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5日，早上七点四十。
江城监狱侧门的铁门开了一道缝，缝里先漏出一股消毒水味，再漏出一个人。
江砚穿着出狱时发的那件灰夹克，袖口磨得发亮。他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袋，袋里有一张释放证明、一百二十块路费、一张十年前没刷完的公交卡。
门外没有人。
他在门口站了两分钟，像是在等谁，又像是在确认这件事真的发生了。铁门在身后合上，声音很闷。
老狱警隔着门喊了一句：“出去别回头。”
江砚没回头，只抬了抬手。
他在路边拦了辆出租车。
“红星水厂。”
司机从后视镜里扫了他一眼，“那地方荒了十年了。”
“我知道。”
“你去那儿干什么？”
“看一眼。”
车出城，过了江北大桥，路越走越窄，两边从楼房变成厂房，再从厂房变成荒草。计价器跳到六十二块的时候，江砚说：“停这儿吧。”
他给了五十，说剩下的当等他的钱。司机没等他。
红星水厂是1998年建的，2011年停的。围墙上的白瓷砖掉了一半，露出里面发黑的水泥。铁门上的锁锈死了，旁边被人扒出一个能过人的缺口。
江砚从缺口走进去。
院子里长满了蒿草，水泥地裂成一块一块，裂缝里也是草。他绕过塌了半边的传达室，走到后院那排锈掉的水管边，蹲下去，点了一根烟。
手有点抖，第四下才打着火。
他记得这根水管。十年前，他在这根水管下面提取过一枚鞋印，编号2014-X-014。那时候他二十六岁，是江城刑侦支队技术员，全市最年轻的痕迹检验员，一年出两百多个现场。
现在他三十六岁，刚从一个他本不该待的地方出来。
他抽了半根烟，抬头看那间配电室。
配电室的门没了，里面的铁皮柜被人拖到院子里，柜门开着，锁被撬过。柜子把手上还挂着半截封条，2014年的封条，白纸黑字，“封”字只剩了一半。
江砚站起来，走过去，从兜里掏出一个放大镜。
那是他出狱前托人买的，十五块。
他把放大镜凑到把手内侧，眯起眼。
把手上有指纹。新的指纹，汗渍还没干透，脊线清楚，方向是从外往里扣。
不是他的。
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拍了七张。正面、侧面、斜角，每一张都对着光。
十年了，他做痕检的习惯一点没改：先拍全景，再拍方位，最后拍细目。
拍完，他又在铁皮柜底下看见三个烟头。
中华，软包，滤嘴上有牙印，烟灰还没被风吹散。
他蹲下去看了很久，从兜里摸出一个装降压药的空瓶子，把三个烟头一个一个装进去，拧好盖，塞回口袋。
日头偏西的时候，后墙那边传来脚步声。
一个拾荒的老头，背着一捆纸壳，从他身边过，又退回来，上下打量他。
“你是来看这房子的？”
“看看。”
老头把纸壳放下，掏出烟袋，“上个月十五号前后，也有个老头来过。”
江砚的手停了一下。
“穿黑夹克，左手背上有一道疤。”老头比划了一下，“他问我，铁柜子里的东西呢。”
“你怎么说的？”
“我说早没了。这地方十年没人管，能有什么东西。”
“他给了你钱？”
老头笑了一下，露出黄牙，“一百。让我别跟人说。”
江砚把手里剩下的半包烟递过去。
老头接了，抽出一根点上，又看了他一眼：“你脸熟。”
“我在这儿丢过东西。”
天彻底黑下来，江砚才走。
没有车，他沿着柏油路走了四公里，走到镇上，坐上末班公交。车上只有三个人，售票员在打瞌睡。
他回到城北那栋老楼，房东赵老太在楼梯口等他，把一串钥匙塞到他手里。
“你妈来过三次。没进门，就在楼下站着，站一会儿就走。”
“知道了。”
屋子在二楼，十二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水壶。窗户朝北，白天也见不着太阳。
江砚把药瓶放在桌上，把手机里的照片导进一台二手笔记本。
他坐在床沿，抽完最后一根烟。
没有给母亲打电话。
---
第一个活是第七天来的。
不是别人介绍的。是赵老太。
那天下午江砚在楼下修自行车链条，赵老太领着一个老太太过来，老太太姓吴，七十三，背驼得厉害，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袋里是一沓寻人启事。
“这是我表姐。”赵老太说，“她儿子丢了。”
江砚把手上的机油在裤子上擦了擦。
“丢多久了？”
“四个月。”吴老太说，“六月十七号那天，他出门上班，就没回来。”
“报警了吗？”
“报了。”吴老太把寻人启事展开，上面印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圆脸，短发。“派出所问了两回，说他成年人，自己走的，不算失踪。”
“他叫什么？”
“吴建平。在城西那个金碧辉煌KTV开车。他以前开出租，后来腰不好，就去那儿开，一个月六千。”
“去几年了？”
“七年。2017年进去的，那地方老板换过几茬，他一直在。”
江砚把那沓寻人启事接过来。
“他跟家里说过什么？”
吴老太的嘴动了动，没出声。
“有什么话您就说。”
“他跟我说过一句。”吴老太压低声音，“说那地方不干净，他看见过东西。”
“什么东西？”
“他没细说。就说，人家给的钱，不是白给的。”
江砚把寻人启事叠好，塞进夹克内袋。
“多少钱？”
“你看着给。”
“我不要钱。”江砚说，“我先去看看。”
吴老太愣住了。
“我有个条件。”江砚说，“您儿子要是回来了，您得告诉他，有个人找他，让他自己来见我。”
“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也用得上他。”
---
金碧辉煌在城西的旧商业街上，一栋四层小楼，外墙贴了金箔，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水泥。
江砚去的时候是下午，卷帘门拉着，只开了一扇侧门。
他从侧门进去，里面黑着灯，有一股很重的空气清新剂味儿，混着酒和汗。
大厅里坐着两个穿黑T恤的男人，一个在玩手机，一个在擦桌子。
“找谁？”
“吴建平。”
擦桌子的抬起头。
“谁？”
“吴建平。开车的。”
“早不干了。”那人把抹布往桌上一扔，“去年底就走了。”
江砚看着他。
“走哪儿去了？”
“不知道。”那人耸了下肩，“他自己走的，工资都没结。”
“他为什么不结工资？”
“我哪知道。”
玩手机的那个插了一句：“他得罪人了。”
擦桌子的瞪了他一眼。
“得罪谁？”
“我瞎说的。”玩手机的低下头，继续滑屏幕。
江砚从口袋里摸出烟，递过去两根。
擦桌子的犹豫了一下，接了。
“兄弟，”江砚说，“我不是来找麻烦的。吴建平他妈七十多了，四个月没见着儿子，快不行了。我就想知道他是死是活。”
擦桌子的抽了一口烟，看看门口，压低声音。
“去年十二月，有天晚上，来了辆车。不是我们这儿的车，黑色的，商务。”
“几点？”
“十一点多。”
“谁下来的？”
“两个人。一个四十来岁，穿大衣，另一个架着他。吴建平当时在大厅等着接客，被叫过去了。”
“叫过去干什么？”
“不知道。后来他就没回来上班。”
“那两个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擦桌子的把烟按在烟灰缸里，“不过——”
“不过什么？”
“那个穿大衣的，我见过。”他说，“以前也来过，都是年底。来了不进包厢，直接上四楼。四楼是老板的办公室。”
江砚记下了。
“你们老板姓什么？”
“姓郑。”
江砚抬起头。
“郑什么？”
“不知道。我们都叫郑老板。”擦桌子的说，“不过他不常来，一年来两三回。听说在外地有生意。”
江砚从KTV出来，站在街边抽了一根烟。
姓郑。四楼。年底来。
他把烟掐了，往回走。
走了二十几步，他停下来，回头。
侧门口，那个玩手机的男人正站在阴影里，看着他。
江砚朝他点了点头。
那人转身进去了。
---
吴建平的出租屋在城西的老小区，六楼，没有电梯。
江砚找到房东，说自己是吴建平的老同事，来帮他把东西收拾一下。房东正愁这个月房租没着落，痛快地开了门。
屋子很小，一张床，一个电磁炉，一台老式电视。
江砚在床边蹲下来，先看地板。
地板上有拖过的痕迹，拖把的水没绞干，木地板起了翘。
他把床挪开。
床底有一块地砖，边缘的灰被刮过。
他用钥匙把地砖撬起来。
下面是个塑料袋，袋里是一本硬皮笔记本，还有一部旧手机，电池已经胀了。
笔记本第一页写着：“2023年，账。”
江砚翻开。
上面是日期、车牌、时间、金额。
“11月3日，辉腾，23：40，两万。现金。四楼。”
“12月8日，奥迪，01：20，三万。转账。老板签。”
“12月19日，奔驰商务，00：50，五万。现金。四楼。来人姓郑。”
江砚的手指停在“姓郑”两个字上。
他往后翻，纸上有几页被撕掉了，剩下的边缘还能看见撕口。
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字迹很急，笔尖把纸戳破了。
“我不干了。他要我送一趟人，去江北。我说我不送。他看我一眼，我腿就软了。”
江砚把笔记本和手机装进纸袋。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
十年了，蹲久了还是疼。
---
吴建平没找到。
但江砚在第五天找到了他的车。
车停在江北一处废弃的停车场，车牌被卸了，副驾驶座上有干涸的血迹，后座有一根黑色的塑料扎带。
他报了警。
派出所来了两个人，看了看，说这是失踪案，不归他们管，让去刑侦。
江砚去了刑侦支队。
接待他的是个年轻警察，看了他的身份证，又看了他一眼。
“你等一下。”
出来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人。
四十来岁，平头，穿制服，肩上的警衔比年轻警察高两级。
江砚认得他。
当年审他的那间屋子里，这个人坐在旁边，一句话没说，只在笔录末尾签了个名。
“江砚。”那人先开口，语气居然还算客气，“出来多久了？”
“十天。”
“找我事？”
“报个案。”江砚把车、血迹、扎带的照片摊在桌上，“吴建平，失踪四个月，车在江北废车场找到了，副驾有血。”
那人低头看了很久。
“知道了。”他说，“我们会查。”
“什么时候查？”
“按程序。”
那人抬起头，看着江砚，笑了一下。
“江砚，你现在不是我们的人了。”他说，“你没资格问程序。”
江砚把照片一张一张收回来，叠好，塞回口袋。
“那我换个问法。”他说，“这案子你们不查，我自己查。查到的东西，我直接送检察院。这不算越界吧？”
那人的笑收了。
“你少来这一套。”
“我这一套，十年前就学会了。”江砚说，“跟谁学的，你清楚。”
他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他停住，没回头。
“何队，”他说，“替我问候郑支队。就说，他左手背上那道疤，我记着呢。”
身后没有声音。
江砚推门出去。
外面下起了小雨。
---
宋清是第十一天来的。
她来的时候是晚上九点，江砚刚回来，裤脚湿到膝盖。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她站在二楼门口，借着手机的亮。
“江砚。”
江砚停住脚。
十年了，这个声音他记得。不是记得音色，是记得那种节奏。慢，稳，每个字都落得很实，像在念一份已经写好的东西。
“你来干什么？”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把手里的一只牛皮纸文件袋递过来。
江砚没接。
“我可能签错了一份起诉书。”
楼道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楼下人家的电视声。
江砚看着她。
灯光从她身后打过来，她的头发挽起来，鬓角有几根白的。十年前她二十八，坐在旁听席第一排，穿一件白衬衫，从头到尾没抬头看他一眼。现在她三十八，站在他门口，眼睛看着他。
“签错了。”江砚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
“对。”
“你知道‘签错了’这三个字，在我这儿值多少年？”
宋清没说话。
“十年。”江砚说，“整整十年。你一句‘可能签错了’，就完了？”
“所以我来了。”
“你来晚了。”
他伸手，把门关上。
门关上的时候，他听见文件袋被放在门口地上的声音。
然后是她下楼的声音，很轻，一步一步。
江砚站在门后，没有动。
过了很久，他弯腰，从门缝底下把那个文件袋勾进来。
---
2014年8月15日，晚上十点四十七分。
城郊废弃水厂，女大学生林小雨，二十二岁，后脑被钝器击打两次，死亡时间推定在八点到十二点之间。
现场有：一枚掉在地上的衬衫纽扣，贝母质地，白色，扣眼边上有断线。一段被剪掉四十七分钟的监控。一枚被擦掉的指纹。
还有一枚没被擦掉的。
那枚指纹，是江砚在现场提取的。他记得清清楚楚，位置在配电室铁皮柜的把手上侧，右手拇指，脊线清晰。他做完提取，把胶带贴在载玻片上，编号2014-X-027，装进物证袋，当场交给随行的副支队长郑培。
郑培接过袋子，看了一眼，说：“小江，这个我来吧，你去看监控。”
他说：“好。”
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那枚真实的指纹。
三天后，鉴定报告出来了。
报告上说，铁皮柜把手上的指纹，与嫌疑人江砚的右手拇指指纹比对一致，十二个特征点全部吻合。
江砚记得自己看见那份报告时的反应。他笑了，笑了一声。
然后他说：“不可能，那枚指纹是我提取的。”
没有人理他。
他被带走的时候，郑培拍了拍他的肩。
“小江，事情到了这一步，你就配合吧。”郑培说，“配合了，还能争取。”
“争取什么？”
“争取别死。”
---
审讯室在支队地下室，三面墙，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审讯从8月20日晚上八点开始。
灯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一百瓦，直对着脸。
第一个小时，他们问他8月15日晚上在哪儿。
他说在家。
第二个小时，他们问他为什么现场有他的指纹。
他说那是指纹被换了。
第三个小时，郑培进来了。
郑培坐在他对面，把一叠照片摊开，一张一张推过来。
“看看。”
照片上是林小雨。活着的时候，在KTV门口笑。死的时候，在水厂的泥地上。
“二十二岁。”郑培说，“你杀她的时候，她求过你吧？”
江砚没说话。
“你说话。”
“我没杀她。”
郑培把照片收回去，站起来，走到他身后。
“小江，我干这行二十年了，看人很准。”他说，“你不是那种人。”
“那你还关我？”
“因为证据是证据。”郑培的手按在他肩上，“证据说你是，你就是。”
那一夜，灯一直没关。
第四个小时，江砚开始出汗。
第六个小时，他的嘴唇裂了，说话开始咬字不清。
第八个小时，他要求喝水。
他们给了他半杯。
第九个小时，他要求见律师。
他们说：“案子重大，暂不安排。”
第十个小时，他趴在桌上，睡着了三分钟，被一巴掌拍醒。
第十一个小时，郑培把一份笔录推到他面前。
“签了，你就可以睡。”
江砚看着那份笔录。
笔录上写着：犯罪嫌疑人江砚对8月15日晚在红星水厂杀害林小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我没说。”
“你说了。”郑培说，“第四个小时你说的，我们记下来了。”
“我没说。”
“小江。”郑培俯下身，声音很轻，“你签，还能留一条命。不签，明天早上报纸上就是‘技术员杀人，拒不认罪’。”
江砚抬起头。
他的眼睛熬得通红，瞳孔里全是那盏灯。
“我签了，就真成杀人犯了。”
“你不签，也一样。”
他拿起笔。
笔尖在纸上停了大概十几秒，墨渗出来一个小点。
然后他签了。
签完，他把笔放下，说了一句话。
“我记住你了。”
郑培笑了笑，把笔录收起来。
“记住我没用。”他说，“记住你自己签的字。”
---
宋清第一次看见他，是8月21日凌晨一点。
她那时是市检察院的实习检察官，跟老周办这个案子。那天晚上她来支队送材料，路过地下室，看见审讯室的门开着一条缝。
她从缝里看了一眼。一个年轻人坐在椅子上，头垂着，两只手被铐在桌腿上，嘴唇上全是干裂的口子。桌上有半杯水，没动。
她站了大概十秒钟。
然后郑培从走廊那头过来，看见她，笑着问：“小宋，这么晚？”
“送材料。”
“这案子你别看了。”郑培把门带上，“血腥。”
门关上的时候，她听见里面那个人说了一句什么。
她没听清。
十年后她才知道，他说的是：“水。”
---
第二天，她见到了那份鉴定报告。
DNA样本编号A-117，与嫌疑人江砚的血样比对一致。
指纹鉴定，十二个特征点吻合。
监控录像，被剪掉四十七分钟，剩下的部分显示，8月15日22时13分，有一个穿深色衣服的男子从水厂后门进入。
那个男子的身形，被认定为江砚。
宋清在案卷上写了一行字：“监控缺失47分钟，建议补充说明。”
第二天，这行字被划掉了。旁边是老周的字：“已核，无需补充。”
她去找老周。
老周当时四十八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办公室里堆满了卷宗。
“周检，那个监控——”
“小宋。”老周没抬头，“你看这案子多久了？”
“十一天。”
“我看了三个月。”老周把笔放下，“证据链闭合。指纹、DNA、口供、监控、现场指认，五样全齐。你告诉我缺什么？”
“缺那四十七分钟。”
老周抬起头。
“这案子上面盯了三十七天，市局一天三个电话。你要是觉得有问题，你写报告，我签。你敢签吗？”
宋清没说话。
“你不敢。”老周说，“因为你也不知道那四十七分钟里有什么。”
“办案不能靠舒服不舒服。”
“对。”老周说，“办案靠证据。证据说他是，他就是。”
那天下午，宋清在起诉书上签了字。
签字的时候，她的手很稳。
她签完，把笔放下，走出办公室，在走廊尽头的卫生间里吐了。
吐完，她洗了脸，回办公室，继续写下一份材料。
---
十年。
十年里，宋清升了三次。副科、正科、副处。三十八岁，市检察院最年轻的处长。
她经手的案子有四百多件，没有一件被翻。
她把那份起诉书复印了一份，锁在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抽屉的钥匙，她随身带着。
她每年做同一个梦。
梦里是一间地下室，一盏灯，一个年轻人被铐在桌腿上，嘴唇裂开，说了一个字。
她听不清那个字。
每次醒来，她都要在床上坐很久。
---
江砚把文件袋拆开。
里面是一份卷宗复印件，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是她的字，很工整：
“2014年8月15日案，卷宗第3册，第114页到第187页，物证登记表。你看第121页。”
江砚翻到第121页。
物证登记表，手写。序号、名称、提取时间、提取人、送检时间、送检人、样本编号。
他的目光停在倒数第三行。
“毛发样本，提取时间2014-08-16 09：20，提取人江砚，送检时间2014-08-17 14：30，送检人郑培，样本编号A-117。”
下一行。
“血样（死者），提取时间2014-08-16 10：05，提取人李卫东，送检时间2014-08-17 14：30，送检人郑培，样本编号A-171。”
A-117。A-171。
江砚把这张纸举到灯下。他的手开始抖。不是因为冷。
他翻回去看第114页。
那是鉴定报告的首页，上面写着：
“检材：毛发样本一份，编号A-117。比对样本：嫌疑人江砚血样一份，编号A-171。”
江砚把这两页并排放在桌上。
登记表上，毛发是A-117，死者血样是A-171。报告上，毛发是A-117，嫌疑人血样是A-171。
如果死者血样是A-171，那枚“现场提取的毛发”A-117，是从哪儿来的？
从嫌疑人身上来的。
也就是说，送检的时候，毛发样本和嫌疑人血样的编号，被对调了。
江砚坐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他拿起手机，给宋清发了一条短信。
“你在哪？”
三分钟后，回了一条。
“单位。”
“我来找你。”
“你进不来。”
“那我在门口等你。”
---
宋清下楼的时候，江砚站在检察院大门口的台阶下面。
十一月了，他只穿一件夹克，脸冻得发白。
“你看了？”
“看了。”
“你怎么想？”
江砚看着她。
“十年前，我提过一次。”他说，“我说那枚指纹是我提取的，物证袋是我封的，编号是我写的。没人听。”
“我听了。”
“你听了，然后你签了。”
宋清的下巴绷了一下。
“对。”她说，“我签了。”
“那现在你说这些，是想让我怎么样？”
“我想让你帮我。”
江砚笑了。
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笑，笑得很难看。
“帮你。”他说，“宋处长，你听清楚。我这十年，不是被关在里面的十年，是被你们这些人一笔一笔写进去的十年。你让我帮你？”
“我不是让你原谅我。”
“那你让我干什么？”
“我让你帮我查。”宋清说，“查清楚，然后你告我。我该判几年判几年。”
江砚看着她。
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一缕，她没伸手去理。
“你说的？”
“我说的。”
“那你先给我一样东西。”
“什么？”
“调阅权限。”江砚说，“2014年8月15日案，全套原始卷宗，包括物证交接单、鉴定原始记录、监控母带登记表。我要看原件，不是复印件。”
宋清沉默了几秒。
“原件在档案室，我没有独立调阅权。”
“那你去要。”
“要不到。”
“那你就别跟我说这些。”
江砚转身要走。
“江砚。”
他停住。
“我试试。”宋清说。
---
第三天，宋清拿到了一张临时调阅单。
签字的是档案室主任，理由是“市院案件质量评查回头看”。
她把调阅单给江砚的时候，两个人在检察院旁边的一家面馆。
面馆很小，六张桌子，墙上贴着“牛肉面十二元”。
宋清把单子推过去。
江砚看了一眼，没接。
“你自己留着。”他说，“我去不了。我进去了，就是嫌疑犯回现场。”
“那我怎么办？”
“你去看，看完告诉我。”
“我不懂痕迹。”
“那你学。”
宋清看着他。
“你教我。”
江砚把筷子放下。
“第一，物证交接单上，每一次交接都要有双方签字和时间。你看郑培的签字。第二，鉴定原始记录上，每一台仪器都要有编号和运行记录。你看有没有跳号。第三，监控母带登记表，你看带子的长度和剪掉的时间对不对得上。”
“然后呢？”
“然后你把看到的东西，原原本本告诉我。不要总结，不要判断，就说你看见了什么。”
“为什么不能判断？”
“因为你的判断上一次杀了人。”
宋清的手在桌上停了一下。
“好。”她说。
---
宋清在档案室待了两天。
第一天，她看物证交接单。
单子上，8月17日14时30分，郑培把“毛发样本A-117”和“血样A-171”一起送检。
签字栏里，郑培的签名很工整，笔画间距均匀。
她又看8月16日的现场提取记录。
记录上，江砚的签名潦草，最后一个“砚”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划出去的一刀。
她看了三遍，然后拿出一张纸，把两个签名描下来，画在旁边。
第二天，她看鉴定原始记录。
仪器编号PCR-2011-03，8月19日9时15分至11时40分，样本A-117与A-171比对。
报告出具时间：同日17时20分。
六个小时。一份DNA比对加一份十二个特征点全吻合的指纹鉴定，六个小时出报告。
她做了十年检察官，知道这个速度意味着什么。
“样本怎么送的？”
“那时候都是人送，骑摩托或者打车。”宋清说，“送检单上有一颗章，‘样品接收时间 8月17日 14时30分’。章是他们自己盖的，可章底下的墨是新的。”
“什么意思？”
“意思是样本到的时间可能不是14时30分。有人把章补盖了。”
“你怎么知道墨是新的？”
“我拿放大镜看的。”宋清说，“章的颜色比旁边的字深，边缘没有洇开。”
---
宋清把这两天的记录整理成一页纸，交给江砚。
江砚在台灯下看了四十分钟。
“送检员是谁？”
“登记表上写的是郑培。”
“不对。”江砚说，“郑培是副支队长，他不会亲自送检。送检员是另一个人，姓什么我记不清了，叫……老孙？孙什么？”
“孙德海。”
江砚抬起头。
“你怎么知道？”
“我在送检单的背面找到的。”宋清说，“背面有一行铅笔字，被擦过，还能看出来：‘孙德海 14：20 送’。”
江砚把那张纸放下。
“这个人在哪儿？”
“我查了。”宋清说，“2016年辞职，现在在江北菜市场卖鱼。”
---
江北菜市场在城北，早上五点开门。
江砚和宋清到的时候是六点半。
市场里全是水，腥味很重。卖鱼的摊子在东头，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正在剖一条草鱼，围裙上全是鳞。
宋清走过去。
“孙德海。”
男人抬起头。
他的脸很宽，眉毛很淡，眼睛下面挂着两个眼袋。
“我不买鱼。”他说。
“我不是来买鱼的。”
男人的手停了。
“2014年8月17号下午两点半，你送过两个样本去鉴定中心。”宋清说，“A-117，A-171。”
孙德海把刀放下。
“你们是谁？”
“市检察院。”
男人的脸白了一下。
“我早就不干那个了。”他说，“我现在卖鱼，合法的。”
“我没说你卖鱼不合法。”宋清说，“我说的是2014年8月17号。”
孙德海看了看四周，把摊子上的塑料布往下一拉。
“进来说。”
摊子后面有个小棚，里面堆着泡沫箱。
孙德海蹲下来，从口袋里摸烟，手抖得点了三次才点着。
“你们要问什么？”
“两个样本的编号，是谁让你换的？”
孙德海的烟停在嘴边。
“我没换。”
“孙德海。”江砚开口了。
这是他第一次说话。
孙德海抬头看他，看了两秒，眼睛慢慢睁大。
“你是……”
“我是江砚。”
孙德海的烟掉在地上。
他弯腰去捡，捡了两次没捡起来。
“我不知道是你。”他说，“我真的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江砚说，“说。”
孙德海蹲在地上，两只手抱着膝盖。
“那天下午，郑支队叫我去他办公室。”他说，“他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两万块现金。”
“两万。”宋清重复。
“对。”孙德海说，“他说，你把这两个样本的标签换一下。就换一下，别的不用管。”
“你怎么换的？”
“我把毛发样本的标签撕下来，贴到那个血样管上。把血样的标签，贴到毛发袋上。”孙德海说，“两个袋子长得差不多，都是那种牛皮纸袋，换完了看不出来。”
“你换完，登记表上怎么写？”
“登记表是郑支队自己写的。”孙德海说，“他让我别签，他说他签。”
江砚站着，一动不动。
“你知不知道换了以后会怎么样？”
孙德海抬起头。
“我知道。”他说，“我他妈的知道。”
“那你还换？”
“两万块。”孙德海说，“那年我女儿住院，两万块。”
棚子里安静了一会儿。
外面有人在喊：“老孙，草鱼要不要？”
孙德海没应。
“后来呢？”宋清问。
“后来我就没干那活了。”孙德海说，“2016年我辞职了。辞职报告我写了三遍，郑支队不批，第四遍我自己走的。”
“你为什么不举报？”
孙德海笑了。
“举报？”他说，“我举报谁？我一个送检的，我说副支队长让我换标签，谁信？”
他抬起头，看着江砚。
“我对不起你。”他说。
江砚看着他。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他说，“你对不起的是那个死在水泥地上的女孩。她二十二岁。”
孙德海低下头。
“我知道。”他说，“我天天知道。”
---
从菜市场出来，天已经大亮。
宋清把录音笔按停，放进口袋。
“够了吗？”
“不够。”江砚说，“他只有口供，没有物证。他说的这些，郑培一句‘他记错了’，就完了。”
“那需要什么？”
“两样。”江砚说，“第一，鉴定中心的原始仪器记录。样本上机的时间、编号、操作员。如果A-117的样本上机时间和A-171的上机时间对不上，就能证明标签被换过。第二，郑培收钱的证据。”
“收钱的证据在哪儿？”
江砚没说话。
他想起吴建平那本笔记本上的三个字。
“来人姓郑。”
“在KTV。”他说。
---
账本这条线，是江砚在监狱里捡回来的。
2019年，他在江城监狱三监区，做的是缝纫组的活。
同组有个叫马三的人，五十二岁，因为诈骗进来的，判了七年。这人话多，一天能说八个小时，江砚从不接话。
直到有一天，马三在缝纫机前面说漏了一句。
“我给郑支队开过车。”
江砚的针停了一下。
“哪个郑支队？”
“郑培啊。”马三说，“2009年到2011年，我给他开了两年车。后来我出事，他还来看了我一回。”
江砚低下头，继续踩缝纫机。
“你不信？”
“我信。”江砚说，“你接着说。”
马三来了劲。
“他那车是黑色的帕萨特，车牌尾号是37。”马三说，“我给他开车那两年，他晚上出门特别多，最多的是城西。有个KTV，叫金碧辉煌。他上去四楼，让我在下面等，有时候等一晚上。”
“他上去干什么？”
“我哪知道。”马三说，“不过有一回他下来，口袋里有钱，一沓一沓的。”
江砚把缝纫机停了。
“哪一年？”
“2010年，年底。”马三说，“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我儿子生日，我想请假，他不让。”
三天后，江砚在放风的时候，走到马三身边。
“水厂那晚，你知道多少？”
马三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水厂？”
“你刚才说，2011年你还在给他开车。”
马三的脸变了。
“我不说。”
“你说。”
“我说了要死人的。”
江砚看着他。
“我已经是死人了。”
马三沉默了很久。
放风的操场上有二十几个人，冬天的太阳很白，照在墙上。
“2011年8月，有天晚上，郑培让我把车停在江北。”马三说，“他自己下了车，让我等。等了大概两个小时，他回来，身上有泥。”
“哪一天？”
“8月十几号。”马三说，“我记得是因为那天车的后备箱里有东西，很沉。我不敢看。”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马三说，“但是我看见了另一辆车。”
江砚的手握紧了。
“什么车？”
“白色的。”马三说，“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水厂后门。我进去的时候它就在，出来的时候它还在。”
“车上有人？”
“有。”马三说，“两个人，一直没下车。”
江砚站在操场上，风吹得他眼睛发酸。
十年了，所有人都在说那晚只有一辆车，只有一个人，只有四十七分钟。
马三说，有两辆车。
“你为什么不说？”
“我说什么？”马三看着他，“我一个诈骗犯，说副支队长杀人？我疯了？”
“那你现在为什么说？”
马三低下头，搓了搓手。
“因为我快出去了。”他说，“我出去以后，想睡个安稳觉。”
---
2011年8月，那不是林小雨的案子。
林小雨死在2014年。水厂2011年就停了工。
也就是说，郑培在2011年就干过一次。
手法一样：一辆白色面包车，两个人抬东西进去，一个开黑色帕萨特的人在外面等。
“马三。”江砚说，“2014年8月，你在哪儿？”
马三抬起头。
“2014年？”他想了想，“2014年我已经进去了。我是2013年进来的。”
“那2014年8月15号晚上，谁给郑培开车？”
“我不知道。”马三说，“不过——”
“不过什么？”
“他那时候有个习惯，晚上出车不用单位的司机，用外面的。”马三说，“他在城西有个修车铺，专门给他修车，那老板姓黄，他的车都停那儿。”
“黄什么？”
“黄德发。”马三说，“江北老码头那边，修车的。”
---
2014年的那四十七分钟，是宋清查出来的。
她在档案室找到监控母带登记表。
登记表上写着：8月15日20时00分至8月16日06时00分，共十小时，母带一盘，编号JK-2014-0815。
移交清单上写着：剪辑带一盘，时长9小时13分。
十小时减九小时十三分，四十七分钟。对得上。
问题是，剪辑是谁做的。清单上没有剪辑人签字，只有一个“技术科”的章。
宋清去找当年技术科的人。
技术科现在只剩两个人。一个退休了，一个调去了交警。
调去交警的那个叫刘成，四十六岁。
宋清在交警支队找到他。
“2014年8月，水厂的监控，是谁剪的？”
刘成的脸僵住了。
“这么多年了，还问这个？”
“问。”
刘成沉默了一会儿。
“是郑支队让我剪的。”他说，“他说，有一段涉及侦查秘密，要剪掉。”
“涉及什么秘密？”
“他没说。”刘成说，“他给了我一个时间段，20时47分到21时34分。”
“四十七分钟。”
“对。”
“你剪的时候，看过那段内容吗？”
刘成低下头。
“看过。”
“是什么？”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刘成说，“从后门开进来，停了大概二十分钟，下来两个人，抬了一个东西进去。”
宋清的手指在桌上按了一下。
“抬的什么？”
“看不清。”刘成说，“但是那个人是被抬的，脚是拖着的。”
“几点？”
“20时51分。”
“车牌呢？”
“被泥糊了。”刘成说，“只看清前面两个字母，江A。”
“江A。”宋清重复。
“还有一件事。”刘成说，“我剪完以后，郑支队让我把原始母带给他。我说母带要归档。他说他拿去送市局复核。”
“你给了？”
“给了。”
“归档的是哪一盘？”
“剪辑带。”
宋清闭上眼睛。
十年。
十年来，所有人看到的都是那盘九小时十三分的剪辑带。
---
纽扣这条线，宋清花的时间最长。
现场提取物里有三样：一枚贝母纽扣、一枚被擦掉的指纹、一根头发。
纽扣是8月16日上午十点二十分，在配电室门口的水泥地上提取的，编号2014-X-031。
物证袋里还有一张纸条，江砚的字：“纽扣，白色贝母，四孔，扣眼边有断线，疑似搏斗中扯落。”
2014年的鉴定意见写得很简单：“纽扣一枚，无法比对。”
无法比对，是因为没有人送来比对样本。
宋清在档案室翻了三遍，确认卷宗里没有任何一份“嫌疑人衣物比对”的记录。
林小雨身上没有这件衬衫。江砚家里搜出来的衣服，也没有一件配得上这枚纽扣。
也就是说，这枚纽扣从2014年起，就躺在物证柜里，没人问过它属于谁。
宋清把纽扣的照片放大，量了直径。
十一毫米。
四孔，贝母，边缘有一道极细的缝。
她拿着这张照片，去了江城三家做衬衫的老店。
第三家店的老师傅看了一眼，说：“这是2009年到2012年之间，雅戈尔的款。四孔贝母扣，那时候卖得贵，一件要八百多。”
“现在还有吗？”
“没了。”老师傅说，“2013年就换款了，改成树脂扣。”
宋清回单位，调出2014年8月的搜查记录。
郑培的办公室在搜查范围内，记录上写着：衣柜两只，衬衫十七件，西服四套。
十七件衬衫，一件都没提取。
宋清去了一趟物证仓库。
她出示调阅单：“2014年8月15日案，物证全部。”
管理员翻台账，把她带到第三排货架：“编号2014-X-031，纽扣。”
盒子打开，纽扣还在。贝母，四孔，十一毫米。
宋清把它举到灯下，看扣眼边那道断线。线是白的，很细，是缝纫机线里最细的那种。
然后她问管理员：“2014年8月，郑培的个人物品，有没有单独存放？”
“有。”管理员说，“在B区，编号B-2014-08。”
“B区是什么？”
“涉案人员的随身物品。”
宋清去了B区。
B-2014-08号箱，里面是郑培当年被暂时扣押的东西：一块手表、一个钱包、两串钥匙、一件深灰色的夹克。
没有衬衫。
她又翻了一遍台账。
台账上有一行，被人用黑笔划掉：
“B-2014-08-02，白色衬衫一件，暂扣，归还日期2014-09-12。”
宋清盯着那行划掉的字。
“这件衬衫，谁办的归还？”
管理员查了系统。
“签字人：郑培。”
“他自己签的？”
“对。”管理员说，“他签的。”
他自己签的字，把一件白色衬衫还给了自己。
---
值班记录是江砚自己提的。
“2014年8月15号那天，我值夜班。”他说，“签到表上有我的名字，时间是晚上七点四十。”
“你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那天我买了一份炒面，八块钱，我嫌贵。”江砚说，“我把小票夹在签到本里了。”
“小票还在吗？”
“在。”江砚说，“在支队的老档案里。2014年的值班签到本，编号值-2014-08。”
宋清去找。
值班签到本在档案室最里面的一排，落满灰。
8月15日那一页，江砚的签名在第七行，时间是19：40。
但是签名旁边，有一道铅笔痕。
铅笔痕很淡，是一个时间：“21：30”。
宋清把这一页拍了照，拿去找做文书鉴定的老技师。
老技师看了半个小时。
“这不是铅笔。”他说，“是复写纸的印子。有人在这页上面垫了复写纸，写过字，用力太大，压下去了。”
“写的什么？”
“21：30。”老技师说，“还有一个字，看不清，像是‘离’。”
“离岗的离？”
“对。”
宋清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一下。
“如果这页上面压过一张复写纸，那张纸是什么？”
“可能是补签表。”老技师说，“也可能是别人改的记录。”
“能鉴定出是谁的字吗？”
“压痕太浅，鉴定不了。”老技师说，“但是可以确定一件事：这一页在2014年8月15日之后，被人动过。”
---
郑培的反击来得很快。
十二月三号晚上，江砚回到城北那栋楼，发现门锁被撬了。
屋子里一片狼藉。
桌子翻了，床垫被划开，墙上的照片全被撕下来，扔在地上。
那台二手笔记被人搬走了。
药瓶里的三个烟头，没了。
桌上的资料，全部烧了。
烧得不彻底，纸灰堆在墙角，还有半张没烧完的。
江砚蹲下去，把那半张纸捡起来。
是他画的水厂现场还原图。图上标着配电室、铁皮柜、后门、白车停放的位置。
白车那三个字，被烧掉了。
他站在屋子中间，站了很久。
然后他掏出手机，给宋清打电话。
“被抄了。”
“什么？”
“我的屋子。资料全烧了，电脑被搬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你在哪儿？”
“在家。”
“别动。”宋清说，“我过来。”
---
宋清到的时候，江砚正坐在楼梯上，手里拿着那半张纸。
她蹲下来，看了看他的脸。
“伤着了？”
“没有。”
“你手在抖。”
江砚把手往袖子里收了收。
“东西都没了。”他说，“我攒了两个月的东西。”
“我有备份。”
江砚抬起头。
“什么？”
“你每次给我的东西，我都扫了一份，存在检察院的内网。”宋清说，“孙德海的录音，物证登记表，刘成的证词，都在。”
江砚看着她。
“你什么时候扫的？”
“第一次你给我现场还原图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我不信任何人。”宋清说，“包括你。”
江砚笑了一下。
“这话说得对。”
---
第二天，江砚的母亲来了。
他母亲六十八岁，退休教师，住在城南。
她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
“我给你炖了汤。”
江砚接过保温桶，放在桌上。
“妈，你怎么来了？”
“有人给我打电话。”他母亲说，“说你在外面惹了事，让我劝劝你。”
江砚的手停住了。
“谁打的？”
“一个男的，声音很粗。”他母亲说，“他说，你儿子再查下去，就让他再进去一回。”
江砚把保温桶的盖子打开，汤还是热的。
“妈。”
“你说。”
“你别怕。”
他母亲看着他，看了很久。
“我不怕。”她说，“我就是想问你一句。”
“你问。”
“你到底杀没杀人？”
江砚拿着勺子的手停在半空。
“没有。”
他母亲点了点头。
“那就查。”她说，“查到水落石出。查不出来，妈陪你。”
江砚低下头，喝了一口汤。
汤很咸。
---
云相册这条线，是周妈妈给的。
江砚去她家的时候是十二月十号，天很冷，屋里烧着煤炉。
周妈妈住的是老纺织厂的家属楼，两室一厅，墙上挂着林小雨的照片。
“她的东西我都留着。”周妈妈从柜子底下拖出一个纸箱，“手机、电脑、衣服，都在。”
江砚把纸箱打开。最上面是一部白色的手机，屏幕碎了，背面贴着一张戴帽子的猫。
“这手机还能开机吗？”
“不能。警察还回来的时候就这样了，我拿去修过，人家说主板烧了。”
“她有没有别的设备？平板、电脑？”
“有一台笔记本，也在里面。”
江砚把笔记本拿出来。
是一台2012年的联想，电池鼓了，但插上电还能亮。
“她平时用这个上网？”
“她用。”周妈妈说，“她还在网上存照片。她说，妈，我照片都存云上了，手机丢了也不怕。”
江砚的手停了一下。
“她说存哪儿了吗？”
“她说存什么……相册。”周妈妈想了想，“她说要密码才能看。”
“密码是什么？”
“我不知道。”周妈妈说，“她跟我说过一次，我没记住。”
江砚坐在那里，看着那台笔记本。
“周姨。”他说，“您生日是哪天？”
周妈妈愣了一下。
“我？”
“对。”
“1962年3月17号。”
江砚把笔记本打开，连上网络。
他打开浏览器，输入一个国内常见的云相册网址。
登录框弹出来。
账号那一栏，他填了林小雨的手机号。
密码那一栏，他输入：19620317。
回车。
登录成功。
周妈妈凑过来看。
“这就进去了？”
“进去了。”
相册里有一百多张照片。
江砚一张一张往下翻。
翻到第八十七张的时候，他停住了。
那是一张翻拍的纸页照片。
纸页是横格的，上面是手写的数字。
江砚把照片放大。
照片上有日期、车牌、金额、还有一个签名。
签名是两个字：郑培。
“周姨。”江砚的声音有点哑，“这张照片，您见过吗？”
周妈妈把脸凑近屏幕，看了很久。
“没见过。”她说，“她从来不跟我说这些。”
江砚继续往下翻。
从这一张往下，全是同样的纸页。
一共十九张。
每张都是一页账。
他把十九张照片全部下载，按顺序编号。
最后一张照片的右下角，有一只手的边缘，指甲涂着粉色的指甲油。
那是林小雨的手。
照片的拍摄时间，显示在文件属性里。
2014年7月28日，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
距离她死，还有十八天。
---
“她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拍下来？”宋清问。
“因为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江砚说。
他们把十九张照片打印出来，铺在桌上，一张一张对。
账页上的记录，从2013年6月一直记到2014年7月。
一共四十三笔。
金额最小的一笔是八千，最大的一笔是十二万。
收款人一栏，有四笔写着“郑”。
“这就是郑培收钱的证据。”宋清说，“不是现金存入，是账。账在他自己的本子上。”
“这账本是谁记的？”
“看笔迹是一个人。”宋清说，“前后一致，横画的收笔都一样。应该是KTV的会计。”
“会计叫什么？”
“不知道。”宋清说，“但是账本上有编号。每页右上角有一个手写的编号，从001到043。”
江砚把一张照片翻过来，看背面的手写编号。
“001。”他说，“如果这是一本账本，第一页应该在KTV。”
“或者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什么地方？”
宋清没说话。
她拿起手机，翻出一张照片。
那是她去年拍的，金碧辉煌四楼办公室的内景。
墙上挂着一幅字，字下面是一个保险柜。
“这个保险柜，我在搜查的时候见过。”宋清说，“当时没打开，因为没有搜查令。”
“现在有吗？”
“有了。”
---
搜查是十二月十九号。
宋清带着两个检察官、四个警察，进了金碧辉煌四楼。
保险柜在墙角的柜子里，密码锁，六位。技术员试了四次，打开了。
里面有三样东西：一本硬皮账本，编号从001开始，最后一页是043；一个U盘；一份合同。
账本和林小雨拍的照片，一页一页对得上。
合同是一份“咨询服务协议”，甲方是一家叫“远达”的公司，乙方是郑培，内容写着“顾问咨询”，每年六十万。
江砚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
甲方法人代表的名字是：黄德发。
“黄德发。”他说，“修车铺那个。”
“对。”宋清说，“远达公司名下有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牌江A·4F271。”
江砚抬起头。
“白色面包车。”
“对。”宋清说，“2011年那辆，2014年那辆，都是这一辆。”
---
除夕那天，江城下了雪。
江砚的地下室没暖气，他把电热毯铺在椅子上，坐在上面看卷宗。
晚上八点，有人敲门。
他开门。
宋清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个装着一瓶酒，一个装着速冻饺子。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头发上有雪。
“你一个人过年？”
“嗯。”
“我也是。”
江砚让开一步。
宋清进来，把饺子放在电磁炉旁边，把酒放在桌上。
她环视了一圈这间屋子。
十二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台笔记本，墙上贴着一张水厂的平面图。
“你就住这儿？”
“嗯。”
“多久了？”
“两个多月。”
宋清脱下羽绒服，搭在椅背上。
“你母亲呢？”
“她让我别回去。”江砚说，“她说她一个人过惯了。”
宋清没再问。
她把饺子下进锅里。
水开了，饺子浮起来，白汽糊在窗户上。
两个人坐在桌边吃饺子。
窗外有人放烟花，一响一响的，光在墙上闪。
吃到一半，宋清放下筷子。
“江砚。”
“嗯。”
“你恨我吗？”
江砚咀嚼的动作停了。
他咽下去，把筷子放下。
“我恨的是你签得那么快。”
宋清看着他。
“不是恨你签了。”江砚说，“我知道你签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是真的。换我，我也可能签。”
“那你恨什么？”
“我恨你连一次都没来看过我。”江砚说，“十年来，一次都没有。你哪怕来一次，隔着玻璃看我一眼，我就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觉得这事不对。”
宋清的手放在桌上，指尖压着桌沿。
“我不敢来。”
“为什么？”
“因为我一看见你，就得承认我杀了一个人。”宋清说，“不是用刀，是用一张纸。”
屋子里安静下来。
楼下的烟花还在响。
“我做过一个梦。”宋清说，“每年都做。梦里你在审讯室里，说你渴。我听不清。十年了，我一直以为你说的是‘水’。”
“我说的就是水。”
“我知道。”宋清说，“去年我才知道，你说的是水。可是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你说的是‘冤’。”
江砚看着她。
“你为什么以为我说的是冤？”
“因为我希望你喊冤。”宋清说，“你喊了，我就有理由不签。”
江砚沉默了很久。
“我没喊。”他说，“我签了。”
“对。”宋清说，“你签了。你签得比我快。”
江砚低下头，笑了一声。
“宋清。”
“嗯。”
“我们两个，一个签得太快，一个认得太快。”他说，“合起来，就是十年。”
宋清的眼眶红了。
她没让眼泪掉下来。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
冷风灌进来。
“明年。”她说。
“明年什么？”
“明年这个时候，这案子得结。”
江砚看着她。
“结不了。”
“结得了。”宋清说，“我调到了鉴定中心的上机日志。”
江砚站起来。
“A-117，8月19日9时15分上机，操作员T-07。A-171，10时42分，操作员T-11。”宋清说，“同一台仪器，隔了八十七分钟。”
“这说明什么？”
“上机日志上，A-117的检材类型填的是‘血’，重量0.8克。”宋清说，“可物证登记表上，A-117是现场提取的毛发，0.4克。”
江砚的呼吸停了一拍。
“两个管子。”他说，“掉了个个儿。”
“对。”宋清说，“送检单上反着写，鉴定报告就照着反着抄。A-117那个管里装的是血，A-171那个袋里装的是毛发。”
江砚站在原地。
“那报告还是写着‘比对一致’。”
“因为报告不是仪器出的。”宋清说，“仪器只出峰图。结论是人写的。人抄的是郑培给他的那张单子。”
江砚站着，很久没动。
“所以十年前，没有人看日志。”
“日志在。”宋清说，“只是没人翻。”
---
一月十号，宋清以“案件质量评查”名义，调取了郑培的银行流水。
三笔。
2014年8月20日，现金存入，两万元。开户行：城西支行。
2014年9月3日，现金存入，三万元。开户行：城西支行。
2015年1月15日，现金存入，五万元。开户行：城西支行。
三笔都是现金，都没有来源。
宋清去城西支行调了监控。
监控只能保存三个月，早没了。
但是柜员还在。
那个柜员姓陈，现在调去了另一家支行。
宋清找到她。
“2014年8月20号，有人在你窗口存了两万现金，你还记得吗？”
陈柜员想了很久。
“记不清了。”她说，“一天几十笔。”
“存钱的人，左手背上有没有疤？”
陈柜员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你说。”
“有。”她说，“一道疤，从虎口到手腕。我记得，因为那天他递钱的时候，我看见那道疤，觉得挺吓人。”
宋清把录音笔按停。
---
三笔现金存入，宋清一笔一笔对回了账本。
三笔对完，宋清在纸上画了三条横线。
第一笔两万，2014年8月20日存入。账本上那一页记的是“8月19日，奔驰商务，00：50，两万。现金。四楼。来人姓郑”。
第二笔三万，2014年9月3日存入。账本上是“9月2日，宝马，23：10，三万。现金。四楼”。
第三笔五万，2015年1月15日存入。账本上是“1月14日，奥迪，01：30，五万。现金。四楼”。
三笔，三个日期都只差一天，三个金额一分不差。
她在检察院干了十年，知道“差一天”是什么意思。
KTV的账记的是当晚。凌晨零点五十收的钱，记在十九号。
银行记的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开门，第一笔业务就存进去。
钱不在郑培手里过夜。
她又调了三张存款凭条。
凭条上没有公司账户，没有转账，三张全是现金，全在城西支行同一个窗口，柜员那一栏盖的是同一个工号。
“他可以说这是巧合。”江砚说。
“三笔都差一天，金额一分不差，全是现金，同一个窗口。”宋清说，“天底下没有这种巧合。”
“他也可以说不认识那个老板。”
“账本上有他的签名。四页，签在收款人那一栏。”
江砚没说话。
“还有一样。”宋清说，“钱存进去，第二天就转走了。”
“转到哪儿？”
“一个理财账户，户名是他老婆。”
江砚抬起头。
“他老婆知道？”
“不知道。她只知道每年有几笔钱进来，让她买理财。”
“这算洗吗？”
“算。”宋清说，“而且是他自己洗的。连洗钱都不找人，找他老婆。”
---
老周是二月五号见的江砚。
不是江砚找他，是老周自己来的。
他站在水厂门口，看着那块歪着的木牌，看了很久。
江砚从院子里出来。
“周检。”
老周转过身。
他比十年前老了太多，头发全白，背也驼了。
“我来看看。”他说。
“看什么？”
“看看你在这儿干什么。”
江砚没请他进去。
两个人就站在门口。
“2014年那个案子，”老周说，“我知道证据有瑕疵。”
江砚看着他。
“你知道？”
“知道。”
“知道你还起诉？”
老周把眼睛闭了一下。
“上面要结案。”他说，“三十七天，一天三个电话。”
“所以你就签了。”
“我签了。”
江砚往前走了一步。
“周检，你知不知道，我在里面待了三千六百五十天。”
“我知道。”
“你知道那三千六百五十天里，我每天在想什么？”
老周没说话。
“我在想，那天审讯室里，如果我多撑一个小时，会怎么样。”江砚说，“我想了三千六百五十遍，每一遍的答案都不一样。”
老周低下头。
“我今天来，不是求你原谅。”他说，“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那盘录音带，是我留的。”老周说，“2014年8月20号，我让技术科的人把审讯全程录了音，母带一直在我手里。我本来想，万一哪天出事，这盘带子能保住我。”
“你没保住你自己。”
“保不住。”老周说，“我带子交出去了。交给宋清。”
江砚看着他。
“为什么交？”
老周抬起头。
“因为我快退休了。”他说，“我不想带着这个东西进棺材。”
---
二月，郑培被带走了。
那时候距离他退休还有一个月。
带走他的理由是“涉嫌故意杀人”，不是“涉嫌伪造证据”。
宋清坚持用前者。
“伪造证据最多判七年。”她在会上说，“杀人，才是他做的事。”
会开了三个小时。
最后签字的是检察长。
---
庭审在三月。
江砚坐在旁听席第一排。
这个位置，十年前是宋清坐的。
法庭上，公诉人播放了录音。
那盘磁带是宋清从旧档案室翻出来的。
档案室在地下二层，堆着1998年以来的旧卷宗。她找了四天，在第七排第三层的纸箱里找到一盘磁带，标签上写着“2014-08-20 审讯 江”。
磁带已经发霉，她找人做了三次转录，才救回来。
录音放出来的时候，法庭里很安静。
先是电流声。
然后是郑培的声音。
“小江，你签，还能留一条命。”
然后是十一小时的空白。
中间有几次水杯放在桌上的声音，有椅子挪动的声音，有一个人呼吸的声音。那个呼吸很重，很慢，像拉风箱。
放到第九个小时的时候，录音里有一个声音说：“我要见律师。”
另一个声音说：“案子重大，暂不安排。”
放到第十个小时，有一个声音说：“我签了，就真成杀人犯了。”
法庭里有人低头。
江砚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看着被告席上的郑培。
郑培也看着他。
十年了，这个人老了。头发全白，脸垮下来，左手背上那道疤还在。
录音放完，审判长问：“被告人郑培，你对录音内容有异议吗？”
郑培站起来。
“没有。”
“你承认对江砚实施了刑讯逼供？”
“我承认。”
“你承认调换DNA样本？”
郑培沉默了几秒。
“我承认。”
“你承认指使他人剪辑监控录像？”
“我承认。”
“你承认收受金碧辉煌KTV老板贿赂？”
郑培抬起头。
“我承认。”
法庭里有人吸了一口气。
“你为什么承认？”审判长问。
郑培笑了一下。
“因为我都六十了。”他说，“再不说，就没机会说了。”
---
判决是四月下的。
郑培，故意杀人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受贿罪，有期徒刑十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孙德海，帮助伪造证据罪，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刘成，帮助毁灭证据罪，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老周，周敬山，因在2014年8月15日案中“明知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仍提起公诉”，被停职调查，后经市纪委监委审查，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调离检察系统。
江砚的案子，再审。
再审判决：原审被告人江砚无罪。
审判长念到“无罪”两个字的时候，江砚没有站起来。
他坐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旁听席上有人鼓掌，被法警制止了。
他母亲坐在最后一排，没有鼓掌。她只是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
---
吴建平的案子，是四月末破的。
江北废车场的那辆车，后座上的扎带，副驾上的血，验出了吴建平的DNA。
车是郑培名下一家公司的。2017年过户给了一个叫黄德发的人。
黄德发就是马三说的那个修车铺老板。
抓他的时候，他正在老码头修一辆面包车。
白色面包车。
---
林小雨的母亲是五月来的。
她六十二岁，姓周，在纺织厂退休。
她来的时候带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林小雨二十二岁，穿白裙子，在KTV门口笑。
“这是她最后一张照片。拍完这张，过了十一天，她就死了。”
江砚接过照片。
“赔偿下来了？”
“四十七万。”
“够吗？”
“够什么？”周妈妈说，“她跟我说，妈，我攒够钱就带你去看海。她攒了两年，攒了八千块。”
江砚把照片还给她。
“对不起。”
“不怪你。”周妈妈说，“怪那个签字的。”
江砚没说话。
周妈妈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
“江同志。”
“您说。”
“你要是早十年查出来，我女儿还能活着吗？”
江砚看着她。
“不能。”他说，“她死在2014年。”
周妈妈点了点头。
“我知道。”她说，“我就是想听人说一句实话。”
---
六月，江砚在红星水厂门口挂了一块牌子。
牌子是木头的，四十公分宽，六十公分长，白漆底，黑字。
“民间旧案调查”。
下面一行小字：只接有卷宗的案子。
他把牌子钉在铁门旁边，钉子敲了七下。
钉完，他退后两步，看了看。
牌子挂得有点歪。
他没扶正。
---
追夫这件事，还得从六月说起。
那时候她还没辞职，白天在检察院，晚上往水厂跑。
六月十五号，她第一次来水厂，带了一份卷宗，说：“我帮你理一理。”
江砚把门关上。
“不需要。”
宋清在门外站了二十分钟，把卷宗夹放在门口，走了。
第二天卷宗夹还在，她没再来。
六月二十二号，她第二次来。
这次她没带卷宗夹，带了一把伞。那天有雨，她把伞放在门边，说：“天气预报说下午有暴雨。”
“我知道。”
“那你出门带伞。”
“我不出门。”
宋清站了一会儿。
“那我走了。”
她走的时候，江砚从窗口看她。她没打伞，雨下得不小，她走得很慢。
第三天，那把伞还立在门边。
六月三十号，她第三次来。
这次她在门口蹲下来，用钥匙刮掉铁门上一块锈，说：“你这门该上油了。”
江砚站在门口看她。
“宋清。”
“嗯。”
“你别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需要人可怜。”
宋清站起来，把手上的锈在裤子上擦掉。
“我不是可怜你。”她说，“我是还债。”
“还债不用天天来。”
“我知道。”宋清说，“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还。我没干过这个。”
江砚没说话。
“你教我。”宋清说，“你教我怎么还。”
江砚把门关上了。
第四次是八月三号。
那天下午很热，水厂院子里的草都晒蔫了。
宋清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袋是两瓶冰水，一袋是一盒饭。
她把东西放在桌上。
“我不求你原谅。”她说，“我求你给我一个还债的位置。”
江砚看着她。
他看见她的手指在抖，抖得很轻，但一直在抖。
他想起十年前，她坐在旁听席第一排，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像一尊刚浇好的水泥像。
十年后，她的手抖了。
江砚站起来，绕到桌子对面。
宋清以为他要走。
他没走。
他伸手，把她手里的塑料袋拿下来，放在桌上。
然后他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她面前。
是那瓶降压药的空瓶子。
瓶子里是三个烟头，中华，软包。
“这是我从水厂铁柜底下捡的。”江砚说，“那天我来的时候，有人刚走过。这三个烟头，是他的。”
宋清看着那三个烟头。
“你一直留着？”
“一直留着。”江砚说，“我出狱第一天捡的。我想，总有一天，我得拿这三个烟头，去换一个人的命。”
“现在呢？”
“现在换了。”江砚说，“但还差一样。”
“差什么？”
“差一个人陪我一起，把剩下的案子一个一个翻过来。”
宋清看着他。
“我陪你。”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知道。”宋清说，“意味着我以后每天都要看这些脏东西。意味着我可能再也睡不着。意味着我这份工作、这个身份、这十年挣的东西，全都没了。”
“那你还要来？”
“要来。”
江砚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桌子上的那盒饭打开。
“先吃饭。”他说，“凉了就不好吃了。”
---
宋清是八月十号的上午来的。
她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纸箱。
箱子里是三十七份卷宗，全是她这些年压下来的疑案。
“我给你整理。”她说。
“你会整理？”
“我不会。”宋清说，“你教我。”
江砚看着她。
“你一个处长，来我这儿整理卷宗？”
“我辞职了。”
江砚的手停在半空。
“什么？”
“我递了辞呈。”宋清说，“上个月批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再签一份我自己都不敢看的起诉书。”
江砚看着她，看了很久。
“你疯了。”
“可能。”
---
八月二十四号，她把检察官徽章放在他手里。
那天下午，水厂院子里很热，蝉叫得厉害。
宋清把徽章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江砚面前的桌上。
“我不求你原谅。”她说，“我求你给我一个还债的位置。”
江砚看着那枚徽章。
“你收回去。”
“我不收。”
“宋清，我不需要你还债。”
“我知道。”宋清说，“可我需要。”
江砚把徽章推回去。
“第一次。”
宋清把徽章又推过来。
“第二次。”
江砚把徽章放到她手边。
“第三次。”
宋清拿起徽章，站起来，走到他身后。
她把徽章塞进他夹克的内袋。
“第四次。”她说，“这次我不推了。”
江砚转过身。
外面下雨了。
雨很大，从水厂的铁皮屋顶上砸下来，声音像有人在敲铁。
江砚站起来，抓住她的手腕。
“宋清。”
“嗯。”
“你想清楚了？”
“想了十年。”
他把她拉进雨里。
雨落在两个人身上，很凉。
她没躲。
---
案子结了以后，水厂那块牌子还挂着。
江砚每周去三次。
宋清每周来一次。
她来的时候，带两个饭盒，一份是米饭，一份是菜。吃完，她坐在桌子对面，帮他整理卷宗。
她整理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抄。
江砚有时候抬头看她。
她不抬头。
有一次，江砚问她：“你后悔吗？”
宋清把笔放下。
“后悔。”她说，“但我不会一直后悔。”
“为什么？”
“因为后悔不能当饭吃。”她说，“我得把剩下的日子用在正经事上。”
江砚笑了一下。
这是他第二次笑。
“那你就整理吧。”
---
十月底，有个女人来找江砚。
四十来岁，穿一件很旧的羽绒服，手里拿着一个U盘。
“我丈夫死了。”她说，“警察说是自杀。可他的手机里有一段视频，我看了，不像自杀。”
江砚接过U盘。
“有卷宗吗？”
“有。”女人说，“我复印了一份。”
江砚把U盘插进电脑。
视频开始播放。
画面很暗，是一个仓库。一个人站在中间，背对着镜头。
然后有人进来了。
两个人。
江砚按下暂停。
他把画面放大。
那个人的左手背上，有一道疤。
江砚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手机，给宋清发了一条短信。
“来一趟。”
“什么事？”
“有新案子。”
那边回得很快。
“多久？”
“现在。”
---
宋清到的时候，雨刚停。
她推开门，把伞靠在墙边。
江砚坐在桌前，屏幕上的画面停在那一帧。
“你看这个。”
宋清走过去，弯下腰。
她看了三秒。
“这道疤。”
“对。”
“郑培的？”
“他已经在里面了。”江砚说，“这道疤，是别人的。”
宋清直起身。
“那说明什么？”
“说明郑培不是一个人。”江砚说，“他上面还有人。”
窗外，水厂的铁门被风吹得响了一声。
江砚把U盘拔出来，放进口袋。
“坐。”他说，“这案子，我们从卷宗开始看。”
宋清在他对面坐下来。
她把饭盒放在桌上，打开。
“先吃饭。”
江砚看了她一眼。
“好。”
他拿起筷子。
外面的天黑了，水厂的院子里只有一盏灯亮着。
灯下是那块歪着的木牌，和两个吃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