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到东京是三月末,成田机场下着小雨。
飞机落地的时候我手心是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我的日语只学到中级,我的行李箱里塞了三十包榨菜。过海关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问我待多久。我说,一年。他说,来做什么。我说,打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盖章,放行。
我拖着箱子走出到达口,看见接机牌上写着我的名字,写错了两个字。
来接我的是房屋中介的人,一个五十多岁的日本男人,姓田村。他不会说中文,我不会说流利的日语,我们两个人一路上靠手机翻译。车开了七十分钟,到市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成田机场那个海关的人抬头看我那一眼,我到现在记得。他看了我的护照,看了我的脸,看了我的箱子,然后问我来做什么。我说打工,他说知道,他问的是做什么工。我说酒店,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工作。他说,地址。我把中介给我的那张纸递过去,他看了很久,盖章。我那时候手心全是汗,因为我不知道说错一句话会怎么样。
那个老客人的饭团,他每次买同一款,金枪鱼蛋黄酱。他两点来,穿一件旧夹克,手上有一个布袋。有一次他问我,中国人吃米饭吗。我说吃。他说,那跟日本一样。我说,一样。他点了点头,好像这件事让他放心。我那时候想,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人的全部了解,可能就是这些问题。
便利店的夜班是八个小时,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前两个小时最忙,客人多,我要收银、要热便当、要补货。中间四个小时很安静,安静到我只能听见冰柜的声音。后两个小时开始有早班的人来买咖啡。我那时候会在四点钟做一件事:把货架整理一遍,因为不整理我就会困。
有一次我整理货架的时候,看见地上有一个钱包。我捡起来交给佐藤,他后来找到了失主,是一个住在附近的上班族。那个人来取钱包的时候鞠了一个躬。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国家的人鞠躬鞠得很实在。
四点钟整理货架这件事,我做了半年。货架一共五层,第一层是口香糖和糖,第三层是泡面和罐头。整理的时候我要把每一个商品转到正面朝外,标签对齐。这个动作很枯燥,但是我那时候靠它撑过最困的两个小时。
有一次我在第三层看见一个过期的罐头,日期是三个月前。我拿去给佐藤,他说,这个怎么会漏掉。他把那一排全检查了一遍。我那天忽然觉得,我做的事有人在意。
美咲买的那三个杯子是同一种,白色的,上面有一只蓝色的鸟。她说这是她店里的赠品。我把那个杯子放在我的桌上,用了三个月。走的时候我把它装进了行李箱,带回了国。现在它还在我的柜子里。
一个杯子不值钱,但是我带它回来,是因为那是我在那个屋子里收到的唯一一件礼物。
我出发前准备的东西里,有一本小词典、两件厚外套、一双运动鞋、三十包榨菜。我那时候以为我会用上词典,结果我一次都没翻开。我用的是手机,用的是耳朵。我那时候明白,一个东西你带着,是因为你怕,不是因为你用。
便利店有一个规矩:客人买塑料袋要付钱,五日元。我第一天不知道,直接给了袋子,被佐藤说了。他说,袋子是商品,要问客人。我后来每次都会问,需要袋子吗。这句话我一天说一百遍。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规矩很小气,后来我明白,这个规矩是让所有人知道,一个袋子也要钱。
那个便利店袋子五日元这件事,我后来在居酒屋也遇见了类似的:外带要加钱,加的是餐盒的钱。这两个规矩让我明白,这个国家的商业习惯是每一件东西都要算钱。
我回国以后买东西,店员给我袋子不收钱,我愣了一下。
那年冬天有一个醉汉在深夜进店,买了两瓶酒,站在店里喝。我说,不能在店里喝。他看着我,说了一句什么,然后把酒瓶放在柜台上。他站了一会儿,走了。我把那两瓶酒放回货架。
我那时候心是慌的,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动手。我那时候明白,夜班这件事,不只是困,还有怕。
那两瓶酒后来我放回货架的时候,手是抖的。我把它们摆正,看了一眼监控,然后回到收银台。那之后半个小时没有客人,我站在那儿,心跳很慢下来。
我那时候明白,怕这件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但是它在的时候你什么都做不了。
那两瓶酒的标签我后来记得,是一个蓝色的牌子。我回国以后在超市见过一次,价格是国内的两倍。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没有买。
我那时候想,有些东西带不回来,也不用带回来。
2
房子在一条巷子里,二楼,两个卧室一个客厅,四个人住。
我到的时候客厅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台湾女生,二十五岁,在语言学校读书;一个法国男生,二十八岁,在做设计。田村给我介绍了房间,一个六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
房租是每月四万八千日元,合人民币两千多。这个价格在东京算便宜,因为它离地铁要走十五分钟。
我那天晚上收拾完,坐在床上,听着楼下有人在说话,说的是日语。我忽然意识到,从今天起,我要在这个听不懂的地方过日子。
田村那辆车是一辆很旧的白色轿车,后座有一层塑料布。他不会说中文,我不会说日语,我们两个人就靠手机翻译。他问我在中国做什么,我说我在一家公司做行政。他说,日本有很多中国人在便利店工作。我说,我可以。他说,日语要学。我说,我学。他说,好。
车过了一条河,他说那是隅田川。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名字,我只是看着窗外的楼,觉得这个城市比我想的要旧。
丢钱那件事,我后来想起来最难受的不是钱,是我怀疑了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我三天没有跟法国男生说话,我经过客厅的时候会看他一眼。他大概感觉到了,他有一次主动跟我说了一句你好。我说你好。那一天我们两个人都很客气,客气得不像住了三个月的人。
佐藤这个人很少夸人,他夸人的方式是给你多排一个小时。有一次他问我下个月还想不想上夜班,我说想。他说,那我给你排到三十号。我那时候不明白这是夸我,我后来问了一个同事,他说,这说明他觉得你可靠。
我那一天晚上收银的时候心情很好,因为我第一次觉得我被这个地方接纳了一点点。
佐藤给我排到三十号那次,我后来发现那是他给我的最好的评价。他那个人不会说好话,他只会用排班来说。第二个月他给我排了一百八十个小时,比上个月多了二十个小时。我看着排班表,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地方,认可不是话,是时长。
三百日元那盒牛奶,我后来算过,那是我一小时工资的四分之一。我那时候一小时一千二百日元。我用四分之一的工资给一个不认识的人买了一盒牛奶,她一直在说不用。我追了她二十米,她才收下。
我那时候想,我做的这件事没有意义,因为它不改变那个妈妈的处境。但是我做了,因为我看见了。
便利店有一个同事叫田中,二十二岁,在念大学。他打白天班,我打夜班,我们交接十分钟。他每次交接都会说一句辛苦了。我一开始以为这是客套,后来我发现他是真的在说。有一次他看见我眼睛肿了,他说,你没事吧。我说,没事。他说,你有事就告诉我。
垃圾分类这件事我学了两个月。可燃、不可燃、塑料瓶、罐子、报纸,五个桶。我第一个月扔错过三次,被楼下的大叔说过一次。他指着桶说了一句话,我没有听懂,但是我知道我扔错了。
我后来把我房间的垃圾分成两个袋子,一个可燃一个塑料,扔之前先看一眼。
垃圾分类那个大叔,他后来跟我打招呼。有一次我扔垃圾,他看见我,说了一句早上好。我说早上好。他说,你是中国人。我说是。他说,你分类分得对。
我那天很高兴,因为一个挑剔我的人夸了我。
凌晨四点的街道,我见过很多次。路上没有人,只有便利店亮着。有一次下小雨,我站在店门口看着雨,看见一个送报纸的人骑着车过去。他穿着雨衣,车速很快。
我那时候想,这个城市在凌晨四点还有人在工作,我不是一个人。
凌晨四点那个送报纸的人,我后来常常想起他。他大概每天都在那个时间经过那条街。我上夜班的时候见过他很多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有一次他骑车经过,对我点了一下头。
我那时候想,这条街上有人在跟我过一样的日子。
送报纸的人,我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我上夜班一年,看见他大概一百次。他有一次在雨里停下车,把报纸塞进一个箱子,然后回头看我的店。我那时候对他点了一下头。
这个点头是我在这个城市里学会的,不用说话,点一下就行。
3
第一周我做的事是找工作。
我在网上投了十七份简历,回了两家。一家是便利店,一家是居酒屋。便利店在离我家八分钟的地方,店长姓佐藤,四十多岁,头发很少。他问我能不能上夜班。我说,能。他说,夜班是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我说,能。
他让我试一天。试工那天我站在收银台后面,八个多小时,学会了三十几种烟的摆放位置。下班的时候我的腿是麻的。佐藤说,你可以来。我说,谢谢。
六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床占了三分之一。窗户很小,对着一个小阳台,阳台上有一个水池。我把行李箱打开,三十包榨菜塞进衣柜的角落。我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听见隔壁有人在打电话,说的是日语,我听不懂。我躺到十二点没有睡着,因为我脑子里在想:我明天要去哪儿,我后天要做什么。
台湾女生那支口红,她说她放在客厅的桌上,第二天就不见了。她说这个房子里大概有人手不干净。她说她要搬。我说你搬了我怎么办。她说你也可以搬,这个房子空房多。我那天晚上把网上的租房信息看了一遍,看了两个小时,最后关掉了,因为我付了三个月房租。
语言这件事后来有一个转折。做了三个月以后,我发现自己能听懂一些了。不是我学得快,是因为那些话我每天都听。比如一共是这么多钱、比如需要袋子吗、比如欢迎下次光临。这些句子我一天听两百遍,听到后来它们不是句子,是一种声音。
我那时候明白,语言不是学会的,是泡出来的。
泡出来的语言这件事,我后来用在别的地方。我回国以后,我学了一个新的东西,我发现我学得很快,因为我知道那种泡的办法。我那时候明白,学习这件事不是你聪明,是你在那个环境里泡了多久。
那个老客人说你这个人可以,我后来想,他大概是这个城市里第一个评价我的人。不是店长,不是客人,是一个每天两点来买饭团的老头。他说可以的时候在笑,笑得很淡。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城市里有人看见我了。
田中后来跟我说,他也想去中国。他说他想看长城。我说,长城很远。他说,多远。我说,坐火车一晚上。他说,那不远。我那时候笑了,因为对他来说,一晚上不远,对我来说,一晚上是很远。
澡堂这件事我很喜欢。我家附近有一个钱汤,一次四百八十日元。里面是几个池子,水很热。日本人泡澡不说话,都安静地坐着。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不知道规矩,带了毛巾进去,被一个大爷指了指墙上的纸。纸上写着,毛巾不要进池。
我后来每周去一次,那一个小时是我这一周最安静的。
钱汤那个大爷,他指墙上的纸,我后来看见那张纸很久。那张纸写得很有耐心,画了步骤,画了一个人怎么洗头,怎么冲身体,再进池子。我那时候想,一个地方把规矩画得这么细,是因为它想让所有不懂的人都懂。
田中跟我告别那天,他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纸,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两个人站在便利店里。他画得不好,但是他画得很认真。他说,这是他画的。我说,谢谢。他说,你以后来日本,找我。
那张画我贴在房间里,贴到了我走。
田中那幅画我带走的时候,它已经卷了边。我回国以后把它放在书架上,没有装框。有一次我女儿问这是什么,我说是一个朋友画的。她说,画得不好。我说,对,画得不好,但是我很喜欢。
田中的画我后来搬了两次家,它还在。纸已经黄了,边上有折痕。我女儿现在五岁,她有一次拿它画画,我拦住了。我说,这个不能画。她说,为什么。我说,因为这是别人给我的。
4
日语这件事,我第一天就碰了墙。
有一个客人问我有没有热的小菜,他说得很快,我没听懂。我说对不起,请再说一次。他说了一遍,我还是没听懂。他叹了口气,自己去拿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合租屋,把这句话查了半个小时。我把它抄在本子上,写了大字,贴在我的床头。第二天我又遇见类似的句子,我还是没听懂。我那时候明白,语言这个东西不是查一次就会的。
佐藤那个店长头发很少,头顶有一块是光的。他面试我的时候问了三个问题:你住在哪儿、你能上夜班吗、你日语怎么样。我说,我住得近,能上夜班,日语不太好。他说,不太好是多少。我说,日常的会说。他说,那你试试。
他让我试工的那一天,我提前二十分钟到了。他给我一件制服,蓝色的,有点大。我穿上以后站在收银台后面,他说,你先看。
藏钱的夹层在行李箱的底部,有一层布。我把钱卷成一小卷,塞进去,再把衣服压上。每次拿钱的时候我都要把半个箱子翻空。有一次我在房间里翻箱子,台湾女生敲门,我吓得把箱子盖上。她只是问我借个充电器。我那天心跳了很久。我那时候明白,钱被偷带走的不只是钱,还有你在这个屋子里的安全感。
便利店里有一个规矩:便当过期要扔掉,不能给员工吃。我第一周看见那些便当被扔进垃圾桶,心里很不舒服,因为那些饭还是热的。我问佐藤要不要送给附近的人。他说,不行,公司有规定。
我后来习惯了。有一天我自己扔掉二十几个饭团,扔的时候手很稳。我那时候想,一个人习惯一件事的速度,比他自己想的要快。
扔便当那件事,我后来想,那是我第一次跟一个规矩妥协。我在国内的时候会想,浪费粮食不对。可是在日本,规矩是规矩,饭是饭。我那时候明白,一个人到了一个新地方,他要放弃一些他自己觉得对的东西。
一月那场雪,我站在楼下看了一会儿。雪落在我的头发上,化了。我那时候想,这是我在这个国家的第一个冬天,也是最后一个。这个想法有点奇怪,因为它让我对那场雪有点珍惜。
我回家煮面的时候,把窗开了一条缝,让冷空气进来。我一边吃一边看雪,那碗面我吃了四十分钟。
居酒屋的常客里有一个上班族,三十多岁,每周三来,一个人,点两杯酒和一盘烤鸡皮。他从来不说话。有一次他喝多了,跟我说,他老婆要跟他离婚。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站着。他后来自己笑了,说,你别管我。
我那天收完桌子,他在门口等我,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爸在我出国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去一年,回来就当这一年没发生过。我那时候不明白他的意思。我在日本第八个月的时候明白了:他是怕我把这一年当成一个逃跑。
我后来回国,他还说了一句,他说,你这一年没有白过吧。我说,没有。他说,那就好。
我爸那句没有白过吧,我后来老是想起。他这个人说话很少,但是他每句话都在点子上。他那时候大概是想听我说一句这一年有收获。我说了,他就放心了。
我那时候明白,一个父亲关心你的方式,是问一句有没有白过。
美咲搬来以后,那个屋子安静了很多。她不听音乐,不打电话,走路很轻。有一次我在客厅看手机,她端了一杯茶给我。她说,这个茶是她从家里带来的。我喝了,是苦的。
她说,苦的茶好,能清口。我那时候想,这个国家的人连喝茶都要找一个道理。
美咲那杯茶,我后来说过一句谢谢。她说不用谢。她说,她一个人住的时候也喜欢给别人倒茶。我那时候明白,一个人给别人倒茶,其实是在给自己找一点事。
美咲后来在社交软件上加了我。她偶尔发一张照片,是她做的蛋糕。我回一个好看。她有一次说,她要结婚了。我说,恭喜。她说,谢谢。
我们大概不会再见面了,但是她还记得我。
5
夜班的第一周,我犯了很多错。
有一次我把一个客人的找零算错了,多给了他一百日元。他走回来,把钱放回柜台上,说了一句什么,然后走了。我问佐藤他说的什么。佐藤说,他说你辛苦了。我那时候站在收银台后面,眼睛有点热。
还有一次我忘了关一个冰柜的门,第二天早班的人发现了。佐藤没有说我,他只是在白板上写了一条:冰柜门要检查。
三十几种烟的位置,我学了两天。它们的名字我大部分听不懂,我只能记颜色和位置。有一款烟是黑色的,在最上面第三排。有一款是细的,在下面。我记的时候用了一张纸,画了一个柜子的图,把位置标上去。那张纸我贴在收银台的下面,客人看不见。
七月的风扇,是我花三千八百日元买的,从一家二手店。它转起来有声音,像有人在拍手,一拍一拍。我睡不着的时候会盯着它看,看它的叶片转成一个圆。我那时候每天算我的钱,算到月底发现剩不下多少。我那时候想,我来这儿到底是为了什么。
合租屋的厨房有一个小灶,只能放一个锅。四个人轮流用,晚上七点到十点是高峰。我那时候上夜班,白天在家,所以我不用跟他们抢。我每天下午两点做饭,做的是挂面加鸡蛋,或者从国内带来的榨菜加米饭。
有一次台湾女生闻见我的味道,说好香。我说,你要不要吃。她吃了一碗。她吃完说,这个比便利店的便当好吃。我那时候很高兴,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房子里当主人。
做饭那件事,后来变成我们四个人的一个习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做了四碗面,端到客厅。台湾女生说,你这是干什么。我说,请你们吃。法国男生说,这很好吃。山口从房间里出来,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谢谢,然后端进去吃了。
那天我坐在客厅的地上,觉得这个房子第一次像一个家。
不续签这个决定,我没有跟我妈商量。我后来告诉她的时候,她说,你早该回来了。我说,我想把这一年做完。她说,做完有什么用。我说,做完我心里就平了。
她听不懂这句话,但是她没有再问。
周阿姨的故事,我后来知道了一点。她二十多岁来的日本,嫁了一个日本人,生了一个女儿。她女儿现在上大学,日语比中文好。她说,她这辈子最难受的是她女儿不会写中文。她说,她教了很多年,教不会。
我那时候想,一个人的根,原来是这么容易断的。
我妈的微信,我一年收到过一千多条。大部分是图片,她拍的菜,拍的狗,拍的小区门口的花。她很少写字,她只会发一句,你看看。我一开始不回复,后来我每条都回一个笑脸。
我那时候明白,她发这些不是要我看,是要我知道她还在。
我妈的图片,我把它们存了下来。我回国以后整理手机,看见那三千多张,大部分是花和菜。我删了一半,留了一半。我留下的是她拍的那些我不认识的花。
我那时候想,她在这一年里看过的花,我一张都没看过。
周阿姨跟我告别那天,她请我吃了一顿饭,在一家中国餐馆。她点了四个菜,一个汤。她说,你回去以后要好好的。我说,阿姨你也是。她说,我在这儿待了十几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
她那天喝了一点酒,说了很多她年轻时候的事。
周阿姨那顿饭,我后来给她打过一次电话,是我回国两个月以后。她说她还在那家超市上班。她说她女儿考上研究生了。我说,那恭喜。她说,你要是有空来东京,来找我。
我说好,但是我大概不会去了。
周阿姨那句你要是有空来东京,我后来想过一次。我想,如果我去了,我会去那家中国餐馆。我想再吃一次那个有点甜的鱼香肉丝。
这个念头没有实现,但是我留着它。
6
合租屋的四个人,作息完全不一样。
台湾女生早上七点出门,晚上九点回来,回来以后在房间里背书,声音很小。法国男生在家里工作,他半夜还在电脑前,键盘声一直到三点。第四个人是一个日本大叔,五十多岁,姓山口,他在一家印刷厂上班,早出晚归,几乎不说话。
问题出在清洁上,厨房的垃圾桶永远有人不倒,洗完的碗永远有人不收。
语言碰墙那件事,我后来总结出一个办法:先记句子,不要记单词。我那时候记单词,记了忘,忘了记。后来我开始记整个句子,比如请问有没有热的、比如需要袋子吗、比如一共是这么多钱。这些句子我背了两周,第三周我才敢用。
台风停电那晚,楼道里有人拿了手电筒下楼。我没有下去,我怕黑。法国男生拿了蜡烛,放在客厅的桌上。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坐。我说好。我们两个人坐在那儿,蜡烛的光很晃。他说,他小时候在法国南部,也遇过停电。我说,中国也有。他说,那你怕吗。我说,我不怕。他说,我也不怕。
法国男生有一次问我,中国人是不是每天都吃米饭。我说,大部分是。他说,那你们吃面包吗。我说,吃。他说,那你们吃奶酪吗。我说,很少。他说,那你们吃什么。我说,我们吃很多菜。
我那天跟他聊了二十分钟,这是我跟他住半年里最长的一次对话。他后来跟我说,他发现他对中国一无所知。
法国男生说他对我一无所知,我后来想,其实我对他也是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日本,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设计。我们住了半年,互相知道的只有名字和作息。我那时候明白,合租这件事,住在一起不等于认识。
佐藤把排班表改到二十号那天,他做了一件事:他在我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圈。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是最后的。我说,那我二十号以后不来。他说,对。
我那时候忽然很难受,因为我知道这个人不会说舍不得,他只会画一个圈。
春节那天我一个人过。我在便利店里买了速冻饺子,回家煮了,煮完发现没有醋。我用酱油加了一点糖,凑着吃。我一边吃一边看手机,看见家里人在吃饭,桌子上一大桌菜。
我没有跟他们视频,因为我怕我说话的声音不对。
孤独的高峰期是九月。那时候工作熟了,语言好了一点,但是没有新鲜感了。我每天上班下班,回家进房间,一天说不到二十句中文。有一个晚上我坐在床上,忽然想不起来我上一次跟人说超过十分钟的话是什么时候。
那一天我给周阿姨打了个电话,聊了四十分钟。挂了以后我好多了。
那四十分钟的电话,周阿姨跟我聊了什么我记不清了。我记得她说了一句,她说,你一个人在那儿,要注意身体。这句话我妈也说过。我那时候发现,在外面的人听这些话会难受,因为你知道她们说的是真的。
回国的飞机上,我旁边坐了一个做生意的男人。他问我从哪儿回来,我说东京。他说,那边怎么样。我说,干净,安静,规矩多。他说,那你为什么回来。我说,我签证到期了。
他说,那你想留下吗。我想了一会儿,我说,不想。
飞机落地那天,我从舱门出去,闻见一股味道。那是一种混合的味道,我说不清是什么。我在日本一年,鼻子已经习惯了那边的空气。回国第一天,我的鼻子告诉我,我到家了。
落地那股味道,我后来跟一个朋友描述过。他说,那是家乡的味道。我说,不是,那是一种具体的东西:汽油、饭、树叶、湿的土。他说,那不就是家乡。
我那时候想,他说得对。
7
第一个月我们开了一次会,在客厅,四个人围着一个小桌子。
台湾女生说,垃圾要每天倒。法国男生说,他经常忘记。山口说,他可以负责倒垃圾,但是他要我们不要把厨余和塑料混在一起。我说,我可以负责洗碗。
那个会开了四十分钟,最后定了一张表,贴在冰箱上:谁倒垃圾、谁洗碗、谁擦桌子。那张表维持了两个星期,第三个星期又开始乱了。
找零算错那次,多给了一百日元。那个客人是一个中年女人,穿一件米色的外套。她走回来,把钱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我没有听懂的话,然后走了。我问佐藤她说什么。佐藤说,她说你辛苦了。我那时候想,我算错了钱,她说我辛苦了。
那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写在本子上,写了一句:这个国家的人不一样。
中村那句很重的话,我后来问了一个在居酒屋做过的同事,他告诉我那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你在干什么。他说,这句话在日本是很不客气的说法。我听完以后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去上班,中村看见我,说了一句今天人多,你注意。我那时候知道,他昨天那句话不是针对我这个人。
山口那个人,我住了两个月才知道他的名字。他每天六点出门,八点回来,回来以后进房间,关门。他偶尔会在厨房煮一锅汤,煮完把锅洗干净。他不在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有一次他请假,在家待了一天。那天下午他在客厅看电视,看的是一个很老的节目。我从房间出来,他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懂,我说对不起。他说,没关系。那天我们两个人各看各的,没有说话。
山口那锅汤,我后来闻见过一次,是味增。他煮的时候会开抽油烟机,声音很大。有一次他多煮了一点,端了一小碗给我。他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懂,我接了。那碗汤很咸,但是我喝完了。
我那时候想,一个人给你一碗汤,你不需要听懂他说什么。
三月我搬出了那个合租屋。搬的那天美咲帮我把箱子抬下楼,台湾女生给了我一张卡片,上面写了一句话:以后来台北找我。法国男生在客厅,他说了一句保重。
我拖着两个箱子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二楼的那个窗户开着,那是我住了一年的窗户。
春节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佐藤问我昨天是什么日子。我说,中国的春节。他说,那你怎么不休息。我说,排班排了。他说,你应该跟我说。我说,没关系。
他那天晚上给我买了一盒草莓,放在后厨。我下班的时候看见,上面有一张便条,写着一个字:吃。
深夜那些念头,我后来跟一个朋友说过。我说我在那边有过一个想法:如果我现在消失了,会有人发现吗。他说,你这不是想死,你是想被人看见。我说,大概是。
我那时候明白,一个人在外面最危险的不是没钱,是没有人知道你在这儿。
想被人看见这个说法,我后来跟心理咨询的那个朋友聊过。他说,人在陌生环境里最需要的是被确认。他说,你每天在便利店里被人说一句辛苦了,那就是确认。他说,你没有了这个确认,你就开始怀疑自己还在不在。
我那时候明白,我坚持上班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我需要那声辛苦了。
回到家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楼下的狗叫,听见有人骑电动车过去。那些声音我从小听到大,我那时候觉得它们很好。
我睡了十个小时,一口气睡到第二天中午。
那两个月找工作,我被拒绝了很多次。有一次一个面试官说,你这个经历不连续。我说,我去日本一年。他说,那算空档。我那天从那个公司出来,在楼下的花坛边站了一会儿。
我后来想,空档这个词,是别人给你的,不是你自己。
空档这个词,我后来在简历上写了一行:海外打工度假一年。我把那一年写成了一段经历,写了便利店、写了居酒屋、写了语言。有人看,有人不看。
我那时候明白,一件事有没有用,要看你写不写。
8
四月中旬我发过一次烧,三十八度七。
我不敢去医院,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挂号,也不知道保险能不能用。我在房间里躺着,喝热水,吃了从国内带来的退烧药。第二天早上我爬起来去上班,走到便利店门口,眼前一黑,扶着墙站了一会儿。
佐藤看见我,说,你脸色不好。我说,我没事。他说,你今天回去。我说,我可以。他说,回去。
那天我回家睡了十四个小时。
冰柜门那条,佐藤写在白板上,写得很小。他没有跟任何人说是我忘的,但是我知道他知道。第二天我提早半小时到,把所有的冰柜门都检查了一遍。佐藤看见我在检查,没有说话。我那时候明白,有些事他不用骂你,他自己做一遍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居酒屋的后厨很小,有一个水池,一个灶,一个放碗的架子。我洗碗的时候要把碗按顺序放在架子上,因为厨师要用。有一次我放错了,厨师找不到一个盘子,骂了一句。我后来学了一个办法:洗完的碗按大小排,小的在前。这个办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用了以后没有人再骂我。
八月底我做了一件事:我把我的房间重新布置了一次。我把桌子搬到窗边,把床靠到墙,把行李箱塞到床底下。布置完我坐在床上看了一圈,觉得这个房间终于是我的了。
这个动作很小,但是它改变了我对那个房子的感觉。我那时候明白,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不是因为他交了房租,是因为他动了家具。
动家具那件事,我后来在别的地方也做过。我回国以后,把我自己的房间重新布置了两次。我发现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在告诉自己这是我的地方。我那时候明白,一个人需要一个自己能布置的地方。
回国以后我在我妈家住了一个月。那一个月我每天睡到九点,我妈会在我门口放一杯水。她说,你在外面一年,脸都尖了。我说,我瘦了六斤。她说,现在补回来。
我那时候发现,一个人被人照顾的时候,他会变得很软。
三月的时候,便利店里来了一个新员工,一个越南女孩,十九岁。她日语比我还差,客人说话她听不懂,会看着我。我那时候帮了她。我教她记句子的办法,教她怎么记烟的位置。
我那时候明白,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他会变成能给建议的人。
找工作中介那件事,是我差点被骗的一次。有一个中介说可以给我介绍正式工作,要收两万日元的手续费。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很小,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他说,你交钱,我给你安排。
我那天没有交,因为我问了一句,如果我拿不到工作,钱退吗。他说,不退。我站起来走了。
那个中介的办公室,我后来路过一次。它还开着,门口贴着一张纸,写着介绍工作。我看了一眼就走了。我那时候想,这个城市里有很多这种地方,专门赚那些急的人的钱。
我后来跟小林说过这件事。他说他也差点被骗,他说,这些人是专门找中国人的。
找工作那两个月,我投了二十几份简历。有一家公司问我,你在日本那一年为什么不留在那边工作。我说,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他说,那你这一年不就白过了。我说,没有白过。
他没有再问。那家公司后来没有要我。
陈老板那句明天来上班,我当时有点不敢信。我说,就这么定了。他说,定了。他说,我看了你打的电话,你会说话。我那时候想,原来会说话也是一种本事。
陈老板那句你会说话,我后来在跟客户打电话的时候常常想起。他说,会说话是一种本事。我那时候以为说话是把话说清楚,我后来知道,说话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说。
9
我妈在我落地第三天就打了视频电话。
她问我住的地方好不好,吃饭吃什么,有没有人欺负我。我说都好。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注意。我说,我知道。她说,你要是受不了就回来。我说,我才来三天。
挂了电话我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忽然想哭。我没有哭,因为我怕隔壁听见。
厨房垃圾桶那件事,最后是我开始倒的。因为我不倒就没有人倒,垃圾堆到第三天会有味道。我每天早上回来的时候顺手把垃圾带下去。台湾女生看见我倒,她后来也开始倒。法国男生一直没有倒过,但是他偶尔会买垃圾袋。
九月那个城市变小了这件事,我自己感觉到了。我走在路上不再看地图,我知道哪个路口有便利店,哪个巷子可以抄近路。有一次我在一个新地方迷了路,我居然没有慌,我站在原地想了两分钟,然后走对了。我那时候明白,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熟悉,是从不慌开始的。
九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居酒屋收拾桌子,看见一对中国情侣在吵架。他们声音不大,但是我听懂了他们说的每一句。他们在吵一件很小的事:谁该付这顿饭钱。我收完桌子走开,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听得懂。
我那时候想,这个城市里的中国人,大概有一半在吵架的时候不想被听懂。
那对中国情侣吵架,我后来在收银台遇见他们一次,他们和好了,一起买了两瓶水。他们说话的时候很轻,跟那天不一样。我那时候想,人在外面会比在家里客气,因为外面没有退路。
我把在日本的照片给我妈看,她看了很久。她问这个房子多少钱,问这个饭多少钱,问这个雪冷不冷。我一一回答。她最后说,你一个人在那儿,是不是很难。
我说,有时候是。她说,那你怎么不回来。我说,因为我答应了要做完一年。
那个越南女孩有一次哭了,因为客人骂她。我陪她在后厨站了一会儿。我跟她说,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她说,你怎么过来的。我说,我熬过来的。她说,要多久。我说,三个月。
她后来真的熬过来了。
那个留学生朋友叫小林,中国人,二十二岁,在语言学校。他比我小四岁,但是他懂得比我多,因为他来了两年。他教我怎么省钱,教我去哪个超市买便宜的东西。他说,你要记住,你在日本是来吃苦的,不是来享受的。
我那时候不服气,我后来服了。
小林说在日本是来吃苦的,这句话我后来认了。我那时候以为打工度假是玩,是看风景,是拍照。我做了三个月才知道,它是每天站八个小时,是听不懂话,是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
但是我也发现,苦过以后,那些风景才好看。
我后来进的那家贸易公司,老板姓陈,四十多岁,做日本市场十年了。他面试我的时候问我会不会打电话给日本客户。我说会。他说,你现在打一个试试。我当场打了一个,聊了五分钟。
他挂了以后说,你明天来上班。
那份三十页的调研,我写了两个星期。里面有一张表,是日本几家竞品的价格和渠道。那张表是我在日本的时候记的,我在便利店的休息时间,把货架上的价格抄在本子上。
我那时候没有想过它有用。
那本抄价格的本子我留着。上面有四十几个商品的价格,字很小。我后来做贸易报价的时候翻过一次,发现那些价格已经过时了,但是记价格这个习惯还在。
我现在去超市也会看价格。
10
五月初我认识了第一个人,是隔壁楼的一个中国阿姨,姓周,四十多岁,在这边十几年了。
她是在楼下的小超市遇见我的,因为我买了两包挂面。她说,你是中国人吧。我说,是。她说,你一个人。我说,是。她说,你以后有事可以找我,她给了我一个手机号。
我那天拿着那张纸条上楼,觉得这个城市突然没那么大。
那张清洁表,最后是我重写的。我在上面加了三个字:轮到谁。我把四个人的名字写在四个格子里,一格一天。这张表维持了一个月,因为大家都看见了名字。我那时候明白,一个规矩要有名字才管用。
京都那两天,我在一个寺庙的院子里坐了一个小时。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树,树干上有青苔。有人来上香,有人来拍照,有人坐在我旁边看书。我那时候想,这个院子里的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没有人管别人。这个感觉很好,因为我在便利店里八个小时都在管别人。
十月我去京都,坐的是夜行巴士。车上有一半人是外国人,一半是日本人。我旁边坐了一个老太太,她带了一个便当盒,打开以后分了我一半。我不要,她推过来。我吃了,是一块煎蛋和两个饭团。
我们一路上没有说话,因为她不会英语,我不会日语。到了京都,她拍了拍我的手,下车了。
夜行巴士上那个老太太,她的便当盒是那种老式的,有两层。她分给我的那块煎蛋是甜的,日本的做法。我吃完想跟她说话,但是我不会说。我只能比一个手势,她点头笑了。
我后来在京都的车站买了一盒一样的便当,自己吃,吃的时候想起她。
后来我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做对日贸易的公司。我的日语派上了用场,我成了那个能跟日本客户打电话的人。有一次我在电话里跟一个日本客户聊了二十分钟,挂了电话,我同事说,你日语这么好。
我那时候想,我那一年在便利店里听的每一句欢迎光临,都在这儿。
钱这件事,我算过很多次。我一个月挣十八万日元,房租四万八,吃饭四万,交通一万,剩下的钱很少。我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一双鞋,六千日元,因为我的旧鞋走破了。
我那时候想,一个人在外面,最怕的不是穷,是生病。
樱花那件事,我赶上了。四月初,我家附近的一条路边全是樱花,开了大概十天。那十天我每天上班都会走那条路,走得比平时慢。花开的时候很好看,花落的时候地上是粉的。
我那时候想,这一年能看见一次樱花,也值了。
樱花那十天,我拍了很多照片。有一张我发给了我妈,她回了三个字:好看。我说这是樱花。她说,我知道,电视上见过。
我那时候想,她在电视上见过的东西,我在路上看见了。
上班第一个月,我做了一份日本市场的调研,写了三十页。老板看完说,你写得比我细。我说,我在那边待过一年。他说,待过就是不一样。
我那时候想,我那一年终于变成了一件事。
我妈那句你一个人活有什么好,我后来没有跟她争。她这个人一辈子没有一个人过,她不明白一个人活是什么意思。我那时候想,有些事没法解释,只能让她看见。
她后来看见我上班、加班、自己做饭,她说了一句,她说你现在行了。
我妈那句你现在行了,我后来想起来很高兴。她这个人不夸人,她说行了就是最高的。我那时候想,我这四百天,最后换来的就是这两个字。
11
六月的一次深夜,我在便利店遇见一个老客人,六十多岁,每天凌晨两点来买一盒牛奶和一个饭团。
他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他说,他去过上海。他说了一句上海话,我听不懂。他笑了,说他学了一个月,只会这一句。他后来每次来都会跟我说一句中文,学了三个词:你好、谢谢、再见。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城市里也有愿意跟你说话的人。
发烧那次,我在房间里躺着,听见楼下有人在走路。我那时候想,如果我在这个房间里出了事,大概要两天才会有人发现。这个想法让我有点害怕,我起来穿好衣服,去了便利店。佐藤看见我,说你脸色不好。我说我没事。他说你回去。我说我可以。他说回去。
他说第二遍的时候我哭了,因为我那时候太累了。
十一月那个账本,我记在一本小本子上,一天一行。我算完以后发现我这一年的存款是零。我那时候没有难受,因为我本来就知道会是这样。我难受的是另一件事:我发现我不知道我这一年学到了什么。我合上本子,坐在床上想了很久。
京都那两天的第二天,我去了一个很小的寺庙,没有游客。院子里有一个老人在扫落叶,扫得很慢。我在旁边站着,他抬头看我,笑了一下。我那时候忽然想哭,因为那是我到日本半年以来,第一次有人对我笑而且不是客人的那种笑。
我在那个院子里坐了半个小时,然后走了。走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那个老人,他还在扫。
寺庙那个扫落叶的老人,我后来一直记得他的笑。他的牙不太好,笑起来嘴是扁的。我那时候想,一个人在院子里扫了几十年的落叶,他大概见过很多像我这样坐着的外国人。他对我笑,不是因为他喜欢我,是因为他习惯了对外国人笑。
这个想法让我有点失望,但是我后来觉得,习惯了对人笑也是一件好事。
合租屋的那四个人,我后来只跟美咲有联系。她偶尔会发一张照片,是她做的饼干。台湾女生换了手机号,联系不上了。法国男生回法国了。山口我不知道。
我那时候明白,一年里认识的人,大部分会散,这不是因为我不好,是因为那本来就是一段路。
十一月的时候,我感冒了一次,不重,但是我请了一天假。那天我在房间里躺着,听见楼下有人在说话。我忽然觉得这个声音很亲切,因为我已经听了一年。
我那时候明白,一个地方变成你的地方,是从你听得懂它的声音开始的。
梅雨是六月,下了三个星期。那三个星期我的鞋一直是湿的,房间里有一股潮味。我把衣服晾在阳台上,晾两天不干。我那时候买了一个除湿盒,放在衣柜里,一个月换一次。
梅雨结束那天我出门,看见太阳,忽然很感动。
梅雨那三个星期,我买了一把伞,一千二百日元,透明的。我后来那把伞坏了一次,骨架断了一根,我用胶带缠上继续用。我用它用到了十一月。
那把伞我回国的时候扔了,因为带不走。
我后来跟我妈说过一句话,我说,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是知道自己能一个人活。她说,你一个人活有什么好。我说,好,因为我知道我不怕了。
她听完没有说别的,她只是给我夹了一筷子菜。
冰柜那个嗡嗡声,我后来在超市里遇见过一次。那家超市的冰柜也是那个声音。我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忽然想哭。我推着车走了,因为我不想在超市里哭。
我那时候明白,有些声音是会认人的。
我在超市听冰柜声那次,推着车走了很远。我在一个货架前停住,看见一排日本产的酱油,我买了一瓶。回家我用它做了饭,味道跟我在那边吃的不一样。
我那时候明白,味道是带不回来的。
12
六月中旬,我的钱被偷了。
我放在房间抽屉里的三万日元,某一天下午就不见了。我第一个怀疑的是法国男生,因为他有段时间经常在客厅待到很晚。我没有证据,我问了他一次,他说不是他。他的表情很平静,我判断不了。
我那天晚上在房间里坐着,心里很乱,因为我忽然发现我不认识这屋子里的人。
我妈那个视频电话,她打了四十分钟。她问了很多,我都说好。她最后说,你要是受不了就回来。我说我才来三天。她笑了,她说她忘了。我挂了电话以后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我那时候想,她大概比我还紧张。
那半年我在便利店里见过的客人,我后来能分出几类。一类是每天早上来买咖啡的上班族,他们不说话,拿了就走。一类是晚上来买酒的,他们会跟我聊两句。一类是深夜来的,那种人很少说话,买完就走。还有那个老客人,他每次都等我算完钱才走。
十一月算完账那个晚上,我坐在床上想了很久。我想我这一年学到了什么。我想到的是一些很小的事:我会做便当,我会用日本的洗衣机,我能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跟人说话,我知道怎么在一个不懂的地方活下来。
这些事写在简历上没有用,但是它们在我身上。我那时候明白,有些东西是长在身上的,不是写在纸上的。
长在身上的东西,这句话是我自己想的。我回国以后去面试,面试官问我你在日本做了什么。我说,我在便利店上夜班,在居酒屋端盘子。他说,这个跟我们的岗位没关系。我说,我知道,但是我会做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事。
他笑了,他说你这个人有意思。那份工作我没有拿到,但是那句话我记住了。
那个房子后来我在地图上搜过。它在一条巷子里,我在街景里看见那栋楼,看见二楼的窗户。窗台上好像放了一盆东西,我看不清。我看了两分钟,关掉了。
我那时候想,那个窗户现在是别人的了。
地震这件事,我在那边遇过三次小的。第一次是晚上,床晃了一下,我以为是做梦。第二次是白天,便利店里的货架晃了,有几个瓶子倒了。佐藤说,不要紧,这是三级。第三次我在居酒屋,客人抬头看了一眼,继续吃。
我那时候想,这个国家的人对地震的态度,就像我们对下雨。
红叶是十一月。我在居酒屋的窗户外面看见一棵树,叶子从绿变黄再变红。我端盘子的时候会看它一眼。有一天风大,叶子全落了,第二天早上地上是红的。
我那时候明白,我这一年看了四个季节,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看一个地方的四季。
那棵红叶的树,我后来一直在想它的位置。它在居酒屋的窗户左上方,从店里看出去是一棵,从街上走过去是另一棵。我那时候不确定是不是同一棵,我也没去确认。
我那时候想,有些东西你不确认,它就好看了。
我有时候会想起便利店的冰柜声,那种低低的嗡嗡声。我在那边听了一年,回国以后听不见,我第一周睡觉的时候觉得少了什么。
我那时候明白,一个声音听久了,它会变成你的背景。
佐藤那个圈,我后来在排班表上看见过很多次,别人名字后面也有。我知道那不是专门给我的。但是我那时候看见它,觉得它是给我的。
我那时候想,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很少,有时候就是一个圈。
那个圈,我后来在自己公司的排班表上看见过类似的记号。我们用的是表格,打勾。我那时候想,每个地方都有这种记号,用来告诉你你在不在这儿。
13
偷钱这件事后来没有结果。
我第二天跟台湾女生说了,她说,她也丢过一支口红。她说,这个房子里大概有人手不干净。她说,她准备搬。我说,你搬了我怎么办。她说,你也可以搬。
我没有搬,因为我付了三个月的房租。我从那天起把现金藏在行李箱的夹层里。我那时候明白,在一个陌生地方,你要先学会保护自己。
周阿姨那个手机号,我抄在一张便利店的收据背面。她写字很用力,笔尖在纸上压出了痕。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有事找我。我说,谢谢阿姨。她说,别客气,都是中国人。
那张收据我在钱包里放了半年,后来钱包换了,我把它夹在护照里。
十二月,合租屋里发生了一件事:山口搬走了。他搬的那天我上班,回来的时候他房间的门开着,里面空的。地上有一张纸,是他留下的,写了一句日语。我用手机查,意思是谢谢你们这一年。
他住了大概两年,我们说了不到二十句话。
日语学校我没有去上。我本来想上,但是学费太贵,一个月要三万日元。我把那笔钱省下来吃饭了。我后来靠便利店和居酒屋练日语,练得慢,但是练得实。
我那时候明白,学语言不一定需要教室。
被客人轻视那件事,是在居酒屋。有一桌客人,四个人,喝多了,其中一个人用日语跟我说了一句什么,旁边的人在笑。我没有听懂,但是我听懂了他的语气。中村走过来,跟那个人说了两句,那个人不笑了。
我后来问中村他说了什么。中村说,我说他喝多了。我那时候知道,中村这个人嘴不好,但是他护着自己人。
中村护着自己人这件事,我后来跟那个越南女孩说过。她说,她的店长不护人。她说,有一次客人骂她,店长让她道歉。我说,那你怎么办。她说,我道歉了。我说,你以后会好的。
我那时候想,一个地方的差别,就在这点小事上。
佐藤那个圈这件事,我后来跟一个同事说过。他说,日本人就这样,不说,只做。我说,对,他给我排了三十号那天也是。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他喜欢你。我说,我知道。
我那时候明白,被人喜欢不一定需要被人说出来。
我现在偶尔会算那四百天。算下来是三百八十几天,我说四百天是因为好听。那三百八十几天里,我上班两百多天,休息一百多天,回国一次都没有。
我那时候想,一个人把自己交给一个地方三百八十几天,那个地方会留下一点什么在他身上。
14
七月的东京很热,公寓没有空调,只有一个风扇。
我上夜班,白天睡觉,风扇的声音像有人在拍手。我睡四五个小时会醒,醒了以后出汗,起来洗一个澡,再躺下。那两个月我掉了六斤,我本来就瘦,那时候脸是尖的。
有一次我在便利店的镜子前看见自己,忽然想起我妈说的那句注意身体。我那时候想,她说的对。
山口搬走以后,那个房间住进来一个日本女生,二十四岁,叫美咲,在一家服装店工作。她搬进来的第一天就把房间擦了一遍,还请我们吃了她做的饼干。台湾女生说,这个人比山口好相处。我说,还早。
我那时候有一个梦想,是想留在日本。我查过怎么转工作签证,查过怎么找正式工作。我看过很多帖子,说语言学校毕业以后可以找到工作,说要有公司给你办签证。
我看了半年,最后没有申请。因为我算了一下我的钱,我不够。
未来的规划,我在日本的时候想过很多。我想过回国做贸易,想过做日语老师,想过开一家小店。我那时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七个方向,写得很详细,每一个都写了怎么开始。
回国以后我选了其中一个,做贸易。这个选择不是最好的,但是它是我那时候能做的。
七个方向那个备忘录,我回国以后打开看过。我划掉了五个,剩下两个:做贸易和开小店。我选了贸易,因为开小店需要钱,我没有。
我那时候想,一个人的选择,很多时候不是选他想做的,是选他能做的。
美咲那杯苦茶,我后来自己买过一次同样的。我在一家日本超市看见那个包装,买回来泡,还是苦的。我喝了一半倒掉了。
我那时候想,那杯茶好喝,是因为是别人给你的。
15
七月末,台风来了。
那天下午风开始大,我在家里听见窗户响。晚上八点,停电了。整栋楼都是黑的,我拿了一个手电筒,坐在客厅。法国男生也在,他点了一根蜡烛。我们两个人坐在黑暗里,谁都没说话。
过了半个小时,他说,你怕吗。我说,不怕。他说,我也不怕。我们两个人笑了一下。那是我跟他住三个月里唯一一次好好说话。
美咲后来真的成了这个房子里最好相处的人。她会主动倒垃圾,洗完澡会把头发捡干净,晚上十一点以后不开洗衣机。她还给我们三个人各买了一个杯子,说是见面礼。我那时候想,一个人只要懂规矩,这个屋子就能住下去。
放弃那个梦想的时候,我没有很难受,因为我发现我不是非要留下。我想的是,我这一年要过完,过完以后我要回家。
我那时候明白,一个人可以选择留下,也可以选择回去,这两个选择都不是失败。
回国以后的对比,我最明显的一个感受是声音。国内很吵,路上有人说话,有车,有广播。我在日本习惯了安静,回来第一个星期我睡不好,因为太吵。
第二个星期我习惯了,第三个星期我开始觉得这个吵很好,因为它让我知道我回来了。
回国第一个星期睡不好,我妈以为我病了。她说,你怎么黑眼圈这么重。我说,太吵了。她说,吵还睡不着。我说,我在那边太静了。
她后来给我买了一个耳塞。我戴了三天就摘了,因为我习惯了。
那家中国餐馆,我后来记不清在哪儿了。我记得那个鱼香肉丝有点甜,周阿姨说她点错了。我们两个人吃了两个小时,她说了很多话,我大部分是听。
我那时候明白,一个在外面待久的人,最需要的是有人听她说中文。
16
八月我换了一份工,去了居酒屋。
居酒屋在一条小巷里,老板姓中村,五十岁左右,脾气不好。我的工作是端盘子、点单、收拾桌子。一小时一千二百日元,一晚上五个小时。
第一周我把一碟菜送错了桌子,中村当着客人的面说了我一句很重的话。我没有听懂,但是我听懂了他的语气。我那天晚上在后厨站着,手上一直在抖。
十二月底,便利店来了一对母女,买东西的时候女儿在哭。妈妈一边哄一边算钱,算到一半发现钱不够。她放回了一盒牛奶。我在柜台后面看着,等她走的时候,我从自己的钱包里拿了三百日元,追上她把牛奶买了。
她一直说不用,我一直说没关系。她最后鞠了一个躬。
三月二十号是我在便利店的最后一天。那天夜班很安静,客人不多。四点钟我照常整理货架,整理到第三层的时候,我看见那排罐头,忽然站了一会儿。
佐藤早上六点来接班。他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纸,写着感谢,还有一万日元。他说,这是大家凑的。我说,太多了。他说,拿着。
那一年我学会的最实用的一件事,是怎么一个人吃饭。我在那边一个人吃了三百多顿饭,从最开始的不习惯,到后来的熟练。我会一个人去居酒屋,坐在吧台,点两个菜,吃完走。
这个能力我回国以后还用得上,因为出差的时候我也一个人吃。
一个人吃饭这个能力,我后来还教过我一个朋友。她说她不敢一个人去餐厅。我说,你去一次试试。她去了,回来跟我说,她发现没有人看她。我说,对,没有人看你。
我那时候明白,一个人吃饭最难的不是吃饭,是进去那一下。
飞机上那个男人,他下飞机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年轻的时候出去一趟好。我说,嗯。他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现在知道了。那句话不是安慰,是真的。
17
九月我开始习惯这个城市。
我知道哪个时间段地铁最挤,知道哪家超市的鸡蛋便宜,知道下雨天要在便利店买一把三百日元的伞。我也有了固定的路线:家到便利店八分钟,便利店到地铁十五分钟。
我那时候不再觉得这个城市大,因为它被我走成了一小块。
那天夜里两点,那个老客人来了,他问我为什么笑。我说我刚刚做了一件好事。他说,什么好事。我说,帮一个人买了牛奶。他说,那个人是谁。我说,我不认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这个人可以。
我那时候觉得,一个陌生人的一句可以,比我这一年收到的所有评价都实在。
我拿着那个信封走出便利店,天刚亮。街上有人在遛狗,有车在等红灯。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回家。
那条路我走了三百多天,那天我走得很慢。
我后来给我妈讲过我一个人吃饭这件事。她说,那你不难受。我说,一开始难受,后来不难受了。她说,一个人吃饭有什么意思。我说,有意思,因为你可以慢慢吃。
她听完说了一句,她说,你这个孩子变了。
她说我变了,我后来想了想,我确实变了。我变得能等,变得能一个人待着,变得不那么怕别人怎么看。这些变化不是我在那边学来的,是那边逼出来的。
我那时候想,一个人被逼着长大,也是一种长大。
睡了十个小时那一天,我醒来的时候我妈在厨房做饭。她听见我起来,说,你醒了。我说,几点了。她说,一点。我说,我睡了这么久。她说,你累。
那两个字说得我心里很软。
18
九月末的一个晚上,那个老客人在便利店里跟我说,他要搬家了,去千叶。他说,他以后不能来了。我那天从柜台后面拿了一盒牛奶,递给他。我说,这个我请你。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再见,说得很准。
一月的东京下了一场雪。那是我在那边见的第一场雪,雪不大,落在路上就化了。我早上六点下班,走回家的路上看见有人在扫雪。我那时候忽然想吃一碗热的汤面。
我回家煮了一碗挂面,加了一个蛋,坐在窗边吃。窗外是白的,屋里是热的。
三月二十二号,居酒屋的最后一天。中村给我做了一碗面,说,你吃。我吃了,很咸。他坐在旁边,说,你这个人还行。我说,谢谢。他说,你以后来东京,来我这儿喝酒。我说,好。
我那天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没有挥手。
那家公司问我白过了没有,我后来想,他说得也不算错。我这一年没有存钱,没有升职,没有学历。我这一年只有一些很小的事:我会一个人吃饭,我会说日语,我知道怎么在一个不懂的地方活下去。
这些东西在简历上是空的,但是在我身上是实的。
19
十月我做了一件我一直想做的事:一个人去了京都。
我坐夜行巴士,晚上十点出发,早上六点到。我在京都待了两天,看了三座寺庙,吃了一碗汤豆腐。我在一个院子里坐了一个小时,看一棵树。
那两天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我一个人。我那时候发现,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安静,安静不是孤独。
一月底我做了一个决定:不续签,按计划回国。我那时候的签证还剩两个月,我可以在境内申请延期,也可以走。我想了一个星期,最后决定走。
我给周阿姨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件事。她说,你想清楚了。我说,想清楚了。她说,那你回来也好,你妈也在等你。
三月二十五号,我从成田机场回国。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从窗户往下看,看见一片房子,很小。我那时候想,我在那片房子里住了一年,现在我在天上看它。
我没有难过,我只是觉得这一年很长。
陈老板那句待过就是不一样,我后来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跟日本客户打电话,最难的不是语言,是那个分寸:什么时候说谢谢,什么时候说抱歉,什么时候不多说一句。这些东西书上没有,只有在那边待过的人才知道。
我那时候发现,我那一年在便利店里学的,比我以为的多。
20
十一月我算了一笔账,我来了二百四十天。
这二百四十天我挣的钱不多,花了一半在房租上,一半在吃饭和交通上。我一分钱都没有存下来。我那时候看着账本,忽然觉得这二百四十天像一场很长的梦,梦里的东西都是真的,但是带不走。
二月,我开始交接。便利店的佐藤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三月底。他说,那我给你排到二十号。我说好。他没有说别的,他只是把排班表改了一下。
我看着那张表,忽然想起他第一次给我排到三十号那天。
回国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我妈家吃饭。她做了一桌子菜,有鱼有肉。她一直给我夹菜,夹到我碗里放不下。她说,你吃。我说,我吃。
我吃了三碗饭,吃到最后我自己都笑了。
我现在还在那家公司。我每天做日本市场的单子,一周跟客户通两次电话。我说话的时候会想起我在居酒屋端盘子的样子,那时候我一句话都说不利索。
我那时候想,人是一点一点变厉害的,不是一下子。
还有一件我一直没有写的事。我在那边的最后一个月,开始数日子。我在日历上一天画一个圈,画到二十号的时候,我发现圈已经画了很多。
那些圈里有一天是我发烧,有一天是台风停电,有一天是我在居酒屋被人骂,有一天是我在京都的院子里坐着。我把这些日子连起来看,才发现它们不是一堆苦,是我这个人被重新捏了一遍。
我回国以后,我妈说我变了。她说我变得话少了,也稳了。我那时候想,话少是因为我学会了一个人待着,稳是因为我知道我能一个人活。这两件事是我从四百天里带回来的,比钱实在。
我现在偶尔会在晚上想起那栋两层小楼,想起二楼的窗户,想起冰柜的嗡嗡声。那些东西离我很远了,远到我可以笑着想起。我那时候二十六岁,什么都不懂,一个人拖两个箱子落地。我现在三十岁,懂了一点,还是一个人。
人的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你去一个地方,被它磨一遍,然后带着磨出来的东西回来。那个地方不欠你什么,你也不欠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