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碑下无灰
清明这天雨小,落在伞面上像有人数米粒。
顾迟在第三排停下。他收了伞,靠在旁边的柏树上,伞尖朝下,水顺着伞骨一根一根流进泥里。
碑是青石的。字描过红漆,边角泛白。“苏晚之墓”四个字,下面一行小字:一九九四——二〇二三。
他从背包侧袋摸出一包烟,抽一根,没点,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我回来了。”他说。
风把雨吹斜。烟卷湿了一截,软下去,弯在他指间。
他蹲下来,膝盖压进湿泥。蹲了大概十分钟,才跪下去。西裤立刻透了,泥水从膝盖往上洇,洇到小腿一半。
“房子我没卖。”他说,“钥匙还在门口鞋柜上,第二格。”
“你那个绿萝死了。”他说,“我不会养。浇多了。”
他把烟塞回烟盒,抹了一把脸。手上有泥,脸上留了一道印,从颧骨拉到下巴。
“我妈说你跟人走了。”他说,“跑运输的,山东牌照。她连车牌都说得出来。”
他停了一下。
“我信了一半。”
我站在他三步远的地方。
三年了,这个位置我站惯了。左边一棵柏树,右边是别人的碑,碑上贴一张褪色的照片,照片里的老太太笑得露出牙床。
雨落在我身上,我不湿。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中间有一段是空的。我记得的东西很碎:记得那天下雨,记得第二天雨停,记得第三天出太阳,晒得石台发烫,我伸手去摸,摸不到。
三年来第一个来看我的人,是他。
我数过。第一年清明来了三个人,都走错排。其中一个在我碑前站了两分钟,掏出手机拍照,说“找到了”,又看了一眼,说“不是”。
第二年来了个老太太,在她老伴的碑前坐了一下午。走的时候留下一袋橘子。橘子烂在台阶上,我看了二十天。第二十一天,扫地的人把它扫走了。
第三年,他来了。
他瘦了。后颈那颗痣还在,痣下面多一道疤,指甲盖那么长,横着。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袋上印“永辉超市”,收银条还订在提手上。我没看清上面的字——字在我眼里总是糊的,像隔着热水看。
袋里两个苹果,一盒青团,一小瓶白酒,二两装。
苹果没洗,直接放石台上。青团盒盖揭开,四个。两个豆沙,两个蛋黄。
“你不吃蛋黄。”
他说完,把两个蛋黄的拨回盒里,盖上盖,塞回袋子。
我看了他一会儿。
我吃蛋黄的。我一直吃蛋黄。结婚第二年端午,你妈包粽子,你把蛋黄的都挑到我碗里,说你不爱吃。我信了六年。
碑是陈静立的。
立碑那天是十二月十七号,阴天,没下雨。陈静一个人来,穿黑羽绒服,腋下夹一个纸箱。
她从箱里拿出一件灰外套,一个白搪瓷杯。杯子上印“先进工作者”,红字掉了一半。外套是旧的,袖口磨白,我自己补的,用蓝线,缝得歪。
她把外套叠好,杯子摆在外套上,一起放进碑座下的水泥格子。泥瓦匠抹水泥,抹平,用抹子背敲了两下。
陈静站着看了一会儿,说:“有地方了。”
然后她就走了。没打伞,也没回头。
顾迟的手机响了。他从裤袋里掏出来,屏幕朝上,亮着。
他没接。铃声是一段钢琴,弹了三遍,停了。
他把外套脱下来,叠两折,盖在碑顶。外套是灰的,袖口还硬,新的。
他伸手抹碑上的泥,从“苏”抹到“墓”,一抹到底。指甲缝里全是黑的。
然后他站起来,往管理处走。
管理处是间铁皮房,门口挂一条红横幅,“文明祭扫”,一角脱了钉,被风吹得啪啪响。
我跟着他。只要有人记得我,我就能跟着走一段。这是我三年摸出来的唯一一条规矩。走出这段,我就回到碑前。
他敲门。
里面一个男人抬头,四十来岁,蓝马甲,嘴里叼着半根烟。
“三排十七号。”顾迟说,“苏晚。骨灰盒我想换一个。”
男人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翻桌上一个硬壳本子。本子边角起毛,纸页卷了。
他翻两页,手指往下划。
“三排十七号……苏晚,女,二〇二三年十一月立碑。立碑人陈静。”
他抬头。
“这座没骨灰。”
顾迟没说话。
“登记上写的是衣冠冢。”男人把本子转过来,指了一行字,“放了一件衣服,一个杯子。你要换盒,没盒可换。”
风把横幅吹得响了一声。
二 · 签字的笔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七日,星期二,下午一点五十。
我刚吐完。
吐在洗手池里,一小口,颜色不对。我拧开水龙头,用手指把池子抹干净,抹了三遍。牙膏挤了两次,第二次挤多了,掉在水池里,我用牙刷把它刮起来。
镜子里的人我不太认识。脸小了一圈,颧骨那儿顶出来。
止痛药在餐桌的铁盒里。一板十片,剩四片。我抠出一片,放在舌下含着。苦味从舌根往上爬,爬到耳朵后面。
剩下三片,我数了一遍,又数一遍,还是三片。
门铃响的时候是一点五十八。
我从猫眼看。周慧兰站在外面,黑外套,手里提一个牛皮纸袋,袋口折了两折。
我开了门。
“收拾一下。”她进门先说这个,“屋里一股味儿。”
她去开窗。窗开了半扇,风进来,把茶几上一张挂号单吹到地上。她没捡。我弯腰捡了,塞进沙发缝。
她把牛皮纸袋放在桌上,从里面抽出三份纸,“哗”地一抹,抹平。
“你看看。”她说,“没问题就签。”
我拿起来看。离婚协议书,三份。财产那条写着:房子归男方,存款各归各,女方另付五万元。
签字栏上,“顾迟”两个字已经有了。签得很快,最后一笔拖出去很长。
日期是十月二十八号。
“他签了。”我说。
“他签了。”她说。
我在椅子上坐下。椅子腿有一条短,坐下去会晃。我按住桌角,桌子不晃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问。
“回来干什么。”她把一支笔放在我手边,黑色中性笔,笔帽上有牙印,是我咬的。“你签了,他就安心了。他那个项目到年底,正是要紧的时候。”
“他知道我——”
“他知道什么?”她打断我,“他知道你不吃饭?他知道你晚上疼得睡不着?他知道了能怎么样,坐飞机回来,坐在床边看你吐?”
她说话的时候手一直在动,把三份纸的边角对齐,对齐了三次。
“我跟你讲明白。”她说,“你这个病,我不懂,医生也不懂。钱是个无底洞。他今年三十二,刚在项目上说得上话。你要是拖着他,他这辈子就完了。你要是真疼他,你就别吭声。”
我看着她。她的口红涂到唇线外了一点,右边。
我说:“我没打算吭声。”
她愣了半秒,把手收回去,放在膝盖上。
我签了。三份,一份一份签。名字写得很正,最后一笔我停了一下。
“阿姨。”我说,“我就问一句。他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笔尖在纸上留了个点。我把笔放下。
“没什么。”我说。
她收纸的时候顺手把我那支笔也收进袋里。我说那笔是我的。她说家里笔多的是。
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桌上我的手机。
“手机我拿走。”她说,“他要是打过来,我好说话。”
“他不会打。”
“那我拿着。”
她把手机揣进外套内袋。屏幕亮了一下,是话费提醒。她按了关机。
门关上。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隔两秒灭了。
我在桌边坐了大概二十分钟。搪瓷杯里的水凉了,我喝一口,又放下。
铁盒里的药剩三片。不够。楼下药店六点关门。
我换了鞋。棉拖鞋,灰的,鞋底磨平,前面开了口。就下楼一趟,我没换。
垃圾袋提上。里面有早上吐过的纸巾,一个空药盒,半碗粥。
临走前,我把钥匙圈上的备用钥匙摘下来,放进鞋柜第二格。
门我带上,没锁。
楼下风大。门口那排银杏掉了一半叶子,扫成一堆,堆在树坑里。
快递柜在东门内侧,六个柜子,蓝的。我输取件码。
柜门弹开,里面一个小纸箱。
我蹲下去,伸手去拿。手指碰到箱角,是凉的。
地砖也是凉的,凉从膝盖上来。我想按一下地,手抬到一半。
后面的事我记不清。只记得几个片段。
记得有人喊“哎,哎”。记得一只手按在我脖子上,手很凉。记得有个女的在打电话,说“东门,快递柜这儿,快点”。
记得路灯亮了。
然后我就在碑前了。中间那段是空的。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
人群外面站着一个人。黑外套,手里提着牛皮纸袋,袋口折了两折。
她站在那儿,一直没往前。
救护车停下,灯转着,红的蓝的扫过她的脸。她这时候才走过去,跟穿白衣服的人说了一句话。
我没听见。
她的鞋是黑布鞋,鞋面上沾了一点泥。上午下过雨。
三 · 铁栅栏
殡仪馆在城西,过收费站再走八公里。
顾迟在窗口前站了四十分钟。里面的人换了三个。
他把身份证和一张纸从窗口递进去。纸是从墓园管理处复印的,上面有碑号和立碑人。
“查寄存。”他说,“二〇二三年十一月,苏晚。”
里面的人敲键盘。风扇在头顶转,转到某个角度会“咔”一声。
“苏晚,女。”那人念,“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八日入存,编号三—一一〇八—四七。寄存期一年。”
“取走了吗。”
“取走了。”那人看着屏幕,“十一月十四号。取灰人周慧兰,关系婆媳。签字在这儿。”
他把屏幕转过来一点。顾迟看见一个歪的签名,圆珠笔写的,笔画很重,纸背都透了。
“有联系方式吗。”
“留了个手机号。”
顾迟把号码记在手心,用窗口那支笔。笔用绳子拴着,绳子上缠了两圈胶带。
他出门的时候在下台阶,第三级踩空了,扶了一下栏杆。
家里在包饺子。韭菜鸡蛋。
“洗手。”周慧兰说,“一会儿就下。”
顾迟没洗手。他把复印件放在案板边上,靠着一袋面粉。
“骨灰呢。”
周慧兰的手停了一下,把一个饺子的边捏完,放在盖帘上。
“撒了。”
“撒哪儿了。”
“江里。”
“哪段江。”
“我记不清了。”她拿起下一张皮,“城东那边,桥底下。风大,撒了半天。”
顾迟看着她。
“妈。”他说,“殡仪馆的本子上有你的签字。十一月十四号,头七过完第三天。”
“我知道我签了。”
“你撒的时候,有别人在场吗。”
“我要别人在场干什么。”她把饺子皮往桌上一放,“你审我?”
她把手上的一层薄面在围裙上擦了两下,坐下来。
“我扔了。”她说。
顾迟没动。他的手在裤缝那儿,插进兜里,又拿出来。
“小区垃圾站。西门里面那个,铁栅栏围着的。”她说得很平,“那天收垃圾的车刚走,我提下去,从栅栏缝里塞进去。盒子太硬,塞不进,我把盖子掰了。”
“你——”
“我手也抖。”她打断他,“我抖了一路。下楼的时候扶着栏杆。”
“你为什么不埋。”
“埋哪儿?”她抬头,“埋这儿,你每年回来一趟,站那儿看。你三十几?你往后几十年怎么过。她埋在这儿,你这辈子回不了头。”
“那你跟我说她跟人跑了。”
“我不这么说,你能安心干活?”她声音高了一点,又压下去,“你在工地上,一年回来二十天。我说了,你就回来,你守着她,然后呢。钱谁挣。房贷谁还。”
顾迟把复印件拿起来,又放下。纸角翘着。
“她什么时候病的。”他问。
“我不知道。”
“你一次都没问过?”
“我问过。”她说,“她说没事。”
我站在门口。
他妈家的玄关窄,鞋柜上摆着一双男式棉拖鞋,鞋头朝里。我三年没进来过。今天进来了,因为他进来了。
客厅的冰箱上贴一张超市促销单,“鸡蛋 3.98”。电视柜下面有个抽屉,抽屉上挂一把小铜锁,锁孔里没有钥匙。
顾迟的后颈红了,从那道疤往下红到衣领。
“她一个人去的医院?”他说。
“我哪知道她怎么去的。”
“十一次。”他说。
周慧兰抬起头。
“什么十一次。”
“我不知道。”顾迟说,“我随口说的。”
(这句话是他撒谎。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个数字。他只记得去年冬天在工地上,半夜醒过一次,脑子里冒出一个“十一”,然后就睡不着了。)
厨房的水开了。壶盖被顶起来,磕在壶身上,响个不停。
周慧兰站起来去关火。水汽把窗玻璃糊了一片。
她背对着客厅说:“饺子你吃不吃。”
顾迟没答。
她在水池前站住,拧开水龙头洗手。水开得很大,溅在池壁上。
她一直没关。
四 · 小铜锁
西门内侧有一块水泥地,三面用铁栅栏围起来,一米六高。栅栏上焊着“禁止堆放”的铁牌,牌子被人用喷漆涂过,只剩一个“禁”字。
顾迟站在栅栏外面,手扶着栏杆。
里面空着。地上一摊黑水,几个破纸箱,一个没有盖的塑料桶。
他低头看栅栏的缝。缝大概十五公分宽。
他伸手进去试了一下,手腕卡住了,抽回来,袖口蹭黑了一道。
一个遛狗的老头经过,看了他一眼。
“找东西?”
“这儿每天几点收。”
“早上五点。”老头拽了一下狗绳,“车从东门进来,先收这边。”
“三年前也是五点?”
“一直五点。”
顾迟点头。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擦不干净。
回到家,他妈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屏幕上两个人在吵架,一个摔了杯子。
“妈。”他站在电视前,“她的东西呢。”
“什么东西。”
“她的东西。”
周慧兰拿遥控器把声音调小两格。
“电视柜下面那个抽屉。”她说,“锁着的。钥匙在花盆底下。”
他去阳台,把最边上那盆绿萝搬开。花盆底下压着一把钥匙,铜的,小,已经发黑。
绿萝死了。叶子全黄,垂在盆沿上,盆里的土裂成几块。
他蹲在电视柜前开锁。锁芯涩,转了两下才开。
抽屉里的东西不多。
一部白色手机,屏幕右上角裂了一道,背面贴着一张卡通猫的贴纸,边角翘起来。
一张医保卡。
一张银行卡。
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七八个空药盒,都是止痛药。
一沓单据,用橡皮筋捆着。橡皮筋已经脆了,一碰就断。
他先拿手机,按开机键,没反应。
“充电器呢。”他问。
“不知道。”周慧兰说,“那手机我三年没开过。”
“你收的。”
“我收的。收完就扔抽屉里了。”
他去厨房翻,翻了三个抽屉,找出一个旧充电头,线是白的,接头对不上。
“这手机什么口。”
“我哪懂这个。”
他把手机翻过来看背面。型号磨掉一半,只剩几个字母。
我站在他后面。
那部手机我用了四年。屏幕上那道裂是摔的,去年三月,在菜市场,一斤排骨掉地上,我弯腰去捡,手机从口袋滑出来。
背面的猫是我自己贴的。网上买的一版贴纸,九块九包邮,一共十二张,剩下的贴在冰箱上,现在还剩三张。
我记得那部手机里有什么,也记得没有什么。
我不记得我录过什么。
我只记得那天走廊里有一排蓝椅子,椅子中间的扶手是铁的,凉的。广播一直在叫号,叫到“三十七号”,叫了三遍,没人应。
“这修不了吧。”顾迟说。
“修它干什么。”周慧兰在客厅说。
他没答。他把那沓单据拿起来,橡皮筋断了,纸散在茶几上。
最上面一张是缴费单,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金额三百二十。
他一张一张往下翻。翻到第四张停住。
那是一张粉色的收据,复写纸,字迹已经淡了。
他念出声:“陪护椅,八元一晚。”
他有个毛病,看数字的时候会念出来。
他把那张收据抽出来,对着灯看,看了很久,又夹回原来那一沓里面,位置对得很准。
他把手机、充电头、那沓单据一起装进背包。走到门口换鞋,鞋拔子找不到,蹲着用手指提的鞋跟。
“你去哪儿。”周慧兰问。
“修手机。”
“修它有什么用。”
门关上了。楼道里的声控灯亮起来,从门缝底下漏进一条光。
手机维修在步行街后面,一间两米宽的门面。玻璃柜里摆着十几个手机壳,都落了灰。
老板五十来岁,戴一副老花镜,镜腿用胶布缠着。
顾迟把手机放在柜台上。
“能开机吗。”
“不能。”
“进水没有。”
“不知道。”
老板拿起手机翻看,用指甲抠了一下屏幕那道裂。
“这机器老。”他说,“数据要不要。”
“要。”
“里面有什么。”
“不知道。”
老板点头,从抽屉里拿一根线,插上,连到一台旧笔记本上。屏幕是蓝的,上面滚着白字。
顾迟站在柜台外面等。街上有辆电动车过去,喇叭响了一声。
老板敲了几个键,停下来,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
“这机器里有东西被删过。”
顾迟往前倾了一点。
“删什么了。”
“看不太出来。”老板把屏幕转过来一点,上面一行一行的条目,“有一个音频文件,删了,但删得不干净。记录还在。”
“能恢复吗。”
“能试。”老板说,“系统老,慢。放我这儿,明天下午来。”
“多少钱。”
“修好了再说。”
顾迟把手机往前推了一寸,又收回来,把背面的贴纸按了按,按平了那个翘起来的角。
五 · 一段波形
第二天上午他先去了银行。
银行在小区对面,九个窗口开了三个。他取号,A047,前面还有十一个人。
他把卡、死亡证明、结婚证一起递进去。柜员是个年轻姑娘,看了看那三样东西,抬头看他一眼。
“查流水?”
“打三年的。”
“只能打两年。”她说,“再往前要调档,三个工作日。”
“先打两年。”
打印机响了很久,吐出一沓纸,纸还是热的。
他坐在大厅的塑料椅上翻。
水电费、物业费、话费。超市,一百二十八。超市,四十三块五。药店,一百七十六。药店,一百七十六。药店,一百七十六。
药店那三笔,日期隔得很匀,每隔十四天一笔。
翻到第九页,他停住。
每个月五号,一笔两百元,收款方“市儿童福利院”。
从二〇二二年三月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月,一笔没断。
他把那一页折了个角。
下午三点,他到了维修店。
老板把手机连上,屏幕上出现一条波形。绿线,高低起伏,中间有一段几乎是平的。
“就这个。”老板说,“十一月六号,晚上八点四十七分。长度一分五十二秒。”
“放。”
老板点了播放。
先是一段电流声,沙沙的。然后有广播,很远,听不清字,只有调子。然后有一个呼吸声,很轻,两下。
再往后是空白。整段空白。
“就这样?”
“就这样。”老板说,“文件头坏了。声音在,读不出来。要做得深一点。”
“深一点是多久。”
“两天。三百。”
“做。”
顾迟把耳机戴上,又听了一遍。
这一次他听见了别的东西。在电流声底下,有一个很轻的摩擦声,一下,两下,隔了很久,又一下。像有人用手在搓什么。
他把耳机摘下来,放在柜台上。耳机线卷了两个圈,圈得不太圆。
我站在他旁边。
我听不见。
那段录音里有我的声音,我知道。可我什么都听不见。连电流声也没有,连广播也没有。我的耳朵在那边是空的。
“这段录音,”顾迟说,“是她自己录的?”
“是手机录的。”老板说,“录完没发出去,也没删。是后来有人删的。”
“后来是多久。”
“记录上看不出来。”老板把眼镜往上推了推,“不过这机子最后一次开机是十一月七号上午。之后就没动过。”
顾迟把手机接过去,握在手里。
“后天来拿。”老板说,“恢复不出来,我也没办法。”
回到家,他妈在阳台收衣服。
“修好了?”
“没有。”
“那就别修了。”她把一件衬衫抖开,抖了两下,“三年了,你还折腾这个。”
顾迟站在阳台门口。
“妈。”他说,“十一月六号晚上,她给你打过电话吗。”
周慧兰的手停了一下,把一个衣架挂上杆。
“不记得了。”
“你想想。”
“三年了,我哪记得。”
那天晚上他在书房坐到十二点。桌上摊着银行流水,那张折了角的纸一直摊在最上面。
两百块。每个月五号。二〇二二年三月到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个月,四千块。
他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开始去的福利院,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去。
六 · 陪护椅八元
肿瘤医院在城南。门诊楼是新的,住院部是旧的,外墙贴着白瓷砖,有几块掉了,露出里面的水泥。
病案室在一楼走廊尽头,窗口上贴一张纸:“复印病历请出示患者身份证及代理人身份证。”
顾迟把东西递进去。里面的人翻看,把结婚证推回来。
“这个不行。人已经不在了,要有死亡证明和关系证明。你是?”
“我是她丈夫。”
那人又看了一眼结婚证上的日期。
“二〇一七年。”他说,“没离?”
“没离。”
“那行。”
打印机在里屋响,一页一页吐出来。四十多页,装订好,用一个大信封装着。
顾迟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翻。椅子中间的扶手是铁的,凉的。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他念,“胃窦,低分化腺癌。”
他往下翻。后面是化疗记录,一次一行,日期,方案,剂量。
六月二日。六月十六日。六月三十日。七月十四日。
他数。一,二,三。
数到十月二十日,停住。
第十一次。
他把纸合上,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着。走廊尽头有个女的在哭,哭声很闷,像捂着嘴。
回家的路上他买了一包烟,拆开,抽出一根,没点。
回到家,他搬了张凳子到阳台,踩着上去,打开柜子顶上的柜门。
一层灰。最里面有个鞋盒,盒上印“安踏”,侧面用圆珠笔写着“42”。
盒子里三样东西。
一叠病理报告,对折了两次,边角磨毛。
一沓缴费单。
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塑料皮,印着“保险公司赠”。
还有一张粉色的复写纸收据,单独压在底下。
他把收据拿出来。
“陪护椅租用 8元/晚 ×11 合计 88元”
日期一栏是手写的,十一个日期,从六月二日排到十月二十日,一个不差。
他数了。十一个,全是化疗那天。
他把笔记本翻开。字很小,横平竖直,是会计的字。
“6.2 化疗自费 1280”
“6.2 陪护椅 8”
“6.3 粥 6”
“6.3 挂号 12”
“6.16 化疗 1280”
“6.16 陪护椅 8”
“6.17 车费 4”
一页一页,全是这样。两笔,一笔大的,一笔八块。
翻到最后一页,只有一行,日期是十一月七日。
“签”
后面没有数字。
我站在他身后。
那个本子我记了五个月。一开始记是为了算钱,后来记是为了知道今天是几号。化疗完那天脑子是空的,什么都记不住,只能写下来。
八块钱那张收据,我每次都留着。
我留着它,是因为它上面有日期。
“十一次。”顾迟说。
屋里没有人。他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他把收据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很淡,被手摩过,快看不清了:
“坐着睡好受点。”
他把纸对着窗户,举了很久。外面的天已经暗了,纸透光,字更淡。
然后他把纸放下,从裤兜里掏手机,划了三次才解开。
七 · 十一次
电话响了七声才接。
“喂。”
“妈。”顾迟说,“你过来一趟。”
“这么晚了过去干什么。”
“你过来。”
他挂了电话。
周慧兰四十分钟后到的。她进门先看了一圈,看见桌上的东西,脚步慢下来。
桌上摊着病历、缴费单、收据、笔记本、银行流水,一样一样摆开,摆得很整齐。
“你翻这些干什么。”她没坐。
“她一个人做了十一次化疗。”
“我知道。”
“你刚才说你不知道。”
“我现在知道了。”她说,“你把纸摆在这儿,我不就知道了。”
顾迟从背包里把手机拿出来,放在桌上,按下播放。
电流声。广播。呼吸。
然后是她的声音。
“我在医院。”
停六秒。
“你能不能来接我。”
停很久。久到周慧兰伸手去够桌边的水杯。
“……算了。”
衣料的摩擦声,一下,两下。结束。
屋子里静了很久。水杯在周慧兰手里,没端起来,又放回去,杯底磕在桌面上。
“这个我删了。”她说。
顾迟抬起头。
“你听过。”
“我删的时候听过。”
“你什么时候删的。”
“她死了以后。”周慧兰说,“我翻她手机,翻到这个。她都要走了还录这种东西,晦气。”
顾迟把手机拿起来,屏幕朝下扣在桌上。
“十月二十号。”他说,“晚上九点十七分,你给她打了四分钟。”
他把通话清单推过去。营业厅打的,三年前的纸,比现在的薄。
“那天是她第十一次化疗,那天她出院。”
“我不记得——”
“我记得。”他说,“工地上几千个数据我都记得。”
周慧兰坐下来。
“我说,你要说,他工地上下不来,出了事你赔得起吗。”她的声音很平,“她说好。”
“她说好?”
“她说好。”周慧兰抬头,“她一句都没争。”
那天晚上我在住院部楼下的花坛边上接的电话。
花坛里种的是月季,十一月份,只剩枝。我坐着,把外套下摆掖在腿下面,风从裤脚往上灌。
她先问我化疗做完没有。我说做完了。
她问钱够不够。我说够。
她说协议你签了吧。我说还没。她说那我明天过去。
然后她说了那句。
我说我不说。
我说不说,其实不全是因为她。
我想试一次。
一个人五个月不回家,电话里只说忙,我想看看他有没有一天觉得不对。
不是要他回来。我只要他问一句。
十一次化疗,五个月,他一句都没问过。
“还有一件事。”顾迟说。
周慧兰看着他。
“十一月七号那天,你在现场吗。”
她的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叠着。
“我在。”
“你站了多久。”
“我不记得了。”
顾迟点头。他把桌上的病历一张一张收起来,按原来的顺序摞好,收进信封,信封口折了两折。
他站起来,拿外套。
“你去哪儿。”周慧兰问。
“出去走走。”
门关上了。楼道里的声控灯亮起来,隔两秒灭了,又亮起来。
八 · 填埋场
市环卫集团在城北,一栋灰色的楼,院子里停着七八辆垃圾车,车斗都空着,往下滴水。
档案室在三楼,门开着,里面一个快退休的男人,戴两个蓝色袖套,正在给一摞本子编号。
顾迟把身份证和一张写好的纸条放在桌上。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四号。”他说,“西门小区,早上五点那一班,我要查这车垃圾去哪儿了。”
男人抬头看他。
“你查这个干什么。”
“我妻子在里面。”
男人手里的笔停了。他把袖套往上拉了拉,起身去里屋。
里屋是铁架子,一排一排的档案盒,盒子脊上贴着年份。他抽出二〇二三年那一盒,抱出来,放在桌上,吹了一下灰。
“十一月十四。”他念,“西门,三号车,五点十分到,五点二十五离开,载重四点二吨。”
他翻了一页。
“送城北中转站。当天十点二十,转运至江北填埋场,第七卸料区。”
“填埋场还在用吗。”
“二〇二四年六月封场了。”男人说,“现在复绿,种草。”
顾迟把那张纸折起来,折了两折,塞进外套内袋。
“能给我一张复印件吗。”
“能。”
复印件出来的时候纸还是热的。顾迟拿在手里,站着看了一会儿,说了声谢谢,走了。
江北填埋场在城北再往北,过一条河,上坡。
门口有个值班室,铁皮搭的,窗户上贴着塑料膜。里面一个老头在听收音机,声音很小。
顾迟在窗口站了一会儿,老头才把收音机关了。
“干什么的。”
“第七区在哪儿。”
老头看了他一眼,伸手指了指东边。
“那排沼气管道过去,第三个坡。”他说,“你找什么。”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四号的一车垃圾。”
老头把手从窗口收回去,在裤子上擦了擦。
“那时候还没封场。”他说,“一天的进场量两百多车,一车四吨。你算算是多少。”
顾迟没说话。
“十一月的料在东边第七区,覆了三层土,上面压了膜,膜上又覆了一米。”老头说,“现在草都长了两茬。”
“能不能挖。”
“挖十几米?你挖到哪儿算。”老头说,“挖开一格,那一片就得全翻。翻了也不一定是你那车。”
顾迟点头。
“我进去看看。”
“看吧。”老头说,“别抽烟。”
坡上风大。草是新种的,还没长密,露出一块一块黑土。沼气管道从草里竖起来,一根一根,头上套着蓝色的帽子。
顾迟站在第三个坡上,站了很久。
他的外套下摆被风吹起来,他一直没按。
我跟着他来了城北。这是我三年来走得最远的一次。
坡上有味道,很淡,混在风里。我想起那天下楼,垃圾袋提在手上,里面有半碗粥。我把袋子扔进桶里,桶盖“啪”地落下来。
我不知道那袋东西后来去了哪儿。
现在我知道了。
我的骨灰在这底下。十几米,三层土,一层膜,两茬草。
可我不在这儿。
我还在那块碑前面。这三年,我只在那一小块地方。
顾迟蹲下去,抓了一把土。
土是干的,攥在手里不成团,从指缝里漏下去。
他把剩下的装进背包侧袋里一个塑料袋。袋子上印着“永辉超市”,是清明那天装苹果的那个。
他把袋口系了两道,放进背包。
下坡的时候他走得很慢,鞋底在土里打滑。
门口的值班室里,老头把收音机又打开了。
出了大门,他在路边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
他从通讯录里翻出一个名字。号码是墓园管理处给的,立碑人陈静。
电话响了五声。
“喂。”
“我是顾迟。”
那头静了两秒。
“我知道。”陈静说,“我等这个电话等了三年。”
他们约在墓园门口见。
陈静比他想的要瘦,头发剪短了,穿一件深蓝色工装外套,胸前别着事务所的工牌。
“她借了我三万。”陈静说,“二〇二二年十月,做第一次检查的时候。每个月还一千,还了二十个月。”
顾迟没说话。
“最后一千是十一月六号转的。”陈静从包里拿出手机,翻了两下,把屏幕转过来,“支付宝,备注写的是一个字,清。”
屏幕上是一行转账记录。一千。数字很清楚,顾迟却看不清,眼睛里有东西在涨。
“她为什么跟你借。”
“她说不能跟你开口。”陈静把手机收回去,“她说你工地上的钱是你的,她不能动。”
“她是我老婆。”
“她跟我说过一句话。”陈静看着他,“她说,她要是跟你开口,你就得回来。你回来了,还得走。走的时候更难受。”
顾迟把手插进兜里。
“她录过一段东西。”陈静说,“她跟我说过。她说她录了,没发。”
“你怎么知道。”
“她问我,一个人在医院走廊里说话,是不是很难看。”陈静说,“我说不好看。她说那就算了。”
风把墓园门口的塑料花吹得响。
“十一月七号那天,”陈静说,“我给她发消息,她没回。我以为她化疗完在睡。”
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一下鼻子。
“我八号才知道。是派出所打给我的,她手机里最后一个联系人是我。”
顾迟点头。
“碑是我立的。”陈静说,“殡仪馆说她没人认领。我去问了,说她婆婆取走了。我找不到你。”
“我在国外。”
“我知道。”陈静说,“所以我立了个碑。我总得给她一个地方。”
九 · 顾迟之妻
石材店在老街,门口摆着几十块样品碑,都朝里,字对着墙。
老板姓王,正在用角磨机磨一块边,火星子往外溅。他把机器关了,摘下护目镜。
“换碑?”
“换。”
“多大的。”
“跟原来一样,青石。”
“刻什么字。”
“顾迟之妻。”
老板拿笔记,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上面刻这个,名字呢。”
“名字在下面,小字。”
老板抬头看他。
“你确定?这种刻法,一般人家不用。”
“我确定。”
“四个大字,下面一行小字:苏晚,一九九四——二〇二三。”老板念了一遍,“行。三天。”
立碑那天是四月十五号,晴。
泥瓦匠先用撬棍把旧碑撬起来,四个人抬到一边。碑座下的水泥格子露出来,边上有一圈水渍。
格子里的灰外套已经烂了,一碰就掉渣。白搪瓷杯还在,杯口磕了个小豁。
顾迟蹲下去,把外套捧出来,抖了抖。抖下来的东西落在地上,是几片干透的布屑。
他把外套铺在水泥台上,重新叠。叠到一半,手停住,又把袖子展开,把袖口那道蓝线的补丁摸了一遍。
陈静在旁边看着,没说话。
“这个杯子还能用吗。”顾迟问。
“能用。”陈静说,“我买了个新的。”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白搪瓷杯,同款,杯身上也印着“先进工作者”,红字是新的。
“上次那个是她自己的。”陈静说,“这个是我买的。”
顾迟把新杯子放在外套上,把外套叠好包住它,一起放进格子里。
然后他从背包里拿出那个塑料袋,解开,把土倒进去。
土不多,一把半。倒完了,袋子内壁上还挂着一层,他把手伸进去抹了一圈,抹干净。
泥瓦匠抹水泥。抹子刮过去,刮平,用抹子背敲了三下。
陈静站着看了一会儿,说:“有地方了。”
顾迟把新碑扶正。碑面朝南,四个大字描了金漆,还没干。
顾迟之妻
下面一行小字:苏晚一九九四——二〇二三
我站在他三步远的地方。
我做了六年他的妻子。这六年里,没有人这样叫过我。
他妈叫我“哎”。楼道里的邻居叫我“顾工家的”。他自己叫我“苏晚”,两个字,从头到尾,一次没变过。
现在这四个字刻在石头上,描了金,太阳一照亮得刺眼。
我看着,看了很久。
太晚了。
这三个字我心里说得出来,说得不响,也不带气。
顾迟站在碑前,手垂在身侧。
“我给你换了个名字。”他说。
风把碑前那束花的包装纸吹得响。
“你要是不愿意,你跟我说。”
他说完,自己站了一会儿,抬手抹了一下脸。
我在他背后,看着他的后颈。那道疤淡了,颜色跟旁边的皮肤差不多。
我愿意。可我说不出来。这三年我说不出来的话,比活着的时候还多。
市儿童福利院在城西,一个院子,铁门上装了门铃。
顾迟按了三次,里面才有人来开。
院长姓张,四十多岁,穿一件开衫,把他领到办公室。
“你要领养。”她把一份表格推过来,“先说清楚,我们这里健康的孩子少,大一点的更难。你想要多大的。”
“六岁左右。”
“男孩女孩。”
“女孩。”
张院长写字的手停了一下。
“我们这儿六岁的女孩只有一个。”她说,“叫晚晚。送来三年了,一句话没说过。”
“一句话没说过?”
“不是哑。”张院长说,“查过,声带没问题。就是不开口。医生说是应激性的。”
她把笔放下。
“我先问你一件事。”她说,“你是不是认识苏晚。”
顾迟抬头。
“我认识。”他说,“她是我妻子。”
张院长看了他很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她从二〇二二年三月开始来我们这儿。”她说,“每周六上午,帮我们做账。我们请不起会计,账一直是乱的。她做了整整一年半,一分钱没要。”
“我不知道。”
“她说不让说。”张院长说,“她说做点事,心里踏实。”
她翻开档案袋,抽出一张表。
“最后一笔账她做到十月二十八号。那天她坐了一个小时,把三季度的凭证都装订好了,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
“站了多久。”
“我出来倒水,看见她站着。我问她是不是等人来接。她说不是,她说她歇一会儿。”
张院长站起来。
“孩子在西边活动室。你可以去看看,但别抱她。”
活动室很大,铺着泡沫地垫,七八个孩子在搭积木。
晚晚在最里面的角落,跪坐在一张小桌前,身子压得很低,舌头伸出来一点,贴在嘴唇上。
她在画画。蜡笔,A4纸,纸角卷了。
顾迟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
画上是一栋房子。房子有一个门,门开着。门口站着一个女人,穿灰衣服,没有画脸。
“这是谁。”顾迟问。
晚晚没抬头,把蜡笔换了一根,给门框涂颜色。
“她叫什么名字。”
晚晚的笔停了。她抬起头,看了顾迟一眼。眼睛很黑,看了三秒,又低下去。
“她是不是走了。”顾迟说。
晚晚放下蜡笔,伸出右手,指了指那张画上的门。
十 · 门开着
十月二十六号,星期天。
墓园里没什么人。清明过后半年,石台上落了一层松针,几个碑前还摆着干了的花。
顾迟牵着晚晚从第三排走过去。晚晚穿一件红外套,是新的,袖子长了一截,卷了两折。
她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纸,卷成筒,攥得紧紧的。
“到了。”顾迟说。
他们在碑前站住。
晚晚仰头看碑。
“顾迟之妻。”顾迟念给她听,“下面这四个字是她的名字,苏晚。”
晚晚看着那四个金字,看了很久。
“她是我的妻子。”顾迟说,“她死了。”
晚晚没说话。
“这个位置是她。”顾迟蹲下来,指着碑座,“她在下面。没有骨灰,有一件衣服,一个杯子,还有一袋土。”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苹果,放在石台上。
“你放着吧。”他说。
晚晚把手里那张纸递给他。顾迟接过来,展开。
画上还是那栋房子,还是那个门。门开着,门口站着一个女人,穿灰衣服。
这一次,女人有脸了。眼睛是两个点,嘴是一条弯的线。
顾迟看了很久,把纸折回原来的样子,放在石台上,用一块小石头压住。
“她叫什么名字。”他问。
晚晚张开嘴。
“爸……爸。”
声音很小,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顾迟蹲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很久没动。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
我认得这个孩子。
她画画的姿势一直没变过,身子压得很低,舌头伸出来一点。二〇二二年夏天,我第一次去福利院做账,走过去看了她一眼,她抬起头,也是这样看我,看了三秒。
我问她画的是谁。她没说。
后来我又问过一次。她还是没说。
第三次我没问了。我蹲在她旁边,看她把门框涂完,涂出界了,用橡皮擦,擦破了纸。
那天我回去的时候想,这个孩子跟我一样,在等一个门开。
现在门开了。
风从坡上下来,把石台上那张纸吹起一个角,又落下去。
晚晚的手伸过来,攥住了顾迟的食指。
顾迟站起来,把她抱起来。她比我上次见她的时候重了。
“我跟你说件事。”顾迟对着碑说。
他的声音很平。
“她叫晚晚。福利院取的名字,送来那天是晚上。”
“手续办完了,户口上在我名下。”
“她不爱说话。你别急,慢慢来。”
他停了一下。
“房子我没卖。第二格有钥匙。”
风把松针吹到石台上。
“我以后每年都来。”他说,“清明,还有她生日。十月二十号那天我也来。”
十月二十号。第十一次化疗。
他记得了。
我看着他的后颈,看着那道疤,看着他抱着孩子的那只手,指节上还有没洗干净的泥。
我想问他一句话。就是三年前我在桌边没问出来的那句。
我想问:你有没有哪一刻,把我当回事。
我想了三年。三年里我把这个问题翻过来倒过去,像数那三片止痛药一样,数一遍,再数一遍。
现在我不问了。
不是因为我原谅他,也不是因为我恨他。是因为我不想知道了。
知道了他有没有,我也还是站在这儿;不知道,我也还是要走。
晚晚趴在顾迟肩上,忽然转过头来,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她看的不是我。她看的是碑后面那棵柏树。树上有一只鸟,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顾迟抱着她,转身往大门走。
红外套的帽子在后脑勺那儿鼓着,风一吹,鼓得更高。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走到第三排的尽头,拐弯,走进两排柏树中间那条路。
我一直看着,直到看不见。
然后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
还是那双棉拖鞋。灰的,前面开了口,鞋底磨平了。三年了,我穿着它站在这块青石前面。
我一直想换一双。
我转过身。
大门在墓园南边,两扇铁栅栏门,开着,中间有一条缝,够一个人过。
我走过去。石板路上有松针,踩上去没有声音。
门边有个铁皮岗亭,里面的人在刷手机,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
我从他窗户前面走过去。他没抬头。
出了门是一条马路。对面有个卖水果的摊子,老板正在收塑料筐,一个一个摞起来。筐子碰撞,响了一声。
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从我面前经过,抱着一个空筐,没看见我。
天很好。西边有一点云,被太阳照得发白。
我想起一件事。
三年前那天下午我从家里出来,门我带上了,没锁。
这件事我记了三年。我一直记着我没锁门。
我总觉得我得回去锁一下。
现在我想了想,觉得锁不锁都不重要了。
我抬手,在身后按了一下。
没有门。我的手穿了过去。
可我还是做了这个动作。
然后我往前走。
三年来第一次,我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