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撵我走的那天,他们在街口摆了二十桌,横幅上写“租金惠民答谢宴”。
邵经理喝到光了膀子划拳,老李端着酒杯挨桌敬,小马举着手机直播:“家人们,看这排面。”
有人问什么好事。小马说:“清了个钉子。”
我坐在马路对面,一直坐到十点半。
一年不到,这条街挂上了拍卖牌。
我叫陈望,在这条街上卖了十年馄饨。这三百多天怎么过来的,得从交管理费那天说起。
那天是交管理费的日子。我一到物业门口,就听见里头有人喊:“全街四十三户,怎么又是陈望那间馄饨店交得最少!”
“就是。小陈一天卖六百碗馄饨,一碗十块,一个月流水十八万。凭什么他的管理费、租金都最低?”
说话的是卖卤味的老赵。声音最大,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鼓着,手里那张缴费单被他捏成了一把扇子。
“都在一条街上做买卖,凭什么他挣得多,交得少?”
这是卖手机壳的小马。三十出头,去年刚盘下铺子,见谁都喊哥,这会儿喊得最响。
我停好三轮车,刚走进物业,就见到老李正对大家说道:“这个事,我早就想说了。咱们交这个钱,是为了有人扫街、有人管秩序、有人修灯。他交最少的管理费,路灯坏了照样亮,垃圾照样有人拉。那不就成了咱们出钱,给他买服务?”
老李在街口开五金,二十年了。他说话不快,却总是一句一句往人心上钉。
“同在一条街,他挣的都是咱们的钱。”小马说。
屋子里四十来号人,你一句我一句,像一锅烧开的水。门边站着王建国,手里那把折叠凳是我店里的,上个月他搬去门口坐着抽烟,抽完就没还。
我推开门,门轴响了一声,屋里静了半秒,然后四十二双眼睛一起转过来。
我没搭理,径直走到柜台:“陈望,陈记馄饨,管理费三百八十四。”
三百八十四块,全街最低。这钱不是按人头收的,是按面积收,一平米十六块。我的铺子二十四平,全街最小,所以也最低。
我把钱推过去,三张一百的压在零钱上面。
剩下的八十四是一把零钱,一块的五毛的,物业会计数了三遍才对上。背后有人小声说了句什么,我没回头。这钱是一碗一碗挣的,即使数得慢一点,我也不觉得丢人。
红章落下去,“咚”一声。复联是薄薄一张纸,油墨还没干,我捏着一角怕蹭花。
会计抬头,对屋里说了一句:“陈老板这十年,一天没迟过。”
没人接话。
老赵在门槛边上哼了一声:“一天没吃过算什么。一天没少交才叫本事。”
我把复联夹进包里,又从包里掏出一捆纸。一共一百二十张,分十捆,按年扎的。
我把它们摊在柜台上,一捆一捆解开铺平。
“去年的在这儿,前年的在这儿。”我说,“十年的复联,一张没丢,谁觉得我少交了过来看。哪个月、多少平、多少钱,上头都盖着章。”
屋子里再次安静。
“这儿看不着的,我家里还有一份。”我说,“十年的缴费单,我都留着。”
物业邵经理一直站在柜台后头。他把那张复联拿起来看了一遍,一句话没说,转身进了里屋。
“这次我直接贴店门口。”我把纸一张一张收回去,又按年份码齐,“贴一个月,一个月内随便看。”说完我便走出了物业大门。
我刚骑上三轮车,身后就传来邵经理的声音。
“小陈啊,你也看见了,大家都对现在的管理费不太满意,往后这规矩得改改了。”
物业邵经理从物业楼里出来。他五十六岁,一件藏青夹克拉链直拉到胸口,手里捏着那本缴费台账。
“小陈,毕竟是大家的想法,理解一下吧。”
“我交了十年。”我说,“我理解。”
说完我骑上三轮车就往街里走。一边骑一边想:大家的想法?只怕是你们早就惦记上我那间铺子了吧。
骑到街口,老李追上来,一手扶住我的车斗,一手转着一串钥匙。
“陈望。”他递过来一根烟,我没接,“那五千块,再宽我两个月。”
“不急。”
“我知道你不急。”他把烟点上,“可这街上的人心,你得懂。”
那五千是三年前的事,当时他儿子结婚,他说过三个月就还,结果一拖就拖到了现在。
离开老李我继续沿街骑着。我的铺子在街尾拐角,位置最偏。
回店以后,我把这十年的一百二十张缴费单全贴在玻璃门上,用透明胶从四边封死。然后翻出租赁合同,上面写着租约年底到期。
十二月一号,我在心里数了数,还剩三十天。
随后我拿起手机给城南广场的张哥打了个电话。
一个月前他找过我,说广场那边有一间底商空着,问我要不要去看看。可我当时只想继续在这里守着,便婉拒了。
“张哥,那间底商还空着吗?”
“空着,怎么你要看?”
“嗯。你要有空,我下午过去。”
“行,只要你来,我就有空。”
挂了电话,我在铺子门口站了一会儿,好好看了看这间小店。
这十年我没换过做法。面十斤,水两斤,一把盐;肉要前腿,肥三瘦七;虾皮自己烘,紫菜自己拣。总有人劝我买现成的馅,省两个人手,我不干。省下的钱,最后都从汤里漏出去,漏掉的是良心,更是回头客。
2
下午两点,我骑上三轮车去了城南广场。
从商业街到城南广场七公里,骑车四十分钟。城南广场临街那一排全是底商,张哥是这一排的产权人。
214号在最东头,六十八平,两间打通,玻璃门朝南。门前一块空地,够停三辆车。
张哥提前在底商门口等着,见我过来,直接掏出钥匙打开了门锁。
我推开门。屋里空着,地上落了一层薄灰,正对门的墙上瓷砖掉了几块,补过,补得不太齐整,一看就是老小区的底商。西斜的太阳从玻璃门进来,把整间屋子照得发亮。房子是旧的,采光和位置却是市区里少有的。
“这个位置,正对街面,公交站就在马路对面。”张哥拿钥匙在门框上敲了敲,“要不是我这边资金紧,这个价我不可能出。”
“多少?”
“七十八万。”
我心里跳了一下。这个价,比我想的低了十七万。
我没接话,走到门口往两边看。左边是一家药店,右边是三栋写字楼,对面则是公交站。
我在心里算:门前这块空地,早高峰公交三分钟一班,下车的人从我门前过;三栋写字楼的白领上下班,也从我门前过。这是商业街客流的五倍。
“市场价多少?”
他愣了一下。
“九十五万左右吧。”
“那就九十五万。”我说,“我按九十五万买。”
张哥的手停在门框上。
“你说什么?”
“七十八万是你急用钱的价,不是这间铺子的价。”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是上午在房产中介打的成交记录——同一条街,去年成交三间,八十八万、九十六万、一百零二万。“我按九十五万签合同。这个便宜我不占。”
他把那张纸接过去,从头看到尾,又看了一遍。
他抬起头,第一次正正经经地看我。
“小陈,你做生意多久了?”
“十年。”
“十年。”他把纸折起来,还给我,“我卖这么多底商,头一回见买主自己往上报价的。”
“价钱低,我心里不踏实。以后这条街的人知道我压过你的价,我这生意也做不长。”
“成。那就九十五万。”
定金三万,我当场转的,算在首付里。首付四十五万,剩下五十万走贷款,月供五千三。
四十五万是我十年的积蓄——钱进来又花出去,攒下的就这些。一碗十块,扣掉食材、房租、水电、我自己的工钱,一碗落一块二。一天六百碗,一年二十六万。
我把这个数算过一遍又一遍。一个月两万一千六,扣掉工钱、灶的修理、逢年过节的赊账,落到手里就是二十六万,十年二百六十万。这二百六十万,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去了九十万;老人前后住了两回院,一回搭桥,一回在肿瘤科躺了半年,报销完自己还掏了五十五万;老家房子翻修,又进去二十五万;灶和家伙什,十年十万;还有三十五万,压在账本上那四十七笔里,收不回来。到最后,能动的就是这四十五万。
签完合同,张哥把钥匙给我,又提起一件事。
“你会做团餐吗?”
“什么样的团餐。”
“我自己有个厂,厂里三百八十人。之前包的是一家餐饮公司做早餐,汤是粉冲的,包子是速冻的,工人吃一半扔一半,都闹到我办公室来了。”他顿了顿,“你要是能接,我这差事给你了。”
“十二块钱一个人。”
“十二?之前那家才六块五。”
“六块五的东西你已经吃过了。”我把纸翻过来,拿笔一行一行写:面粉、猪前腿、虾皮、紫菜、猪油、燃气、水电——还得另雇两个人。“一斤面出二十六张皮,一碗十二个,肉馅三两,汤我还要提前一天熬。这个价,我只能给你做豆浆、馄饨,外加两样面食,现做,现煮。”
“所以,六块五能做什么,你自己算。”
他拿过那张纸看了一会儿,从随身带的皮包里摸出合同和公章。
“签。一天三百八十份,早上五点二十送到厂门口。先签一个月合同,我看看效果。”
签完合同,我站在空荡荡的底商里,拿出手机,把屋里和门前那块空地都拍了下来。
底商十五米长,四米五宽。够摆二十张桌子,空地够并排摆放三辆车,那差不多也够摆三十个人排队。
3
第二天,收摊前的空档。我把一张白纸压在案板角上,拿铅笔在上头画竖道。
我不是闲的,我就是想算算,我那六百碗,到底养了多少人。
每过来一个人,只要手里端着、拎着、嘴里嚼着别人家的东西,我就画一道。这法子笨,但准。
四点,三十七道。五点,八十一道。六点,一百零九道。
那天我一共卖了六百二十碗。排队的人从拐角排到街口,二十来分钟才能挪到锅前面。
排队的时候人是闲的。左边是凉皮摊,右边是炸串,前头还有炒货、酸梅汤、烤肠。一碗馄饨等二十分钟,中间买两样东西,太正常了。
一个人等二十分钟,手里总得有点事干,嘴总得有点东西嚼。他站在我门口,等的是一碗馄饨,吃的是别人家的凉皮、烤串、酸梅汤。
我连画了三天。
第三天晚上,我把三张纸摊在案板上数。平均下来,每十个排队的人里,有八个手里拿着别人家的东西。同行的人更多,排队的身边往往还站着一个,那个不排队,负责买。
六百个客人,加上身边那些人,一天大约一千二百人在这条街上。
一千二百人,只要还在这条街上,嘴就闲不住。
我按人均三十算:凉皮八块,烤串十块三串,酸梅汤四块,炒货称半斤。一千二百人,一天三万六。
这是保守数。真算下来,有些人手里拎着三样,有些孩子手里还捏着一根烤肠。
整条街二十家吃食摊子,一天流水四万二。
我一天卖六千,剩下的三万六,都是等我这口锅的人买的。
我这口锅,撑着整条街的八成客流。
4
数完那三天,上午十点,我正在后厨和面。街道物业邵经理来找我。
“陈望,出来一下。”
我把手上的面擦掉,出去。
他拿出一沓纸,给我看第一页。
纸递过来的时候,我闻见一股新油墨味。
标题是黑体字:《关于规范商业街经营行为的确认书》。
底下是一行一行的手写签名,签名下面按着红手印。我数了两遍,四十二个。
正文三段:一、自下月起,本街租金及管理费一律按营业额百分之八计收;二、陈记馄饨日销量不得超过一百碗,不得在店外引导排队;三、以上条款由全体商户共同监督执行。
看到第二条,我笑了。
“不得超过一百碗。”我念了一遍,“一百碗,我上午九点就卖完了。”
“大家都这么想。”邵经理说。
“四十二户,全签了。”他把纸往我面前递了递,“你签个字,月底把铺子腾出来,押金退你。”
我没接。
“这纸谁写的。”
“你也看得见。整条街四十二户商家自发的,他们签完才送到我桌上。”
“那你也认。”
“我认。”他说,“四十二户的意思,我不能不认。”
“合同我看了。”他把手插回兜里,“第九条管的是租期内。你这月底到期。到期的房子,我不续,你就得走。这四十二个手印,是让你走得好看一点。”
“我要是不签呢。”
“不签也好。”他说,“年底我按新规矩重新招租,全街竞价。你那间二十四平,位置最偏,也有人要。”
他说得很轻,像随口一提。
我把手在围裙上擦干净,从抽屉里翻出租约,翻到第九条,把那一页摊在案板上,指尖按住第二行。
“第一,涨租。租期内,租金及管理费不得单方调整。你要改,等我年底合同到期。”
我把手从纸上抬起来。
“第二,限流。我一天卖六百碗,是我的经营自由。全街给我定多少碗,他们没这个权,你也没有。”
我把那沓纸拿过来,翻到最后一页,转过去,让背面朝上,推到他面前。
“第三。这四十二个名字,没有一个是产权方。他们按手印,法律上什么都不是。”
邵经理看着那张纸,没说话。他把纸拿回去,慢慢地卷成筒,在手里转了半圈。
“民意。”他说。
“民意不能当合同用。”
“陈望。”他抬起眼,“这条街,四十二户不愿意你在这儿。”
我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案板边上。
“行。月底到期,我走。”
他大概没料到我答得这么快。手里的纸筒停在半空。
“不过有句话我得说清楚。”我看着他那只手,“这不是他们赶我走,是你赶我走。他们图降租,你图街口那两间。”
“我?”
“你早就想让我走了。街口第二家空了半年,你一直没租出去——一间租不出价,两间打通才值钱。你在等整条街一起空。”
他的手指在纸筒上紧了一下。
“街口那两间,你打算一个月两万五租出去。”我说。
“你听谁说的。”
“你自己说的。上个月你带人来量尺寸,我看见了。三个人,一把卷尺,从街口那家一直量到我灶台边上。”
他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他停住,回头补了一句。
“陈望,一条街的街坊,你要合群啊。”
我笑了笑:“我只希望你们不会后悔。”
5
答谢宴那天的排场,开头我已经说了。剩下的,得从头讲。
那天的事,我后来跟很多人讲过。每回讲到“坐到十点半”,听的人都要问一句:你在等什么。
我没等什么。我就是想看清楚,他们能高兴成什么样。
那天上午,我在门口贴了一张纸:本店月底到期,不再续租。新店地址:城南广场214号。
纸是我用马克笔写的,写了三遍。第一遍写“不再续租”,我嫌软;第二遍写“合同到期”,我嫌绕;第三遍就这么写,一个字都没多。
月底搬家。锅、案板、四袋面、一箱碗、一罐猪油……
东西比我想的少。十年,一辆三轮车拉了三趟。
第一趟是锅,第二趟是案板和面,第三趟是碗和一罐猪油。油罐是搪瓷的,磕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黑铁。
最后一趟装的是那口老锅。锅底有一层黑,是三千多天烧出来的。锅耳上系着一根红绳,三个死扣,剪都剪不开。
装完车我回了一趟屋里。围裙还在门后挂着,我解下来,叠成四方,放在案板上。蓝布的,腰上那根带子断过两回,接头在左边,用白线缝的,缝得很难看。
我把那把用了十年的菜刀压在围裙上。刀是我自己开的刃,刀背敲出一个小豁口,是剁筒骨剁的。
剩下的都不要了。
下午五点,全部搬完。
六点,我拉下卷帘门锁好,把钥匙放在物业的窗台上。街口也开始摆桌子。
红色的塑料圆桌,一张挨一张,从我那个拐角摆到街口的老槐树底下,二十桌。桌上一次性桌布,一次性筷子,啤酒一箱一箱往上搬。横幅挂在两家铺面中间:“租金惠民答谢宴”。
七点,我骑着三轮车刚出街口,鞭炮就响了。
一万响,缠在竹竿上,从街口一路放过去。放完,地上红了一层,风一吹,纸屑往马路对面飘。
纸屑落在我三轮车的车斗里,红的,一层。我没停,也没回头。
邵经理喝到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划拳。老李端着一杯酒,挨桌敬。
小马举着手机直播,镜头扫过一桌一桌的菜。他一边走一边说:“家人们,看这排面。咱们街今天办了件大事。”
有人问他什么大事。他说:“清了个钉子。”
“以前他那队人,从街口一直排到我们门口,客人想进来都挤不进。”说话的是开五金店的老李,“现在路通了,客人自然就进来了。”
“就是。”旁边有人接,“客人认的是这条街,不是一碗馄饨。”
“他以为他那碗汤有多金贵呢。”
我把三轮车推到马路对面,在树底下支好,坐下来,一直坐到十点半。
那天晚上回到城南广场,我把店里所有的灯都打开。灶砌好了,锅架上了,桌椅板凳摆得整整齐齐。
看着这一切,我在心里说:十年了,我终于有了一家自己的店。
6
商业街那边的光景,是老主顾们来店里说给我听的。
第一个月,街上还在骂我,说我心黑,说我早晚倒闭。第二个月,骂声变成了嘀咕。第三个月,没人骂了——大家都在算自己的账。因为这条街上,已经没人来了。
卖卤味的老赵,第一个月流水掉到八百块。他把卤锅从早上烧到晚上,锅里的汤越熬越浓,越来越少。手里那张缴费单还是捏成扇子,只是这回,捏着也没什么可骂的了。
小马的手机壳,一天卖出去三个。他开始在门口摆一张桌子卖充电线。
老李的五金店本来做熟客,可他门口那条过道,再没人站着等位了。
从前我那口锅前排的队,从街尾一直拐到街口,这些人实打实地养着整条街。馄饨店一搬走,客流就断了,好些商户一个月流水直接是零。有人跑去物业,要求按零营业额收零房租——新规矩是这么定的,零流水就该零房租。
折腾了几个月,整条街四十二户基本都歇了业。商户急了,物业也急了,办法想了一堆,一样没用。街坊之间开始互相埋怨,为了一个客人,能当街打起来。
这几个月我没闲着。搬到新店第一天,馄饨卖了四百一十碗。第二天四百三,第三天四百六。
那三天,我每天早上四点就到店,锅烧上,汤吊上;五点钟,开始包馄饨、下面条;六点钟,擦干净案板准时开门。
头几天来的都是老客。开出租的孙哥,进门就给我递了一支烟。“我可找了你半个月,就为早上吃你这一口。”
从第五天开始,团餐的生意也起来了。五点二十,三百八十份早餐装车,送到张哥厂门口。六点,工人下了班车,就能在食堂吃上热乎饭。
十个保温箱一趟装不下,就跑两趟。第一趟送完回来,天刚亮,第二批客人已经站在门口。
月底张哥跟我结团餐的账,开口第一句就是:“十二真不贵。不光不贵,还值。”
第一个月结账:堂食十二万四,早餐十三万七。一共二十六万一。
在商业街那十年,一天六百碗,一个月十八万,扣掉房租水电、食材、我自己的工钱,落到手里两万出头。现在二十六万一,人工多了四个,房租多了一万一,月供五千三,落到手里五万出头。
买卖干大了,每个月还能多挣三万块。我一边算账,一边在心里谢张哥——朋友就是得互相搭把手。
当天下午张哥就决定合同再续五年。
签完他把笔一放,说了一句我记了很久的话。
“小陈,你不是会做馄饨,你是会做人。早晚你要做更大。”
后来我通过张哥又认识了两个老板,团餐的生意从一个厂变成三个厂,吃饭的人从三百八十加到一千二。为此我又多雇了两个伙计,添了三台冷柜,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
银行的流水一个月比一个月厚,客户经理开始主动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资金需求。我说有。他问要多少。我只说了一句:看你们敢给多少。
第三个月,老李来过一趟。
他站在门口不进来,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肩膀塌着。三个月不见,他头发白了一片。
“回来吧。”他说。
“商量过了?”
“商量过了。租金好商量。”
“商量到多少。”
“两千五。”他咽了口唾沫,“先按两千五,明年再议。”
“那四十二个手印呢。”
他张了张嘴,没出声。
“老李,”我说,“我不恨你们要我走。都是邻里街坊,你还是回去吧。”
他低着头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转身回去了。
7
又过了三个月,他们包了两辆大巴,堵在新店门口。邵经理下车第一句话:“陈望,你得赔偿损失。”
我看着递过来的表格:四十三户,四十三行,每行后头写着“半年损失”,一行一行加起来,一百七十九万八,凑了个整,一百八十万。可笑的是最后一行是我自己那间店:陈记馄饨,半年损失,零。
“怎么算的。”我问。
“按去年同期的流水,扣掉本钱,减今年的。”老李说,“一户一户算的,没多要你一分。”
“那我搬走那天,你们在街口摆了二十桌。那二十桌的钱,怎么不写进去。”
老李不说话了。
邵经理开口:“陈老板,你回去,那个位置还是你的。租金不涨,还按原来的三千。”
“三千?”
“对,三千。而且直接签五年,写进合同,五年都不涨。”
“这话你早几个月说,我可能就答应了。可现在,我不回去了。”
这句话一出口,站在他身后的人就炸了。
随行的小马直接喊起来:“你在这条街上做了十年,我们也做了十年。可你走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转脸就把客源全带走了。”
“对!你要么回去,要么就得赔我们。”
“就是!都是邻里街坊,你当年全街挣得最多,那不是大家一块儿帮衬你的结果?现在大家有难,你躲一边,你还有没有责任心!”
“还给你最少的房租和管理费,你连句谢都没有。”
我一直没说话,只是静静听他们把话说完。
等他们都说得差不多了,我这才把手里的抹布放下,“当时整条街四十三户,只有我一家排长队。队从街尾拐角一直排到街口,二十来分钟才挪得动。”
“整条街二十家吃食摊子,一天流水四万二。其中三万六,是等我这口锅的人顺手买的。”
“至于房租和管理费——管理费最低,是因为我这间面积最小,二十四平,全街最小;房租最低,是因为位置最偏,在街尾拐角。十年前这间房没人肯租,才轮到我。现在你们又嫌我交得少。”
我说完,众人不语。
过了好一会儿,邵经理才开口:“无论如何,你今天得给个交代。”
“对!我们不能白来。这些年你挣了我们多少钱?”
“就是,得还给我们!”
小马把手机举起来,镜头对着我。
“陈哥,这半年,我房贷就断了两期。”
“我知道,所以这半年,我才一句难听的都没说。”
“当年老李说经营不善,从我这儿借走五千块周转,到现在没还。利息滚到今天,够抵他这半年了吧?”
“老赵家孩子念高中,三年前从我这儿借走三千块学费。现在孩子都上大学了,钱呢?”
“王建国店里扩张,去年从我店里搬走四套新桌椅,这才一年,也来找我要钱?”
我举起一本蓝皮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好人好事”,每一笔后头都有他们的签字。
我一页一页翻。翻到第三十一页,“后面还有四十七笔。”我说,“这些年钱我借过、东西我也给过、水电我更垫过,就连年三十的饺子我都一家一家送过。”
我把账本合上,放在桌上。
“这些我原本没打算要,但今天你们要我给个交代,那咱们就先按这本上记的来个交代。”
一瞬间,谁都不说话了。半晌,人们一声不吭地往外走。
我把账本收进抽屉,对着还没走的邵经理说:“还有什么想说的?”
邵经理尴尬地看了我一眼,默默转身,朝大巴车走去。
8
十二月,商业街正式开始拍卖。
从我拉下卷帘门那天到现在,连一年都不到。
事是从物业那本台账上翻出来的。新来的审计员把我贴在玻璃门上那一百二十张缴款单揭下来,对着核了三天,核出七十三万对不上——十年里,管理费按面积收,台账上却按户头一笔一笔记,多出来的钱被人一层一层抹平。抹到最上面,是邵经理的签字。
产权方那边更早出事。整条街挂在一家商贸公司名下,公司拿街做抵押,贷了三笔款,投到外地一个楼盘。楼盘停了,塔吊拆了。银行来收街。
四十三间铺,连地带房,打包拍卖。起拍两千一百万。
拍卖前半个月,张哥来找我。
他在店里坐了一个下午,抽了半包烟,一句话没说。快收摊的时候才开口。
“街我看了。”
“看了怎么样。”
“值。”他把烟头按进碟子里。
“你要拍。”
“我一个人拍不动。”他说,“城南那排底商,五个人合伙拿的,我牵头,两千四百万凑得出来。可那条街不是五个人就能活的。总得有人站在锅后头。”
他看着我。
“你入不入。”
“我没那么多钱。”我说的是实话。买那个铺子把积蓄挖空了,两家店的钱全压在货里、在冷柜里、在面包车里。
“我知道你没那么多钱。”他说,“我要的不是你的钱。我要‘陈记’这两个字。你把招牌押进来,把经营权押进来,哥算你两成。”
“两成太少。”我说,“三成。这条街的客流,是我十年一碗一碗攒出来的。”
他笑了一声:“你他妈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行,三成。”
拍卖那天我去了,厅里不到三十个人,大半是来看热闹的。
第三排靠过道,坐着邵经理。他借了六百万,凑了个联合体,还想吃这条街。
前两轮他举了牌。两千二百八十万,两千三百万。
等我举到两千三百八十万的时候,锤子落下来。
拍卖结束后邵经理站起来,走到我面前:“陈老板,这条街,你买得起,你养不起。”
“养不养和你都没关系了。”我笑着说,“这条街从今天起姓陈了。”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从街口走到街尾。整条街走过去,只碰见三个人。
老赵蹲在卤锅边上,火没生。他把那张缴费单对折,塞进围裙兜里,没抬头。
小马在收门口那张桌子,桌上剩几根充电线,和一部镜头对着空街的手机。他把手机按灭了。
老李靠在五金店门框上,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肩膀塌着——和站在我店门口那天一样。他张了张嘴,没出声。
没人拦我,也没人喊我。
四十三间铺,这次我说了算。
第二天一早,我回了街尾那间铺子。
卷帘门拉起来,里头空了,玻璃门上还留着贴缴费单的胶印。
门口站着人。老赵在最前头,手里捏着张缴费单,还是扇子那个捏法。老李在他旁边,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肩膀没塌。小马举着手机,镜头对着我。
“陈老板。”老赵开口,“往后这房租——”
“照旧。”我说,“该多少还多少,一分不涨。”
他噎住了。后头的人也不出声。
我从包里拿出那本蓝皮账本,翻到第三十一页,后头还有四十七笔,一笔一笔念下去。念完,我把账本合上,压在柜台上。
“这些我不要了。”我说,“往后这街上四十二户,谁也别再欠谁的。”
小马的镜头还举着。
“陈哥,这段我发出去?”
“发。”我说,“让外面看看,这条街换了东家,规矩没换。”
现在这条街一天过多少人,我没再数过。我只知道早上五点二十,锅一开,白气往上冒,门口就开始有人站着。
有时候我站在灶台后面,看那些人端着碗,一手扶着碗沿,一手护着汤,往桌子那边走。
做馄饨没有巧:皮薄,馅鲜,汤要清。
汤浑了,客人喝一口就不来了。
街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