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公告贴出来那天是三月十二号。
村口的大喇叭响了一上午，循环播同一段话。
我把公告念给我妈听。
念完了，她问："赔多少。"
"一平米一千八，再加宅基地补偿。"
"那咱家能拿多少。"
我算了算。
"六十多万。"
我妈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说话。
后来她说："签吧。"
我们村叫柳树屯，二百多户。
拆迁是为了修一条高速，路要从村东边横穿过去。
公告贴出来第三天，村委会门口排起了队。
有人早上五点就去排，怕晚了政策变。
签完字的人，脸上都带着笑。
我妈也去了。
她签完回来，手里拿着一张单子，反反复复看。
"六十多万。"
"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那天中午，村里像过年。
有人在自家院里放鞭炮，有人开着三轮车去镇上买酒。
只有一户人家没动静。
村东头，最靠河边那家。
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个人抱不过来。
那家姓周，户主叫周德海，七十一岁，是个退休瓦匠。
村里人都管他叫老周头。
老周头没签字。
一开始没人在意。
二百多户，差一户，不影响开工。
可到了第四天，村委会的名单上，"未签约"那一栏还只有他一个。
第五天，镇长来了。
第六天，镇里的人又来了。
第七天，村干部开始上门。
我妈跟我说："老周头这是要干什么。"
我说不知道。
我妈说："他家那房子，比我家的还破。"
"土墙，房顶是油毡的，前年漏了雨。"
"他家没儿没女，老伴十年前走了。"
"一个人住那么大院子。"
"他留着干什么。"
我们村的人，都这么想。
那几天，村里人见面就聊拆迁。
王二婶家五口人，签了字，拿了七十三万，第二天就去镇上买了辆电动三轮车。
李会计家两套宅基地，一共拿了一百六十多万。
他在村委会门口抽烟，一边抽一边说："这辈子值了。"
我堂哥那年刚结婚，签了字，拿了六十八万。
他跟我说："我在县城交了首付，明年就搬。"
"这破村子，我一天都不想多待。"
村里年轻人是最积极的。
有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群里说了一句话。
"谁不签，谁就是我们全村的仇人。"
下面三十多个人点赞。
那几天村里有一种奇怪的气氛。
一边是鞭炮，一边是骂声。
骂声都是冲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去的。
有人说他想要两套房。
有人说他儿子当年在矿上出事，赔了钱，他想再讹一笔。
还有人说，他一个人占那么大的院子，本来就不合理。
这些话，越传越像真的。
到后来，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就跟看贼一样。
我那时候也这么想。
我在镇上做测绘，一个月四千八，天天画图。
我也算过我家能拿多少。
我甚至在心里算过，拿了钱去县城买多大的房子。
所以那天老李让我去劝他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有怨气的。
我想的是：全村就你一个人拖后腿。
第八天，村里开始有人骂他。
先是背后骂。
后来是当面骂。
有人说他想要更多钱，有人说他老糊涂了，还有人说他是"钉子户"，是"给全村拖后腿的"。
有一回我从他家门口过，看见墙上被人用红漆喷了两个字。
"滚蛋"。
老周头在院子里，正蹲着劈柴。
他抬头看了一眼墙，什么都没说，低头接着劈。
第十天，他家的电线被人剪了。
第十一天，水停了。
第十二天，夜里有人往他家院子扔石头，砸碎了两块玻璃。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自己搬着梯子，把碎玻璃换了。
他的手在抖。
换完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那棵老槐树。
第十三天，村干部老李找到我。
"你不是在镇上做测绘的吗。"
"嗯。"
"你去劝劝老周头。"
"为什么是我。"
"你念过书，会说话。"
"我们去了六回，他一句都不听。"
"他连门都不给我们开。"
我想了想，答应了。
那天下午，我去了他家。
院门没锁，虚掩着。
我推开门进去。
院子里很干净。
柴火码得整整齐齐，一堆一堆，码成墙的样子。
墙角有一口井，井口盖着一块石板。
屋门口放着一双胶鞋，鞋上的泥已经干了。
老周头坐在堂屋里，正在修一把椅子。
他看见我，抬了一下眼皮。
"你是老陈家的儿子。"
"是。"
"你也来劝我。"
"我来看看。"
"看什么。"
"看看你为什么。"
他把椅子放下，往旁边挪了挪。
"坐。"
我坐下。
他从灶台上拿了一个搪瓷缸，给我倒了水。
水是温的。
我喝了一口，说："周叔，我问一句。"
"你问。"
"你为什么不肯签。"
他没马上答。
他从桌上拿起一包烟。
烟是最便宜的那种，四块五一包。
他抽出一根，没点，夹在手里。
"你进来的时候，"他说，"脚下踩了几级台阶。"
我愣了一下。
我回想了一下。
从院门口到他家屋门口，有五级青石台阶。
"五级。"
"对。"
"你家几级。"
"两级。"我说。
"我们家也是两级。"他说，"全村都是两级。"
"就我家五级。"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用脚踩了踩那级台阶。
"这五级台阶，不是我修的。"
"是我爷爷修的。"
"民国二十七年，这地方发过一次大水。"
"水从河边漫上来，漫到村东头。"
"那年的房子，倒了一大半。"
"我们家这屋没倒。"
"我爷爷说，因为地基打得深。"
"多深。"
"三丈。"
"别人家打一丈，我爷爷打三丈。"
"石头一层一层垒上去，垒了三丈。"
"那时候没有水泥，用的是石灰拌糯米浆。"
"一丈深的地基，用了一百六十担石头。"
"三丈，用了四百八十担。"
"那年村里人都笑他，说他傻。"
"说一个土房子，打那么深的地基干什么。"
"我爷爷就说了一句话。"
"水来了，你就知道了。"
他说到这儿，把烟点上。
我坐在那儿，没说话。
"后来呢。"
"后来民国二十七年，水来了。"
"水漫到我家门口第五级台阶，就上不去了。"
"全村只有我家没进水。"
"那一年，我们家收了七十多口人。"
"那时候也没人笑他傻了。"
他抽了一口烟。
"这房子我住了四十一年。"
"我爹传给我，我传给我儿子。"
"我儿子没了。"
"我一辈子就一个人。"
他抽了一口烟，看着院子里那堆柴。
"我儿子叫周小军。"
"他要是活着，今年四十四。"
"他十九岁那年，去山西下煤窑。"
"去了三年，回来的是一盒骨灰。"
"矿上赔了八万。"
"我把那八万，一分没动，全给他妈看病了。"
"他妈那病，看了六年。"
"最后还是走了。"
"走的时候跟我说一句话。"
"她说，你别把房子卖了。"
"她说，小军回来，得有个门。"
我没有说话。
堂屋里很静。
窗外有一只鸡在叫。
"我后来一个人过。"
"早上五点起，晚上八点睡。"
"院里种菜，河边钓鱼。"
"我做过四十年瓦匠，全镇的房子，有一半是我上过梁的。"
"我知道什么叫好房子。"
"什么叫好房子。"
"地基深，墙正，缝密。"
"这三样有一样不对，住的人一辈子心里不踏实。"
他把烟灰弹在地上。
"这房子，地是我爷爷那辈打的。"
"墙是我爹那辈砌的。"
"缝是我十七岁那年，自己一条一条补的。"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
"我没别的。"
"我要走了，这房子就没了。"
"我这辈子就什么都不剩了。"
他说到这儿，声音低了一点。
"我不是不签。"
"我是舍不得。"
那天我在他家坐到天黑。
走的时候，他站起来送我。
走到那五级台阶那儿，他停下。
"小陈，你踩踩这石头。"
我蹲下去，用手敲了敲。
石头发出一种很闷的声音。
"这石头底下还埋着东西。"
"什么东西。"
"我爹的烟袋锅。"
"我娘的梳子。"
"我儿子小时候玩的一个铁皮青蛙。"
"都埋在里面。"
"搬不走。"
我站起来，看着他。
"周叔。"
"嗯。"
"我帮你把这件事报上去。"
"报什么。"
"报这块地的问题。"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后来他摇了摇头。
"没用。"
"你们这些年轻人，办事讲规矩。"
"这个事，讲不了规矩。"
"那讲什么。"
"讲水。"
"水不跟你讲规矩。"
"水只讲地势。"
我说："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他站在台阶上，看着村东边。
"我想要一个说法。"
"什么说法。"
"你们要拆这块地，总得先看看这块地本来是什么样。"
"我这一间土房，能挡住水。"
"你们那六栋楼，凭什么能挡住。"
"我老了，我也知道我说不动你们。"
"可我得让你们知道，我不同意。"
"不同意，不是我贪。"
"是我看见了。"
"什么时候看见的。"
"六十年前。"
他抬起手，往村东边指了一下。
"走。"
那天他带我出了门。
我们走到村东边那片空地，我看过，就是规划要修的安置区。
那地方原来都是田，种玉米的。
现在是一片平地，中间立着一块牌子，写着"××高速项目安置区"。
老周头站在牌子底下，跟我说。
"你知道这片地，原来叫什么吗。"
"叫什么。"
"叫下洼。"
"为什么叫下洼。"
"因为雨水都往这儿流。"
"我小时候在这儿捞过鱼。"
"一到夏天，下大雨，这地方就是一片水。"
"水深的时候到腰。"
"你要在这儿盖房子，得先垫土。"
"垫多少。"
"垫一米五。"
"垫了吗。"
"你看看。"
我低头看了看。
脚下是黄泥，是新推平的地。
没有垫土的痕迹。
我后来回镇上调了一份资料。
那份规划图我看过很多遍，我一直以为那个标高是对的。
那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把图纸铺在灯下。
安置区的地面标高是六米三。
村东头老周头家的地面标高是七米八。
差了整整一米五。
那一米五，就是他爷爷打的地基。
我把图纸卷起来，坐着没动。
过了两天，我把这件事报给了我们主任。
主任看完了，说了一句。
"标高是设计院定的。"
"我们只负责测绘。"
"你管这个干什么。"
我说："那片地是水洼。"
主任把图纸合上。
"小伙子。"
"这个项目要通车，路要修，村要拆。"
"老百姓要住新房子。"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能改吗。"
"改不了也得说。"
主任看了我一会儿，说：
"你去写个报告。"
"写完了我给镇上。"
我写了三天。
那份报告交上去，没回音。
一个月后，安置区修起来了。
六栋楼，三层，白墙，坡屋顶，看着比村里任何一栋房子都新。
村里人搬进去那天，放了一整天的鞭炮。
有人说，这辈子没住过这么亮堂的房子。
老周头还住在村东头那间土房里。
他已经成了全村的公敌。
有人给他送过一个花圈，放在他门口。
他拿起来，抱到院子后面的柴火堆边上，点着了。
那天晚上，他在门口坐了很久。
我去看他。
"周叔。"
"嗯。"
"你搬不搬。"
"我搬。"
我愣了一下。
"什么时候。"
"等他们垫土。"
"垫到哪里。"
"垫到七米八。"
"你把这个话，带给他们。"
"我签。"
"我只要他们把那块地，垫到我现在站的地方一样高。"
我把这句话带到了镇上。
第二个月，镇上回了话。
"垫土成本太高，不现实。"
"请该户配合工作。"
我又去了一趟他家。
那天他病着，躺在床上，盖着一床旧棉被。
我把话说了。
他听完，闭上眼睛。
过了一会儿，他说：
"行。"
"我不难为你们。"
"但是我有一句话。"
"你记着。"
"三年之内，要是下大雨，那片地要进水。"
"进一米。"
"到时候谁来找我，我就开门。"
"别的我不说了。"
那年九月，老周头签了字。
他拿了八十三万。
房子拆了。
拆的时候我去了。
那台挖机在门口刨了半个钟头，才把台阶挖下去。
台阶底下，是一层一层的石头。
石头缝里，填着白色的东西，硬得像石头。
瓦匠师傅蹲下去看了半天，说："这是石灰拌糯米。"
"老辈子做地基就是这个做法。"
"比现在的水泥结实。"
那天老周头没来。
他搬到镇上租的房子去了。
三万块，租了十年。
我去镇上看过他一次。
那个房子很小，二十平，一间。
他把那把椅子也搬来了，摆在窗边。
"周叔。"
"嗯。"
"后悔吗。"
"不后悔。"
"那你为什么签。"
他笑了笑。
"一个村子，两百多户。"
"我一个人的房子，能保住我一个人的命。"
"保不住两百多户的。"
"我签了，他们心里舒服。"
"以后真出了事，他们才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我要是不签，他们这辈子都当我是个刁民。"
"那有什么用。"
那两年，老周头在镇上过得很安静。
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菜市场买两块钱的豆腐，一把青菜。
回来煮一锅粥，吃一天。
下午他坐那把椅子，看电视，或者去公园跟人下棋。
有一回我去看他，他正在补一双胶鞋。
鞋底磨穿了，他拿针线在补。
"周叔，这鞋十块钱能买一双。"
"能穿就穿。"
"你现在有钱了。"
"有钱也不能乱花。"
他把针线穿过鞋底，用力一拉。
"我这辈子挣的钱，都不够花。"
"我儿子那三万块钱抚恤金，我给他妈看病花光了。"
"剩下的，是政府给的。"
"这钱我留着，我也不知道留给谁。"
那天他忽然问我一句。
"小陈，你说我死了以后，这钱怎么办。"
"捐了。"我说。
他停了一下。
"捐给谁。"
"村里修排水。"我说。
他笑了。
"这话你早说三个月。"
"那时候我还不懂。"我说。
二零二一年七月，下了三场暴雨。
第二场最大，一天下了二百四十毫米。
那天夜里，我在镇上的宿舍，听见外面的雨声像倒水。
凌晨两点，手机响了。
是我妈。
"你快回来！"
"安置区进水了！"
我开车回去，路上全是水。
到的时候，天刚亮。
安置区六栋楼，一楼全部进水。
水从路面往上漫，漫过了一楼的窗户。
有人的家电泡在水里，有人在楼顶喊。
我站在那儿，忽然想起一个人说过的话。
"进一米。"
那天积水最深的地方，一米一。
镇政府的人在抢险，抽水机抽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水退了一半。
村里的人在楼下围着，有的哭，有的骂。
有人站出来说："当初要是垫了土。"
"要是垫了土。"
那天夜里三点多，有人真的去敲了他的门。
是王二婶。
她家一楼进水，电动三轮车泡在水里，家里的米面全湿了。
她抱着孩子，趟着水走到村口，搭了一个顺路的车，到镇上。
她站在老周头那个小房子门口，敲了五分钟。
老周头开门，看见她，愣了一下。
王二婶没说话，先哭了。
"周叔。"
"进来。"
他把门让开。
"我家进水了。"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说过。"
他给她倒了一杯热水。
"孩子几岁。"
"三岁。"
"冷吧。"
"冷。"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条毯子，是新的，还没来得及拆。
"盖上。"
王二婶接过毯子，坐在小板凳上，抱着孩子。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
"周叔，当初我骂过你。"
"我知道。"
"我在小卖部骂的，说你贪。"
"我听见了。"
"你不生气？"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
"我不生气。"
"我在这个村住了四十一年。"
"你们都是我的邻居。"
"邻居骂两句，不算什么。"
"我年轻的时候，也骂过人。"
那天王二婶在他家坐到天亮。
走的时候，老周头把那条毯子塞给她。
"拿着。"
"这怎么行。"
"拿着。"他说，"我这里不缺。"
那天下午，我在镇上找到老周头。
他坐在那把椅子上，正在看电视。
"周叔。"
他抬起头。
"进水了。"
"进了多少。"
"一米一。"
他点点头。
"我算过。"
"我小时候在这儿捞鱼，水到我腰。"
"我个子一米六五，腰在九十公分。"
"垫一米五，够了。"
"他们没垫。"
他把电视关了。
那天他没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当时要是不签。"
"他们到最后，也不会知道那片地是个水洼。"
"他们只会说，那个老头贪心。"
"现在他们知道了。"
"可他们也住进去了。"
"知道了，晚了。"
那年冬天，镇里重新做了一次地勘。
六栋楼，全部返工。
一楼抬高，重新做防水，重新修排水。
村里人搬出来，在外面住了三个月。
有人在村里说："当初老周头是对的。"
也有人说："他当时为什么不说清楚。"
我听见过一次，在村口的小卖部。
一个中年男人说："他要是早点把话说明白，我们能不听？"
我当时没忍住，说了一句。
"他说了。"
"他说了二十次。"
"你们骂了他一个月。"
"你们还砸了他家玻璃。"
那个男人看着我，脸上有点挂不住。
"那他不签是什么意思。"
"他签了。"我说。
"他最后签了。"
"他签的条件是垫土，没人理。"
小卖部里安静了一会儿。
后来那个男人低头买了一包烟，走了。
去年，村里重新修了一个排水闸。
就在村东头，原来老周头家的位置。
那棵老槐树还在。
村委在树下立了一块碑，碑上写了一行字。
"此处地势高，历次水患未淹。"
没有提那个人的名字。
我去看过一次。
碑很新，字是机器刻的。
我站在那儿，想起他爷爷打地基的时候。
四百八十担石头，一层一层垒上去。
那时候没有挖机，没有卡车。
石头是人一块一块背上去的。
糯米浆是妇女们一锅一锅熬的。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标高，什么叫地勘。
他们只知道一件事。
水来了，房子不能倒。
今年，我在镇上还见过老周头一次。
他在集市上买菜，手里拎着一个布袋。
我喊他。
"周叔。"
他回头。
"是你。"
"身体还好吧。"
"还行。"
"能吃饭，能睡觉。"
我们并排走了一段。
走到路口，他停下来。
"那个闸修好了？"
"修好了。"
"垫土了？"
"垫了。"
他点点头。
"那就好。"
他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
"小陈。"
"嗯。"
"以后你们做规划的，记住一句话。"
"什么。"
"房子盖在哪儿，先问问那地方，以前是不是水洼。"
他走了。
我站在路口，看着他拎着布袋，慢慢走远。
村里人都说他是个怪人。
说他倔，说他不讲道理，说他给全村添了麻烦。
我后来才明白。
他不是怪。
他只是比他爷爷那一辈人，多了七十年的时间。
他爷爷用四百八十担石头，把一句话留给了他。
他用一年的骂名，把这句话留给了我们。
那句话其实很短。
水来了，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