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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16 11:30:50

我出生那天,村里多了一座坟。坟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不高,也没有墓碑。村里人起初以为是谁家埋了东西,直到第三天,村里的石匠路过,发现坟头前多了一块石板,石板上刻着一行字:温知妍之墓。那时候,我还没满月。

我娘抱着我去看过一次。回来后,她把家里所有的镜子都蒙上了,还在门槛上撒了一层厚厚的糯米。有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怕孩子夜里惊着。可我后来听村里的老人说,那天我娘从村口回来时,怀里抱着我,手里却还牵着一个人。那人穿着红裙子。老人说得信誓旦旦,可他又说不清,那红裙子究竟是大人的,还是小孩子的。更奇怪的是,他明明记得自己看见过两个人,却始终说不出第二个人是谁。

十八年来,村里人早已习惯了那座坟。他们从不靠近,也不谈论。只有我娘,每年都会在我生辰前一天,去坟前放一碗糖水。我问过她为什么,她说小时候的习惯,改不掉。我又问是谁小时候喜欢喝糖水,我娘愣了一下,说是我吧。她说完,自己也不太确定。

今年是我十八岁生辰。天还没亮,我娘就开始煮面。她煮了三碗,一碗放在我面前,一碗放在她自己面前,最后一碗摆在靠墙的空椅子上。我看着那碗面,忍不住问家里今天还有没有客人,她说没有。我又问那这碗给谁,我娘正往面里卧鸡蛋,听见这话,手停了一下,说放错了。她把那碗面端起来准备倒掉,可走到灶台边又停住了,过了一会儿,她把面重新放回桌上,说算了,别浪费。

我没再问。吃完早饭,我发现娘在院子里翻找东西。她把柜子翻得乱七八糟,最后从最底下摸出一只红色的小布包。布包已经很旧了,边角磨得发白。她打开看了一眼,里面是一颗糖,糖纸都褪色了。我问她找这个做什么,她迅速把布包合上,说没什么。我问里面是什么,她说是小时候留下的东西。我伸手想拿,她却将布包收进袖中,说今天不许出村。我问为什么,她说村口那座坟,今晚不能去。我笑了一声,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怎么还怕坟。我娘没笑,她看着我,忽然问:“知妍,你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有没有一个姐姐吗?”

我怔住了,问姐姐是什么意思。她问完这句话,像是自己也被吓了一跳。我仔细想了想,说没有吧,我从小就只有娘一个亲人,村里人都知道。我娘没有再问,只是把袖口往下拉了拉。那颗糖,大概硌得她不舒服。

午后,我去村里的杂货铺买东西。王婆坐在门口晒太阳,看见我,招手让我过去,问我是不是十八了,又说我长这么大了。她笑着递给我一把瓜子,我正准备接,她忽然盯住我的手腕,问我这铃铛哪来的。我低头看了一眼,那是一只银铃,系在红绳上,已经戴了很多年,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就有。我说是娘给的。王婆伸手想碰,又在半空中缩了回去,说这东西你娘还留着呢。我问她认识吗,她说以前好像见过,有个小姑娘也戴过这个。我问是谁家的,她说是温家的吧,说完自己又摇了摇头,说不对,温家哪来的小姑娘。我笑了笑,说我不就是温家的。王婆没接话,她盯着我的银铃看了好一会儿,突然问我娘这些年是不是总做两个人的饭。我愣住,问她怎么知道,她说瞎说的。她把手里的瓜子放下,神色有些不自在,说人老了记性不好,以前的事总爱记岔。我准备离开时,她又叫住我,说知妍,今晚别去村口。我说我娘也这么说,王婆脸上的笑意淡了,说那就听你娘的。她说完转身进了屋。我走出几步,忽然听见她在屋里自言自语:“奇怪,我明明记得……”后面的话被关门声挡住了。

傍晚回家时,天色已经暗了。我娘坐在院子里,手边放着一件红裙子。裙子很小,像是七八岁女孩穿的。她正拿着针线补裙摆。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问她这是谁的衣裳,她手里的针扎偏了,指尖冒出一滴血,说旧衣服。我问咱家什么时候有这么小的衣裳,她说是以前做的。我问给谁做的,我娘没有回答,把裙子叠好放进竹篮里。我走过去,发现篮子底下还有一双小鞋,一只红色,一只蓝色。两只鞋都很旧,却擦得干干净净。我问她以前是不是养过两个孩子,我娘猛地抬头。院子里静了一瞬,她看着我,眼神有些茫然,问我怎么会这么问。我说家里有两双小鞋,还有小孩子穿的裙子。我娘低头看向竹篮,过了很久才说可能是给别人做的。我问那为什么只有一只红鞋和一只蓝鞋,她没有回答。

夜里,我被一阵敲击声吵醒。咚,咚,咚,声音从村口传来。我披衣起身,刚推开房门,就看见我娘站在院子里。她没有点灯,月光落在她身上,她手里拿着那只红色布包。我叫她,她像是没听见。远处又传来三声敲击,这次声音很近。我看向村口,老槐树下,那座十八年没有变化的坟,竟然亮起了一点微弱的红光。紧接着,院门外传来脚步声,有人站在门口问:“请问,温家有人吗?”是个男人的声音。我娘立刻转过身,示意我不要出声。男人又敲了两下门,说我找一个人。我娘握紧布包,问他找谁。门外沉默片刻,说记不清了,声音有些迟疑,只记得这里以前住过一个小姑娘。我娘问她叫什么,他说不知道,停了一下,又说好像有人喊过她。我娘问喊什么,门外的人没有回答,过了很久才低声说想不起来了。我娘走到门边却没有开门,说既然想不起来就回去吧。男人没有离开,说夫人,我只是想问问,您家里是不是还有一间空屋。我娘的脸色变了,说没有。他说可我记得里面有两张床。我娘说你记错了。他轻轻叹了口气,说也许吧,最近总是这样,我记得很多东西,可每次仔细想又都对不上。他说完,脚步声渐渐远去。我娘站在门后一动不动。我走过去轻声问她那人是谁,她说不认识。我问那他为什么找空屋,她说不知道。我问咱家以前真的有两张床吗,我娘猛地转过头,说没有,她回答得太快了。

我还想再问,村口忽然传来一声巨响,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地下撞开了。紧接着,银铃自己响了起来,叮,叮,叮。我低头看着手腕,铃铛明明没有人碰,却在轻轻摇晃。院子里的风突然停了。我娘手里的红布包掉在地上,里面那颗褪色的糖滚了出来。糖纸展开,上面有一行细小的字:给妍妍,等你十八岁的时候再打开。我弯腰捡起糖,问这是谁写的,我娘没有看那颗糖,只是盯着村口。月光下,那座坟前多了一块石碑。我明明记得白天去买东西时那里还什么都没有,可现在石碑已经立好了,上面刻着两行字。第一行是温知妍之墓,第二行是十八年已满,今夜归家。我娘忽然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说回屋。我问坟里到底是谁,她说别问。我问那上面为什么刻着我的名字,她攥得我手腕生疼,说因为那座坟本来就不是给你准备的。我愣住。

就在这时,村口传来一道细细的声音,像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女孩隔着很远很远的距离在轻轻敲着什么。三下之后,她开口了:“娘。”我娘浑身一僵。那声音又响起来:“你还在家吗?”我娘松开我的手,慢慢转过身。她看着那座坟,嘴唇动了几次,却没能说出话。坟里的人似乎等得有些着急,说娘,我找不到回来的路了。停了一会儿,她又问家里是不是只剩妍妍一个人了。我娘手里的红布包彻底掉在地上。她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忽然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像是在确认自己是不是忘记了什么。而我听见坟里的人轻轻笑了一声,说没关系,我记得她,我一直记得我的妹妹。

我娘没有回答坟里的人,她只是弯腰捡起地上的红布包,拍掉上面的灰,重新攥进手心,又说了一遍回屋。这次我没动,说坟里的人认识我。她说听错了。我说她喊你娘。她说夜里风大,什么声音都有。我说她还知道我的名字。我娘抬头看我,那一眼很奇怪,像是想反驳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话,最后只说了一句:“知妍,有些话听见了也当没听见。”我看着她,问那你呢,你也当没听见吗。她没回答。

村口的红光渐渐暗了下去,坟前那块新立的石碑却没有消失。隔着夜色,我看见碑面上似乎多了一道裂痕,从“温知妍”三个字中间斜斜划过。我娘关上院门,插了两道门闩,又把窗户一扇扇关紧。做完这些,她才发现自己手里还攥着那颗糖,糖纸被她捏得皱巴巴的。我说娘给我看看,她迟疑了一下,把糖递过来。我小心展开糖纸,上面的字迹很细,像是小孩子一笔一画写出来的。除了那句“给妍妍,等你十八岁的时候再打开”,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不要把空出来的位置补上。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半晌,问什么位置。我娘伸手把糖纸拿了回去,说困了就去睡。我问她是不是知道这是谁写的,她说不知道。我问那为什么不让我看,她说因为不想再看见它。她说完转身进了厨房。

我没有跟过去。那一夜,我躺在床上,听见娘在隔壁走来走去,她似乎一直没有睡。快天亮时,隔壁终于安静下来。我刚合上眼,便听见有人敲我的房门,是我娘,她让我开门。我披上衣服过去,发现她手里拿着一盏油灯,说跟她来。她没有带我去院子,也没有去村口,而是停在西屋门前。那间屋子平时锁着,我小时候好奇,曾经趴在门缝里往里看过,里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瞧不见。娘从腰间摸出钥匙,说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家里有没有第二张床吗。我点头。她将钥匙插进锁孔却没有立刻转动,说进去以后,不管看见什么,都不要急着问她。

门锁咔哒一声打开,一股淡淡的樟木味扑面而来。屋里确实摆着两张床,一张靠窗,一张靠墙。靠窗的床铺着蓝色被褥,叠得整整齐齐;靠墙的那张则铺着红色被褥,床边还放着一只矮凳。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问娘你不是说没有吗。她举着油灯没看我,说她不记得了。我问你住在这里十八年怎么会不记得,她说就是不记得。她往前走了几步,灯光照亮床头,那里挂着一幅小画,画上是两个女孩,一个穿蓝裙,一个穿红裙。蓝裙女孩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一只风车;红裙女孩站在她身后,手搭在她肩膀上。画得很粗糙,连脸都只有两个圆点。我凑近看了看,问这是我吗。我娘点头。我说蓝裙子的是我,她说应该是。我问那另一个呢,她没有回答。

我伸手碰了碰画纸,纸张已经泛黄,边角却保存得很好,像是经常有人拿出来看。画纸下面压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今天妹妹又把我的风车弄坏了。没有落款。我回头看我娘,说我小时候这么调皮。她说你小时候不爱玩风车,几乎是脱口而出。说完她自己怔住了。我指着画上的蓝裙女孩问那她是谁,我娘望着画,眉头一点点皱起来,说不知道。她伸手将画纸取下来,说可我记得。我问记得什么,她说记得这屋里以前很吵,总有人跑来跑去,踩得地板咚咚响,她嫌吵把门关上,过一会儿又有人来敲门。她抬起头,似乎想从我的脸上找到答案,说可我不知道是谁。

屋子里静了下来。我忽然注意到两张床中间放着一个木柜,柜门没有锁,里面整齐摆着几只布偶、一把木梳,还有一只缺了口的白瓷碗。最下面压着一本薄薄的册子。我抽出来翻开,前面几页都是画,有两个人蹲在地上捉蚂蚁,有两个人趴在窗边看雨,还有一张画着两只手牵在一起。每一页都有两个女孩,可画到最后,画上的人开始变得奇怪,有时只剩下一条红裙子的下摆,有时只画出一只伸向画外的手。最后一页是一张空白的纸,纸上有一道浅浅的压痕,像是有人曾经写过字,后来又用力擦掉了。我把册子合上,封面上有两个字:留念。我问娘这是谁的册子,我娘接过去翻了两页,她的手指停在一张画上。画上是一个小女孩坐在床边,另一个女孩蹲在她面前,似乎正在给她系鞋带。我娘忽然开口说这双鞋。我问怎么了,她说我好像给谁做过。她放下册子,走到柜子前,从最底下摸出一个布袋,里面正是昨晚我见过的那双鞋。红色的那只比蓝色的大了一圈。我拿起来比了比,说娘你看,尺寸都不一样。我娘没有接,说也许是做给两个孩子的。我说可咱家只有我一个,她沉默片刻,轻声说是啊,她说得很慢,咱家只有你一个。可她的目光始终落在那双鞋上。

我把鞋放回去,又发现布袋底下还有一枚铜钱。铜钱穿着红绳,绳结打得很复杂。我刚拿起来,手腕上的银铃便轻轻响了一声。娘立刻转身说放下。我问这又是什么,她说别碰。她伸手来拿,动作太急,灯盏差点摔在地上。铜钱从我手里滚落,撞到柜脚,清脆的一声。与此同时,西屋门外传来脚步声,有人走过门口,停了一下,又走了。我和娘同时看向门外,我问是谁,没人回答。娘吹灭油灯,拉着我退到屋角。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重新点灯。门外已经没人了,可门槛上多了一小片湿泥,像是有人刚从村口回来,鞋底还沾着土。我蹲下去看,泥里混着一点白色的灰,和村口那座坟前的土一模一样。我问娘昨晚那个男人来过吗,她说没有。我问那门口的脚印呢,她说可能是猫。我看着那片明显是鞋底留下的印子,没有拆穿她。

我们离开西屋时,娘重新锁上了门,她把钥匙收进怀里,像是怕我再进去。回到厨房,她烧了热水让我洗漱,桌上摆着早饭,两碗粥,两双筷子。我坐下后,发现桌边还放着一只小勺,勺子旁边有一只空碗。我问娘今天怎么又多摆了一副,她看了一眼,像是才发现,说手滑了,然后将空碗收走放进柜子。我喝了两口粥,忽然想起一件事,说娘,昨晚坟里的人说她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娘的手停在半空,说你听错了。我说她说家里是不是只剩我一个人,她说别再提了。我问她是不是以前住在西屋,啪的一声,筷子掉在桌上,我娘没有捡,她坐在那里,脸色一点点白了下去。她说知妍,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里有些东西不该存在,不要急着把它们扔掉。我问为什么,她低头捡起筷子,说因为你不知道扔掉以后还能不能找回来。

吃过早饭,我娘出门买盐。临走前,她特意把西屋的钥匙带走了。我没有追出去,只是等她走远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取出昨晚藏起来的那张画。我记得画上有两个女孩,可奇怪的是,明明只是隔了一夜,我竟然有些想不起红裙女孩的模样。我只能记得她站在蓝裙女孩身后,手搭在对方肩上,至于脸,怎么也看不清了。我拿起笔,在画纸背面写下一行字:家里曾经住过两个人。写完,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然后又在下面添了一句:其中一个,是我。

窗外忽然传来一声轻响,像是有人把什么东西放在了窗台上。我推开窗户,外面没有人,只有一张折好的纸压在窗沿。纸上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只有一句话:别相信你娘说的,家里从来不止一张床。我刚把纸拿起来,院门便开了,娘回来了。她手里提着一袋盐,另一只手却空着。我问她买的东西呢,她低头看了看,说什么。我说你不是出去买盐了吗,她愣了一下,随后把手里的袋子递给我,说买了。我看着她,问那你刚才为什么说手里是空的。她没回答,只是抬头看向我的窗台。那张纸不见了,我低头再看,手里只剩下一点湿漉漉的纸屑。我娘放下盐袋,忽然问我刚才有没有听见谁敲门,我说没有。她点点头,像是松了口气。可就在她转身的时候,我看见她袖口露出一截红绳,红绳上系着一枚铜钱,和西屋柜子里那枚一模一样,只是她的那枚边缘已经磨得发亮,像是有人戴了很多年。

那天夜里,我又听见了敲击声。这一次不在村口,就在西屋的门后。咚,咚,咚。我从床上坐起来,紧接着,隔壁传来我娘压低的声音:“别敲了。”门后安静了一会儿,随后一个很轻的声音问:“你也不记得了吗?”我娘没有回答。那声音又问:“那你为什么还留着我的鞋?”很久之后,我听见我娘说:“我不知道。”她的声音发颤,“我真的不知道。”门后的人没有再说话,只有银铃在黑暗里响了一下。我摸向自己的手腕,那只铃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人解了下来,而我的枕边多了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上面写着:妍妍,别开门。这次,不要再把我忘了。

我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纸上的字迹很熟悉,尤其是最后那个“忘”字,最后一笔总会往上挑一点,像是写字的人习惯使然。我拿出自己的笔,在纸边写了一个字,两个字几乎一模一样,是我的笔迹。可我确定,自己从来没有写过那张纸。天快亮时,我才迷迷糊糊睡着,醒来已经日上三竿。枕边的纸还在,只是上面的字淡了一些。我娘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那只银铃,问我昨晚去哪儿了。我揉了揉眼睛说没出去。她说那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枕边。我说它本来就在我手上,伸手去拿,娘却把银铃攥紧了,说以后别戴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坏了。我看了一眼,银铃没有裂也没有缺口,问哪里坏了,她没回答。我伸手掰开她的手指,银铃落进掌心,铃舌不见了,难怪昨夜它没有响。我翻过铃身,发现内侧刻着一个很小的字,那字被磨得几乎看不清,只剩下半道痕迹,像是个“芝”。我抬头看我娘,问这上面原本刻了什么,她盯着银铃半晌才说不知道。我说你给我的东西你不知道,她说她说了不知道。她起身离开房间,走到门口时又停了一下,说知妍,今天不要去西屋。我问钥匙不是在你身上吗,她说怕我找别的办法。她说完便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她不是怕我进去,她是在怕屋里的东西被我想起来。可我究竟应该想起什么?我把银铃放进抽屉,换了件衣服出门。村口那座坟还在,昨晚新立的石碑上那道裂痕已经消失了。我走近几步,发现碑面上的字也变了,原本刻着的“温知妍之墓”如今只剩下一个“温”字,剩下的地方平整得像从未刻过字。我伸手摸了一下,石头冰凉。坟头前多了一只纸风车,风车是蓝色的,木杆上缠着一截红线。我刚碰到它,身后便有人喊我:“知妍,站那儿做什么?”是村里的周叔,他挑着两筐菜正从田埂那边过来。我指了指坟,问他记不记得这里以前埋过什么。他顺着我的手看过去,说这不是你家的坟吗。我心口一紧,问他记得,他说记得什么。我说这座坟,周叔皱起眉头,放下扁担仔细打量了一会儿,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我问里面埋着谁,他说谁知道,想了想又补了一句,说小时候他还见过一个小丫头在这儿放风车。我立刻问什么样的小丫头,他说瘦瘦的,头发扎得挺高。我问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他说蓝的。我看着坟前的红线,说不是红色吗,周叔愣了一下,说红色?我记得明明是蓝色。他说着自己也笑了,说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我追问她叫什么,周叔张了张嘴,过了几息,突然露出困惑的表情,说什么来着。他抬手挠了挠头,说算了,不是什么重要的人。他重新挑起扁担,走出去几步,又回头看我,说对了,你家是不是有个亲戚。我问什么亲戚,他说以前总来你家。我问男的女的,他认真想了想,说应该是个孩子。我问多大的孩子,他说不知道。我问长什么样,他皱着眉,似乎被问烦了,说我哪记得那么清楚,反正就是个孩子。说完,他挑着菜走了。

我站在坟前,心里越来越乱。周叔说他见过一个孩子,可他连孩子的样子都记不清。他记得蓝色,又说不准是不是红色,仿佛那段记忆被人从中间剪掉,只剩下几块不相干的碎片。我低头看向纸风车,木杆上缠着的红线打了一个很熟悉的结,和我娘袖口那枚铜钱上的结一模一样。我把风车带回了家。刚进院子,我娘便从厨房出来,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脸色一下变了,问谁让我拿回来的。我说坟前捡的,她说放回去。我问你认识它,她说放回去听见没有。她很少这样跟我说话,我没有动,说娘,周叔说以前见过一个小丫头在坟前放风车。我娘的手微微颤了一下,问他什么样子。我说他说穿蓝衣服,头发扎得很高。她沉默片刻,说他记错了。我问那她到底穿什么颜色,她说不知道。我问你也见过她,我娘看着我,忽然问你为什么总觉得家里以前还有别人。我没有回答,她伸手来拿风车,我却先一步把它藏到身后,说因为家里有两张床,有两双鞋,还有两个人的画。她说那些东西不一定是咱家的,我说可西屋的钥匙在你手里。她说她说了,不一定是咱家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知妍,有时候东西留下来,不代表人也留下来了。”我看着她,问那人去哪儿了,我娘没有说话。

院子里吹过一阵风,挂在屋檐下的竹帘轻轻晃动,露出后面的墙壁。墙上有一道浅浅的刻痕,我以前从未注意过,那是一排身高线,从低到高,刻着不同的日期。最下面一条写着“知妍,三岁”,再往上,是四岁、五岁、六岁,每一条旁边都有一个小小的圆圈。可在五岁和六岁之间,还有一道更深的刻痕,那道刻痕旁边没有日期,只有一个模糊的字。我走过去,用手指擦掉上面的灰,是个“芝”字。我娘突然抓住我的手,说别碰。我问这是我的身高线吗,她说是。我问那旁边这个字呢,她盯着墙壁,眼神空空的,说可能是你写的。我说我小时候会写这个字,她说孩子什么都会乱画。她松开我的手,拿起扫帚开始清理墙根,扫帚扫过那道刻痕,灰尘散开,那个字依旧留在那里。我忽然发现旁边还有一道更小的刻痕,像是有人曾经站在我旁边,比我矮半个头,可那道刻痕没有日期,也没有名字,只有一条短短的横线。我蹲下来仔细看着,说娘,这里还有一个人。我娘手里的扫帚停了,说没有。我说明明有,她说是墙裂了,然后拿起扫帚用力扫过那处痕迹,灰尘落下,刻痕却没有消失。我娘终于放下扫帚,走进屋里关上了门。

那天傍晚,我在灶台边发现了一本旧账簿,里面记着家里的柴米油盐,还有每个月买东西的数目。我随手翻了几页,有一页写着:六月初三,米两斗,盐一斤,糖半斤;六月初五,米两斗,盐一斤,糖半斤;六月初七,米两斗,盐一斤,糖半斤。连续三个月,几乎每隔两天就会买一次糖。可我从小不爱吃甜食。我把账簿拿去问我娘,她正在补衣裳。我问咱家以前很爱吃糖吗,她说你小时候爱吃。我说我不爱吃,她说小时候爱吃。她低头穿针,没有看我。我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张小小的纸片,纸片上写着一行字:今天买了两颗糖,一颗给妍妍,一颗留给——后面的字被撕掉了。我把纸片递过去,问娘,这颗糖留给谁。针尖扎进她的指腹,血珠冒出来,她却没有察觉,只盯着那张纸片,说不知道。我问你是不是忘了,她慢慢抬起头,问忘了什么。我没有说话。她把纸片接过去,翻到背面,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如果想不起,就不要再找。我娘看了很久,然后突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浅,甚至有些难看,说原来我以前写过这个。她把纸片放进火盆,火苗舔过纸边,很快将它烧成灰烬。我没有阻止,因为就在纸片烧尽的那一刻,我忽然听见西屋里传来一声轻响,像是有人把什么东西放在了桌上。我娘也听见了,她站起身朝西屋走去。这次她没有带钥匙,她走到门前,抬手敲了三下,问谁在里面。没有回应。她又敲了三下,说出来吧。屋里依旧安静。我走到她身后,问娘,里面有人吗,她没有回头,说没有。我问那你在跟谁说话,她的手贴在门板上,久久没有收回,最后轻声说:“我也不知道。”就在这时,门后传来一阵拖动椅子的声音,紧接着,有个女孩隔着门板问:“娘,今天买糖了吗?”我娘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她抬手捂住嘴。我站在她身后,忽然觉得那个声音有些熟悉,不是因为我曾经听过,而是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从来没有听过。门后的人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回答,她又问:“那我明天再吃,好不好?”我娘慢慢蹲了下去,她没有哭出声,只是伸手摸着门板,像是想隔着门摸到什么。我看着她,忽然问:“娘,你是不是想起谁了?”她摇头,说没有。我问那你为什么哭,她没有回答。过了许久,门后传来女孩轻轻的一句话:“没关系,反正你们都不记得我了。”屋里再没有声音。我娘蹲在门口,一直没有起来。而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那些东西不是别人家的。两张床、两双鞋、两个人的画,还有那本反复记着买糖的账簿,它们确实属于这个家,只是这个家里的人,已经没有办法解释它们了。我开始怀疑,自己从小到大习惯的那个家,原本就不是只有我和娘两个人。更让我害怕的是,我竟然也开始想不起,那个本该存在的人究竟长什么样了。

第二天一早,西屋的门开了。我起床时,我娘正站在门口,她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在擦门框。门板上有几道浅浅的划痕,像是有人从里面用指甲挠出来的。我问娘昨晚你开门了,她说没有。我问那门怎么开了,她说风吹的。我看了一眼紧闭的窗户,说昨晚没有风。她没理我,拿着抹布进了屋。西屋里,两张床都还在,红色被褥叠得整整齐齐,蓝色被褥却被掀开了一角。床边的矮凳上放着一颗糖,和账簿里记载的那种糖一样,外面裹着褪色的纸。我走过去刚要拿起来,我娘便说别碰。我问又是留给谁的,她说没人。我问那为什么放在这里,她说可能是以前掉下来的。我指了指床上的褥子,说那床上的褥子也是以前留下来的,她没有回答。我蹲下身,发现矮凳下面压着一张纸,纸上画着一条河,河边站着两个小人,一个高些,一个矮些。高个子的小人牵着矮个子的手,旁边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等妹妹长大了,我们一起去看海。我认出了那几个字,是我小时候的笔迹。我问娘我写过这句话吗,她看了一眼,伸手把纸拿走,说你小时候喜欢乱画。我说可是我没去过海边,她说谁说一定要去过才能画。我问那另一个人是谁,我娘把纸折起来,说不知道。她说得很平静,可她折纸的动作很慢,像是怕把上面的画弄坏。我没有继续追问,因为我发现蓝色被褥下面露出了一截木头。我掀开被子,床板上刻着一行字:妍妍睡觉不老实,晚上总踢被子。下面还有一行:今天又把姐姐的枕头抢走了。我盯着第二行看了很久,说娘,我小时候是不是经常抢别人的枕头。她站在门口背对着我,说孩子都这样。我问那个人呢,她睡哪里,我娘握着抹布的手慢慢收紧,说没有别人。我说可是这里写着姐姐。她转过身走到床边,看着那行字,眉头皱得很深,重复了一遍“姐姐”,像是在尝试理解这个称呼。我问你有姐姐吗,她摇头说没有。我问那这句话是谁写的,她没有再回答。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三长两短。我娘立刻站起身说待在屋里,她走出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穿灰布衣裳的老妇人,手里提着一只竹篮,我认得她,她住在村东头,平时很少出门,村里人都叫她赵婶。她一进门就问:“你家是不是又听见动静了?”我娘看了我一眼说没有。赵婶没再问,只把竹篮放到桌上,说做了些米糕给孩子吃。我道了谢。赵婶看见我的手腕,突然伸手抓住了我的袖口,问你这儿以前是不是戴过东西。我低头,银铃已经被我娘收走了,说戴过一只铃铛。赵婶松开手,说怪不得。我问什么怪不得,她摇摇头说也说不上来。她坐在桌边,盯着院子里的那棵枣树,说前些年,她总觉得我家门口有个小姑娘等人。我问什么时候,她说冬天吧。我问她长什么样,赵婶想了很久,说穿得挺厚,围着红围巾。我问她是我家的人吗,她说应该不是。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她记得那小姑娘一直站在门外,不肯进去。赵婶说完又皱起眉头,忽然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也不对,她记得那小姑娘进去了,还在我家吃过饭。我娘端茶的手停在半空。赵婶看了她一眼,问你家那时候是不是还住过一个亲戚。我娘说没有。赵婶低下头端起茶喝了一口,说那我怎么记得,算了,老糊涂了。我问她记得那个人叫什么吗,赵婶放下茶杯说不记得。我问长什么样呢,她说不记得。我问那您怎么知道她是个小姑娘,赵婶怔了怔,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忽然笑了:“是啊,我怎么知道的?”她没有再说话。临走时,她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我娘,说对了,你家以前是不是有个小孩,特别怕水。我娘没有回答。赵婶自顾自地点头,说她记得有人落过水,也可能不是你家,反正那天村里好多人都去了河边。她说完,提着空篮子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走远,问娘,你记得落水的事吗。我娘关上门说没有人落水。我说赵婶说她记得,她说她记错了。我说周叔记错,赵婶也记错,那到底什么才是真的。我娘没有回答,她转身回屋,将桌上的米糕收进柜子。我拿起一块尝了一口,米糕里包着糖馅,甜得发腻。我忽然想起西屋矮凳上的那颗糖,问娘,赵婶是不是以前也给家里送过米糕。她说不知道。我问那她为什么知道我喜欢吃,她说你喜欢吃吗。我咬了一口米糕,说我不喜欢太甜的。我娘手里的碗轻轻碰了一下柜门,她回头看我,说你小时候明明很喜欢。我问什么时候喜欢过,她张了张嘴,最后只说可能是我记错了。

午后,我趁她出门,把西屋重新翻了一遍。我没有找到新的画册,却在柜子最里面摸到一块木板,木板能活动。我轻轻往外一拉,里面掉出一封信。信封没有写收信人的名字,封口已经发黄,边缘有被水泡过的痕迹。我拆开信,里面只有几行字:“妍妍,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你已经长大了。娘可能不记得我,村里的人也可能不记得我。不要去问他们,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只是每个人记得的,都不是同一件事。”最后一行字被水渍晕开了。我将信纸凑近窗边,勉强辨认出几个字:“不要相信那座坟……”后面的内容彻底看不清了。我把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句话:“如果你听见有人喊你姐姐,不要答应。”我愣住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可这封信却在提醒我,不要回应某个人的称呼。

我把信收起来,准备放回木板夹层。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个男人站在院门口。他穿着深色长衫,手里拿着一把旧油纸伞,正是昨夜来过的那个人。他问:“你是温家的姑娘?”我点头,问他找谁。他看了看西屋,说找一个东西。我问什么东西,他说不知道。他说得坦然,似乎早就习惯了这种回答。我问他昨天说记得我家以前住过一个小姑娘,是吗。他说你不记得了。我说只记得有人在这里等我。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说他好像答应过她,要带她去一个地方。我问什么地方,他说记不清了,可能是河边,也可能是城里。我问他认识她吗,男人没有立即回答,过了很久才说他应该认识。我问她叫什么,他张了张嘴,一个音节已经到了舌尖,却忽然停住,皱起眉伸手按了按太阳穴,说奇怪,我明明知道。他抬起头,眼里有些茫然,说可我想不起她的名字。我盯着他,问那你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吗。男人想了想,说她有一双很亮的眼睛。我问还有呢,他停住了,说我记得她不喜欢吃糖。我心口一跳,问为什么,他说她说太甜了。我看着他,我也不喜欢太甜的东西,可西屋里那个人似乎很喜欢糖。男人像是想到了什么,忽然问我喜欢喝茶吗。我说喜欢。他愣了一下,说那就对了。我问什么对了,他没有回答,只是从怀里取出一张折好的纸放在门边,说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温家。我问谁,他说不知道。我说你连托你送东西的人都不记得,男人苦笑,说他只记得那个人站在一棵树下,手里拿着一把红伞。他转身准备离开,我叫住他,问:“你叫什么?”他停下脚步说:“陆长生。”我追问:“你为什么总来我家?”他沉默片刻,说他总觉得有件事没做完。我问什么事,他说他也想知道。他走出几步又回过头,问:“姑娘,你家是不是有一间屋子,门朝北开?”我点头,说那屋子里原来有两张床。男人的表情变了,问你进去过,我说进去过。他站在原地久久没有说话,最后只说:“那就好。”我问什么好,他说至少还有东西留下来。他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拿起门边的纸,上面只有一行字:今年冬天,不要让她去河边。我看着那句话,忽然想起赵婶说的落水,又想起信上那句“每个人记得的,都不是同一件事”。我把纸收好,转身进屋。西屋的门不知什么时候又开了一条缝,里面没有人,红色被褥整整齐齐地叠在床头,蓝色被褥却垂到了地上。我走过去弯腰捡起,床底下有一只木盒,盒子没有锁,里面放着几颗糖、一张旧车票,还有一张被撕掉半边的合影。照片上有三个人,左边是我娘,右边是一个年轻男人,中间的位置被撕掉了,只剩下一截红色衣袖。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日期,那一年我还没有出生。照片下方还有一行字:等她回来,我们就一起走。我正要仔细看,身后忽然传来我娘的声音:“你在看什么?”我转过身,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空碗,看见照片后,她脸上的血色一下褪尽,说把它给我。我没有递过去,问娘,照片上的男人是谁。她说不知道。我问你不认识他,她说不认识。我问那中间的人呢,她盯着照片上被撕掉的位置,很久才开口:“我记得这里原本有个人。”我心头一紧,问是谁。她摇头说想不起来。我问那你记得她长什么样吗,我娘低下头,说只记得她以前总坐在这张床上,等我回来。我看着她,问你每天都回来吗,她说嗯。我问她等了多久,我娘没有回答。她伸手拿走照片放进木盒,然后将木盒盖好推回床底,说:“知妍,以后不要再找了。”我问为什么,她看着我,眼神疲惫,说因为她已经找过很多次了。我愣住,问:“你找过谁?”我娘没有回答,她端着空碗走出西屋。

我站在原地,忽然听见床底传来一声轻响,像是木盒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蹲下去,把木盒重新拉出来,盒子没有打开,可那张撕掉半边的照片不知什么时候从里面滑了出来,照片背面多了一行字,字迹很浅,像是刚刚浮出来的:娘,这次不要找错人。我拿着照片久久没有动。窗外天色渐暗,村口那座坟忽然传来了一声钟响,一下,两下,三下。我手腕上那只没有铃舌的银铃竟然也跟着轻轻震动起来。紧接着,西屋里传出一个女孩的声音,她没有喊娘,也没有喊我的名字,只轻轻说了一句:“你终于看见那张照片了。”我抬起头,屋里空荡荡的,可那张红色被褥上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道浅浅的凹痕,像是有人刚刚坐在那里。女孩又说:“别去河边,这次,那里没有人能把你带回来。”

我站在原地很久。那封信上写着不要回应有人喊我姐姐,可刚才那个人并没有喊,她只是提醒我别去河边。我将照片收进怀里,转身出了西屋。我娘正在厨房烧水,听见脚步声,她头也没抬,问又进去了。我说嗯。她问看见什么了,我说一张照片。她添柴的动作停了停,问什么样的照片。我说你和陆长生,还有一个被撕掉的人。火苗忽然窜高,我娘拿着火钳半天没有动,说陆长生。我说你认识他,她说不认识。我说昨天你明明叫出了他的名字,她说那可能是以前听过。我将照片放在桌上,问那这个人呢。她没有看,问谁。我说被撕掉的那个人,她说照片上没有人。我说原本有。我娘终于抬起眼睛,看着照片上空出来的位置,神情有些古怪,说她记得这张照片。我问你记得,她说好像是很多年前照的。我问什么时候,她说冬天。我问和谁一起,她沉默片刻,说她记得那天很冷,有人在旁边生火,有人把手冻红了还一直不肯进屋。她说到这里忽然停住。我问是谁,她说不知道。她将照片翻过来,看见背面那行字时脸色微变,念了一遍“等她回来,我们就一起走”,随后把照片还给我,说烧了吧。我问为什么,她说留着没用。我说你以前不是也找过她吗,我娘没有接话。我盯着她,说你说你找过很多次,那你到底在找谁。她转身去拿水壶,说我忘了。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承认自己忘记了什么,我却没有觉得轻松,因为她的语气太平静了,仿佛忘记一个人原本就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吃过午饭,我决定去河边。我娘不许,她把院门锁了,连窗户也关上,说今天不准出去。我问为什么,她说没有为什么。我说陆长生留下的纸条你看见了吧,她没有回答。我说赵婶也提过落水的事,你们都不让我去河边,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我娘拿起桌上的针线,说没发生过什么。我问那你为什么害怕,针尖刺进布料,她低声说因为她记得有人在那里哭。我问谁,她说一个孩子。我问是我吗,她看向我,过了一会儿摇头说不知道。我走到门边拉了拉门闩,说娘,我已经十八岁了。她说十八岁又怎么样。我说我总不能连自己家发生过什么都不能知道。我娘没有再说话,她只是将手里的衣裳翻了个面,那是一件小孩子穿的蓝色衣裳,袖口缝得很细,领子内侧还有一块红色补丁。我看见衣领里露出两个字:知妍。我伸手摸了摸,问这是我的衣服,她说是。我问那为什么这么小,她说是你小时候穿的。我将衣服翻过来,后背还有一道缝补的痕迹,针脚很细,像是有人反复拆了又缝。我问谁补的,她说她。我问什么时候补的,我娘看着衣服忽然皱眉,说可能是。她没能说下去。我把衣服放回桌上,说娘,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忘记的东西可能比记得的多。她抬起头,这一次没有反驳。

傍晚,院墙外忽然传来一阵狗叫。我娘出去看了一眼,回来时手里多了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用墨点画出来的圆圈。她将信放在桌上没有拆。我问谁送来的,她说不知道。我问门外有人,她说没有。我问那信怎么来的,她看着我,说可能是风吹进来的。我拿起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河边的石阶已经修好了。如果有人问你水有多深,就说不知道。不要数台阶。我将纸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小字:尤其不要数到第九级。我娘看完后立刻将纸揉成一团,说今天哪里都不准去。我说我还没说要去,她说你会去。她说得很肯定,我没有回答,因为她猜对了。

入夜后,我等到她睡下,悄悄翻出院墙。村里的路很安静,远处有人家亮着灯,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我沿着田埂往河边走,越靠近河水,空气越冷。河边的石阶果然修过,原本长满青苔的旧石阶被重新砌了一遍,最上面还放着几块新石头。我站在岸边没有往下走。河水很平静,月亮映在水面上,像一块被揉皱的银纸。我低头看自己的倒影,水里有一个穿蓝衣服的姑娘。我抬手,倒影也抬手,一切正常。直到我往后退了一步,水里的影子没有动,它还站在原地。我屏住呼吸,河面轻轻晃了一下,那个倒影慢慢抬起头,我看见她身后似乎还站着一个人,穿着红色衣裳。可我再仔细看时,水面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影子。

“你也来了?”身后突然有人说话。我猛地回头,是周叔。他手里提着一只竹篓,脚上穿着湿漉漉的布鞋。我问周叔你怎么在这里,他说他来捞鱼,说着将竹篓放到石阶旁。我看了看河面,问这么晚了还能捞鱼,他说以前可以,蹲下来伸手摸了摸水,说现在不行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知道。他盯着水面看了一会儿,忽然问我家以前是不是住过一个怕水的孩子。我心里一紧,说赵婶也这么说过。周叔愣了一下,问赵婶,又说她怎么知道。我说她说村里以前有人落过水,周叔摇头说没有人落水。我说你不是也记得有个孩子怕水吗,他抬起头,神情有些困惑,说他记得的是有人喜欢水。我问谁,他说一个小姑娘。我问她喜欢在河里玩,他说不是,她不下水,就坐在岸边看别人捉鱼。我问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他说白色。我说不是红色吗,他笑了,说红色?哪来的红色。我没有再问。周叔收起竹篓站起来准备离开,走了几步忽然回头,说对了,你娘小时候是不是也在这里住过。我说我娘一直住在村里,那就奇怪了,他看着河对岸,说他记得有个女人总在这里等孩子,等到天黑还不肯走。我问那个人是我娘吗,周叔没回答,他似乎也不确定,说可能吧,说完提起竹篓沿着小路离开。

我站在岸边,看着那九级石阶,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我没有往下走。就在这时,河水里忽然飘来一张纸,纸片贴着水面慢慢停在我脚边。我弯腰捡起来,上面画着一只纸船,船身写着两个字:妍妍。纸船背面还有一句话:你小时候说过,等长大了,要带我离开这里。我看着那句话,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有人真的曾经牵着我的手站在这条河边。那个人比我高一些,她的手很暖,她说等我长大了,就带我去看海。可我不记得她的脸。我将纸船翻过来,发现船底还有一行字:不要下水。我刚看清最后一个字,身后便传来脚步声,有人踩着石阶一步步走下来。是陆长生。他撑着那把旧油纸伞,伞面上沾着水珠。他说他就知道我会来。我回头看他,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他说有人告诉他。我问谁,他想了想,说不记得了。我把纸船递给他,问他见过这个吗。陆长生接过去,只看了一眼便迅速将纸船收进袖中,说这东西不能留在外面。我问为什么,他说会有人认出来。我问谁会认出来,他没有回答。我往前一步,说陆长生,你到底认识谁。他看着我,忽然问我有没有做过一个梦。我问什么梦,他说梦见有人牵着你走路,你走得很慢,那个人一直等你。我没有说话,因为我确实做过,小时候我常梦见自己走在一条很长的路上,身边有个人牵着我,她从不回头,我只能看见她的红色裙摆。我问那个人是谁,陆长生低下头说不知道。我说你明明知道一些事,他说他只记得片段。他将油纸伞收拢,露出伞柄上刻着的一道浅痕,那是一道被磨掉一半的字。我凑近看,问这是什么,他迅速将伞收回去,说旧东西。我问你为什么不肯让我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他也不确定那是不是他的东西。我看着他,说你连自己的东西都记不清,陆长生苦笑,说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曾经有个妹妹。我问后来呢,他说后来他发现,他家从来没有妹妹。他说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已经发生过很多次的事:“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族谱上也是。我甚至记得自己从小一个人睡觉。”我问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有妹妹,陆长生看向河面,说因为他一直记得,自己欠过一个人一把伞。他顿了顿,说可他自己不会打伞。河面忽然泛起一圈涟漪,我低头看去,这次水里不只有我的倒影,还有一只手。那只手从水下伸出来,轻轻抓住了我的脚踝。我惊叫一声往后退,陆长生一把拉住我,说别动。水面没有任何变化,那只手却还在,它没有用力,只是轻轻握着我的脚踝,像是怕我摔倒。我低头看着水里,一个模糊的红色影子站在我的身后,她没有脸,只有一截熟悉的裙摆。耳边忽然响起一道声音:“妍妍。”我浑身僵住。陆长生脸色骤变,说别答应。那声音又叫了一遍:“妍妍,过来。”我死死咬住嘴唇。水里的影子慢慢抬起另一只手,她手里拿着一颗糖,正是我在西屋见过的那种糖,说姐姐给你留的。我没有应声。陆长生拉着我往岸上退,可就在这时,我听见河底传来一阵很轻的哭声,像是一个孩子在水里憋了很久,终于找到机会说话:“这次,你别把我留在这里。”水面骤然翻涌,那只手松开了我的脚踝。我被陆长生拉上岸,摔在石阶旁。他迅速将伞撑开,挡在我和河面之间。河水很快恢复平静,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喘着气抬头看他,问刚才那是什么。陆长生没有回答,他盯着水面,脸色难看得厉害,过了很久才说我不该听见她的声音。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那声音不一定是她。我心头一沉,问你什么意思,陆长生收起伞,说有些东西会借着别人留下的记忆说话。我问那她到底是不是,他说不知道,打断了我,说只知道十八年前这条河边有人等过我。我问等我做什么,陆长生看着我,眼底闪过一丝茫然,说可能是等我回家。他说完忽然弯腰捡起地上的东西,那是一颗糖,糖纸已经湿透了。他将糖递给我,说拿着。我问从哪里来的,他说刚才掉在我旁边。我没有接,说你不是说不能留吗。陆长生看着糖,像是才想起自己说过什么,说是啊,不能留,他将糖收回袖中。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走到石阶尽头时忽然想起一件事,叫住他:“陆长生。”他嗯了一声。我问你刚才说十八年前有人在这里等我,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陆长生没有立即回答,他撑开伞望着河对岸,说他记得那天有人喊了一声。我问喊什么,他摇头说记不清了。我问是喊我的名字吗,陆长生看着我,说可能不是。他停了一会儿,说他只记得后来有人把一双鞋放在岸边。我低头看向自己的脚,一双普通的布鞋,可我忽然想起西屋柜子里那双一红一蓝的鞋,其中红色的那只比蓝色的大了一圈,而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家里会有一双不属于我的鞋。

回到家时已经过了子时。院门没有上锁,我娘坐在堂屋里,桌上摆着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她看见我,什么也没问,只是将一双鞋推到我面前,一红一蓝,正是西屋柜子里的那双。她问我去过河边了,我点头。她没有责骂我,只问水里有没有人。我抬头看她,问你知道。我娘伸手摸了摸红色的鞋面,说她不记得。我问那你为什么把鞋拿出来,她低着头半晌才说因为她刚才梦见有人回来了。我问谁,她没有回答,只是把两只鞋摆正,红色在左,蓝色在右。摆好后,她忽然又将它们调换过来。我看着她的动作,问娘,你以前是不是总把这两只鞋放反。她的手停住了,说不知道。我蹲下来仔细看鞋底,红鞋底下刻着一个小小的字:芝;蓝鞋底下刻着另一个字:妍。我抬头看向我娘,她已经站了起来。我说娘,红色这只鞋是谁的。她背对着我,过了许久才轻声说她记得。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好像有人穿着它,站在门口等我。”我问后来呢,我娘转过身,她的眼睛红了,说后来她开了门。她看着我,像是努力想要想起那天发生的事,说可是门外没有人。桌上的油灯忽然灭了,黑暗里,我听见她又说了一句话:“可我明明听见,她喊我娘。”

我娘说完那句话,便不再开口。我摸黑点燃油灯,火光亮起时,她已经把那双鞋收进了柜子。我问她,刚才说开门时外面没有人,那为什么还记得有人喊她。她摇头说不知道。我又问那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她说门外。我问那个人站在什么地方,她抬手指了指院门,说好像就站在那里。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院门紧闭,门槛上还留着昨晚的泥印。我问她是什么时候听见的,她说很多年前。我问是不是十八年前,她没有回答。我又问那天是不是下雨了,我娘忽然看向我,问我怎么知道。我说我猜的。她没有再说话。

我想起陆长生说过,河边有人留下了一双鞋。如果那个人真的落过水,为什么鞋会出现在河边,又为什么我娘记得有人在门外喊她,却始终想不起那个人是谁。我把这些问题压在心里,转身回了房间。临睡前,我将那封从西屋找到的信重新拿出来。信纸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我借着灯光仔细检查被水渍盖住的部分。原本以为那几行字已经无法辨认,没想到将纸张放在灯火旁,竟能看见下面还有一层浅浅的笔迹,像是写信的人曾经反复修改过。我慢慢辨认,看出这样一句:如果娘开门时没有看见人,不要告诉她,人其实一直在门外。我手指一顿,下面还有一句:她不是没回来,是娘认不出她了。

我将信纸放下。屋外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有人走过我的房门,停在门口,喊了一声妍妍。我没有应声。门外的人又喊了一次,说妍妍,睡了吗,这次是我娘的声音。我走过去打开门,她站在外面,手里拿着一盏灯,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她看起来有些疲惫,说想问我一件事,问我小时候有没有见过一个穿红裙子的姑娘。我心里一跳,说见过。她问什么时候,我说梦里。她眼里的光暗了一些,问除了梦里呢。我摇头说没有。她站在门口似乎还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把灯递给我,说夜里别熄灯。我问为什么,她说怕我看不见路。她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如果有人敲门,我先问清楚是谁。我问如果是你呢,她沉默了一下,说尤其是我。说完,她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关上门,将那盏灯放在桌上。这一夜我没有再睡着。

天刚亮,村里便传来一阵吵闹声,有人家的鸡不见了。几个村民在巷子里四处寻找,最后竟然在我家院墙外发现了一串鸡爪印。奇怪的是,那些爪印并没有往外延伸,而是从村口一路走到我家门前,停在门槛外。王婆也来了,她站在人群后面,手里拄着拐杖,说这几天怎么总出怪事。有人问她家鸡丢了没有,她说没丢。那人问那你来凑什么热闹,王婆没有回答,她盯着地上的爪印看了半天,忽然说以前好像也有过。旁边的人笑问什么以前,她说就有一年,也有人在门口找东西。有人问找什么,王婆皱眉说记不清了,好像是一只鞋。我走过去问什么样的鞋,王婆看着我,眼神有些飘忽,说很小。我问什么颜色,她说红的,说完又立刻改口说不对,是蓝的。旁边有人插话说她是不是把自己家的事记混了,她孙女小时候不就丢过鞋。王婆愣了一下,问我有孙女。那人也愣住了,两个人对视片刻,谁也没再说话。最后,王婆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回到院子里,将门槛上的泥印仔细看了一遍。鸡爪印旁边还有一道很浅的鞋印,鞋印很小,像是一个孩子留下的,可它的方向很奇怪,从门外走进来,却没有再出去的痕迹。我正要蹲下查看,身后忽然有人说话:“别碰。”我回头,我娘站在廊下。我问为什么,她说泥还没干。我看着她,问娘,你昨天是不是也看见了。她没有回答,只是拿来一把扫帚,将门口的泥印全部扫掉。我看着那些痕迹消失,忽然想起信上的话:她不是没回来,是娘认不出她了。

我娘扫完地,转身准备进屋,我叫住她,说娘,如果有一天我站在门外,你开门却不认识我,你会怎么办。她停下脚步,过了一会儿说不会不认识我。我问你怎么知道,她说因为你是我生下来的。我没有再问,可我注意到,她说这句话时,手一直按在自己的袖口上,那里有一截红绳,与那枚铜钱上的红绳一模一样。

午后,我去了村东头。赵婶家门口堆着许多旧木头,她正在劈柴,看见我过来,放下斧头,问我是不是又来问以前的事。我点头,问她记不记得十八年前的一个冬天。她想了想,说十八年前,那年下过雪。我问还有呢,她说她家屋顶塌了一角,说完忽然笑了,问我是不是要替她修屋顶。我没有笑,问她那年河边是不是出过事。赵婶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说河边。我问有人落水吗,她拿起斧头又放下,说她记得有人在河边哭。我问是谁,她说不知道。我问是个孩子吗,她点头说好像是。我问男孩还是女孩,她想了很久,说男孩吧。我一愣,说可是周叔说周叔记得有个小姑娘。赵婶打断我,问他记得什么。我说他说有个小姑娘,赵婶摇头说不可能。我问为什么,她说她记得那孩子穿着男人的衣服,说完自己也觉得奇怪,说也许是她记错了。我看着她,问您为什么会记得一个孩子,却不记得那孩子的模样。赵婶把斧头放到一旁,说你这个年纪不懂。我问懂什么,她抬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人老了,很多事会忘。可有些事明明忘了,却又觉得自己应该记得。她停了一下,说我比如每年冬天都会多做一双棉鞋。我心里一动,问给谁。她说以前好像有人脚冷。我问那个人是谁,赵婶低头看着自己的鞋,说不知道。我问鞋呢,她说送人了。我问送给谁,她皱着眉半天没说话,最后忽然问我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家里少了个人。我没有回答。赵婶却像是想到了什么,脸色变得不太好看,说别找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找不到。我说总得知道那个人是谁吧,赵婶看着我,说有时候知道得太清楚,反而会把原本记得的东西也弄丢。她说完拿起斧头继续劈柴。我没有再问。离开时,我看见她家门边放着一双小棉鞋,一红一蓝,两只鞋的大小不一样。我停下脚步,问赵婶,那双鞋。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哦了一声,拿起红色的鞋,说她也不知道是谁家的。我问您为什么不扔,赵婶看了它一会儿,说总觉得有人会来拿。她把鞋放回原处,说等了很多年了。

回家的路上,我经过村口。那座坟前站着一个小男孩,他背对着我,正用树枝拨弄坟边的泥土。我走近几步,问他在做什么。男孩回头看我,我认得他,是村西李家的孩子。他看见我,赶紧把树枝藏到身后,说没什么。我问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说他娘让他回家。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他指了指坟头,说这里有个人。我心头一紧,问谁。男孩歪着脑袋说不知道。我问你看见她了,他说没有。我问那你怎么知道有人,他认真想了想,说因为有人在里面唱歌。我蹲下来问唱的什么,男孩摇摇头说听不懂。我问你能唱给我听吗,他张了张嘴,却只发出几个断断续续的音节,像是一首很老的童谣,唱到最后他忽然停了,喊了一声姐姐。他看着我,说我娘说不能在这里叫姐姐。我问为什么,他说叫了就要回头。我问回头会怎么样,男孩没有回答,他忽然看向我身后,说:“她来了。”我猛地回头,身后空无一人,再转过来时,男孩已经跑远了。

我站在坟前,那块石碑上的字不知何时又变了。这一次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只有一行字:请将遗失之物送还原处。石碑下面多了一个小小的凹槽,形状像一枚铜钱。我伸手摸了摸,凹槽边缘有一道刻痕,与我娘袖口那枚铜钱上的纹路一模一样。我忽然明白,母亲一直藏着的东西或许与这座坟有关,可她为什么不肯拿出来。我正准备离开,坟里突然传来三声敲击,咚,咚,咚。紧接着,一个女孩轻轻说道:“妍妍。”我没有答应。她又说:“你找到那双鞋了吗?”我盯着石碑说找到了。坟里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女孩问:“红色的还是蓝色的?”我没有回答,因为我忽然想起母亲昨天摆放鞋子时,先把红色放在左边,后来又调换了位置,她究竟是在纠正什么。坟里的人似乎等得不耐烦了,说妍妍,你记住,那双鞋不能放在一起。我皱眉问为什么,女孩没有回答,她只轻轻敲了一下墓壁,然后说:“因为有一只鞋,不是留给活人的。”我后退一步。

就在这时,村口传来母亲的声音:“知妍!”她站在老槐树下,脸色苍白,说回来。我转身朝她走去,经过她身边时,发现她手里拿着一只红鞋,正是赵婶家那双小棉鞋中的一只。我看着她,问你去过赵婶家。母亲没有回答,她只是把鞋藏到身后,说以后不许再去河边,也不许再来这里。我问娘,你拿着这只鞋做什么,她的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因为有人要回来拿它。我看向她身后,老槐树的树干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道新的刻痕,刻痕很浅,像是有人踮着脚尖费力地刻上去的,上面写着:娘,开门。我娘盯着那几个字,手里的红鞋掉在地上,她忽然伸手捂住眼睛,说不是今天,怎么偏偏是今天。我弯腰捡起红鞋,鞋底有一行小字,不是名字,而是一串日期:十八年前,冬至。我抬头看向我娘,问娘,冬至那天发生了什么。她慢慢放下手说不知道。可她身后,那座坟又响了,这次不是敲击声,而是有人在里面一遍遍地喊着:“娘,开门,外面好冷。”我娘站在原地没有动,许久才轻声说:“那天,我确实开过一次门。”她看着我,说:“可我忘了,自己究竟把谁关在了外面。”

母亲说完那句话,便不再开口。她手里还拿着那只红鞋,鞋底的字已经磨得很浅,只有“冬至”两个字格外清楚。十八年前的冬至,正好是我出生前后的日子。我看着她问,娘,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开门。母亲低头看鞋,半晌才说有人敲门。我问谁,她说不知道。我问你不是说你开过门吗,她说她记得有人敲门,也记得自己走到了门边,可她想不起门外站着谁了。我问开门之后呢,母亲没有回答,她把红鞋放在桌上,转身去找火折子。屋里已经暗了,油灯的光照在她脸上,将她眼底的疲惫照得清清楚楚。她说妍妍,今晚别再出门。我说我不出去。她又说也别去西屋,我问为什么,她点灯的手顿了一下,说那里有些东西不该再翻出来了。我说可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她说正因为不知道才不能翻。她说完吹灭了手里的火折子。

我没再追问。母亲把红鞋收进柜子,锁好柜门,又将钥匙放进贴身的衣袋里,她做这些事时很熟练,像是已经做过许多次。等她回房,我才拿起桌上的油灯。西屋的门没有锁,我推开门,先看见那两张床,红被褥叠得整齐,蓝被褥的一角垂在床沿。墙上的画仍旧挂着,两个牵手的小姑娘被画得歪歪扭扭,红裙子的那个画得高些,蓝裙子的那个只到她肩膀。我没有进去,而是蹲在门槛旁边,借着灯光仔细看门框。门框内侧有几道旧划痕,最下面一道很浅,像是有人拿指甲一点点抠出来的。再往上有一道明显的凹痕,旁边还留着半截生锈的铁钉。我伸手摸了一下,指尖沾了灰。门框上似乎刻过字,只是后来被人用刀刮掉了,刮痕横七竖八,剩下的笔画已经辨认不出原来的模样。我拿来一块湿布慢慢擦拭,擦到最下面时,灰尘里露出一个小小的“等”字,再往旁边是一道竖痕。我擦了许久,最终只辨认出三个字:等我回来。这几个字刻得很低,像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孩子踮着脚也只能刻到这个位置。

我把手收回来,发现门槛下面有一条细缝,里面塞着一小片发黄的纸。我用簪子将它挑出来,纸片只有半个巴掌大,边缘被虫蛀过,墨迹也晕开了。上面像是写着日期,最前面两个字已经看不清,只剩下一个“至”字,下面有一行歪斜的小字:门开了,她却没有进来。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是谁写的,又是谁没有进来。我将纸片收好,继续检查门槛。门槛靠外的一侧有几道深浅不一的划痕,其中一道像是鞋底拖过留下的,痕迹一直延伸到院子里,经过门口,最后消失在泥地中。我提灯走出去,院子里很安静,那棵老槐树的枝条伸过墙头,风一吹,影子便落在地上,像几只弯曲的手。我沿着门槛外的痕迹往前找,在院墙边发现一块松动的青砖。砖后面藏着一个小木盒,木盒没有上锁,外面裹着一层油布,已经有些发脆。我把它拿出来放在石阶上打开,里面是一叠旧纸,有几张被水泡过的账单,还有一张村里常用的黄历。

黄历翻到了十八年前的冬至。那一页被人折了个角,旁边用墨笔写着几行字。第一行是:冬至,添炭。第二行:买米,买糖。第三行的字迹被划掉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鞋”字。最下面还有一行,写得很轻:门外冷,不能让她等太久。我把黄历翻到后面,第二天的日期旁边没有任何记录,第三天也没有,直到四天后才出现了一句:屋里少了一双鞋。我忽然想起赵婶说过的话,她每年冬天都会多做一双棉鞋,却不知道究竟是给谁做的,而母亲柜子里那双红鞋,鞋底刻着十八年前的冬至。这两件事之间显然有什么联系。我把黄历和纸张重新收好,正准备合上木盒,忽然发现盒底还有一张折得极小的纸。纸上没有日期,只有一行字:若是她回来,先问她冷不冷。我将纸片翻过来,背面还有四个字:不要问名。

院子里的风忽然停了,西屋的门不知何时开了一条缝,里面没有灯,可我分明看见门后站着一个人。她穿着红色的衣裳,身形很小,半张脸藏在门板后面。我没有叫她,她也没有动。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一个声音从门后传出来,问:“你找到那张纸了?”是个女孩的声音。我捏紧纸片说知道一点。我问是谁写的,门后的人没有回答。我往前走了一步,问十八年前的冬至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似乎笑了一下,说你问错了。我问那我该问什么,她说你该问,那天晚上门外究竟有几个人。我愣住,问几个人。她说娘说只有一个,可我记得不止一个。我想追问,她却忽然说:“妍妍,你有没有发现,娘每次说起那天,记得的事情都不一样?”我没有回答,确实如此。她说有人敲门,又说不知道是谁;说自己开过门,却记不得门外的人;说有人被关在外面,却又不清楚究竟是谁。我问她不是故意骗我,她说她没有骗你,她只是记得自己想记住的那一部分。我问那你呢,你记得多少,门后安静下来,过了很久她才说我记得门开过。我问然后呢,她说有人进去了。我问谁,她说不知道。我问你不是一直记得吗,这句话刚问出口我就后悔了。门后的人没有生气,她只是慢慢退后了一步,说我记得的也不一定是真的。说完,西屋的门轻轻合上。

我站在院子里,手心全是冷汗。木盒里的黄历还摊在石阶上,我重新拿起来,仔细看那句“屋里少了一双鞋”。这一次,我发现那行字下面还有一行更浅的墨迹,像是后来有人补写的:不是少了,是多了一双。我盯着这句话,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十八年前的冬至,母亲开门时,门外也许确实有人,可进屋的人未必就是门外等着的那个人。

我拿着黄历回到屋里,母亲的房门紧闭,里面没有声音。我站在门口犹豫片刻,还是抬手敲了敲,说娘。里面传来她的声音问怎么了。我说我找到十八年前的黄历了,屋里忽然没了动静。我又敲了一下,说娘,我想问你一件事。过了好一会儿,母亲才打开门,她披着外衣,脸色不太好。我把黄历递过去,她看见那一页,手指猛地收紧,问从哪里找到的。我说院墙边的木盒。母亲接过黄历,目光落在那几行字上,她先看见了添炭和买米,接着看见那个被划掉的“鞋”字,她的手开始发抖,说这不是她写的。我问那是谁写的,她说不知道。我问娘,你看过这张黄历吗,她没有回答。我指着最后那句“屋里少了一双鞋”,说后来又有人写“不是少了,是多了一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母亲忽然把黄历合上,说别查了。我问为什么,她说这件事到此为止。我说你让我别去河边,别进西屋,现在连十八年前的旧东西也不能看,娘,你究竟在怕什么。母亲张了张嘴,我第一次看见她露出这样茫然的神情,她像是想解释,却连自己要说什么都不知道。她说我怕,我怕那天晚上进屋的不是我等的人。我怔住。母亲看着我,眼里浮出一点惊惧,说她记得她在等一个孩子。我问什么样的孩子,她说不知道。我问男孩还是女孩,她说不知道。我问你为什么等她,母亲摇头,说她只记得,她说过要回来。她忽然抬手按住额头,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脑海里撕扯,说那天晚上很冷,有人敲门,她听见外面有人哭,她开了门,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口,身上湿漉漉的,脚上没有鞋。我心口一紧,问然后呢。她说她把孩子抱进来了。我问你认出她了吗,母亲没有说话,过了片刻才慢慢摇头说不知道。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忽然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说她只记得第二天早上,你在床上哭。我问那时候我已经出生了,母亲的手停住,像是被这个问题难住了,轻声问你出生了吗。我看着她,母亲也看着我,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

窗外传来一声轻响,像是什么东西掉在了院子里。母亲猛地转头说别开门。我还没来得及问,她已经抓住了我的手腕,说无论外面是谁,都别开门。我问娘,是有人敲门吗,她没有回答。第二声响动传来,这次不是敲门,而是有人在门外轻轻放下了什么东西。母亲拉着我往后退,我看见她的嘴唇失去了血色。我说娘,她说别出声。我们站在屋里听着门外的动静。过了片刻,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来:“娘。”母亲浑身一颤。那声音又喊了一遍:“娘,我回来了。”我看向母亲,她死死抓着我的手,指甲几乎掐进我的皮肤。门外的声音没有再喊,只传来一阵很轻的拖动声,像是有人把什么东西推到了门槛边。许久之后,母亲才松开我,她没有去开门,而是慢慢走到桌边拿起那串钥匙。我问娘你要做什么,她没有看我,说有些东西不能留在门外。说完,她走到门前,我想拦住她,却见她忽然停下。门板上不知何时多了一道湿漉漉的手印,很小,像一个孩子的手,手印下面用水写着几个字:娘,这次你认对了吗。母亲手里的钥匙掉在地上,我弯腰去捡,就在那一瞬间,门外又传来一声极轻的笑,紧接着,一个东西从门缝底下慢慢塞了进来,是一只鞋,红色的,湿透了,鞋尖朝里,鞋底朝上,底下刻着两个字:知芝。

我抬头看向母亲,她盯着那只鞋,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说不是这只。她喃喃道:“那天晚上,我拿错了。”我还没听懂她的话,门外忽然响起第三个声音,这次不是喊娘,而是一个女孩贴着门板,轻轻问:“妍妍,你知道十八年前那天,谁替你穿上了鞋吗?”我低头看向自己的脚,不知何时,左脚的鞋带已经松开,鞋底内侧露出一道被磨得很浅的刻痕。我蹲下身伸手摸过去,那上面原本刻着的字只有一个还清晰可辨:芝。

我盯着鞋底那个“芝”字,一时没有动。门外没有声音了,连那阵轻微的拖动声也停了。母亲还站在门边,手里攥着钥匙,指节发白。我站起来,把左脚的鞋脱下来,翻过鞋底给她看。我问娘,我这双鞋穿了多久。母亲看了一眼,说好几年了。我问你做的,她说买的。我问从哪里买的,母亲想了想,眉头慢慢皱起来,说她不记得了。我把鞋放到桌上,又拿起那只从门缝塞进来的红鞋,两只鞋并排放着,一只旧,一只湿。旧的那只鞋底刻着“芝”,湿的那只鞋底也刻着“芝”,两个字的笔迹不一样,一个大些,一个小些,像是两个人先后刻上去的。

我问娘,你刚才说拿错了,那天晚上你拿错了什么。母亲低下头,过了很久才开口,说她开门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双鞋。我问谁的,她说她以为是门外那个孩子的。我问结果不是,她说她递出去的时候,门外那个没接,她说那不是她的鞋。我攥紧那只湿鞋,问那你怎么办了。母亲抬头看我,眼里有些茫然,说她把鞋拿回来了,然后抱她进屋,给她换了另一双。我问哪一双,她说不记得了。

我把桌上的蓝鞋拿过来,和红鞋放在一起。两双鞋摆在面前,一双蓝的,一双红的,新旧不同,刻字却都指向同一个人。我问娘,那天晚上你抱进屋的那个孩子,后来去哪儿了。母亲张了张嘴,正要说话,院门外忽然响起一阵脚步声,不止一个人,踩在冻硬的泥地上,咯吱咯吱地响。脚步声在门外停住,接着是一阵低声交谈,听不清说什么。母亲立刻示意我别出声。门外的人敲了三下门,不轻不重,一个女人问:“温家嫂子,睡了吗?”听着耳熟,像是赵婶。母亲犹豫了一下,走到门边问什么事。赵婶的声音有些急,说村里出事了,老周家的小子不见了,就是白天在坟边玩的那个。我和母亲对视一眼。母亲开了门,赵婶站在外面,身后还跟着两个村民。她看见我,愣了一下,说知妍也在啊,然后目光落在我手里的红鞋上,脸色变了变,没多问,只对母亲说老周家找了一晚上,最后有人说在村口看见孩子往坟那边去了,那坟白天还在,晚上再看,没了。母亲问坟没了,赵婶说平了,跟从来没埋过东西似的,可那孩子也不见了。

母亲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明白她的意思,她让我留在家里。我没说话,只是把红鞋放到桌上,跟了出去。村口已经聚了七八个人,手里举着火把。老周和他媳妇站在最前面,女人在哭,男人脸色铁青。坟确实没了,老槐树底下只剩一块平整的空地,连石碑都不见了,地上只有一层薄薄的霜。有人问白天谁最后看见孩子的,一个老人站出来说天快黑的时候看见他往村口走,喊也不应,当时没当回事,以为他回家吃饭了。有人问是往坟这边来了,老人说看方向像是。老周忽然转过头盯着我,问知妍,我家小子白天是不是跟你说话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我说说了几句,他蹲在坟边玩树枝,我问他怎么不回家,他说坟里有人唱歌。人群安静了一瞬。老周媳妇止住哭,抬头问我什么歌。我说他没唱完,只哼了几个调子,我也听不懂。她又问他还说什么了,我想了想,没有提“姐姐”那句,只说他说坟里有人,但他看不见。老周媳妇抓住丈夫的胳膊,声音发抖,问是不是把孩子带走了。老周没回答,转头看向母亲,说嫂子,你家跟这坟的牵扯最深,你能不能给个准话,这坟里到底埋的谁。母亲站在火把光里,脸色被照得忽明忽暗,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记得了。老周提高了声音,说你年年往坟前送糖水,你会不记得。母亲的声音很平,说她就是不记得,只知道每年该去送,别的都想不起来。老周媳妇忽然说那你家知妍呢,她记不记得。我正要说话,母亲先开了口,说她更不记得,她出生那年坟就有了。

老周还要追问,赵婶挡在中间说行了,现在找孩子要紧,吵这些有什么用。有人提议去河边找,有人说往村外方向看看,最后分了两路,一路往河边,一路往村后的山上。母亲拉着我往回走,走到半路才低声说让我回家去,把门关好。我问你去哪儿,她说跟他们去河边看看。我说我跟你一起去,她说不行。我拦住她,说那个孩子白天跟我说过话,他要是真被什么东西带走了,我也许能问出点线索。母亲看着我,火把的光在她眼底跳了跳,她最终点了头,说跟紧我。

河边已经聚了四五个人,周叔也在。他举着火把站在石阶上面往水里照,河水黑沉沉的,什么都看不见。老周两口子沿着岸边往下游找,一边找一边喊孩子的名字。周叔看见我和母亲,走过来说水里没动静。母亲问石阶下面看了吗,他说看了,什么都没有。母亲走到石阶边往下走了几步,忽然停住。我跟过去,顺着她的目光看,在第三级石阶上放着一只小鞋,蓝布的,鞋底朝上,刻着一个“妍”字。我认出来,那是西屋柜子里那双蓝鞋中的一只,可蓝鞋明明被我放在家里的桌上。母亲弯腰把鞋捡起来,翻过鞋底看了一眼递给我。我接过来,鞋底是湿的,沾着河泥,但刻字很清楚,确实是我家那双。我问娘,这鞋怎么会在这里。母亲没回答,她看着河面忽然说听。我屏住呼吸,河水很静,风也很小。过了几息,我听见一阵很轻的哼唱声从河对岸传过来,断断续续,调子和白天那男孩哼的有些像,只是更完整些。哼唱声停了一下,接着是那男孩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从对岸传来:“姐姐,我在这儿。”

老周媳妇也听见了,喊着孩子的名字就要往河里冲,被老周死死拽住。周叔举着火把往对岸照,那边是一片芦苇,风一吹,芦苇晃得厉害,可火光照不到人。母亲说过桥。下游不远有一座石板桥,老周两口子已经先跑过去了,剩下的人也跟上去。我和母亲走在后面,她把蓝鞋收进袖子里,低声说待会儿不管看见什么,别出声。到了对岸,那男孩正蹲在芦苇边上,身上只穿着单衣,冻得嘴唇发紫,可精神还好,手里攥着一根芦苇杆。老周媳妇冲过去把他抱住,男孩被吓了一跳,说娘,你哭什么。老周把他从地上提起来,问大半夜你跑这里来做什么。男孩指了指芦苇深处,说听歌,有个姐姐在唱歌,她说她冷了,让我给她送双鞋。所有人都安静下来。老周媳妇看了丈夫一眼,老周问哪来的姐姐。男孩往芦苇里指,说就在那儿,她坐在那儿,穿着红衣裳。几支火把同时往芦苇里照,芦苇被风吹开,后面只有水,什么都没有。老周媳妇把孩子裹进怀里,骂了两句又哭起来。人群开始往回走。我落在最后,母亲走在我旁边,一直没有说话。快到桥边时,我忽然听见芦苇深处又传来一声哼唱,这次只有短短一句,是个女孩的声音,唱的是:“妹妹大了,要穿新鞋。”我停住脚步,母亲也停了,她看着我,没说话。我问娘,你听见了吗。她点了点头。我问她在说什么,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她在还东西。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母亲把门锁好,把蓝鞋和红鞋都摆在桌上,又拿出那只从门缝塞进来的湿红鞋,三只鞋并排放着,一只大,两只小,刻字都是“芝”和“妍”。我问娘,这只湿的红鞋是谁的。她说门外那个孩子的。我问她为什么把鞋还回来,母亲看了我一眼,说因为有人替她穿了,你脚上那双。我低头看自己的鞋,那双旧鞋我一直穿着,从记事起就在脚上,从来没想过它是从哪里来的。我问娘,当年你从门外抱进来的那个孩子,是不是我。母亲没有立刻回答,她把三只鞋收进柜子,转身时我看见她眼角有泪,但她语气很稳,说你是我的孩子,这一点不会变。我说可如果我不是当年那个,她打断我,说妍妍,不管你是谁抱回来的,我把你养到这么大,你就是我女儿。我没有再问。她让我去睡,自己坐在堂屋里,一直没熄灯。

我躺在床上,把那只没铃舌的银铃攥在手心。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院门外又有了动静,这次不是敲门,是有人把什么东西轻轻放在了门槛上。我等了一会儿,等母亲回房后才披衣起来,悄悄开了门。门槛上放着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双新做的棉鞋,红色的,针脚细密,大小正好是我的尺码。鞋里塞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天冷了,别光脚。我拿着鞋站在门口,往村口方向看,老槐树底下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可风里飘来一阵很淡的哼唱,还是那个调子,这次听清了最后一句:“姐姐给你做了鞋,你要记得穿。”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新鞋,忽然觉得它像一个人亲手做的。我娘不会做这种针脚,赵婶会做棉鞋,可她做不出这么小的鞋。我想起西屋柜子里那些布偶和木梳,想起那本画册里两个女孩牵手的画,想起那行“今天妹妹又把我的风车弄坏了”。我关上门,把新鞋穿在脚上,很合脚,也很暖。回到屋里,我把自己的旧鞋脱下来,翻过鞋底,又看了一遍那个“芝”字,然后从抽屉里找出小刀,在那个“芝”字旁边慢慢刻了一个“妍”字。两个名字并排刻在鞋底,我把鞋放回床边,合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我穿着那双新棉鞋出门时,我娘盯着我的脚看了好一会儿,问哪来的。我说门口捡的。她蹲下去摸了摸鞋面,手指停在鞋帮内侧的针脚上,神情有些古怪。我问怎么了,她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忽然说这针脚是我做的。我问你不是说不会做棉鞋吗,她说她会,她只是不记得什么时候做的。她没再追问,转身进了厨房。我跟过去,把昨晚在河边和门口的事说了一遍,说到蓝鞋出现在石阶上时,她手里的铲子停了一下,等我说完才继续翻锅里的菜。我问娘,那双蓝鞋明明在家里,怎么会跑到河边去,她问你确定放在家里。我说我亲手放在桌上的,她说那就不知道了,有些东西你放在一个地方,它自己会走。这话听着像疯话,可她语气平平的,像在说今天菜咸了淡了一样。

吃过早饭,我准备出门去找赵婶再问问棉鞋的事。刚走到院门口,就看见老周带着他儿子站在外面。小男孩换了干净衣裳,脸上还有点没睡醒的样子,手里攥着半块饼。老周喊了一声,表情有些尴尬,说这小子非说要来找你。我蹲下来问男孩找我做什么,男孩把饼咽下去,说姐姐让我告诉你一句话。我问哪个姐姐,他说就是芦苇里那个,比划了一下,说她以前答应过你一件事,想不起来是什么了,让你替她记着。我心里一动,问什么方面的事,男孩歪着头想了想,说跟风车有关。我愣了一下,风车,坟前那只蓝色纸风车,木杆上缠着红线的那个,我当时捡起来带回家,后来不知放哪儿去了。我问她还说什么了,男孩说风车要转起来才能找到路,说完就拉着老周的手要走。老周冲我点了点头,带着孩子回去了。

我回屋翻找那只纸风车。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从坟前拿回来后,我把它放在了堂屋的条案上,可现在条案上什么都没有。我问我娘有没有看见,她从灶房里探出头来,说什么东西。我说蓝色的纸风车,我捡回来的那个,她说没注意。我又找了几个地方都没有,经过西屋门口时,发现门开了一条缝。我推门进去,两张床还是老样子,但蓝色被褥上多了一样东西,正是那只纸风车。风车插在枕头边上,木杆上的红线换了个系法,比原来多绕了两圈。我拿起来看,发现风车叶片上多了一行字,是用铅笔写的,字迹很淡:“往北走,第三个路口右转,找一棵刻了三角的树。”我把风车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姐姐带你去看海,你忘了吗。”

我拿着风车去找我娘。她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了一眼风车上的字,把手里的衣裳搭在绳上,说北边第三个路口,那是去镇上的路。我问你要去,她说你刚才没听老周家小子说吗,风车要转起来才能找到路。她把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我跟你一起去。我有些意外,问她之前一直拦着我往村外跑,现在不怕我出事了。她说怕,弯腰拎起一只竹篮往里面装了几个馒头和一壶水,说但有些事不弄清楚,怕是没用的,再说她也想知道那棵树底下到底有什么。

我们锁好门出了村。往北走的路我很少走,平时买东西都在村里杂货铺解决,镇上一个月才去一趟。路两边是收割完的稻田,远处有几户人家的烟囱在冒烟。走到第三个路口,往右一转,路就窄了,变成一条田埂小道。走了百来步,路边果然有一棵老榆树,树干靠近地面的地方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三角。我蹲下去看那个三角,刻痕很浅,年岁不短了,周围树皮都鼓起来把刻痕包住了一半。我娘走过来看了一眼就停住脚,说这个记号她好像见过。我问什么时候,她说不记得,但她知道它什么意思。她指着三角下面一道几乎看不见的横线,说这条横线是土坡的意思,说明东西埋在这棵树东边一尺左右的地方。我们找了一根树枝,在树东边挖了几下,土很松,挖了不到一尺深就碰到了东西,是个铁盒子,锈得厉害,盖子和盒身几乎长在一起。我费了点劲把它撬开,里面裹着一层油布,油布里包着几样东西:一张对折的纸,一小截红头绳,还有一枚铜钱。

铜钱和我娘袖口里那枚一模一样,只是更新些,边缘没有磨亮的痕迹。我娘掏出她那枚放在一起比对,两枚铜钱纹路完全相同,像是一对。我问娘,你那枚也是从这里挖出来的,她摇头说别人给的。我问谁,她没有回答,而是伸手拿了那张对折的纸。展开一看,是一张简单的地图,画着从这棵老榆树到河边石阶的路线,标注了几个位置,其中一个位置画了个圈,旁边写着“鞋在这里”。地图背面写了半行字:“等妍妍长大,带她来挖。”我问带她来挖,谁写的。我娘把纸翻过来正过去看了两遍,忽然说我写的。我问你写的,她说这字是我的,声音低下去,指着纸上一处涂改的痕迹,说你看这儿,我写“芝”字的时候喜欢先写一横再写上面那两点,这个字写对了,别人仿不出来。我说可你昨天还说不记得这里埋过东西,她说她是不记得,但这确实是她写的。我看着她,忽然问娘,你是不是从很久以前就知道自己忘记了一些事。她沉默了一会儿,弯腰把那截红头绳和铜钱捡起来放进竹篮里,说我生你那年冬天,有天早上起来发现床头多了这些东西,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替我给妹妹留着”。我不知道谁写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后来每年冬天家里都会多出些东西,有时候是颗糖,有时候是小玩意儿,还有那双鞋。我问你从来没想过要弄清楚,她说想过,有一年冬天她等了一整夜,没等到人,第二天早上门槛上多了一双棉手套,是给小孩的,她拿着手套去问村里人,谁都说不知道,后来她就不问了。她把铁盒子重新埋好,填上土踩实,说有些事你问得越急,它藏得越深。

我们照着地图上标的位置继续往河边走。地图上圈出来的“鞋在这里”的位置,在河边石阶下游大约十几步远的一块大石头旁边。那地方我们昨晚找孩子时经过过,当时天黑没注意。石头还在,底下压着一只布鞋,蓝色的。我捡起来看了看,鞋底刻着“妍”字,和昨晚出现在石阶上的那只正好凑成一双。两只蓝鞋都在我们手里了。我娘盯着两只蓝鞋看了半天,忽然说这双鞋是她做的。我问你昨晚不是已经认出来了吗,她说昨晚她只认出一只,现在两只放在一起,她想起来了。她接过鞋翻到鞋里摸了一圈,说当时做的时候她特意在鞋垫下面缝了块布,怕小孩穿不惯硬底。她捏了捏鞋垫,脸色变了,说这里面有东西。我帮她把鞋垫掀开,底下果然压着一小片油纸。展开一看,上面画着一扇门,门里画了两个小人,门外画了一个。门外那个小人旁边写了一个字:冷。门里两个小人一个在笑,一个在哭。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我娘看着那幅画,眉头一点点皱紧,忽然说那天晚上门外站着的孩子,她认识。我问谁,她说她忘了,用力攥着那片油纸,说她只记得她认识她,跟她很熟,她来她家不止一次,她给她做过饭,洗过衣裳,还骂过她不要总欺负妹妹。我问她叫什么,我娘张了张嘴又闭上,摇头说想不起来。我接过油纸画,看着上面那三个小人,门里两个,一个笑一个哭。我忽然想起西屋画册里那些画,想起两个女孩牵手看雨、捉蚂蚁、抢枕头的画面,那些画里从来没有第三个人。我问娘,门里这两个小人,是不是一个是你,一个是她,那哭的那个呢。我娘没有回答,她把蓝鞋收进竹篮,提起篮子往家走。我跟上去,走了几步,她忽然说你小时候夜里总哭,哭得特别厉害,怎么哄都不行,后来有一天她半夜听见有人在你床边哼歌,她起来看,屋里没人,你也不哭了,从那以后你就不怎么哭了。我问那歌什么调子,她哼了几个音,断断续续的,跟河边听见的调子很像。

回到家时已经过了晌午。赵婶等在院门口,手里拎着一只包袱,看见我们回来,她迎上来说等了半天了。她把包袱打开,里面是一双棉鞋,蓝色的,针脚很粗,比我脚上那双新红鞋大一些。她说昨晚听说你家知妍捡了双鞋,她就想起来她这儿也有一双,指着包袱里的鞋说她每年冬天多做一双,攒了好几年了,也不知道给谁,昨晚想了半宿,觉得该拿过来。我接过来比了比,正好是我下一个尺码。我问赵婶,你这鞋的鞋底,她看了看,咦了一声,说她纳鞋底从来不刻字,这上面怎么有个记号。我翻过来一看,鞋底内侧刻着半个字,像是刻到一半停住了,左边是“女”字旁,右边只刻了一横。我娘凑过来看了一眼,说这是“芝”字起头。赵婶一拍大腿,说她就说她怎么总觉着跟温家有关,她每次纳鞋底都觉得该在底下刻点啥,但一想又想不起刻啥。我拿着那双半成品鞋,忽然问赵婶,你每年冬天多做的那双鞋,最早是从哪一年开始的。赵婶认真想了想,说得十几年了吧,那会儿你还没出生呢。我问那你第一次做的时候,是有人托你做的,还是你自己想做的,她说有人托的,说完自己也愣了,说对,是有人托的,她怎么把这茬忘了。她皱着眉使劲回忆,说是个小孩来找她的,瘦瘦的,头发扎得挺高,穿着蓝衣裳,说她妹妹脚长得快,每年冬天都得换新鞋,她娘做不过来,让她帮着做。我问她给了你什么没有,赵婶摸了摸口袋说给了,每年都给,有时候是几个铜板,有时候是针线,有一回给了一把糖。我问今年呢,赵婶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说今年没给,所以她寻思着兴许是那人忘了。我和我娘对视一眼。赵婶还在嘟囔,说可那小孩到底是谁家的呢,她怎么想不起来了。她拍着脑门走了,走到巷口又回头喊,说鞋你们留着穿,我那儿还有几双呢。

她走后,我把包袱里的蓝鞋和我手里的红鞋放在一起,一红一蓝,大小不同,都是新做的。我脚上穿的是红的,赵婶送来的是蓝的。红鞋是那天夜里放在门口的那双,针脚和我娘的手法一样。蓝鞋是赵婶做的,鞋底刻了一半的“芝”字。我娘看着两双鞋,忽然说她每年都在找人做鞋。我问谁,她说那个托赵婶做鞋的孩子,她自己做不了就找人帮忙,她怕妹妹脚冷。我说可赵婶说今年没人托她了,我娘说因为今年她自己来了,指了指我脚上的红鞋,说这双是她做的。我低头看着脚上那双新红鞋,针脚细密,鞋底没刻字,但鞋帮里衬了一块软布,穿着格外舒服。那天夜里从门缝塞进来的湿红鞋上刻着“知芝”,可这双新红鞋上没有刻字。我问娘,你说我脚上这双是她做的,我娘说针法跟你脚上原来那双一样,蹲下来指着鞋帮内侧的一处收针,说她收针的时候喜欢往回多缝两针,我认得这个习惯。我说可那双旧鞋上刻着“芝”字,我娘站起来说旧鞋是她自己的,她穿过的,这双新鞋是她给你做的,她把自己的鞋给了你,又给你做了双新的。我忽然想起西屋画册最后一页那张空白的纸,纸上有一道浅浅的压痕,像是有人写了字又擦掉了,我一直不知道那上面原本写了什么,现在想想,大概是一句一直没写完的话。我问娘,你说她今年自己来了是什么意思,我娘看着院门外说,她以前只敢托人送东西,今年她自己来了,送鞋,送棉衣,还托老周家小子带话,她在慢慢靠近。我问靠近什么,我娘转过头说,靠近你,她大概知道你开始找她了。

那天傍晚,我坐在西屋里翻那本画册。翻到最后那页空白的纸时,我拿铅笔在纸上轻轻涂了一层,想看压痕底下到底写了什么。涂到一半,纸上慢慢显出几个字的轮廓:“妹妹别怕,姐姐在门外面。”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写了一半就停了。我继续涂,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浅得几乎看不见:“门没锁,我能进来。可娘看不见我。”我拿着画册去找我娘,她正在灶台前做饭,看完那两行字,把锅铲放下了。我说她一直能进来,我娘点头说门挡不住她。我问那她为什么不直接住下来,我娘说因为她怕吓着你,看着灶膛里的火说她怕你把她当成鬼。我说她不是鬼,我娘说她知道,可村里人不一定知道,她自己也不一定知道。

晚饭后,我娘从柜子最里面拿出一个布袋,里面装着这些年攒下来的东西:几颗褪色的糖,两根红头绳,一枚铜钱,还有一张旧车票。她把东西倒在桌上说这些都是她陆陆续续放在门口的,她一直没扔。我拿起那张旧车票看,票面上印着从我们镇到海边的长途汽车票,日期是十几年前的,早过期了。背面用铅笔写着:“等妹妹长大。”我攥着那张车票,忽然做了个决定,说娘,明天我去趟镇上。她问做什么,我说买车票。我娘看了我一会儿没反对,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票子放在桌上,说买两张。我问你也去,她说她给了你车票,又年年提醒你去看海,我不能让她白等。

第二天一早,我走了五里路到镇上车站,买了两张去海边的车票。回来的路上,我把车票捏在手里,忽然觉得风里有人在笑,很轻,很淡,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到家时,我娘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一个包袱,装着干粮和水,还有那双红鞋。她看见我手里的车票,接过去看了看,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我问什么时候走,她说后天。她点头,转身去灶上烧火。我坐在堂屋里,把画册翻到最后一页,在那两行铅笔字下面用钢笔加了一句:“后天出发,去看海。门给你留着。”

那天夜里,西屋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像是有人在地上踮着脚走路,走了一会儿又走回来。我躺在自己床上,听见那脚步声停在西屋和堂屋之间,犹豫了一下,轻轻推了推我的房门。我没有锁门。门开了一条缝,脚步声停在门口,没有再往里走。我闭着眼睛,感觉床边站了一个人。她没出声,只是伸手碰了碰我脚上那双新红鞋,把它摆正了,然后从怀里掏出什么东西放在我枕头边,又轻手轻脚退了出去。门重新合上后,我等了一会儿才睁开眼,枕头边是一颗糖,糖纸是新的,上面用钢笔写了两个字:“快睡。”

我捏着那颗糖在黑暗里躺了很久。糖纸上“快睡”两个字写得端端正正,跟画册上那些歪扭的字不一样,看得出写的人这几年没少练。第二天我没提夜里的事,我娘也没问。她一早起来就开始收拾院子,把该锁的锁好,该盖的盖好。中午赵婶来了一趟,听说我们要出门,问去哪儿,我娘只说走亲戚。赵婶也没多问,临走时塞给我一包米糕,说路上吃。傍晚我去西屋,想把画册带上,推门进去时,发现蓝被褥上多了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几颗糖和一小卷钱,票子旧得发黄,数了数,正好够买车票和路上吃住。布包底下压着一张纸条:“别省着花,路上买点热乎的吃。”我把布包拿去给我娘看,她翻了翻里面的票子,说这钱有些年头了,她好像在哪儿见过。她想了一会儿没想起来,最后把钱收好,说路上用得着。

后天一大早,我们锁好门出发。走到村口时,老槐树底下站着个人。陆长生撑着那把旧伞,脚边放着一个包袱。他问我们是不是去镇上,我说去海边。他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包袱,说他也去镇上坐车。我娘看了他一眼,问你去哪儿。他说不知道,买了票再说。我们三个人同行,走到镇上车站,陆长生真去售票口问了一通,最后买了一张跟我们同路的票,说是前面有个亲戚在那边,去看看。我娘没说什么,我也没问。

上了车,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开出镇子时,我往窗外看了一眼,路边站着一个小孩,穿着蓝衣裳,头发扎得高高的,冲我挥了挥手。我一愣,再仔细看,路边空荡荡的,只有一根电线杆。车开了将近两个钟头,过了好几个村子。我娘一直看着窗外,忽然说我好像来过这条路。我问什么时候,她说不记得,但路边的树有印象,这棵歪脖子柳树她见过。她指着窗外一棵树,说前面应该有个路口,路口有家卖馄饨的。车又开了一会儿,前面果然有个路口,路口支着一个馄饨摊,老板正往锅里下面皮。我娘看着那个摊子,表情有些恍惚。我问下去吃碗馄饨,她点头。我们三个下了车,在馄饨摊坐下。老板是个中年人,过来招呼,问我们吃什么。我娘要了三碗馄饨,又特意说一碗多放点汤。老板应了一声去了。我问我娘,你以前来过这儿,她说可能来过,看着摊子后面的土墙说这墙上以前有块黑板,写着价钱。我回头看了看,土墙上确实有块黑板,用粉笔歪歪扭扭写着馄饨几块钱一碗。老板端着馄饨过来,我问他这摊子开了多久了,他说十来年了,之前是个老太太摆的,后来他盘下来了。我娘忽然问以前有个小孩常来吗,老板想了想说常有小孩来,村里小孩多。我娘说瘦瘦的,头发扎得高,爱穿蓝衣裳,老板手里拿着抹布停了一下,说这么一说,好像是有这么个丫头,以前老来,坐那个位置,他指了指最里面一张桌子,说有时候带个更小的来,两个人吃一碗。我问更小的那个什么样,他说没印象了,笑了笑说就记得那丫头每次来都多要一个空碗,把馄饨分到空碗里,自己只喝汤。我低头看了看面前的馄饨,我娘刚把一碗推到空着的位置上,她没说话,只是把筷子摆好。

吃完馄饨继续上车。快到海边时,路两边的房子渐渐矮了,空气里能闻到一股咸腥味。我娘坐直了身子,盯着前面看,说闻到味儿了。车拐了个弯,前面豁然开朗,一片灰蓝色的海铺到天边,浪头白花花地滚过来,拍在沙滩上。我娘忽然站起来,被司机喊了一声才坐下,说她想起了,抓着我的手,声音有些急,说她带她来过这儿。我问谁,她说那个孩子,她跟她说想去看海,她就带她来了,坐的也是这趟车,路上买了馄饨,她也是这么坐着,脸贴着窗户。我问那你怎么把她弄丢的,我娘愣住,慢慢松开我的手坐回座位,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她不知道,她记得来了海边,后来就记不清了。

车到站后我们下了车,海就在几十步远的地方,沙滩上人不多。陆长生拎着包袱站在路边,忽然说他也来过这里。我问跟谁来的,他说不记得了,但知道那边有一排礁石,礁石缝里能捡到小螃蟹。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确实有一排黑乎乎的礁石。陆长生走过去蹲在石头边上,伸手往缝里摸,真摸出一只指甲盖大的小螃蟹,说以前有人教过他这么摸,那人说拿回家养着,能养出大螃蟹,他把螃蟹放回水里。我娘没往礁石那边去,她顺着沙滩慢慢走,走到一根木头桩子跟前停下来。桩子上挂着一块褪色的牌子,写着“小心涨潮”。她盯着那块牌子看了半天,说这牌子以前就在,她坐在这根桩子底下等人,等了好久。我问等谁,她说等那个孩子回来,她说去捡贝壳,让她在这儿别动,后来涨潮了,她被人拉走了。我问那她呢,我娘的声音低下去,说她不知道,她好像后来就忘了自己为什么来海边。

我站在她旁边,看着潮水慢慢往上舔。沙滩上有一串小脚印,从海边往岸上走,走到木桩附近就没有了。脚印是赤脚的,很小。我沿着脚印往前走了几步,在潮水刚退下去的地方捡到一只贝壳,上面用钉子歪歪扭扭刻了两个字母,像是“ZY”。我拿着贝壳回去给我娘看,她接过去摸了摸刻字,忽然说这个字是她刻的,她想刻“芝”和“妍”,但那时候不太会写字,只刻了两个字母。我问你刻的,她说她刻在贝壳上给她玩的,她捡了好多贝壳,这个是她抢过来刻的,她还哭了。我正想再问,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回头看,陆长生站在礁石那边冲我们招手,手里举着什么东西。我们走过去,他从礁石缝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子,袋子已经破了,里面裹着一双小凉鞋,红色的,沾满沙子。我娘接过凉鞋翻来覆去看了看,鞋带上系着一根红头绳,绳子穿了一颗小珠子,珠子已经裂了。我娘说这是她的,那年夏天她穿的就是这双鞋。我问她人呢,我娘攥着凉鞋不说话。陆长生蹲在旁边,忽然说他记得那天海边有个摆摊拍照的,他好像拍了张照片。我问什么照片,他说三个人的,比划了一下,两个小孩一个大人,站在那个木桩子旁边。我问照片呢,他想了很久说寄出去了。我问寄给谁了,他摇头说不记得了。

那天我们在海边待到下午。我娘坐在木桩边上,把那双红凉鞋摆在面前,跟它们说了几句话。说什么我没听清,海风太大,吹散了大半,只听见她最后说了一句:“下回别一个人跑那么远,我追不上。”走的时候,我娘把凉鞋留在了木桩下面。我说不带回去吗,她说不用,有人会来拿。我们坐最后一班车回去。车开动时,我往海边看了一眼,沙滩上站着一个小小的人影,红衣裳,正弯腰从木桩下面捡那双凉鞋。我碰了碰我娘的手,往窗外指。她看过去,人影已经不见了,沙滩上只剩一串往海里走的脚印,走到水边就断了。我娘收回目光,把车票从口袋里摸出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字:“带回来了,下次再来。”她把车票折好放进包袱里。车晃晃悠悠地开,我靠着窗,忽然觉得脚上那双新红鞋有点紧,低头一看,鞋带不知什么时候被系成了一个蝴蝶结。我明明记得出门时系的是死扣。我娘也看见了,伸手解蝴蝶结,解了半天没解开,嘴里嘟囔:“谁系的,这么紧。”我低头忍着笑,没说话。窗外又闪过那棵歪脖子柳树,树下好像有个影子在挥手。这次我没告诉我娘,只是把车窗拉开一条缝,伸手冲外面摆了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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