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走的那天,外面下着雪。
她手里攥着的,是一张皱皱巴巴的存折,里面是她扫了二十年地、洗了二十年碗攒下来的十六万。
她说,儿子,你拿着,买房用。
我还没来得及去银行,钱就没了。
是我老婆陈雪梅转走的,说是给她弟弟开餐馆当启动资金。
我去要,她甩手一巴掌:你妈的钱不就是我的钱?
我妈知道后,住院,没撑过那年冬天。
出殡那天,岳母坐在灵堂里,当着我妈的遗像,开口就是:
“李建国,你妈死了也算解脱,拖着你们两口子多少年了。”
我当时没说话。
只是把离婚协议放在香炉前,点了火。
然后把另一份,递给了陈雪梅。
她笑得很大声:你拿什么跟我离?净身出户还是净身出户?
三年后,她弟弟的店烂账压身,法院传票落到了她手上。
我坐在原告席上,把那十六万的每一笔转账记录,一张一张,摆上桌。
1
我妈叫刘秀英。
她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就是能吃苦。
我爸走得早,我上初中那年,心脏病,说没就没了。
后来就剩我们娘俩,住在县城边上一间平房里,冬天漏风,夏天漏雨。
她去菜场扫过地,去学校食堂洗过碗,去工厂里做过包装,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肯伸手问人借钱。
她说,咱家穷,但不能让人瞧不起。
我大学毕业,留在省城,租了间隔断房,月薪三千八。
认识陈雪梅,是朋友介绍的,她当时在一家商场做导购。
长得好看,说话也甜,第一次见面就说我眼神好、有责任感。
我当时心里美得不行。
我妈来城里见过她一次,回去以后跟我说:
“建国,这姑娘眼睛里有算盘,你留点心。”
我说妈你多心了,人家对我挺好的。
我妈叹了口气,没再多说。
后来我们结婚,婚礼很简单,在县城办的,我妈出了三万,陈家出了两万,说好婚后各自还各自的,不混。
婚后头半年还行,陈雪梅会做饭,偶尔也体贴,我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变化是从她弟弟陈小康开始的。
陈小康那时候刚从职高出来,不想打工,说要创业。
岳母打来电话,说小康想开个餐馆,问我们能不能借点钱。
我当时手头就一万两千块,直接说了:我这没多少,要不我们商量商量。
陈雪梅当天晚上就变了脸。
“你是不是不把我弟当自己人?”
“我又没说不帮,就说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商量,你妈不是攒了钱吗?”
我心里一沉。
我妈那笔钱,她怎么知道?
我没跟她提过,就提过一次,说我妈想给我们攒点买房的首付,结果她记在心里了。
“那是我妈的钱,她要给我买房用的,不是——”
“买房?你现在买得起房吗?先把小康的事解决了,以后有钱再买。”
我还想说什么,她直接去卧室关门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早就跟我妈联系上了。
打着探望的名义,去了趟县城,跟我妈说小康的餐馆是给我们两口子将来备着的,说以后赚了钱都归我们,让我妈先垫上。
我妈那人,心软,又怕我为难。
就把存折递过去了。
十六万,一分没留。
我知道这件事,是在钱已经转走之后。
我打电话给陈雪梅,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她声音很平静:
“你妈同意的,你有什么资格管?”
“那是她攒了二十年的钱——”
“攒来不就是用的吗?放着烂啊?”
我手抖了。
真的抖了。
不是因为钱,是因为她说这话的语气,像在处理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陈雪梅,你把钱还回来。”
“还?小康已经签合同了,装修款都付了,你让我上哪还?”
“那就让陈小康还,他欠的债——”
“他是我弟弟!”她声音陡然拔高,“你算什么东西,敢让我弟还钱?”
电话挂了。
我站在出租屋里,窗外是傍晚的车声,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天晚上我给我妈打电话,她接起来,第一句话是:
“建国,妈对不起你。”
她哭了。
我妈这辈子哭得不多,我爸走的时候也没在我面前掉眼泪。
那天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她知道自己被骗了,说陈雪梅骗她说是给我们两口子用的,说她悔啊,悔自己糊涂。
我说:妈,不怪你,是我没保护好你。
她说:那钱,你一定要要回来。是你爸走之前,我答应过他的,要给你留条退路。
我说:好,我要回来。
但我不知道的是,我妈说完这句话,没多久,就住院了。
医生说是高血压急性发作,心脑血管都有问题。
她住院的第二个月,陈雪梅去看过她一次。
我后来问护士,护士说那个年轻女的来了没一会儿,说了几句话,老太太就开始血压飙升,护士让她出去。
我问我妈,那天她说什么了。
我妈闭着眼睛,半天才开口:
“她说,钱的事你别管了,小康的店开起来,以后孝敬我。”
我握住我妈的手,没说话。
孝敬。
这个词从陈雪梅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比骂人还难听。
那年冬天特别冷,供暖不够,医院走廊里总是凉飕飕的。
我妈住在六楼,窗户缝漏风,我用胶带给她贴上,她说别浪费,胶带还能用。
十二月二十三号,早上六点四十分,护士打来电话。
我赶到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手边放着那张存折,是空的,但她留着,没扔。
2
我妈的后事,我一个人办的。
陈雪梅说她在店里忙,来不了。
岳母倒是来了,带着陈小康,坐在灵堂里,眼神扫着屋子里的东西,像是在估价。
我妈的遗像是我从旧相册里翻出来的,放大洗印,放在正中间。
照片里她五十多岁,笑着,头发有点花白,眼角有皱纹,但眼睛亮。
岳母坐了没多久,开口了:
“建国,你妈这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
我没回答。
“租的吧?那你妈走了,这里的东西怎么处理?”
我还是没说话。
陈小康在旁边插嘴:
“姐夫,我妈的意思是,你妈没留什么值钱的东西吧?以后你们两口子还得靠我们家,你姐工资不低的。”
我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他二十二三岁,白净,说话带着一股子理所当然的劲儿。
我说:
“小康,你先出去。”
他愣了一下,看向岳母。
岳母冷哼一声:
“建国,你这态度什么意思?我们大老远来给你妈送终,你——”
就在这时,门开了。
陈雪梅进来了,风尘仆仆,外套都没换,手里还拎着一个袋子,不知道装的什么。
她扫了一眼遗像,扫了一眼灵堂,然后走到我妈遗像前,把手里的袋子往边上一搁。
我以为她要上香。
她没有。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
“建国,我跟你说件事,小康的店现在资金周转有点问题,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我看着她。
就这么看着她。
她顿了一下,继续说:
“又不是不还你,就是借一段时间——”
“陈雪梅。”
我开口了,声音比我想象的还要平。
“你现在站在哪里。”
她皱眉:
“什么意思?”
“我妈的灵堂。你在我妈灵堂里,跟我借钱。”
她沉默了一秒,然后扬起下巴:
“这有什么关系,人都死了——”
岳母比她快,抢先开口,声音又尖又响:
“李建国,你妈这辈子就没享过什么福,死了也是解脱。你还在这哭什么穷,有本事你自己挣去啊!”
整个灵堂静了。
我脑子里有一瞬间的空白。
然后我看见岳母伸出手,把我妈的骨灰盒,从桌上推了下去。
骨灰盒落地,盖子裂开了,白色的骨灰洒在地板上。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跪下去的。
就是跪下去了,把骨灰一点一点地收回去,手在抖,眼睛里什么都是模糊的。
灵堂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来帮我。
我把骨灰盒重新合上,放回桌子,对着遗像磕了三个头。
然后我站起来,走到我妈遗像前的香炉旁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
里面是两份离婚协议书。
一份,我放进香炉里,点了火。
纸烧起来,橘色的火舔着白纸,很快就成了灰。
另一份,我走到陈雪梅面前,放在她手上。
她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抬起头,笑了。
真的在笑,嘴角往上扯,笑得很轻松:
“李建国,你拿什么跟我离?”
她把协议书折了折,夹在腋下:
“净身出户,还是净身出户?”
岳母在旁边哈哈笑了:
“就他这样的,离了婚能干什么,别到时候没饭吃来求我们家雪梅。”
陈小康也笑,一家三口笑声都很响。
我站在原地,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我只是抬起头,看了最后一眼我妈的遗像。
她在照片里笑着,眼角有皱纹,眼睛亮。
我在心里说:妈,等我。
3
离婚手续是在我妈下葬后第十三天办的。
陈雪梅来的时候,化了妆,穿了件新买的呢子大衣,一副打了胜仗的样子。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翻了翻材料,抬头看了我们俩一眼,没多说什么。
陈雪梅在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速度很快,行云流水,像早就练过了一样。
轮到我签,她在旁边说:
“建国,你想清楚了,签了就没有后悔药。”
我拿着笔,没有抬头,把名字写完整。
“李建国,你现在穷得叮当响,出了这个门,你靠什么生活?”
我把笔放回桌上。
“这不用你操心。”
她哼了一声,接过自己那份协议书,转身就走,高跟鞋敲在地砖上,声音很脆。
我拿着另一份,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外面天很冷,风吹过来,把脸割得生疼。
我想着,接下来怎么办。
那十六万的事,我没忘,一天都没忘过。
但我那时候没有任何把握,因为钱是我妈自愿转过去的,白纸黑字,银行记录清楚,法律上很难认定为诈骗。
我去找过一个学法律的朋友,叫周明,大学同学,当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助理。
他把情况听完,皱着眉:
“建国,这事挺难办的。你妈是自愿转款,受害人现在已经不在了,取证很困难。”
“但陈雪梅骗了我妈,说钱是给我们两口子用的——”
“骗了,但怎么证明?你妈的证词没了,就靠你一个人说,对方直接说是你妈主动给的,法院很难判。”
我沉默了很久。
“那就没办法了?”
周明说:
“不是没办法,是现在时机不对。你要等,等他们自己出问题。”
“陈小康那个餐馆,是他欠债开的,还是我妈的钱开的?”
“我妈的钱是本金,他自己又借了一些,说是在外面借的,具体多少我不清楚。”
周明点了点头:
“那就等,餐馆这种东西,十家里有九家撑不过三年。你先把证据攒着,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能留的都留着。”
“你是说,拖着?”
“不是拖,是等他们自己挖坑跳进去。”
我把周明的话记下来。
离婚之后,我搬出了原来的出租屋,重新租了一间更小的单间,月租七百八,在老旧小区的四楼,楼道里常年有股霉味。
那段时间我一边上班一边整理材料。
我妈跟陈雪梅的通话记录,我找电信营业厅申请了通话详单,发现那段时间通话频繁,有几次时间很长。
我妈住院期间,陈雪梅只去过两次,护士站的出入记录我都要来了,复印了放着。
那十六万的转账,银行流水我也打印了,一笔一笔,从我妈的账户转到陈雪梅名下,然后再从陈雪梅转给陈小康。
链条是清楚的,就是法律上定性的问题。
周明帮我梳理了几次,说如果陈小康的店后来出了财务问题,这笔钱的性质就可能从“亲属借款”变成“涉债资产”,到时候就有切入点了。
我问他:要多久?
他说:说不准,半年,一年,三年,看他们自己造化。
我说:我等得起。
那段时间,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
是我妈那套平房,她住了二十年,租的,她走了之后,房东来收房,说里面有些东西要清理。
我回去收拾,在床底下找到一个铁皮盒子,锈了,打开来是一叠旧照片,还有一个小本子。
本子上是我妈的字,歪歪扭扭,记的是每年存钱的金额,从我爸去世那年开始,一年一行。
最后一行写的是:二十一年,共十六万三千二百元,给建国买房用。
我蹲在地上,把那个本子看了很久。
旁边还压着一张纸,是她手写的,写着:
“建国,妈不聪明,让你受苦了。你以后要好好的,妈在那边等你消息。”
我把本子和那张纸收起来,一起带走了。
后来跟周明见面,把那个本子给他看,他看完,沉默了一会儿,说:
“建国,这官司你打得赢。”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因为你妈攒这笔钱的目的写得清楚,是给你买房,不是借给任何人,不是赠与任何人。陈雪梅用婚姻关系为幌子,诱使你母亲转款,这里面的法律关系可以重新认定。”
我问:那现在能起诉了吗?
他说:
“还不够,再等等,等小康那边出动静。”
4
陈小康的餐馆撑了一年零八个月。
我是从一个共同朋友那里知道的,说那家店已经停业了,门口贴着封条,是房东因为欠租贴上去的。
我当时正在公司加班,接到这个消息,放下电话,坐了一会儿。
心里不是高兴,是一种很久之前就预料到的平静。
然后我给周明发了条消息:可以动了吗?
他回:再等,要等他们的债务清单出来,越清楚越好。
我又等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陈小康开始跑债主,他欠了供货商的货款,欠了装修公司的尾款,欠了两个私人借款人,合计有四十多万的缺口。
其中有个供货商,是个性子急的中年男人,直接找到了陈家,在门口堵着要钱,把陈雪梅也堵进去了。
陈雪梅后来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家里出了点事,让大家不要乱传谣言,然后把我拉黑了。
我是通过另一个号看到的。
我一直留着她这个备用账号的联系方式,就是为了随时知道那边的动态。
债务清单陆续出来之后,周明帮我梳理了一遍,发现有一笔供货商的欠款,直接走的陈雪梅的个人账户,不是公司账户,这意味着陈雪梅本人对这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这就是切入点。
我们在供货商起诉陈小康之前,先行提交了民事诉讼申请,诉求是:追回当年那十六万,主张陈雪梅以欺骗手段诱导我母亲转款,属于不当得利,要求返还本金及利息。
周明帮我准备的材料:
银行转账流水,从我母亲账户到陈雪梅账户,再到陈小康账户,三笔,链条清晰。
我母亲住院期间的病历,显示发病与情绪激动直接相关。
护士站出入记录,陈雪梅两次探视的时间节点。
通话详单,我母亲与陈雪梅的通话记录,密集集中在转账前半个月。
我母亲手写的那个小本子,原件。
以及我母亲手写的那张纸,原件。
周明看着这些材料,说:
“建国,你留的东西比我想的全。”
我说:
“我妈嘱咐过我,要要回来。”
开庭通知发出去的那天,陈雪梅打来电话了。
三年没联系,号码我认识,接起来,那头先是沉默了两秒,然后她开口:
“李建国,你想干什么?”
“还钱。”
“那是你妈自己给的——”
“那你把你妈怎么跟我妈说的,也一起跟法官说说。”
她停了一下:
“你有什么证据?”
“你等着看。”
电话挂了。
她又打来一次,这次语气换了,软下来:
“建国,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坐下来谈嘛,闹上法庭对谁都不好看——”
“陈雪梅。”
“嗯?”
“你在我妈灵堂里说的话,你还记得吗?”
她没有说话。
“你妈把骨灰盒摔在地上,你说那时候人都死了有什么关系。”
“那是我妈说的,不是我——”
“你当时没拦。”
电话里又是沉默。
我说:
“开庭的时候见。”
5
法院第一次开庭,是在一个周二的上午。
我提前二十分钟到的,穿了件深蓝色的外套,把材料整理成三叠,用夹子夹好,放在文件袋里。
周明在门口等我,递给我一杯热水:
“别紧张,你材料扎实,说实话就行。”
“不紧张。”
我是真的不紧张。
说起来奇怪,从我妈走的那天起,我就没有再紧张过了。
好像什么都已经失去过一次,剩下的反而无所畏惧。
陈雪梅来了,穿着一件黑色的西装,头发束起来,旁边跟着一个律师,四十多岁,戴眼镜,表情沉稳。
她走进来,扫了我一眼,转过头去,不看我。
岳母没来,陈小康来了,坐在旁听席上,表情有些阴沉。
开庭之后,法官例行核对信息,然后让原告陈述。
周明站起来,把诉求逐条说明,重点落在两件事上:
第一,转款行为发生在欺骗性语境下,转款目的被篡改,受害人本意是给儿子买房,非赠与非借贷。
第二,受益方陈雪梅将款项直接转给第三方陈小康,用于商业经营,款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属于个人获益行为。
陈雪梅那边的律师站起来反驳:
“原告所称的欺骗,仅凭被告与原告母亲的通话记录和手写材料,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转款行为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属于家庭内部财产流转,不能以不当得利认定。”
法官问我方:
“关于手写材料,是否有其他旁证证明当时的意思表示?”
周明说:
“有,我方申请提交一份补充证据。”
他从文件袋里取出一个信封,递给书记员。
那是我妈住院时病房里的监控截图,是我们事后申请调取的,时间节点显示在陈雪梅第二次探视后,我妈血压急剧上升,病历记录在案。
加上护士证词——那位护士已经出具了书面证明,说明当时陈雪梅进入病房后,我母亲出现了明显的情绪激动反应,护士随即要求探视者离开。
陈雪梅那边的律师沉默了一下,说需要时间核实材料真实性。
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再议。
出来的时候,陈小康在门口堵住了我:
“李建国,你有完没完,我姐那时候也是为了家里,你至于这样吗?”
我看了他一眼:
“你代替你姐来问我?”
“我们家出了多少事,你知道吗?店没了,债还没还清,你还来补刀——”
“陈小康,”我打断他,“店没了,是你自己经营不善。债没还,是你自己借多了。这跟我没关系。”
“可那是你妈自愿给的——”
“不是。”
我声音很平。
“那是我妈被骗了才给的。这件事我知道,法官会知道,你心里也清楚。”
他愣在原地。
我绕过他,走向停车场。
周明追上来,在我旁边说:
“第二次开庭,他们可能会换策略,说是借款,不是不当得利,这样在法律定性上对他们更有利,还款周期可以拖延。”
“那怎么办?”
“我们有转账记录,有你妈的手写本,可以证明这笔钱的性质。对方说借款,就要拿出借款合同或者借条,他们没有。”
“他们会不会伪造?”
周明看了我一眼:
“伪造证据是刑事责任,他们没那个胆子。”
我点了点头。
走出法院大楼,外面阳光很好,刺得眼睛有点酸。
我站在台阶上,抬头看了一会儿天。
妈,第一步走完了。
6
第二次开庭在三周后。
这次陈雪梅那边果然换了策略,律师提交了一份新的说明材料,把这笔款项定性为借款,说我母亲是自愿出借,出于家庭情谊,无需签订借条。
周明早就预判到了,准备充分。
他当庭提出:
“借款需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请问被告能否出示任何形式的借款凭证,包括口头约定的录音或书面记录?”
对方律师说:
“家庭内部借款通常不签书面合同,这符合生活常识。”
“如果是借款,请问还款期限是什么时候?还款方式是什么?利息如何约定?”
对方沉默了一下:
“这属于双方自行约定,原告母亲在世时并未主张还款——”
周明:
“原告母亲在住院期间,明确表达了要追回这笔钱的意愿,这有医护人员的证词以及原告本人的陈述为证。此外,原告母亲手写的记录本,明确注明了这笔钱的用途是给儿子买房,从未有任何赠予或出借的说明。如果对方坚持认定为借款,那么还款义务早已产生,请问被告为何至今未有任何还款行为或还款意向?”
陈雪梅坐在被告席上,表情有些难看。
法官问她:
“被告对以上问题有何回应?”
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律师,律师附耳说了几句,然后她开口:
“我们承认款项确实到账了,但这是我前婆婆出于家庭情谊的主动行为,与欺骗无关。”
“请问被告,你前婆婆在转款之前,你与她进行了多少次通话?”
律师说:
“通话次数不能证明任何欺骗行为。”
“通话频率密集,集中在转款前两周,每次通话时长都在二十分钟以上,这是通话详单显示的情况。同一时期,被告从未与原告商量过这笔款项的使用,直到转账完成后才告知原告,这符合欺骗性获取的行为模式。”
法庭上安静了一会儿。
法官翻着材料,没有立刻开口。
陈雪梅突然说:
“李建国,你非要这样吗?”
她直接对着我说,不走程序,声音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裂缝。
法官抬头,说:
“被告请通过律师发言。”
陈雪梅闭上嘴,眼眶有点红。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
旁听席上的陈小康把头低下去了。
这次开庭结束前,法官说材料基本齐全,会在规定时间内出具判决。
周明出来跟我说:
“我们赢面很大,就是判决金额可能会有出入,十六万的本金大概率能追回,利息要看法官裁量。”
“本金能追回来就行。”
我说的是实话。
钱是其次,我要的是那个结果,是能在我妈遗像前说一声:我做到了。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外面走了很久,走过一条老街,街边有卖糖炒栗子的,热气腾腾,香味很重。
我妈喜欢吃栗子,每年冬天都要买一包,坐在炉子边剥着吃,说这是她一年里最享受的事情。
我在摊子前站了一会儿,买了一包,装在口袋里,一路带着,没有吃。
7
判决书是在开庭后第十八天送达的。
那天是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我在公司,前台说有法院的快递,我下楼签收,拆开来看。
判决结果:
陈雪梅返还原告款项十六万整,自转款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合计一十八万四千余元。
驳回被告关于借款性质的主张。
我把判决书叠好,放进内袋。
然后回到工位,继续把下午剩下的两个报告做完,到了下班时间,收拾东西,出门。
周明傍晚发来消息:看到判决了,结果不错,建国,你赢了。
我回了两个字:谢谢。
他又说:你妈泉下有知,应该放心了。
我看着这句话,手机屏幕亮了很久,然后自动锁屏,变黑了。
是放心了吧。
我这么想着,骑上电动车,往住的那个方向走。
路上风很大,吹得眼睛有点涩。
8
判决出来之后,陈雪梅这边并没有立刻履行。
拖了十五天,周明说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了,我说好。
强制执行申请提交上去之后,法院冻结了陈雪梅名下的银行账户,查到余额不足,同时对陈小康名下的餐饮公司进行资产核查,发现公司已经注销,但当时对外仍有多笔债务未结清,包括我们这笔。
消息一出,之前被陈小康拖欠的供货商们也开始陆续申请追讨,法院那边一下子多了好几个关联案件,全部压在陈雪梅身上。
岳母坐不住了,亲自来找我。
我是在小区门口遇见她的,她站在那儿等着,看见我来,迎上来两步:
“建国,有话好说,你放她一马,以后——”
“放一马?”
我在原地停下来,看着她。
她比三年前老了很多,脸上皱纹更深,眼神也不像从前那么强势了,有一种被现实压过的疲态。
“你当初在我妈灵堂里说的话,还记得吗?”
她愣了一下。
“你说我妈死了是解脱,然后你把骨灰盒推下去了。”
岳母的脸色变了。
“那是我一时——”
“不是一时。”我打断她,“那是你们家一贯的做法。欺软怕硬,占了便宜还不认账,以为世上只有你们家的事情重要,别人家的老人死活不在你们眼里。”
她嘴皮子动了动,没说出来。
“阿姨,我没办法放一马。不是因为那十八万,是因为我妈那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她扫地、洗碗、做包装,攒下来给我的钱,被你们家用了,然后你们在她灵堂里笑她死得活该。”
“这个帐,我必须算清楚。”
岳母站在原地,不说话了。
她站了很久,最后转身走了,背影有些佝偻。
我看着她走远,转身上楼。
9
强制执行推进了两个月,陈雪梅账户里的钱陆续到位,十八万四千余元,分三次划拨,全部到账。
周明把转账记录整理好发给我,说:结案了,建国。
我看着手机里的数字,想起我妈那个铁皮盒子里的小本子,想起她一行一行写下来的数字,想起最后那一行:二十一年,共十六万三千二百元,给建国买房用。
买房。
她到死都没能看到我买房。
我用追回来的这笔钱,加上这几年自己攒的,凑够了首付,在城北买了一套小两居,不大,七十二平,二楼,采光不好,但安静。
签合同那天,我一个人去的。
中介问:是给自己住还是给家里人?
我说:给自己住。
他笑着说:一个人住这么大?
我说:不大,够了。
拿到钥匙那天,我先去了趟郊外的公墓。
我妈葬在那里,墓碑是我选的,素净的白色大理石,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刘秀英,以及她生卒的年份。
我蹲在她墓前,把钥匙放在上面,说:
“妈,买到了,小区挺安静,你会喜欢的。”
风吹过来,把墓碑上的一片枯叶吹走了。
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回应,但我就是觉得,她听到了。
周明知道我买了房,特地找我吃了顿饭,说:
“建国,你这三年,真的不容易。”
我喝了口汤,说:
“也没什么,就是等。”
“等到了就好。”
“对,等到了就好。”
我们没聊太多,吃完饭各自散了,各有各的事情要忙。
10
陈雪梅后来的事,我是通过共同朋友零散听说的。
她跟陈小康后来一起承担了多笔债务,光是供货商那边就有将近二十万的缺口,加上她自己的法院记录,在银行那边已经进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工作也换了几次,据说不太顺,之前的朋友圈风格从晒吃晒玩变成了卖保险。
我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真的没有。
那些事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倒是有一件事,让我记了很久。
买了房子装修之后,我找人打了一个小柜子,放在客厅的角落里,把我妈那个铁皮盒子,连同小本子和那张手写的纸,一起放进去。
旁边放了一张她的照片,是老相册里翻出来的那张,五十多岁,笑着,眼角有皱纹,眼睛亮。
有时候工作压力大,我就坐在那个柜子前,对着照片待一会儿。
也不说什么,就待着。
我妈这辈子不容易,但她把我带大了,把能给我的都给了我。
这就够了。
有一次周明来我家吃饭,看到那个小柜子,问:
“这是?”
“我妈的东西。”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她教了你一件事。”
我问:什么事?
“熬得住。”
我想了想,说:
“不是熬。”
“是等。”
“等自己站稳,然后再说别的。”
周明点了点头,举起酒杯:
“那就等到了。”
“等到了。”
我们碰了一杯。
外面天已经黑了,楼下偶尔有车声,不吵,就是那种普通城市普通夜晚该有的声音。
我妈那笔二十一年的钱,到底回来了。
那十五张转账记录,我一张一张摆上去的那一刻,不是复仇,是交代。
是对我妈的交代。
是对她那二十一年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