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任务下来的时候,是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早上八点半的例会,主任老姜坐在长桌一头,翻着一个本子。
他说,市里要评一批非遗宣传的好稿子,我们中心要报两篇。
他说,一篇是剪纸,一篇是皮影。
他说,剪纸那边小周去,皮影这边许宁去。
我说,皮影在哪儿。
他说,韩庄,离县城二十七公里,一个姓韩的老艺人,七十六了。
他说,你这两天就去,稿子要得急。
我说,什么时候要。
他说,这个月底。
我说,那还有二十天。
他说,二十天写一篇三千字的稿子,你还嫌少。
我说,不是嫌少,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说,你不知道就去问。
他说,你到那儿待两天,把他怎么刻的、怎么演的、怎么教的都问清楚。
他说,稿子要有亮点,要有细节,要让人看了想转发。
我说,知道了。
那天的会开了一个小时,散会以后我回工位,打开电脑,搜了一下韩庄皮影。
搜出来的东西不多,三条新闻,一张模糊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块白布,布后面有一盏灯,灯前有几个人影。
我把照片放大,看不清楚。
我拿出本子,写下三个字:韩德福。
下面画了一个问号。
我在这个县做了三年记者,跑过十七个乡镇,写过的稿子有一百多篇。
我写过夏天的麦收,写过秋天的苹果,写过冬天修水渠的村民,写过村里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孩子。
我写的东西,很多时候自己都不太想看第二遍。
因为那些稿子长得都一样。
开头写背景,中间写事迹,结尾写意义。
我有时候想,我是不是在写新闻,还是在做填空。
这一次我想写点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写成。
例会散了以后,小周过来问我,你去韩庄啊。
我说,去。
她说,那个皮影我在文化馆见过一次,摆在一个柜子里,没人看。
她说,你写这个有什么意思。
我说,不知道,先去看。
她说,我要写剪纸的那个,是个女的,六十岁,剪了四十年。
她说,听说她家有三个女儿,都不学。
我说,那我们两篇稿子会很像。
她说,是挺像的。
她说,所以我打算写她怎么把剪纸用在窗帘上、灯罩上,写她怎么把老东西弄成新东西。
我说,聪明。
她说,不聪明不行,领导要亮点。
我说,那你那个纪实吗。
她说,纪实的部分是真的。
我说,不纪实的部分呢。
她说,是提炼。
她说完自己笑了。
我也笑了。
我们这一行有一个词,叫提炼。
这个词的意思是,把真的东西剪一剪,拼成领导想看的形状。
我干了三年,提炼过很多次。
有一次我把一个种苹果的农民写成致富带头人,其实他去年赔了六万。
有一次我把一个村的环境整治写成翻天覆地,其实只清了三条沟。
我不喜欢这么写,但是我又一直在这么写。
因为要交稿,因为要评分,因为要年底的考核。
那天我在本子上写了一句话:这一次我想写一个我拿不出提炼的东西。
写完我把这句话划掉了。
因为我知道,稿子还是要交的。
我在韩庄待的第一个晚上,住在村里的一间空房。
那间房是他侄子家的,平时没人住,炕是凉的。
他给了我一条被子,说,这个被子厚。
他说,晚上冷,你把炉子点着。
他说,煤在门口,你自己添。
那天晚上我把炉子点着,坐在炕上写采访记录。
写了两页,写不下去了。
我在想一件事:我到底要写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坚守的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快要失传的人。
这三个都是他,三个都不是他。
他那天下午跟我说的话,我记了六页。
他说,我这个人没什么。
他说,我就是会这个。
他说,我会这个,我就得演。
他把这句话说得很平淡。
但是我写稿子的时候,会把这句话写成一个金句。
我会加一个背景,加一个意义,加一个升华。
我会把一句平常话,写成一个符号。
那天晚上我坐在炕上,忽然不想写符号了。
我想写一个七十六岁的人,坐在桌子后面刻皮影,刻到眼睛疼。
就这个。
2
我们融媒体中心在县政府大院旁边的一栋三层小楼里。
一楼是演播室,二楼是办公室,三楼是机房。
我们中心一共二十三个人,有记者、编辑、摄像、播音、还有两个做新媒体的年轻人。
我属于记者组,工位在二楼靠窗的位置。
我的桌子上常年堆着东西:录音笔、笔记本、一瓶水、一叠打印的采访提纲。
我每天早上八点到,先看县里的工作群,看看有没有通知,然后写当天的选题。下午出去跑,晚上回来写稿。
我们写的稿子有三个去处:县里的公众号、市里的报纸、还有省里的平台。
公众号的阅读量一般是一千多,好的时候三四千。
有一次我写了一个山村老师的故事,阅读量到了一点八万。
那天老姜在群里发了一句:许宁这篇不错。
就这一句。
我们这个行业,一句不错已经很难得。
我二十六岁,大学学的是新闻,毕业就考回了县里。
我妈当时说,你回来干什么,城里机会多。
我说,我想离家近一点。
她说,你离家近,你也没时间回家。
她说得没错。
我一个月回家两次,每次待半天。
我爸以前是修钟表的,在县城的老街上开了一个小铺子,修了三十年。
他修表的时候戴一个放大镜,眼睛凑得很近。
他去年不干了,说眼睛不行了,看不清齿轮。
他把铺子关了,工具都收在箱子里,放在家里的阳台上。
我有时候回家看见那个箱子,心里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
所以老姜说要我去采访一个皮影艺人的时候,我心里动了一下。
都是靠一双手吃饭的人。
我们中心的活,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琐碎。
一条县里的会议新闻,我要去会场坐两个小时,记四页纸,回来写成八百字。
稿子要发给分管领导审,审完了发公众号,配三张照片。
照片是摄影组拍的,我要从二十张里挑三张。
有时候稿子改到第五遍,改的是某位领导的名字顺序。
我做过一条丰收的稿子,去了三个村,拍了四百多张照片,最后发出去是一千二百字。
那条稿子阅读量九百。
我妈看了,说,写得好。
我说,哪里好。
她说,写得很热闹。
我妈是县一中的退休老师,她看什么都说好。
我爸不一样,他什么都不说。
有一次我写的一篇稿子被他看见了,他把报纸放在桌上,说,这个事我知道,不是这样。
我说,哪样。
他说,那个修表的老张,不是你说的那么苦。
他说,他一天能修三块表,一块收二十块,一个月能挣一千八。
他说,他那个人爱说笑。
我说,稿子要写他的坚守。
他说,坚守什么,他就是挣钱。
他说完就走了。
那天我把稿子重新看了一遍。
我发现我写的那个老张,跟我认识的那个老张不是一个人。
我写的是一个人的影子。
我把他的苦放大了,把他的笑删掉了。
那天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我想,我是不是一直在写影子。
我在办公室里有一个习惯,把采访剩下的东西留着。
录音笔的音轨、没用的照片、没写进稿子的细节,都存在一个文件夹里,叫废料。
这个文件夹里有七百多个文件。
有时候我写不出稿子,会打开它,随便点开一个。
有一次我点开一个录音,是去年采访一个养蜂人的。
录音里有风声,有蜜蜂的声音,还有那个老人说的一句话。
他说,蜜蜂不认人,它认花。
我把这句话记下来,写在便签上,贴在电脑边上。
那个便签贴了半年,掉了。
我现在的电脑边上贴的是另一张,上面写着:刀往前走,人往后退。
我们中心有一个考核表,贴在我工位后面的墙上。
表上有一列叫稿件质量,一列叫上稿数量。
每个月评一次,评完画勾。
我今年前五个月,上稿数量一共二十六篇,质量栏有一次是优秀。
评优秀的那一次,是我写的一篇关于县医院护士的稿子。
那篇稿子我写了三千字,采访了三天。
写一个护士上夜班,凌晨两点抢救一个心梗的病人。
那篇稿子我自己喜欢。
老姜也喜欢。
他说,这篇写得好,因为你写了她的手。
他说,你写她的手在抖。
他说,这一句把一个人写活了。
我那天很高兴。
后来市里也转载了,标题改成《深夜的守护》。
我不喜欢这个标题。
但是我没说话。
3
韩庄在县城西北,走一条省道,再拐进一条村道。
我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到村口的时候是上午十点。
村口有一个小卖部,门口坐着两个老人在晒太阳。
我问韩德福家在哪儿。
一个老人抬手指了指,说,往里走,第三个巷子右拐,门口有一棵柿子树的那家。
我把车停在巷子口,走过去。
那家的院门开着,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树上还挂着几个柿子,红得很。
院子里没有人,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吗。
屋里出来一个老人。
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毛衣,外面套着一件蓝布围裙。头发白了大半,梳得很整齐。
他说,你是县里来的记者。
我说,我是,我姓许。
他说,我姓韩,韩德福。
他说,进来坐。
屋子里很暗,靠墙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摊着一些东西。
我走近了才看清楚:那是一张半透明的皮,皮上刻着一个人形,还没上色。
他说,你坐,我把这个刻完。
我说,您先忙。
我在旁边坐下。
他拿起一把刻刀,很小的一把,刀尖很细。
他左手按着皮,右手持刀,刀尖沿着一条画好的线往前走。
走了大概一厘米,停一下,把皮转一点,再走。
那个动作很慢,但是一点都不犹豫。
我看着他的手。
那双手上有很深的手纹,指关节鼓起来,指甲剪得很短。
那双手很稳。
我做了三年记者,见过很多手:种地的手、砌墙的手、杀猪的手。
但是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手。
他的手在动的时候,整个人是静的。
刻了大概十分钟,他停下来,把刀放下。
他说,这块皮刻的是一个旦角,头上要刻花。
他说,这张皮是驴皮,泡了七天,刮了三遍,晾了半个月。
他说,现在不好找驴皮了,我这张是两年前存的。
我说,您一年能刻几个。
他说,眼睛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刻两个。
他说,现在不行了,一个月一个。
他说,我这只眼睛,看不清楚了。
他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右眼。
韩德福家的院子里,除了柿子树,还有一口井。
井口用一块水泥板盖着,板上放着一个铁桶。
他说,这口井打了六十年。
他说,他小时候在这口井里提水,一桶一桶往上提。
他说,现在有自来水了,井不用了,但是他不填。
他说,填了可惜。
他说,夏天水还是凉的。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是从井里提的。
他说,你尝尝。
我喝了一口,很凉,有一点土味。
他说,这个水比自来水好。
他说,自来水有味道。
我坐在他的院子里,喝着井水,看柿子树。
那棵树不高,树干上有几道疤,是以前砍枝留下的。
他说,这棵树是他结婚那年栽的。
他说,他老伴喜欢柿子。
他说,她走了六年了。
他说,每年柿子熟了,他摘下来,晒成柿饼,一个人吃。
他说,吃不完就送给邻居。
我说,你一个人住,不怕吗。
他说,怕什么。
我说,晚上一个人。
他说,我晚上刻东西。
他说,刻到十一点,眼睛疼了,就睡。
他说,我这个人不怕静。
他说,我怕的是没人看。
他家的墙上,除了挂影人箱子,还挂了一张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上面有五个人,站在一块白布前面。
他说,这是我们戏班。
他说,中间那个是我师父。
他说,右边第一个是我。
照片上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头发很黑,穿着一件中山装,笑得很开。
我说,你那时候真精神。
他说,那时候一晚上能演三个小时。
他说,演完了还要收拾东西,第二天早上走。
他说,走十里路,到下一个村,中午吃一顿饭,下午搭台。
他说,我那时候一顿能吃三个馒头。
他说,现在一个都吃不完。
那张照片的边角已经发黄,纸有点卷。
他说,这张照片是县照相馆拍的,那个人姓张,来村里给我们拍的。
他说,他后来把照相馆关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没人照相了。
4
那天上午,我在他家里待了三个小时。
他给我看了他的皮影箱。
箱子是木头的,很旧,四角包着铁皮,铁皮上生了锈。箱子上有一把铜锁,锁孔里插着一根铁丝。
他说,钥匙丢了,我一直用这个开。
他把铁丝拔出来,把箱子打开。
箱子里一层一层,摆着几十个影人。
每一个影人都用一层纸包着,纸上写着名字:武松、孙悟空、白蛇、青蛇、许仙、关羽、张飞、还有几个我叫不出名字的。
他把一个拿出来,展开给我看。
那个影人大概三十厘米高,关节处是可以活动的,头、手、脚都用细线连着。
他说,这个是武松。
他说,你看他的脸,红脸。
他说,皮影的脸都是侧脸,因为这个东西是给侧面看的。
他说,你从这边看,他就是这样。
他说,你从那边看,他就反了。
他把影人举到灯前面,影子落在墙上。
墙上那个影子比影人本身还好看。
我说,这个影子很清楚。
他说,清楚是因为刻得透。
他说,皮影这个东西,不是刻给人看的,是刻给灯看的。
他说,你刻得好不好,灯知道。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拿出本子记了下来。
我写:皮影不是刻给人看的,是刻给灯看的。
我写完之后抬头看他。
他正在把影人一层一层地包起来,包得很仔细,纸角都对齐。
他包完一个,放在箱子里,再拿下一个。
他包了十来个,动作都是一样的。
我坐在那儿,忽然觉得这个下午很长。
长到我忘了我是在采访。
他的箱子里有一个影人,我后来一直记得。
那个影人比别的都小,大概二十厘米,颜色很旧,皮子发黄。
他说,这个是我师父给我刻的。
他说,我十二岁那年,他刻了这个给我,说,你拿着练。
他说,这个影人的名字叫小生。
他说,我练了三年,把它练坏了。
他说,它的胳膊断过一次,我自己用线接的。
他把那个小生拿出来给我看。
胳膊上确实有一道接痕,线是黑的,缝得很粗。
他说,我师父要是看见,会骂我。
他说,他说过,影人的关节要用丝线,不能用棉线。
他说,棉线粗,会卡住。
他说,我那时候没有丝线,我用我妈绣花的线。
他说,那条线是我妈给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把影人翻过来看背面。
他说,背面有一个字。
我说,什么字。
他说,我师父刻的,一个韩字。
他说,他刻在每个影人的背面,怕丢。
我拿着那个小生,在灯前面举了一下。
那个影子的胳膊有点僵,动起来不太顺。
但是它在动。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用他妈绣花的线,把一个断了胳膊的影人接好了,练了三年。
5
韩德福说他学这门手艺,是十二岁。
他说,他师父姓韩,按辈分是他的堂叔,叫韩守业。
他说,那时候村里有一个戏班,五个人:一个掌签的,两个操影的,一个敲锣的,一个拉弦的。
他说,他十二岁进班,先学三年锣,学了三年才让他碰影人。
他说,师父说,你敲锣敲不稳,你的手就不稳。
他说,锣是给戏定拍子的,你快一点慢一点,影子就乱。
他说,他敲了三年锣。
他说,他记得第一年冬天在邻村演出,站在院子里敲了两个小时,手冻得拿不住锣槌。
他说,师父不给手套,说戴了手套听不见声。
他说,你要靠手感觉那个震动。
他说,那个声音要从手腕子里进去。
他说,他现在还会敲。
他拿起桌上的一个小锣,敲了一下。
那个声音很短,很脆,屋子里一下子活了。
他说,这个锣是我师父留下的。
他说,铜的,六十多年了。
他说,我们那个班子,最红的时候一年演一百多场。
他说,一个村演三天,我们走遍了六个公社。
他说,到了秋天,人家打场的时候,就在场院上演,一个人给两毛钱,一个晚上能挣三块钱。
他说,三块钱,那时候能买十斤猪肉。
他说,我们五个人,晚上演完,就在人家院子里睡。
他说,第二天早上走,走到下一个村。
他讲这些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他说,那是他最好的时候。
他说,那时候他一晚上能演三个小时,手不抖,眼不花。
他说,戏演到武松打虎,下面的人会喊。
他说,喊声一起,影子就活了。
他说,影子这个东西,是跟着人走的。
他说,你在上面用力,它就用力。
他说,你在上面松了,它就塌了。
他跟我讲过一个人。
他说,他们戏班有一个操影的,姓马,叫马长顺。
他说,马长顺的手比他好,一双手能同时操两个影人。
他说,他们两个搭档了十四年。
他说,马长顺演武松,他演老虎。
他说,打了十四年,没有一次打错过。
我说,怎么会不错。
他说,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下面看过几百次。
他说,打的时候,不看手,看影子。
他说,影子到位了,手就到位的。
他说,这叫手随影走。
我说,现在呢。
他说,他走了。
他说,一九九三年,他去南方打工,在工地上出事,人没了。
他说,他走的时候三十五岁。
他说,他有一个儿子,那时候六岁。
他说,他儿子现在在广东,开了一个小厂。
他说,他儿子回来过一次,来看我。
他说,他站在院子里,说,韩叔,我爸那个影人还在吗。
他说,我把那个武松给他了。
他说,他拿着那个影人,看了半天。
他说,他说,我爸的手真巧。
他说,他说完就走了。
他跟我讲过他老伴。
他说,她姓马,叫马秀英,是这个村的。
他说,她十七岁跟他订婚,十九岁嫁过来。
他说,她一辈子没看过他几场戏。
我说,为什么。
他说,她不看。
他说,她说她看腻了。
他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在院子里演了一场,她在屋里做饭。
他说,演完了她出来说,你那几个影人翻来翻去,翻的什么。
他说,我说这是艺术。
他说,她说,什么艺术,就是几片皮。
他说完笑了。
他说,她走了以后,我在她枕头底下找到一样东西。
他说,是一张纸,上面画着一个影人。
他说,画的是我演的那个武松。
他说,她画的,画得不像。
他说,我一直留着。
6
戏班散了,是一九九〇年前后。
他说,那年电视进村了,一台黑白电视摆在村委会,一晚上围一百多人看。
他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
他说,先是拉弦的不干了,去镇上开了个修车铺。
他说,然后是敲锣的,他儿子接他去城里住。
他说,再后来两个操影的,一个病了,一个去南方打工。
他说,最后剩下他一个人。
他说,他一个人也能演,就是累。
他说,他要一边操影,一边唱,一边踩锣。
他说,他踩锣用脚。
他指了指八仙桌下面的一个木踏板,上面绑着一面小锣。
他说,他坐在桌子后面,脚一踩,锣就响。
他说,他这么演了二十年。
他说,他最远去过县城的文化馆,演过一场,台下坐了三十个人。
他说,那三十个人里头,有一半是来吹空调的。
他说,他演完,只有两个人拍手。
他说,其中一个是他自己。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笑了。
我没有笑。
我想的是他一个人坐在那张桌子后面,脚踩着锣,手举着影人,嘴里唱着,台下只有三十个人。
那一刻我脑子里出现了一盏灯。
演出前三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说,小许,你能不能来一趟。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怕我演不下来。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昨天晚上试了一次,演到第二段手就抖。
他说,我要歇。
我说,那我们中间加歇。
他说,加歇孩子们会走。
我说,不会,我跟老师说,让孩子们唱个歌。
他说,那就行。
那天我到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摆凳子。
他把两把椅子摆在院子中间,把一块木板架上去,把白布挂起来。
他说,我先练一遍。
他说,你在旁边看,你告诉我,我的手是不是抖。
我说,好。
他把灯打开,一个人演了二十分钟。
演到一半,他停下来。
他说,你看出来没有。
我说,看出来一点。
他说,是哪儿。
我说,翻跟头的时候。
他说,对,翻的时候最明显。
他说,我翻的时候手要往上提,一提就抖。
他说,我这个手,四十年前一晚上能翻五十个。
他说,现在翻五个就喘。
他说完,坐在凳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他说,小许,你说,一个人老了,是不是就该认了。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知道。
他说,我认了。
他说,但是我认了以后还要演。
他说,因为有人要看。
演出那天,他的侄子韩德才一直在旁边。
他四十岁,养鸡,手上有一股鸡粪味。
他跟我说,我叔这个人固执。
他说,他教我刻,我学了半年就不想学了。
他说,他天天骂我。
他说,他说我手笨,说我心不在。
他说,我那时候不服气。
他说,后来我自己刻了一个孙悟空,脸刻歪了。
他说,他看了半天,说,这个好。
他说,我说哪儿好。
他说,他说,你这个脸歪得有脾气。
他说,从那以后我就学了。
他说,我现在一个星期刻一个,一年刻五十个。
他说,挣不了钱,但是我叔高兴。
7
演出的日子定在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六,韩庄小学的操场上。
是校长主动来找他的。校长姓王,四十出头,说想让孩子们看一场皮影。
他说,他答应了。
他说,他已经三年没演了。
他说,这一场他要演武松打虎。
我说,为什么演这个。
他说,孩子爱看武松。
他说,孙悟空他们也爱看,但是武松有打。
他说,打起来好看。
演出那天,天很冷,操场上风大。
学校的老师在操场西头搭了一个台子:两把椅子架一块木板,木板上支一块白布,布后面挂一盏一百瓦的灯泡。
灯泡是从学校的传达室借的。
他把箱子抬上台,把影人一个一个拿出来,摆在木板上。
他带了三个人来帮忙:一个是他的侄子,一个是村小学的门卫,一个是我。
他让我站在布后面,负责递影人。
他说,我唱到哪一段,你就递哪个。
他说,你记着,武松是红脸,老虎是黄身。
他说,武松的棒子在这儿,老虎的尾巴会动。
他说,你别慌,慢慢来。
那天下午两点半,孩子们搬着小板凳坐了一操场。
一共一百多个孩子,还有十几个家长和老师。
风把白布吹得鼓起来,我用两根绳子把布的四角绑在椅背上。
三点整,他把灯泡打开。
灯一亮,白布上就有了光。
他坐在布后面,脚踩了一下锣。
锣响了一声,操场安静了。
那天下午的操场,我记住了几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那块白布。
布是从学校的旧窗帘上剪下来的,一米八宽,两头有缝过边的痕迹。布有一点黄,灯打上去,不是纯白的,是暖的。
第二个细节是凳子。
孩子们搬的是自己坐的板凳,有高的有矮的,前排的孩子坐在地上。
第三个细节是风。
风一吹,布就鼓,影子就跟着变形。他让我把布下角用两块砖压住,压完了,布还是轻轻晃。
他说,晃一点好。
他说,全平了,影人就死了。
第四个细节是声音。
他一边演一边唱,唱的时候,脚踩的那面小锣会响。锣声不大,压不住孩子的声音。演到武松喝酒的时候,操场上有几个孩子在说话。
他忽然把嗓门提高了一点,唱了一句长的。
那一声出来,说话的孩子停了。
第五个细节是那只老虎。
老虎出来的时候,他没有马上扑,它先在布的右边慢慢地走,走了五六步,然后转身,抬头。
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布上那只老虎的耳朵动了一下。
我知道那不是真的动,是他在下面拉了一根细线。
但是那一刻,全场都安静了。
8
那一场演了四十分钟。
我站在布后面,看见他的手。
他的手在灯的前面,十根手指,每一根都在动。
武松出来的时候,他一只手举着影人,另一只手控制着两条腿。
影人在布上走,一步,两步,肩膀一耸一耸。
他唱的是老调,嗓子不高,但是字很清楚。
唱到武松在景阳冈喝酒的时候,他自己笑了一下。
笑的时候他的手没有停。
老虎出来的时候,孩子们喊了一声。
那只老虎在布上扑,尾巴甩,头一低一抬。
武松举起棒子,布上打了一下,锣在下面咚的一声。
有个孩子站起来,说,打它。
孩子们都笑了。
演到打虎的时候,他的手快起来了。
我看得清楚,那双手在灯前面,动作又快又准,影人和影人撞在一起,分开,再撞。
四十分钟里,他没有停过一次。
演完了,他把灯泡关了。
操场上的孩子还在鼓掌,拍得很乱。
他从台子后面站起来,我看见他的脸。
他的额头上有一层汗,脸很白。
他的手在抖。
抖得很明显,是那种控制不住的抖。
他把手放在桌沿上,按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笑了。
他说,演完了。
我说,您没事吧。
他说,没事。
他说,我三年没演,手生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右手还在桌沿上按着。
那只手按得很用力,指节发白。
演完了以后,孩子们围着台子。
有一个小女孩问,爷爷,那个老虎是真的吗。
他说,是真的。
她说,在哪儿。
他说,在布里。
她说,我能摸吗。
他说,不能,摸了它就跑。
孩子们笑了。
他把老虎的影人从布后面拿出来,递给那个小女孩。
她拿着那个影人,看了一会儿,说,这个不是老虎。
她说,这个是皮。
他说,对,是皮。
他说,老虎要在灯前面才是老虎。
那天下午,我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
他坐在台子前面,孩子们围在后面,手里举着影人。
照完,他把影人一个一个收回去。
有一个孩子死死抓着一个孙悟空的影人不放。
他说,爷爷,借我一天。
他说,不行。
他说,我明天还你。
他说,不行,它会坏。
那个孩子哭了。
他把孩子拉到一边,说,你别哭。
他说,我下次来,让你演一回。
他说,你演孙悟空,我演妖怪。
孩子说,真的吗。
他说,真的。
那天我站在旁边,觉得这个人有点本事。
他哄孩子,跟哄戏一样。
那场演出以后,学校的王校长跟我聊了几句。
他说,这个老人不容易。
他说,他三年没演,我们不敢请。
我说,为什么不敢请。
他说,怕他演不动,出了事。
他说,我们学校一个孩子磕一下,家长能来闹三天。
我说,那他今天演了。
他说,今天是你们记者来,我才敢。
他说,出了事有你们在场。
我说,这个理由不太好。
他说,我知道不好。
他说,但是我要为学校想。
他说,现在学校不敢做的事太多了。
他说,春游不敢,体育课不敢,连跑操都不敢。
他说,我们怕的不是孩子摔,是家长。
那天我没有接话。
我在本子上写了一行:不敢。
后来这一行没有写进稿子。
9
采访的第二天,他跟我说起了非遗申报。
他说,县文化馆的人来过两回,让他填表。
他把一个牛皮纸袋拿出来,里面有几张表,还有一份打印的说明。
说明上写着:申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需要提供项目的历史渊源、传承谱系、基本内容、主要特征、重要价值、濒危状况,以及相关实物、图片、影像资料。
他说,我认字不多,这些我看不懂。
我说,我帮您填。
他说,那太好了。
那天下午我坐在他家的八仙桌前,把那些表一张一张看了一遍。
传承谱系这一栏,需要写四代以上。
我问他,你师父的师父是谁。
他说,他不知道。
他说,他只知道他师父叫韩守业,韩守业的师父姓什么他不知道,只知道是邻村的人。
他说,村里老人说,这个戏是清朝末年传下来的。
他说,传了几代,没人记得。
我在那张表上写不下去。
一个传承了上百年的东西,写不出四代名字。
我说,韩师傅,这一栏我空着。
他说,空着行吗。
我说,我试试。
影像资料那一栏,要求提供完整的演出录像,不少于三十分钟。
我说,我们可以录一场。
他说,那得有人帮我。
他说,我一个人演不了全套三十分钟,我得歇两次。
我说,我帮您。
他说,你会递影人。
我说,我会学。
填表的时候,有一栏让我为难。
那一栏叫濒危状况。
要求写:本项目当前面临的困难、威胁及可能的丧失风险。
我坐在他家的桌子前面,笔停在那一栏上。
我说,韩师傅,这一栏我写什么。
他说,你想写什么。
我说,我照实写。
他说,照实写就是快没了。
他说,你就写快没了。
我说,写了以后,文化馆可能不给批。
他说,为什么不给批。
我说,他们会觉得没有抢救价值。
他想了想,说,那就写有抢救价值。
我说,这两句不一样。
他说,一样。
他说,东西快没了,但是还有人会。
他说,我一个人会,我侄子会一点,我孙子不会。
他说,三个人,算不算有人会。
我说,算。
他说,那就写还有人会。
我在那一栏上写了三行。
第一行:目前仅有一名代表性传承人,年龄七十六岁,视力退化,无法长期演出。
第二行:第二代传承人仅一人,掌握部分曲目,未掌握全部刻制技艺。
第三行:第三代无人学习,濒危程度高。
写完我念给他听。
他听完,说,写得对。
他说,你写得比我说的清楚。
我去文化馆交材料那天,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同志。
她看了材料,说,这个项目我们去年就想报。
她说,但是材料不全。
我说,缺什么。
她说,缺影像资料,缺传承谱系。
我说,影像资料我录了,传承谱系填不上。
她说,填不上就报不了。
我说,为什么填不上就报不了。
她说,评审要看你传了几代。
我说,他传了四代,只是名字记不住。
她说,记不住就等于没有。
她把材料推回来,说,你再想想办法。
我说,什么办法。
她说,去村里问老人。
那天下午我回韩庄,问了村里三个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有一个人记得,韩守业的师父姓孙,叫孙福来。
有一个人说,孙福来是外村人,来村里落的户。
第三个人说,他记得孙福来会耍猴子。
我把这三个人的话记下来,写成一份口述记录,附在材料后面。
我在材料里写:谱系据村中老人回忆,上溯三代,姓名不清者以姓氏记。
材料交上去,过了一个月,批了。
10
回单位以后,我把采访记录整理成了一个本子,写了一篇初稿。
初稿三千二百字,标题是《一个人的戏班》。
我写了他刻皮影的手,写了他一个人脚踩锣,写了那一场四十分钟的演出,写了孩子们喊打它。
我写完自己读了一遍,觉得还行。
我拿给老姜看。
老姜看了一个小时,把稿子放在桌上。
他说,写得不错。
他说,但是不能用。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这篇稿子,写的是一个老人的孤独。
他说,我们要的是非遗传承的正能量。
他说,你要加两段:一段写县里对非遗的保护,一段写他带了徒弟。
我说,他没带徒弟。
他说,那就写他在学校里教孩子。
我说,他还没教。
他说,你可以写拟开展。
我说,拟开展不是事实。
他说,许宁。
他说,你在这个单位三年了,你还不知道稿子怎么写吗。
我说,我知道怎么写。
我说,但是我不想那样写。
他说,你为什么不想。
我说,因为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假的。
他说,不是假的,是提炼。
他说,新闻不是流水账,新闻要有主题。
他说,你的主题是什么,是孤独吗。
他说,孤独能上报吗。
我没有说话。
他把稿子推给我,说,你改一改,明天给我。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坐到十点。
我把稿子从头到尾读了两遍。
我承认他说得有一部分道理:一篇稿子确实需要主题。
但是我不想写那个拟开展。
因为我知道,他教不了孩子。
他一只眼睛看不见了,他一个人演一场要歇两次。
他的皮影箱里四十多个影人,没有一个孩子认得。
老姜那天跟我说了一句实话。
他说,许宁,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写皮影吗。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剪纸那个我早就知道怎么写,皮影这个我不知道。
他说,我不知道的东西,我想让一个不知道的人去写。
他说,你要是一开始就知道怎么写,你写出来就是那个样子。
他说,你一开始不知道,你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不一样。
我说,你是不是在赌。
他说,我在赌。
他说,赌你写出来能看。
他说,赌输了也没关系,这个名额明年还有。
我说,你这个人。
他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二年。
他说,十二年,我签过一千多篇稿子。
他说,我记得的不到十篇。
他说,那十篇都是那种不按套路写的。
他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其中一篇的标题。
他说,叫《卖豆腐的人》。
我说,谁写的。
他说,我写的,一九九八年。
他说,那时候我在报社,我自己去采访的,一个卖豆腐的老太太,卖了三十年。
他说,我写她每天三点起床,写她的豆腐嫩,写她儿子不让她卖。
他说,那篇稿子后来得了市里的一个奖。
他说,我把它剪下来,放在抽屉里。
他说,我有时候拿出来看看。
他说,我看的时候会想,我还能不能写出那样的稿子。
11
第二稿我改了。
我没有写拟开展,也没有写县里的保护。
我写了他怎么刻,怎么演,怎么写不出四代传承,怎么一个人脚踩锣。
我在结尾加了一段。
我写的是:一场演出结束以后,他的手抖了半个小时。
第二天我把稿子给老姜。
他看完,把稿子放在桌上,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这一稿比上一稿好。
他说,但是结尾不行。
我说,为什么。
他说,太丧。
他说,你把一个非遗传承人写成这样,市里不会给奖。
我说,那就不给奖。
他说,你说得轻巧。
他说,我们中心一年就报这么两篇。
他说,你不拿奖,明年这个名额就没了。
我说,那我也不能编。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他说,许宁,你二十六岁。
他说,我二十六岁的时候,也这么想。
他说,我那时候在报社,写过一篇稿子,把一个村支书写成英雄。
他说,后来那个村支书被查了。
他说,我那篇稿子被撤了,我被罚了三个月奖金。
他说,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稿子是给人看的,不是给自己看的。
我说,那您现在的稿子,您自己看吗。
他没有说话。
他把稿子推给我,说,你按我说的改结尾,加一段向上的。
我说,我加。
他说,你别糊弄我。
我说,我加真的。
第二稿交上去以后,老姜和我一起在会议室里坐了半个小时。
他说,许宁,我跟你说一件事。
他说,我们中心的考核,一年两次,一次评稿,一次评优。
他说,评稿看的是上稿率,市里上了几篇,省里上了几篇。
他说,评优看的是领导打分。
他说,你这一篇要是写成一个快没了的老人,市里可能上,省里可能不上。
他说,省里要的是典型。
我说,那我写不了典型。
他说,你写得了,你只是不想写。
我说,也对。
他说,你这个人有一个毛病。
我说,什么。
他说,你把真话当成了不起。
他说,真话不是了不起,真话是最低的要求。
他说,你把最低的要求当成最高的标准,你就写不出好东西。
我说,那什么是好东西。
他说,好东西是真话加手艺。
他说,你有真话,你的手艺还差一点。
我说,那怎么补。
他说,多写。
他说,写到你能把真话写得好看。
那天我从会议室出来,觉得他说得对。
我把稿子又改了第三遍,改了七天。
我没有加向上的段落。
我把所有的细节重新排了一遍,把重复的删掉,把最有力的留在一头一尾。
改完,稿子从三千二百字变成了三千八百字,但是读起来短了。
改第三稿的那七天,我每天晚上在办公室待到十点。
白天跑别的活,晚上改这一篇。
改到第三天的时候,我把稿子的开头重写了。
原来的开头是从例会写起,写我怎么接到任务。
我把它删了。
新的开头是这样的:他刻那个旦角的时候,右手食指的第一个关节会往上抬一下。
我写这个细节,是因为我想让读者第一句话就看见那只手。
老姜看了说,这个开头好。
他说,比原来那个开头有味道。
我说,原来那个开头是我。
他说,对,原来那个开头是记者,现在这个开头是人物。
他说,写人物的稿子,第一个字就要给人看见人。
我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
后来我写别的稿子,也用这个办法:第一句话先写一个具体的动作。
写护士,第一句写她的手在抖。
写养蜂人,第一句写他揭蜂箱盖子的时候用脚踩住箱角。
写拾荒的老人,第一句写他把一个塑料袋抖开,抖了两下。
这个办法很好用,但是也有一个坏处。
坏处是,我越来越难写那种八百字的会议稿。
因为会议稿里没有手。
12
第三个星期,我又去了一趟韩庄。
那天我带了一台摄像机,想录一段他刻影人的过程。
他说,录这个干什么。
我说,申报要用。
他说,那我也刻不好。
我说,您就平常那样刻。
他坐下,拿起一块牛皮,开始刻一个影人的头。
我在旁边架机器。
录了十几分钟,他停下来,说,我教你刻一刀。
我说,我学不会。
他说,你试试。
他递给我一把刻刀,把皮放在我面前。
他说,你看这条线,从这里下刀,往里走,不要用力,让它自己走。
我照着做。
刀在皮上滑了一下,然后卡住,我一用力,刀尖蹦了,皮上划出一道口子,我的左手食指也被划了一下。
血出来了。
他说,你别动。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布,给我包上。
他说,我教你一个办法。
他说,你刻的时候,左手不要按在刀的前面。
他说,你要按在后面,刀往前走,你的手往后退。
他说,你记住,刀是往前走的,人是往后退的。
我记住了这句话。
那天我坐在他旁边,看他刻了四十分钟。
他刻了一个旦角的脸,眼睛是一条细线,眉毛是三道弧。
他说,这个旦角叫白蛇。
他说,白蛇的脸要秀气,眉毛要往两边散。
他说,她笑的时候,眉毛会动。
我说,皮影不会笑。
他说,会。
他说,你看。
他把影人举起来,在灯前面轻轻一抖,那个旦角的头歪了一下。
在那个歪的角度上,她确实像在笑。
他教我刻刀那天,还教了我一件事。
他说,你看我刻的时候,我的手在这里,刀在这里。
他说,你要注意,我的手腕是不动的。
他说,动的是手指。
他说,手腕一动,线就歪。
我说,那怎么刻长线。
他说,刻长线要转皮,不要转手。
他说,你把皮转过来,刀不动,线就长了。
我照他说的试了一次,转了皮,那条线比刚才直。
他说,对了。
他说,这个就是手艺。
他说,手艺不是用力,是找那个巧。
他说,你找到了,一辈子都记得。
那天我在他家坐了四个小时,刻坏了三块皮。
第四块我刻成了一个圆圈,圈不太圆,但是连着。
他拿起来看,说,行。
他说,你这个圈,刻得比我第一年好。
我说,你别哄我。
他说,我不哄人。
他说,我第一年刻的圈,是方的。
我笑了很久。
我刻坏的那三块皮,他都留着。
他说,你别扔。
他说,你以后看看,就知道自己错在哪儿。
我说,这有什么用。
他说,有用。
他说,人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就一直错。
我回县城的时候,把那三块刻坏的皮带走了。
现在它们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跟那个小影人放在一起。
有一次同事翻我抽屉,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皮。
她说,什么皮。
我说,驴皮。
她说,你留着这个干什么。
我说,这是别人教我的东西。
她说,你这个人真奇怪。
我笑了笑,没有解释。
13
他的眼睛是在十二月做的手术。
白内障,右眼,拖了三年。
他说,他一开始不想做。
他说,做了怕瞎,瞎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他说,县医院的医生说,不做也会瞎。
他说,他这才去。
手术的那天我在县医院,是陪他去的。他的侄子开车,我坐在后排,他坐在中间。
他在车上没怎么说话,一直看着窗外。
到了医院,办完手续,他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
他说,小许。
我说,您说。
他说,你帮我记一句话。
我说,什么话。
他说,万一我出来看不见了,你告诉他们,我这辈子刻了三百多个影人。
他说,都在那个箱子里。
他说,让他们别扔。
我说,您会看见的。
他说,我说万一。
我说,好,我记着。
我拿出本子,把那句话写了下来。
他看着我写,说,你字写得好看。
我说,我小时候练过。
他说,你练过字,你就能刻。
我说,刻跟字不一样。
他说,一样。
他说,都是手往前走,心往后退。
手术做了四十分钟。
他出来的时候眼睛上蒙着一层纱布,被人扶着走出来。
他说,小许,我看见光了。
医生说,手术很顺利,但是视力恢复有限,他的眼底有病变,能看到轮廓,看不清细节。
他说,能看见轮廓就行。
他说,皮影不要细节。
手术以后,他的视力恢复得不算好。
右眼能看见光,能看见大轮廓,看不见细节。
他说,刻不了了。
他说,线我画不出来了。
他说,画不出线,刀就没处走。
他说,我还能演。
他说,演的时候看得见影子,看不清影人。
他说,看不清反而好。
我说,为什么好。
他说,看清了就觉得自己演得难看。
他说,看不清,我就记得它原来的样子。
那段时间他把刻的任务交给了侄子。
他侄子叫韩德才,四十岁,在村里养鸡。
他说,德才手笨,但是肯学。
他说,他学了一年,会刻一个孙悟空。
他说,他刻的孙悟空,脸上少了两笔。
我说,少了两笔不就错了。
他说,错是错,但是有味道。
他说,他把孙悟空的嘴角往上提了一点,看着像在笑。
他说,我刻了一辈子,没刻过笑的孙悟空。
他说,我没想到他能刻笑。
我说,那不是错。
他说,不是错,是新的。
他说,手艺这个东西,就是一代人改一点。
他说,改不动了,它就死了。
14
他的孙子是腊月回来的。
孙子叫韩小勇,二十四岁,在城里的外卖公司送单。
他回来那天穿了一件黄色的外卖服,头盔挂在手臂上,脸上还有风。
他进门喊了一声爷爷。
韩德福说,你回来了。
他说,我回来待两天。
他说,我把车票买了。
他坐在八仙桌旁边,看见桌上摊着皮影,说,爷爷你还在弄这个。
韩德福说,我刻一个。
他说,这个能卖钱吗。
韩德福说,不卖。
他说,那刻它干什么。
韩德福没有答。
他低头继续刻。
韩小勇转过头问我,你是记者。
我说,我是。
他说,你写我爷爷。
我说,我写他。
他说,你写完了能给我一份吗。
我说,能。
他说,我爷爷这辈子就弄这个。
他说,他不认字,他不会用手机,他连电视都不看。
他说,他就坐在那儿刻。
他说,我小时候他给我演过,演孙悟空。
他说,我记得那个孙悟空从布上翻下来,我吓得哭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笑了。
他说,我现在一年回来两三次。
他说,我在城里跑单,一天跑五十单,一个月挣六七千。
他说,我想在城里买个小房子,首付还差八万。
他说,我没有时间想我爷爷这些东西。
他说完,低头看了看桌上的皮影。
他伸手摸了一下那个还没上色的旦角。
他说,这个真薄。
韩德福在旁边说,别摸,手上的油会脏。
他的手缩回去了。
韩小勇在城里跑单的事,是我在院子里听他讲电话知道的。
他站在门口打电话,说,我这两天在老家,单子你帮我顶一下。
他说,明天下午我就回。
他说,行行行,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他回来坐下。
他说,记者,你说我爷爷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挣钱。
我说,可能有,但是不多。
他说,怎么不多。
我说,皮影现在能卖的地方,一是景区,二是演出,三是文创。
我说,景区要量,他没有量。演出要人,他一个人。文创要做设计,他不会。
他说,那就没办法了。
我说,有一个办法。
他说,什么。
我说,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件能教的事。
我说,教给学校的孩子,教给愿意学的人。
我说,教的不是戏,是手艺。
他说,教这个能挣钱吗。
我说,能挣一点,挣不多。
他说,那还是不行。
他说,我一个月要还房租,要吃饭,我妈在老家吃药。
他说,我不能为了感情留下来。
他说完这句话,看了他爷爷一眼。
他爷爷在里屋,听不见我们说话。
他说,记者,你别写我。
他说,我这个人没法写。
韩小勇走的那天,是下午三点。
他背着包,头盔挂在手臂上,站在院子里跟他爷爷说,我走了。
他爷爷说,路上慢点。
他说,我知道。
他爷爷说,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好。
他走了几步,回头说,爷爷,我给你转两百块钱。
他爷爷说,不用。
他说,你买煤。
他爷爷说,我有。
他站在院门口,说,那我走了。
他走出去以后,他爷爷站在院子里,看着院门口。
看了大概有两分钟。
他说,小许,我这个孙子,一年能回来三次。
他说,他妈在县城,他爸在外地,他一个人跑单。
他说,他挣的钱不多,租的房子在城中村。
他说,他每个月给我转两百,我从来没花。
我说,为什么不花。
他说,我花了,他心里更难受。
他说,我不花,他就觉得他还有个地方没花完。
那天下午他把钱的事说得很轻。
我想起我妈给我打钱的时候,我也从来没花。
15
停电那天是一月的一个晚上。
我在韩庄住了一夜,住在他家隔壁的空房,本来是来录影像资料的。
那天晚上八点多,村里突然停电了,整个村子黑下来。
我拿出手机当手电,走到他家院子里。
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
他说,停电了。
我说,得等一会儿。
他说,你等着,我给你演一场。
我说,没电怎么演。
他说,有灯。
他进屋里,拿出一个东西:一个蓄电池的应急灯,白色的,方方的,是他侄子给他买的。
他说,这个能亮四个小时。
我们把白布架在院子的两棵柿子树之间,他把灯放在布后面。
灯亮起来的时候,布上有一块圆形的光。
他坐在布后面,把箱子打开,拿出一个影人。
他说,这一场我演孙悟空。
他说,这一场不给别人演,就给你演。
那天晚上院子里很冷,我站在布前面,看见那个孙悟空跳出来。
他唱得很轻,声音不大,怕吵到邻居。
孙悟空在布上翻,翻到第三个跟头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他说,这一段我三十年前能翻七个。
他说,现在翻三个就晕。
我说,三个也很好看。
他说,你看。
他把影人举高,抖了一下,那个孙悟空在布上跳起来,落下去。
我看着那个影子,忽然想起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在县城,我爸修表,铺子里有一盏台灯,很亮。我坐在旁边看他修表,看那个小小的齿轮在他手里转。
那时候我也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的事。
那天晚上他演了二十分钟。
演完,他把灯关了。
院子里又黑了。
他说,小许。
我说,您说。
他说,你以后会不会忘了这个晚上。
我说,不会。
他说,你怎么知道不会。
我说,因为我记在本子上了。
他说,本子会丢。
我说,丢了我还记得。
他笑了。
黑暗里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是我能听见他笑。
停电那个晚上,我后来才知道他不是临时起意。
他说,那个应急灯他早就买好了,放在柜子里,一直没用。
他说,他想演一场只有一盏灯的戏。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戏班的灯是一盏汽灯,亮的范围不大。
他说,汽灯的光是圆的,中间亮,边上暗。
他说,影子在那种光里最好看,边上会有一圈毛。
他说,现在电灯太亮,太均匀,影子就硬。
他说,硬了不好看。
那天他用那盏应急灯,光就是圆的。
我站在布前面,看见那个影子边上确实有一圈毛边。
他说,你看那个边。
他说,这个边是活的。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光是不匀的。
他说,不匀,影子就活。
他说,什么东西都太匀了,就死了。
那天晚上我站在院子里,冻得手发僵,但是我没走。
他演完了以后,坐在凳子上,说,小许,我跟你说句实话。
他说,我这一辈子,最好的一场戏,是今天这一场。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只有一个人看。
他说,一个人看,我就不用管别人的脸色。
他说,我可以慢慢演。
16
那个月我回了一趟家,去看我爸。
我爸六十岁,退休在家,每天早上在小区里走一圈,下午在阳台上坐。
他的工具箱还在阳台上,一个铁皮的箱子,里面是各种镊子、螺丝刀、放大镜。
我说,爸,你还修表吗。
他说,不修了。
他说,眼睛不行了。
我说,你那套工具给我看看。
他把箱子搬下来,打开。
里面的工具都擦得很干净,一把一把摆着。
他说,这把镊子我用了三十年。
他说,这把螺丝刀是我师父给我的。
我说,你也有师父。
他说,有。
他说,我十七岁进钟表社,跟着一个老师傅学,学了四年。
他说,我师父姓王,叫王德明。
他说,他手特别巧,一块表拆开,二十几个零件摆在桌上,他能闭着眼睛装回去。
我说,他现在在哪儿。
他说,走了,八几年就走了。
我说,你还记得他什么。
他说,记得他一句话。
他说,他说,你修表的时候,不能急。
他说,表这个东西,你急一分,它差一秒。
我说,你这套手艺,有没有人接。
他说,没有。
他说,现在没人修表了,坏了就换。
他说,我这个箱子,等我死了,你扔了吧。
我说,我不扔。
他说,你留着干什么。
我说,我留着。
那天晚上我在阳台上坐了一会儿。
我想的是韩德福的那句话:刀往前走,人往后退。
我爸的师父说的那句话:你急一分,它差一秒。
两个手艺人,隔着一个县,说的是同一件事。
我爸听我说完韩德福的事,问了我一句。
他说,他多大。
我说,七十六。
他说,比我大十六。
他说,他眼睛怎么了。
我说,白内障,做了手术,看不清细节了。
他说,那就是不能干了。
他说,我们这行,眼睛一坏就完了。
他说,表比皮影小,看不清就修不了。
我说,他还演。
他说,演什么。
我说,演皮影,看不见影人,看得见影子。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那也是干。
他说,手艺这个东西,最怕的不是眼睛坏。
他说,最怕的是没人要。
他说,我修表修了三十年,后来没人修了,我眼睛好也没用。
他说,我关门那天,把工具擦了一遍。
他说,擦完了坐下来,坐了一个下午。
我说,你难受吗。
他说,难受。
他说,不是难受没活干。
他说,是难受我这双手,以后不知道干什么。
我说,那你可以教我。
他说,你学这个干什么。
我说,我不学,我就是说说。
他说,你别拿我开玩笑。
那天晚上我在阳台上,把那个工具箱打开看了一遍。
每一把工具都摆得很正,方向一样。
我把一把镊子拿出来,在手里握了一下。
那把镊子有一点重。
17
皮影箱的事,是他自己提的。
那天是一月下旬,我去他家补一张照片。
他坐在八仙桌旁边,说,小许,我想把我的箱子给学校。
我说,给学校。
他说,给韩庄小学。
他说,我不给县文化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文化馆放在玻璃柜子里。
他说,放在柜子里,它就死了。
他说,我要放在学校,让孩子们拿。
他说,拿在手里,它才活。
我说,校长同意吗。
他说,我去说。
那天下午他去了学校,我跟着。
王校长听完,说,韩师傅,这个我们不能白拿。
他说,我不要钱。
他说,我就一个条件。
他说,每月演一场,给孩子们演。
他说,我演不了几年了,我侄子会演一点,他接我的。
他说,你们要让他演,不能只在过年演。
他说,一个月一场,一年十二场。
王校长说,行。
他说,我们学校有一间空教室,我腾出来做皮影室。
他说,灯泡我出,布我出。
他说,我让学生学递影人。
韩德福说,好。
他从怀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我。
他说,你帮我写一份东西。
他说,写清楚,箱子给学校,条件是每月演一场,不许卖,不许拆。
他说,写完了我按手印。
那天我在他家的桌子上写了一份两页的交接说明,手写,写了三十分钟。
他在最后一页按了一个红手印。
按完,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他说,这辈子没按过手印。
他说,今天按一个。
交接那天,他把箱子打开,把每一个影人拿出来数了一遍。
他数了四十七个。
他说,四十七个,一个都不少。
他说,这个武松是我刻的第一个。
他说,这个白蛇是我刻得最好的。
他说,这个孙悟空是德才刻的,你看它像在笑。
他说,这个小的,是我师父留给我的。
他把小的那个拿出来,递给我。
他说,这个给你。
我说,这个不能给。
他说,怎么不能给。
我说,这是你师父给你的。
他说,我师父给我的时候说,你拿着练。
他说,我现在给你,你也拿着练。
他说,你不用练皮影。
他说,你拿着,记着有这个东西。
我把那个小影人捧在手里。
它很轻,比我想的轻。
他把它从我手里拿回去,用一块纸包好,包得很仔细,纸角对齐。
他说,你回去放在抽屉里。
他说,别放在包里。
他说,包里会压坏。
18
稿子是二月发的。
标题最后定成了《灯下的手》。
我在稿子里写了他刻皮影的手,写了一个人脚踩锣,写了写不出四代的传承谱系,写了那一场四十分钟的演出,写了停电那个晚上。
老姜看完,只改了一个地方:他把结尾那句他的手抖了半个小时删了,换成了另一句。
他换的是:他说,只要灯还亮着,影子就还在。
这句话是我在他家听他说的,原话不是这个,原话是他说,只要还有人演,影子就还在。
我没有争。
因为这一句改完,稿子确实好看了一点,而且不是假的。
稿子发在县里的公众号,也上了市里的平台。
第三天,阅读量到了一万四。
评论区我看了,有六十多条。
有人说,我小时候在村里看过皮影。
有人说,我爷爷也会这个,他走的时候我都没见过。
有人说,看得眼睛发酸。
有一条评论我看了很久。
写的是:我们村也有一个老头,会做糖人,去年走了,没人接。
那条评论下面有三十多个赞。
我把这条评论截图,发给了老姜。
他回了两个字:看见。
那天下午他在办公室里说了一句话。
他说,许宁,这篇稿子你写得好。
他说,我那天让你加向上的,是我不对。
我说,你也没全不对。
他说,我怎么没全不对。
我说,你说的提炼是对的。
我说,我只是不想提炼成假的。
他说,你这个人。
他说,你以后别改。
稿子发出去以后,县里给了我们中心一个表扬。
老姜在办公室里说,许宁,你这一篇上了省里的平台。
我说,什么时候。
他说,昨天晚上。
他说,省里平台转载了,标题改了一下。
我说,改成什么了。
他说,《一个人的皮影戏》。
我说,比我原来的好。
他说,是省里编辑改的。
他说,你别介意。
我说,我不介意,原标题我没意见。
那天下午我把省里平台的转载点开看了。
下面有评论,大部分是外地的读者。
有人说,我父亲是木偶艺人,也是一个人演。
有人说,这种东西应该保护,但是保护不是拍了几张照片就完了。
有人说,看到最后一句我哭了。
最后一句我写的是:他演完了,坐在台子后面,说,我演完了。
我写完这一句的时候,自己也没有底。
我担心这样太轻了,压不住前面三千八百字。
后来我想,重的不是句子,是那个人坐在那儿说的那句话。
19
县里的非遗名录是三月批下来的。
一共十二个项目,皮影在里面。
文化馆的人来拍了一次照,把箱子里的影人拿出来,摆在红布上。
韩德福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摆。
他说,你们轻一点。
他说,那个武松的棒子是活的。
那天拍完照,他把影人一个一个收回去,包好,放回箱子。
他说,还是我自己包。
他说,别人包不好。
名录下来以后,县里给他发了一个证书,还有一个牌子。
牌子是木头的,上面写着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他说,这个挂哪儿。
我说,挂门口。
他说,挂门口不好看。
他说,我挂在屋里。
他把牌子挂在八仙桌对面的墙上,挂在那个影人箱子的上方。
挂了以后,他退后两步看了一眼。
他说,还行。
三月下旬,村里办庙会,他在庙会上演了最后一场。
那天演了两个小时,分三段,中间歇了两次。
第二段结束的时候,他坐在台子后面,手抖得厉害。
他侄子给他端了一碗水。
他说,我歇一下。
他说,第三段我要演完。
第三段演的是白蛇传的断桥。
他演到白娘子和许仙见面的时候,唱得很慢。
台下有很多人,村里的、邻村的、还有从县城来的。
那天演完,他没有站起来。
他坐在台子后面,把灯关了,两只手放在桌上。
他说,小许。
我说,我在。
他说,我演完了。
庙会那天,台下的人比我想的多。
我原以为会有两三百人,实际来了大概五百。
庙会的台子搭在村口的空地上,旁边卖糖葫芦、卖棉花糖、卖烤肠。
他演的时候,旁边卖棉花糖的机器一直响。
有个孩子举着棉花糖站在第一排,棉花糖比他的脸大。
他演到第三段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从人群里挤到前面,站着看。
那个老头七八十岁,穿着黑棉袄。
他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这个调子是韩守业的。
韩德福在布后面听见了,停了一下。
他说,你是谁。
那个老头说,我是西村的老刘,我小时候听过你师父演。
韩德福说,你还记得。
老刘说,记得。
老刘说,你师父演的白蛇,唱到最后一句会加一个拐。
他说,你刚才也加了。
韩德福在布后面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加了,我师父教我的。
那天演完,他在台子后面坐了很久。
他说,小许,今天台下有一个记得我师父的人。
他说,我演了三十年,第一次碰到。
庙会那天,我跟着他一起去的。
台子是他侄子搭的,三轮车拉过去,木板、椅子、白布、箱子,拉了四趟。
他坐在三轮车的车斗里,抱着那个箱子。
路上风大,他把棉袄的领子立起来。
到了地方,他下车,先看了一眼台子。
他说,这个台子有点高。
他说,高了,孩子看不见。
他侄子说,学校那个台子也高。
他说,学校那个我站在凳子上演的。
他说,这里没有凳子。
他侄子去找了一个板凳,放在台子后面。
他把板凳摆正,坐下,试了一下高度。
他说,可以了。
开演前十分钟,他坐在布后面,两只手在膝盖上搓。
我说,您紧张吗。
他说,紧张。
我说,您演了三十年。
他说,三十年也紧张。
他说,我一坐在这儿,就想起第一次上台。
他说,第一次上台我十四岁,敲锣,敲错了一个点,我师父踢了我一脚。
他说,那一脚踢在我屁股上,我到现在还记得。
20
他是五月走的。
那天早上他侄子打电话给我,说,我叔昨天晚上睡了,今天早上没起来。
我开车到韩庄,院子里已经站了很多人。
八仙桌上摆着他的照片,照片旁边放着那个箱子。
箱子开着,里面是包好的影人。
他侄子说,他走之前说了两句话。
他说,第一句是,箱子给学校。
他说,第二句是,演出不能停。
那天下午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柿子树。
树上没有果子了,叶子很绿。
我在心里想,我认识他七个月。
七个月里,他教了我一句话:刀往前走,人往后退。
六月,韩庄小学的皮影室开门了。
墙上挂着一块白布,布后面挂着一盏灯,灯泡是新换的。
箱子摆在屋角,盖着一块蓝布。
那天下午,二十几个孩子坐在布前面。
韩小勇坐在布后面,他辞了城里的活,回来接手了。
他手生,影人在布上不太稳,走路的时候会晃。
孩子们还是看得很高兴。
演到一半,有个孩子站起来,说,打它。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块白布。
白布上有光,光里有影子,影子在动。
我口袋里揣着一个小影人,是韩德福给我的,巴掌大,刻的是个旦角,头上刻着花。
他说,这个给你。
他说,你放在抽屉里,以后拿出来看看。
我现在把它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
每天打开抽屉,都能看见它。
有时候我会把它举到灯前面,影子落在墙上。
那个影子很小,但是很亮。
他走以后,我在他家整理过一些东西。
他的八仙桌抽屉里有几个本子,本子里记着演出的日子。
字迹很少,一行一个字,或者两个字。
有一页写着:一九九八年,四月,西村,三天。
有一页写着:二〇〇五年,十月,县文化馆,一场。
有一页写着:二〇二〇年,正月,没演。
最后一页只写了三个字:武松,虎。
他侄子说,这大概是他的曲目单。
我把本子交给他侄子。
我说,这个留着。
他说,留着有什么用。
我说,留着,以后有人问起来,能看见他演过什么。
韩庄小学的皮影室挂牌那天,我去了一次。
牌子上写的是韩德福皮影传习室。
名字是校长提的,村里人都同意。
那天下午,孩子们在屋里坐了一圈,韩小勇在布后面。
他演的是武松打虎。
演到打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一下,老虎的头歪了。
孩子们笑了。
他也笑了,说,我爷爷在这儿演的时候,老虎不歪。
有个孩子说,爷爷你再来一次。
他说,好。
他重演了一遍。
这一次老虎没有歪。
我后来去韩庄小学的皮影室看过三次。
第一次是挂牌那天,第二次是秋天,第三次是第二年春天。
第二次去的时候,屋里只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四年级的男孩,一个是三年级的女孩。
男孩在布后面拿着孙悟空,女孩在门口坐着。
女孩说,今天不演,爷爷没来。
我说,哪个爷爷。
她说,韩爷爷,他病了。
她说,他让我们自己玩。
男孩把孙悟空举起来,抖了两下,影人在布上晃。
他说,你看,它会走。
他说完自己笑了。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第三次去的时候,屋里坐了十几个孩子,韩小勇在布后面,他侄子也在。
那天演的是白蛇传。
演到断桥的时候,韩小勇唱错了一句。
他侄子在后头小声提了一句词。
韩小勇跟上去了。
台下的孩子没有听出来。
我也没有听出来。
是后来他侄子跟我说的。
他说,我叔那一句是这么唱的,我记住了。
他说,现在换我提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