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川抢走“预知卡”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也重生了。
他死死攥着卡片，盯着我，生怕我跟他抢。
“周叙，这次该轮到我了。”
我笑了笑，拿起桌上没人要的另一张卡。
万物复原。
每天一次，只能修复二十四小时内损坏的物品。
不能修人，不能修数据，不能创造不存在的东西。
跟每天回答一个是非问题的预知能力相比，它确实像个废物。
前世，我就是靠预知成了人人追捧的周先生。投资、签约、避祸，只要我开口，就有人捧着钱排队。
贺川则守着修理铺，修手机、修桌椅、修别人不要的破烂。
他嫉妒了我六年。
最后，他挪走公司的赔偿款，在仓库堆满易燃物，又把我堵在火场里，逼我替他问一条活路。
那天的问题，我已经用过。
我问的是：“贺川是否值得信任？”
答案是否。
所以，我们一个都没能出去。
再睁眼，两个人回到了六年前，两张能力卡就摆在修理铺的桌上。
前世我选了预知。
这一次，贺川连半秒都没犹豫。
卡片融入他的掌心，他立刻试验：“明天修理铺会不会停电？”
“是。”
他放声大笑。
明天当然不会停电。前世的线路检修在后天，他故意问了一个早知道答案的问题。
“听见没有？是真的！”他走到我面前，“以后我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你上辈子那些人脉、机会，全会变成我的。”
我没理他，拿起“复原卡”。
卡片消失的瞬间，周围物品的损伤状态全变得清晰起来。
桌上缺齿的木梳坏了两天，超过期限。
墙角的搪瓷杯今早裂了，还能修。
贺川抢过杯子，当着我的面又摔了一次。
杯把断了。
“修啊。”他抬着下巴，“你不是喜欢装淡定吗？”
我还是没动。
他等不到我失态，脸色渐渐难看：“你以为前世的成功是靠能力？换成我，只会比你做得更好。”
“那就去做。”
他提起旅行袋，临走前又问了自己一句：“我以后会不会比周叙有钱？”
“是。”
听见答案，他笑得差点撞上门框。
我看着他离开，没提醒他。
是，又不等于永远。
有钱，也不等于守得住。
更重要的是，是非答案从来不会告诉他，代价是什么。
前世我花了六年才明白。
这一世，我不打算再靠别人给答案。
二
贺川走后，我盘下修理铺。
铺面在老城河边，月租不高，门口有一棵歪树。前任店主留下满屋零件和一台总卡纸的打印机。我花了三天清理货架，把招牌从“川哥维修”换成“昨日修复”。
第一个客人是隔壁面馆的小姑娘。她抱着一只屏幕碎裂的学习机，站在门口问能不能便宜点。
机器是她当天上午摔的。我把手放在外壳上，碎纹退回中心，黑屏亮起，桌面的英语课件还在原来的位置。
小姑娘睁大眼，问我会不会把里面的照片修没。
我说不会，让她自己检查。
她翻了半天，掏出三十元。我没有提价，只按普通换屏的半价收。
消息很快传开。有人拿来刚进水的手机，有人抱来被孩子踩坏的无人机，还有老人拿着当天扯断带子的旧皮包。我每天只修一件，其他订单照常登记，不急的交给合作维修店，超过期限的直接说明。
贺川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写当天的登记。
“听说你真开铺子了？”
“嗯。”
“一天修一件，能赚多少？”
“够房租。”
他笑我小富即安，随后告诉我，他已经在城里有了粉丝。前几天，他在网上发：“城南演唱会是否会发生安全事故？否。”演唱会顺利结束，他把这条回答截图传播，又叫人翻出自己此前预测一场小雨的记录。
雨确实下了，因为那是他看天气预报后问的。
“网友比想象中好带。”他说，“只要先对几次，后面说什么都有人替我解释。”
我提醒他：“问题越含糊，答案越没用。”
他满不在乎：“你前世就是太老实，才要亲自跑项目。我不用懂那些，我只要会选问题。”
一个月后，他预测某网红餐厅“下周是否还能正常营业”，答案是否。餐厅第二周因为燃气检修停业半天，他立即把截图置顶，粉丝涨了十万。
又过半个月，他问一家出版社“今年是否会推出畅销作品”，答案是。他提前联系作者签推广合同，碰巧押中一本小说，成了文化公司的顾问。
他的预言从不写细节，只写“已得到答案，结果将于近期验证”。对了便公开，错了就删掉。真正的能力给他提供正确率，剩下的交给剪辑和话术。
我偶尔刷到他的视频。画面里他穿深色西装，背后摆着书，谈趋势、风险和直觉。评论区叫他贺老师。
有记者查到修理铺，问我是否认识他。我说以前是室友，对方还想再问，我把店门关上了。
父母也来住过几天。妈妈不理解我为何放弃前世熟悉的投资行业，直到她看见我把老人当天摔坏的助听器修好。老人听清女儿声音后，第一句话是问她吃饭没有。妈妈站在旁边，没再提收入。
爸爸更关心能力会不会让我惹麻烦。他帮我在店里装了第二个摄像头，又把所有委托单买了双份文件夹。他说：“你能把东西修好，别人未必愿意相信。做每一步都留个记录。”
前世我很少让他们参与我的工作，觉得他们不懂项目，也不懂预知。现在他们仍不懂，却知道我最缺的不是更聪明的判断，而是有人在我做普通事情时也愿意搭把手。
我不想借贺川的名字红，也不想提醒网友那些答案怎样制造。能力真实存在，谎言却长在选择性展示里。除非他自己把缺口露出来，否则没人愿意听。
可有人偏要逼我出手。
一个探店主播举着手机闯进铺子，当着直播间几千人，把一只瓷杯摔在地上。
“不是万物复原吗？修一个看看。要是演的，今天就给我道歉！”
他提前买通了街坊，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我借贺川炒作。
我看了看杯子：“修好以后，你按委托单付钱，再赔我清洁费。”
“只要你能修，十倍都行！”
我把碎片收进托盘，手按上去。
几秒后，瓷杯重新完整，连主播刚摔出的新缺口都消失了。
直播间安静了一瞬，弹幕随即刷满屏幕。
主播接过杯子，翻来覆去检查，脸涨得通红。
我把委托单转向镜头：“复原只修一天内的损伤，杯子原本的茶渍和旧裂纹都还在。想靠摔东西打假，至少先看清规则。”
他掏钱离开时，再没提道歉的事。
第二天，那段视频火了。有人开始叫我“修复哥”，店里的预约排到了月底。
我却在店门口挂出一块牌子：每天一单，不插队，不表演。
爽归爽，规矩不能乱。
日子往前走了四个月。
修理铺的收入足够生活，我另接了一份博物馆的外包工作，负责普通文物清洁。复原能力帮不上大多数藏品，它们坏了远不止一天，我仍要学除尘、补色和材料保存。馆长沈老师第一次见我时，问：“你既然有那样的手艺，为什么还来学慢的？”
我说：“快的只能用一次，慢的没次数。”
她让我先从一个裂开的木盒做起。那盒子已被虫蛀多年，我只能用传统方法修。第一周，我把榫卯拆错了两次，第二周才弄清旧漆的层次。
晚上关店，我常把第二天的第一单留空。复原能力每天在零点刷新，万一附近有人需要急救设备，至少还能派上用场。
这种准备听起来多余，直到城南仓库起火。
三
火灾发生在夜里十一点。
不是前世那座仓库，也不是同一天。贺川的选择改变了许多事，他现在是文化公司的顾问，那家公司租用了城南仓库，存放展品和印刷设备。
我从新闻里看见火场。烧塌的是西侧展厅，值班保安受伤，另有一名员工失踪。贺川在凌晨发布视频，说自己下午已预感仓库存在安全隐患，多次提醒公司负责人，可惜没有引起重视。
配图是一张聊天截图。他下午两点问负责人：“今晚会不会出事？”对方回复：“别乌鸦嘴。”
我盯着截图看了很久。
如果他下午就知道会出事，只需要问“火灾是否可以避免”，答案可能救下所有人。他没有公开更具体的提醒，反而把问题留作了事后证明。
第二天下午，失踪员工的妹妹找到修理铺。
她叫许宁，眼睛哭得发肿，怀里抱着一只烧变形的硬盘盒。她说哥哥许衡负责仓库设备，火灾前曾告诉家里，公司在展品保险和消防验收上有问题。他的电脑烧毁了，云端资料也被删除。警察正在调查，但公司声称只是线路事故。
“我听说你能修刚坏的东西。”她说，“这个还能吗？”
硬盘盒已经冷却，外壳扭曲，接口里全是黑色粉末。从起火到她把东西带来，还没超过二十四小时。
我把手放上去，能感到内部损坏的严重程度，也能感到一条模糊但完整的回溯路径。修复可以恢复物理状态，至于删除的数据，不在能力范围内。
“我试试，但不保证里面有你要的东西。”
复原只花了几秒。
焦黑从外壳退下去，变形的金属慢慢展平。许宁伸手想拿，我让她先别动，当着她的面贴好编号，再联系顾老师介绍的数据恢复人员。
硬盘能识别，里面只剩一些常规文件。技术人员在缓存分区找到一段被覆盖的目录，恢复出几份残缺表格，还有一段九秒的监控缓存。
画面里，贺川在火灾当天下午进入西侧展厅。他手里拎着一只灰色工具包，停在配电箱旁。视频到这里中断。
许宁问：“这能证明是他放火吗？”
“不能。”我说，“只能证明他去过。”
我们把硬盘和修复记录交给警方。做笔录时，我如实说明能力限制，没有保证数据真实性的神奇效果，只提供我亲手修复的时间、地点和见证人。
贺川很快联系我。
他没有问硬盘，先说：“你最近会不会因为仓库的事遇到麻烦？”
我知道他在使用能力。
“答案是什么？”我问。
他停了停：“否。”
“那就好。”
“周叙，你拿了什么东西？”
“一件客人送来修的东西。”
“别装。”他的语气急起来，“警察如果今天来找我，你最好什么也别说。”
我抬头看墙上的钟。下午四点四十。
他这个问题也浪费了。他本可以问“许衡留下的资料是否能证明我犯罪”，却先问自己会不会遇到麻烦。前世的我会拆很多层问题，他仍只关心眼前能否脱身。
“你已经用了两次机会？”我问。
他反应过来，立刻挂断。
当天警察没有找他。答案是准确的。
他因此放松了。
四
许衡在火灾第二天被找到，重伤，但活着。
他从临时通道爬进隔壁库房，吸入浓烟，一直昏迷。公司最初声称他违规操作，硬盘里的残缺表格却显示，仓库消防报警器在半个月前就被停用，审批邮件来自负责人。
贺川只是顾问，名字不在邮件里。
警方继续调查，他则在网上发了第二条视频。他说有人借灾难炒作，所谓复原证物存在造假，还暗示我与失踪员工家属串通，想从保险公司拿钱。
视频放大了我的店名。很快有人打电话辱骂，也有人专程来拍我修东西，要求我当场复原一件他们故意摔坏的瓷器。
我拒绝表演，他们便说我心虚。
沈老师把我的博物馆工作暂停了。她说不是不信我，是库房不能冒险。我接受安排，把工具收好。关店那晚，许宁来道歉，觉得是她把我拖进麻烦。
我说：“火不是从你敲门以后才烧起来的。”
她站在门口，没再哭，只问我接下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复原能力能修物，不能修复舆论。贺川预知明天，却无法回答昨天。我们都只能处理世界的一小块。
第五天，许衡醒了。
他告诉警方，火灾前贺川让他在配电箱附近安装一套所谓的直播传感器。许衡发现设备外壳内有易燃物，准备拆除，争执中被人打晕。那套设备已经烧毁，现场只剩金属部件。
贺川当天被警方问话。他承认自己到过仓库，声称只是安装拍摄设备，对易燃物不知情。公司负责人也把责任推给供应商。
供应商是个空壳，收款账户几经转手，线索断了。
贺川回家后问：“现有证据是否能让我被起诉？”
答案是否。
他把这句话当成安全承诺，开直播庆祝自己配合调查，还宣布暂时退出网络，不再做公开预测。
我看了他的直播。镜头外有人给他递水，他手腕上戴着一串新珠子，神色比几天前放松。
与此同时，我在修理铺里整理火灾时间线。
如果贺川仍像前世一样，他不会让真正的证据轻易消失。他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也太习惯把别人当作无能的人。前世他挪用赔偿款时，甚至把单据留在修理铺，因为觉得我永远不会回来翻。
这一世，他离开时带走了旅行袋，却忘了墙后的夹层。
我拆开木板，里面有一只旧铁盒。盒里没有账本，只有一把钥匙和一张寄存凭条。凭条属于车站自助柜，日期是重生后的第三天。
贺川刚获得能力时，仍把最重要的东西藏在前世的老地方。
我把凭条交给警方。柜子在法律程序下开启，里面有一支录音笔和几份推广合同。录音笔早已损坏，存储芯片也因时间太久超出复原期限。
我以为线索到这里又断了，技术人员却发现合同里有一页手写备注：每月十五号，原样保留。
这是贺川给供应商的要求。他担心合作方事后反咬，让对方每月寄一份交易记录。最新一份可能在火灾后寄出，公司尚未签收。
警方依法调取邮件，在文化公司的收发室找到了尚未拆开的包裹。里面有付款明细、设备采购单，还有一封贺川亲笔写的说明，要求把传感器“改成能制造短路痕迹的样子”。
他保留这些东西，本为控制别人。
最后控制住了自己。
五
贺川被刑事拘留前，最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你早就知道柜子里有东西？”
“我只知道你喜欢把柄。”
“所以你看着我每天问，看着我发视频，一句话都不提醒？”
“我提醒过，问题越含糊，答案越没用。”
他在那边喘气，忽然问：“如果我也像前世一样问得细一点，是不是就不会输？”
“你不会输给自己问得不够细。”我说，“仓库里的人也不是你问题里的条件。”
他沉默很久，又问：“前世仓库的火，你是不是也知道？”
我知道他真正想问什么。他需要一个可以共同承担罪名的人，好让自己相信，一切只是选择失误。
“前世我死在里面。”我说，“这一世你还站着。别再把两件事混在一起。”
电话被办案人员结束。
后来我从案件通报里看见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他问过“今天是否会因仓库火灾被逮捕”，答案是否。那天确实已过零点，他以为又获得二十四小时，准备坐车离开。警方在车站找到他时，他仍在辩解，说自己得到的答案不会错。
答案当然没错。他是在第二天被拘留，正式逮捕又在更后面。一个“否”能挡住的具体时刻，被他当成了无限的通行证。
我曾经也这样使用过答案。合作方能否签约，项目能否盈利，身边的人是否可信。问题越来越短，考虑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我把火灾也当成一场可以通过提问规避的风险，却忘了仓库里放着什么，谁负责巡查，谁没有钱搬走。
如果没有重生，我大概不会承认这些。
案件审理持续了近一年。贺川涉及的帮助行为、采购记录和现场证据被逐项核实，文化公司负责人及供应商也分别承担责任。许衡康复后出庭作证。我在法庭上只讲硬盘修复的过程，法官问什么，我答什么，没有补充自己的猜测。
休庭时，贺川回头看了我一眼。
他瘦了很多，头发剪短，视频里那种从容消失了。他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问。
我也没有用目光向他宣判。我们各自已经用完了重生后的第一个选择，剩下的日子都由普通行动组成。
判决下来后，有人找到修理铺，想让我修复更多事故物品。有家属拿着摔坏的录音设备，有律师询问能否恢复被剪碎的合同，也有记者愿意出高价，让我展示能力。
我把复原纳入明确的登记流程：私人维修照常接；涉及案件的物品必须经办案机关或合法持有人委托，修复全程录像，先做普通数据备份，能力只用于物理恢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不承诺结果。
有人嫌麻烦，骂我有了名气就摆架子。我把登记表递回去，请他们去别家。
我不愿意再把能力变成不需要解释的神迹。
许宁后来常来帮忙。她哥哥转到一家设备检测机构工作，仍需要长期康复。她学过档案管理，把店里的委托单整理得井井有条。我们给每天唯一的一次复原设置了顺序：医疗和安全优先，证据类其次，普通维修按预约。
第一个优先订单来自消防站。一台在训练中进水的热成像仪当天无法启动，备用机又送检。修复后，站长专门来道谢，我收了正常检测费，没有接受他们的宣传拍摄。
“你总说不用宣传，不怕以后没人知道？”许宁问。
“没人知道也有好处。”
她笑：“至少我知道。”
修理铺逐渐不再拥挤。我恢复博物馆的兼职，继续跟沈老师学旧木器修复。有些技术我仍然笨拙，调出的补色干了以后总比原漆深一点。沈老师让我磨掉重来，不因为我有复原能力就少批评一句。
我反而安心。
六
两年后，我在修复室接到一只老怀表。
委托人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怀表凌晨被孙子碰落，表镜碎了，机芯也停了。他听说我每天只修一件，特意早上六点来排队。
我检查完，告诉他可以复原，但里面那道几十年前留下的划痕也会保留，因为能力只回到一天前，不会让物品变新。
老人说：“划痕别动，那是我父亲刻的。”
我修好怀表。他打开后盖，听见机芯重新走动，笑得像孩子。离开时，他问我能不能再修一只停止多年的钟。
“超过一天，能力就不起作用。”我说，“但我可以慢慢修。”
他把钟也留下了。
那天下午，贺川服刑的消息又被自媒体翻出来。有文章把我和他写成两种命运，说他抢走了正确答案，我被迫选择修复，最终却因善良获胜。标题很热闹，事实却不太准确。
我并非被迫，也没有一开始就善良。我只是比他多知道一点答案的边界，也多受过一次被答案支配的教训。
许宁问我要不要澄清。
我说不用。
那篇文章下午便被新的热点淹没。店里的打印机卡纸，我们拆了半小时，发现是许宁把两种尺寸的纸混在了一起。她坚持请我吃面作为赔偿，我提醒她别再把葱花撒进键盘。
晚上关门，我收到博物馆的正式录用通知。工资不算高，工作地点离家很远，需要重新租房。我看完合同，给沈老师回复愿意。
墙上那把缺齿木梳还在。它是重生时最先被我判断无法修复的东西，如今成了店里的摆件。有客人问为什么不扔，我说用来记日期。
其实不准确。
我留下它，是因为它提醒我，世界上多数损坏都无法倒回昨天。裂了很久的木器、过了期限的数据、被毁掉的信任，都得用更慢的方法处理，有些甚至永远处理不好。
能力给我的一次机会，只够修一件刚坏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我打开店门，先把昨天的委托单核对完。面馆小姑娘已经上初中，抱着一本被雨淋湿的笔记本来找我。她说昨晚复习时忘了关窗，里面的课堂笔记全泡开了。
我摸了摸纸页，损伤仍在期限内。
“能修。”我说，“但下次别靠我。”
她点头点得很快，显然没听进去。
我把笔记本放进修复台，拉上帘子。复原结束后，纸页恢复平整，蓝色字迹重新清楚。她翻到最后一页，忽然说自己昨晚其实还有一道题没懂。
我让她坐下来，给她找了一张空白纸。
讲到一半，门口又有客人来。我抬头说稍等，声音落在早晨的店铺里，普通得没有任何奇迹。
桌上的怀表向前走了一秒。
我也继续往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