓钱，用橡皮筋箍着。最外面那张上头有股香油味。我数了两遍。
九千四。
这笔钱打哪儿来的，我当天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我妈缝在棉袄夹层里的，我爸那天早上拿剪子铰开的。那件棉袄常年挂在灶房墙上，油烟熏了十几年。
我妈活着的时候，家里的钱是她的。
她记账。
我把那口旧木箱翻了个底朝天，摸出来一个牛皮纸封面的小本子。巴掌大，四十八页，中间用一根纳鞋底的棉绳穿着。封皮边上起了毛，不是磨的，是手指头一年一年蹭出来的。
她记了三十一年。
从我会认字起，我就见过它。它一直压在她枕头底下。
她生前说过一句：“我死了，这本子归你。”
我把它抽出来的时候，枕头套上还留着她后脑的凹痕。
第一页的字是歪的，墨水洇过，是一九九五年的笔迹。
上面只有一行。
“正月十九，梅，三千。”
后面还钉着两个字。
“买儿。”
我蹲在门槛上，把这一行看了很久。看到天光从门缝里挪到脚背上。
那年正月十九抱回来的儿，是我。
我往后翻，一笔一笔对。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借大姑一百二。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还大姑一百二，多给二十，扯了三尺红布。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给末末打百家锁，一百八。
她把三千块是从哪儿凑的，写在这一页底下：
大姑一百二。舅家三百。她自己攒的两千零六十。剩下那五百二，是她把外婆留给她的一对银镯子当了。
一百二，加三百，加两千零六十，加五百二。三千。一分不差。
我在门槛上坐到天黑。
夜里做了个梦，梦见我妈在灶前擀面，我一头扎进她围裙里哭。她拿擀面杖敲我的头，对着我说“哭啥，裤子又没破”。
我从梦里醒过来，第一件事是去问我爸。
我推开东屋的门。他正对着镜子穿那件旧棉袄，扣子扣错了位，第二颗扣进了第三个眼。
我说：“三千。”
他的手停在半空。
我说：“一九九五年，正月十九，梅。”
我爸没说话。他把棉袄脱下来，重新扣，一颗扣子扣了三分钟。
然后他坐在床沿上，弯着腰，两只手撑着膝盖。
我爸抬起头，对着我说：“末末，你妈不让我讲。”
“她说，讲了你就不亲我们了。”
“她说这孩子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他要走了，我活不成。”
我说：“我是买来的？”
我爸点头。
我说：“她是从人贩子手里买的？”
我爸又点头。
我说：“那这三十一年，她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给我煮俩鸡蛋，是为了啥？她供我读书，给我凑首付，被我吼了不还嘴，是为了啥？她图啥啊？”
我爸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
他对着我说：“她不图啥。”
“她图你是她儿子。”
那天我摔了一个碗。
是我妈用了二十一年的那只青瓷碗，她生前谁都不让碰。碗碴子在地上摊开，最大的一片还带着半朵青花。
我爸蹲下去，一块一块捡。捡着捡着就哭了。
我站在门后，手心被自己掐出血。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个“梅”是谁。
我妈为什么把“买儿”两个字，记在第一页。
第2章 四十八页
我开始翻这本账。
我不再觉得自己是在翻遗物。我是在翻一份判决书。
账本上的字分两种。早年的用铅笔，淡了，得斜着光才看得见。后来的用圆珠笔，一个字压一个字，笔尖把纸都戳出坑来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买了一头猪崽，八十。
一九九五年八月，末末发烧，四十。
一九九六年九月，末末学费，还差六十，借二丫娘。
二〇〇一年腊月，末末棉鞋一双，二十六，嫌贵。
二〇一二年，末末上大学，第一年学费四千八，卖了半亩地。
二〇一九年，末末婚事，先存着。
中间还夹着一行，字写得比别的都小：
一九九七年夏天，周家村，割麦，六天，二百四。
这行后面没有字。我当时以为，她就是去替人收了六天麦子。
后面那一栏是空的。她一直空着。
我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翻了三个钟头。翻到第三十几页的时候我发现，本子的每一页边角上，都有一圈浅浅的指甲印。
她每天晚上摸黑把本子塞回枕头底下之前，都要用指甲抠一下纸角。
她怕丢。
本子中间还夹着一张照片。黑白的，边角发黄，是我六岁那年在镇上照相馆照的，穿一件她改的旧棉袄，袖口挽了两道。
照片背面有铅笔字：“末末六岁，照相三块。”
带“梅”字的记录，我只找出来七条。我拿一张白纸，一条一条抄下来。
一九九五年正月十九，梅，买儿。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一，青禾桥头，见梅。
二〇二五年十月六，镇上中学后墙，见梅。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赶集，三轮车，见梅。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村小门口，见梅。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王庄庙会，见梅。
二〇二六年一月八，村口，见梅。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三，傍晚，追梅。
抄完我数了一遍。前面这一笔是三十一年前。中间空了三十年，一个字都没有。然后从去年九月开始，半年里撞见六次。
最后那条后头，就是空白了。
最后一页只写了四个字。笔画抖得厉害，像是回来以后硬撑着写的。
“车牌，尾五。”
她记不清整副牌。
可她在下面又写了一行，写得更小：
“车厢后头喷白漆，‘老周搬家’，电话尾二六五。”
她的手指头在那一页上蹭了半天，蹭出一片灰。那页纸比别的页都软，是被摸过太多回。
我拿手机照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纸边被我捏软了，字还是那几个字。
第二天，我照着这六个地方走了一遍。
青禾桥头。桥修过两回，栏杆换成了水泥的。
镇上中学后墙。墙根堆着碎砖，砖缝里长着一棵野蒿。
赶集那天三轮车停过的地方，现在支着一个卖凉皮的摊。
村小门口。校门漆成绿的，门卫室窗上贴着半张红纸，褪色了。
王庄庙会。庙会早散了，地上留着糖纸和鞭炮屑。
村口。
六个地方，我一天走完。每个地方都平常得很。平常得让人想不通，她为什么要把这些日子一笔一笔记下来。
那天下午，我去了镇上。王秀兰的超市在农贸市场对面，卷帘门只拉开一半。
她跟我妈一个摊位卖过八年鸡蛋。两个人轮着守摊，谁家有事另一个替。
我把账本摊在柜台上，指着那一行。
王秀兰的脸一下就白了。
她伸手把账本合上，按住了，像怕那页纸飞走。
王秀兰对着我说：“末末，那天我在场。”
“二月十三，傍晚六点来钟。我在门口收摊，我看见你妈从巷子里冲出来，一边跑一边喊‘停车’。”
“那三轮车没停。”
她喘了一口气，手还在账本上按着。
王秀兰接着说：“你妈伸手扒车帮。车往旁边一歪，她整个人被甩出去，后脑磕在路边那个水泥墩上。”
我说：“然后呢？”
她的眼泪掉进手背上的皱纹里。
王秀兰对着我说：“然后那车跑得比兔子还快。”
“你妈在地上坐起来了。还坐起来了呢，她还往前走了十几步。”
“我看她脑袋后头全是血。我喊她。她跟我说没事没事，回家躺躺就好。”
她抓住我手腕，指甲掐进肉里。
王秀兰接着说：“末末，她要是那天去医院，她就不会死。”
我没说话，把账本抽回来，抱在怀里。
出门的时候我想起来一件事，又回头问她。
我说：“那车，你看清车牌没有？”
王秀兰摇头，摇得很慢。
王秀兰对着我说：“看不清。不过车厢后头喷的白漆字我看见了。磨掉一半，就剩个‘周’。”
我站在市场门口，风把卷帘门吹得咣当响。
我妈不是自己摔死的。
她是追一个三十一年前把儿子卖给她的人，追到没命。
而那个人，在我们村口来来回回地转了整整半年。
我妈抄下了他的车，抄下了他的电话，抄下了他车厢上的字。
她一个字都没交出去。
她把这几行字写在最后一页，压在枕头底下，压了三天，一直到死。
第3章 正月里来
正月初二，三叔来过一趟。
那天下午他站在院子里，隔着窗户看了一眼堂屋里的棺材，没进屋。
三叔对着院里的人说：“先办事。办完事再说事。”
说完就走了。鞋底在院子的砖上刮了两下。
三叔第二次上我家门，是正月初六。
这回他没空手。他带了堂哥陈军，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那男人手里拎着一箱牛奶，牛奶盒子底下压着一份打印的纸。
一进门，三叔就把牛奶往八仙桌上一放，桌上的纸灰被震起来一层。
三叔对着我说：“末末，你叔今天来，不是跟你抢东西。”
他说到这儿顿了一下，眼睛往我身后那间东屋扫了一圈。
“这老宅是祖产。你爷留下的地基，你爸当年没出一分钱。”
“你叔一家出人出力，这四百八十六万的拆迁款，你叔就该拿一半。”
我说：“二百四十三万？”
他说：“整数，你给二百四十万。”
我说：“抹个零，抹掉四十万？”
三叔的脸僵了一下。
他改口很快，快得像是早想好了退路。
三叔对着我说：“二百万。你叔不难为你。”
堂哥在旁边把手机掏出来了。屏幕亮着，是一辆黑色的车，车头系着红布。
那个中年男人咳嗽一声，把纸推过桌面。纸是征收办的表，格子印得齐整，户主签字那一栏空着。
中年男人对着我说：“这是征收办要的材料。户主得签。你妈没了，你爸老糊涂，你当儿子的先签个字，钱到了一起商量。”
我看着那张纸。纸上的名字一栏，空得很白。
我说：“这字，谁签都不算。”
三叔的脸横下来，往前走了一步。
三叔对着我说：“陈末，你别不识抬举。”
“你妈那本账我瞅见了。”
“一个捡来的野种，还敢在陈家的祖宗屋里头横？”
院子里静了半秒。
半秒里我听见风把门帘吹起来又落下。
我爸从东屋出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张折了四回的纸，袖子挽着，手背上青筋全鼓着。
我以为他要打人。
结果他把那张纸慢慢展平，摆到三叔脸上。
我爸对着三叔说：“建军，你自己念。”
三叔接过去，念了两句，念不下去了。他的嘴还张着，声音已经没了。
我把那张纸拿过来。
是公证书。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青禾县公证处，赵春兰立遗嘱：老宅及附属宅基地征收所得全部权益，归养子陈末一人所有。其名下银行存款及对外债权，由陈末处置，任何人不得干涉。
我把公证书的编号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得很慢。
收费票据贴在背面。二百八。
三叔站在原地。那箱牛奶“咚”地歪倒了，滚出两盒来，盒子上印着一个小孩抱着一头奶牛。
我笑了一下。
我对着三叔说：“叔，你说我是野种。”
“那你告诉我，我妈为什么要在公证处把话写到这个份上。”
三叔的下巴往上抬了一下，嘴唇动了两下，没接上。
“她怕的不是你。”
“她怕我死了以后，你们欺负我爸没本事。”
“她一个连一百块纸币都要摸三遍的人，花二百八，把房子的事定死了。”
三叔的喉结动了一下。
我说：“她算过你们会上门。”
“她连你们哪天来都算过。遗嘱背面还有一行小字。”
我把纸翻过来给他看。铅笔写的，五个字。
“正月里来，别怕他们。”
三叔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他一句话没说，把手机往兜里一塞，带着人走了。堂哥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张公证书，眼睛在纸上停了两秒。
院子里剩下一箱牛奶，两盒滚在地上的。
那天晚上村里就传开了。有人说我妈临死把家底写成了一张纸，有人说我爸藏着一笔钱。
二婶在院墙外头跟人讲，声音压得很低，可我听清了。
二婶对着那人说：“春兰这人，活着的时候一句话不说，死了还在替儿子打架。”
我没出门。
那天夜里我爸跟我说了一件事。
我爸对着我说：“她立遗嘱那天，是自己走的。十里路，走到镇上才坐的车。”
“她回来跟我说累。我说你歇着。她说歇什么，还有事没办。”
“办完那天晚上，她把本子翻了一遍，翻到半夜。灯我给她关了两回，她关了又开。”
我爸蹲下去，把两盒捡起来，吹了吹灰，拎着整箱进了厨房。
他从箱子里抽出一盒，撕开吸管的包装，插好，递到我手里。
我爸对着我说：“你妈最爱喝这个，甜。”
我喝了一口。
甜得发苦。
那天夜里我把那本账从头翻到最后一页，又在灯下坐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我把账本复印了一份，装进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我去了派出所。
第4章 第八个叉
三月的一个礼拜五，我又去了派出所。
值班的是个四十来岁的民警，桌上摆着半杯凉茶，茶叶都沉到底了。
我把账本复印件推过去。他一页一页看，看得很慢，翻到第一页的时候抬了一下眼皮。
值班民警对着我说：“一九九五年那案子，卷宗里头定性是收买被拐儿童。”
“九五年那会儿这案子按治安走的，没立刑案。”
“你养母当年主动交代了来源，配合找过孩子亲生父母，没找到。按当时的情况，批评教育，没追究。”
他把复印件合上，往我这边推了一寸。
值班民警接着说：“现在人都死了三十一年了，你指着一个‘梅’字，让我们去抓谁？”
我说：“这上面有车，有电话尾号。”
他说：“你说的这辆三轮车，我们记下了。”
我说：“你们记下了。”
他没接这句。他把那沓纸放进抽屉，抽屉推进去的时候卡了一下，他用手掌拍了两下。
我出了派出所，站在台阶上抽了半根烟。烟是我三叔那天落下的那盒。
我知道这事儿没动。
四月七号，下午两点四十。
我妈账本上那七个叉，又多了一个。
陈小禾丢了。
小禾是村里陈老三家的小孙女，她奶奶带大的。四岁半，镇上幼儿园中二班。
那天下午放学，她奶奶在地里掰苞谷，让小婶去接。
小婶骑着电动车到门口的时候，幼儿园的孩子全领完了。
老师想起来的最后一个画面，是小禾站在院墙边上，冲着一辆停在槐树底下的三轮车笑。
车斗里挂着一串氢气球。
我是在村口的小卖部听人说的。
说的人抽着烟，说得随意。镇上这种事儿，一年总有那么几次风传。
可我听见“三轮车”三个字，手里的啤酒瓶差点没拿住。
我说：“车厢后头喷的什么字？”
那人愣了一下。
那人对着我说：“看不清。听幼儿园老师讲，磨掉一半，就剩个‘周’。”
三轮车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往镇外走。
监控到桥头就断了。
小禾她爹在浙江打工，接电话的时候声音抖得跟筛糠一样。他媳妇当场就吐了，吐完往墙上撞，被两个人拽住。
她奶奶是被人从地里搀回来的，手里还攥着半截玉米秆。
老人坐在门槛上，一遍一遍说同一句话。
她对着路过的人说：“我不该去掰苞谷。”
没人接她这句。
我在人群外头站着，脑子里嗡的一声。
那辆车我认得。
我妈抄在账本最后一页的那辆车。
我跑回家，把账本原件从枕头底下抽出来，抱在怀里。四十八页，牛皮纸封面，一根棉绳穿着。我抱着它跑的那几百米，像抱着一个人的骨头。
我第二次进派出所，把原件拍在办公桌上。
桌子上的凉茶换成了热水，值班的换成了个年轻的。
我对着他说：“你们要看的东西全在这儿。”
“三十一年前，有一个卖孩子的女人。我妈叫她‘梅’。”
他没动。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怀里那个本子。
“我妈把她的名字记了三十一年。”
“去年九月到今年二月，她在我们方圆十里出现了七次。每一次我妈都记了日子。”
他抬眼看了我一下，手里的笔停着。
“最后一次，我妈追上去，被那辆车撞死了。”
“我妈抄下了车厢后头的字，抄下了电话尾号。”
“四月七号下午，镇幼儿园门口，又来了一辆。车斗上挂着气球。”
他伸手要拿账本。我按住了。
我说：“同志。”
“你们今天要是再让她走掉，第八个叉，就得由别人家来记。”
那天接待我的，是新来的副所长，姓罗。眼睛熬得通红，桌上摊着三份笔录。
他没先接我的话。
罗所长对着我说：“账本我先看。”
他把账本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翻到第七页的时候停住了。
罗所长抬起头，对着我说：“陈末，这个指甲印是怎么回事？”
我说：“她怕丢。”
他盯着那一圈印子看了很久，然后用手机一页一页地拍。
拍到最后一页，他把手机举起来，对着光。
罗所长对着我说：“‘老周搬家’，电话尾二六五。这字写得抖。”
他把账本合上，按在桌上，沉默了几秒。
罗所长抬起头，对着我说：“你怎么知道幼儿园那辆，就是这一辆？”
我说：“车厢上那个磨掉一半的字。老师说是‘周’。”
“我妈抄的是‘老周搬家’。”
他把这句话写在本子上，写得很慢。
罗所长接着说：“四年半的孩子，看见挂着气的车会往那边走。她不是不懂事，她是四岁半。”
我说：“写完第三天她就死了。”
那天下午，账本进了专案组的物证袋。
袋子是透明的，上面贴了一张标签。他们让我在标签上签字，我签的时候手抖，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我在派出所门口站了很久。
那本账跟了我妈三十一年，第一次不在她枕头底下。
第5章 王桂梅
五月二十三号，晚上九点四十七。
罗所长给我打电话。我听出他嗓子哑了，那种三天没合眼的哑。
罗所长对着我说：“找到了。”
“小禾找到了。在邻省一个镇上，在一户‘没儿子’的人家里。孩子当天就洗了澡换了衣裳，头发剪短了。”
“她认人。一进屋就喊她小婶。”
我问她身上有没有伤。
罗所长对着我说：“没有。她一直哭，但没伤。养她那家还给她买了双新鞋，粉的。”
我把手机换了一只手拿。
我坐在沙发上，手撑着膝盖。
罗所长接着说：“现场还扣了一个七岁的男孩，是二〇一九年邻县报的失踪。”
“还有一个十四岁的。那孩子已经在那儿住了七年，他不肯走，他说他奶奶在这儿。”
窗外的路灯亮着，一只蛾子一直在撞灯泡。
我说：“梅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罗所长对着我说：“王桂梅，六十一岁，户口本上的名字。”
“你妈记了一辈子的那个‘梅’，是她。”
“她这次是被抓现行。她在车里，手里还有一支镇静剂的针管。”
我问他：“她怎么弄的孩子？”
罗所长说：“她供了三个人。一个是她男人的侄子，一个是当年给她开车的。”
“她这十年换了三个名字。她跟人说自己是替人‘找孩子’的，专挑那些没儿子的家。”
“一个孩子，她收三万到五万。九五年那会儿是三千，现在是三万起。”
“孩子接到手，先洗澡，再换衣裳，剪头发，教三天话。三天以后，就管别人叫妈了。”
我问他：“一九九五年那一单呢。”
电话那头翻纸的声音停了一下。
罗所长对着我说：“在做补充侦查。你先听我说完。”
“我们查到了。当年不是王桂梅偷的孩子。”
“一九九五年正月，有一个男的，自己抱着一个四十天的婴儿，从县城东头走到西头，去找王桂梅。”
“他要价三千。王桂梅给了他两千八，另外两百，是她自己扣的跑腿钱。”
我听见自己心脏撞胸口的声音。
罗所长接着说：“那个男的收了钱，连孩子往哪儿送都没问一句。”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没出来。
罗所长的声音变了一点。
罗所长对着我说：“那个男的，姓周。”
“他给孩子上的户口，登记的是他第三个儿子。”
“他前头俩闺女。他老婆因为这事儿跟他离了。”
“他这些年在新疆打工，前年回来的。回来的地址，我念给你。”
他念了一个村名。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手心里全是汗，把手机壳都捏滑了。
那个村名我听过。
我妈账本第十七页记过。
“周家村，割麦，四十。”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妈去那儿干过六天活。她一天挣四十。
二百四十块。
她在那个村子里待了六天。
六天里她把那个村的小卖部、卫生所、所有人家的门牌号，全记下来了。她把那六天记在账本第十七页，就写了一行字，后头再没解释。
罗所长还在说话，我没全听进去。
罗所长对着我说：“陈末，你在听吗？”
我说：“她找到过他家门口。”
电话那头安静了。
我说：“九七年夏天，她去过那个村。她记了六天，一天四十。她要是没找到他家门口，她不会记这一行。”
“她找到了。她站在人家院外头，看见了那个男人。”
“她转身回来了。”
挂了电话，我把账本复印件翻到第十七页。
那一行字很淡，铅笔写的，数字后面压着一个小小的圈。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趟镇幼儿园。
院墙是砖砌的，一人多高。墙外头有一棵槐树，树干上钉着块铁皮，写着“禁止停车”。
我站在那棵树底下，站了二十分钟。
下午两点四十放学。孩子会从门里涌出来，被一个一个领走。
一个四岁半的孩子，站在墙边，冲着一辆挂着气球的车笑。
她以为是糖。
我坐在那儿的整个上午，只有一个念头：这半年，我妈也是这样站着。
她站在那些地方，看见车上下来一个人，看见那串气球，看见那些孩子往车边走。
她记下来，回家，把本子塞回枕头底下。
她没敢喊。
我问罗所长，能不能让我见她一面。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罗所长对着我说：“现在不行。案子还没移。”
“等移了，我帮你问问。”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找了张纸，把那个名字写下来：王桂梅。
写完我看了一会儿。
我妈一辈子没写过这三个字。账本上只有“梅”，一个字。
她连她的名字都不敢记全。
我坐在那儿想，她在那个院外头站了多久。
她想没想过敲门。
想没想过问一句“你卖的那个孩子，现在三十一了”。
她一个字都没跟我说。
第6章 你先走
我亲爹是六月初六来的。
他骑一辆电动车，车后座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头发全白了，背有点驼，进门的时候还扶了一下门槛。
他站在我家院门口，先看了一眼那扇漆掉了一半的门板。
然后他“扑通”跪下了。
他冲着我爸的方向磕了三个头，额头在砖上磕出闷响。
他抬起头，对着我爸说：“哥，我是周德海。”
“阳阳。我儿子。我看看他。”
我爸坐在门槛上，手里还拿着那半截没劈完的柴。
他没动。
我妈账本上第一页那几个字在我脑子里翻。
我走过去，蹲下，让他抬头。
我长得像他。鼻梁那块骨头的形状，一模一样。
他眼睛里一下涌出东西来，伸手想摸我的脸。
我说：“你今年六十三。”
他点头。
我说：“我三十一。”
他又点头，眼泪掉在砖上。
我说：“一九九五年正月十九，两千八。你拿的。”
他愣了半秒，然后趴在地上，额头抵着砖。
周德海对着我说：“那时候我赌，人家堵门。”
“我当时糊涂。”
“我找过。我后来找过她。”
“我听说有人买走了。我不敢报案哪。我一报案我就得进去。我进去了，另外俩孩子咋办？”
他往我身上蹭，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
周德海对着我说：“儿子。叔。爸就你一个儿子。”
“爸知道你现在有房子，那拆迁款不少。你给爸一点，你给弟说个媳妇。爸给你跪到下辈子。”
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墙外头蝉叫。
我爸把那半截柴轻轻放在地上。
他站起来了。
他走到周德海面前，弯下腰，把人扶起来。
我以为他要认亲。
我爸对着周德海说：“兄弟，你起来。”
然后他一巴掌抽在周德海脸上。
那声音脆得吓人。周德海的头偏到一边，嘴角立刻渗出血丝。
我爸抽完，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像擦掉什么脏东西。
我爸对着周德海说：“我扶你，是因为春兰在这儿，她不让人跪着说话。”
“我打你，是因为你算错了一件事。”
“这孩子值两千八。”
周德海的脸还在发白，血丝一直渗到下巴。他张了张嘴，没出声。
“她为了他，去给人割了六天麦子，一天四十。”
“她为了他，记了三十一年的账，连一根葱都记。”
他说到这儿停了一下，眼睛没有看周德海，看着我。
“她为了他，追一辆三轮车，把命追没了。”
“你现在跑来，跟我说你糊涂。”
我爸的声音抖，可他一句话都没结巴。
他接着说：“你记着。”
“他是我儿子。”
“他跟我的姓。他吃我的米。他喊了我三十一年爸。”
“你要告，你去告。你要钱，我这儿有。”
他从兜里掏出那一沓钱，九千四，用橡皮筋箍着。
他把钱往周德海怀里一塞。
我爸对着他说：“这钱我替春兰给你。”
“当年你欠她的，还一半。”
“剩下一半，你到坟前，自己跪着说。”
周德海抱着那沓钱，坐在院子里。钱散了几张在地上，他一张一张捡，捡完了就抱着，像个被抽空的麻袋。
那天傍晚罗所长来了，把周德海带走，做笔录。
临走前周德海回头看了我一眼，张了张嘴。
我说：“别看我。”
“我妈在的时候，她才是我妈。”
罗所长把车门关上，隔着车窗对着我说了一句：“他是坐陈建军的电动车来的。”
我站在院子里，把这句话咽下去了。
七月，案子移送检察院。
账本做了证据，原件归卷。罗所长给我留了一份复印件，四十八页，全彩扫描，连那些指甲印都在。
他把复印件交给我那天，说了句让我哭到失声的话。
罗所长对着我说：“陈末，我们查了。”
“王桂梅的账上，一九九五年到今年，一共过了十七个孩子。”
“你养母追的那辆车，不是第一次出事。”
“她要是早两年、早一年，把这些交出来。”
他没说完。
我说：“她不是没交。”
罗所长抬起头。
我对着他说：“去年十一月，她上过镇里，找过村支书，说过三轮车的事。”
“她说，她怕说了，警察来抓她儿子。”
“她宁可自己一个人记。”
我爸那天坐在板凳上，听了很久，才开口。
我爸对着我说：“她回来躺了三天。”
“她没喊一声疼。她后脑那块淤青，我给她洗头的时候摸到的，铜钱大，硬得跟石头一样。”
“我问她磕着哪儿了。她说没事，睡一觉就好。”
“第三天下午三点四十，我端着粥进屋，人已经凉了。”
那天夜里，他坐在原先放灵堂的那个位置。现在灵堂早拆了，那儿放着条板凳。
他手里捏着一张照片，是我妈十九岁那年扎两条辫子的照片。
我把三件事跟他说了：小禾回来了，那个七岁的男孩也联系上了家里，十四岁那个孩子，警方给他办了临时救助。
我爸听完，把照片贴在胸口。
他对着我说：“末末，那晚我说的不是‘你可算走了’。”
“我说的是，你先走，我随后。”
“我把末末的婚事办完，我就去寻你。”
他的眼泪掉在照片边上。
我爸接着说：“你妈听见了，她准骂我。”
“她骂我，陈建国你没出息，儿子还没吃饭呢。”
我蹲在他面前，把这个被我怀疑过的老头抱住。
他瘦得跟柴一样，肩胛骨硌着我的手臂。
我在他耳朵边上说了一句话，声音抖得不成样。
我说：“爸，我明天给你煮俩鸡蛋。”
八月底，我用那笔拆迁款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把县城房子的贷款结清了，卡里还剩十一万六。
第二件，在村小那条路上装了十七盏路灯，从村口槐树到桥头。
立碑那天，村支书问我写谁的名字。
我说写一句话就行。
我写的是：“放学路上，别停下来跟车走。”
后来我想带我爸去市里住。
他不肯。他说他走了，猪谁喂。
我说，咱不养猪了。
他说，那鸡谁喂。
我说，鸡也卖了。
他最后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记着的话。
我爸对着我说：“那我走了，春兰一个人在后山，她怕黑。”
十月的第一天，我一个人上了后山。
我在她坟前坐了一下午。
天擦黑的时候，我把那本彩色复印件一页一页念给她听。
念到最后一页那行抖得厉害的“车牌，尾五”，我停了停。
其实那本账本的最后一面，我妈还写了三个字。
警察收原件那天我漏看了，是罗所长后来单独给我看的。
她不是写给自己的。
那是她自己那笔账。
上面写着：“欠儿一言。”
我把那页纸压在坟头的石头底下。站起来的时候膝盖麻了，差点跪回去。
下山之前，我把手机掏出来，新建了一个记账的本子。
第一笔我写：十月一，晴，给爸买了件棉袄，三百二。
第二笔我还没写。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往山下走。
山下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十七盏，从村口槐树到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