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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16 19:33:32

## 一 一封信

信是九月里到的,跟着一张三十块钱的汇款单。

那天日头毒,我在院里搓衣裳,木盆里的水晒得温温的。邮递员在院门口支好自行车,喊:“林晚秋,省城来的。”

我手上全是皂角沫,在围裙上擦了两把才去接。

信是江卫国写的。两页纸,字还是那么好看,一笔一划,像他这个人——走出去多远,都透着一股板正。

第一页讲他的学业。导师器重他,研究所透了口风,毕业留省城。

第二页就一句话的事。

“晚秋,我们离婚吧。这些年委屈你了。我们都还年轻,你找个好人家。附上三十块钱,给两个小的买点吃的。”

我把信纸叠成三折,塞回信封。

灶膛边上,念安和念宁正头碰头分一块烤红薯。

一人一半,分得极仔细。掰下来的渣都用手指头接着,一粒不落。红薯皮烤糊了,两个人把焦皮留给自己,把黄瓤的那半边往对方手里推。

“你吃。”

“你吃。”

“一人一半。”

推了三回,最后是念安赢了。他小,念宁让他。

念安咬了一口,递过去。念宁咬了,又递回来。那块红薯在四只小手里转了四个来回,最后剩拇指大一点,念安塞进念宁嘴里。

念宁含着一嘴红薯,抬头看我。

“妈,爸来信了?”

她说的爸是江卫国。原身教他们这么叫——叔叔在省城念书,念出来了就是爸。

“来信了。”

“爸什么时候回来看我们?”

我把手上的皂角沫洗干净,进屋烧水,给两个崽洗头。

水是井里现打的,我兑了三遍热水,手背试过,不烫了才往他们头上浇。念宁的头发细,一沾水就贴在头皮上,露出一个尖尖的脑门。念安不让洗,缩着脖子,我按住他,他咯咯笑,笑到一半呛了一口水。

洗完头,两个崽坐在门槛上晒背。念宁用树枝在地上写字。我教过她,念字念半边,安字上面是个屋顶。

“妈,”她写完了,抬头,“咱家屋顶漏。”

“下个月就不漏了。”

“下个月是什么时候。”

“等你数到三十。”

她就真的数。数到二十几就乱了,从头再来。念安在旁边帮她数,数错了被她打一下手。

我看着他们,心想,这两个崽,我得带走。

信的事我没瞒。晚上马秀兰从地里回来,我把信递过去。

她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就着煤油灯看。

一页一页翻,翻到第二页,指头在“离婚”两个字上停住。

停了一会儿,接着往下看。

看完,把信纸往桌上一拍。

“离。”

“妈。”

“你喊什么都没用。”她把灯芯挑高了一截,屋里亮了些,“卫国是咱江家祖坟冒青烟才出的一个。你小学都没念完,你配得上他?人家信里写得客气,是给你留脸。”

“我没想赖着。”

“那就离。”她把信推到我面前,“利索点。”

“那念安念宁呢。”

“什么念安念宁。”她把手在围裙上抹了两下,“那是老大的种,跟你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你净身出户,两个拖油瓶留下,我送人。”

“送谁。”

“山里王家没儿子,愿出八十块钱。”她说得很平,像在说一担柴的价,“儿子归他们。闺女算白搭,搭过去当丫头。”

灶膛里的火哔剥响了一声。

八十块钱。

五岁的崽,她给标了价。

我看着她。

那年我穿到这副身子里,刚满三天。

原身是高烧走的。烧了五天,舍不得去卫生院,用白酒擦身子,越擦越烫,最后人烧糊涂了。

她走的那天夜里,两个崽趴在炕沿上哭,嗓子都哭哑了。念安还伸手去摸她的鼻子,摸完了缩回来,把手攥成拳头,塞进嘴里。

我替她活。

这三天我把这个家看了个遍。

米缸见了底,缸底一层糠。炕席破了个洞,洞边用布条缝过两回。屋里最值钱的是那台缝纫机,蒙着布,是原身的妈留下的。

江卫国两年寄回来四封信、一百二十块钱。信我看了,钱我一分没见着。

钱在马秀兰的黑布包里。白天锁在柜子里,钥匙挂在裤腰带上,晚上睡觉压在枕头底下。

看得心里发凉。

“妈,”我说,“我一根针都没拿过江家的。”

“你吃江家的饭。”

“我吃的饭是我自己下地挣的。这三年,崽的衣裳是我做的,崽的病是我半夜背着去卫生院看的。去年念宁出疹子,烧到四十度,我抱着她走了八里地,天亮了才到。”

“那你也吃了。”

“我吃了三年,我干了三年。”

“你要跟我算账?”她把椅子往后一推,椅子腿在土上犁出一道沟,“你算得过我?我把老大养到十八,我把卫国供到大学,我这一辈子都在这个家里填。你算得过我?”

“我不跟您算。”我说,“我只问一句。崽跟您,您养得活吗。”

她不说话了。

里屋的灯芯跳了一下。

“养不活我也养。”她说,“江家的崽,饿死也是江家的人。”

“崽要跟我走。”

“你要?”她笑了一声,那声音干得像撕布,“你拿什么养。”

“拿命养。”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

“行。”她站起来,“你要崽,你什么都别要。房子、地、存款,一分没有。你要走,你今天就从这个门走出去,别拿江家一根线。”

“行。”

“你答应了,我就不拦。”她往里屋走,走到门口回头,“往后你也别指望我认。”

门摔上了。门板磕在门框上,震下来一撮墙皮。

第二天我去井台挑水。

井台在村口,一早都是人。我挑着担子过去,几个媳妇在等着打水,看见我,说话的声音低了下去。

“听说了没,省城来信了。”

“写的啥。”

“还能写啥。”

“要离?”

“要离。”

“那崽呢。”

“崽她带走。你猜怎么着,她还真要。”

“傻。”有人说,“二十来岁的闺女,带着两个拖油瓶,这辈子就完了。”

“可不是。换了我,八十块钱一拿,走得干干净净。”

我把桶放进井里,绳子放到底,手腕一抖,桶沉下去,再一提,满的。挑上来,水晃出来,溅在脚面上,凉。

“晚秋。”

是三奶奶。七十多了,牙掉了半嘴,说话漏风。她拄着拐棍,把我拉到一边。

“闺女,你跟我说实话,你真要那两个崽?”

“要。”

“你图什么。”

“不图什么。”

“不图什么你也得要个人帮你拿主意。”她压低声音,“你听我的,你去乡里问清楚,房子地你别都放手。你放手了,你拿什么活。”

“三奶奶,房子是大队分给卫民两口子的。卫民没了,崽在,屋就是崽的。我带着崽住,名正言顺。”

“那也得有个字据。”

“我明天就去乡政府。”

三奶奶看着我,看了半天,抬手在我胳膊上拍了两下。

“你这孩子,”她说,“心里有数。”

到家我关了门,把家底摊在炕上。

炕洞里头,用手绢包着一卷钱。原身攒的,四十六块八毛,一张一张攒的——最大的十块,最小的两分,摞得整整齐齐。手绢是白底蓝花的,洗得发白了。

加上那三十块汇款,一共七十六块八毛。

我数了三遍。

七十六块八。一头猪崽的钱,或者一个工人一个半月的工资。

也够买两百斤玉米面,够两个崽吃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呢。

我把钱重新包好,塞回炕洞。

晚上给崽洗脚。

念宁的脚小,我一手握住,一手抹水。她坐在小板凳上,两只脚在盆里晃荡。

“妈。”

“嗯。”

“奶奶今天骂你了。”

“骂了。”

“她骂你什么。”

“骂我傻。”

“那你傻不傻。”

我想了想。

“傻。”

“那你还骂她。”

“我没骂她。”

“你骂了。”她说得很认真,“你说她养不活我们。”

我笑了一下。

“妈,”念安在旁边开口,“我们是不是要没钱了。”

“谁说的。”

“奶奶跟隔壁说的。她说你一分钱没有,看你撑几天。”

“那你怕不怕。”

他低着头,想了想,摇头。

“不怕。”

“为什么。”

“你有缝纫机。”他说,“缝纫机能做衣裳,衣裳能卖钱。”

我手上的针停了。

五岁的崽,他知道缝纫机能卖钱。

“对。”我说,“妈有缝纫机。”

“那台机器会响吗。”

“会。”

“响了我就知道你在。”

夜里两个崽都睡了。

念宁睡熟了还抓着我的袖子,指甲掐着布,抓得很紧。念安睡在外头,脚伸到炕沿外,我给他挪回来。

我睁着眼睛看房梁。

房梁上挂着一串干辣椒,还有半块腊肉。是过年剩的,马秀兰的,挂在高处,崽够不着。那半块腊肉有四指宽,肥的多,瘦肉就一条边。

我在心里把那封信又过了一遍。

“我们都还年轻,你找个好人家。”

好人家。

我在心里说:江卫国,我就是好人家。

## 二 跟着我的仓库

我不是这个年头的林晚秋。

我是二〇二四年的林晚秋,县城万家福超市的理货员,管仓库。

起火那天我在库里盘点,烟是从配电房出来的,卷帘门烫得拉不开。我拿手去推,掌心一按上去,皮就粘在铁皮上。

再睁眼,我躺在一九八五年的土炕上,脑子里多了一段记忆。

原身二十六年的记忆,一天都没少。

还多了一样东西。

那天夜里我坐在炕上,心里默念了一句“仓库”。

眼前就开了。

还是那间仓库。一百二十平米,货架一排一排,顶上那盏白炽灯还亮着,灯管有一头接触不良,一直闪。

万家福的库。米面粮油、酱油醋盐、洗衣粉肥皂、暖水瓶手电筒、成箱的方便面和饼干。还有三楼服装区撤下来没卖完的两千多件积压货——蝙蝠衫、夹克、踩脚裤、衬衫,码得整整齐齐。

货架上的价签还在。

方便面一块五一包,洗衣粉两块八一袋,蜡烛五毛一根。

我伸手拿了一包方便面,拆开。面饼是完整的,调料包沙沙响。

我又把它放下了。

包装袋背面印着生产日期,二〇二三年十一月。

这东西要是流出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对。这年头的中国,没有哪个厂印得出这样的日期。

货架最里头的墙上,挂着我的旧工牌。

蓝色的塑料壳,里面那张照片上的我穿着超市的红马甲,笑得露八颗牙。那是刚入职那年照的,人力的小姑娘说,笑开一点,喜庆。

我蹲在货架中间,哭了半宿。

不是哭死了一回。

是哭我有了这么大一笔东西,又一样都不能明着用。

像抱着金饭碗要饭。

哭完,我擦干眼泪,拿了个本子,把库里的东西一样一样记。

记了四个小时,记满十一页。食品多少,日杂多少,服装多少,布料多少。

最后我在本子第一页写了一行字,只能我看得懂的一行。

门是借的,路是自己的。

我在仓库里走了七圈,把每排货架之间的距离都量了。

量完了坐在角落里,想第二件事。

我出不去的时候,崽怎么办。

后来我试出来了。

人进去,外头的时间是停的。进去多久,外头都是一眨眼。

那天夜里我进去待了三个钟头,出来,炕上的两个崽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念宁的脚还搭在念安的腿上,脚趾头动了一下,是在做梦。

这就好办了。

白天我是红旗村的林晚秋。

夜里我进仓库,对着货架盘算。

我很快想明白一件事。

这间仓库是财神爷,也是催命符。

这是一九八五年。县城百货大楼里的暖水瓶要票,的确良衬衫七块八一件,一个工人一个月挣五十多块。

我要是把二〇二四年的货成批搬出去卖,不出一个月就得进局子。

更何况,货卖完了呢。

仓库里的东西是死的,卖一件少一件。我的手艺是活的,今天值五块,明年值五十。

抱着仓库吃,吃到四十岁,仓库空了,我什么都不是。

踩着仓库往上走,走到四十岁,仓库空不空,都不耽误我吃饭。

仓库只能用来开门。

路,得我自己踩出来。

道理是想明白了,可我还是犯了回错。

第三天早上,念安饿得趴在炕上不起来。米缸里那点糠,煮出来是灰的,两个崽吃了一口就不肯张嘴。

我进了仓库,从货架上拿了一包饼干。

钙奶饼干,二〇二四年的,圆圆的,一片一片码在塑料托里。

我拆了包装,把饼干倒在粗瓷碗里,端出去。

“吃吧。”

两个崽眼睛都直了。

念安抓了一片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停住了,抬头看我。

“妈,这个甜的。”

“嗯。”

“比供销社的好吃。”

“吃吧,吃完还有。”

念宁吃了一片,把剩下那半片举起来,对着窗户看。

“妈,”她说,“这上面有字。”

我一看,血一下子凉了。

包装袋我没扔干净——塑料托底下压着一角,上面印着“二〇二三年”和一行小字,还有那个方方的黑白格子。

我把碗放下,把那角塑料抽出来,攥在手心里。

“哪来的字。”

“就这儿。”念宁指着我手,“妈你手心里。”

“没字。”我说,“你看错了。”

“我没看错,方方的,像画。”

念安抬起头:“妈,那是什么。”

我站在那里,脑子里飞快地转。

这年头没有谁见过这种东西。村里最见识广的是支部书记,他去过地区开会,回来讲了一路,讲百货大楼有多高。

要是哪个大人看见这一个角——

“那是虫子咬的印子。”我说。

“不像。”

“就是虫子。”我把那角塑料塞进灶膛,看着它烧成一小团黑,“吃饼干。”

那天下午我把两个崽支出去,在院里挖了个坑,把饼干包装、塑料托、所有带字的东西全烧了。

烧完把灰埋了。

晚上我坐在炕上,把这些年攒的规矩一条一条想清楚,用铅笔写在账本背面。

第一,带字的东西不出去。

第二,包装不出去。

第三,不拿吃的换钱。吃的只给崽吃,一顿一碗,不留。

第四,一次不拿多。拿一件,卖一件,卖完再拿。

写完了我又添了一条。

第五,能自己挣的,不动库。

这五条,后来管了我七年。

原身的妈留下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一直搁在里屋,蒙着布。

布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原身的妈走了八年,这八年没人动过它。

我把布揭了。

机头锃亮。皮带有点松,我紧了两扣。踩了两脚——哒哒哒,声音闷,但匀称。

是好机器。

缝纫机旁边有个针线笸箩。笸箩底下压着一张纸,是原身她妈的字,毛笔写的,一笔一划。

“裁剪先量体,针线不欺人。”

我把这张纸贴在了墙上。

念宁站在门口看。

“妈,这是啥。”

“你外婆写的。”

“她人呢。”

“走了。”

“走去哪了。”

“走远了。”我说,“她不回来了。”

念宁想了想,走过去,伸手摸了摸那张纸。

“她写字好看。”

“她做的衣裳也好看。”我说,“十里八村有名的。”

“那你也会。”

“我也会。”

“那你做给我。”

“做什么。”

“做一件有花的。”她说,“红的。”

“行。”

那晚我在灯下坐到半夜,把原身记忆里她妈教的那些东西,一样一样翻出来。

量体、打版、开剪、锁边、上领、盘扣。

记忆都在,手也在。

我拿家里的旧布裁了一件小褂,给念宁试。

袖子长了一寸,拆了重做。

第二遍短了半寸。

第三遍正好。

念宁穿着站在炕上,转了一圈,裙摆翻开,像一朵花。

“妈,”她说,“你有手艺。”

“嗯。”

“那咱们不用怕了。”

我看着她,半天没说出话。

五岁的崽,她说不用怕了。

## 三 签字

江卫国是十月初回来的。

坐着乡里那辆手扶拖拉机进的村,突突突一路响,车斗里还放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纸箱没拆,用麻绳捆着。

他穿一件藏蓝色的确良中山装,头发抹了油,从拖拉机上跳下来,皮鞋在土路上磕出两个印。

村里人都去看。

“卫国回来了。”

“大学生回来了。”

“啧啧,这身衣裳,得多少钱。”

马秀兰站在院门口,笑得嘴都合不上。她接过收音机,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刚满月的孩子。

两个崽躲在门后头。

他们不记得这个叔叔。记事起,他就没回来过。

念安扒着门缝看,看了半天,回头跟我说:

“妈,那个人的鞋好亮。”

“嗯。”

“他给我们带东西了吗。”

“没有。”

“一样都没有?”

“一样都没有。”

念安想了想,把门缝合上了。

办手续在乡政府。

民政助理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戴着老花镜,镜腿用胶布缠着,缠得歪歪扭扭。

他接过我们的结婚证,又接过江卫国的研究生证,两个本子在手里掂了掂,看看他,又看看我。

“想好了?”

“想好了。”江卫国说,“两地分居,感情破裂。”

老头又看我。

“想好了。”我说,“房子、存款、责任田,我都不要。我只要老屋西头那两间偏房,还有两个孩子。”

江卫国没接话。

他大概准备了一肚子话,准备应付我哭,应付我闹,应付我拖着不签。

出门的时候他公文包里还装着三十块钱,是打算谈不拢再加价的。

我一样都没给他。

“孩子呢。”老头摘下眼镜擦了擦,“孩子归谁,得写清楚。”

“归我。”

“她凭什么。”门口有人接话。

马秀兰进来了。

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跟着她娘家两个侄子,一个穿蓝褂子,一个穿灰褂子,都是二十出头,胳膊粗,站在门口像两堵墙。

“崽是江家的种。”马秀兰说,“凭什么给你。”

屋里静了。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

“妈,前天你说的是拖油瓶,要八十块钱卖给山里王家。儿子八十,闺女白搭。今天怎么又是江家的种了?”

马秀兰的脸涨起来。

“你——”

“我什么。”我说,“你卖的时候他们是拖油瓶,我要的时候他们是江家的种。妈,这两句话,你自己听着,哪个是真的。”

民政助理推了推眼镜,看看马秀兰,又看看江卫国。那眼神像在看什么脏东西。

江卫国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孩子跟我妈过,也比跟你强。”他说,“你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拿什么养。”

“江卫国。”我说,“他们是管你叫叔的。”

他不说话了。

“哥走了两年。你寄过一分钱给他们没有。八百块赔偿款,你给崽买过一根头绳没有。”

他不说话了。

“你去年回来一趟,在村里待了半天。”我说,“你去了谁家,你心里清楚。你从我家门口走过去两回,一回都没进来。”

“我忙。”

“你忙。”

我把手在裤子上抹了一下。

“行。你忙。”

我从布包里掏出一张纸。

是我请村里会计写的,就几行:

念安念宁系江卫民遗孤,江家自愿放弃抚养,由婶母林晚秋抚养成人,立字为据,永不反悔。

会计写的时候手直哆嗦。

他说:“晚秋,这条款太狠了。‘永不反悔’四个字,写了就收不回去。”

我说:“就要收不回去。”

江卫国拿起笔。

手快得很,像是怕我反悔。

马秀兰一把抢过去看。

她识字不多,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到“永不反悔”,念了两遍。

“不行。”她说,“这条得划了。”

“划不了。”民政助理说,“人家姑娘要的就是这一条。你不划,这婚今天离不成。离不成,你儿子在省城那份工作,等不等得起?”

马秀兰的手停在纸上。

江卫国在旁边低声说:“妈。”

就一个字。

马秀兰的肩膀塌下去一寸。

她把纸推回来,骂骂咧咧——骂我是绝户头,骂我贪图江家的偏房,骂我心黑,说我这辈子生不出儿子。

骂归骂,最后还是让江卫国摁了手印。

在她心里,两个拖油瓶换一纸婚书,换儿子一身轻地进省城,怎么算都划算。

手印摁下去,红彤彤的,像枚小小的章。

民政助理把两张纸并排摆在桌上,一张离婚申请,一张放弃抚养的字据。

他看了半天,把老花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

“小林,”他说,“我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三十年,经我手离的婚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要房的、要地的、要钱的,我都见过。”

他没接话。

“要两个跟自己没有血缘的崽的,你是头一个。”

“老同志,”我说,“他们有血缘。他们管我叫了三年妈,这个比血缘硬。”

老头点点头,在字据上盖了乡政府的章。

盖完章,他压低声音:

“这章一盖,江家往后就是反悔到天上,也翻不过来了。你收好,比命金贵。”

我把那张纸叠成四折,塞进贴身的口袋,用别针别上。

别针扎进去的时候,扎到了肉,我“嘶”了一声,没拔出来。

我把纸按了按,让它贴住。

就在这时候,外头乱起来了。

念宁的哭声从院子里传进来,尖得像刀子划玻璃。

我冲出去。

马秀兰的那个蓝褂子侄子,正把念安夹在胳膊底下往院门口走。念安在他怀里蹬,两只手抓着那人的衣领,抓不住,滑下来。

念宁抱着那人的腿,被拖着走,膝盖在水泥地上蹭出一道白印。

“放下!”

我喊了一声,自己都听不出那是我的声音。

蓝褂子回头看了一眼,脚步没停。

“婶子说了,崽是江家的。”

“放下我崽!”

我扑过去,一把揪住念安的胳膊。

念安回头看我,脸憋得通红,嘴巴张着,哭不出来。

“妈——”

就一声。

我两只手抓住他,往怀里拽。蓝褂子也拽。五岁的崽,胳膊细得像两根柴,被两边一拉,肩膀发出“咔”的一声。

“松手!你要把他胳膊拽断!”灰褂子在后头喊。

蓝褂子的手松了一寸。

我把念安抱进怀里,转身,把念宁也捞过来。

两个崽都在我怀里,一个哭,一个不哭——念安不哭,他咬着牙,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马秀兰站在院门口。

“林晚秋,”她说,“你今天抱走,明天我还来。你能守他一辈子?”

念安的胳膊还在抖。我摸了一下,从肩膀到手腕,骨头是连着的,没有断。

念宁抱着我的腿,膝盖上蹭破的那块渗出血珠。她没吭声。

院子里的人都看着。有人后退了一步。

我的手也在抖。我把手在裤子上攥了攥,攥不住。

我把念安往上托了托,让他趴在我肩上。

然后我转过身,面对着她。

“妈。”

“你别叫我妈。”

“那我叫你马秀兰。”我说,“你听清楚。”

院子里站了十几个人,都是来办手续的、路过的、看热闹的。

“这张纸,”我从口袋里把那张字据掏出来,举起来,“乡政府的章,江卫国的手印,白纸黑字。你要再动我崽一根手指头,明天我就揣着它上省城。”

“你去省城干什么。”

“我去研究所门口站着。”我说,“我把这张纸举给每一个过路的人看,看江家怎么把两个五岁的崽标了八十块钱,看江卫国怎么按的手印。”

马秀兰的脸白了。

江卫国从办公室追出来,站在台阶上,一句话都没说。

“你今天抱走一个,”我说,“明天我就让全研究所的人知道,江卫国是拿侄子换前程的。”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什么都敢。”

“你们爱惜脸皮,我不爱惜。我一个摆摊的,烂命一条。江卫国不一样,他要脸,要前程,要省城那间办公室。你们掂量掂量,是谁输不起。今天你们算一算,这一笔,赔得起赔不起。我这条命不值钱,江卫国的前程值钱。你们今天要是敢说一个不字,我明天就上路。”

院子里没人说话。

风把院角那棵杨树的叶子吹得哗哗响。

马秀兰那两个侄子,站在原地看着她,等着她说下一句。

她没说。

她转身走了。

蓝褂子和灰褂子跟上去,走了两步,蓝褂子回头看了一眼念安,又转回去。

江卫国还站在台阶上。

我从他面前走过去,没看他。

走了半里地,念宁趴在我肩上说:

“妈,奶奶哭了。”

我没回头。

后来堂弟告诉我,马秀兰那天确实掉了两滴泪。掉完就把收音机抱回了屋,拧开,听了一晚上的戏。

## 四 第一锅茶叶蛋

家底是这样的。

偏房两间,漏雨。我请了村里的泥瓦匠翻了一遍瓦,工钱四块,管两顿饭。

缝纫机一台。

存款——原身攒的四十六块八毛,加上江卫国那三十块汇款,七十六块八。

江卫国那三十块,我本来想扔回去。

那天他在乡政府门口叫住我,说:“晚秋,你别怪我。人往高处走。”

我说:“我不怪你。”

他说:“那钱你拿着。给崽买点吃的。”

我说:“那是你给崽的口粮钱。我替崽收下。”

他松了口气,好像我给足了他面子。

他不知道我心里想的是另一半。

我替崽收,不替江卫国做人情。日后他要是敢说“我给过”,我连本带利还他。

翻瓦那两天,泥瓦匠在房顶上干活,我在底下递瓦。

念安念宁在院里玩泥巴,捏了两个小人,一个高一个矮。

“这是谁。”我问。

“这是爸。”念安指着高的那个。

“这是妈。”念宁指着矮的。

“那我呢。”

两个崽愣了。念安又捏了一个更小的,放在矮的那个旁边。

“这是你。”

三个小人排成一排,站在院子中间晒太阳。

我看着那三个泥人,心里说,崽,妈给你们挣一个不漏雨的家。

十月里,我在县城十字街口摆了个摊。

卖茶叶蛋和汽水。

蛋是供销社买的,八分一个。酱油、盐、冰糖、大料、茶叶,是从库里拿的——二〇二四年的十三香卤料,比这个年头的散料足得多。

头一锅三十个蛋。

卤了四个钟头。锅一揭,半条街都是香味。

一毛五一个。

第一天卖了八十个。

买头一锅的是十字街口修自行车的老师傅。他的摊子就在我斜对面,一把气筒用了二十年,皮垫换过十几回。

他走过来,蹲下,挑了一个。

咬了一口,停住了。

又咬了一口。

“闺女。”

“大爷。”

“你这蛋里放了什么。”

“茶叶、大料、冰糖。”

他又咬了一口,嚼得很慢。

“我吃了四十年茶叶蛋。”他说,“没吃过这个味的。”

“您再来一个。”

“来六个。”他从兜里掏钱,数了九毛,“五个给我用报纸包上。我拿回去给老婆子,还有孙子。”

“五个九毛。”

“那你不是白搭一个。”

“搭一个。”我说,“您头一个买,我记着。”

他笑了,牙掉了两颗。

第二天,有人从河对岸过来。

是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邮电局的,蓝制服,裤腿用夹子夹着,怕卷进车链。

“二十个。”

“你一个人吃二十个?”

“局里同事凑的单。”他说,“昨天老李拿了一个回去,一屋子人都问在哪买的。”

第三天,我起了个大早,卤了两百个。

晌午刚过就卖完了。

有个来晚了的姑娘站在空锅前面不走,问我明天还有没有。

“有。明天我卤三百个。”

“那我明天早点来。”

“你几点来。”

“我五点。”

“那你来的时候我还没出摊。”

“我等你。”

她真等了。

那天我三点半起的火,五点出摊,她已经站在街口,抱着一本书,冻得直跺脚。

收摊的时候,念安帮我数钱。

一毛两毛的分堆,数得小脸通红,数错了三回,第四遍才数对。

“妈,五十八块四。”

“对。”

“这么多。”

“明天更多。”

念宁趴在摊子边的小板凳上,拿树枝在地上写字。

“妈,咱家屋顶不漏了。”

“不漏了。”

“那个泥瓦匠爷爷什么时候再来。”

“不来了。”

“那他为什么不来了。”

“因为瓦翻好了。”

“那我想他。”她说,“他给我捏了个泥人。”

第四天,市管会的人来了。

两个,一个年轻的,一个四十来岁,穿着灰制服,袖子挽到胳膊肘。

四十来岁那个走过来,一句话没说,掀了我的锅盖。

热气扑上来,他眯了眯眼。

“证呢。”

“什么证。”

“摆摊不要证?”他把锅盖往锅沿上一磕,“个体临时摊点许可证,工商局办。”

“我不知道要办。”

“不知道也得办。”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今天收了。明天带上证再来。”

我把摊子收了。

锅里的蛋还剩七十多个,我一个个捞出来,用干净布包上,分给旁边几个摊子的。

修车的老师傅拿了十个,非要给钱,我没要。

“大爷,明天我还来。”

“你办得下来吗。”

“办得下来。”

当天下午我去了工商局。

接待我的是个转业军人,姓齐,叫齐向东。

脸膛黑,颧骨高,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像在点名。

办公室里挂着一件叠得方方正正的旧军装,绿色的,领章摘了,肩上也空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一群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一辆卡车前头。

他翻了翻我的申请。

“户口。”

“红旗村。”

“村里证明带了吗。”

我把村支书开的证明递过去。

他看完,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嗯。”

“离的?”

“离的。”

他把证明放下,拿起笔。

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为什么离。”

“他不要我们了。”

“他不要孩子?”

“他不要。”我说,“孩子我要。”

他抬起头,看了我两秒钟。

然后低下头,把表填了。

“三天后来取。”

“多少钱。”

“五块。”

我掏钱,他摆摆手。

“取的时候交。”

我把钱收回去。

临走他说了一句:

“茶叶蛋别用糖精。查得严。”

“我用冰糖。”

他又看了我一眼。

“那你赔本。”

“薄利多销。”

他哼了一声,像笑又不像。

三天后我拿到证。

硬壳的,蓝皮,上面印着“个体临时摊点许可证”。我把它揣在怀里,一路走一路摸。

第二天出摊,我把证挂在摊子最显眼的地方。

市管会那个四十来岁的又来了。

他站在摊子前看了半天,看看证,看看我,看看锅。

“办下来了。”

“办下来了。”

“行。”他点了点头,“按规矩来。”

“按规矩来。”

他买了两个蛋,给了一毛五,走了。

过了半个月,街口来了个抢生意的。

也是卖茶叶蛋的,锅支在我斜对面,一毛二一个,比我便宜三分。

头两天我这边人少了一半。

隔壁卖针线的嫂子替我着急。

“你也降。”

“不降。”

“人家一毛二。”

“我降三分,他敢降五分。降到最后一毛钱一个,大家都别吃饭。”

“那你看着人往那边走?”

“看着。”

第三天,人回来了。

先回来的还是修自行车的老师傅。他往我摊子前一站,声音大得半条街都听见:

“闺女,还是你这个香。对面那个,一股子糖精味,吃完嘴里发苦。”

买蛋的人都笑。

对面那口锅支到第五天,收了。

收摊的时候,那个卖蛋的过来,站在我摊子前头,两只手在裤子上擦。

“嫂子。”

“嗯。”

“你那卤料,哪买的。”

“自己配的。”

“配的什么。”

“配的什么不能告诉你。”我说,“你要是想学,你跟我说,我教你两样。你要是想套,我这锅不掀。”

他站了一会儿,走了。

那天晚上收摊,齐向东从工商局下班,路过我的摊子,站住了。

“听说你没降价。”

“没降。”

“为什么。”

“我降三分,他敢降五分。再说——”我把锅盖揭开,热气冒上来,“我的蛋值一毛五。买的人知道。”

他点点头,掏出三毛钱。

“来两个。”

我给他挑了两个壳裂得最漂亮的,裂纹里全是茶色。

他站在摊子边上就吃完了,把蛋壳捏碎,扔进我的垃圾筐。

“确实值一毛五。”

“齐干事。”

“嗯。”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你那天多说了一句糖精。”

他看了我一眼。

“我不是提醒你。”他说,“我是提醒我自己。工商局的人,嘴上一句话,底下人就少走一条歪路。”

他说完就走了。

那个月,我净挣一百六十块。

念安帮我数完钱,问我:

“妈,我们是不是有钱了。”

“有点。”

“有多少。”

“够你吃到过年。”

“那过完年呢。”

“过完年,妈再想办法。”

他点点头,把钱一摞一摞码好,用我的手绢包上,塞进炕洞。

塞完了拍了拍,像藏什么宝贝。

## 五 蝙蝠衫

茶叶蛋卖到十一月,天冷了,我把摊子收了。

改干第二件事。

做衣裳。

原身她妈是十里八村有名的裁缝,手艺传给了原身。这记忆现在是我的,我拿剪刀的手不抖。

我先拿家里的旧布练了三天,把这台蝴蝶牌踩顺了。

然后开始拆库里的货。

蝙蝠衫,二〇二四年超市服装区积压的,九块九处理都没人要——腈纶的,颜色鲜,肩宽袖大,下摆收。

我拆了一件当样子,照着裁。

布料是县城棉纺厂门口收的零头布,一毛两毛一尺。花色土,但版一改,袖子放宽,下摆收腰,土布也洋气了。

头一批做了二十件,挂到夜市的铁丝上。

八块钱一件。

供销社的的确良衬衫七块八,样式还是十年前的。

二十件,两个晚上卖光。

有个姑娘买了一件鹅黄的,第二天带了四个姐妹来。

“老板,还有吗。”

“有。后天。”

“那我要三件。一件鹅黄,一件月白,一件粉的。”

“粉的没有布。”

“那你有什么。”

“我有什么你给我什么。”

她笑了。

第三天,夜市另一头两个卖布的摊子也开始挂蝙蝠衫了。

版型照我的扒,做工稀烂,五块钱一件。

我不降价。

我把领口滚了道白边,又在胸口绣了朵小小的栀子花。白的,配鹅黄的底,低头才看得见。

那两家绣不出来。

他们的缝纫机是借的,踩出来的线迹像蚯蚓爬。

我踩出来的线迹,一寸九针,针针一般齐。

念宁问我:

“妈,为什么要绣花。”

“绣了花,别人就知道这是咱家的。”

“那要是别人也学绣花呢。”

我想了想。

“那妈再想别的花样。”

“那他们老是学呢。”

“崽,你记住。”我把针从布里抽出来,“别人学你的样子,你就往前走一步。他学一步,你走一步。走到最后,他学的永远是背影。”

她似懂非懂地点头。

“那他们追不上你。”

“追不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学的是我上个月的样子。”我说,“我这个月已经不那样了。”

她笑了,露出一嘴小米牙。

腊月里,我一个月做了两百件。

雇了村里两个手脚麻利的媳妇帮我锁边,一件给五分钱。

一个叫桂英,一个叫春桃。

桂英男人在矿上,一个月回来一趟。春桃还没嫁,家里六个兄弟姐妹。

头一天她们锁的边,歪歪扭扭。我拆了重做,没骂她们,一针一针给她们看。

“手腕别使劲,让机器带着走。”

“哦。”

“再来一遍。”

到第五天,她们锁出来的边跟我的一样了。

“晚秋,”桂英说,“你这手艺,教给我们,不怕我们出去自己干。”

“你们出去自己干,我不拦。”

“那你不是赔了。”

“你们自己干,能卖八块吗。”

她想了想。

“卖不了。”

“那你们干吗不跟着我干。”

有人眼红,去公社告我投机倒把。

告状的人是谁,我心里有数。

马秀兰的娘家侄子,烟叶摊子就支在夜市口。蝙蝠衫一起来,他的烟叶没人瞅了。

公社派人来查,翻了我家三天。

布是棉纺厂零头,有收据。

衣裳是自己做的,有裁剪底子。

税,我十月起就在工商所办了临时登记,一个月交八块。

查到第三天,带队的干事跟我交了底。

“小林,你别有想法。”他坐在我家炕沿上,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有人告我们就得查。查清楚了,对你也是好事——往后没人能拿这个拿捏你。”

“我懂。”我说,“你们翻,翻仔细点,连炕席底下也翻。”

他笑了。

“那倒不用。”

来查的人临走,跟我买了两件,说是给闺女。

事情过去半个月,侄子的烟叶摊子挪到河对岸去了。

没人赶他,他自己待不住。

夜市上的人见了他就问:“今天又去公社了吗。”

他臊得慌。

马秀兰来闹过一回。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她站在偏房门口,身后跟着她娘家两个侄子——还是乡政府院子里那两个,蓝褂子和灰褂子。

“江家的老屋,不能让外人住了发财。”她说,“你搬。”

我把手里的针线放下。

“妈,这屋是大队分给卫民两口子的。”

“卫民是我儿子。”

“卫民没了。”

“没了也是我儿子。”

“崽在。”我说,“崽跟谁,屋归谁住。村支书说的。”

“村支书算个屁。”她啐了一口,“我今天就搬。你敢拦?”

她抬脚往门里走。

我把那张字据从怀里掏出来,转身走到院门口。

院门口已经站了半个村的人——腊月二十三,家家都在扫房,听见动静都出来了。

我把字据举起来,举过头顶。

“各位婶子、各位叔,给做个见证。”

院子里静了。

“这张纸,乡政府的章,江卫国的手印。”我说,“上面写着:念安念宁系江卫民遗孤,江家自愿放弃抚养,由婶母林晚秋抚养成人,立字为据,永不反悔。”

“她不要崽。”我指着马秀兰,“白纸黑字,她不要。”

“她不要我住这屋,钱她又要分。”我把字据转过来,让后排的人也看见,“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人群里有人嘀咕。

“八十块钱卖孙子的事,也干得出来。”

声音不大。

马秀兰听见了,脸涨成紫的。

“谁说的!谁说的!”

没人应。

村支书背着手从人群后头走过来。

“马家的。”他站在台阶上,声音不高,“你再闹,族里过年祭祖,你别上桌。”

马秀兰不动了。

“老屋是大队分给卫民两口子的。”村支书说,“卫民没了,崽在,屋就是崽的。崽跟谁,屋归谁住。这是规矩。”

“那她发财——”

“她发财是她自己的手挣的。”村支书说,“你要是不服,你去公社告。你告赢了,我把屋收回来。你告不赢,你今天从这个院里出去,别再来了。”

马秀兰站了很久。

她啐了一口,转身走了。

走的时候袖子甩得呼呼响。

她娘家两个侄子没走。

站在原地,搓手,看看我,看看院门口的人。

我从屋里拿了六个茶叶蛋,一人塞了三个。

“两位哥,天冷,垫垫。”

“嫂子……”

“拿着。”

他们捧着蛋,看看我,又看看蛋,灰溜溜地走了。

念安从门后头出来。

“妈。”

“嗯。”

“奶奶是不是坏。”

我把手在他头上按了按。

“奶奶不坏。”

“她骂你。”

“她骂我,是因为她怕。”

“怕什么。”

“怕穷。”我说,“穷怕了的人,看什么都像抢她的。”

念安想了想。

“那我们穷,我们怎么不抢。”

我手停在他头上,半天没说出话。

“因为我们有手。”我说,“有手的人不用抢。”

那天晚上我跟念宁说这话。

念宁躺在被窝里,眼睛亮亮的。

“因为咱家有妈。”她说,“妈有手艺,咱不用抢。”

“谁教你说的。”

“没人教。”她说,“我自己想的。”

五岁的崽,说出来的话。

我在心里记了一辈子。

## 六 晚秋服装店

八六年开春,我盘下十字街口一间门面。

十二平米,原来是间理发店。老师傅青光眼,不干了。

一年租金一百八,我一次付清。

我请人用石灰水把墙刷了三遍,又拿库里两匹藏蓝的棉布做了门帘。

招牌是请县里文化馆的先生写的,四个字:晚秋服装店。下面一行小字:定做、裁剪、改样。

开业那天我放了一挂鞭。

烟还没散,人就挤满了。

一半是来看稀奇的。

一个离婚女人,带着两个拖油瓶,开了县城头一家个体服装店。有人趴在门口往里瞅,跟看耍猴似的。

有个老太太拄着拐棍进来,摸了一遍衣架上的衣裳,撇撇嘴,走了。第二天她闺女来了,买了两件。

另一半是来买衣裳的。

我店里挂三个区。左边现成的,便宜。中间定做,三天取活。右边一个小柜台,摆几样稀罕物。

电子表是最俏的。

百货大楼里的上海牌手表一百二一块,还要票。

我柜台上那种电子表,数字的,一按还会亮红灯,卖三十五。

县城邮电局、电影院、农机站的年轻人,一人手腕上来了一块。

齐向东来过两回。

第一回是例行检查,拿着个小本,把执照、税务登记、进货票据对了一遍,对完在本子上画了个勾。

第二回是周末。他没穿制服,站在柜台前看那块电子表。

“齐干事要买?”

“我看看。”他把表拿起来,翻过去看背面,“广州货?”

“广州货。”

“广州哪个厂出的。”

他看着我。

我把手里的尺子放下。

“这个我不清楚。亲戚捎的。”

他把表放下。

“林晚秋。”

“嗯。”

“你这店开得不错。”他说,“按政策走,别走歪的。”

“我走得正。”

“那就行。”

他走了。

那天晚上收摊,我对着那块电子表看了半天。

红灯一闪一闪。

这个年头的中国,还没有哪个厂产这个。今天齐向东问的是我,明天可能就是别人。

有些钱能挣。有些钱的利息是蹲局子。

可它一天能卖七八块,一个月两百多块——那是桂英和春桃两个人的工钱。

我把表留在了柜台里。

半个月后,市管会来了。

来了四个人,领头的是工商局副局长,姓孙,走路喘。

后头跟着市管会那个四十来岁的,还有两个没见过的,夹着公文包。

“林晚秋。”

“孙局长。”

“你这柜台上的表,哪来的。”

“广州,亲戚捎的。”

“哪个亲戚。”

“远房亲戚。”

“叫什么,住哪。”

我不说话了。

孙局长把表拿起来,翻过来。

“背面没有厂标,没有出厂编号,没有合格证。”他把表举起来给身后的人看,“这种东西,广州哪个厂出的,你告诉我。”

“我这是小本生意。”

“小本生意也不能卖来路不明的东西。”他把表放回柜台,“这是投机倒把,还是走私,你自己说。”

“都不是。”我说,“我是花钱买的。”

“跟谁买的。”

“跟一个跑供销的。”

“人呢。”

“找不着了。”

孙局长笑了。

“找不着了。”他回头跟身后的人说,“听见没有,找不着了。”

我站在那里,手在围裙上搓。

“孙局长,我把表撤了,行不行。”

“撤了也得说清楚。”他说,“这些东西我们先扣下。你明天到局里来一趟。”

他们清点了一遍。

柜台里剩一百二十八块,加上仓库里没摆出来的三十几块,一共一百六十三块。

全部装进两个纸箱,抬走了。

第二天我去了工商局。

会开在小会议室,六个人。齐向东坐在最边上。

孙局长把情况说了一遍。

“一百六十三块电子表,无厂标、无编号、无合格证。当事人无法说明来源。”

他抬起头看我。

“林晚秋,你自己说,这是什么性质。”

“是我糊涂。”我说,“我想挣点钱,进了不该进的货。”

“你知道不知道,这种东西要是流到外头,人家告到地区去,我们整个局都得写检查。”

“我知道。”

“你知道还卖。”

“我想着卖完这一批就收。”

“你想。”孙局长把笔往桌上一放,“你想就行?”

屋里静了。

齐向东开口了。

“孙局。”

“你说。”

“这件事,我有责任。”

孙局长看了他一眼。

“你什么责任。”

“她这个店,是我办的证。开业以后我检查过两回。”齐向东说,“第二回我看见那块表,问了她来源。她说亲戚捎的,我没往下追。”

“你为什么不追。”

“因为我信她。”齐向东说,“她这个人,从摆茶叶蛋摊起,税一分没少交,证一样没缺过。我信她不是走歪路的人。”

“你信。”孙局长说,“你信能当合格证使?”

“不能。”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齐向东站起来。

“我写检查。”他说,“我请求局里给我记一次。另外——”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

“这是我写的担保。‘如再有此类商品流入本店,本人愿承担监管责任。’我签字。”

屋里的人都看着他。

孙局长把那张纸接过去,看了很久。

“齐向东。”他说,“你转业到局里三年,工作是没话说的。你今天签这个字,你想过后果没有。”

“想过。”

“那你还签。”

“我签。”

他把字签了。

签完把笔放下,坐回去。

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的手。

那双手很大,指节粗,指甲剪得很短,虎口上有一道旧疤。

会散了,处理结果是:一百六十三块表全部没收,罚款二百元,限期整改。

我从局里出来,站在台阶上。

太阳很大,晒得眼睛疼。

齐向东从后头出来,从我身边走过去,没停。

“齐干事。”

他停住。

“对不起。”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他说,“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那双手。”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他转过身,“你卖茶叶蛋,一毛五一个,我信。你开服装店,一件八块,我信。因为那是你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现在你卖表。三十五一块,一天七八块。”他说,“这钱来得太快了。太快的东西,底下都有坑。”

“我错了。”

“你错不在卖表。”他说,“你错在你明知道我那天问你了,你还留着。”

我不说话了。

风把台阶上的纸屑吹起来,打了个旋。

“检查写好了交给我。”他说,“整改方案也写。柜台以后摆什么,一条一条写清楚,我照着查。”

“好。”

“还有。”

“你说。”

“这两个月,你别来找我。”他说,“我得避嫌。”

他说完就走了。

走了十几步,他停住。

没回头。

“那两个孩子,”他说,“别让他们知道你赔了钱。”

我把手在脸上抹了一把。

那天晚上我算了账。

一百六十三块表,进货价我不算——那是库里的,没花钱。可罚款二百,加上柜台空了两个月的流水,加上我为了补这个窟窿,把库里最后那批暖水瓶也搭进去了。

一共赔了六百多。

六百多块,是桂英和春桃半年的工钱。

我把账本合上,坐在店里,坐到半夜。

外头下起雨来。

我起来,把柜台清空,一样一样擦干净。

擦到最后,玻璃上照出我的脸。

我把抹布放下,对着玻璃说:

“林晚秋,你记着这一天。”

第二天我写检查。

三页纸。第三页,我把第 2 章里立的五条拿出来,添了两条,抄了一遍。

一共七条:

一、柜台只摆有厂标、有编号的货。

二、进货必须有票据,票据贴在账本后头。

三、库里的东西,只用来做样子,不整件往外卖。

四、一件一卖,卖完就停。

五、能自己做的,不进货。

六、能自己挣的,不动库。

七、每月自查一次,查出问题,自己先停。

第七条写完,我停了很久。

这七条贴在了柜台后头的墙上。

齐向东来验收那天,站在柜台前,一条一条看。

看到第七条,他停住了。

“自己先停。”

“自己先停。”

他点点头。

“行。”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柜台上。

“什么。”

“罚款的单子。我给你垫了。”

“我自己交。”

“你先拿着。”他说,“你店里现在没流水,孩子要吃饭。”

“齐向东。”

“嗯。”

“你为什么帮我。”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我不是帮你。”他说,“我是帮那两个崽。他们要是饿着了,我这章盖得不安心。”

他说完就走了。

我拿着那个信封,站在店门口。

信封上写着四个字:限期整改。

## 七 省城

整改之后,店里冷了一个多月。

我把柜台清空了,只留下暖水瓶和手电筒——这些东西百货大楼里也有,只是样式新一点,说得过去。

真正的生意中间那个区。

定做。

农机站来做工作服,三十套。电影院的来做制服,十六套。县一中的老师来改裤子,一条五毛。

到四月底,一个月的流水又回来了,一百九十块。

五月,县报记者来采访我。

起因是工商所报上去的材料,说县城个体户里出了个典型——离婚带两崽,一年不到从茶蛋摊做到服装店,照章纳税,还雇了两个人。

记者是个年轻姑娘,扎两个辫子,进店先看了一圈墙上的七条规矩。

“这是你写的?”

“我写的。”

“自己给自己立规矩?”

“吃过亏。”我说。

她把那七条抄在本子上,抄得很慢。

“林姐,”抄完了她抬头,“你就没有过不下去的时候?”

“有过。赔钱那回,赔六百,我手里不到三百。”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把本子合上了。

“林姐,你别紧张,我就是想拍张照。”

照片登在县报二版。

我站在店门口,穿自己做的白衬衫,身后是招牌。念安念宁一边一个,躲在我裙子后面,露出半个脑袋。

标题是:靠双手吃饭,一个都不能少。

那天报纸卖得特别好。

十字街口卖报的摊子,平时一天卖四十份,那天卖两百份。

不少人买回去不为看新闻,就为看那张照片,看完指着照片跟家里人说:看见没有,这就是那个卖茶叶蛋起家的。

王嫂把报纸裁下来,贴在我店里的墙上。

没过几天,来定做衣裳的人进门先看照片,再看我。

“老板,给我也做一件你身上这样的白衬衫。”

白衬衫那个月做了六十件。

六月,我接了一单省城的活。

省城百货公司的一个采购员,来县里出差,在我店里订了三百件的确良衬衫。

三百件,一件七块五,两千二百五十块。

我一个人做不动。桂英、春桃,加上新来的两个,四个人踩了十二天。

交货那天,我押着两麻袋衬衫,坐长途汽车去了省城。

那是我头一回进省城。

汽车站门口人挤人,喇叭里喊着什么,烤红薯的炉子摆在路边,一辆无轨电车从街上过去,辫子擦着电线冒出一串蓝火花。

我背着两麻袋衬衫,走了三条街,才找到省城百货公司。

交接完,天已经擦黑。

我从百货公司后门出来,绕到前门,想看看这栋楼长什么样。

百货大楼三层,玻璃窗一排一排,门口的台阶有八级,铺着水磨石。

台阶上站着两个人。

一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头发烫过,卷在肩膀上。一个男的,中山装,手里拎着两个纸袋。

我认出来那个男的。

江卫国。

他正侧着头跟那女人说话,说到一半,抬头看见了台阶下头站着的我。

我们隔着八级台阶。

他先是愣,然后是把搭在女人胳膊上的手抽下来。

抽得很慢,像是怕被看出来,又像是怕抽快了太明显。

最后那只手垂下去,插进了裤兜。

“卫国?”女人回头看他,“怎么了。”

“没事。”

“你在看什么。”

“没看什么。”

女人顺着他的眼神看过来。

她看见了我。

我穿着自己做的白衬衫,脚上一双黑布鞋,肩上背着空麻袋,麻袋上印着“县棉纺厂”四个红字。

“认识?”她问。

“不认识。”江卫国说。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眼睛没有离开我的脸。

我站在台阶底下,看着他。

然后我转身走了。

走了两步,我听见那女人在后头说:“你脸怎么这么白。”

我没有回头。

第二天上午,我在百货公司办完最后的手续,从后门出来,迎面撞上那个米色风衣的女人。

她一个人。

“你是昨天那个。”她说。

“哪个。”

“背麻袋那个。”她笑了笑,“卫国说不认识你,可我看他昨晚一晚上没吭声。”

“小姐,”我说,“你认错人了。”

“我没认错。”她说,“我姓周,周雅琴。卫国是我未婚夫。”

我把麻袋往肩上挪了挪。

“你是他前妻,对不对。”

“我是。”

她的笑收了。

“你比我想的年轻。”

“谢谢。”

“他没提过你。”她说,“他只说他离过婚。”

“他不会提。”

“上个月县报上那张照片,我们医院有人拿来过。”她说,“照片上两个孩子,躲在你裙子后面。”

“孩子不是他的。”

周雅琴看着我。

“那是谁的。”

“他哥的。”

“他哥呢。”

“没了。”

她站在那里,两只手在风衣口袋里攥着。

“他跟我说,他家里就一个老娘。”

“他说得也对。”我说,“我跟他没关系了。”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那双鞋是皮子的,半高跟,鞋头上有一道细细的褶。

“林同志,”她说,“我能问你一句话吗。”

“你说。”

“他这个人,怎么样。”

我想了想。

“你要听真话。”

“要听。”

“他这个人,什么都好。”我说,“就是有一条——他算账,永远算自己那一头。”

周雅琴的脸白了一下。

“我不明白。”

“你会明白的。”我说,“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我爸在省轻工局。”

“那你就更会明白了。”

我把麻袋往肩上一扛。

“周同志,我祝你过得好。”

“你也是。”

我走了三步,回头。

“还有一句话。”

“你说。”

“他昨天晚上把手从你胳膊上抽下来。”我说,“你记住了。”

周雅琴站在那儿,没出声。

我走了。

回县城那天,我从省城带了四样东西。

给桂英的一块布,给春桃的一盒雪花膏,给两个崽的一人一双白球鞋。

念宁穿上球鞋,在院里跑了三圈。

“妈,这鞋会响。”

“怎么响。”

“踩一下,它就叫一声。”

“那是新的。”

“那我以后天天穿。”

“脏了就洗。”

“我不洗。”她说,“脏了我也穿。”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买的。”

我蹲下来,把她的鞋带重新系了一遍。

“崽。”

“嗯。”

“妈昨天在省城,看见一个人。”

“谁。”

“一个穿皮鞋的人。”

“他皮鞋亮吗。”

“亮。”

“那你的鞋呢。”

我低头看。

鞋尖确实开了个小口,大拇哥顶出来的。

“妈明天就做双新的。”

“用什么布。”

“用做栀子花剩下的布。”

“那我也要一双。”

“你做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脚还在长。”我说,“妈的脚不长了。”

那天晚上我给自己做了一双布鞋。

鹅黄的鞋面,鞋头绣了一朵小小的栀子花。

踩出去的第一天,王嫂笑得直不起腰。

“老板娘,你怎么穿双丫头鞋。”

“我乐意。”

那双鞋我穿了三年。

后来搬厂的时候丢了一只,剩下那只,我留到现在。

七月,马秀兰拿着县报去了乡里。

她说林晚秋“作风不正,勾引工商干部”。

她说得有鼻子有眼:一个离婚女人,凭什么办证这么快,凭什么贷款这么顺,凭什么县报来采访她——背后没人,谁信。

乡里来了两个人,到店里问话。

问了一个钟头。

问我跟齐向东什么关系。

我说:办证的、检查的、管我的。

问我们私下见过几次。

我说:他来过店里两回,一回检查,一回买表。买表那回他没买成,因为我不卖。

问有没有别的。

“没有。”

“你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

他们走了。

第二天齐向东被叫去了乡里。

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站在店门口,没进来。

“问了你什么。”我问。

“问我们什么关系。”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是管她的。”他说,“我说我管她,是因为她从来不让我为难。”

“然后呢。”

“然后他们让我写个说明。”

“你写了。”

“写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是我那天写的七条规矩。

“我把这个抄了一份,附在后头。”

“为什么。”

“因为他们问我,凭什么信你。”他说,“我说,凭这个。一个自己给自己立规矩的人,不会走歪路。”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

路灯在他身后,把影子拉得很长。

“齐向东。”

“嗯。”

“你别再管我了。”

他抬起头。

“你说什么。”

“我是离过婚的,带着两个崽。”我说,“你是国家干部。你管我,对你没好处。”

“我知道没好处。”

“那你还管。”

他把那张纸折起来,塞回口袋。

“我管你,不是图好处。”他说,“我转业时首长说过一句话——到了地方别学会算账。会算账的人,最后算的都是自己。”

“你现在还不算。”

“我不算。”

我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递过去。

“罚款的钱。”

“我说了给你垫。”

“垫是垫,还是得还。”我说,“你要是不收,往后你写的每一份说明,我都不敢信。”

他看了我半天,把钱收了。

他走了。

走到街口,他回头。

“那两个崽的球鞋,”他说,“穿着合脚吗。”

## 八 滞销布

八七年一开春,我把隔壁的铺面也盘了下来。

两间打通,四十平米,后面隔出一间做车间。

钱是这两年攒的,四千六百块,加上把店里的流水押给信用社,贷了两千。

齐向东来办手续。

他坐在柜台前,看着我的贷款申请,半天没吭声。

“四十六百。”

“四千六。”

“你不怕赔。”

“怕。”

“怕你还干。”

“怕我就不干了?”我说,“我要是怕赔就不干,八五年我连茶叶蛋摊都不该支。”

他把章盖了。

“八七年政策好。”他说,“个体户贷款放开了。你赶上了。”

“我知道政策好。”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报纸。”

他抬起头。

“你看什么报。”

“《人民日报》。”我说,“还有省报。上个月省报登了一条,说鼓励个体户发展生产。我看了三遍。”

他把章收进抽屉。

“林晚秋。”

“嗯。”

“你跟别人不一样。”

“哪不一样。”

“别人看报纸看热闹。”他说,“你看报纸看门道。”

那年秋天,县城棉纺厂出了大事。

确切说不是大事,是全国都在发生的事。

厂里积压了四十万米布。化纤的,花色老气,卖不出去,工资都发不出来。厂长急得满嘴燎泡。

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是锁边的王嫂说的。

她男人是厂里的仓库保管员。

“四十万米。”她说,“堆了三个仓库,老鼠都在上头做窝了。”

我当天就去了棉纺厂。

厂长姓高,四十来岁,衬衫领子翻在外头,领口一圈灰。

见着我,他直摆手。

“小林老板,你的事我知道。”他说,“可我们这是四十万米,不是你柜台上那三件五件。”

“高厂长,我不全要。”

他停住。

“我先要两万米。”

他看着我,眼睛慢慢睁大。

“你这布花色老,做衬衫不行,做夹克行。”我说,“今年省城流行牛仔蓝的夹克。你这个藏青化纤,染一染,洗一洗,就是工装布。”

“我连布带工,一米给你算七毛。”

“七毛?”他叫起来,“成本都不够。”

“高厂长,你的成本,是布在仓库里放一年的成本。”我说,“放一年,一分钱不生,还要付保管费。七毛,是我今天给你的现钱。”

“两万米,一万四千块。我先付三成定金。”

高厂长盯着我看了半天。

“你做得动两万米?”

“我一个人做不动。”我说,“县里待业青年有的是。我招二十个,培训半个月,天天计件。机器我去市里调剂,二手的蝴蝶牌,四十块一台,我订二十台。”

“二十台机器八百块,二十个人工钱——”

“我自己算过。”

“算过多少遍。”

“十七遍。”

高厂长一拍桌子。

“你要是能做到,我给你赊一半。”

“不用赊。”

他愣住了。

“款到提货。”我说,“清清爽爽。”

“小林老板。”他说,“全县城资金紧张,就你不赊账。”

“高厂长。”我说,“你厂里的工人,几个月没开工资了。”

他叹气。

“两个半月了。”

“那我更不能赊。”我说,“我要是赊了你的布,做成了,卖了钱,先紧着我自己的工人开工资。你的工人就得再等等。”

“款到提货,你的钱先进你们厂的账,先紧着发工资。”

高厂长看着我。

看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

“小林老板,你这个朋友,我交了。”

那两个月,我没睡过一个整觉。

招工那天,厂门口贴了张红纸。

那时候还没有厂,就是两间打通的铺面。红纸上写着:招缝纫工二十名,计件算钱,当天张榜,当天报名。

来了六十多个人。

有县棉纺厂放了长假的女工,有乡下嫁过来的小媳妇,还有两个瘸了一条腿的退伍兵。

“能踩机器吗。”我问。

“能。”高的那个说,“一条腿也能踩。”

“踩给我看看。”

他坐下,把那条好腿搭上踏板,踩了十几下。

线迹是直的。

“留下。”

另一个也留下了。

别人问我为什么。

“一条腿还肯出来挣钱的,手一定比谁都稳。”

染布最麻烦。

藏青化纤要洗出一层霜色,才有工装的味道。

我试了七种法子。

用皂角洗,洗不掉。用草木灰,发黄。用明矾,起斑。

最后用的是库里那两箱洗衣粉,加碱,温水泡,竹竿子搅,四十米一匹地洗。

我的手泡在碱水里,指甲缝全是青的。

洗了一个星期才褪色。

王嫂心疼我。

“老板,你图什么。指挥我们不就行了。”

“我不动手,下次再遇到不会的,谁教我。”

第一批五千件工装夹克做出来,我押着两辆卡车去了省城。

省城百货公司的人开始爱答不理。

我把一件夹克往桌上一放。

“十二块八一件,你们卖十九块八。南方进来的货要二十六。你们自己算。”

采购科长把衣服翻过来,看了看锁边,又看了看扣眼。

“锁边是双线。”

“双线。”

“扣眼是手工的。”

“手工的。”我说,“机器打的扣眼,穿三个月就豁。手工的能穿三年。”

科长把衣服放下。

“先给你上架两百件。卖得好再谈。”

两百件,三天卖完。

科长亲自打电话到县里,要五千件。

那批布,我前后吃了八万米。

棉纺厂的工资发出来了。

高厂长在全厂大会上念了我的名字。

念完,台下鼓掌,鼓了有一分钟。

我站在台下,手心出汗。

县里给我评了个三八红旗手。

披红戴花那天,齐向东站在台下鼓掌。

鼓得比谁都响。

散会他跟我说:“林晚秋,你现在是大老板了。”

“齐干事笑话我。”

“我不笑话你。”他说,“我就是想问问,你缺不缺人管保卫科。”

我看着他。

“你说什么。”

“我转业三年了。”他说,“天天坐办公室盖章,腻歪。你厂子开起来,几十号人,得有人管防火防盗管纠纷。”

“工资可没有工商所高。”

“我图的就不是工资。”

“那你图什么。”

他没答。

那天风大。

他站在会场门口,黑脸膛被风吹得发亮。

“林晚秋。”

“嗯。”

“我想了两年了。”

“想什么。”

“想跟你说一句话。”他说,“从你摆茶叶蛋摊那年起,我就在想。”

“你想了两年,就想出一句话。”

“想出一句。”

“那你说。”

他张了张嘴。

“你先回去。”他说,“等我把这身制服脱了,我再说。”

“为什么现在不说。”

“因为我现在还穿着它。”他说,“穿着这身衣裳说,你答应我,别人会说你是被管着的。你不答应我,我这脸上也挂不住。”

“齐向东。”

“嗯。”

“你这人。”我说,“算得比江卫国还细。”

他笑了。

“我算的是你的脸面。”

那年冬天,厂里的机器从二十台加到三十五台。

工人从二十个加到四十七个。

账上的钱,从四千六变成一万一。

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每个月十五号,把账本摊在食堂的桌子上,谁都能看。

有人问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钱。”我说,“这是四十七个人的饭碗。我要是算错了,你们得能看见。”

## 九 回头

江卫国是八八年春天回村的。

周处长判了七年。

倒彩电的批文,局里牵扯进去四个人。周雅琴跟他离了婚,孩子没要,打掉了。

研究所把他从课题组的名单上拿了下来,分房彻底没戏,工资降了一级。

他回村那天,我正在厂里盯着新上的锁眼机。

王嫂跑进来。

“小林,你前夫在你家门口站着。”

“让他站着。”

“站了两个钟头了。”她搓着围裙,“看着怪可怜的,拎个包。”

“王嫂。”

“嗯。”

“八五年他走的时候,我带着两个五岁的崽,连间不漏雨的房都没有。”我说,“那天没人替我说可怜。”

她叹口气,走了。

我忙完手里的活,天擦黑才回去。

他果然还站着。

站在老屋的院墙外头,脚边一个旅行包,中山装皱了,头发也乱。

三年不到,老了十岁。

“晚秋。”

“有事?”

“我看看你,看看孩子。”

“孩子在里屋写作业。”我说,“你看吧,看完了走。”

他没动。

“晚秋,我对不起你。”

“这话你留着对马秀兰说。”我说,“她在卫生院躺着,脑血栓,半边身子不能动。上个星期你堂弟给我厂里打电话,我才知道。”

“你是她儿子,你怎么不先去看她。”

他低下头。

“我去了。”

“去了多久。”

“一天。”

“一天。”

“她不认识我了。”他说,“糊涂了。她拉着我的手,喊卫民。”

院里静了一会儿。

风把院墙上头的枯草吹得沙沙响。

“晚秋。”

“你说。”

“我们复婚吧。”

我看着他。

“你说什么。”

“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他说,“念安是江家的种,我这个当叔的,得管他。你一个女人,厂子再大,家里也得有个男人。”

“江卫国。”

“嗯。”

“我跟你掰扯掰扯。”我说,“当年离婚,房子地我都不要,只要了两个孩子。你们江家白纸黑字放弃了抚养,那纸上有你按的手印。”

“现在你说念安是江家的种,你想管。”

“你是想管念安,还是想管我那个厂。”

他的脸一下子白了。

“晚秋,你怎么这么说话。”

“那你说,我该怎么说话。”我说,“我该说,卫国你受苦了,回来吧,这个家还有你一间房。”

“我——”

“你什么。”我说,“你在省城坐末席坐了三年的那个位子,塌了。你回来,是回来找个能站的。”

“不是。”

“那是什么。”

他不说话了。

“你走吧。”我说,“孩子改姓了。去年改的,林念安,林念宁。户口本上写得清清楚楚。”

“你凭什么。”

“凭什么?”我说,“凭他们发高烧四十度,是我一个人用架子车拉到卫生院,一夜一夜守着。”

“凭念安上学第一天,全村的崽都笑他没爸,是我站在学校门口接他。我跟那些崽说,他有妈,他妈一个人顶你们全家。”

“凭念宁的作文在县报上登了,题目叫《我的妈妈》。”

“凭这三年,我一个人把这个家撑起来。”

“江卫国,这些年你在哪儿。”

“你在周家坐末席。”

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进了院,把院门关上。

隔着门板我说:

“你去看看你妈吧。她这辈子对不起我,可没对不起你。”

门外站了很久。

后来脚步声远了。

我进屋。

两个崽趴在窗口看。

念安八岁了,什么都懂了。

“妈,那是谁。”

我想瞒。

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那是你们叔。”

“就是那个管爸叫哥,后来不要我们的叔。”

“是。”

他沉默了一会儿。

“他为什么来。”

“他来要你们。”

念宁从炕上跳下来,跑过来抱住我的腰。

抱得死紧。

“我不去。”

“谁也不去。”我说,“你们是我的崽,谁也抱不走。”

念安站在窗口,不出声。

他站在窗口,看着那个人影走远。

“妈。”

“嗯。”

“他要是早两年来,我可能就跟他走了。”

我手停在半空。

“那时候我怕你。”他说,“怕你管我,怕你逼我认字,怕你半夜把我叫起来背课文。”

“现在呢。”

“现在不了。”他说,“现在我看见他,就像看见一个陌生人。”

他抬起头。

“妈,原来人跟人,处着处着就是亲人。不处,亲生的也是陌生人。”

八岁的孩子。

我转过身去,假装去添水。

眼泪掉在水缸里,咚的一声。

第二天我去了卫生院。

马秀兰躺在靠窗那张床上,半边身子歪着,嘴角往下淌口水。

看见我,她的眼睛动了一下。

“卫民。”她说,“你回来了。”

“妈,是我。”

“卫民。”她伸出手,“你哥呢。”

我在床沿坐下。

“哥在厂里。他让我来看看您。”

她的手动了动,攥住我的袖子。

攥得很紧。

“卫民,”她说,“你哥他,不来看我。”

“他来看。”

“他不来。”她说,“他忙。”

我在那儿坐了一个钟头。

走的时候,我在床头放了一网兜橘子。

护士说,她不能吃凉的。

我说,那就放着,让她看看。

三月里,齐向东把工商局的章交了,来厂里管保卫科。

第一天他穿来一身旧军装,没戴领章。

“还穿这个。”

“今天头一天,穿一回。”

那年五月,我和齐向东领了证。

没有办酒。

就两家人吃了顿饭,在厂里的食堂,八仙桌,六个菜。

念安念宁管他叫齐叔。

他答应得很响亮。

晚上他给两个崽削铅笔。

一人削了五支,用砂纸把木头毛刺磨得溜光。

念宁趴在桌上看他。

“齐叔。”

“嗯。”

“你比我们亲叔好。”

齐向东手一顿。

“这话可不敢乱说。”

“我没乱说。”念宁说,“妈说的。”

“妈说什么。”

“妈说,谁对你好,要看他给你削不削铅笔。”

齐向东抬头看我。

我在缝纫机前头,假装没看见。

他低下头,继续削。

削到第五支,他说:

“念宁。”

“嗯。”

“以后每年开学,齐叔都给你削。”

“削到什么时候。”

“削到你不用铅笔。”

“那我什么时候不用铅笔。”

“等你考上大学。”

“那还得好多年。”

“好多年。”他说,“齐叔等得起。”

## 十 仓库空了

九〇年,念安念宁上四年级。

两个孩子都在村小念书,我没让他们去县城。

有人劝我,说你现在是大老板,崽该去县实验小学。

我说,在哪儿念书不重要,跟谁念书不重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念书才重要。

念安问过我一次。

“妈,我为什么念书。”

“为了你将来有得选。”我说,“妈没得选。”

他想了想。

“那我要造飞机。”

“造飞机的先学算术。”

念宁在旁边插嘴:

“妈,我要把咱家的衣裳卖到外国去。”

“那你得学外国话。”

那学期县里搞作文比赛,题目是《我的妈妈》。

念宁写了三页稿纸。

她在作文里写:

我妈原来是卖茶叶蛋的,一毛五一个。她冬天凌晨四点起来卤蛋,手冻得裂口子,裂了就用胶布缠上。我和哥哥一人有一双棉手套,我妈没有。她说干活戴手套不方便。

她写:我妈有一台缝纫机,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她踩缝纫机的时候,我和哥哥趴在炕上写作业。机器哒哒哒的响,像下雨。我听着这个声音就能睡着。

她写:有人问我妈,你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苦不苦。我妈说,苦。可崽是我要的,要了就得养大,天塌了也得养大。

这篇作文得了全县第一名,登在县报上。

颁奖那天,念宁穿我做的白衬衫上台。

念到一半,她停下来,对着话筒说:

“我妈今天也来了。她在最后一排。”

全场回头看我。

我坐在最后一排,穿那件旧蓝布褂子,站起来也不是,坐着也不是,最后只能举了举手。

念宁在台上冲我笑,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妈,我得奖了。”她说,“奖品是一支钢笔。我送给你,你记账用。”

台下笑了,鼓掌。

我坐在那儿,眼眶热了一下,又压回去了。

晚上回家,我用那支钢笔记了当天的账。

笔尖很好使,出水顺。

我在账本第一页写了一行字: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闺女送我一支笔。此账记在心里。

报纸出来第三天,马秀兰没了。

脑血栓拖了两年,走的时候很突然。

江卫国从省城赶回来办丧事,村里去了不少人。

我也去了,带着两个孩子。

不是原谅。

原身的记忆里,这个婆婆也给她夹过鸡腿。

人这一辈子,一笔是一笔,不能全算成一笔账。

灵堂里,江卫国跪着。

看见我们进来,磕了个头。

不知道是给妈磕的,还是给我磕的,还是给这屋子里他欠过的所有人磕的。

念安念宁站在我身边,喊了声“叔”。

就一声,再没有别的话。

出门的时候,村里的三奶奶拉住我,往我手里塞了个煮鸡蛋。

“好孩子,难为你还来。”

“三奶奶,我来看看马婶子。”我说,“她骂我六年,可她给崽洗过尿布。那年哥嫂出事,崽没人管,是她带了整一年。”

三奶奶叹了口气。

“你这话,该让她听见。”

“她听不见了。”我说,“可她儿子听见了。”

丧事办完,江卫国在村口叫住我。

他比上次又老了些。

研究所那边他待不下去了,托人调去了一家区属的小企业,跑供销。

“晚秋,听说你办厂了。”

“嗯。晚秋制衣厂,去年批的。”

“招不招人。”他说,“我跑供销,有路子,能帮你往省外销。”

“不招。”

“你连考虑都不考虑。”

“我不亏待人,一个月底薪四十块。”我说,“可我这辈子不欠你什么,所以也不用给你什么。”

他站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

树还是那棵树。

当年他从这儿走出去上大学,全村人敲锣打鼓送的。马秀兰摆了三桌酒,杀了一口猪。

送他走的那天下着小雨。

他回头跟全村人鞠了一躬,说:我江卫国读出来,忘不了乡亲们。

那年我十九岁,站在人堆最后头,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这男人的腰真直。

后来才知道。

腰直不直,不看他站着的时候,看他跪下的时候。

他在周家跪了三年,跪没了房子,跪没了职称。跪到周家倒了,他又想跪回我这儿。

“晚秋。”

“嗯。”

“你说我这一辈子,到底哪步走错了。”

我想了想。

“你哪步都没走错。”我说,“你每步都选最划算的。”

“你就是忘了,人不是买卖。”

他站在树下,没动。

我领着孩子走了。

走出去很远,念宁回头望了一眼。

“妈,叔还在那儿站着。”

“让他站着吧。”我说,“他要站明白了,这辈子还来得及。”

九二年春天,报纸上说,南方有个老人画了圈。

我把报纸读了三遍。

当天夜里就开了个会。厂里的骨干,加上齐向东,一共七个人。

会开在厂里的食堂,一张八仙桌,七条板凳。

齐向东烧水,我记账。

“我们要上一条衬衫生产线。”我说,“从省城买机器,流水作业。三个月后投产,半年后我要把晚秋这个牌子挂进省城百货公司的三楼。”

管缝纫车间的王嫂吓了一跳。

“林厂长,会不会太快。咱现在四十个人,两班倒,订单刚够吃。”

“不快。”我说,“八五年我卖茶叶蛋的时候,一天八十个。八六年我开店的时候,一天流水不到一百块。八七年我吃棉纺厂八万米布的时候,你们都说我疯了。”

“一步一个坎。迈过去就是门。”

齐向东开口:

“钱呢。一条生产线,机器加安装,没有四万下不来。”

“信用社能贷两万,厂里账上有八千。剩下的,我把那份住房押出去。”

“你疯了。”他说,“那是你和孩子的窝。”

“窝没了能再挣。”我说,“这一班车赶不上,下一班不知道哪年。”

他看了我半天,把水杯往桌上一放。

“行。押房子我拦不住你。防火防盗我管,出了事我先上。”

那天散会,我一个人回了家。

夜深了,我进了仓库。

货架空了一大半。

食品早就吃完了。日用品剩个底。服装区的积压货只剩下几件——是我特意留着的。

一件鹅黄的蝙蝠衫,胸口绣着栀子花。

我把它取下来,摸了摸那朵花。

这朵花是我照着样子绣的。原来那件上绣的是机器轧出来的,死板。

我绣的比它好。

仓库最里头的墙上,工牌的位置空了。

工牌在我贴身的口袋里。

我站了一会儿。

对着这间陪了我七年的仓库说:

“谢谢你送我进门。剩下的路,我自己走。”

眼前一黑,再亮起来,我坐在自己家的炕上,手里捏着那件蝙蝠衫。

仓库没了。

我坐在炕上。

先是慌。

慌了一阵,然后就笑了。

货早就用完了。

路早就踩出来了。

这七年挣下的每一样东西——厂房、机器、订单、名声,还有身边熟睡的两个崽——哪一样是靠仓库。

哪一样都不是。

第二天我照常五点起床,给全家做饭,六点半到厂里,看新到的缝纫机卸车。

机器是崭新的,二十台,排成一排,太阳一照,锃亮。

卸车的师傅问:

“老板,机器放哪个车间。”

“新车间,朝南,窗户最大那间。”

“老板你真讲究,机器还要晒太阳。”

“不是给机器晒。”我说,“是给踩机器的人晒。人晒太阳,手上才有劲,心里才亮堂。”

厂门口又来了应聘的,排着队。

有个小姑娘拦住我,怯生生的。

“厂长,我没踩过机器,要不要。”

“会学吗。”

“会。”

“那要。进厂先学一个月,学徒也有工资。”

她眼睛一下亮了。

我在她身上看见八五年的我自己。

也是这么站在人家的摊子前面,问:茶叶蛋怎么卖。

我把那件鹅黄的蝙蝠衫,挂进了店里的柜台。

标价八块。

旁边压了一张纸,写了四个字:

“此件不卖。”

有人问为什么不卖。

“这是我第一件。”我说,“我绣的。”

那人凑近看,看了半天。

“这花绣得真细。”

“一寸九针,针针一般齐。”

那天下午,夕阳从窗户照进来。

照在柜台上的那件蝙蝠衫上,照在墙上挂着的营业执照上。

执照上,企业名称那一栏,是四个字。

晚秋制衣。

法定代表人那一栏,是三个字。

林晚秋。

我的缝纫机还放在办公室的角落里。

蝴蝶牌,踩了七年,踏板上的漆都磨掉了,露出里头的木头。

有徒弟说,厂长你换个新的吧,现在这个老掉牙了。

我不换。

我每天下班前都要踩两脚。

哒哒哒,哒哒哒。

像下雨。

念宁说,听着这个声音就能睡着。

我说:

“妈听着这个声音,就知道自己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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