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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16 19:35:47

1

王秀珍是十一月的一个上午来的。

那天风很大,律所的门被推开的时候,一股冷气跟着进来,把桌上的纸吹起了一角。

我抬头,看见一个老太太站在门口。

她个子不高,穿着一件蓝布褂子,外面罩着一件旧棉马甲。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袋子是超市的那种,上面还印着别人的广告。

她说,请问,这里是法律援助的地方吗。

我说,这里是律所,法律援助中心在我们隔壁楼,您是来找律师的?

她说,人家让我来的。

她把塑料袋放在桌上,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边角磨得发白。

她说,我要告我的四个孩子。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买了什么菜。

我请她坐下,给她倒了一杯热水。

她把杯子捧在手里,没有喝,两只手一直焐着。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她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四张复印的身份证,纸张很薄,字有点糊。

四个名字:陈建国,陈建芳,陈建军,陈建民。

我把这四张纸在桌上铺开,问,这四个人是您的什么人。

她说,我的儿子和女儿。

她说,老大建国,老二建芳,老三建军,老四建民。

她说,我要他们每人每月给我钱,还要轮着来照顾我。

我问,您现在跟谁住。

她说,跟老四。

她说完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

她说,老四家待我不算差。

我抬起头看她。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桌上的水杯,手指在杯壁上转了一圈。

我做这一行五年了,这句话一听就知道分量。

一个人说自己儿女待自己不差的时候,通常已经想了很多遍。

她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给她倒了水,她一口没喝。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天从村里到县城坐了一个小时的车,早上六点就出门了,路上没吃东西。

她说,我怕来晚了你们下班。

她说,我不知道你们几点上班,我七点就到了那条街,在门口站了一个多小时。

我说,您怎么不进来。

她说,我看里面有人说话,我不好意思进去。

她说,我在门口站到有人走了,我才敢推门。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点难受。

一个八十二岁的人,站在一间律所的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因为怕打扰别人。

我做了五年律师,见过的当事人有哭的、有骂的、有跪下来求的、有拍桌子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像她这样,安安静静地在门口站着,怕打扰。

她把塑料袋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

户口本、身份证、四张复印的身份证、还有一个存折。

她说,存折里有两千一。

她说,这是我攒的。

她说,我要是不够请律师,我就用这个钱。

我说,王阿姨,您这个案子是法律援助,不用花钱。

她说,真的?

我说,真的。

她愣了一下,然后把存折收起来,放回那个塑料袋。

她说,那我就不拿出来的。

她说,钱留着。

她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没存过钱,这两年才存下这一点。

2

我在这个小城的律所干了五年。

律所一共三个人:主任老周,我,还有一个刚来的助理小陶。

老周五十多岁,做过二十年法官,后来辞职出来开所。他办案的风格像老中医,慢,准,不爱讲大道理。他常说一句话:老百姓打官司,不是为了要个说法,是为了要个结果。

小陶是今年刚毕业的,学的是法学,人很勤快,就是有点书生气。他第一次跟我去见当事人,回来跟我说,林姐,我觉得她好可怜。我说,可怜是你要记住的东西,不是你要说出来的东西。

我们所里接的案子大部分是民事:离婚、借贷、工伤、交通事故。这类案子钱不多,事情多,一个案子跑五六趟,收费也就几千块。

老周常说,我们这种所,挣不了大钱,图个踏实。

我三十四岁,未婚,在这个小城里算是别人嘴里的那种人。

我妈每次打电话都要问一句,你什么时候回来住几天。

我说,忙完这阵。

她说,你哪一阵不忙。

我确实忙。忙的时候一天跑三个地方:法院、看守所、当事人的家。

我有时候觉得,我这五年都在替别人处理关系。

替夫妻分财产,替兄弟算欠款,替工伤的人要赔偿。

我处理的都是人和人之间那条断了的线。

我自己的那条线,断没断,我不敢想。

我们所里三个人,各有各的分工。

老周负责谈案子、出思路、上法庭。他年纪大,说话慢,但是他一张口,法官就听。

我负责跑腿、写状子、做调解。所里最苦的活都是我的。

小陶负责查法条、整理卷宗、接电话。

老周有一次说我,说我是所里的腿。

他说,一个案子,脑子可以有两个人,腿只能有一个人。

他说,腿要快,要稳,要不嫌累。

我说,我三十六了。

他说,三十六怎么了。

他说,我这个年纪还在跑。

我说,你跑什么,你坐在办公室里喝茶。

他说,我喝茶的时候在想事。

他这句话说得不太严肃,但是我知道他是认真的。

老周做了二十年法官,判过上千件案子。他辞职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干到退休多好。

他说,我判了二十年,我判的都是别人家的事,我想自己办几件。

他办的第一件案子是一个农民工的工伤。

那个案子跑了两年,最后拿到了十二万赔偿。他收了三千块钱代理费。

他说,这三千块我拿着舒服。

我跟着他学,学的不是法条,是怎么跟人说话。

他有一句话我一直记着。

他说,当事人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别急着讲法律。

他说,你先让他把话说完。

他说,人说话,前面说的是事,后面说的是心。

老周有一次问我,你为什么做民事。

我说,因为我只会做民事。

他说,你说实话。

我说,因为民事的当事人是活人。

我说,我在学校实习的时候去过一次刑事庭,坐在旁听席上,看见一个人被判了八年。

他说,那你怎么想。

我说,我那天晚上睡不着。

我说,我想的是他妈妈坐在旁听席上哭。

他说,那你就是做民事的命。

他说,刑事是替国家办事,民事是替人办事。

他说,替人办事,累,但是你能看见人。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在整理卷宗。

我抬起头,说,我看见了。

他说,看见什么。

我说,我看见人老。

他说,你才三十多,你看见谁老。

我说,我看见当事人老。

我说,我办过一个离婚的,三年后再见她,她老了很多。

我说,我办过一个借贷的,五年后再见他,他头发全白了。

我说,我这五年,办的都是别人人生里最难看的那一段。

他说,那你还办。

我说,我办。

3

王秀珍八十二岁。

她说虚岁八十三,实岁八十二,身份证上写的是十月初八。

她的老伴三年前走的,走的时候七十九,是心梗,走得很急。

她说,那天晚上他还吃了两碗面。

她原来的房子在村东头,两间瓦房,一间猪圈,门口一棵枣树。

老伴走了以后,那房子漏雨,她一个人住不了,就搬到了老四家。

老四陈建民,四十五岁,在村里种着七亩地,闲的时候去镇上的工地打零工。

老四媳妇姓马,在村里的卫生室做临时工。

她住的屋子是老四家的偏房,一间,七八平方米,一张床,一个煤炉,一个旧柜子。

她每月的收入有两项:一是养老金,一个月一百二十块;二是把自家的两亩地租给了别人,一年八百块。

她的支出也有两项:一是药,她有高血压和关节炎,一个月药钱一百多;二是零花,她说她不怎么花。

她说,我一年花不了三千块。

我说,那您为什么要起诉。

她说,我要钱没用。

她说,我就是想让他们回来一趟。

我把笔放下,看着她。

她说,我三年没见过老三了。

她说,老大两年没回来。

她说,老二就在镇上卖菜,骑车过来二十分钟,她一年来三回。

她说,我知道他们都忙。

她说,我不是不讲理的人。

她说,我就是想在死之前,看他们四个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

她的老伴姓陈,叫陈德海,做过村里的会计。

她说,老头子算了一辈子账,一分钱都不差。

她说,他走的时候,家里还留着一本账本。

她说,账本上记着这些年给几个孩子花的钱。

她说,她翻过,看不懂。

她说,她只记得一句,老头子在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四个孩子,各有所成。

她说,他这个人,到死都觉得自己家好。

我说,您把这个账本找出来,我看一下。

她说,我带来了。

她从塑料袋的底下把那个本子抽出来。

本子是一个硬皮的小账本,封面上写着陈德海三个字,字是用钢笔写的,笔画很粗。

我翻开看。

第一页是一九七九年,记着:买盐三毛,买油五毛。

后面几页是给孩子花的钱:建国的学费、建芳的嫁妆、建军的车票、建民的彩礼。

最后一页,真的写着那一行字。

我看那一行字,看了很久。

一个在村里算了一辈子账的人,最后记下的不是钱。

4

第一次谈话,谈了两个小时。

前一个小时她说案子,后一个小时她说人。

她说老大建国的时候,语气最轻。她说建国小时候聪明,念书念到初中,家里没钱了,就去学开车。她说他开车开了三十年,一辆货车跑遍了半个中国。

她说老二建芳的时候,语气有点硬。她说建芳是老二,上面有个哥哥,下面两个弟弟,从小就干活。她说她十五岁就下地,二十岁嫁人,嫁的那个男人不好,喝了酒打人,她忍了十年才离。

她说老三建军的时候,语气最软。她说建军是她最疼的,因为他生下来只有四斤半,她抱着他在炕上焐了一个月。

她说老四建民的时候,语气最复杂。她说老四没本事,在村里种地,挣不着钱,但是他把她接回家住了三年。

她说,我知道我偏心了。

她说,当妈的都偏心,嘴上不承认,心里都有。

她说完这句话,抬头看我。

她说,律师,我这样告他们,是不是不讲情。

我说,法律上,这是您的权利。

她说,我问的不是法律。

我沉默了。

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答。

我做律师五年,见过太多人把家里的账拿到法庭上来算。

有的人算清了,有的人算完了更难受。

我说,王阿姨,我先跟您说清楚这个案子大概会怎么走。

我说,第一,我们要立案,法院会先组织调解。第二,调解不成,就开庭。第三,判下来以后,如果他们不给,还要申请执行。

她说,要多久。

我说,快的话两三个月,慢的话半年。

她说,半年。

她说,我怕我活不了半年。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平静,像在算一笔账。

我握着笔的手紧了一下。

我说,那我们就快一点。

她第二次来所里,是我约她来签委托书的。

那天她穿了一件新衣服,是深红色的,外面还是那件棉马甲。

她说,我这件衣服是老大媳妇给我买的。

她说,八年前买的,我一直没舍得穿。

她说,今天来签状子,我穿好一点。

我给她念委托书,念到一半,她打断我。

她说,律师,我问你个事。

我说,您说。

她说,我告了他们以后,他们会不会不认我这个妈。

我说,法律上不会。

她说,我问的不是法律。

我把委托书放下,看着她。

我说,王阿姨,我不能保证。

我说,我只能保证这个案子我会认真办。

她说,我这个人啊,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

她说,我跟邻居没吵过,跟老伴没吵过,跟孩子也没吵过。

她说,我这次是头一回。

她说,我怕我一告,就成仇人了。

我说,您现在这样,就不是仇人吗。

她愣住了。

我说,您三年见不到老三,一年见老二三回,这跟仇人有什么区别。

我说,区别只是没有人把话说明。

她低下头,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然后她说,你说得对。

她说,我就是不敢把话说明。

王秀珍第二次来所里的时候,带了一袋鸡蛋。

她说,这是我自己养的鸡下的。

她说,我给你拿十个。

我说,我不能收。

她说,你收。

她说,你不收我心里不安。

我说,那您放在这儿,我们几个人吃。

她说,那也行。

她说,我这个人,不欠人。

她说,你帮我办事,我得给你点什么。

我说,这是法律援助,是国家给的钱。

她说,国家给的钱是你领的,我给你的鸡蛋是我的。

她说,这是两回事。

我笑了,她也笑了。

那袋鸡蛋后来我们分了,老周拿了三个,小陶拿了三个,我拿了四个。

小陶第一次吃的时候说,这鸡蛋真香。

我说,村里的鸡。

他说,林姐,这案子收费多少。

我说,不收。

他说,那你图什么。

我说,我图这个鸡蛋。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5

回到所里,我把卷宗摊在会议桌上。

老周端着茶杯过来,看了一眼,说,赡养纠纷。

我说,是,四个子女。

他说,这种案子最难办。

我说,法条很清楚。

他说,法条清楚,人心不清楚。

他说,你翻翻民法典,赡养义务写得明明白白,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子女不履行义务的,父母有要求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他说,这些谁都懂。

他说,难的是判多少,怎么判,判完以后执行不了怎么办。

我说,我想先调解。

他说,对,这种案子不能上来就打。

他说,你去把四个人的情况摸清楚,钱多少不是关键,关键是谁愿意出面。

那天下午我把四个人的信息整理成一张表。

陈建国,五十五岁,住址在邻省一个县城,职业是货车司机,跑长途。他有一个儿子,在本地成了家。

陈建芳,五十二岁,住镇上,离婚,一个人带一个女儿,女儿今年二十岁,在城里打工。她自己每天早上四点到镇上的集市卖菜。

陈建军,四十八岁,在深圳,据他母亲说是在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具体厂名不知道,电话是有的。

陈建民,四十五岁,住本村,种地,妻子马秀兰在村卫生室做临时工,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

我又算了一笔账。

老太每月的支出:药费一百多,日常吃用三百左右,冬天取暖要买煤。她住在老四家,房钱不用出,但是水电、做饭都是老四家的。

老太每月的收入:养老金一百二十,地租平均每月六十七。

差额在两百到三百之间。

也就是说,从纯经济上算,这个案子要的钱不多。

四个人每人每月三百,一个月一千二,对这个案子来说是合适的数目。

但是我知道,这个案子不是钱的事。

我把表格打印出来,夹进卷宗。

小陶在旁边问,林姐,我们去几个人。

我说,我一个人先去,你留在所里接电话。

他说,我想跟着学。

我说,这案子你能学到的不多。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这不是法律问题。

那几天我在所里做了一件事:把四个子女的地址一个一个核实。

老大陈建国的地址是他自己报的,一个县城的出租屋。我托当地的同行查了一下,那个地址是真的,他在那儿住了五年。

老二陈建芳的地址是镇上的一个门面房后面,她自己租的。

老三陈建军的地址只有一个厂名,和一个深圳的区。我打了三次电话,才问到具体的厂区。

老四陈建民是本村,不用查。

我拿着地图,把四个地方标出来。

老大在邻省,离这儿六百公里。

老二在镇上,二十公里。

老三在深圳,一千八百公里。

老四在本村,五公里。

一张纸上,四个点,隔得很远。

我看着那张地图,忽然想起老太说的那句话。

她说,他们都忙。

她说,我知道他们都忙。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怨。

那种语气是一种认命。

一个人认了命,比吵架难受。

我把地图折起来,放进卷宗。

小陶在旁边问,林姐,这个案子能成吗。

我说,不知道。

我说,试试。

6

去老四家是第三天。

村子在县城往西二十公里,叫陈庄。村口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村名,石头旁边是一个小卖部。

老四家的院子不大,三间正房,一间偏房,院墙是红砖,墙头长着草。

我进去的时候,老四正在院子里劈柴。

他四十五岁,个子不高,脸晒得很黑,手上全是裂口。

他说,你就是律师。

我说,我是。

他说,我妈在里头。

偏房的门开着,我走进去,屋子里有煤味。

王秀珍坐在床边,正在纳鞋底。

她看见我,说,你来了。

我说,我来看看您住的地方。

屋子很小,一张单人床,铺着一床旧棉被,被子叠得很整齐。床边是一个煤炉,炉子上坐着一个铝壶。靠墙一个柜子,柜子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男人穿着中山装。

她说,那是我老伴。

我说,您这屋子冬天冷不冷。

她说,不冷,炉子一直烧着。

她说,老四给我买煤。

我说,一个月要烧多少煤。

她说,一袋半。

她说,一袋五十斤,二十块钱。

我在心里算,一个月三十块钱的煤。

她把鞋底放下,说,律师,我跟你说实话。

她说,我不想告。

我说,那您为什么来所里。

她说,是老四媳妇让我去的。

她说,她说你去告,法院会让他们给钱。

她说,她还说,你在我们家住了三年,他们一分钱不出,凭什么。

她说,我听了觉得有道理。

她说,我一个月吃药要一百多,我这点养老金不够。

她说,我不好意思跟老四开口。

她说,他也没钱。

我坐在她旁边的小凳子上,把本子摊开。

我说,王阿姨,如果调解,您想要什么结果。

她说,我想要他们四个人坐在一起。

她说,钱给不给无所谓。

她说,我就想让他们坐在一起,跟我说说话。

她说,我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白天能听见院子里的鸡叫,晚上能听见风。

她说,我一天说的话不超过十句。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那个相框。

照片上的男人看着前方,眼睛很亮。

我在老四家待了一个下午。

那个下午我看到了很多东西。

我看到王秀珍的床底下有一个纸箱,里面装着她的衣服。她只有五件上衣,三条裤子,两件棉袄。

我看到她的柜子上摆着一个搪瓷缸,缸子上印着劳动模范四个字,红色的,已经掉了一半。

我看到她的煤炉旁边放着一双棉鞋,鞋底磨得很薄。

我看到她的床头有一个小板凳,板凳上放着她的药盒:三种药,一天吃三次。

我问她,您一天怎么过。

她说,早上六点起,烧炉子,吃药,做饭。

她说,上午纳鞋底,下午看电视,晚上七点睡觉。

我说,看电视看什么。

她说,看戏。

她说,我喜欢看戏,越剧、豫剧都看。

她说,看着看着就困了。

我说,您一个人不闷吗。

她说,闷。

她说,闷得慌。

她说,我有时候跟鸡说话。

她说,我养了四只鸡,我给它们起了名字。

她说,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我愣住了。

她说,我叫它们的时候,就像叫我的孩子。

她说,它们会过来。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笑了。

我那天走出那个偏房的时候,外面的风很大。

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眼睛有点热。

我在王秀珍的偏房里,还看见了一样东西。

是一张纸,贴在柜门内侧。

纸上写着四个电话号码,用圆珠笔写的,字很大。

每个号码后面写着一个名字:建国、建芳、建军、建民。

纸的边角已经卷起来,有些地方被手摸得发亮。

我说,您这个贴在柜门里干什么。

她说,我天天开柜子。

她说,我一开柜子就看见。

她说,我有时候想打,拿起电话又放下。

我说,为什么放下。

她说,我怕他们忙。

她说,我怕他们说妈你有什么事。

她说,我说没事,他们就挂了。

她说,挂了以后我更难受。

她说,所以我就不打。

我把那张纸看了很久。

四个号码,写得那么大,是怕看不清。

一个八十二岁的人,把四个孩子的电话号码贴在柜门里,天天看见,天天不打。

这大概就是她说的那句,我一天说的话不超过十句。

7

老四媳妇是在院子里跟我说话的。

她叫马秀兰,四十出头,穿着卫生室的白大褂,刚从外面回来。

她说,律师,我不是不孝顺。

她说,我一个月挣一千八,我男人打零工一个月一千多,我们家两个孩子念书,光学费一年就要五千。

她说,我婆婆住我们家三年,我们没要过一分钱。

她说,我不是要钱,我是要个说法。

她说,她那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能挣,一个比一个不管。

我说,他们有没有给过钱。

她说,老大一年给两百,过年的时候给,还是我打电话要的。

她说,老二一年来三回,每次来带点菜。

她说,老三三年没回来,寄过两次钱,一次五百。

她说,我算过,三年一共不到两千。

她说,三年,一天两块钱。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发抖。

我说,马姐,我理解你的委屈。

她说,我不是委屈,我是憋。

她说,我天天给她做饭,给她洗衣服,给她买药,她那三个孩子连个电话都不打。

她说,我做这些,谁看见。

我没有说话。

这种时候,说什么都轻。

我说,马姐,这个案子我会办到底。

她说,你能办到什么程度。

我说,能让他们坐下来。

她说,坐下来有什么用。

她说,坐下来他们还是不给钱。

我说,那也比现在强。

第二个星期我又去了一趟集市。

那天是阴天,风从街口灌进来,吹得摊子上的塑料布哗哗响。

陈建芳正在给一个老头称土豆,称完了说,三斤二,五块。

老头说,你少称一点。

她说,我一分不少。

老头走了以后,她看见我,说,你又来了。

我说,我来跟你说调解的事。

她说,你说。

我说,法院定了十二月十八号,你能来吗。

她说,能来的我都能来。

她说,我这个人不躲事。

她说,我躲的是人。

我说,你嫂子。

她说,对。

她说,我嫂子这个人,不坏,就是嘴碎。

她说,她天天在我妈耳朵边上说,你那三个孩子不管你,就我们家管。

她说,我妈听了以后,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

我说,你妈也跟我说了,她说老四家待她不算差。

她说,算不差。

她说,我妈那个屋子没暖气,冬天靠一个煤炉,我嫂子不愿意让她用正房的暖气,说那个费电。

她说,我妈也不争,她说有个炉子就行了。

她说,我听了心里难受。

她说,我就这么一个妈,她八十二了。

她说到这儿,声音低了下去。

她说,律师,我不是不孝顺。

她说,我一个月挣两千块,我女儿在城里打工,一个月挣三千,租房子吃饭,也不剩什么。

她说,我给她两百,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她说,但是我不能给他们看笑话。

我说,什么笑话。

她说,他们要是知道我给了两百,就会说我这个当女儿的给得少。

她说,我在这个家里,从小就是给得最少的那个。

她说,我十五岁下地,十八岁进砖厂,我供我弟弟念书,我嫁人,我离婚,我一个人带孩子。

她说,我做了这么多,我在他们眼里还是那个老二。

我看着她,看了很久。

她的手很粗,指关节上有裂口。

我说,陈姐,这次调解,你来了以后,什么都别忍。

她说,什么意思。

我说,你有什么话,你就说。

我说,法官在,你母亲在,你不要憋。

她说,我憋了三十年。

她说,我怕我一说就收不住。

我说,收不住就收不住。

她说,我妈受不了。

我说,你妈受得了。

我说,你妈八十二岁了还去法院告你们,她不是受不了的人。

她抬起头看我。

她说,她真的告了。

我说,真的。

她低下头,笑了一下。

她说,我妈这个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

她说,她这回是拼了。

8

老二建芳是在集市上找到的。

镇上的集市早上四点到中午十二点,她在最里面一排,一个摊子,卖白菜、萝卜、土豆、葱。

我去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她正在给一个大妈称菜。

她五十出头,头发用一根皮筋扎着,脸冻得红,手上戴着一副毛线手套,手套的指尖破了。

我说,陈建芳。

她抬起头,说,你是谁。

我说,我是律师,你母亲委托我办一个案子。

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称菜。

她说,她真告了。

我说,她起诉了。

她说,我以为她就是说说。

她把菜递给客人,收了钱,然后转过身来。

她说,律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她说,我十五岁下地,十八岁进砖厂,二十岁嫁人,嫁的那个人喝酒打人,我忍了十年,三十岁离的婚。

她说,我离婚的时候,孩子五岁,我一个人带。

她说,我这二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她说,我供我弟弟念书。

我说,哪个弟弟。

她说,老三。

她说,他念初中、高中的钱,有一半是我出的。

她说,我那时候在砖厂,一个月挣八十块,我给他三十。

她说,他后来去了深圳,一年比一年挣得多。

她说,他给我妈寄过五百块。

她说,五百块,我供他念了五年书。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盯着摊子上的白菜。

我说,陈姐,你母亲现在一个月缺口两三百。

她说,我给。

她说,我一个月给她两百。

她说,但是我不能去。

我说,为什么不能去。

她说,我去了要吵架。

她说,我一见我嫂子那个脸,我就想吵。

她说,我吵完了我妈难受。

她说,所以我不去。

我说,那你母亲说,你一年只来三回。

她说,三回是我能忍的极限。

她说完低下头,把手套摘了,两只手在围裙上擦。

她说,律师,我妈是不是恨我。

我说,她说她不是不讲理的人。

她忽然笑了一下。

她说,她这个人就这样。

她说,她一辈子都在说她不是不讲理的人。

老大那天在电话里还说了别的。

他说,律师,我跟你说个事,你别觉得我不孝。

他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对我们几个孩子,是真好。

他说,我十六岁那年,家里没钱,她把她的嫁妆卖了,给我交学费。

他说,那对银镯子,是她娘留给她的。

他说,她卖了四十块钱。

他说,我念了半年书,念不下去了,我跑了。

他说,我那时候不懂事。

他说,我后来开车,一年能挣七八万,我给我妈钱,她不要。

他说,她说你自己留着。

他说,她这个人,一辈子不肯欠人。

他说,我给她两百,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去。

他说,我知道少。

他说,我就是想让她知道我还记着她。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一点哑。

我说,陈建国,你母亲跟我说,她这两年只见过你一次。

他说,我知道。

他说,我每次想回去,我就在心里算,我回去一趟要花多少钱。

他说,算完了我就不回了。

他说,我这个人,越算越小气。

9

老大建国的电话打了三次才通。

第一次是占线,第二次没人接,第三次接起来的时候,那头很吵,有机器的声音。

他说,喂。

我说,请问是陈建国吗。

他说,我是,你哪位。

我说,我是律师,你母亲王秀珍委托我办理一个赡养纠纷的案子。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他说,她真告了。

我说,法院会先调解,需要你到场。

他说,我到不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在跑车,车在高速上,一趟活跑七天。

他说,我这趟从河北拉钢材到江西,中间不能停。

我说,法院可以协调时间。

他说,律师,你不懂我们这一行。

他说,我这车是贷款买的,一个月还一万二,我停一天就是亏一天。

他说,我一个月挣的钱,一半还贷款,一半给家里。

我说,你母亲说你一年给两百块。

他说,我给我妈一年两百,是少了。

他说,但是我每年过年回去,都要给她买东西,米、面、油、肉,一样不少。

他说,那些东西值多少钱。

我说,你母亲算的是现金。

他说,行。

他说,她要多少我给多少。

他说,我一个月给三百,我给得起。

他说,但是我不能回去。

我说,为什么不能回去。

他沉默了很久。

他说,回去了要吵架。

他说,我妈当年把我媳妇气走了。

我说,你媳妇。

他说,我前头的媳妇。

他说,二十多年前,我媳妇生我儿子的时候,我妈嫌她生的是儿子不是女儿,说了一句难听话。

他说,我媳妇记了十几年。

他说,后来她走了。

他说,我儿子是她带大的,跟我妈不亲。

他说,我每次回去,我妈就问一句,她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我答不上来。

他说,所以我就不回去了。

他说完这些,电话那头有鸣笛的声音。

他说,律师,我不孝,我承认。

他说,但是我这个人,我也难。

老三的媳妇在电话里跟我说过一句话。

她说,律师,我跟你实话实说。

她说,我婆婆这个人,对她三个儿子好,对我们这些媳妇不好。

她说,我嫁过来二十年,她没叫过我一声名字,她叫我建军媳妇。

她说,我生孩子的时候,她也没来。

她说,这些我不计较。

她说,但是我男人每次说要回去,我就想起那些事。

她说,我不拦他,我也不催他。

她说,他自己就拖了。

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想。

她说,我妈也在老家,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她说,我跟他说了,你要回去就回去。

她说,他说他不敢。

她说,我说你有什么不敢的,那是你妈。

她说,他说他怕他妈问一句,你这几年跑哪儿去了。

她说,我听了也难受。

10

老三建军的电话是他妻子接的。

她说,他在上班,手机不能带进车间。

我说,那我晚上再打。

她说,你晚上八点打,他下班。

晚上八点,电话通了。

他的声音很轻,说得慢。

他说,律师,我妈的事我知道。

他说,我姐给我打过电话。

我说,你能回来一趟吗。

他说,我请不了假。

我说,请几天。

他说,我们厂一个月休四天,请假要扣全勤,还要扣工资。

他说,我一年到手七万块,我不敢停。

我说,你母亲三年没见过你。

他沉默了。

他说,我知道。

他说,我每年想回去,一想就拖。

他说,我最后一次回去是三年前,我爸走的时候。

他说,我爸走那天我在医院,我妈坐在走廊上,一句话不说。

他说,我那时候想,我以后要多回来。

他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说,你母亲说你寄过两次钱。

他说,我寄过三次,一次五百,一次八百,一次一千。

他说,她可能忘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再打电话。

他说,打了不知道说什么。

他说,我妈一接电话就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我答不上来。

他说,后来我就不打了。

我说,陈建军,我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你问。

我说,你母亲说你最疼你。

他说,她这么说的?

我说,她说她抱着你在炕上焐了一个月。

电话那头静了很久。

我听见他在吸气。

他说,律师,我下个月十五号发工资。

他说,我看看能不能请两天假。

那段时间我们所里还有别的案子。

有一个借贷的,一个离婚的,一个交通事故的。

我一边办王秀珍的案子,一边跑这三个。

最忙的一天,我上午去法院立案,中午去见借贷案的当事人,下午去交警队调事故认定书,晚上回所里写状子。

那天晚上十一点,我在办公室吃了两个包子,喝了一杯凉水。

老周从外面回来,看见我,说,你还没走。

我说,写状子。

他说,你悠着点。

我说,这个案子快结了。

他说,我说的是你这个人。

他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他说,我干法官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一个老太太告四个儿子。

他说,判下来以后,四个儿子都不来。

他说,那个老太太第二年冬天死在家里,三天才被发现。

我抬起头。

他说,我不是吓你。

他说,我跟你说这个,是让你在调解的时候多留一手。

他说,能让他们签字,就要让他们签字。

他说,签了字,他们心里有个东西压着。

他说,人这个东西,怕纸。

11

案子在十二月初立案。

立案之前,我去了一趟法律援助中心,给老太办了援助手续。她的收入符合标准,援助中心出了一个函,诉讼费免了。

承办的法官姓李,四十多岁,家事庭的,办这类案子十几年了。

他看了卷宗,说,四个子女,一个都不在本地。

我说,两个在外地,一个在镇上,一个在村里。

他说,这种案子,最好一次调解成。

他说,判了以后执行难。

他说,赡养费的执行,你得一次次跑,一次次申请,老人等不起。

我说,我明白。

他说,你先做工作,把能来的都叫来。

我说,好。

从法院出来,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小陶在旁边说,林姐,我查了一下,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

他说,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他说,还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他说,精神上慰藉。

我说,对。

他说,这条很少用。

我说,这条最难用。

他说,那我们要不要主张。

我说,主张。

我说,你把这一条写在调解意见里。

他说,能支持吗。

我说,不一定支持,但是写上去有用。

我说,有些话写进纸里,人才会看见。

立案那天下雨。

法院的立案大厅里人很多,排队排到门口。

我拿着卷宗在这里等着,前面有三个人。

王秀珍没有来,签授权委托书的时候来过了,立案我跑的。

轮到我的时候,窗口的女同志翻了翻材料,说,赡养纠纷。

她说,四个被告。

我说,是。

她说,老人多大。

我说,八十二。

她说,有法律援助的函吗。

我说,有。

她说,诉讼费免了。

她盖了章,把材料退给我,说,法官那边等通知。

我说,谢谢。

我拿着卷宗出了门,站在雨里看了半天。

立案这一步走完了,剩下的就是等。

一个案子从立案到开庭,快的一个月,慢的三个月。

这一个月里,王秀珍会打两三个电话给我。

她问,律师,到哪一步了。

我说,在排期。

她说,哦。

她说,我不催你。

她说,我就是问问。

案子排期的那段时间,我每周给王秀珍打一个电话。

她每次接起来都是同一句:律师,到哪一步了。

我说,在等。

她说,我知道,我不催。

她说,我就是在家里坐着,想问问。

我说,王阿姨,您那四只鸡还好吗。

她说,好。

她说,老大昨天下了一个蛋。

我说,老大是公鸡还是母鸡。

她说,母鸡。

她说,我给它起名字叫老大,因为它最凶。

她说,它抢食。

我笑了。

她说,你别笑,鸡也认人。

她说,我一进院子,它们就围过来。

她说,它们知道我有食。

我说,那您跟它们说话吗。

她说,说。

她说,我说,你们吃吧,你们吃吧。

她说,我说完了就站在那儿看它们吃。

她说,看它们吃我心里踏实。

12

那段时间我自己的事也不顺。

我妈在老家,一个人住。

我爸五年前走的,走的时候是夏天,脑溢血。那天我在外地出差,等我赶回去,人已经进了殡仪馆。

我妈说,你不用难过,他走得快,没受罪。

她说,你快回去上班吧。

我第二天就回去了。

那以后我每年回去两三次,每次待两天。

我妈从来不催我,她只是每次打电话都说一句,家里都好,你别惦记。

上个月她打电话说,她把院子里的枣树砍了。

我说,为什么砍。

她说,树太老了,不结果,还挡光。

我说,那棵树三十多年了。

她说,三十多年也该砍。

我听着这句话,忽然想起王秀珍。

王秀珍的老房子门口也有一棵枣树。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把卷宗整理好,已经十点多。

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我妈接了,说,这么晚还没睡。

我说,加班。

她说,你天天加班。

我说,妈。

她说,你说。

我想说点什么,但是话卡在喉咙里。

我说,家里冷不冷。

她说,冷,我烧了炉子。

我说,你一个人注意点,炉子别忘关。

她说,我知道。

她说,你不用担心我。

她说,我这把年纪,自己能照顾自己。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桌上那份卷宗。

卷宗的封面上写着:王秀珍诉陈建国、陈建芳、陈建军、陈建民赡养纠纷一案。

我忽然明白,我办的不是别人的案子。

我办的是我自己家的事。

我妈那个人,跟我打电话有一个习惯。

她从来不先说话,她是先等我说话。

她说,喂。

然后就没有了。

我说,妈,是我。

她说,我知道是你。

她说,你说。

我说,你吃饭了吗。

她说,吃了。

我说,吃的什么。

她说,面条。

然后就没有了。

我们两个人能这样静着十几秒。

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母女之间的话,都在这十几秒里。

我办王秀珍的案子那阵,每次给她打电话,都会多问一句。

我说,妈,你最近跟谁说话。

她说,跟谁说话,我跟谁说话。

她说,我一个人在家,我跟谁说。

我说,你跟邻居。

她说,邻居都忙。

她说,我一天说不了几句话。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起了王秀珍。

两个老太太,一个在村里,一个在城里,说的是同一句话。

我那天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里,很久没有动。

13

调解安排在十二月十八号,上午九点。

那天下了一场小雪,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有一层薄薄的白。

我到得早,八点四十,在门口等王秀珍。

老四开着一辆三轮车来的,车斗里放着一把旧椅子,椅子上铺了一条毯子。

王秀珍坐在椅子上,穿着那件蓝布褂子,外面又罩了一件棉袄,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毛线帽。

老四把车停在门口,说,妈,到了。

她抬头看了一眼法院的门牌,说,这个门真高。

我说,王阿姨,我扶您。

她的手臂很细,隔着一层棉袄都能摸到骨头。

我们走进法院的大门,过安检,上楼,到三楼的家事调解室。

调解室是一间不大的屋子,一张长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字。

我把她扶到桌子一头坐下。

九点整,老大陈建国进来了。

他比我以为的矮,穿着一件深蓝的棉夹克,脸黑,眼睛红,头发很短,手里拎着一个布包。

他进来的时候看了王秀珍一眼,然后低头,走到桌子的另一头坐下。

九点零五分,老二陈建芳进来了。

她换了一件干净的外套,头发重新扎过,手里提着一个袋子,袋子里是她自己卖的菜。

她走到王秀珍旁边,说,妈。

王秀珍说,你来了。

九点十分,老四陈建民进来了,坐在老二旁边。

九点二十分,法官进来,看了看表,说,还差一个人。

我说,老三在深圳,昨天说在争取。

法官说,那我们等十分钟。

那十分钟里,没有人说话。

王秀珍一直看着门口。

老大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老二把袋子里的菜拿出来,一棵一棵摆好,摆得整整齐齐。

九点半,法官说,我们开始吧。

王秀珍忽然说,再等一会儿。

法官看了她一眼,说,老人家,我们等过了。

她说,他可能路上堵。

法官说,他在深圳。

她低下头,说,我知道。

那天早上,我在法院门口等王秀珍的时候,心里有一点紧张。

不是怕输,是怕她受不住。

我们做过很多调解,最怕的就是当事人当场崩溃,一旦哭起来,后面什么话都谈不下去。

八点五十的时候,老四的三轮车从街口拐过来。

车上坐着她,她穿着棉袄,怀里抱着一个包。

我走过去,她第一句话是,律师,我的状子带了吗。

我说,带了。

她说,我昨天晚上没睡着。

她说,我怕我说错话。

我说,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她说,我想说的都是土话。

我说,土话最好。

她笑了,笑了一下又收住。

我们上楼的时候,她扶着楼梯的扶手,一步一步往上走。

她的手很瘦,手背上有一层薄薄的白。

走到三楼,她喘了一会儿。

她说,这个楼梯比我家那个坡陡。

我说,您慢点。

她说,我不慢,我怕他们等急了。

我说,谁等急了。

她说,我的孩子。

她说完这句话,自己愣了一下。

她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怕别人等。

进了调解室,她第一眼看见的是空着的椅子。

她数了一遍,一、二、三、四,然后问,这是四把椅子。

我说,是。

她说,好。

她把包放在腿上,坐得很直。

那一路上,她一直在整理衣服,把袖口拉平,把衣角拉直。

一个人八十二岁了,去见自己的儿女,还要整理衣服。

调解那天,王秀珍进门前问了我一句话。

她说,律师,我要是说重了,他们会不会记恨我。

我说,您想说什么。

她说,我想说他们不孝。

她说完自己笑了。

她说,我这个当妈的,一辈子没说过这句话。

她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婆婆骂我,我都不还嘴。

她说,我忍了一辈子。

我说,那今天您可以说。

她说,我说了以后呢。

我说,说了以后,他们就知道您忍了一辈子。

她低着头,想了一会儿。

她说,那我说。

她说完这句话,站直了身体,把棉袄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14

调解开始,法官先让双方陈述。

我作为代理人,先把诉求念了一遍。

每人每月给付赡养费三百元,每人每季度至少探望一次,四个子女轮流接老人回家照料,每家三个月。

念完,法官问,四个被告有没有意见。

老大说,钱我认,探望我也认,轮流照料不行。

他说,我常年在外跑车,家里没人。

老二说,钱我给,我一个月给两百,多给不了。

她说,轮流照料我不行,我租的房子一间,我自己都住不下。

老四说,我一直在照料。

他说,已经三年了。

他说完这句话,屋子里静了一下。

老二忽然说,你照料什么,你老婆天天给我妈脸色看。

老四说,你哪只眼睛看见了。

老二说,我一年去三回,三回都看见。

老四说,那你来照料。

老二说,我要是住得下我就来。

两个人说着说着声音就大了。

法官敲了一下桌子,说,这里是法庭。

屋子里安静下来。

王秀珍一直没说话,她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桌上,手背上的皮很薄,青筋很明显。

法官说,老人家,您有什么要说的,可以现在说。

她抬起头。

她说,我不想要钱。

她说,我一个月吃药一百多,我的养老金够。

她说,我住老四家,有饭吃,有煤烧。

她说,我起诉这个事,是我自己想不通。

她说,我八十二了,我不知道我还有几年。

她说,我这三年,一个人在那个屋子里。

她说,我白天听鸡叫,晚上听风。

她说,我不是要你们养我,我是想你们回来看看我。

她说,我一年见不到你们一面。

她说,我上次见老大是两年前,他站在院子里跟我说了十分钟话,走的时候我送到村口。

她说,我上次见老三是三年前,他爸走的时候。

她说,老二在镇上,骑车二十分钟,我一年见她三回。

她说,我知道你们忙,我不敢催。

她说,我怕催了你们烦,以后连电话都不打。

她说到这里,声音变了。

她说,我这辈子要强,我没求过人。

她说,我这次求一次。

她说,你们回来一趟,坐一坐,我心里就踏实了。

屋子里没有人说话。

我听见老二在抽鼻子。

老大低着头,手在膝盖上握了又松。

调解室里的那一个小时,我见了很多东西。

我看见老大在听到妈说老三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

我看见老二在听到轮流照料的时候,把手里的袋子攥紧了。

我看见老四在被指责的时候,脸涨红,但是没有说话。

我看见了三个成年人在一张桌子上,回到了三十年前。

老二说,他小时候把你的钱都拿去买烟。

老大说,你小时候还偷我自行车。

老二说,我十五岁下地,你在外头喝酒。

老大说,我在外头跑车挣钱,你在家吃闲饭。

这些话,一句一句,跟法院没有关系。

但是法官没有打断他们。

我在旁边坐着,手心有一点出汗。

王秀珍一直坐着,没有说话。

等到两个人吵到第三轮的时候,她忽然抬手,在桌上拍了一下。

不重,但是所有人都停了。

她说,你们吵什么。

她说,你们吵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事。

她说,我今天来,不是来算旧账的。

她说,我是来问一句,你们以后还来不来。

屋子里安静了。

老大的嘴唇动了一下,没说出话。

老二低下头,眼泪落在菜叶上。

我忽然明白,一个八十二岁的人,为什么能当这个案子的原告。

她不是不懂人情。

她比谁都懂。

她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不想再懂了。

15

法官把调解方案说了三遍。

第一遍说给老太听,第二遍说给四个子女听,第三遍说给所有人听。

方案是这样的:

一、四个子女每人每月给付赡养费三百元,每月十日前打到老人账户。

二、每个子女每季度至少探望老人一次,探望时间由子女之间自行协商,但必须提前告知老人。

三、老人继续随老四居住,老四家承担日常照料,其余三人每月各补偿老四一百元照料费。

四、老人住院治疗的费用,由四人平均分担。

法官说完,问,同不同意。

老大说,同意。

老二说,我同意,但是三百我吃力。

她说,我一个月卖菜挣两千,房租六百,我女儿上学。

法官说,那就三百,你少买点别的。

老二低下头,说,行。

老四说,我同意。

他说,照料费我不要。

法官说,要,这是你的劳动。

他说,那给我妈存着。

王秀珍忽然说,我不要你们的钱。

法官说,老人家,钱是给您的,您拿着。

她说,我拿了这钱,心里不舒服。

法官说,这钱本来就是您的权利。

他说,法律上,这不是施舍,是义务。

他说,您不拿,他们心里更不踏实。

她看着法官,看了很久。

她说,那我拿。

她说,我拿了以后,你们是不是就会来。

法官没有立刻答。

他说,老人家,我不能保证。

他说,但是我保证这份协议有法律效力,他们不履行,我们可以强制执行。

他说,探望这一条,我们会写进去。

他说,写进去,就是他们的义务。

方案定下来以后,法官让每个人说一遍自己的承诺。

老大说,我每月十号打三百,一季度回来一次,我尽量两次。

老二说,我每月给三百,我一个月来两回,我坐半小时。

老三的电话当场打过去,法官让他听见了全过程。

他在电话里说,我每月三百,我一年回来两次,我争取四次。

法官说,要落实。

他说,我落实。

老四说,我继续照料,照料费我给我妈存着。

法官说,好。

轮到王秀珍说。

她说,我说什么。

法官说,您说您的意见。

她说,我没什么意见。

她说,我就说一句。

她说,你们给的钱,我收着,我不乱花。

她说,你们来看我,我在家等着。

她说,你们要是不来,我不催。

她说,我就在那儿等着。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

屋子里的人没有一个说话。

我心里想,这句话比任何判决都重。

协议里有一条,是我加的。

我加了这一条:四个子女每年春节前,必须协商确定老人次年随谁居住的轮换安排,并在每年腊月二十前书面告知老人。

法官看了一眼,说,这一条好。

他说,很多案子就是缺这一条,判完了没人执行。

我说,我加这一条,是因为老太太最怕的不是钱,是没人理。

他说,你这个律师,办案子有心。

我说,我是跟她学的。

他说,跟她学什么。

我说,跟她学怎么当面说清楚。

那天法官签完字,抬头说了一句。

他说,这种案子,判了容易,办好了难。

他说,你办好了。

我说,还没完,还要看他们执行。

他说,你先让他们签了字,这就成了一半。

16

签字的时候出了一件事。

王秀珍拿着笔,看了那张纸很久。

她说,这个纸上写的,跟他们做的不一样。

我说,哪里不一样。

她说,他们签了字,还是不来。

我说,如果他们不来,您可以申请执行。

她说,执行什么,执行他们来吗。

我说,探望义务可以申请执行,法院可以责令履行。

她摇了摇头。

她说,律师,我活不到那个时候。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屋子里的人都听见了。

老二忽然站起来,走到她身边,说,妈,我一个月来两回。

她说,我保证,一个月两回。

王秀珍抬起头看她。

老二说,我不跟你吵,我来了就坐半小时,我给你带菜。

她说,我说话不算数你就骂我。

王秀珍的嘴唇动了一下。

老大也站起来。

他走到桌子的另一头,站在他母亲面前。

他说,妈。

他说,我一年回来两趟。

他说,我以后不跑那么远的活了,我跑近的。

他说,我儿子那边我去说。

他说,我错了很多年。

王秀珍抬起头,看着他。

她说,你媳妇的事,是我不对。

她说,那句话我不该说。

老大愣住了。

他说,妈。

他说,都过去了。

那天上午十一点十分,王秀珍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

她写字很慢,一笔一笔,签完抬头看了一眼窗外。

窗外雪停了。

她说,律师,我今天心里舒坦了。

签字以后,法官让双方各留一份协议。

王秀珍把她那一份折好,放进包里。

她说,这个我要压在柜子底下。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怕丢。

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告人,我要留着。

她说,我以后拿出来看看。

走出法院的时候,雪停了,天还是阴的。

老大跟着我们下楼,走到台阶上,忽然回过身。

他说,妈,我送你回去。

王秀珍抬起头看他。

她说,你的车呢。

他说,我坐车来的,我送你,我再坐车走。

她说,那你不耽误事。

他说,不耽误。

老四说,我拉了三轮。

老大说,我坐你的三轮。

那天他们三个人坐在一辆三轮车上。

老大坐左边,老四坐右边,王秀珍坐在中间,抱着她的包。

三轮车在雪地上慢慢往前开,压出两道车辙。

我站在法院门口,看着他们拐出街口。

小陶在我旁边说,林姐,成了。

我说,成了。

他说,你为什么眼睛红。

我说,风吹的。

17

老三是在调解之后第三天回来的。

那天下午我在所里写结案报告,小陶进来说,林姐,外面有个人找你,说是陈建军。

我出去,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色的羽绒服,背着一个双肩包,脸有点浮肿,眼睛下面发青。

他说,我是陈建军。

我说,你怎么来了。

他说,我请了两天假。

他说,我坐了一夜的火车。

他说,我妈的事,我姐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了。

我说,调解已经结束了。

他说,我知道。

他说,我不是来打官司的。

他说,我是来找你的。

他说,你能不能带我去一趟村里。

我说,你自己去。

他说,我不敢。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一个四十八岁的男人,站在我面前,说他不敢回家。

我说,为什么不敢。

他说,我三年没回来了。

他说,我不知道我妈会说什么。

他说,我怕她骂我。

我说,她不会骂你。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因为她三年没见你,她想的不是你骂不骂她,她想知道你瘦了没有。

他低下头,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那天下午我开车带他去了陈庄。

车停在村口,他下车,站在那儿,看着那条土路,站了有一分钟。

然后他往里走。

我跟在后面。

院子里的鸡在叫,偏房的门开着,炉子上有水汽。

他走到门口,站住了。

他说,妈。

王秀珍从床边站起来,转过身。

她看见他,愣住了。

她说,建军。

他说,妈,我回来了。

她走过去,抓住他的手臂。

她说,你怎么瘦了。

她说,你脸上怎么这么黄。

她说,你吃没吃饭。

他说,我吃了。

她说,你坐,我给你做饭。

她转身去拿锅,走了两步,忽然回过头来。

她说,你坐。

她说,你别走。

陈建军在律所门口站了很久。

他一开始不敢进门,是小陶看见他,问他找谁,他才进来的。

他坐在会客的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跟老大一模一样。

我说,你姐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我姐说,妈在法庭上哭了。

他说,我姐还说,妈一直在等我来。

他说,我一晚上没睡。

他说,我在火车上想了一路。

他说,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就怕我妈失望。

他说,我小时候念书不好,我妈从来不说我,她只说一句,建军你多用点功。

他说,我十八岁出去打工,我妈送我到村口,她站在那儿看着车走。

他说,我后来挣了钱,我以为我行了。

他说,但是我不敢回去。

他说,我一回去,我妈就问我什么时候成家,问我在外头苦不苦。

他说,我答不上来。

他说,我在深圳住的是宿舍,八个人一间,我没有家。

他说,我不能让我妈知道。

我说,所以她问一句,你就不敢说话了。

他说,是。

我说,你今天回去,她还是会问。

他说,那我就说。

他说,我说我过得不好,我说我没本事。

他说,我说我一个月挣五千八,我说我住在宿舍。

他说,我说妈你要是想我,我就回来。

那天下午,他在车里没有再说一句话。

到村口的时候,他忽然开口。

他说,律师,我小时候在这条路上跑过。

他说,我妈在路口等我放学。

他说,她总是站在那个树底下。

他指了一下村口的那棵树。

那棵树还在,很粗,树皮裂着。

18

那天晚上,四个子女都到了。

老大从邻省赶回来,他在电话里说,我把这趟活推了。

老二从镇上来的,带了十个鸡蛋、一把面、两棵白菜。

老四在家里烧了一大锅水。

王秀珍在小厨房里煮面。

她煮的是手擀面,面是她自己和面、自己擀的,擀得很薄。

她站在灶台前,一条一条往锅里下面条,动作很稳。

她说,我年轻的时候,一顿能擀三斤面。

她说,现在只擀得动一斤。

那天晚上七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吃饭:四个子女,老四媳妇,老三,还有我。

桌子是老的,木头是深色的,桌面有一道裂缝。

王秀珍坐在上首,她吃得很少,一直在给别人夹。

她说,建国,你多吃点。

她说,建芳,你别光吃菜,吃面。

她说,建军,你在外头是不是吃不好。

她说,建民,你媳妇累,你多干点。

老大吃到一半,放下筷子,说,妈。

他说,我对不起你。

王秀珍说,吃饭别说这个。

他说,我得说。

他说,我这十几年,一直在躲。

他说,我以为你不缺我这个儿子。

王秀珍端着碗,看着他。

她说,我缺。

她说,我缺你们每一个人。

桌上安静下来。

老三也放下了筷子。

他说,妈,我也对不起你。

他说,我每年都说回来,每年都没回来。

他说,我不是不想,我是不敢面对。

王秀珍忽然笑了。

她说,你们这些孩子,一个比一个会说。

她说,我不管你们说什么。

她说,你们今天坐在这儿,我就高兴。

她说,吃饭。

那天晚上我坐在旁边,吃了半碗面。

面很劲道,汤是清汤,上面有几片白菜。

我一边吃,一边觉得鼻子发酸。

我做了五年的律师,第一次在当事人家里吃饭。

在小厨房里煮面的时候,王秀珍说了一句话。

她说,我这口锅用了四十年。

她说,这是我和我老伴结婚的时候买的。

她说,锅底换了三次,锅沿修过两回。

她说,我一直舍不得扔。

她一边说,一边把面条下到锅里,用筷子搅了搅。

她说,你们小的时候,我用这锅煮过粥、煮过面、炖过肉。

她说,你们四个人一起吃,一锅不够。

她说,那时候我一个人要做两次。

她说,现在这一锅,够七个人吃。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手里的筷子。

一个人四十年用一口锅,一锅养大四个人。

现在这四个人坐在外面那张桌子旁边,等着她端面。

那碗面端出来的时候,老大站起来接。

他说,妈,我来。

她说,你坐着。

她说,我端得动。

她把碗放在桌上,一碗一碗,放了六碗,第七碗是我的。

她说,律师,你吃。

我说,我不饿。

她说,你吃。

她说,我做的面,你尝尝。

那碗面很烫,我端在手里,一直没敢动筷。

19

回到城里是腊月,我请了三天假,回了一趟老家。

我妈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

她说,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我请了假。

她说,你请假干什么。

我说,我想回来住几天。

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侧过身让我进去。

院子里那棵枣树真的砍了,剩下一个树桩,树桩上有锯的痕迹。

我说,砍了看着不习惯。

她说,不习惯也得砍。

她说,树老了,风一吹就掉枝,砸着人怎么办。

那几天我就在家里待着,帮她收拾屋子,给她换了一床新被子,把她的手机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删了。

第三天晚上,我把王秀珍的案子讲给她听。

我讲那个偏房,讲那个煤炉,讲那个相框。

我讲老太在法庭上说的那句话:我不是要你们养我,我是想你们回来看看我。

我妈一直听着,没有说话。

我讲完,她说,这个老太太厉害。

我说,她厉害什么,她八十二了。

她说,八十二还敢告自己的儿女,这就是厉害。

她说,很多老人不敢。

她说,怕丢人,怕儿女恨,怕人说闲话。

她说,她敢,说明她心里清楚。

她说,你办这个案子,办得对。

我说,妈。

她说,你说。

我说,你要是有什么事,你要告诉我。

她说,我能有什么事。

我说,你一个人住,我一年回来两三次。

她说,你工作忙。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说这一句。

她停了一下,然后说,好。

她说,我以后不说。

她说,我以后说,我想你了。

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听见她在客厅打电话,跟我舅舅说,我闺女回来了。

她说,她请假回来的。

她说,她给我换了被子。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点得意。

回老家那几天,我把屋子里的东西都清了一遍。

我妈的柜子里有很多旧东西:我爸的旧手表、一叠照片、一个铁盒子。

铁盒子里是她的存折和几张纸。

有一张纸上写着我爸的字:如果我先走,你好好活着。

我把那张纸看了三遍。

我妈在旁边说,那是他住院的时候写的。

她说,他写完了给我,我说你写这个干什么。

她说,他说怕忘了。

她说,他第二天就走了。

我说,你怎么留着。

她说,我留着。

她说,我有时候拿出来看看。

那天晚上我把那张纸放回铁盒子,把铁盒子放回柜子里。

我妈说,你别乱动我的东西。

我说,我没乱动。

她说,我知道你不乱动,我就是说说。

她说,你爸的东西,我一样都没扔。

她说,他的衣服我都留着,在箱子里。

她说,他的鞋我留了一双。

她说,我一个人住,留着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

她说,但是我扔不了。

我说,妈。

她说,你说。

我说,你以后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

她说,我打了你也忙。

我说,我不忙。

她说,你说不忙,你还不是天天加班。

我说,以后我回家多住几天。

她说,你能住几天。

我说,一年住一个月。

她笑了。

她说,你别骗我。

我说,我不骗你。

她说,那我就等着。

20

案子在腊月二十三结了案。

调解协议履行了,老大在第一个月十号打了三百块,老二打了三百,老三打了两千,说是一次给半年的。

老四家一分钱没要,把照料费都存到了一个存折上,存折放在老太的柜子里。

我写结案报告的时候,把这些都写了进去。

写完最后一行,我停了很久。

那一行是:本案已调解结案,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满意。

我在这行字下面又加了一句。

我写的是:老人表示,她最满意的不是钱,是今年过年四个子女都回来了。

腊月二十六,王秀珍来了一趟所里。

她提着一个编织袋,里面是四双布鞋。

她说,这是我纳的,你们一人一双。

我说,我不能收。

她说,你收。

她说,这双是给你的,你脚小,我按你的码纳的。

我说,您怎么知道我脚多大。

她说,我看的。

她说,我看了一眼就知道。

她那天坐了半个小时,说了很多话。

她说,老大真的把远活推了,现在跑省内的。

她说,老二一个月来两回,前天来给我送了两个猪蹄。

她说,老三元旦回来了一趟,他媳妇也来了,还带了个小孩,是她姐姐家的。

她说,老四媳妇现在跟我说话不阴着脸了。

她说,我那个存折上有一千二了。

她说,我一分没花。

她说,我舍不得花。

她走的时候,我把她送到门口。

她说,律师,我明年不来你这儿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没事了。

她笑了,露出几颗牙。

她说,有事我再来。

那天我站在律所门口,看着她提着空袋子在雪里走。

她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走到街角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抬手摆了摆。

我回到办公室,把那双布鞋放在桌角。

鞋底纳得很密,一行一行,针脚都是斜的。

我拿起一只,翻过来看。

鞋底上纳着一个字:林。

那双布鞋我一直放在办公室。

有一次一个当事人看见,问我,这鞋哪来的。

我说,一个老太太纳的。

她说,现在还有人纳鞋底。

我说,有。

她说,这针脚真齐。

我说,她纳了一辈子。

那双鞋我没有穿。

我拿回家,放在鞋柜的最上面。

我妈看见,说,这鞋不错。

我说,是一个当事人送的。

她说,你怎么收人家东西。

我说,她非要给。

她说,那你给我看看。

她拿起一只,翻过来看底。

她说,这鞋底纳得密,穿得住。

她说,这个人手上有功夫。

她说,我妈那种人说话,总是这样。

她说,好就说好,不好就不说。

我说,妈,你会纳鞋底吗。

她说,我不会。

她说,我年轻的时候会,后来不做了。

她说,现在眼睛不行了。

她把鞋放回去,说,你收着吧。

她说,这样的东西,人家给你,是认你。

我说,认我什么。

她说,认你替她办了一件事。

她说,人这一辈子,能替别人办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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