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别听的磁带
第一次听见我妈的声音，是在一台熊猫牌录音机上。
那天下雨，旧货市场没什么人。市场在城北，挨着一条废铁道，摊位一个月三百块。铁轨早就不用了，缝里长草，有人把旧沙发拖上去晒。我收旧家电、旧书、旧手机、旧线缆，三轮车是二手的，链条骑一段掉一回，掉了就用脚背蹭回去。
这个市场我摆了六年。好的时候一天挣一百二，差的时候一天不开张。收来的东西分三类，能修的修，修不了的拆，拆不动的论斤卖。我没什么手艺，就会看铜的成色，听电机转不转。
我蹲在车斗边上啃一个凉透的肉夹馍，雨水顺着棚布滴在脖子里。对面摊子的老王在拆一台电风扇，塑料壳摆了半张桌子。卖旧书的老周坐在书堆后面看书，看到要紧的地方会用手指按住一行字。
来的老头六十来岁，穿一件洗白的夹克，怀里抱着台录音机，问四十块收不收。我翻了翻，七几年那种单卡的，塑料面板黄了，按键缺一个，磁头倒还干净，电源线缠着黑胶布。他左手无名指上有一道浅印，戒指戴了很多年，摘了。
我说三十。
他骂了一句，抱着机器走了。
走了十几步又回来，把机器往我车上一撂，伸着手不说话。我数了三张十块的。他捏着钱看了两秒，塞进兜里，转身走进雨里，肩膀一高一低。
收旧电器的规矩是先看铜和铁，塑料不值钱。一台录音机拆开，能卖的只有变压器里那点铜，称下来二两，八块。我给他三十，是看他站在雨里那个样子。他手上那道印子太深，戒指摘下来没多久，手指还没缓过来。
机器我先扔在车斗里，压在一台收音机下面。那天下午我只收了两样东西，一台电饭锅，一袋旧书。回程下大雨，我用塑料布盖住车斗，自己淋着。
晚上我把它搬回出租屋，才看见后盖夹层里塞着一盘磁带。屋在四楼，一室一厅，房东姓王，退休教师，一年涨五十块房租。他留下的这张桌子只有三条腿，垫着一本黄页电话簿，机器摆上去，比电话簿还宽一点。
我用袖子把灰擦掉，磁带掉出来。标签上用圆珠笔写了两个字：别听。
我这人有个毛病，越写别听越要听。
插上电，按下播放。先是一段空白，电流声，接着有人在喘，喘得很重。然后我听见我妈的声音。
她嗓门一直大。八几年她在纺织厂看织机，车间里不喊话听不见，回家说话也收不住。她在喊：这孩子我养不了，你自己想办法。
我坐在地板上没动。楼上那家在拖地，水从管子边上漏下来，一滴一滴砸在我后脖颈上。
三年前她走的。那天早上她还在阳台晒萝卜干，中午我接到医院电话，说人已经不行了。骨灰是我去领的，盒子比鞋盒还小，我一只手就能托住。领的时候工作人员让我签个字，我签完才发现名字写错了一个笔画，我没改。回来路上我抱着盒子坐公交，司机一个急刹车，盒子往前滑了半寸，我用手按住。
办丧事那天来了七个人，大多是厂里的老同事。李桂芳站在灵堂门口跟我说了一句，你妈后来不是去城西了么。我说我不知道。她看了我一眼，没往下说。那天人多，我也没追问。
我一直以为她下岗以后就在家待着，靠打零工和我爸那点钱过日子。她每月给我二百，说是厂里补的。
她最后几年过得很省。冰箱里常年三个咸菜罐，一个萝卜，一个雪里蕻，一个她自己腌的辣椒。她不吃剩菜，也不扔。每月十五号她去银行，取二百，再存五十。我问她存什么，她说给我留着娶媳妇。我说我不娶。她说那就留着买棺材。
她走那天阳台上的萝卜干晒到一半，我用塑料袋装了，放在柜子顶上，一直没动。
磁带里还在响。我爸的声音很低，混在电流里听不清。她接着说，送她姐那儿，等缓过来再接回来。停了两秒，又说一句，你别跟我犟。
声音断了。磁带到头，咔哒一声，自己跳了。
屋里静得能听见隔壁冲马桶。我又按了一遍播放，机器里只有沙沙的声音，跟外面的雨一样。第三遍还是沙沙。我把带子倒回去，快进，慢放，全是沙沙。机器外壳温了，贴在手背上像一块晒过的砖。
带子背面还有一行小字，还是她的笔迹，比正面更用力，划透了一点：
八七年三月，车站。
我小时候她常说一句话。我摔了跤，或者考试没考好，她就说，你是我从车站捡来的，捡的时候还包着一件军绿棉袄。我一直当玩笑听。她一说，我就跟她顶嘴，说那你把我送回去。她拿手打我后脑勺，不使劲。
我妈生我那年二十七。八七年三月，她在厂医院住了四个月。我见过那张出院小结，纸是黄的，边角粘着一块胶水印，上面写着产后大出血，输血两次。
如果那个三月她在车站，那她就不在医院。这两个地方隔着十七公里。
2 废品站寻踪
第二天我又去了市场，想找那个老头。
问了一圈，没人认得。老王说，这种老头一天来三四个，卖的东西来历都说不清。有个说他前天见过，在城南桥底下卖过铜线。我骑车去桥底下找，只有两个钓鱼的。
老周戴着老花镜，听我说完，抬头看了我一眼。他说那机器是城西废品站过的货，收机器的老陈经手。
我问老陈人呢。他说死了，两年前心梗，死在堆场里，第二天才有人发现。发现的时候手还搭在一台录音机上。
我问他废品站还在不在。他说在，围挡都立起来了，等着拆。他顿了顿，说那地方以前有个女的，收录音机收得凶，你妈要是在那边干过，说不定认得。
我又问了两个人，都说得出一点，都对不上。一个说那女的姓王，一个说她早走了。市场这地方，人来了又走，谁也不记谁。
那天雨停了，我骑车过去，路上在小卖部买水。老板娘说她也在纺织厂干过，八几年的事她记得，说那年厂里确实没钱，工资拖了三个月，过年才发一半。
我问她认不认得陈桂兰。她说认得，挡车工，脾气大，后来下岗就没见过了。
十七公里，链子掉了两回。路过纺织厂旧址，厂房拆了一半，剩下的墙上还贴着一块褪色的先进班组名单，字看不清了。
城西那片是老工业区，纺织厂、印染厂、机械厂挤在一起，现在只剩厂房和空。围挡上刷着"安全生产"，字被人用脚踹掉一半。
堆场口上坐着个瘸腿男人，姓吴，五十来岁，一条腿绑着护膝，腿边放着一台收音机，放评书。他收我二十块才让进，说三小时，超过三小时再给十块。
里面是山。废铁、旧报纸、拆下来的塑料壳、成捆的电线，一台压扁的洗衣机歪在门口，滚筒里还塞着一只童鞋。空气里有铁锈味，还有一点甜味，是烂水果。
我在东边那片翻了四个小时。手套磨破，指甲缝里全是黑泥。中间下过一阵雨，我躲在一堆旧门板底下，看着水从门板的纹路里往下走。
一个穿工装的老头过来问我找什么。我说找磁带。他说磁带早没人要了，去年装了两麻袋倒进坑里。我问他认不认得一个叫陈桂兰的。他直起身，说陈姐啊，三组的，扒录音机扒得凶，一天能拆二十台。
他说她有个毛病，拆机器之前先摇一摇，听里头有没有响。有响的不拆，拿回去。
我问他，她后来怎么不干了。他说干了九年，手抖得厉害，拆不动机器，就回家了。我问他回过堆场没有。他说回过，坐在水泥管上，一坐一下午，也不捡东西。
我问他，她跟你们说过这机器能听见东西吗。他笑了一声，说她说过，我们都当她有病。有一回她拿一台机器放给我们听，什么也没放出来，她还急，说可能是带子放潮了。
一箱磁带是在一堆旧课本底下压着的。硬纸箱，盖子烂了个角，里面三十来盘，标签都是同一个笔迹：日期，两个字的说明。八六年，秋。八七年，春。八八年，冬。旧课本里夹着几本小学生作业，字歪歪扭扭，其中一本封皮上写着"三年级二班"。
箱底有一张工牌，塑封过的，照片上的人四十岁上下，穿一件蓝罩衫，头发扎在脑后，嘴角有颗痣。
背面用圆珠笔写着：陈桂兰，回收三组。
我坐在地上，把那块工牌翻过来又翻过去，塑料边角硌手。照片是彩色的，颜色发黄，她眼睛看着别处，像被人叫了一声才回头。
她跟我说过，她在纺织厂干了二十年，从挡车工干到小组长。她没提过废品站。一个字都没有。
那颗痣我认得。我小时候用手指抠过，她说那是蚊子咬的，抠掉了就破相。我信了很多年。
我把箱子扣上，抱到车斗里。出门的时候瘸子问我找到什么好东西。我说几盘旧带子。他看了一眼，说这玩意儿没人要，你拿走吧，二十块不用退。
3 遗失的记忆
回去以后，我把带子一盘一盘摆在那张三腿桌上。
先放的是八六年秋天那盘。里面是个男人在骂儿子，骂了七分钟，中间夹着摔碗的声音。第二盘是个女人在数钱，一张一张，数到四十七张停住，又从头数。第三盘是婚礼，鞭炮、碰杯、有人喊新郎官喝一个。
我放到第五盘才反应过来，这些都不是录音。
录在带上的是这个人的一段记忆，是他自己不愿意再记得的那一段。带子放完，就空了。想再听第二遍，只有沙沙。
我拿收来的旧带子试了十几盘。有的能听见，有的什么也没有。能听见的，都是原主人亲手扔掉的东西。扔得越干脆，声音越清楚。有一盘是扔在垃圾站门口的，声音响得像在耳朵边上喊。
我记了一本账，哪天听的哪盘，听见了什么，卖给谁，收多少钱。账本是从市场捡的，封皮印着先进工作者，里头还剩十几页空白。
我先想到的是钱，不是别的。我三十九了，还在租房子，三轮车是二手的，我妈的丧事花了一万八，借的钱去年才还完。
刘胖子开饺子馆，就在市场外面，六张桌子，一天卖两百多盘。他找我，说合伙人老马撤了股，账上少了六万。他给我一盘磁带，是从老马抽屉里翻出来的，说是当年老马力劝他入股时录的。
我在他后厨放给他听。后厨油腻，抽油烟机响。放出来的不是那段录音，是老马坐在车里打电话，说那六万走的是备用金，他不知道，等年底再说。
刘胖子听完，坐在小板凳上一声不吭，脸上的肉抖了两下，把烟按在饺子碟里。第二天他拿着这句话去问，六万要回来四万八。他给我八百块，还塞了两袋速冻饺子，猪肉白菜的。
八百块我交了房租，剩下的买了一双雨鞋，三十五。
刘胖子后来请我吃过一顿饺子。他喝多了，说老马跟他一起干了八年，从摆摊到开店，八年没红过脸。他说他早就觉得账不对，就是不敢翻。他给我倒酒，手一直抖。
我没接话。那顿我吃了三十个饺子，撑得难受。
后来活就多起来。修车的老赵想找他丢了三年的狗，拿来半截项圈，我听了半个钟头，什么也听不见。他蹲在门口不说话，我最后没收他钱。他走的时候说，那狗是给他闺女养的，闺女上高中住校了。
有个女人拿来一只旧手机，问我能不能听出她男人有没有在外面有人。我听了。听见他跟朋友说，等孩子上完小学再说。她要给我五百，我收了三百。她走的时候问，听出来了没有。我说听出来了。她说，那就行。
还有一回是个中年男人，拿来一件小孩的棉袄，问我能不能听出他儿子最后说了什么。棉袄是小的，袖口磨破，领子上有一块洗不掉的药渍。我放了一晚上，听见的是孩子在医院走廊里喊爸爸，喊了三声，一声比一声低。
第二天他来取，问我听见了吗。我说听见了。他说，说什么。我说，喊你。
他坐在台阶上哭，手一直搓那件棉袄的袖口。他给我一千，我只收了二百。
那件棉袄他没拿走，说送给我。我洗了一遍，挂在阳台上晾了三天，收起来放在柜子里。
那阵子我一天能听三四盘。钱来得快，我就不挑了。有时候听完了坐那儿发呆，觉得脑子里挤，像屋里进来了一屋子人。
代价是慢慢显出来的。
先是那天早上我想不起前一晚跟谁吃的饭。桌上摞着两个碗，一个碗里有半勺辣酱。我以为是刘胖子，打电话问，他说他昨晚在店里盘货，没来过。
后来我忘了她的生日。以前是十月十二，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她生日和厂里发工资是同一天，她每年那天买半斤猪头肉。那年十月十二我照常出摊，晚上回去翻手机日历才发现日子过了。
再后来我忘了她叫我什么小名。她从来不叫我大名，一直叫一个两个字的小名，声音有点拖。我坐在桌前想了半个小时，想出来的三个都不对。
我开始在纸上记东西。记她的生日，记她烧茄子要放多少蒜，记她那件蓝罩衫的蓝色是什么样的。写完我把纸压在电话簿底下。过了几天再翻，字迹是我的，内容我不认得。
我开始数自己丢了什么。她走路是什么样子，我想不起来了。她生气前会先抿一下嘴，这个我记得，但记不清是先抿嘴还是先皱眉。她左手小指有一道疤，是切菜切的，我记得有疤，记不得哪只手。
她的声音我也记不准了。带子里那句我还能背，可背出来的时候，是我自己的声音在念。
我在手机上给自己发消息，一条一条发，发完不删。有一条写着：她烧茄子放三瓣蒜，别忘。
4 车站的秘密
我爸在城郊一个物流仓库看门。两间彩钢瓦房，一张钢丝床，一个电磁炉，墙上挂着本挂历。
挂历停在三月份。那是三年前的三月。
我推门进去，他先看我的鞋。我鞋上全是泥。他说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找你有事。
屋里有股烟味和药味。桌上放着半瓶降压药，瓶盖没拧。电视开着，声音很小，播的是天气预报。他把电风扇往我这边转了半圈，扇叶上全是灰。
他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收了几年了。我说六年。他说这活丢人。我说还行。
他起身给我煮了一碗挂面，卧了一个鸡蛋，盐放多了。我坐在床沿上吃，他坐在对面看我吃。面条断在锅里，他盛的时候用筷子挑，挑了半天。
他说，你妈以前也这么挑面。
我问他，我妈的东西呢。他说都卖了，卖给收破烂的，一百二十块。他说这话的时候在剥蒜，剥得很慢，蒜皮堆在报纸上，一瓣一瓣。
我问他见过一台录音机没有，熊猫牌的，单卡，电源线缠黑胶布。
他说没有。
我把带子塞进机器，按下播放。
她的声音一出来，他剥蒜的手停住了。听到"送她姐那儿"的时候，他把蒜放在桌上，站起来出去了。外面在下雨，他站在屋檐下抽烟，抽了两根，鞋尖对着墙。
回来他蹲在地上，一只手撑着床沿。
他说，那年厂里三个月没发工资，你妈怀你七个月还在上夜班。你生下来住了十八天院，欠了四百三十块。她姐在县城，男人在供销社，日子比我们好过。
他说，她抱着你去的车站。我没送。我不去。我怕我去了，就不让她走。
他说，第二天她自己回来了。棉袄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你在她怀里睡着，嘴角还有奶。
他说，她进门就说了一句，我不送了。
他又说，回来的路上她在车站外面买了个茶叶蛋，剥了壳，掰一半塞你嘴里，你没醒。另一半她自己站在路边吃了。
他说，那以后她再没提过她姐。她姐后来来过一次，站在门口没进，放下一袋米就走了。米袋子是白的，上头印着县城粮站的名字。
我问他，你恨她吗。
他说，恨什么。她回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日子还得往下过。
我问他，那年之后你们吵过吗。他说吵过，为钱吵，为你不写作业吵，没为这件事吵过。
我问他，你为什么把她的东西全卖了。
他说，看着难受。
我问他，卖的时候你没看一眼？
他说，看了。看了那件蓝罩衫，看了她的顶针，看了她攒的药盒。看完就装袋了。
我问他，有没有想过我听见了会怎么想。
他说，我不知道你还能听见。
我把带子退出来，装回塑料袋。他问，这带子你还留着吗。我说留着。他说，别听了。我说，已经听完了，第二遍就没有了。他没听懂，也没再问。
屋子里静了一会儿。电磁炉上的水开了，他起身关火，水壶的盖子抖。
他从一个纸箱里翻出几样东西给我：她的工作证，一本存折，里面剩四毛二，还有一枚顶针。
顶针是铜的，内壁磨得发亮。她做针线活的时候戴在小指上，不是食指。我小时候问过为什么，她说食指要捏针。
还有一张纸，是她写的，压在存折里。上面记着几笔账：八七年借李姐三十，八八年还清；八九年给小满买棉鞋十块；九三年学费一百二。最后一行写着"欠自己的，不算"。
我把那张纸对着灯看。她的字一向大，这一张写得小，挤在格子外面。最下头还有半行被水洇了，看不清，只能认出一个"别"字。
我拿着东西出门。走了几步回头，他还站在门口，手插在裤兜里，看着我，像在等我说点什么。我什么也没说。
我在门口站住，问他，她最后那几年，你去看过她吗。
他说，去过。她不见。她说她这样了，别让人看。
他说，我在楼下坐过两回，坐到天黑。她住六楼，窗户亮着，我知道她在里头。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上去。
他说，她说了别让人看。她那人说话算数。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没点，夹在手里。
5 盘旧带
废品站后面有一排平房，住着还没搬走的人。张秀英住在最东头，七十岁，头发梳得很整齐，门口摆着两盆葱。
我把工牌递过去。她看了很久，用袖子把塑封擦了擦。
她说，桂兰啊。她说她跟陈桂兰一起干了九年。
她给我倒了杯水，杯子是罐头瓶。她说你妈刚来那年，四十二，从纺织厂下岗出来，找了一圈工作没人要，最后到这儿捡废品，一天捡八十斤才算够本。
她说，头一个月她不说话，谁跟她说话她就点头。第二个月开始跟人换班，第三个月就能扛两袋水泥。
她说你妈在堆场有个外号，叫陈一遍。收来的机器她只拆一遍，拆之前先听一遍。有人说她傻，听一遍能多挣几个钱。她说听一遍心里有数。
她说你妈中午不吃饭，坐在水泥管上啃干馒头，喝水用的是一个玻璃罐。有人给她剩菜，她不要，说自己带的够。
她说你妈有个习惯，收工了不走，坐在堆场边上看天。我问过她看什么，她说看明天有没有雨，有雨就早点来，纸箱子淋湿了要掉秤。
她带我往堆场里头走，绕过一个水泥管，蹲下去，伸手进去摸，摸出一个纸箱。箱子用塑料布包了两层，绳子打了死结。
里面是二十七盘磁带，编号从一到二十七，字迹跟她一模一样，用红笔写的数字。还有一个铁皮饼干盒，锈得只剩一半图案。
盒子里是我小时候的东西：两颗乳牙，用卫生纸包着；一本疫苗本，封皮上贴着一张卡通贴纸；三张照片；一张她和我爸的合影，合影的右边剪掉了，我爸那半边只剩一只胳膊。
张秀英说，她在这儿干了九年，什么都收，就爱翻旧录音机、旧磁带。她说人扔东西的时候最不设防。
我说，她跟你讲过为什么。
她说，她讲过一次。她说她头一年在堆场捡到一台录音机，回家放，听见她妈的声音。她妈走了六年，走的时候她在上班，没赶上。她说她听见的那一段，是她妈在灶台前念叨她，说她瘦了。
张秀英说，从那以后她就专收录音机。她说这机器能留东西。我们那时候都当她说胡话。她说话怪，干活实。
我问她，那些带子是她自己录的。
她说，是她自己录的。堆场里空白带多得是，她捡回来，回家一盘一盘录。她不会用别的，就会按那个红键。
她说，录了三年，二十七盘。她说她怕忘。
我问她，她录的时候说过什么。她说，她说过一句，人这辈子能记住的东西太少。
我问她，走之前她说过什么。
她说，她说箱子里的东西别烧，留着，会有人来拿。
我问她，那台录音机呢。她说，机器是桂兰留下的，走之前塞了一盘带子进去，拿胶布把后盖粘住了。她说她粘的时候讲过一句，谁捡着都别听。
我又问，她怎么知道会有人来。
张秀英说，她没说。她就说会有人来。
我问她，你知道她后来病了吗。
她说，知道。她走的前一年还来堆场，坐在那儿扒电线，手一直在抖。她说她夜里睡不着，怕忘事。我以为是老糊涂。
我问她，她最后是怎么走的。
她说，在医院，肝上的病。住了十一天，签字的是她男人。她去看过一回，桂兰已经糊涂了，认不得人，就认得那台录音机。她把机器放在枕头边上，天天按，按了也没声音。
张秀英说，桂兰跟她讲过一句话，东西不能离开原来的地方。放回去，才算还。
二十七盘带子，我一盘一盘对着编号看。看到第九盘的时候，手停了一下。
6 留声归位
五月的天，堆场里有一股铁锈和烂纸的味道。我把箱子扣上，抱起来。
第九盘的天还没亮。
先是广播，一个女人在念车次，念得很慢，念到一半被什么声音盖住。然后是暖气片，滴水。有人在拖地，拖把撞在椅子腿上。
带子里不是她在讲这件事。是我在那段记忆里。我能看见她棉袄的领子，能闻见候车室那股煤灰味。
她抱着我。我在哭。她拍我，一下一下，节奏很乱。她说，不哭，不哭，妈在。
一个女声插进来，说妹子，孩子是不是发烧了。她说，烧了一夜了。那女的说，车站医务室在西边，你快去。
她没有去。她把我抱得更紧。
她身上有一件军绿棉袄，领子磨破了，棉花从破口里钻出来。她把水含在嘴里，含了一会儿，吐进奶瓶，再把奶嘴塞我嘴里。奶瓶是玻璃的，瓶身上印着一只黄鸭子。
我在她怀里睡着了。醒过一回，看见天花板上有一盏灯，灯泡上落着灰，一只蛾子绕着转。
广播又念了一遍车次。她的手伸进兜里，摸出一张票，捏着，捏了很久。票是硬的，边角能划手。她低头看了一眼，又抬头看了看门口。
天快亮的时候，她把票撕了，扔进脚边的痰盂。
她说了一句，回家。
带子里还有一段尾巴。说完这句，她抱着我站起来，走两步又停住，回头看那个痰盂，看了几秒，转身往门口走。
门口有风，她把棉袄往我脸上掩了一下。鞋底蹭在地上，一步一声。外面有扫地的声音，一下，一下，很慢。
我坐在那张三腿桌前，带子已经空了，只有沙沙。
我把带子倒回去，按播放，还是沙沙。我按了五次，五次都是沙沙。我知道没有第二遍了，还是按。
我想不起她做的什么菜。以前我记得，是烧茄子，放三瓣蒜。现在"茄子"这两个字还在，味道没了。
我翻相册，找她穿蓝罩衫的照片。照片在，颜色是灰的。我知道那件衣服是蓝的，可我看不出蓝。我盯着照片看了十分钟，眼睛发酸，还是看不出蓝。
我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字：听一次，少一段。是别人的，也是自己的。
我把那张纸对折，塞进钱包。钱包里还有她的身份证复印件，是办丧事剩下的。照片上她没笑，眼睛看着镜头外面。
那天下午我去了趟菜市场，站在卖鱼的那个摊子前面。摊子换了人，卖鱼的成了个年轻小伙。我站了十分钟，什么也没想起来。桃酥是哪家的，我也想不起来了。
写完我把笔放下。二十七盘，我听过十九盘。
第二十七盘我没有放。我把带子捏在手里，能感觉到塑料壳的温度。标签上写着一个红笔的二十七，字歪了一点，像写的时候手在抖。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她在车站，抱着一个空的棉被，一直往前走，走到门口又转回来。我在后面喊她，她听不见。
第二天早上我数了一遍还记得的事。她烧茄子放三瓣蒜，记得。她骂人爱说那句话，记得。她的生日忘了，她的小名忘了，那件蓝罩衫的蓝忘了。
我拿纸把这些记得的写下来，写完贴在冰箱上，用一块磁铁压着。磁铁是她在菜市场捡的，上头印着一家兽药店的电话。
第三天我去了她住过的那栋楼。六楼，门锁换了。我在楼道里站着，听见里头有电视声。下楼的时候，楼道口的墙上有一行铅笔字，写着陈桂兰 602，字很小，是她自己的笔迹。
第二天我叫了辆车，把箱子和录音机搬回废品站。
张秀英站在平房门口，问我要不要烧。
我说不烧。
她从平房柜子里翻出那个铁皮饼干盒，递给我，说你妈交代过，这个给你。
我打开看了看，两颗乳牙，一本疫苗本，三张照片。我拿了疫苗本和一张照片。那张合影我留下了，放在箱子上，跟我爸那半边一起。
我把箱子塞回水泥管，塑料布重新包上，绳子打了个活结。录音机放在箱子上面，电源线还缠着黑胶布。
第九盘我留下了，那盘已经空了。空白带能录。
我把机器搬出来，找了个背人的地方，插座接在堆场办公室的墙上。老板的电线很旧，插头松，我用手按着。
我按下录音键。
机器上的计数器跳了两格，红灯亮着。我先说了一句，妈，我是小满。说完觉得别扭，就没再说。
我讲的是七岁那年菜市场的事，讲得很慢。讲到一半我停了，因为我想不起来那天她穿的什么衣服。
我没有八七年的记忆。我记的是七岁那年。
那年她带我去菜市场，我在卖鱼的摊子前走丢了。广播室的人把我领到办公室，给我一块桃酥，桃酥碎了，我用手接着吃，掉在地上的也捡起来了。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她推门进来，头发散了，裤子上有泥，鞋掉了一只。
她没骂我。她把手伸过来，让我摸。手心是凉的，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她说，走，回家吃饭。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把录音机抱起来，翻过后盖看了看夹层。夹层空着，只有一层灰。
我把机器放回纸箱上，塑料布压好，绳子系了个活结。走出堆场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水泥管，它黑着口，看不出里头有东西。
走出堆场的时候，瘸子问我找到没有。
我说找到了。
他伸手，我给他二十块。他把钱塞进裤兜，重新坐回那张破椅子上，收音机里的评书还在说。
围挡外面在拆，钩机一下一下地砸，声音隔着一层铁皮，闷闷的。灰飘到堆场里，落在那些旧门板上。
我骑上车往回走。链子又掉了。
链子掉了两回，我修了两回。第二回天已经黑了，路边有人收摊，塑料布哗啦哗啦地响。
回到家，我把那盘空带子放在桌上。桌腿底下还压着那本黄页电话簿，纸边卷起来。冰箱上那张纸还贴着，磁铁压得很正。
我没再按播放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