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爹留下半本笔记,前七页被人撕了。
撕得很齐,是拿尺子比着裁的。我妈说,那七页上写着一个不该写的名字。
1975 年冬天,县里修盘山公路,我跟着测量队当描图员。全队十九个人,只有我一个女的,只有我一个临时工,也只有我,能把那半本笔记背下来。
那天报到,队部借的是公社小学的教室。桌子拼了六张,上面铺一层牛皮纸,边角用图钉钉死。刘长海队长站在黑板前念分工,念到外业组,他停了停。
"沈知秋。"
我站起来。
"你留下,描图。"
我说好。
旁边有人笑了一声,声音不大。刘长海把粉笔放下,拍了拍手上的灰:"女同志腿脚慢,上山耽误进度。你在屋里,把图画清楚,一样是贡献。"
我说好。
我坐回板凳上,把袖口挽到肘弯。屋里生了一个铁炉子,烟筒从窗洞穿出去,封窗的是塑料布,被风吹得一鼓一鼓。我伸手把塑料布按平,按了三次,它还是鼓。
那年我二十岁。我已经习惯了先把手上的东西弄平整,再说话。
二
描图这活儿没人抢。
外业组每天傍晚回来,把野外手图往我桌上一放,人就去吃饭了。手图上全是泥,有汗渍,有的地方被雨泡过,铅笔线晕成一片灰。等高线画得歪歪扭扭,标高数字有的写了又划,划了又写。
我得先把它们看清,再重新描一遍。
描完的图,第二天交上去。没人说谢,也没人问。
第三个晚上,我发现一件事。
前三次报上去的路线,都被省里打了回来。打回来的批条夹在卷宗里,字很少:"坡度不符实际,重测。"
我把三张图叠在一起,对着灯看。
三条线的走向不一样,起点不一样,终点也不一样。可它们在鹰嘴崖那一段,坡度全是一样的——都是照着一本苏联教材上的公式算的,一比一点五。
我爹的笔记里有一页,写过这个数。
那一页的边上,他用红笔划了一道,写了四个字:岩性不同。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是他自己算的:页岩风化层,遇水软化,坡度不能超一比一点二五。
我把三张图放下,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本子。
本子是账本改的,前面几页记着家里的油盐。我翻到空白页,把三张图上鹰嘴崖那段的高程一个一个抄下来,抄到半夜。抄完我用手指顺着等高线走了一遍。
走不通。
一比一点五的坡,在图纸上是一条好看的斜线。放到山里,是一道会往下滑的土。
我把本子合上,吹了灯。
第二天早上,刘长海来拿图。我把描好的三张递过去,用双手。
他接了,看了一眼,点点头,走了。
我坐在原地,手放在膝盖上。
我什么也没说。
三
出事是在十一月十九号。
那天外业组在鹰嘴崖下面打桩,下了半天雨。雨不大,是那种细的,落在脸上不觉得,落在土里能泡透。
我正描一张涵洞图,听见院子里有人喊。
跑出去的时候,人已经抬进来了。是民工老周,腿压在两块石头底下,裤腿全红了,血混着泥水往下淌。卫生员还没到,人围了一圈,谁都不敢动。
刘长海蹲在地上,手扶着石头,又不敢用力。
"抬不得,"他说,"一抬,血就下来了。"
有人说去喊拖拉机。有人说拖拉机在公社,来回一个半钟头。
老周躺在泥里,眼睛睁着,不出声。
我站在人堆外面。
我看了眼天,又看了眼院子门口那条路。
那条路我描过。它通到公社,是土路,中间有三道弯。第一道弯太急,拖拉机过不去;第二道弯外面是一道沟,下雨天泥泞;第三道弯旁边有户人家,门口有块打谷场。
我在心里走了一遍。
从院门出去,不走第一道弯,顺着水渠的堤埂走两百米,能绕到第二道弯后头。堤埂是石头砌的,不烂。再往前,从打谷场穿过,能接上大路。
比原路远一里地,但是硬底。
我挤进去,蹲下来。
"队长。"
刘长海回头看我。
我说:"别走公社那条路。走渠埂。"
"什么?"
"从院门出去,右拐,顺水渠的堤埂走两百米,绕过头道弯。堤埂是石头的,不陷车。到二道弯后头接大路,穿王家打谷场。远一里,但快。"
院子里静了一下。
刘长海看着我,又看看地上的老周。
"你走过?"
"我描过。"
他站起来,喊人:"按她说的走!两个人前头探路,拖拉机来了直接上渠埂!"
那天下半夜,老周送到了县医院。医生说再晚半个钟头,腿就保不住。
第二天队里开会,刘长海表扬了三个人。都是抬石头的。
会散的时候,陈立川从后头追上来。
他是队里的技术员,复员军人,来了一年多,话很少。他手上还有一道口子,是昨天让石头划的,用纱布缠着,渗了一点红。
他走到我旁边,没看我,看着前头。
"昨天那条渠埂,"他说,"你怎么知道是石头砌的?"
"图上标了。"
"图上是条虚线。"
"虚线旁边写着'砌石'两个字。字很小。"
他走了两步,停下来。
"我昨天也在算,"他说,"我算的没你快。"
我说:"你抬石头了。"
他没再说话,往前走了。
我站在院子中间。塑料布还封在窗洞上,被风吹得一鼓一鼓。我看着它鼓起来,又瘪下去。
四
鹰嘴崖是整条线最难的一段。
山在这里拐了一个死弯,外侧是崖,内侧是坡。坡上头有一层页岩,一碰就碎,碎成指甲盖大的片。
12 月 4 号,外业组上去测第四遍。
这回刘长海带了绳子上去,也把我带了。
不是因为认可我。是因为要描的图太多,人手不够。他在门口说:"你上去,别乱走,别说话,量完就下来。"
我说好。
山上的风比下头大。绳子拴在腰上,另一头拴在一棵松树上。我蹲在坡脚,拿平板仪对方向,手冻得不听使唤,铅笔掉了三次。
陈立川在我上头十米的地方立标杆。他每立一根,就喊一个数。我记一个。
记到第七个的时候,我停下来。
我把本子上的数从头看了一遍,又抬头看那层页岩。
页岩是斜着铺的,一层压一层,往山外侧倾。这种岩层叫顺层。书上写:顺层边坡,遇水沿层面滑动。
一比一点五的坡切下去,正好切在层面上。
我站起来。
"队长。"
刘长海在崖边上跟一个记录员说话,没听见。
我又喊了一声。
他转过头,眉头皱着:"干什么?"
"这段不能用一比一点五。"
风很大。他往下走了几步,走到我跟前:"你说什么?"
我把本子递过去,指着一行字:"岩层是顺层的,往外倾。切坡切在层面上。下雨就滑。坡度不能超一比一点二五。"
刘长海看着本子,看了很久。
然后他抬头看了看那面坡,又低头看看我。
"这是谁教你的?"
"我爹。"
他的脸变了。
不是生气。是那种突然想起来什么、又不愿意想的表情。
他把本子还给我。
"沈知秋,"他说,"你今年多大?"
"二十。"
"你参加工作几年了?"
"……三个月。"
"三个月。"他点点头,"你一个描图的,懂什么?"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高,也没有骂人。他就是那么说了。
山坡上有五个人。他们都听见了。谁也没说话。
我把本子收进怀里。
"下来吧,"他说,"天要黑了。"
我跟着往下走。走到一半,绳子勒到腰上,我停下来把它松开。
陈立川在我上头。他没动,看着我。
我说:"你下去吧。"
他下去了。
那天晚上我洗脚,水是凉的。我把脚放进去,一直没动,直到水面上那层薄冰把我脚趾包住。
我爹 1958 年主持过这条线的初测。他那时候三十四岁。
我从没听我妈说过他被否掉的理由。
五
12 月 11 号,下暴雨。
不是冬天的那种雨,是反常的,又急又密。帐篷漏了三处,脸盆不够,拿搪瓷缸子接。
外业停了。人都在大队部烤火,一直到半夜。
我留在帐篷里,因为图纸不能受潮。
我把三张描好的图挪到最高的一层架板上,又拿塑料布盖住。做完这些,我蹲在地上,铺开自己的本子。
我要重算一遍鹰嘴崖。
不用苏联的公式,用我爹笔记里的方法:先按岩层倾角定层面,再按层面反推最大安全坡角,最后用土方量校核。
我爹在笔记边上写过一句话:先问山愿不愿意,再问图纸好不好看。
我算了三个小时。
帐篷里只有雨声,和铅笔在纸上的声音。
第四个小时,门帘被掀开。
陈立川进来,浑身是水。他手里拿着一支手电筒,还有一节备用的电池。
他什么也没说,蹲下来,把手电立在架子上,对着我的本子。
光有点偏。他伸手把架子往左挪了两寸。
我继续算。
他就那么蹲着,一只手扶着手电,一只手把自己湿透的袖口拧了一下。
帐篷外头,雨砸在塑料布上,一阵一阵。
我算到第七层台地的时候,笔停了。
我盯着那个数。
一比一点二。
不是笔记上写的一比一点二五。是因为这段页岩风化得更厉害,我又往下压了一点。
我把铅笔放下。
陈立川往前凑了凑,看那张纸。
他看了很久。
"你算的是对的。"他说。
我看着本子。
"我知道。"我说。
他没接话。
外头有人喊他,说三号桩位塌了。他站起来,把电池留在我手边,出去了。
门帘落下来的时候,带进来一股风,手电晃了一下。
我伸手扶住它。
那一夜我把整条线重算了一遍。天蒙蒙亮的时候,雨停了。我把本子合上,吹灭手电。
架子上那三张图,干干的。
六
第四次定线会议,是 12 月 20 号。
省里的批条下来了,措辞比前三次重:"若再不能定案,本线转入明年计划。"
意思是:再定不下来,今年这条路就没了。
队部里坐了十九个人,加上公社来的两个干部。黑板上挂着一张大图,是刘长海牵头画的第四方案。
他站在黑板前,拿教鞭指着鹰嘴崖那段。
"这回我们把线往内移了三十米,避开外侧崖壁。坡度按规范,一比一点五。土方量比原方案少两千方。省里这回应该没问题。"
有人鼓掌。
我低头看那张图。
那条线是从鹰嘴崖内侧的坡脚过去的。
坡脚往下,是一片缓地。缓地上有六户人家,一处磨坊,还有我家的老宅基。
老宅基已经空了八年。房子拆了,墙基还在,长满了草。
我抬起头。
"这条线不对。"
会议室里静了。
刘长海放下教鞭:"你说什么?"
"往内移三十米,切的是内坡。内坡也是顺层,倾角比外坡还大。而且线位压到了坡脚的居民点,要拆六户。"
我站起来,走到黑板前,把手里的本子摊开。
"我重算过。按岩层倾角反推,这段最大安全坡角是一比一点二。线位应该往外移十五米,做三级台地,每级八米,台地内侧设排水沟。这样既不压居民点,土方量只多四百方。"
我说完了。
我把本子举起来,举到黑板旁边。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
后排有人咳了一声,然后我听见一句:"一个描图的,懂什么。"
不是刘长海说的。是外业组的一个记录员。
刘长海看着我。
他看了很久,久到我手开始酸。
然后他走过来,从我手里把本子拿过去。
他翻了两页,又翻了两页。
他把本子合上。
"沈知秋,"他说,"你先出去。"
我说:"队长——"
"出去。"
我站在原地。
他把我的本子夹在胳膊底下,转身回到黑板前,拿教鞭敲了敲图:"继续开会。"
我走出队部。
外头很冷。我把两只手插进袖筒里,站在台阶上。
我听见屋里在讨论排水沟的位置。讨论得很热闹。
我在台阶上站了大概十分钟。然后我回屋去拿我的图。
推开门的时候,会还没散。刘长海坐在桌子后头,我那张手绘的方案图在他手边。
他抬头看我。
我走过去,伸手。
他把图拿起来,当着我的面,折了两折。
折得很整齐,角对角。
然后他拉开抽屉,把图放进去,推上。
"你的东西,"他说,"我看看。"
我说好。
我转身出去了。
门在我背后合上的时候,我听见屋里有人开始笑,说别的事。
七
那天夜里,我回家拿笔记。
我妈还没睡,坐在灯下纳鞋底。听见我进门,她抬头:"这么晚?"
"拿个东西。"
我从柜顶上把那个木盒抱下来。盒子里是我爹留下的东西:一副眼镜,少了一条腿;一枚图钉,是铜的;半本笔记。
我把笔记拿到灯下,一页一页翻。
翻到中间的时候,手指碰到了硬东西。
我停下来。
笔记的后封皮比前封皮厚。我用指甲沿着封皮的边缝抠,抠开一道口子。里头有夹层。
我从夹层里抽出一张纸。
纸折了四折,折得很旧,一展开就往回弹。
是一张图纸。1958 年的。图上画着一条线,从鹰嘴崖外侧切过去,做三级台地,每级八米,台地内侧设排水沟。
图右下角是署名栏。
署名栏里有三个字,被人用刀刮掉了。
刮得很用力,纸都起了毛,破了两个洞。刮的人不肯罢休,连纸背面的墨迹都刮到了。
我把图凑到灯底下,侧着看。
刮痕的凹槽里,还留着一点铅笔的灰。我用手指顺着凹槽摸了一遍。
三个字。
第一个字的最后一笔,是一竖,很长。
第二个字,左边有一个人字旁。
第三个字,底下有个"心"。
我摸了三遍。
我妈的鞋底停在半空。
"知秋,"她说,"你干什么呢?"
我把图折起来。
"妈,"我说,"我爹这条线,当年为什么被否了?"
她没说话。
针在鞋底上穿了两次,没穿过去。她把针在头发上蹭了蹭。
"他们说他是右倾。"她说,"说他算的坡度不符合规范。规范是苏联的,他非要说中国的山跟苏联的山不一样。"
"后来呢?"
"后来这条线就没修。"她说,"1958 年定的线,一直放到现在。"
我把图纸放在膝盖上,拿手掌压平。
压了很久。
我妈抬起头看我。她的眼睛在灯底下很亮。
"知秋,"她说,"你把它烧了吧。"
我说:"妈。"
"你爹的名字刮掉了,那是好事。"她说,"名字在纸上,人就得担着。他担了一辈子。你别担。"
我没说话。
我把那张图重新折成四折,放回笔记的夹层里。我用手指把封皮的口子按上,按了三次。
按不平。
八
我在队部坐了一夜。
天冷,炉子早熄了。我把塑料布按平,把牛皮纸铺好,把图钉一个一个按进桌角。
我拿出新的图纸。
我从第一根等高线开始画。
我不照苏联的公式。我照我爹那张 1958 年的图,再加我自己这三个月记下的每一个数——每一个高程,每一处岩层的倾角,每一道排水沟的走向,每一台地的宽度。
我画了六个钟头。
画到鹰嘴崖的时候,我停下来,把笔记本翻到 12 月 11 号那一夜,把一比一点二那个数看了三遍。
然后我继续画。
天蒙蒙亮的时候,图画完了。
我把铅笔放下,活动了一下手指。手指僵着,弯不过来。我把两只手放在嘴上呵气,呵了很久。
图铺在桌上,占了大半张桌子。三级台地,每级八米,内侧排水沟,线位外移十五米,不压一户人家。
右下角是署名栏。
署名栏是空的。
我拿起笔。
笔尖碰到纸。
我停住了。
我想起我妈说的那句话:名字在纸上,人就得担着。
我想起 1958 年那三个字被刮掉的样子,纸起了毛,破了两个洞。
我想起刘长海折我图纸的时候,折得很整齐,角对角。
我想起后排那个人说:"一个描图的,懂什么。"
我的笔尖在纸上落下一个点。一个墨点,很小。
门外传来脚步声。
踩在冻硬的地上,一下一下,很慢。走到门口,停了。
没有敲门。
门被推开。
刘长海站在门口。他身上披着那件军大衣,手里拿着一张图。
那张图折了两折。
他走进来,看见桌上铺着的图纸,站住了。
他看了很久。他往前走了一步,又停下,把那张折了两折的图慢慢展开,放在我的图旁边。
两张图,并排放着。
他画的那张,线在内坡,一比一点五,压着六户人家。
我画的这张,线在外侧,一比一点二,一户不压。
他弯下腰,把脸凑近,看鹰嘴崖那一段。
他看的时间很长。长到天完全亮了,窗外有人推着自行车过去,铃响了一声。
他直起身。
"知秋,"他说,"你那张图,我看了三夜。"
我没说话。
"省里明天来人。"他说。
他把我的图拿起来。
我以为他要折。
他没有。他把图纸卷起来,卷得很松,用一根橡皮筋套住。
然后他把那张折了两折的旧图,放在桌上。
"你想清楚了?"他说。
他的声音有点哑。
"这上头要是写了你的名字,你爹那三个字,可就藏不住了。"
我伸手去接。
我的手在抖。
九
我没有当场回答。
我把图纸接过来,卷好,放在桌子一角。
我说:"队长,我想想。"
刘长海看着我。他的眼睛底下有两块青。
"想多久?"
"到明天上午。"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没回头。
"抽屉里那张,"他说,"我留着了三年。"
门关上了。
我坐在桌子后头,坐了很久。
抽屉里那张,是我 12 月 4 号在鹰嘴崖上画的第一版草图。那天他从我手里拿走本子之后,我回屋重画了一张,画完就没了。我以为是被扔了。
我把桌角那卷图纸抱在怀里。
窗外天亮了。有人开始扫院子,扫帚划在冻土上,沙沙的。
那天上午我去了县档案馆。
档案馆在县政府后头的一排平房里,只有一个老头看着。我说我是测量队的,要查一份 1958 年的公路初测卷宗。
老头翻了半天登记簿,摇头:"没有。"
"编号是 J-58-07。"
他抬头看我:"你怎么知道编号?"
"我爹的图纸上有。"
他看了我一会儿,起身进去,过了很久,抱出一个牛皮纸盒。
盒子里是一叠文件。最上头是一份会议纪要,1958 年 11 月。
我翻到第三页。
上面写着:
"关于鹰嘴崖段路线方案的讨论意见:沈明远同志所提三级台地方案,与现行设计规范不符,坡度取值缺乏依据,且土方量偏大,不予采纳。"
底下有一行签名,五个名字。
我一行一行看过去。
看到第四个名字的时候,我停住了。
刘长海。
那年他二十八岁,是测量队的记录员。
十
省里的人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到的。
来了三个,一个副处长,两个工程师。会议室坐满了人,黑板上挂着那张大图。
挂的是我画的那张。
刘长海站在黑板前。他没穿军大衣,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头。
他讲得很慢。
"这条线的第四方案,是我们队重新测算的。鹰嘴崖段岩层为顺层页岩,风化严重,倾角外倾,按现行规范取一比一点五的坡度,存在沿层面滑动的风险。"
他用教鞭指着一个位置。
"因此本方案将坡度调整为一比一点二,线位外移十五米,采用三级台地,每级八米,台地内侧设排水沟。经土方量校核,较原方案增加四百方,但避让居民点六户,减少拆迁费用约一万二千元。"
省里的工程师开始记。
副处长抬头:"这个数据谁算的?"
刘长海沉默了一下。
"这条线,"他说,"不是我们队定的。"
会议室里有人动了一下。
"是一位同志定的。"他说,"她在我们队当了三个月描图员。她没有下过外业,没有转正,没有技术职称。"
他转过身,看着黑板上那张图。
"她现在还没决定,要不要在这张图上写自己的名字。"
会议室炸了。
我坐在最后一排。
我手里攥着那半本笔记。我攥得很紧,笔记的封皮是硬的,棱角硌进掌心。
副处长转过身,顺着整个屋子看过来。
十九个人,一个一个,把脸转向我。
我站起来。
我的腿有点软,我扶了一下桌沿。
我说:"我叫沈知秋。"
十一
会开完是下午三点。
省里的人要看原始记录。我把三个月的账本全搬了过去,一共四本。每一页上都有日期、桩号、高程、岩层描述。
那个工程师翻到 12 月 4 号那一页,抬起头看我:"这天你在山上?"
"在。"
"这些数据是你自己记的?"
"陈技术员报数,我记。"
工程师点点头,又翻了几页,翻到 12 月 11 号。
那一夜的计算全在上头,一页一页,写满了纸。
他合上本子,对副处长说了句什么。
副处长走过来。
"沈同志,"他说,"这份方案我们要带回去。有件事得先跟你说清楚。"
我说好。
"这个坡度取值,和规范不一致。如果通过了,是特批。如果日后出了问题,签字的人要担责任。"他看着我,"你明白吗?"
我说:"我明白。"
"你父亲的事,我们也听说了。"
我没说话。
"1958 年那份纪要,我们会一并调档。"他说,"如果结论需要修改,会按程序修改。"
我点点头。
他们走的时候,天快黑了。刘长海送到院子里。
我从屋里出来,手上拿着那张图纸。
图纸铺开在桌上,右下角的署名栏还是空的。旁边压着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一张信纸。
信纸上只有三行字。
第一行:鹰嘴崖段页岩风化层倾角外倾 23 度,顺层滑动风险确认。
第二行:坡度取一比一点二,三级台地方案,系依据沈明远 1958 年初测数据修正所得。
第三行:该数据当年未经现场复核即被否决,现予复核,结论为有效。
底下没有署名。
署名要签在图纸上,不签在信上。
陈立川从院子里进来,手上还缠着那道纱布。他看见桌上的图和信,站住了。
他走到桌边,从自己上衣口袋里掏出一页纸。
那是他的工作日志,撕下来的,边上还有毛。
他把那页纸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那是 11 月 19 号的记录。上头写着:"塌方,民工周某压伤。疏散路线由沈知秋同志提供,取渠埂石基,绕行一里,通行。送医及时,腿保。"
底下有他的签名。
"那天晚上我也在算,"他说,"我算的没你快。"
我看着他。
"这一页你留着。"我说。
"我留了半个月了。"他说,"我今天把它给你,是想说一句。"
他停了一下。
"你要写名字,我作证。"
院子里有人喊他搬东西。他转身出去了。
我拿起笔。
我把笔尖放在署名栏上。
我想起我妈说,你把它烧了吧。
我想起 1958 年那张图上,三个字被刮掉的地方,纸起了毛,破了两个洞。
我想起刘长海那天早上说的话:名字在纸上,人就得担着。
他签了那份纪要。他担了十七年。他也把我的图折了两折,压在抽屉里,留了三年。
他不是恶人。他只是一个把"担责任"三个字算得比什么都重的人。他算错了,错得很真诚。
我把笔往下压。
我写了三个字。
第一个字的最后一笔,是一竖,很长。
我没有写"沈"。
我写的是沈知秋。
写完我把笔放下。
墨迹在纸上慢慢干。我低头看着,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那封信折成三折,装进信封。
信封上我写了收件人:省交通厅公路处。
我把信封递给刘长海。
他接过去,看了一眼,没拆开。
"寄?"他问。
"寄。"
他把信封放进上衣口袋,扣上扣子。
"明天我去县邮局。"他说。
十二
路是 1977 年秋天通的。
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
通车那天我没能去。我在地区技术培训班上课,学的是土力学。全班三十七个人,四个女的。
结业的时候,我拿到了助理工程师的证。
那是全县第一个。
发证的人念到我名字,底下有人小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也没问。我上台,双手接过证书,说了声谢谢,下来了。
我爹的名字是在 1979 年恢复的。
那份 1958 年的会议纪要被重新审定,结论改了一行:
"沈明远同志所提三级台地方案,经 1976 年现场复核,数据有效,应予采纳。原决定予以撤销。"
档案寄回县里那天,我妈去取的。
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她把信封放在桌上,坐在板凳上,坐了很久。
"知秋,"她说,"你爹的名字回来了。"
我说嗯。
"你把他那张图,也寄去了?"
"寄去了。"
她点点头。她伸手把桌上那个信封往我这边推了推。
"那你烧吧,"她说,"这半本笔记,你留着。"
我没烧。
我把那张 1958 年的图纸,连着我 1975 年画的那张,一起交给了县档案馆。
档案馆的老头给我开了一张收据。收据上写着:接收图纸两份,捐赠人沈知秋。
我把收据折成四折,放进笔记的夹层里。
那个夹层我用线缝好了。缝了三针。
1995 年,我带着女儿回了一趟鹰嘴崖。
那年我四十岁,在县交通局当工程师。女儿七岁。
路边立着一块碑,是公路通车二十周年立的。碑正面刻着路名和里程,背面刻着当年参建人员名单,密密麻麻三百多个名字,字很小。
我女儿蹲下去,找。
她找了半天,抬起头问我:"妈,哪个是你?"
我把她抱起来,让她够得着。
她伸出手指,在那行字上按了一下。
"沈知秋。"她念出来了。
她念得不太准,"秋"字拖了个长音。
她又问我:"这个名字,好听吗?"
山风很大。远处的盘山路上,一辆卡车正往下开,喇叭按了两声。
我说:"好听。"
我把她的手从碑上拿下来,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没有再往下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