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八点,武汉东湖边的私人会所里,暖气烧得让人有些昏沉。
包厢正中央是一张能坐二十人的黄花梨大圆桌,桌上摆着苏格兰蓝龙虾刺身、黑松露煨花胶,还有两瓶刚开瓶的木桐酒庄干红。窗外是浩渺阴沉的东湖,细密的雨夹雪正无声地扑打在落地玻璃上,融成一道道污浊的水痕。
我坐在主客位上,身上是上个月刚在恒隆广场量身定做的杰尼亚羊毛西服,袖口露出一截江诗丹顿纵横四海的精钢表链。
桌对面坐着我未来的岳父林建国,省国资委刚退下来的正厅级干部,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旁边是林宛,我的未婚妻,英国留学会计硕士,此刻正姿态优雅地用银匙轻轻搅动着碗里的燕窝。
“小江这几年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林建国端起酒杯,语气平静却带着浸润官场数十年的威压,“从一个光谷小药企的研发员,干到今天拟上市生物医药公司的常务副总,不容易。年轻人底子薄不怕,关键是手脚干净,圈子单纯,没有那些扯后腿的穷亲戚缠着。我和宛宛她妈,看中的就是你身上这股子心无旁骛的狠劲。”
我端起酒杯,腰杆挺得笔直,脸上堆出恰到好处的谦卑与沉稳:“林伯伯过奖了。我从小父母走得早,是一个人吃百家饭野大的,早就没有家了。往后宛宛和您二老,就是我唯一的骨肉至亲。”
这话让林建国极为满意,他微微点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就在这时,我放在西装裤兜里的私人手机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
屏幕上没有备注,只有一串来自大别山南麓、湖北黄冈麻城农村的座机区号:0713。
我的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胃里涌起一股像吞了铁锈般的酸涩。我借着起身上洗手间的由头,快步穿过铺着厚重波斯地毯的走廊,走进了最尽头阴暗的吸烟区。
按下接听键,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听筒里就传来一阵呼啸凄厉的暴风雪声,伴随着货车沉重的刹车气刹声,以及一个带着浓重麻城口音、扯着嗓子大喊的粗暴男声:
“喂!是江林不?!杏花村走出去的江林?!”
“我是。请问您是……”
“我是麻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白鸭山中队的!你小叔江守望,今天下午四点半,在106国道白鸭山风口那个大下坡,教拉生铁的重型半挂车挂倒了!人滚进两米深的排污渠,大半截身子冻在烂冰窟窿里,发现的时候人早就挺了!法医刚刚拉回县中医院停尸房,你抓紧滚回来收尸!”
窗外一道惨白的闪电撕裂了夜空。
我整个人僵在原地,耳朵里嗡的一声巨响,像是有成千上万只夏蝉在颅腔里疯狂尖叫。
“死……了?”我握着手机的手指骨节泛白,声音干瘪得像两片干枯的树叶在摩擦。
“不然呢?!大年三十零下六度,穿两只破解放鞋,在国道上走!肚子里连口热汤都没有,全是一肚子硬苞谷糁子!”交警在电话那头烦躁地拍着桌子,“身上没身份证,就一个小布包死死捂在胸口,掏出来两张血糊糊的汇款单存根,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和电话!赶紧过来!初一早上中医院锅炉房停火,没人给你守冰柜!”
电话“啪”地挂断了。
我靠在冰冷的大理石墙面上,缓缓滑坐下去。
地毯很软,暖气很热,可我从头顶到脚后跟,却像被直接扔进了一口灌满冰碴子的深井里。
江守望。
我的小叔。
那个不会说话、半张脸被大火烧成肉瘤、一辈子只会发出“啊吧啊吧”怪叫的哑巴。
那个我恨了整整十四年、在所有同事、合伙人和未婚妻面前被我宣判为“早已死绝”的亲叔叔。
他死在了一条国道的水沟里。
“公司在葛店的GMP中试车间冷水机组突发氨气泄漏,环保局和应急管理局全在现场,今晚我必须亲自带防化组进去排险。”
在会所地下车库里,我当着林宛的面,撒了一个毫无破绽的谎。
林宛皱了皱眉,抬手替我整理了一下羊绒大衣的领口,有些嗔怪:“大年三十也不让人消停,那些车间工人是干什么吃的。你开慢点,市区高架路面结冰了。明早十点还要去我大舅家拜年,别迟到了。”
“放心,误不了。”
我亲了亲她的脸颊,拉开车门,坐进了那辆黑色的保时捷卡宴。
车轮碾过积雪,发出令人心慌的“咯吱”声。一出武汉市区,上了武麻高速,漫天的大雪就变成了疯狂抽打车窗的冰雹。远光灯穿不透浓重的夜雾,前方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死寂,像通往黄泉的无底洞。
我握着方向盘,双臂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
十四年了。
自打十八岁那年夏天,我揣着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坐上开往武汉的绿皮火车,我就再也没有回过那个位于大别山深处、穷得连鸟都不肯落脚的杏花村。
在我的记忆深处,江守望这三个字,是一块永远无法愈合、散发着脓血恶臭的烂疮。
我七岁那年,父亲在采石场被哑炮炸得尸骨无存,母亲在一个暴雨倾盆的半夜,卷走了家里仅剩的三百块钱抚恤金,跟着一个走南闯北收生姜的河南小贩跑了。
空荡荡的土坯房里,只剩下我和小叔江守望。
江守望是个哑巴,不仅哑,半边脸还布满了紫黑色的烧伤瘢痕,嘴唇向外翻卷着,露出一排参差不齐的发黑牙齿。他笑起来的时候,喉咙里会发出类似老风箱拉动般的“咯咯”声,丑陋得像庙里被雷劈烂的泥塑恶鬼。
整个童年,我都是在全村孩子的嘲笑和石块中度过的。
“江林是个野崽子!哑巴是他爹,鬼脸是他娘!”
“哑巴捡破烂,养活小杂种!”
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离家有八里山路。冬天大雪封山,江守望天不亮就起来,穿着一双用旧轮胎底和烂棉套缝成的怪鞋,背着我一步一步在没过膝盖的雪堆里拔腿。
他的背很瘦,骨头一节一节凸出来,硌得我生疼。他身上永远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那是桐油、劣质旱烟叶,以及常年不洗澡积攒下来的酸馊汗臭。
每次快到校门口,我都会发疯一样拼命捶打他的肩膀,压低声音冲他吼:“放我下来!你这个丑八怪!放我下来!”
他愣愣地停住脚,把我放下来,双手局促不安地在脏得发亮的裤腿上搓着,嘴里发出焦急的“啊吧、啊吧”,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得整整齐齐的温热烤红薯,讨好地递到我面前。
而我总是恶狠狠地一把将红薯打落在泥水里,指着他的鼻子骂:“滚!你离我远点!别让老师同学看见你!你让我恶心!”
红薯在烂泥里摔得粉碎。
江守望站在风雪里,呆呆地看着地上的碎红薯,那张扭曲可怖的脸上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惶恐与自卑。
然后,他会慢慢蹲下身,伸出那双布满冻疮、指甲发黑干裂的大手,把裹满黄泥的红薯块一点一点捡起来,吹掉上面的泥水,小心翼翼地塞进自己的嘴里,一边嚼,一边冲我讨好地裂开嘴笑,眼角挤出两行浑浊的泪水。
那时候的我,只觉得屈辱。
我恨这个家,恨早死的父亲,恨逃跑的母亲,但我最恨的,是江守望。
为什么生下我的是这样一群下贱的人?
为什么别人的叔叔体面尊贵,而我的叔叔是一个连话都不会说、像狗一样在泥泞里刨食的残废?!
凌晨两点半,卡宴终于滑下了白鸭山互通立交。
县中医院的停尸房设在后山防空洞改建的地下室里,顺着长满湿滑青苔的石阶往下走,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混合着福尔马林、来苏水和陈年潮气的刺鼻冰冷。
值班的老头穿着一件油迹斑斑的棉大衣,嘴里咬着半根没过滤嘴的劣质烟卷,核对了一下我的驾驶证,上下打量着我这身价值不菲的行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异样的嘲弄:
“大老板啊?你就是江守望那个考上名牌大学、在省城发大财的侄子?”
我喉咙发紧,没有说话。
铁栅栏门被推开,发出让人牙酸的“吱呀”声。最里面的水泥停尸台上,覆着一条脏兮兮的绿色塑料雨布。
老头一把扯开雨布。
寒气像无数根钢针瞬间扎进我的眼睛。
江守望就躺在那里。
他整个人蜷缩成一具干瘪的虾米,骨瘦如柴,脸色是一种被极寒冻透后的灰青色。原本就扭曲的面部肌肉因为死亡而彻底僵硬,右半边额头上赫然是一个鸡蛋大小、凹陷下去的暗紫色血窟窿,那是被半挂车后视镜或者铁栏杆生生砸碎的痕迹。
他身上套着一件不知道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旧西装,袖口磨得露出了灰白色的烂棉絮,下身是一条洗得发白、裤管短了一大截的粗布劳保裤。
他的脚上,只有两只套着红白条纹化肥编织袋的脚掌,塑料袋外面用撕裂的自行车内胎死死捆着,里面隐约可见被冻得发黑坏死的脚趾。
更让我呼吸停滞的,是他的姿势。
他的两只胳膊肘死死地向内弯曲,双手呈鹰爪状,哪怕全身关节早已经冻成生铁,十根指头依然深深地扣进胸口那层单薄的棉衣里,像是临死之前用尽了全身最后一丝力气,也要护住胸腔里的某个东西。
“抬回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死样子。”老头用脚尖踢了踢地上的一个红色塑料水桶,“消防队拿热水浇了半天,硬是没能把他这两只手掰开。交警好不容易从他咯吱窝底下掏出来一个塑料袋,剩下的东西全在这桶里了,你自己看吧。”
塑料桶里,装着江守望最后的遗物。
几团被泥浆泡透的烂卫生纸,半盒受潮生霉的火柴,一柄磨得只剩小半截刀刃的削皮小刀。
而在那堆垃圾最中间,静静地躺着一个用粗麻绳扎得紧紧的黄油布小包裹。
包裹被血水和雪水浸泡过,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硬冰壳。
我伸出颤抖的双手,把那个包裹从桶里抱了出来。
包裹很轻,但贴在我昂贵羊绒大衣的前襟上时,冰冷得像是一块刚从冻土层里刨出来的墓碑。
“江林,你还认得我吗?”
停尸房门外昏暗的廊灯下,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老人裹着一件褪色的军大衣,手里拄着一根磨得溜光的枣木拐杖,右腿有些跛,站在风雪弥漫的台阶口,一双浑浊却锐利的眼睛死死盯着我。
那是杏花村的老村支书,江根生。
小时候,村里只有他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我曾无数次扒在他家窗台前蹭看动画片。
“根生爷爷……”我干涩地唤了一声。
“当不得你大老板这一声爷爷。”江根生冷笑了一声,嘴角扯动着深深的法令纹,“十四年了,江林,你整整十四年没踏进过杏花村半步。要不是守望今天横死在大路上,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就当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种?!”
老人的声音在空旷阴冷的防空洞里炸响,带着长辈对不孝子孙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恨与鄙夷。
我的脸上一阵火辣辣的刺痛,低下头,死死咬着牙:“根生爷……我每年都往村委会的对公账户上给他寄钱。五百、八百,后来一千、两千……我没有不管他!”
“你寄钱?!”
江根生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猛地扬起手里的枣木拐杖,“咚”的一声重重砸在水泥地面上,震得上面的雪沫四溅!
“你寄的那几个臭钱在哪儿?!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手里抱着的包袱!拆开!你现在就给老子把它拆开!”
老人的眼眶通红,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指着我的手指剧烈颤抖。
我被老人的怒吼震慑住了,双手哆嗦着扯断了那根发脆的粗麻绳,一点一点剥开外层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黄油布。
黄油布里面,是一层化肥塑料袋;塑料袋里面,是一层泛黄发脆的旧挂历纸。
挂历纸上的年份,停留在2010年。
那是十四年前,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
挂历纸彻底剥开的瞬间,没有我想象中的存折,也没有零碎的钞票。
最上面放着的,是半袋用红绳扎紧的塑料小袋子。
袋子里装着十几颗乳白色的糖果,包装纸上印着一只跳跃的白色小兔子——大白兔奶糖。
因为常年贴身存放,又历经了无数个夏天的闷热与冬天的严寒,那些糖果早已经严重受潮变形,糖体从变脆的蜡纸缝隙里融化渗透出来,黏成了一大块黄白交杂、散发着微酸发酵气味的蜡状硬块。
而在那袋融化的奶糖下方,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两样东西。
一本厚厚的、用红色塑料绳手工装订的硬纸簿;以及一张泛黄发脆、被透明胶带反复粘贴了七八层的硬质纸片。
那张纸片,赫然是我的复旦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
只是通知书的正中央,有一道触目惊心的巨大裂痕,从左上角一直贯穿到右下角的公章处。裂痕的两侧,被粗糙笨拙地贴满了医用白胶布,胶布上还浸染着星星点点早已经发黑发暗的陈年血迹。
脑海深处的一道惊雷,轰然炸响。
2010年8月,那个暴热得让人发疯的酷暑午后。
邮递员骑着绿色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一路按着车铃冲进杏花村,把那封烫金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土坯房前。
那是杏花村建村六十年走出来的第一个名牌大学生。
整个村子都轰动了,邻里乡亲涌进院子看热闹,江守望高兴得像个疯子,光着脚在院子里团团转,嘴里发出尖利兴奋的“啊呜、啊吧”,从屋里搬出长条凳,把家里仅有的半罐炒花生抓给所有人吃。
然而,当看热闹的人散去,现实的重锤以毁灭性的力量砸了下来。
学杂费、住宿费、第一学期的生活费,一共需要五千六百块。
在那个年代的大别山区,五千六百块是一笔能把人骨头榨干的巨款。家里所有的存粮卖光,猪圈里的两头小猪仔卖光,满打满算,也只有一千一百块。
开学报到的前三天,我把那一千一百块整整齐齐地装进一个铁皮饼干盒,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
可就在报到前一天的清晨,饼干盒空了。
钱不见了。
而江守望也不见了。
我发了疯一样在村里找,直到中午,才在村口看到一瘸一拐走回来的江守望。
他脸色惨白如纸,嘴唇毫无血色,身上的旧汗衫被撕破了好几个口子,胳膊肘和膝盖上全是暗红色的擦伤。最刺痛我眼睛的,是他身上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劣质散装白酒味,以及满嘴油腻的猪头肉腥气。
而在他的裤兜里,空空如也,连一分钱的钢镚都找不见。
那一瞬间,常年积压在我心底的怨恨、屈辱、绝望与自卑彻底失控了。
我认定是他偷了那一千一百块钱!我认定是他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残废,拿我上大学的救命钱去镇上的小饭馆喝了酒、吃了肉!
“你把钱弄哪儿去了?!那是我的学费!那是我的命!”
我冲上去,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野兽,狠狠推搡着他。
江守望被我推倒在碎石地上,他神色慌乱,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东西,嘴里急切地发出“啊吧啊吧”的声音。
但我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我冲进屋里,一把抓起桌上那张他用镜框小心翼翼镶起来的录取通知书,狠狠砸在地上,用脚跺碎了玻璃,捡起通知书,当着他的面,“刺啦”一声撕成了两半!
“我上不了大学了!你满意了?!你这个恶心、下贱的哑巴!我恨你!我宁愿饿死在山里,也绝不要你这种畜生当我叔叔!”
我把撕碎的通知书狠狠砸在他那张满是烧伤疤痕的脸上。
那一刻,江守望像是被一柄重锤生生砸碎了脊梁。
他整个人瘫跪在碎玻璃渣里,看着飘落在泥地里的碎片,喉咙里发出一声极度凄厉、仿若母兽濒死般的干嚎。他不管那些锋利的玻璃片刺进膝盖,手忙脚乱地用满是鲜血的双手去拢那些纸片,眼泪大颗大颗砸在血泊里。
那天下午,我没有再看他一眼,怀揣着初中班主任借给我的五百块路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大山。
临走前,我发了毒誓:
只要我江林走出这座大山,哪怕死在外面,也绝不认他江守望!
“你以为……那一千一百块钱,是他偷去吃喝了?”
江根生浑浊的声音打断了我痛苦的痉挛,他拄着拐杖走上前,一把夺过我手里的硬纸簿,狠狠翻开,摔在我的胸口!
“江林!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啥?!”
借着廊下昏黄的灯光,我看到那本硬纸簿上,贴满了密密麻麻、发黄发黑的纸片。
第一张,是一张盖着红印章的潢川县红十字血站献血补偿凭证。
日期:2010年8月26日。 献血人:江守望。 采血量:800ml。 发放营养补助费:人民币肆佰元整。
紧接着是第二张: 日期:2010年8月28日。 采血量:800ml。 补助费:人民币肆佰元整。
第三张: 日期:2010年8月30日。 采血量:600ml(因献血者出现严重眩晕、重度贫血,终止采集)。 补助费:人民币叁佰元整。
五天时间,三次强行高剂量卖血!
在第三张凭证的下方,夹着一张带有麻城市城关派出所公章的《治安处罚决定书》:
“被处罚人江守望,因在潢川私自参与非法卖血,并在返乡途中因体力不支倒地,被巡逻民警救助。经查,该人携带现金一千一百元为自筹上学款,无违法所得交易行为。因其身体重度虚弱,免于治安拘留处罚。”
“你懂了吗?!”
江根生的拐杖再次重重捣在地上,老人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顺着沟壑纵横的老脸淌了下来:“那年你学费差四千多!守望背着你,揣着那一千一百块钱当路费和押金,偷偷翻过山梁,跑到河南信阳、潢川那些地下黑血站去卖血!”
“五天!他抽了整整两千二百毫升血啊!一个精壮汉子一次抽四百毫升都要歇半个月,他是个只有八十几斤的哑巴啊!”
“最后一次抽完,他从采血床上摔下来,脑袋磕在铁架子上,磕出了个大口子!血站的黑心老板怕他死在屋里惹官司,硬塞给他半碗猪头肉,灌了他二两烧刀子吊命,把他扔在了荒郊野外!”
“他揣着卖血换来的这一千一百块,连滚带爬走了一天一夜,骨头都快散架了才爬回村里!他嘴里的酒味,是他妈的救命酒!他身上的油腥,是黑心老板怕他猝死的断头饭!”
“他满心欢喜以为凑齐了钱,能让你体体面面去上大学……可你呢?!你这个畜生干了什么?!”
轰——!
五雷轰顶!
我的大脑在这一瞬间失去了全部的知觉,整个人如同被生生剥皮抽筋,双腿一软,“扑通”一声重重跪倒在冰冷坚硬的石阶上。
碎玻璃般的剧痛从膝盖传遍全身,可那痛楚抵不上我胸口万分之一的撕裂与崩塌。
原来……
原来那天中午,他跌跌撞撞从村外爬回来,不是去挥霍享受,而是刚从阎王殿的油锅里爬出来!
原来他怀里揣着的,是他用一身骨血换回来的两千两百毫升的命!
而我,打翻了他掏出来的钱,砸碎了他视若珍宝的相框,当着他的面撕碎了他用命换来的通知书,用这世上最恶毒、最肮脏的语言,将一把淬毒的尖刀生生扎进了他的心窝!
“守望在泥地里跪了一天一夜。”江根生仰起头,声音哽咽得几乎无法成句,“他用米汤把那些撕碎的纸片一点一点粘起来,粘好了,抱在怀里哭。他是个哑巴啊,他连哭都哭不出声音,只能张着嘴,冲着天干嚎……”
“第二天,他拖着那条快断了的腿,挨家挨户敲全村人的门。他不说话,进门就给人下跪,给人磕头!只要人家借他十块、二十块,他就把自己的脑门往青石板上砸出血印子!”
“全村七十二户人家,他磕了整整七十二个响头!硬生生凑出了最后那三千块钱,让我托人给你送去武汉!”
“可你呢?!你一走十四年,连一封信、一个电话都没有!江林,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我的头重重地磕在水泥台阶上,一下,两下,三下。
额头崩裂了,温热的鲜血顺着眼角流下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别磕了!省省你的猫尿吧!”江根生一把扯住我的衣领,将我像死狗一样拖到那个黄油布包袱前,枯瘦的手指翻动着那个硬纸簿的后半部分。
“看!继续看!”
硬纸簿的后半部分,密密麻麻地贴着几十张绿色的中国邮政汇款单收据。
每一张的收款人,都是江守望。汇款人,都是江林。
从2014年我参加工作开始,每个月五百、八百、一千……
在每一张汇款单的旁边,都贴着一张对应的取款凭证和一张农商银行的定期存单。
存单的户名,全部是用盖章代替的三个字:江林。
第一张存单:2014年,结存六千元。 第二张存单:2016年,结存一万八千元。 第三张存单:2019年,结存四万五千元。 …… 最后一张存单,日期停留在2024年1月。
上面的总金额,是壹拾贰万捌仟元整。
而在存单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从《楚天都市报》上剪下来的发黄剪报。
剪报的正中央,是我去年被评选为“光谷三十位杰出青年创业者”时的大幅彩色照片。照片上的我意气风发,挽着未婚妻林宛,身旁站着省市各级领导。
在那张照片的空白处,有一串用红色蜡笔歪歪扭扭写下的字迹。
字迹极其粗苯,笔画横不平竖不直,像是孩童用尽了全身力气抠出来的:
“二伢子要结婚了。大老板,要有大彩礼。守望有钱,守望没花二伢子一分钱。”
“他……他没花?”
我抬起满是血泪的脸,嘴唇哆嗦得不成样子。
“他花个屁!”江根生悲愤地大吼,“十四年!他在村里住着那间漏风漏雨的破土房,冬天连煤炭都舍不得烧!每天天不亮挑着两只烂箩筐去后山捡废品,去铁矿翻尾矿渣!吃的是咸菜疙瘩泡硬苞谷饭,穿的是人家扔在垃圾坑里的烂衣裳!”
“我劝过他无数次,我说守望啊,二伢子在省城年薪几十万上百万,开豪车住洋房,他不差你这千儿八百的!你拿这钱给自己买两件厚棉袄,去县城医院看你这烂透了的肺!”
“你猜他说啥?他不会说话,他就指着报纸上你的照片,冲我比划!他比划着说,城里的大官看不起山里的穷人,二伢子是山里飞出去的野山鸡,没有硬靠山,要是拿不出大彩礼,要在丈母娘跟前被戳脊梁骨的!”
“他把你在报纸上的照片贴在胸口,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见人就掏出来给人看,冲人竖大拇指,那是他的二伢子啊!那是他拿一身血养出来的二伢子啊!”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硬生生撕扯成了碎片,痛得我整个人蜷缩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呕吐出酸水与血丝。
“那……那他为什么会死在106国道上?!”我绝望地尖叫着,指甲深深抠进水泥缝里,抠得十指血肉模糊,“他为什么会去白鸭山?!他到底要去哪儿?!”
江根生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
老人浑身剧烈地颤抖着,两行老泪砸在拐杖头上,发出“啪嗒、啪嗒”的碎响:
“腊月二十六,村里去镇上赶集的人回来说,在手机短视频里刷到了你。说你除夕夜要在武汉东湖的大宾馆里办订婚宴,初一就要去老丈人家认门……”
“全村人都知道你没请他,全村人都在背地里嚼舌根,说你江林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发了财连亲叔叔都不要了。”
“守望听懂了。”
“他回屋把所有的存单包好,把身上仅剩的一百多块现金全拿出来,去镇上的供销社称了两斤大白兔奶糖。他说你小时候最馋这个,每次发烧咳嗽,只要含上一块奶糖就不哭了……”
“廿八大清早,大雪封了山,镇上的客运班车全停运了。他没有智能手机,没有身份证,连火车站的大门都进不去。”
“他……他就背着这个包袱,穿着一双破解放鞋,顺着106国道,想要一步一步走去武汉啊!”
走去武汉。
从麻城白鸭山到武汉东湖,一百二十公里。
在零下六度的暴风雪中,翻越海拔八百米的大别山风口大梁。
一个年过六旬、肺部彻底纤维化、多年前被大火烧伤了声带与面孔的残废老人,怀里揣着十二万八千块存单和一袋奶糖,在大雪没膝的国道上,徒步走向那个将他视为奇耻大辱的侄子。
“交警说,半挂车挂倒他的时候,货车司机根本没减速,直接跑了。”江根生仰起头,看着黑洞洞的防空洞顶棚,老泪纵横,“他在冰水里泡了整整四个小时。”
“等路过的养路工把他捞上来的时候,他身上所有的衣服全湿透了,结成了坚硬的冰甲。唯独胸口那一小块,还是温的。”
“他临死的时候,两只手死死把那个塑料袋捂在胸口窝……他怕雪水化了把存单浸烂,他怕……他怕你未来的丈母娘,嫌那张纸不干净啊……”
“啊————!!!”
一声凄厉绝伦、不似人间的号哭,从我的胸腔最深处撕裂开来。
我疯了一样扑向那个红色的塑料水桶,扑向停尸台上那具早已经冻成青黑色的枯瘦尸体。
“小叔——!!!”
“小叔你睁开眼看看我!我是二伢子啊!我是二伢子啊!”
我把脸死死贴在他那张冰冷如铁、布满丑陋疤痕的脸上。
那张脸没有一丝温度,坚硬、干瘪,散发着死亡与烂泥的腐朽气息。额头上那个被撞碎的血窟窿里,早已经凝固成了黑紫色的冰碴。
可就在我贴上去的瞬间,在那冰冷的死亡气息深处,我隐隐闻到了一丝极淡极淡的味道。
那是桐油的苦涩,是劣质旱烟的呛鼻,是冬日清晨烤红薯的焦香,还有……那一丝甜腻到了极致的、化不开的奶糖香。
童年的风雪呼啸而过。
二十五年前,那个漫天飞雪的大别山冬日。
七岁的我高烧到抽搐,躺在四面漏风的土坯房里,哭着喊着要吃糖。
那个年轻的哑巴背着我,光着脚在雪地里跑了三十里山路,敲开了镇卫生所的门。当医生护士手忙脚乱给我扎针退烧时,他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怯生生地缩在门角,从贴身的破棉袄里,摸出了一颗被体温捂得软塌塌的大白兔奶糖,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塞进我的嘴里。
“二伢子……甜……甜……”
他不会说话,却用那被大火烧坏的破锣嗓子,拼了命从喉咙深处挤出了那两个极其生硬、却温柔到了极点的字眼。
那是他这辈子,对我唯一说出过的一句话。
我把那袋早已经融化变质、发酸发霉的大白兔奶糖扯开。
蜡纸粘连着黄白色的糖浆,散发着一股怪异的酸味。我颤抖着用手指抠下一块发黑变硬的糖块,狠狠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我拼命地嚼着,牙龈被坚硬的糖块割破了,鲜血混合着发酸的糖水,在口腔里肆虐蔓延。
很苦。
像吞下了一整块淬了剧毒的焦炭,苦得我的食道剧烈痉挛,苦得我的五脏六腑寸寸断裂。
可我依然拼命地咽着,一边咽,一边把头重重砸在江守望那双被化肥袋包裹着的冰冷脚掌上,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发出绝望无助的呜咽。
“甜……小叔……好甜啊……”
“二伢子吃到了……二伢子吃了……”
“你起来啊……你起来打我啊……你骂我啊……”
没有任何回应。
停尸台上的老人静静地躺在那里,嘴角依然维持着那个生前习惯性的、讨好而卑微的笑容,右额的血窟窿在昏暗的灯光下,像一只永远无法闭合的黑色眼睛,无声地注视着这荒诞、冰冷、残酷的人间。
清晨六点,天光破晓。
大别山的暴风雪停了,初一的太阳惨白惨白地从东方升起,照耀着满山遍野银装素裹的荒凉山脉。
江根生站在停尸房门口,看着我把江守望那具残破干瘪的身躯,一步一步、极其沉重地背了出来。
我身上的杰尼亚西服早已经撕裂成了烂布条,前襟沾满了血水、泥浆和呕吐物。价值几十万的江诗丹顿腕表不知何时被砸碎了表盘,指针永远定格在凌晨那个绝望的时刻。
我脱下了身上那件昂贵的羊绒大衣,仔仔细细地将江守望包裹得严严实实,甚至把每一处漏风的衣角都掖进了他的身下。
然后,我蹲下身,像二十年前他背我那样,将那具轻得连七十斤都不到的尸骨,背上了我的脊梁。
他的骨头很硬,硌得我的肩胛骨生疼。
他的额头垂在我的颈窝处,冰冷坚硬,却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归宿与靠山。
停在院子里的保时捷卡宴车门大开着,仪表盘上的中控屏还在不知疲倦地疯狂闪烁。
几十个未接来电,全是林宛和林建国打来的。
屏幕上最后跳出的一条微信,来自林建国:“小江,十点了,所有人都在大舅家等你。你若是连这点大局观都没有,你和宛宛的事,以及节后高新区管委会的推荐名单,我看有必要重新考量。”
我停下脚步,冷冷地扫了一眼那条信息。
在阳光下,那些关于地位、前途、权力、体面的金碧辉煌的字眼,此刻看起来就像是一堆爬满了绿头苍蝇的腐肉,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我抬起右手,平静地按下了关机键。
然后,我扬起手,将那台手机狠狠砸在停尸房台阶前的青石板上。
“啪”的一声脆响,昂贵的机身四分五裂,零件散落一地,滚进了泥泞的雪水里。
“江林,你不上车?”身后的江根生沙哑着问。
“不坐了。”
我颠了颠背上那具冰冷沉重的躯体,两只手死死抓着他的腿弯,迈开了步子。
脚下的皮鞋踩在没膝深的积雪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根生爷,回村的路,该怎么走?”
老人拄着拐杖,定定地看了我很久,浑浊的眼眶里再次泛起泪光,良久,抬手指向了正南方那条蜿蜒曲折、通往大山最深处盘山土路。
“沿着106国道往前走,过白鸭山风口,过黑水潭,见着第一棵老槐树,往右拐。三十里山路,全是下坡。”
“好。”
我应了一声,转过身,迎着初升的寒阳,大步向前走去。
山路漫长,寒风如刀。
积雪融化后的泥浆溅满了我的裤管,冰冷的雪水一次次灌进我的皮鞋,浸透了双脚,冻得麻木生疼。
但我没有停步,一步,又一步。
在我的胸口内袋里,紧紧贴着那张粘满了白胶布的录取通知书,以及那十二万八千块带着血腥与桐油味的存单。
而在我的嘴里,那块发霉变质的硬奶糖,还在舌根深处泛着绵长、绝望、永无止境的苦涩与微甜。
“小叔,抓紧了。”
我侧过头,对着那具冰冷的枯骨轻声呢喃:
“天亮了。”
“二伢子背你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