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摔过最贵的东西,是一页纸——离婚协议,摔在陈屿脸上。三年后我才知道,那页纸底下压着他替我们家还清的四十万,和一套写了我名字的房子。他签字的时候只问了我一句:“还有吗?”
我说:“没有了。”
其实有的。七天后他出国,我还有一句话,得追着他说完。
消息是周二下午来的。
一个牛皮纸信封,塞在门缝底下,寄件人一栏空着。收件地址是这套房子——房本上还是两个人的名字,他一直没去改。
里面是一张外派通知的复印件,一个航班号。九月十七,早上八点四十,法兰克福。
我对着日历数了两遍。七天。
我搜了他的名字。公司主页上还挂着,照片是几年前拍的,比现在胖一点。底下一行小字:外派期间,业务由副手代管。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把网页关了。
信封我放回玄关的鞋柜上,压在一只铁盒底下。
铁盒里是那串钥匙。三把:一把单元门,一把防盗门,一把地下室。他签字那天从裤兜里掏出来,放在桌上推给我,手指在第三把上停了一下,说:“地下室还有你几箱书。”
我说:“不要了。”
他说:“好。”
铁盒里还有一张定金单。酒店大堂那晚我攥在手里的那张,纸边被我捏出了毛。三把钥匙压在它上面,压了不知道多少天,压出一道钥匙印。
那晚我做了三件事。
把冰箱里剩的半棵白菜扔了。菜心已经发黑,我掰了三次才掰断。把阳台上那盆枯死的绿萝也扔了。把电视打开,声音调到最小,一个一个台换过去,换到最后一个,又换回来。
中间我弟发消息来,问姐夫最近怎么样。
我回:挺好。
他没再问。
我弟二十四,喝了酒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上个月他还在电话里说,姐夫给他找了个活,在物流园,一个月六千。
我当时在切菜,嗯了一声。
我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快十一点。电视还开着,在放卖拖把的广告,一个人举着拖把,擦一块永远擦不干净的地板。
我拎着垃圾下楼。垃圾袋放在楼道口,没扔。楼道灯坏了一盏,一亮一暗。
电梯里我先按了一楼,站了两秒,又按了负一。
负一层是地下室。铁门上有个锁孔,得用钥匙。我站在门前,兜里那串钥匙硌着腿——出门时顺手抓的,抓完才想起来,我根本用不着下地下室。
第三把钥匙比另外两把新,齿口没磨过。插进去有点涩,转了两下才开。
门轴响了一声。
一股旧纸箱的味道涌出来,底下压着一点烟味。
我伸手去摸灯绳,摸了两下才摸到,拉了一下。
灯亮的时候,我看见的不是我那几箱书。
※
灯是十五瓦的,黄的,吊在头顶上晃。
地下室十几平,水泥地,墙皮返潮,一块一块鼓起来。左边堆着旧折叠桌、一台坏了的电风扇、两把塑料凳。右边是铁架子,架子上摞着五个纸箱。
锁孔是新的,铜还亮。
那串钥匙我三年没动过。现在想起来,第三把好像是哪一天起,就比另外两把新了。我没在意。
箱子是我搬下来的,字是我写的。马克笔,黑字,竖着写在侧面:书一、书二、书三、冬衣、杂物。
胶带是新的。
我封箱的时候只缠了一道,横着,很潦草。现在每个箱子上都多了一道竖的,缠得很平,边角还压了一下。
我用钥匙划开书三。
书页受了潮,捏起来像饼干。我把上面一层搬开,搬到第七本的时候,摸到一个牛皮纸袋。
纸袋夹在两本书中间,把书页压出一道槽。
袋子没封口。里面是一沓纸,用橡皮筋捆着。橡皮筋已经发黏,一拉就断。
第一张是收条。
手写的,纸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边上有毛茬。字不好看,一笔一划很用力:
"今收到陈屿交来人民币伍万元整。"
底下按了个红手印,指纹一圈一圈,很清楚。
落款两个字:张秀兰。
我不认识张秀兰。我把这三个字在心里念了两遍,想不起在哪儿听过。
第二张也是。第三张也是。金额不一样,两万,五万,八万。手印一样,字迹一样,落款一样。
八张。
我一张一张摊在箱子上,像摆牌。
底下还有一张,纸不一样,是打印的。借条。
"今借到周建国人民币拾万元整,半年内还清。"
借款人签名:陈屿。
日期是去年冬天。
周建国是他同事。我见过,一起吃过一顿饭,他管人家叫老周。老周那天喝多了,拍着他肩膀说:陈屿这个人,太实在。
最底下压着一个小本子。作业本,封面印着"数学",右上角用圆珠笔写着"三年级"。
不是他的。是他外甥的,还是楼下小卖部随手买的,我没问过。
翻开,里面是他的字。
日期,金额,余额。一行一行,很齐,像记账,也像抄经。有一行写着:三月十二,两万,剩十八万。后面画了个勾。
翻到最后一页,只有两个字:
清了。
笔尖几乎没用力。
本子后头还夹着一张,纸比别的都硬。二手车买卖发票。卖方陈屿,车价六万五,日期是上周三。
那辆车我坐过三年。后座一块巧克力印子,是我弟弄的;副驾的遮阳板上一道划痕,是我拿伞尖划的。他一样没修。
我的手指上全是灰。我在收条边上按了一下,留下一个灰手印,跟他的红手印隔着两行字。
我把八张收条加了一遍。
四十万。
我又加了一遍。
我掏出手机。地下室没信号,一格。我把手举到头顶上,才多出一格。
我搜"张秀兰"。
跳出来一屏同名的人。一个卖保险的,一个开舞蹈班的,一个在本地论坛问哪里能修热水器。
都不像。
架子上还剩四个没开的箱子。我把它们一个一个划开,把手伸进去,从底下往上摸。
没有别的纸袋了。
架子后头有一张折叠凳,凳子上摆着一个烟灰缸。烟灰缸里有七个烟头。
最上面那个,还没散味。
他来过。昨天,或者今天早上。
我坐在那张凳子上,一直坐到天亮。灯在头顶上晃,影子被推来推去,推到墙角就没了。
天亮以后我上了楼。洗脸,换了件衣服,把落款"张秀兰"的那张收条折成四折,塞进外套内袋。
我得去见他。
我还有七天,可我不知道该问什么。
※
他公司在十七楼。
电梯门一开,走廊里全是咖啡味。前台认得我,笑了一下,笑得慢了半拍。
她让我登记。我写了名字和身份证号,写到“来访事由”那一栏,笔停住了。
最后填了两个字:私事。
“陈工在楼上开会。我去叫一声?”
“不用。”我说,“我等。”
会客室在走廊尽头,一面玻璃墙。玻璃那边就是他们的办公区,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是空的,东西都收了,只剩一块名牌留下的圆印子,颜色比桌面浅。
刚结婚那阵我来过一回,给他送落下的钥匙。那时候那块名牌刚挂上。
桌上摆着一盆假绿植,叶子上落了一层灰。我坐了四十分钟,换了三次姿势,把那盆绿植的叶子一片一片数过去。
中间有个年轻人进来倒水,看见我,愣了一下,点了下头,走了。
玻璃那边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很大;有人把纸箱往电梯口搬,一趟一趟。
数到第四十一,他下来了。
他抱着一个纸箱。
箱子不重,里面三本书,一个保温杯,一个卷起来的鼠标垫。最上面压着一只白瓷杯,印着一行红字:华通公司十周年。
那杯子是我单位发的。我拿回家随手搁在餐桌上,第二天就不见了。
他瘦了。衬衫的袖口磨白了一圈。手腕上是空的,那道白印子还在,晒了一个夏天也没晒匀。
他坐下的时候,我看见他的鞋。还是那双,鞋头一道旧折痕,边上开了胶,用透明胶粘过。
“你怎么来了。”
“路过。”
他把纸箱放在脚边,坐下。坐下之前,先把我面前那杯凉透的水端走,重新倒了一杯。
我没喝。
“有事?”他问。
“没事。”
“哦。”
他往后靠了靠,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等我说下一句。
我不说。
“车呢。”我开口。
“卖了。”
“为什么卖。”
“用不上。”
“以后不开车了?”
“那边不用。”
停了停。
“那杯子你还留着。”我说。
“能装水。”
“钥匙什么时候换的。”
“上个月。”
“为什么换。”
“锁坏了。”
他答得比我短。每一句都短一截。
我伸手去端那杯水,手到半路又收回来,按在外套内袋上。那张纸的四个角硌着我。
他看了一眼我的手。
没问。
窗外的天阴下去了。他起身去关窗。对面楼顶上晾着几件衣服,风一吹,都朝一个方向倒。
回来的时候,他把纸箱往脚边挪了挪,像怕挡着我。
“你弟最近怎么样。”他忽然问。
“挺好。”
“工作还顺?”
“顺。”
“让他少喝点。”他说。
我抬头看他。
他在看窗外。
“嗯。”我说。
“你呢。”我问。
“挺好。”
我们坐着。饮水机嗡嗡地响。走廊上有人推着车过去,轮子压过地砖,一格,一格。
有人敲门,探进半个脑袋:“陈工,那个单子还差你个签字。”
他说:“等会儿。”
那人看了看我,把门带上了。
“几号走。”我问。
“十七。”
“早上。”
“八点四十。”
我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刮了一声。
从口袋里掏出那串钥匙——三把,一把单元门,一把防盗门,一把地下室——放在他桌上。
钥匙串碰到桌面,响了一声。
“地下室我不去了。”我说。
他低头看那串钥匙。看了三秒。
没伸手。
“好。”
我走到门口,停住。
“陈屿。”
他抬头。
我站了三秒。
“门我给你带上。”
拉开门的时候,他在背后咳了一声。
很轻,像忍了很久,没忍住。
走廊很长,灯一盏一盏亮着。经过第三排靠窗那个位置,我看清了那个圆印子:一圈灰,中间一块干净的木头。
走廊那头,两个人抬着一个纸箱往电梯口走,箱子上写着他的名字。
电梯里我摊开手。
指缝里还有灰。
※
我把两张纸并排放在餐桌上。
一张是收条,落款“张秀兰”。一张是定金单,纸比收条硬,边角还是翘着的。
定金单“买方”那一栏,写着另一个名字。我也不认识。
两张纸,两个我不认识的名字,中间隔着一张餐桌。
定金单的日期是十月十一号。
那个日子我记得。
那天是陈屿生日。
我下了班直接去排队。栗子味,六寸,前面十几个人,队伍从柜台拐到门口。玻璃柜里摆着一排样品,奶油挤得歪歪扭扭,有一个娃娃脸的,眼睛是两颗黑豆。
轮到我的时候只剩最后一个,边角塌了一块。师傅说给我抹平,我说不用。
排在我前面的老太太买了两个,说给孙子过生日。
我提着盒子往外走,街上全是下班的人。
五点四十,我发消息:晚上想吃什么。
六点二十,我发:蛋糕买好了。
七点,我发:几点回?
都没回。
七点半,我又打了一段字,删了。打了一段,又删了。最后发了一个句号。
现在想起来,那个句号是我那天晚上做的唯一一件事。
八点四十,手机响了。不是他。
是银行。
他以前在我手机上绑过一张信用卡的消费提醒,一直没解。短信上写着:嘉年华酒店,八百八十元。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八百八。不像一顿饭。
我把蛋糕盒提起来。提手是塑料绳,勒手。我换了只手。
嘉年华在大路口,玻璃门。门口那个穿制服的小伙子替我拉开门,说了句欢迎光临。
大堂很亮,地毯厚,我走进去没有声音。
那天晚上有一场婚宴。宴会厅的门开着一条缝,里头在放音乐。一个女人穿着红裙子从门缝里出来打电话,一边说一边笑,高跟鞋在大理石上敲。
前台问我找谁。我随口报了一个姓。
前台说没有这位客人。
我说我在等人。
我站在柱子后头。
柱子是大理石的,凉。我把背贴上去,把蛋糕放在脚边。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
中间有两个男人从电梯出来,一路说着话,走到门口散了。有一个小孩从宴会厅跑出来,被他妈妈追上,抱着往回走,哭声很远都听得见。
后来宴会厅的门又开了,出来一群人,簇拥着一对新人。新娘的裙子很白,拖在地上,被一个小孩踩了一脚。
我又看了一次手机。
他没有回。
他从电梯那边出来。
不是一个人。
跟着他的女人比他高半个头,短头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外套,肩上一个布包,包角磨破了。脚上一双黑色的平底鞋,后跟磨偏了。年纪不轻了,眼角有纹,走路的时候微微含着肩。
我后背贴在柱子上。提蛋糕的手松了一下,盒子往下坠,提手勒进指头里。
不是因为那个女人。
是因为我居然松了一口气。
我想,还好。不是我想的那种。
他们在大堂中间停下来。
他伸出手,把她抱住了。
那只手放在她后背正中间,五指张开,一动不动。
她的脸朝着落地窗。窗外是黑的,玻璃上有一层水汽,映着大堂的灯,映着他们两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
她好像在说话,声音很低,我听不见。
他低下头,额头几乎抵在她肩上。
那个拥抱很长。
长到我数了一遍大堂里的柱子。六根。
数完,他们还抱着。
后来他退开半步。
女人还在说话,说得很急,一只手在空中比划。
他抬手,用拇指在她脸颊上擦了一下。
很快。像做过很多次。
擦完,手就放下了。
女人低下头,用手背自己抹了一把,然后笑了一下——那个笑很难看,像一个哭到一半被人打断的人。
他另一只手里捏着一张纸。
纸是对折的,露出来的那一角上,印着两个字:
定金。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我没看清。
我只看见了“定金”,和一个数字的开头——一个“4”。
后来他们往门口走。
他替她拉门,一只手撑在门框上,等她过去。
她在门口停了一下,抬手拍了拍他的胳膊,说了句什么。
他摇头。
她走了。
他替她拦了一辆车,弯腰跟司机说了句话,然后从裤兜里掏钱,先付了。
车开走的时候,她没有回头。
我没有过去。
我从侧门出去。
外面在下小雨。蛋糕盒是纸的,不防水。我把它抱在怀里,纸壳一点一点软下去,贴在我胸口上,是凉的。
走到路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他还站在酒店的雨棚底下,没动。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了一根,吸了两口,又掐了。
雨落在他的肩膀上,他也不躲。
我看了大概十秒钟,转过身,走了。
那十秒钟里我想的是:他在想她。
回到家,我把蛋糕放在餐桌上,没拆。
十一点,十二点,一点。
我把灯都关了,只留客厅一盏。坐在沙发上,没脱外套。电视没开,冰箱每隔一阵响一声。
三点多,门响了。
我闭上眼睛,装睡。
他进来,脚步很轻。在客厅站了一会儿。我听见塑料袋的声音,然后是冰箱门开了,又关上。
他走到沙发边上,站住。
我感觉到他在看我。
过了很久,他把一条毯子盖在我身上,走了。
早上我醒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
我去冰箱拿牛奶。里头放着一个蛋糕盒,栗子味,六寸。丝带系得很紧,打了两个结。
我没动它。
他的外套搭在椅背上,口袋里露出半张纸。
我抽出来。
是那张定金单。
我展开,看了很久。
“定金”两个字印得很大。日期十月十一号。
我没往下看。
我怕看见买方的名字是我认识的。
我把它折回去,塞进了自己口袋。
那只蛋糕在桌上放了三天。盒子没拆。
第二天,他回来得很早,买了菜。
他做了三个菜,一个汤。汤咸了,他自己喝了两碗。
第三天,他洗了碗,把厨房擦了一遍,又把卫生间的花洒拆下来,换了个新的。
他说那个花洒滴水,滴了一个月。
我站在卫生间门口,叫了他一声:“你——”
他回头,手里还举着扳手。
我说:“水不烫了。”
他说:“嗯。”
他还把我那件大衣拿去干洗了。取回来的时候,袖口上那颗掉了半年的扣子也钉上了。
那天晚上他把电视调到我常看的那个台,然后坐在旁边看手机。
我看了十分钟,起身回了房间。
他一个人在客厅坐到十二点。
那两个晚上他都睡书房。
我半夜起来喝水,看见书房门底下漏出一条光。
我在那道光前面站了一会儿,回了房间。
第三天晚上,他站在厨房门口,问了一句:“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
我说:“没有。”
他没再问。
我在等他说。
只要他开口,哪怕只说一句“那天晚上”,我就会把这件事放过去。
我从那天晚上等到第三天晚上。
三个晚上,他一个字没说。
第四天早上,我先把那只蛋糕扔了。
盒子一直没拆,红丝带还打着结,是我在店里让人系的。扔的时候盒子还是沉的,奶油塌成一摊,把盒盖上“生日”两个字淹掉了一半。
他没有提过那只蛋糕。
一次也没有。
冰箱里那只,我没扔。
然后我下楼,去了打印店。
两页,A4,五块钱。
打印店的姑娘问我要不要装订。我说不用。
纸出来的时候是热的。我捏着一头,一直捏到凉。
那天晚上我在客厅坐到十一点。
钥匙响的时候,我把那两页纸从包里抽了出来。
※
十一点,钥匙响了。
我在客厅坐了三个小时。包放在腿上,那两页纸被捏得发软,边角起了毛。
我把茶几上的杯子挪了挪,又挪回去。
楼道里有脚步声上来,停在门口,又下去了。一共三次。第三次我没抬头。
他进门,弯腰换鞋。
我把纸抽出来,摔在他脸上。
纸很轻。打上去没有声音,散了,一页落在鞋柜边上,一页落在他脚前。
一页纸擦过他的下巴,落在地上,正面朝下。
他没有躲。
他直起身,先看了看地上的纸,再看我。
他脸上没有表情。不是忍着的那种没有,是真的没有。
我等着他问一句。
他没有问。
然后他蹲下去,把两页都捡起来。
他站着看。
看得很慢,一行一行。看到一半,他抬手在额头上按了一下,又放下。
看完,他把两页纸对折,抹平,放在茶几正中间,跟电视遥控器摆成一条线。
然后从外套内袋里摸出一支笔,按了一下,笔尖弹出来。
他蹲下,把纸摊在茶几上,用膝盖顶着,翻到最后一页,签了名。
又翻回第一页,在页脚签了一个。
笔尖走得很稳,一点没停。
他的手很稳。指节上有一道旧疤,是去年修水管的时候划的。
签完,他把笔帽盖上,放在纸边上。
“还有吗。”
我说:“没有了。”
他站了两秒。
然后转身进了卧室。
衣柜门拉开。衣架碰在一起,响了几下。
我站在卧室门口看。
他背对着我,把抽屉拉开,又推上。
他出来的时候手里一个旅行袋,拉链没拉满,露出半件衬衫的袖子。
他进卫生间,拿了牙刷和剃须刀,把牙杯冲干净,倒扣在架子上。
他把手机充电器从墙上拔下来,线绕了三圈。
床头那本书他合上,放回原处,书签没动。
回来的时候他在玄关站了一会儿,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鞋柜上:一串车钥匙,一张门禁卡。
车钥匙是那辆车的。车已经卖了。
他又把车钥匙拿回去,塞回口袋。
门禁卡留在鞋柜上,压在一张旧水费单底下。
然后他蹲下,从茶几上拿起那串家门钥匙,站起来,放在我面前,推过来。
手指在第三把上停了一下。
“地下室还有你几箱书。”
我说:“不要了。”
他说:“好。”
他换鞋。系鞋带的时候,一下,一下。
门关上的时候很轻。
我坐回沙发上。沙发垫陷下去一块,还没弹回来。
我听见楼道里的脚步声一直下到一楼,然后没了。
墙上的钟走到十一点零七分。
我在客厅坐到十二点。
然后我站起来,把茶几上那两页纸收起来。
签名的那一页朝上。他的字很小,挤在横线上,像怕占地方。
我把那支笔放进电视柜的抽屉。
抽屉里有一包蜡烛,买蛋糕那天店里送的,数字的,三和八。
我没用过。
抽屉有点卡。我用力按了一下,关上了。
※
离他走还有五天。
我打开电视柜的抽屉。
抽屉卡了一下,我用手掌拍了两下才拉开。
里面有一支笔,一包蜡烛。
笔是他签字那支,笔帽上有一道划痕。蜡烛是买蛋糕那天店里送的,数字的,塑封一直没拆。
我把那张定金单放进去,压在蜡烛底下,关上了抽屉。
那之后我在家里坐了一整天。
到晚上八点,我弟来了。
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正站在阳台上,楼下有人在遛狗,绳子拖在地上。
“姐,手头有点紧,你先借我五千,下个月发工资就还。”
我说你过来吧。
他进门没换鞋,身上一股酒味,脸是红的,脖子上有一道新刮的痧。
我给他拿了双拖鞋,他踢到一边。
“你喝酒了。”
“就两瓶。”
“骑车来的?”
“打车。”
我进了厨房,下了碗面,卧了一个蛋。
趁面在锅里,我从包里数出五千,装进一个旧信封。信封是以前装水电费单子的那种,边上还印着自来水公司的标。
我端着面出去。他正在翻茶几。
我把信封放在他手边。
“找什么。”
“烟。”
我说没有烟。先吃。
他坐下,挑了两筷子,忽然不动了。
他手里拿着那张收条。
我白天拿出来看过,忘了收。它就压在茶几角上,压在一本旧杂志底下,露出一个角。
“这收条怎么在你这儿。”
“什么收条。”
他把纸翻过来,指着落款那个名字。
“张秀兰啊。”
“她是谁。”
“被我撞的那个的妈。”
我看着他。
“你认识。”
他停了一下。
那一下停得很明显。筷子还夹着面,悬在半空,汤水滴在茶几上,一滴,两滴。
“姐夫没跟你说?”
“说什么。”
他把筷子放下,往后靠了靠。
“姐,你别问了。”
“说。”
他低着头,看那只碗。
“就那年,我喝了酒,在城西撞了人。”
“我知道。”
“对方要四十万。不给就报案。”
“你哪来的四十万。”
“姐夫给的。”
“他哪来的钱。”
“我不知道。”他说,“他就给了我一张卡,让我自己去转。转完把收条拿回来。”
“然后呢。”
“然后他说,这事到这儿为止。”
“到这儿为止。”
“他说,别跟任何人提。”
“任何人。”
“他说,尤其别跟你提。”
我伸手把碗端起来,又放下。
“为什么。”
他抬起头。
“他说你要是知道了,这个家就完了。”
“人怎么样了。”
“谁?”
“被你撞的那个。”
他愣了一下,好像没想到我会问这个。
“腿断了。”他说,“在医院躺了三个月。”
“你去过吗。”
他没说话。
“我问你,你去过吗。”
“没有。”
“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十月。”他说,“十一号。”
十一号。
我听见自己咽了一下。
“那条子是他让你留的?”
“他说的。他说收条留着,万一以后有人翻旧账。”
“翻什么旧账。”
“我不知道。”他说,“姐,我真不知道。他就让我收好,别弄丢。”
“那怎么在他那儿。”
“后来他说放我这儿不保险,让我给他。我就给了。”
“妈知道吗。”
“不知道。”
“你媳妇知道吗。”
“不知道。”
“那谁知道。”
他张了张嘴。
“就我,和姐夫。”
“那钱还完了吗。”
他没说话。
“我问你,还完了吗。”
“姐……”
“说。”
“没还完。”他低下头,“上个月他还跟我借了两千。”
“跟你借?”
“他说周转一下,下个月还。他让我别跟你说。”
我站起来,把桌上的碗收了。
端进厨房,打开水龙头,开到最大。
水很凉。冲在碗上,溅到手背上,溅到脸上。
我把手放在水底下,一直放着。
碗里的油花被冲散,一圈一圈转,转到下水口就没了。
我弟在客厅叫了一声姐。
我没应。
他又叫了一声。
我把水关了。
我出去的时候他站起来了,手里捏着那个信封。
“姐,这钱我不要了。”
“拿着。”
“姐——”
“拿着,走吧。”
他站了一会儿,把信封塞进兜里。
换鞋的时候他蹲下去,系了半天鞋带。
“姐,”他说,“姐夫这人,嘴太紧了。”
我没说话。
门关上以后,我把茶几上那张收条拿起来,折好。
那天晚上我在客厅坐到天亮。
我把三年前那一夜又过了一遍。
先想起来的是那三个菜。汤咸了,他自己喝了两碗。
然后是花洒。他说那个花洒滴水,滴了一个月。
然后是大衣上那颗扣子。掉了半年,他钉上的。
然后是冰箱里那只蛋糕。栗子味,六寸,丝带打了两个结。
然后是他站在雨棚底下,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又掐了。
那个女人,我想,应该就是张秀兰。
最后是他把两页纸对折,抹平,跟电视遥控器摆成一条线。
天亮的时候我打开电视柜的抽屉。
抽屉还是卡的。
笔还在。蜡烛还在,塑封没拆。
数字的,三和八。
他三十八岁。
那盒蜡烛我一次没点过。
抽屉有点卡。
我没有按。
※
我给我弟打了电话,让他把当年那些纸都拿来。
第二天中午,他把那个牛皮纸袋送来了。
袋子里有一张事故认定书,一份调解协议,两张修车的发票。
协议最后一页,双方都签了字,按了手印。对方那一栏写着:张秀兰,城西纺织厂家属院三号楼。
家属院在城西,六层的老楼,没有电梯。
我爬到六楼,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和废纸箱,有一家门口挂着一串干辣椒。
我敲门。
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很瘦,头发全白了,穿一双棉拖鞋,拖鞋边上开了线。
“你找谁。”
“张秀兰阿姨?”
“我是。”
我说:“我是沈亮的姐姐。”
她看着我,没有让开,也没有关门。
过了几秒,她说:“进来吧。”
屋子不大,收拾得很干净。窗台上摆着一排药盒,按大小码得整整齐齐。
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个二十来岁的男孩,穿着校服,站在一个花坛前头。
“他不在家。”老太太说,“上班去了。”
“他腿……”
“落了个毛病,阴天疼。能走。”
她给我倒了一杯水,杯子上印着“劳动模范”四个字。
“你弟弟……”
“他没来过。”我说。
老太太点点头,好像早就知道。
“他说不用来。”她说,“他说你弟弟要是来了,心里更不好受。”
“你们家那个,叫陈屿是吧。”
“是。”
“他每个月都来。”
我抬起头。
“月初。送东西。米,油,药。”她说,“上个月还提了一箱奶。我说我喝不了奶,他说放着,慢慢喝。”
“他坐一会儿就走。不喝茶。”
“有一回他坐了很久。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
“我儿子的复查,也是他带着去的。挂号,排队,都是他。”
门响的时候我们都没说话。
进来一个年轻人,瘦,左腿走路往外拖一点。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把青菜。
他看见我,站住了。
“妈,这是……”
“沈家的。”老太太说。
他把塑料袋放在桌上。
“你坐。”他说。
“我……”
“你坐。”
他又说了一遍,然后进了里屋,门带上了。
老太太看着那扇门,过了一会儿才说:
“他不爱说话了。出事以后就不爱说了。”
我站起来。
“阿姨,我走了。”
“吃了饭再走。”
“不了。”
我走到门口,里屋的门开了一条缝。
“姐。”他说。
我回头。
“让你弟弟,别再喝酒了。”
我说:“好。”
我下楼的时候,腿是软的。
六层楼,我歇了三次。
我想起那天夜里我坐在客厅里,认定那个女人是张秀兰。
我连这个都想错了。
我把自己的车开到旧车市场。那辆车是结婚前买的,一直是我开。
交钥匙之前,我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把遮阳板拉下来,又推回去。
车卖了八万。
加上存款,二十六万。
老周在公司楼下抽烟,看见我,把烟掐了。
“陈屿他……”
“前妻。”我说。
“哦。”
“他欠你多少。”
“十万。”
“还了多少。”
“七万。”他说,“剩三万。”
“什么时候还。”
“他说这个月发了工资就还。”
我把信封拿出来。
“这里是三万。你点一下。”
老周没接。
“他跟我说过,别跟他家里人说。”
“我知道。”
“那你这是……”
“我不是他家里人。”我说,“钱你收着,别告诉他是我给的。”
老周看了我一会儿,把烟又点上了。
“我要是收了,”他说,“他下个月还得来还一遍。”
“他不会来了。”
“怎么。”
“他五天以后走。”
他把钱数了,数得很慢,一张一张,用拇指捻。
数完,从里头抽出三张,塞回给我。
“利息不要了。”
我说不用。
“拿着。”他说,“他这人,借一百块都要记在本子上。”
他把信封塞进内兜,忽然问:
“你们怎么离的。”
我没说话。
“他也不说。”老周说,“上回喝酒我问他,他说他没做好。”
“他没做不好。”
“我也这么说。”老周说,“我问他哪儿没做好,他说不上来。”
“他这人就这样。”他说,“什么都自己扛,也不问问别人愿不愿意。”
我没说话。
“算了。”他把烟头踩灭。
过了一会儿,他说:
“他姐上个月也来找过我。”
我停住。
“他姐?”
“你不知道?”
“没见过。”
“她住城东,纺织三厂那条街上开了个小卖部。”他说,“她来问我他欠多少,说要替他还。”
“我没要。”他说,“她比他还穷。”
城东那条街在修路,挖开了一半,堆着碎石和管子。
小卖部在路口,卷帘门拉起来一半,门口摆着两箱矿泉水。
柜台后头站着一个女人。
短头发,四十来岁,穿一件藏青外套。
外套洗得发白,袖口一圈毛边。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那件外套我见过。
她抬头:“买什么。”
“我不买东西。”
“那你……”
“我是沈亮的姐姐。”
她手里的东西停了一下。
是一包盐。
“你来了。”她说。
她把卷帘门放下来一半,从里头搬了张塑料凳给我。
“那天怎么在酒店。”
“我不愿意去你们家。”她说,“他说,那就在酒店坐一会儿。”
柜台上摊着一本作业本,写了一半的算术题,铅笔横在上面,旁边压着两块橡皮。
“那天在酒店,”我说,“十月十一号。”
“嗯。”
“你去给他送钱。”
“我攒了五万。”她说,“我让他拿着,他不要。”
“他说他有钱。”
“他有钱。”我说。
“他没钱。”她说,“我看得出来。”
“你是他姐。”
“我是。”
“他没说过。”
“他没跟谁说。”她说,“他家里那边,不知道有我。”
“他小时候,一年来我这儿两回。”她说,“后来他爸没了,就不来了。”
“再后来他结婚,也没请我。”
“我没怪他。”她说,“他怕你嫌弃。”
“他从小就这样。”她说,“觉得替人扛着,就是对人好。”
“我没觉得好。”我说。
“我也没觉得。”她说。
我坐在那儿。
凳子有一条腿短,我一动就晃。
“那天他手里拿着什么。”
“一张纸。”她说,“他说房子卖了,定金收了。”
“我问他够不够。他说够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哭了。”她说,“丢人。”
“他给我擦了一下。”她说,“从小就这样,我一哭他就嫌烦。”
“他那天穿什么。”
“灰的夹克。”她说,“袖口磨了。”
我坐在那儿,把三年前那一夜重接了一遍。
酒店大堂的灯,落地窗上的水汽,两个人叠在一起的影子,他弯下腰替她拦车。
她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一沓钱,用皮筋捆着。
“这五万,你拿回去。”
“他没要。”
“我知道。”她说,“所以我一直放着。”
“你留着吧。”我说。
“那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看。”
我走出小卖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修路那一段没有灯,我扶着墙走,鞋底踩着碎石。
我算了算日子。
还有四天。
※
最后一天的前一晚,我回到家。
楼道那盏坏灯还没修,一亮一暗。
我摸黑开门,玄关的灯也没开。
地下室的门口漏出一条光,在过道的地砖上切了一道细长的亮。
我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门没有关严,留着一道缝。
我用手推了一下。
他蹲在铁架子前头,正在给一个纸箱缠胶带。
胶带撕开的声音很响。一撕,一贴,一撕。
他回过头。
“你怎么回来了。”
“我住这儿。”
他“哦”了一声,低下头,继续缠。
架子空了。
原来摆着五个箱子,现在只剩两个,摞在门口。
地上有三个方形的印子,是箱子压出来的,那儿的灰比别处薄。
烟灰缸还在折叠凳上,里面的烟头没了,留下一个焦印。
“什么时候搬完。”
“今晚。”
“明天几点。”
“八点四十。”
我站在那儿,看他缠胶带。
“上个月换锁,钥匙怎么到我那儿的。”
他的手停了。
“放回去了。”
“你怎么进去的。”
“我有钥匙。”
他没抬头。
胶带撕开,贴上去,用指甲刮平。
“除了换锁,你还进来过吗。”
他没答。
我在那张折叠凳上坐下来。
凳子还是晃。
他把最后一个箱子缠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你住哪儿。”我问。
“公司宿舍。”
“宿舍有地下室吗。”
他笑了一下,很轻。
“没有。”
“书我给你搬到楼上了。”他说,“你那几箱,放在书房门口。”
“嗯。”
“冰箱里还有东西。面包,鸡蛋。你记得吃。”
“嗯。”
我坐在那儿,没动。
他等了一会儿,把胶带扔进纸箱,抱着箱子上了楼。
我听见他上来下去,两趟。
最后一趟,他站在楼梯口。
“上去吧。”他说,“我拉门。”
我站起来,凳子晃了一下。
我上去的时候,他把地下室的灯关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出了门。
天还没亮透。小区门口卖早点的刚支起摊子,蒸笼上冒白气。
我买了一袋豆浆,捧在手里,一直捧到凉。
机场在城郊,地铁坐了一个小时。
车厢里空着,只有几个人抱着行李打瞌睡。
到的时候七点半。
出发大厅很亮,地砖反光,广播一遍一遍地念航班号。
我在一根柱子后头站着。
柱子是大理石的。
他七点四十来的。
穿那件灰夹克。袖口磨了。
一个行李箱,一个背包。
他去办登机牌。排队,前面三个人。
柜台后头的姑娘问他要不要靠窗。
他说随便。
姑娘又问,行李里有没有充电宝。
他说没有。
办完,他把护照塞进背包侧袋,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大屏幕。
屏幕上滚着一排航班。
他看的那一行,八点四十,法兰克福。
他往安检口走。
路过一家咖啡店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我想给他买一杯。
价目表挂在柜台上头,我看了两遍,没想起来他现在喝什么。
我从柱子后头出来。
“陈屿。”
他回头。
安检口排着队。
他把背包放到传送带上,把腰带解下来,放进塑料筐。
“我知道了。”
他看着我。
“知道什么。”
我没说。
他也没再问。
传送带往前走了。
他弯腰脱鞋,把鞋放进筐里,赤着脚站在地上。
广播又念了一遍航班号。
他过了安检门。
门没响。
他在里头穿鞋。
穿完,拎起背包,背到肩上。
我站在玻璃外头。
他往登机口走。
背影被人挡住,又露出来,又挡住。
我没有动。
手插在口袋里。那二十三万还在包里,我一直没拿出来。
那张收条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