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十九层的清晨
十一月十九日,早上七点四十三分,云璟里住宅项目十九层的悬挑架体上,少了一个人。
少的那个人叫高长顺,四十一岁,瓦工班带班,属于分包队里最小的一个包工头,手底下常年带着七八个同乡。当天他要干的是例行检查——前一天下午安监站来过一趟,指着十九层外架的连墙件说有两处松动,要求第二天上午整改之前,先自查一遍。
七点二十分,他系好安全带,挂上安全绳,从十八层的转料平台爬上去。七点四十分,架子上的另一个工人听见一声闷响,像是一袋水泥摔在地上,接着是钢管滚动的金属声。
七点四十一分,楼下的人喊起来。
七点四十三分,项目部的人跑到现场,看见高长顺躺在十九层架体正下方的硬化地面上,安全帽滚出去一米多,帽檐朝上。
他没有系着安全绳落地。
安全绳还在架子上,从十九层横杆垂下来,末端软软地搭在半空,像一条挂在墙上的死蛇。
最先到的是项目部安全员。他蹲下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那条垂下来的绳,说了句“人是从二十米高度坠落的,绳断了”。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初步情况说明,也成了当天所有人对这件事的默认答案。
八点二十分,重案组到场。
高新区派出所的人已经把警戒带拉起来了。施工电梯停了,塔吊停了,二十七层的作业面全部清空。项目经理钱志强站在警戒线外,手里攥着一份打印好的《事故情况初报》,讲了三句话:人是从架子上掉下来的;绳子断了;我们全力配合。
张建军接过那份初报,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他办过工地的案子,知道这一类现场最容易出结论:高处作业、安全绳失效、单人作业、无目击者、有明确的违规操作背景。按这个逻辑,这是一起责任事故,归安监和住建管,刑警只需要确认没有第二个人在场。
“先按意外往上走。”他把纸递给赵小宇,“通知安监站,同步做笔录。我们这边把现场固定好,拍完照片,等尸检出来确认死因,如果没有外伤疑点,就走事故流程。”
赵小宇应了一声,拿出平板开始归档。
林砚没有说话。他站在警戒带外,抬头看那条垂下来的安全绳,看了很久。
那条绳的位置不对。
它不是从高长顺最后站立的位置垂下来的。它挂在十九层架体东侧的第二根横杆上,而坠落点在北侧——两处相距十一米,中间还隔着一道转角。一个人从北侧掉下去,他的安全绳不会挂到东侧去。
林砚沿着地面走了一圈。
硬化地面上有一处很浅的凹陷,凹陷边缘的混凝土粉末呈放射状溅开,中心点在架体边缘内侧两米一的位置。他又往架体外侧走了三步,在那里找到第二处溅落痕——更浅,范围更小,粉末更散。
两处落点,一道斜线。
一个从二十米高处自由坠落的人,落在硬化地面上只会有一个撞击点。除非他在落地之前,撞到过别的东西。
“李凯。”他蹲在那道斜线中间,“把这两处溅落痕的位置量准,回头按抛物体算一遍。”
李凯蹲下,取出卷尺和标记钉。
“还有。”林砚抬头,“这条绳,你上去看它的断口。断口上面还是下面,我都要知道。”
赵小宇在旁边做现场记录,写着写着停下来了。他抬头问了一句:“林队,他一个人上架子吗?”
“问他手底下的人。”林砚说。
“问了,说是一个。每天七点二十他先上去看一遍,八点才让工人上。”赵小宇说。
林砚把这句话记下来。一个人上架子,一个人检查,一个人从二十米高的地方掉下来。
十点整,苏清颜到了。她三十四岁,个子偏高,白大褂外面套着一件深灰勘查服,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小髻,用两根黑卡子别住,脚下套着一次性鞋套。她先在警戒带边蹲下去,看了一眼地面的溅落痕,才站起来,让人把架体东侧的横杆照片调出来,看了半分钟。
“这根横杆上的挂钩,没有受力变形。”她说。
周围几个人都没听懂。
“安全绳要靠挂钩承重。”苏清颜说,“二十米的高度,一个人坠落时挂在绳上,挂钩、横杆、绳体,三处都必须留下受力痕。横杆是空心的,挂钩是钢的,一旦承受过一个成年人坠落的冲击,挂钩会变形,横杆会有局部压痕。”她抬手指着照片上的位置,“这里什么都没有。干净得像从来没挂过人。”
“那绳是怎么断的。”赵小宇问。
“不知道。”苏清颜说,“但我知道它不是被人吊断的。绳如果承过载,断口会先被拉长、细化,纤维呈锥形收敛。这条绳的断口如果是平整的、发毛的,那就是另一回事。”
林砚在旁边补了一句:“如果不是吊断的,那就是本来就断的。”
现场安静了两秒。张建军把手里的初报合上,没有再提“走事故流程”。“那就有问题了。”他说,“绳子本来就是断的,人却挂在上面。要么他挂上去之前绳就断了,要么这根绳,根本不是他的绳。”
高长顺的私人物品在十八层的工棚里。李凯下去的时候,工棚的铁皮门半掩着,里面堆着七八个安全帽、几件反光背心、一个落满灰的塑料水桶。
墙角有一个木箱,箱子上贴着标签:“高长顺,安全带、绳,勿动。”
箱子没锁。打开之后,里面是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新安全绳,绳身上的出厂标签还没撕,生产日期是今年八月,批次号完整清晰。
旁边还压着一张收据,是上个月在五金市场买的,金额一百六十八元。
李凯把绳取出来,在手里抖了一下,又放下。
“新绳在箱子里。”他说,“那条挂在架上的旧绳,可能不是他的。”
林砚站在工棚门口,看着那条崭新的绳,很久没有说话。
二十米高的架体,一条早就断了内芯的旧绳,一个从架体上掉下来的包工头,两处对不上的落点。这些东西拼在一起,指向的已经不是意外。
它指向的是一场有人站在架子另一头,等着他往上爬的谋杀。
风从楼缝里穿过来,带着水泥灰的味道。塔吊的臂架停在半空,吊钩轻轻晃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在上面碰了一下。
林砚抬头看了一眼那个吊钩,什么也没说。
第二章 悬挂点上没有拉力
上午十一点,现场勘查进入第二阶段。
林砚做了三件事:让人把十九层架体东侧第二根横杆整体拆下来,把挂在上面那截绳的断口送检,把高长顺个人绳柜里的新绳一并带走。
拆横杆花了四十分钟。架子工不情愿,因为拆一根要重新校正三道扣件,钱志强在旁边催了两回,说下午还得整改。
林砚没搭理他,只说了一句:“这根杆子现在是我的证据,不是你的架体。”
横杆拆下来放在地面上,李凯带着两个人趴在上面看。
横杆是镀锌钢管,表面有一层薄锈和水泥浆。挂钩挂过的位置在管身中段,那里有一圈浅浅的擦痕,擦掉的锈迹呈一道弧,宽约三厘米,长度不到八厘米。
“这是挂过的痕。”李凯说,“但只有挂上去、取下来,没有承重。”
“怎么判断。”林砚问。
李凯边比划边说:“承重的话,挂钩会在管子上压出一个凹坑,至少一毫米深。这里没有凹。”接着他用放大镜的边缘比了比,“连漆皮都没压破。”
林砚蹲下来,用手背贴了贴那圈擦痕。
“再看看绳。”他说。
那截残余的绳从横杆上取下来之后,被平铺在一张白纸上。绳是常见的丙纶安全绳,直径十六毫米,外皮是橙黄色,内芯是白色多股。断口在绳身中段偏下的位置,离绳头约三米二。
李凯的放大镜下,断口的形态很清楚:外皮先是向内收缩,然后整股崩开,断面上能看见几十根白色的细丝,长短不齐,但整体是向外翻卷的——不是被拉断的那种收束锥形,而是从内部胀开的形态。
“内芯先断。”李凯说,“外皮最后崩的。这是长期磨损、内部疲劳的典型断口,不是一次性拉断。”
“能判断断了多久吗?”林砚又问了一句。
“不能精确到天。”李凯说,“但看外皮的磨损程度和老化的颜色,这根绳在架子上挂了不是一天两天,内芯大概早就断了七成以上。这种绳,人一挂上去,几百斤的冲击,就是瞬间的事。”
林砚把断口的位置记下来:离绳头三米二。
这意味着什么,他心里已经清楚了。
如果一个人从十九层坠落,绳挂在横杆上,绳头系在他身上,那么承力的部分应当在绳头附近,断口不会出现在离绳头三米二的地方——除非在绳断的那一刻,那三米二的绳段根本没有承重。
只有一种情况能解释:他坠落的时候,绳的上端还没有被挂上,或者挂上去的只有一小段,受力点在绳子的中段,那截三米二的余量是被人为留出来的。
换句话说,有人在把绳挂上横杆的时候,故意留了一段余量。
留余量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他掉下去的时候,绳先被拉直,然后再从最脆弱的旧断口位置崩开。这样,断裂就是“坠落时绳断了”,而不是“绳早就断了”。
“如果只留一小段。”林砚对李凯说,“绳会先绷一下,然后断。他会在半空中被拽住零点几秒,然后继续掉。”
“对。”李凯点头,“而且这一下会在他身上留下痕迹。安全带、肩部、腋下,会有勒痕。”
“尸检要问清楚。”林砚站起来,“另外,这条绳是从哪来的。”
之后李凯把那段残绳做了一次拉伸试验:两头固定在台钳上,中间加载到一百二十公斤。绳在断裂之前,先发出三声很轻的“啪”,是外皮下面的纤维逐股崩开的声音,第四声才整段断开。
“正规的绳,断了以后断面是锥形的,一头纤维比另一头长。”李凯说,“这条不是。它两头差不多齐,说明它断的时候内外是一起崩的——也就是说,内部早就断完了,只剩一层皮兜着。”
“它承过重吗。”林砚问。
“没有。”李凯说。
“那它为什么偏偏在那一刻断。”林砚问。
“因为它被拉了一下。”李凯说,“一层皮兜着几十公斤,绷到极限,就断了。这一下要快,要突然,不快不突然,人不会掉下去。”
林砚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一根早就断了的绳,被人为地绷了一下。
下午两点,第二条线索浮出来。
赵小宇把高长顺所在分包队的材料领用记录调了出来。云璟里项目的安全绳属于甲方统一采购、分包队领用,每次领用都要登记。台账上,高长顺这个队今年一共领过四条绳:三月两条、七月一条、十月一条。
十月那条的批次号,与工棚木箱里那条新绳完全一致。
“他十月底刚领了新绳,为什么不用,挂在架上的却是旧的。”赵小宇说。
“因为旧的那条不是他的。”林砚说,“查一下这条旧绳的批次号能不能溯源。”
李凯查了半小时,结果有点意外:这条旧绳的批次号属于前一年冬天入库的一批,供货单位是恒通架管租赁公司,用途写的是“外架配套周转绳”。
恒通架管。
这个名字,赵小宇昨天刚在自己的排查表里写过一遍。
它是云璟里项目的外架材料供应商,也是高长顺这个分包队的材料赊账方。
“一条前年冬天入库、账上早该报废的周转绳,出现在他当天的作业位置上。”林砚把这两个名字并排写在本子上,“这条绳是他们家的,这根绳又是他们家的人挂上去的。”
“也可能是还回来的。”赵小宇说。
“周转绳有台账。”林砚说,“查它的归还记录。如果这条绳两年没回过库,那它是怎么从库房跑到十九层架体上的。”
傍晚六点,安监站的人过来交接材料。老安监员姓孟,干了十九年,进门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架子我昨天看过,连墙件是松,但没到要命的程度。”
“高长顺昨天下午是不是也在架子上。”林砚问。
“在。”老孟说,“他跟我一起上去的。我在东头,他在北头。他当时还跟我喊了一句,说东头那两根横杆有点晃,让我记一下。”
林砚抬头。
“东头。”林砚说。
“对,东头。”老孟说,“他说晃,让我记下来,说改天一起紧。”
现场图纸上,东侧第二根横杆,正是那条旧绳挂着的横杆。
前一天下午,高长顺站在东头,指着那根横杆说它晃。
第二天早上,他从北头坠下去,绳却挂在他前一天指过的那根横杆上。
第三章 两处伤的顺序
法医中心的解剖在下午四点开始,六点半出初步结论。
苏清颜摘下手套,先把一张手绘图推到桌子中间。图上是颅骨的俯视图,用红笔标了两处伤。
“两处。”她说,“一处在后枕部偏左,一处在前额右侧。”
“两处都是撞击伤。”张建军说。
“都是撞击伤,但不是同一回事。”苏清颜用笔尖点在后枕部那处,“这一处,是钝器击打造成的。伤口的形态是条状,长度六点二厘米,边缘有一道很浅的擦挫伤带,颅骨外板呈线状骨折,向内侧塌陷。这是被某种硬的、有棱的东西从背后打了一下。”
“什么东西。”张建军问。
“条状、六厘米以上、有棱、便于挥动。”她说,“钢管、撬棍、扳手的长柄,都可能。”
她又点在前额那处:“这一处是坠落时的对撞伤。颅骨大面积粉碎,骨折线呈放射状,从撞击点向外扩散,同时还有面颅骨的多处骨折。这种伤只有一种成因:从高处落下,头部先着地,撞击硬化地面。”
两处伤,一处在后脑,一处在额前。
“顺序呢。”林砚问。
“看生活反应。”苏清颜说,“后枕部那处伤,皮下有淤血,创周软组织肿胀,骨断端有渗血——这些都是伤后还活着、血液还在循环的证据,需要至少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形成。”
“前额那处伤,皮下没有淤血,创缘苍白,骨断端没有渗血。这说明撞击发生的时候,他的心脏已经不跳了,或者至少已经停止了有效循环。”苏清颜说。
“所以,”她把笔放下,“他是先被人从背后打了一下,可能还活着;然后从二十米高处坠落,落地时已经确定死了。”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赵小宇的笔尖停在纸上,洇出一个小点。
苏清颜把第二份材料推过来,是三张照片,拍的是地面的两处溅落痕。
“我做了个反算。”她说,“从十九层架体到地面是二十点三米,以这个高度、以他的体重、以自由落体算,落地速度大约每秒二十米。一个人以这个速度落地,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会形成一个很集中的溅射,直径不会超过一米二。”
“现场是多少。”林砚问。
“第一处一米四,第二处零点八。”苏清颜说,“而且第二处的粉末更干、更薄,说明那一处撞击发生在第一处之后,是他身体弹起、翻覆、再落下造成的。”
“也就是他落地之后还在动?”林砚问。
“还在动。”苏清颜点头,“但那时他已经死了。人死后肌肉张力消失,身体落地会像一件衣服一样摊下去,弹不起来。他弹了一下,说明落地那一瞬肌肉还有残余收缩——法医学上叫终末痉挛,坠楼的人几乎都有。”
她停了一下,换了个更直白的说法:“简单讲,他掉下来的时候身体还是热的。这跟他后脑那处伤并不冲突——被打之后他昏了,但没死,一直到落地才死。”
“一分钟。”林砚说,“被打,被挂绳,被推下去,落到地上,一共不到一分钟。”
“一分钟里,没有人喊。”张建军说。
“顺序颠倒过来会怎样。”张建军问。
“如果他是先坠楼,再被人打,那么后脑那处伤不会有生活反应,而额前那处会有。现在反过来。”苏清颜说,“这个顺序不会错。”
“还有第二样。”她翻出第二张照片,是落点的平面示意图。
“落点在架体边缘内侧两米一的位置。我按照十九层架体的高度、坠落物的初始状态做完抛体反算:一个成年男性,从二十米高度自由坠落,没有任何初始速度,落点应当在架体边缘内侧三米四到三米六之间。”
“现在落点近了一米五。”苏清颜说。
“一米五的偏差,只能用初始速度解释。也就是他离开架体的时候,身上已经带了一个向外的推力。这个推力大约是每秒钟一米二到一米五的水平速度,方向与落点偏移的方向完全一致。”苏清颜说。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被推下去的。”林砚说。
“有被推下去的可能,或者是在挣扎中向后退了一步、脚下踩空。”苏清颜纠正了一句,“但从后枕部的伤来看,他被打的时候是背对着人的。一个人背对着人被打,不会同时向前挣扎,他掉下去的时候,多半已经没有意识了。”
“还有第三样。”苏清颜把最后一份记录推过来,“安全带上的勒痕。”
“肩部、双侧腋下、胸骨柄下方,有三道带状压痕,宽度与安全绳的直径一致。压痕有皮下出血,但没有形成深层的肌肉挫伤。”苏清颜说。
“这说明什么。”张建军问。
“说明绳在坠落过程中被他拉直过,但受力时间极短,只是一瞬。”她说,“如果是正常的高处坠落、绳挂在上面把他拉住,勒痕会深得多,可能还会有肋骨骨折、腋神经损伤。这里没有。”
“绳只绷了一下就断了。”林砚说,“和断口的位置对得上。”
他站起来,在会议室的白板上画了一条竖线。
“这条线是十九层的架体。他在上面,背对着人被打了一下,后脑。然后有人把绳挂到他身上,挂到东侧第二根横杆上,留了三米二的余量,把他推下去。绳在半空绷直,从旧断口崩开,他继续下落,撞到地面。”林砚说。
“打他的人至少一个,也可能两个。挂绳、推人这两步,一个人干不完。”林砚说。
“为什么不直接在架子上弄死他,再推下去。”张建军问。
“因为要的是‘坠落’。”林砚说,“架子上弄死他,尸体就在架子上,一眼就能看出是命案。摔到地上,就是高处坠落,就是安全事故。”
“他们只需要一个能解释坠落的东西:一条断了的绳。”林砚说。
赵小宇在旁边小声说了一句:“可是作业面上当时不止他一个人。”
“对。”林砚说,“所以我们要弄清楚,那二十分钟里,十九层架体上到底站着几个人。”
第四章 沉默的工地
第二天上午,走访从项目部开始。
钱志强的办公室在工地东侧的临时板房里,桌上摊着进度表、劳务分包合同、还有一摞盖了红章的安全交底记录。他今年四十六岁,平头,鬓角剃得发青,左手无名指上套着一枚磨得发亮的老式金戒指,说话习惯用指节在桌面上敲两下,先给对方一个台阶。
“我们全力配合。”他一坐下就说,“但有句话我得先说,高长顺这个队,本来就是最不规范的一个队。他自己不系绳,我们罚过他两次。”
“罚过两次。”张建军记下来,“记录有吗。”
“有。”钱志强翻出一本台账,两页,一笔是九月,一笔是十月,都是“高处作业未规范使用安全绳”,罚款各五百。
“他自己不系绳,那天怎么系了。”林砚问。
“那天不一样。前一天安监站来查,我们开会强调了,还专门发了新绳。”钱志强说,“他那天是真系了。”
“新绳。”林砚抬头,“谁发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