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进那家公司是三十二岁,春天。
公司在一栋很新的大楼里,楼下有一家咖啡店,一杯二十八。我第一天去报到,HR 带我刷了三道门禁,最后到二十三楼。我的工位靠窗,窗外能看见另一栋楼,那栋楼也是我们公司的。
我的岗位是产品经理,做的是社区团购的一个子业务:生鲜到家。我的直属领导姓赵,三十九岁,从另一个大厂过来的。他跟我说,这个业务公司很重视,投入了三个亿。
我那时候很兴奋。我在上家公司做了六年产品,做的是工具类,用户几百万,我从来没做过这么大的盘子。
那栋楼一共三十层,我们公司在二十三到二十六。楼下的咖啡店是公司的合作商户,用工卡可以打八折。我第一年每天喝两杯,第二年一杯,第三年不喝了,因为心跳太快。咖啡店那个女孩后来认得我,她不问我喝什么,直接做。我离职前最后一天去了一次,她说,你不来了。我说,不来了。她说,那你保重。
我们公司的职级是一套数字,我入职的时候是三级,两年以后升到四级。升职要答辩,答辩要准备三十页的 PPT。我那次答辩准备了两周,讲了四十分钟,评委问了我七个问题。答辩通过以后我涨了两千块。我那天在楼下买了一瓶酒,回家自己喝了一半。
那一年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叫我老员工,是在一个饭局上。一个比我小五岁的同事说,哥,你是老员工了。他说这话没有恶意,但是我听完心里沉了一下。我那时候三十二岁进的这个部门,三十五岁被叫老。三年,在这家公司就是一个老员工的长度。
我入职那天办的工卡是蓝色的,上面有我的照片和工号,工号是七位数。这张卡我用了三年,边角磨白了。离职的时候要交回去,我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照片上的人比现在胖一点,头发多一点,眼神也比现在亮。我把卡递给行政,她说谢谢。我那时候想,三年,一张卡,一句谢谢。
我进那家公司之前在一家中型公司做了六年,那六年我做的是工具类产品,用户几百万,团队八个人。那六年我很快乐,因为我能看见用户,我能跟他们聊,我能把一个功能做出来,然后看他们用。我进大厂的时候以为那是升级,我后来发现那是换了一种活法:离用户更远,离会议更近。
我在大厂那三年,一共搬过两次工位。第一次是从一层楼的左边搬到右边,第二次是从二十三楼搬到二十六楼。搬家那天行政发纸箱,一个人两个。我收拾出四箱东西,比我入职时候带的多三倍。我那时候想,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三年,能长出这么多东西。
两个纸箱搬家那天,我把东西装进去,装到第二个箱子满了,我发现我还有很多东西。我最后扔了一堆:一个坏了的键盘、三个旧鼠标垫、两本书、一盒过期胃药。我把这些东西扔进垃圾桶的时候,忽然觉得我这三年也是可以被这么扔掉的。这个念头有点凉,但是我那天没有难过,我只是觉得清楚了。
那只坏键盘我扔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因为它是我入职第一个月买的,三百多块。我用它写了三年的文档、三年的周报、三年的需求。它的键帽磨得发亮,空格键有点不灵。我最后把它扔进垃圾桶,听见它落下去的声音。我那时候想,一个键盘写不出东西的时候,就该扔了。
那个键盘落下去的声音之后,我在工位上又坐了十分钟。我那时候已经交了卡,理论上不能待了。我把三本笔记本放进包里,站起来,看了一眼那个空了的桌面。桌面很干净,因为擦过。我那时候想,一个桌面擦干净以后,就跟没有人坐过一样。
2
第一个月我做的事是调研。
我跑了十七个小区,跟四十多个团长聊过,看了三百多条用户反馈。我写了一份四十二页的调研报告,最后得出结论:我们的履约太慢,用户的复购靠便宜。
赵总看完报告,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要先做增长。
我说,履约不做,增长留不住。
他说,先增长,再留。
我那时候没说话,因为我知道在这家公司,先做什么不是我说了算。
赵总那个人有一个特点:他从来不说不。他说的是我们再想想,他说的是这个可以谈。他从来不说这个不行。我跟他干了一年才发现,这种人不说不,是因为他要留着以后说不行。他真正说不的时候,是资源撤的时候,那时候你什么都改不了。
加班这件事,公司没有明文要求,但是有氛围。晚上九点以后,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一半人。有一次我八点半走,第二天有人跟我说,你昨天走得挺早。我说,我家里有点事。他说,哦。那个哦我听得很清楚。
赵总那种人从来不说不,我后来还发现他一件事:他很会讲故事。他能把一个做不成的项目讲成一个必须做的项目,讲得会议室里的人都点头。我那时候很佩服他,后来我不佩服了,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在学他。我开会的时候也开始讲故事,讲愿景,讲行业。我那时候变成了我不喜欢的人。
赵总讲的愿景我后来都能背了,因为他每个季度讲一遍。他讲我们要成为这个城市最大的生鲜平台,讲我们要让每个家庭三十分钟吃上新鲜菜。他讲的时候会议室里的人都点头。我那时候也点头,但是心里知道我们的履约是四十七分钟。这个差距他从来不提,因为一提就没有故事了。
赵总讲故事的能力我后来分析过。他的故事有三个部分:第一是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第二是别人怎么解决的,第三是我们如果做了会怎么样。他讲第三部分的时候会用数字,比如日活、比如市场份额。这些数字是他自己算的,我后来发现他算得很乐观。但是他讲的时候很坚定,所以大家都信。
赵总有一个习惯,开会的时候最后十分钟才说真正的决定。前面五十分钟他听大家讲,最后十分钟他说,那就这样。这个习惯让我很累,因为我每次都要坐五十分钟才能听见一句有用的。我后来学会了,前面五十分钟我就坐着,最后十分钟认真听。
最后十分钟才说决定这个习惯,我后来发现是一种权力。前面五十分钟是让大家说话,最后十分钟是他一个人说。这个安排很聪明,因为它让所有人觉得参与了,而决定是他做的。我那时候明白,很多会议的真正功能不是讨论,是让决定看起来像是讨论出来的。
让决定看起来像讨论出来的,这个安排我后来在很多地方见过。我在机构开会的时候,校长也让所有人说话,但是他最后会说一句,我们按这个来。我那时候发现,这两个地方的做法是一样的,只是机构的会短,短到你能记住自己在说什么。
校长最后会说一句我们按这个来,这个做法我后来觉得比赵总好一点,因为他只说了二十分钟才说。赵总五十分钟,校长二十分钟。这个差别在于,校长的时间是真的紧,赵总的时间是他自己安排的。
3
三月项目立项,我的团队一共十四个人:四个开发、两个测试、一个设计、一个数据分析、一个运营,还有我。
立项会开了一上午。会议室的屏幕上是一张流程图,从下单到送达,一共十一个节点。每个节点都有一个人在讲。我讲的是下单这个节点,我讲了十二分钟。
会开完,赵总说,这个项目三个月上线。
我说,三个月做不完。
他说,做不完就砍功能。
那份四十二页的调研报告,我做了三个星期。里面有一张表,是我们跟三家竞品的履约时长对比,我们最慢。那张表后来被删了,因为赵总说,这个放在报告里不好看。我把它留在了自己的电脑里,一直没删。我后来看那张表,觉得那是我在那家公司做过的最诚实的一件事。
团建是每年的秋天,去郊区的一个度假村,两天一夜。白天做拓展,晚上吃饭喝酒。我不喝酒,我坐在那儿看别人喝。有一个同事喝多了,站起来说要敬这个项目一杯。他说,这个项目是我们的孩子。我那时候想,这个孩子生下来就被扔了。
那张被删掉的表,我后来在自己的电脑里看过很多次。表上是三家竞品的履约时长:三十一分钟、三十三分钟、二十几分钟。我们四十七。我每次都盯着那个四十七看。那个数字不是我们的对手给的,是我们自己测出来的。这个表被删了以后,我们开了七次会讨论补贴。
那张表的四十七,我后来在离职谈话的时候提过。我说,赵总,我们做了三年,履约时长从五十二分钟做到四十七分钟,一共快了五分钟。他说,这五分钟是靠资源堆出来的。我说,对。他说,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我说,应该先想清楚做不做。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这个话现在说已经晚了。
那五分钟的提升,我后来在一次行业会上跟人聊过。那个人做了十年生鲜,他说,五分钟在生鲜这个行业里是生死线,因为生鲜的时效性太强。他说,你们能从五十二做到四十七,说明你们的技术是对的,但是你们的投入不够。他说,再往下做要加仓,加仓要钱。我说,我们没有钱了。
他说,那你们就只能做到这儿。
五分钟的提升背后是十九个人、三年、一百多亿的资源。这个账我后来算过,平均下来每一分钟的提升要花二十多亿。这个数字很不合理,但是我算的时候没有愤怒,我只觉得荒诞。我那时候明白,一件事做到最后,你就不愤怒了,你只觉得它荒诞。
每一分钟二十多亿这个数字,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因为说出来像是一个笑话,而这个笑话的对象是我们所有人。我那时候想,一个人一天工作十个小时,一年三百天,三年就是九千个小时,这些小时加起来换来五分钟。这个账算下来,我自己的价值是多少,我不敢算。
九千个小时换五分钟,这个账我算完以后没有再算。因为再算下去,我就要问自己一个更难的问题:我这三年到底做了什么。我那时候回答不出来。我后来离职以后才慢慢能回答:我做了三年的事,学会了怎么在一个组织里活着。
这个组织教你怎么活着,这句话是我离职后第二年才敢说的。我在那家公司学会的东西,写字、开会、汇报、等通知,这些东西不是产品能力,是活下去的能力。我那时候想,三年换这个,不知道值不值。
4
四月到六月,我每天的日程是这样的:九点半到公司,十点开会,十二点吃饭,一点半开会,四点评审,六点写文档,九点下班,回家以后继续写。
我们组有一个惯例,晚上十点要在群里发一句今天的工作进度。有一次我忘了发,第二天被点名。
我那时候的睡眠是每天五小时。我买了一个手环,数据显示我深度睡眠平均一小时二十分钟。我看着那个数字,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用旧的电池。
需求评审会是我最怕的会。一个需求要过五个人:我、设计、开发、测试、赵总。每个人都能提意见,每个人都能否。有一次一个按钮的颜色,我们讨论了四十分钟。我那天从会议室出来,忽然想问自己:我在干什么。这个问题我没有问出口,因为我下午还有两个会。
班车是公司包的,从市区三个点出发。我坐的是二号线,早上七点二十一班。车上的人都闭着眼,没有人说话。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同事在车上改 PPT,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我那时候想,这个人昨天晚上大概只睡了四个小时。
按钮颜色四十分钟那个会,我后来记得很细。设计说这个蓝色好,运营说这个橙色更能转化,开发说这两个都要改代码。最后一次是赵总拍的,他说用橙色。上线以后转化率没有变。我那时候想,这四十分钟本来可以不用开。
那个按钮颜色的会,最后用橙色是赵总拍的。他说橙色让人有食欲。他说这话的时候很自信,像在讲一个定理。上线以后转化率没有变。我后来想,如果那次转化率涨了两个点,他大概会说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他也不会知道那是因为橙色。
橙色那个按钮,我后来在自己做课研的时候想起过。我们给孩子做的界面,颜色是我选的,我选了黄色。有一个老师问我为什么是黄色。我说,因为孩子喜欢黄色。我那时候才发现,在大厂那三年,我从来没有为了喜欢做过决定,我只为了数据。
紫色那个按钮我选黄色的时候,有一个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孩子喜欢。她说,你怎么知道孩子喜欢。我说,我看他们画画,他们用黄色最多。她说,那你这个判断是观察来的。我说,对。我那时候忽然觉得,我原来那种做法还在,只是被压了三年。
观察那个办法,我后来在机构里用了很多。我坐在教室后面看孩子,看他们什么时候抬头,什么时候低头,什么时候开始玩笔。我把这些记在本子上,一节课记两页。我那时候发现,我原来是一个会观察的人,只是在大厂那三年,我没有机会。
我坐在教室后面看孩子,那种感觉很新鲜。孩子的表情是直接的,他听不懂就皱眉,他懂了就点头,他不想学就看窗外。我在大厂那三年看的是屏幕上的曲线,曲线不会皱眉。我那时候明白,我错过了很多东西,不是因为我不努力,是因为我离人太远。
曲线不会皱眉,这句话我后来跟那个校长说过。他说,你这句话说得挺重。我说,我就是觉得我错过了。他说,你才三十五,你没错过什么。我说,我错过了我女儿三年。他没有说话。
5
六月底上线,比计划晚了两周。
上线那天晚上我们全组在会议室,盯着大屏上的数据。八点、九点、十点,订单量一点点涨。到十一点,第一天的订单是一万二千单。
赵总在群里发了一句:很好。
那天我们十一个人点了外卖,在会议室里吃到十二点。有人开了啤酒。我那时候真的高兴,因为这是我这三年做的第一个真正上线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数据掉了三成。第三天又掉了两成。
第七天,日订单稳在四千。
我们公司的食堂是免费的,四菜一汤,队伍很长。我那时候一天最放松的时候是在食堂排队,因为那时候我不用想事。有一次我端着盘子找位置,看见一个同事坐在角落,面前是三个菜,他在哭。我端着盘子走了,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竞品那家公司我研究过半年。他们的产品做得比我们糙,但是快。他们的迭代是两周一次,我们是两个月一次。我那时候写了一份分析,说我们要学他们的节奏。赵总看完说,我们是正规军,不学游击队。我听完就觉得这个项目没救了。
食堂里那个哭的同事,我后来知道他是被优化了。他那天上午接了通知,中午吃最后一顿饭。他坐在角落,一边吃一边哭。我端着盘子走了。这件事我记了两年,因为我一直想,如果那天我坐过去,跟他说一句话,会怎么样。
食堂里那个同事,我后来打听过,他去了另一家公司,工资降了三成。他有一个两岁的孩子,房贷一个月七千。他那天在食堂哭,是因为他算了一下,他撑不到年底。我那时候端着盘子走了,这件事我一直记着,因为我知道我那天应该坐过去。
食堂那个哭的同事,我后来在街上遇见过一次,是两年后。他瘦了很多,骑一辆电动车,车上有外卖箱。他看见我,停了一下,说,哥。我说,你现在跑这个。他说,跑着。他说,他孩子上幼儿园了。我说,那挺好。他说,还行。
我们说了三句话,各自走了。
街上遇见那个同事,他说还行。他说还行的时候眼睛没有看我。我那时候想,他大概过得不太好,但是他说还行,是因为他不想让我同情。我们两个人站在街边说了三句话,都在回避。我走的时候说了一句保重,他说了一句你也是。
保重那句话,我后来在另一个场合也说过。是我一个大学同学,他在一家公司做了十年,被优化了。我在微信上跟他说保重,他回了一个嗯。我们两个人都是那种不会说话的人。我那时候想,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时候只会说保重。
我们这一代人只会说保重,这个说法我后来跟一个朋友聊过。他说,他们那儿也是,出了事就说保重。他说,保重这个词是一个筐,里面什么都能装,因为它什么也没说。我那时候想,我们不是不会说话,是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知道说什么这件事,我后来在机构里改善了一点。孩子做错事的时候,我学会了蹲下来跟他一起看。我发现不说话,陪着他,比说话有用。这个办法我后来用在我女儿身上,她做错题的时候我不讲了,我坐在旁边。
6
七月开的复盘会,开了三个小时。
我先讲了数据,讲了留存,讲了履约时长。数据分析的同事做了一张图,我们平均送达时长是四十七分钟,行业前三家是三十一分钟。
赵总说,这个差距怎么补。
运营说,要加前置仓。
技术说,加前置仓就要改架构,一个月做不完。
赵总说,那就一个月。
我那天说了一句,我们是不是该先看看用户为什么不下第二单。会议室安静了三秒,赵总说,增长的问题后面再谈,现在先把时长。
我后来知道,我那天说错了一句话,但是那句话是对的。
第一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做出一个日活十万的产品。第二年是日活五万。第三年是保住这个项目。这个变化我后来写在笔记本上,写完我看着那三行字,觉得这是一个人怎么一步一步往下走的过程。
我们那个业务的核心是一个补贴模型,新用户首单减十五。这个模型看起来很有效,因为拉新数据好。但是它有一个问题:补贴停了,用户就走了。我算过,一个用户的真实价值是十一块,我们拉一个新的成本是二十七。这个账我在月报里写过一次,后来被删了。
日活十万到保住项目那三行字,我后来给我老婆看过。她说,你这是自己给自己降标准。我说,这不是我降,是公司降。她说,那你还干。我说,我干。她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会别的。
我老婆说你这是自己给自己降标准,我后来承认了。我确实在降,我第一年想的是做出一个有用的产品,第三年想的是这个项目别死。这个降的过程不是一天完成的,是一次一次会议上、一次一次资源撤掉、一次一次数据不好以后,慢慢完成的。我到后来已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我只知道我不想失业。
我降标准这件事,我后来在自己身上看得很清楚。我第一年还会在会上争,第二年我只在私下说,第三年我什么都不说。这个过程很安静,安静到我自己都没有察觉。直到我离职那天翻开笔记本,看见第一天写的三个目标,我才知道我这三年走了多远。
我第一年争的时候,赵总还会回应我。他说,你的想法我理解,但是我们现在的优先级是增长。这句话我听过很多次,听到后来我就不争了,因为我知道回应我的不是他,是那句话。那句话是一堵墙,你撞上去,它就重复一遍。
那句话是一堵墙这个比喻,是我自己想的。我后来想清楚了,墙不是赵总,墙是那套逻辑。那套逻辑说,先增长再优化,先规模再效率,先活下来再谈价值。这套逻辑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它不给别人说话的空间。你在墙前面说什么,墙都重复一遍。
墙不给别人说话的空间,这句话我后来在别的地方验证过。我在机构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家长,他说他的孩子不能学编程,因为学校要考试。我跟他讲了一个小时,讲编程能锻炼思维。他说,我知道,但是我要考试。我那时候发现,他不是墙,他是被墙挡住了。
被墙挡住的那个家长,我后来跟他成了朋友。他的孩子学了一年编程,考试也很好。他说,他那时候是被学校的要求挡住了,不是不想给孩子别的。我说,我理解。他说,你那时候讲了一个小时,我一句没记住,但是你的态度我记住了。
7
八月我做了两百多份用户访谈的复盘。
我把评论区一条一条看,看见最多的一句话是:太慢了,不如去菜场。我把这句话打印出来,贴在我的工位上。
我拿着那张纸去找赵总,说,我们的核心问题是履约,不是补贴。他说,补贴能带来订单,订单能带来数据,数据能带来下一轮资源。他说,你不懂这个逻辑。
我说,这个逻辑会把业务做死。
他说,你先按我说的做。
技术那边有一个老张,四十岁,做后端。他有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你们产品改需求像翻书,我们改代码像拆房子。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一次评审会上,说完会议室很安静。我当时有点不高兴,后来我明白他说得对,因为我们确实改得太随意。
会议室的预订系统很紧张,一个会议室要提前三天订。有一次我们没订到,在茶水间开了一个小时的会,六个人围着一个小圆桌。那天讲的是履约优化,讲到最后有人说,我们连个会议室都订不到,还优化什么。
老张那句话我后来用在别的地方。我做课研的时候,一个老师要改课程结构,我说,改结构像拆房子。他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先看承重墙在哪儿。他笑了,说,你这个人有点意思。
老张后来也离职了,比我早一年。他说他四十岁了,写不动代码了。他去了一个小公司做技术顾问,工资少一半,但是不加班。他有一次请我吃饭,说,你现在还在那个楼里。我说,是。他说,你什么时候出来。我说,不知道。他说,你会出来的。
老张那句你会出来的,我后来想起来觉得他说得比我明白。他四十岁走的,走的时候没有犹豫。他说,他不想等到公司告诉他不用来了才走。他说,自己走和被走是两件事。我那时候不完全懂,我离职那天懂了。
老张走的时候请我吃了顿饭,在一个小馆子,两个菜一瓶酒。他说,他四十岁生日那天写了一段代码,写完他忽然觉得自己在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干活。他说,他那天晚上决定走。我说,你走了去哪儿。他说,不知道,但是不走更不知道。
老张说不知道,不走更不知道。这句话我离职的时候懂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但是我知道我不能留在那儿。留在那儿我会慢慢变成一个不说话的人,一个只会点头的人。我那时候三十五岁,我不想四十岁的时候变成那样。
四十岁变成那样,这个恐惧我后来一直在。我三十五岁离职的时候想,如果我再待五年,我大概会变成一个只会说好的人。这个想法让我在面试的时候不敢接受任何一个需要天天开会的岗位。我后来选了一个小机构,因为那儿的会少。
会议室里说需求、说资源、说数据,我们真正的生活在外面。这个错位我后来想得很清楚。一个人一天十个小时在一个地方,他用那十个小时的语言去讲他的生活。讲久了,他就不知道生活是什么语言了。
8
九月我做了两件事:一是继续推履约优化,二是在项目里加了一个日签功能。
日签是我自己加的,很小,用户每天签到得一张券。上线两周,日活涨了百分之十二,但是订单没动。赵总说,这个数据很好看,可以写进月报。
我看着那个数字,心里很清楚,那是假的。
我在自己的笔记里写了一句:日签治不了慢。
我们组有一个女同事,三十四岁,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她每天六点半走,去接孩子。有一次领导在会上说,某些同事要注意一下工作投入。她没有说话。第二天她还是六点半走。我那时候很佩服她,因为她比我硬。
我们组有一个男的,三十五岁,两个孩子。他每天早上六点到公司,晚上十点走。他有一句话:我这个年纪,不快就没位置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在吃泡面。我那时候觉得他可怜,后来我发现我自己也是那样,只是我没说出口。
那个六点半走的女同事,后来她离职了,比我早两个月。她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她说,我在这儿学到的唯一一件事是不要相信任何人说这个项目很重要。她说,重要不重要,看资源。资源给了,就是重要。
那个女同事走的时候,我送她到电梯口。她说,哥,你也早点走。我说,我再看看。她说,看什么。我说,看看这个项目死的时候什么样。她说,你别看,看了难受。她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的时候她笑了一下。
那个女同事说你别看,看了难受。我后来还是看了。项目被砍的最后一天,我们剩下三个人在会议室,把文档归档,把服务器关掉。关服务器的时候有一个开发的同事说,这个机器跑了三年。他说完就没有说话。我那时候想,这个机器跑了三年,我们做的功能在上面跑了三年,现在关了,就没了。
关服务器那天,我们三个人在机房待了半个小时。那个机器有一个绿灯,一直在闪。开发的同事说,这个灯闪了三年。他伸手把电断了,灯灭了。我们三个人站在那儿,没有人说话。我那时候想,一个灯灭了,一件事就结束了。
灯灭了那天,我们三个人在机房站了半个小时,然后一起下楼。楼下是傍晚,天还亮着。有人说,去吃个饭吧。我们三个人去了一家小馆子,点了四个菜。吃饭的时候我们聊的是游戏、是球赛,没有聊项目。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是我在那三年里吃得最松的一顿。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我们三个人聊游戏、聊球赛。有一个人说他儿子最近在学游泳。另一个人说他准备结婚了。我那时候想,我们三个人平时在会议室里说的都是需求、资源、数据,但是我们真正的生活是这些东西。这顿饭让我觉得,我们是被一个东西绑在了一起,绑久了就忘了自己还有生活。
大厂里错是要负责的,这句话是真的。我们上线出过一次事故,一个接口挂了两小时,损失的订单算下来是七万多。那次复盘了三周,那个开发的同事被扣了绩效。他后来跟我在楼下抽烟,说,我不是故意的。我说,我知道。他说,但是没人管你是不是故意的。
9
十月组织调整,我们组被拆了。
原来的十四个人,六个被划到另一个业务,两个离职,还剩六个。我从管一个项目变成管一个模块。我的汇报线也变了,从赵总变成一个新来的总监。
新总监姓方,三十五岁,比我小三岁,是从咨询公司过来的。他第一次跟我开会,说,你的项目我看过,问题很多。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还做成这样。我说,你说得对。
那天我从会议室出来,在楼梯间站了一会儿。
日签那个功能,我做了两周。上线以后日活涨了,赵总在月报上写了一行,说这个功能带来了百分之十二的增长。他没有写订单没涨。我那时候明白,数据是可以被选择性地用的,用哪一段,看谁在用。
第一年我们做了一个大促,请了明星直播。那天晚上直播间的人数破了百万,订单涨了五倍。第二天数据回落,第三天回到原来。我在复盘会上说,这次大促带来的新增用户,七天后留存是百分之九。赵总说,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曝光。
数据可以被选择性使用这件事,我后来在面试的时候说过。有一个面试官问我,你怎么看待数据驱动。我说,数据是对的,但是选哪一段数据是人做的。他说,你这个说法有点消极。我说,我这个说法是实话。
他没有再问。
数据驱动那个面试,那个面试官后来没有再问我。我那次面试没有通过。我后来想,我大概说了一句让他不舒服的话。但是我那时候不想改口了,因为我改口改了三年,改到最后我说不出真话。那一次我说了真话,虽然丢了那个机会。
真话这个东西,我在大厂那三年说得很少。我后来做课研,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这个方案不行,因为孩子坐不住。那个老师说,你说得对。我那天忽然有点不适应,因为我说了一句真话,没有人不高兴。
我在机构第一次说这个方案不行的时候,那个老师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姑娘,她是做教研的。她说,你说得对,我们改。她当天就改了。我那时候看着她改,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因为我在大厂三年,没有见过一个人这么干脆地接受意见。
二十七岁那个姑娘接受意见接受得那么干脆,我后来问她,你为什么不多想一下。她说,你说的有道理,我为什么要多想。我说,你不怕我说错。她说,你说错了我们会发现。我那时候明白,一个地方如果允许说错,那这个地方的人就敢说。
允许说错这个话,我后来在机构里做过一次实验。我让六个孩子自己写一个小游戏,他们写的全是错的,程序跑不起来。我没有改,我让他们自己找错。有一个孩子找了半个小时,找到了一个分号。他那天高兴得跳起来。我那时候想,这种高兴在大厂里没有,因为在大厂,错是要负责的。
在一米远看人,这个距离我后来觉得很准。一米远的距离,你能看见一个人的表情,但是你不能替他做决定。这个距离是合适的。大厂那三年,我跟用户隔着一个屏幕和一层数据,隔着几万个用户。那个距离不是远,是没有。
10
十一月,我开始失眠。
每天晚上两点会醒,醒了以后脑子里全是工作。我去医院看过,医生给我开了药,说,你这个是焦虑引起的,要注意休息。
我吃了药,睡得好了一点,但是白天更困。我在工位上坐着,中午会突然心慌。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手抖,我把手放在桌子底下。
我那时候三十五岁,体检报告上有三个箭头,头发比三年前少了三分之一。
十月那个拆分,我们组从十四个人变六个,工位也换了。我们从二十三楼搬到二十六楼,那层楼是新的,桌椅都是新的。我坐在新工位上,看着窗外,窗外是另一片楼。我那时候忽然想念我原来那个靠窗的位置。
那两年我参与过四次裁员。第一次我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谁会被叫走。第二次我学会了看名单。第三次我参与了名单的制定。第四次我被叫进会议室,坐在被通知的那一边。这四次我一次比一次安静。
搬到二十六楼那层,我的工位在一个角落,旁边是一个服务器机房,有嗡嗡的声音。我在那儿坐了半年。那半年我戴耳机,耳机里放的是白噪音。有一次我摘下耳机,听见那个嗡嗡声,忽然觉得这个楼在运转,而我只是里面一个零件。
二十六楼那个角落的工位,我坐了半年。那半年我做的事很少,因为模块被砍了,我们只剩维护。我每天整理文档、回邮件、参加一些不需要我说话的会。有一次我在工位上坐了两个小时没有动,因为我没有什么可做的。我那时候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很奇怪的轻松,那种轻松让我害怕。
二十六楼那个工位,我后来有一次加班到很晚,整个楼层只剩我一个人。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看见外面的楼,一层一层的灯。我那时候忽然想,这个城市里有几万个人跟我一样,在这个点还坐在一个格子里。这个念头没有让我难受,反而让我觉得平静。
二十六楼那个晚上,我站在窗边看了很久。我看见外面的楼群,看见几辆车在下面走,看见远处有一片黑的,那是公园。我那时候想,这个城市在晚上看起来比白天好,因为晚上你看不见细节,你只看见灯。
晚上看这个城市看不见细节,这句话我后来用在了很多地方。我那时候觉得,很多事情在远处看是好的,走近了就不行。这个想法有点消极,但是它是真的。我后来做课研,离孩子很近,我发现近处的东西才是我要的。
近处的东西才是我要的,这句话我后来写在笔记本第一页。我在机构每天离孩子一米远,我能看见他们的手指在键盘上找键。这个距离让我觉得踏实。我那时候想,一个人在远处看,看到的是趋势;在近处看,看到的是人。
我以前说的是我们那套词,这句话我想了想,确实是这样。我那时候说抓手、说打通、说赋能。我说这些词的时候不觉得有问题,因为周围的人都说。我后来在机构里听见一个新人说赋能,我忽然有点难受,因为我看见我自己。
11
十二月,我们那个模块也被砍了。
砍的理由是资源整合。方总监在全员会上说,这个方向以后由另一个团队做。他说得很客气,说感谢大家的付出。
那天散会以后,我们组六个人在会议室里坐着,谁都没说话。有一个开发的同事忽然说了一句,我上个月加了六十个小时的班。他说完就出去了。
我在会议室里又坐了半个小时,然后回工位,打开电脑,把项目文档整理了一遍。
方总监第一次跟我们开会,讲了四十分钟的框架。他说,我们要用结构化的方法解决问题。他说,第一步是定义问题。他说,你们的问题是什么。没有人回答。他说,那说明你们还没想清楚。
我那时候想说,我们的问题是这个业务本身,但是我没有说。
述职 PPT 是我最讨厌的东西。一年做两次,每次三十页,要写成绩、写问题、写规划。我写成绩的时候最难受,因为我知道那些数字是怎么来的。我写问题的时候最轻松,因为问题是真的。我写规划的时候最假,因为我知道明年不会按这个做。
方总监说我们没想清楚问题,那天我其实想了。我想的是:我们的问题是没有一个真正需要这个产品的人。这个话说出来会有很多人不高兴,所以我没有说。我那时候学会的一件事是,在一个组织里,真话要挑时候说,而那个时侯永远不来。
方总监那句话,我后来在别的地方也听见过。很多从咨询公司来的人喜欢说你们没想清楚问题。他们说得对,但是他们说的时候不知道,有些问题不是没想清楚,是想清楚了也做不了。这个区别他们不懂,因为他们没做过。
咨询公司来的人有一套语言,那套语言里有很多词:闭环、抓手、颗粒度、对齐。我一开始听不懂,后来我也学着说。我说了半年以后,我发现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脑子里是空的。我那时候明白,一套语言如果不能让事情变清楚,那它就是用来让事情变模糊的。
闭环那个词我后来在机构里说过一次,那个姑娘问我什么叫闭环。我说,就是从头到尾做完。她说,那你说做完就行了。我那时候笑了,因为她说得对。我们那套语言,很多词都是把简单的事说复杂。
闭环那个词,我后来在机构里再没有说过。我改说做完。我发现说做完以后,沟通快了很多,因为没有人需要去理解一个词的意思。我那时候明白,我们那套语言的很多词,是为了让说话的人显得专业,不是为了让人听懂。
说做完以后沟通快了很多,这个变化我一开始没有注意。是那个二十七岁的姑娘跟我说,你说话很直接。我说,我以前不直接吗。她说,你以前说的是我们那套词。我那时候笑了,因为我以前确实说那套词。
有些地方你应该走,这句话我后来跟那个女同事说过。她离职以后去了一个小公司,工资少两成,但是不加班。她说,她现在每天六点回家。我说,那你后悔吗。她说,我不后悔,我后悔的是我为什么等了两年。
12
一月初,我开始找工作。
我更新了简历,投了十七家公司。有六家回了,三家面试,两轮以后都没下文。有一家公司的面试官比我小,他问我,你这个年纪还做执行吗。
我说,我可以带团队。
他说,我们团队平均二十六。
我那天从那个公司出来,在地铁上想了一路。我三十岁做产品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年轻,我三十五岁的时候发现这个行业里我已经算老的。
失眠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两点醒,然后就躺着。我试过很多办法:喝牛奶、泡脚、听白噪音。最有用的是数数,数到三百多就睡着了。我数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我妈让我数羊,我那时候觉得数羊很傻。三十五岁那年我数了三个月。
楼下有一个便利店,晚上十点以后关一半的灯。我加班到十点以后会去买一瓶酸奶,那个店员认得我。有一次他说,你这么晚下班。我说,是。他说,你们公司真有钱。我说,怎么说。他说,这么晚还有人上班。
数数那个办法,我后来有一次数到了八百多。那天我数到一半忽然想起我小时候我妈说的数羊,她说数羊能睡着是因为你数着数着就烦了。我三十五岁那年明白了她的意思:不是数数有用,是你数到烦了就睡了。
数到八百多那天,我最后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跟我老婆说,我昨天数到八百。她说,你疯了。我说,我没疯,我就是睡不着。她说,你去看看医生。我去了,医生给我开了药。我吃了两个星期,睡得好了一点,但是白天更困。我后来停了。
数到八百多那天以后,我买了一个睡眠的 App,里面有白噪音、有冥想、有呼吸训练。我用了一个月,最好用的是雨声。雨声放一晚上,我睡着了会做梦,梦见我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后来想,我需要的不是睡觉,是安静。
雨声那个 App 我用了半年,后来不用了,因为我发现自己能睡着了。我不用它的时候是七月,我换了工作两个月。我那时候明白,治好我的不是雨声,是那份工作。
七月能睡着这件事,我后来跟医生说过。他说,你那个不是病,是环境。他说,环境改了,人就好了。我那时候想,一个人失眠两年,医生开了药,最后治好的是换工作。这件事说明,有些问题不是人的问题,是地方的问题。
有些问题是地方的问题,这句话我后来在心里认了。我那时候想,一个人如果在一个地方待着不舒服,他第一反应是自己有问题。这个反应是那套逻辑教给他的,那套逻辑说,你要适应。我后来明白,有些地方你不用适应,你应该走。
擦干净的桌面,我后来在公司楼的电梯里想起过。电梯是往下走的,里面有三个人,都不认识。我那时候想,这三个人以后也会有一天交卡,他们的桌面也会被擦干净。这个想法没有让我难过,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很普通。
13
二月,我的一个下属离职了。
他叫小陈,二十六岁,跟我做了一年。他离职那天请我喝咖啡,说,哥,我不是不喜欢这个项目,我是不喜欢这个状态。
我说,什么状态。
他说,天天做没人用的东西。
我那时候笑了一下,因为他说的这句话,我三年前也说过。
我老婆那时候在一家外企做 HR,比我下班早。她每天晚上九点多给我打个电话,问我回不回家吃饭。我大部分时候说不回。她后来不打了,她改成每天给我发一句我在锅里留了饭。我回家的时候饭是凉的,我热一下吃,吃完洗碗,然后坐到电脑前继续。
我老婆有一次跟我吵,是因为我答应了陪她回娘家,后来食言。她说,你答应了三次。我说,公司有事。她说,你哪次没有事。我那天晚上睡在客厅。第二天早上她做了早饭,我们没提这件事。
我老婆那句我在锅里留了饭,我后来想起来会难受。她这个人不会表达,她只会做。我加班那三年,她每天晚上做两个人的饭,一个人吃一半,另一半放在锅里。我回家热的时候,饭已经黏在锅底。
我在锅里留了饭那句话,我老婆说了两年。那两年里有一百多个晚上我回家看见锅里有一碗饭。有一次我回家是三夜,饭已经馊了,我倒掉的时候忽然想哭。我第二天跟她说,你别留饭了。她说,你万一回来呢。我说,我不回来。她说,那我留。
我老婆这个人不吵不闹,她只用行动。我加班那三年,她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过年回娘家。她没有抱怨过一次,但是她在锅里的那碗饭是她所有的抱怨。我后来跟她说过一次对不起。她说,你不用对不起,你回来了就好。
我老婆不用对不起,她说你回来了就好。这句话我后来想了很多次。她这个人不说重话,她的每一句话都很轻,但是每一句都落在我心上。她后来跟我说,她那时候最怕的是我有一天不回来,不是人不回来,是心不回来。她说,你那时候眼睛是空的。
她说你眼睛是空的,这句话我后来在镜子里看过。离职前那几个月,我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看镜子,看见一张脸,眼睛下面有黑,眼神没有焦点。我那时候觉得镜子里那个人在替我上班。我换了工作两个月以后再看镜子,那个人回来了。
14
三月,我做了一个决定:留下来做完手上的事。
那时候我们那个模块只剩三个人,还有一个新来的实习生。我把能做的事做完,把文档补齐,把手上的接口交接清楚。
那两个月我不加班了,我每天六点下班。我第一次在那个公司看见六点的太阳。楼下咖啡店那个女孩看见我,说,好久没见你这个点出来。
我女儿那时候三岁,我一周见她四次。她跟我说话的时候会先看我一眼,好像在确认这个人是不是她爸。有一次我周末陪她玩,她忽然说了一句,爸爸你不要走。我说,爸爸今天不走。她说,那你明天走吗。我说,明天走。她低下头,没有说话。
我女儿那三年,我记得的事很少。我记得她第一次走路,是周末。我记得她第一次叫爸爸,是视频里。剩下的我都不记得,因为她长大的时候我在开会。
我女儿说你明天走吗那个问题,我后来不知道怎么答。我说,明天走。她低下头。我那时候应该说谎,说我不走。我没有说,因为我说不出那种假话。我后来明白,一个孩子要的不是假话,是你在。
我女儿三岁那年问我明天走吗,我说走。四岁那年她不问了,她只是在我出门的时候看着我不说话。五岁那年她开始问,爸爸你今天在家吗,我说在家,她就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六岁那年我换了工作,每天接她放学。她第一次看见我在校门口的时候,愣了两秒,然后跑过来。
我女儿六岁那年看见我在校门口,她跑过来抱住我的腿。那个感觉我到现在记得,因为她抱得很紧,脸贴在我腿上,没有说话。我那时候想,这三年我欠她的,不是钱能补的。
我女儿贴在我腿上那个感觉,我后来在她身上又见过一次。那次是我带她去公园,她跑远了,回头找我,跑回来抱住我。那时候她八岁。我那时候想,这个孩子需要我,这件事比任何项目都真实。
她八岁那年跑回来抱住我,是夏天。那天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她跑得很急,脸上有汗。她抱住我以后说,我以为你走了。我说,我在这儿。她说,你没走。我说,我没走。我那时候想,这句话比任何绩效都重要。
15
四月,我提了离职。
我的领导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说给我调岗,第二次说给我加薪。我说,谢谢,但是我想歇一歇。
他说,你歇多久。
我说,不知道。
他说,你这个年纪,歇久了就回不来了。
我说,我知道。
我们那个项目投入三个亿,我算过,平均每天要花八十多万。这个数字我算完以后心里很慌,因为我知道我们每天产生的价值不到这个数。我那时候想,这个账谁在算。后来我知道,这个账不算在我们这儿,算在更大的一个盘子里。
那三个亿的投入我后来算了一笔账:三年,一百多个亿级别的资源,我们做出一个日订单四千的产品。这个数字我后来在离职谈话的时候说过,赵总说,这个行业都是这样的。我说,我知道,我只是想说出这个数。
八十多万一天那个账,我算完以后去找过赵总。我说,我们每天花八十多万,产出不到这个数。他说,这个数不是这么算的。他说,我们算的是市场份额、用户心智、未来的可能性。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点头,因为我没法反驳。我那时候觉得,这个行业有一套自己的语言,那套语言里,亏损叫投入。
产量不到那个数这件事,我后来算过我们的单均成本,是二十七块,行业前三家是九块。这个差距不是运营能补的,是规模能补的。规模要订单,订单要补贴,补贴要钱,钱要故事。这个链条我那时候说得很清楚,但是说出来以后我发现,他们早就知道,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能讲故事的人继续讲。
我们那个业务的成本结构我后来研究过,最贵的是履约,占七成。履约要人,要车,要仓。这三样都要规模。这个道理行业里的人都知道,但是大家还在做,因为大家都想成为那个活下来的。我那时候想,这个行业像一场赌,赌的是谁能撑到最后。
生鲜这个行业的赌,我后来退出来了才看清楚。所有人都在赌规模,赌到规模就会赚钱。但是这个规模要多少钱,没有人算得清。我在大厂那三年看到的数字,每一轮都是几亿,几亿,几亿。我那时候想,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后来我知道,是从相信这个赌的人那儿来的。
规模这个赌,我后来在机构里跟校长聊过。他说,他们这个行业也一样,大家都在开校区,开到一定规模才发现管不过来。他说,最后活下来的是那些开得慢的。我那时候想,慢这个词在任何行业里都是一个不体面的词,但是它往往是唯一对的。
16
离职那天我清工位,清出来这些东西:三本笔记本、一个旧水杯、一盒没吃完的胃药、两张外卖券、一张入职时候的门禁卡。
那三本笔记本我翻了翻,第一本的第一页写着我第一天上班的三个目标,最后一条是做出一个自己敢用的产品。我看着那一行,在工位上坐了一会儿。
上线那次我们做了一个灰度,先放百分之十的用户。灰度第一天数据很好,赵总说可以全量。我说再等两天。他说,等什么。我说,等一下留存。他说,不用等。
全量以后第三天数据就掉了。我那时候没有说那句我早说了,因为他也不会听。
灰度那次我坚持了两天,最后还是全量了。这两天的坚持我后来常常想起,因为它是我在那三年里唯一一次坚持。我不知道如果坚持一周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坚持。
全量以后数据掉的那三天,我每天都在做一件事:把分小时的数据拉出来,看什么时候掉得最快。掉得最快的是晚上八点到十点,那个点是下单高峰,我们履约跟不上,用户就跑了。这个数据我后来写在复盘里,没有人看。
晚上八点到十点掉得最快,这个结论我后来在行业群里跟一个同行说过。他说,他们也一样,因为这个点是家庭下单时间。他说,你要是履约做不到四十分钟,你就别做这个业务。我说,我们四十七。他说,那你们做不下去。
履约四十分钟那条线,我后来在机构里教编程的时候也用到过。我们给孩子做的课程,一节课四十五分钟,我发现孩子在三十五分钟以后就走神。我那时候把课改成了三十五分钟。这个决定很小,但是它是根据观察做的,不是根据数据做的。
三十五分钟那节课,我改了以后,孩子的注意力真的好了。我那时候把这件事写在课研的笔记里,写了一句:观察比数据可靠。我写完这句,忽然想起我在大厂那三年做的所有决策,几乎没有一个是观察来的,都是数据来的。而那些人做数据的时候,也不知道数据是怎么来的。
观察比数据可靠这句话,我后来在笔记里划了线。我划了三道。我那时候想,我在大厂那三年,每天看的数据有几十个,但是我没有真正观察过一个人在用一个功能的时候脸上是什么表情。这个能力我丢了三年,现在捡回来了。
17
我在那家公司待了三年零两个月,最后这十二个月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十二个月。
我记得需求评审上有人说这个功能不改就上线,记得上线那天会议室里的啤酒,记得数据掉下去那一周我每天看后台的手抖,记得会议室里六个人谁都不说话的那个下午。
我也记得三月那两个月六点下班的日子,那两个月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人。
我们有一个群叫项目日报,每天早上九点前要发一条昨天的数据。有一次我忘了发,运营的同事在群里艾特我。我那天在开会,看见了没有回。后来赵总单独找我,说,这个习惯不能丢。我说,好。我那时候想,一个破日报,能决定什么。
日报那个习惯我后来也丢了。第二年有一个月我漏了三次,后来我在手机上设了一个九点的提醒。这个提醒我设了两年,每天九点响一次。我离职以后那个提醒还在,第一周响的时候我按掉了,第二周我删了。
日报那个提醒在我手机里留了两年。那两年它每天九点响。我离职第一周它响了两次,我按掉了。第二周我删了它。删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因为那个提醒跟了我两年,比我跟我女儿的视频通话还准时。
日报那个提醒我删了以后,有三天我到了九点会下意识抬眼看手机。第四天我就忘了。人这个习惯,就是这样,你坚持两年,三天就忘。我那时候明白,那两年我不是在坚持,我是怕。
习惯这个东西,我删了提醒以后三天就忘,但是我用了八年还记得每天早上七点喝一杯水。我那时候明白,习惯不是坚持,是习惯。你坚持的东西,你放弃了会自责;你习惯的东西,你放弃了就忘了。
习惯这个话题,我后来跟那个机构的校长聊过。他说,他做了二十年教育,他说孩子学东西靠的是习惯,不是兴趣。他说,兴趣是开始的,习惯是走下去的。我那时候想,我在大厂那三年是兴趣开始的,但是没有习惯,只有压力。
兴趣开始习惯走下去,这个说法我后来用在自己身上。我换工作不是因为兴趣,是因为我不想再那样活。我留下来是因为习惯,因为我每天六点半下班,每天接孩子,这些事成了习惯。我那时候明白,一个人能在一个地方待下去,靠的不是热情。
18
离职以后我在家待了一个月。
第一个星期我什么都不干,睡觉、吃饭、看剧。第二个星期我开始难受,因为我发现自己不会休息。第三个星期我开始写东西,写我做过的事,写了十几页。第四个星期我把那十几页整理成了一个文档,标题写的是我做得不对的十二件事。
我第一年年底拿了绩效 A,第二年 B,第三年 C。C 那年我们组砍了一半人。我拿着那个评级,在系统里点确认,点的时候手很稳。我那时候明白,这个评级不是给我的,是给这个岗位的,这个岗位今年不需要那么高的评价。
绩效 C 那年,我们组被砍了一半,走的人里有三个是我带的。他们走的那天我没有送,因为我在开会。我后来在楼下抽烟的时候看见他们抱着箱子走出去。我那天没有说一句话,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
绩效 C 那年,我们的年终奖是零。我老婆那年拿了四个月。她拿到以后问我,你今年有吗。我说,没有。她没有说话,第二天她给我买了一件羽绒服。她说,你那件穿三年了。
羽绒服那件事,我后来发现她买的是我原来那个牌子的。她说,你穿这个就好。我穿了三年,穿到袖口破了。我后来换工作的时候还穿它,因为新的我舍不得买。
羽绒服那件事,我后来问过她,你为什么买这个牌子。她说,因为你说过这个牌子好。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她说,你三年前说过一次。我那时候心里有点酸,因为我不记得我说过。
我问她为什么买那个牌子,她说你说过。这件事我后来跟她道过一次歉,我说我不记得我说过。她说,你不记得是因为你说的话太多了,我记住是因为你说的话太少了。我那时候没有说话,因为她这句话说得很准。
她说我记住是因为你说的话太少。我后来想,这句话既是夸我也是骂我。她说得对,我说的话太少,所以每一句她都记着。我那时候想,如果我多说几句,她大概不会记得那么清楚。这个想法让我有点难受,因为它说明我这三年给她的东西太少了。
19
五月,我一个朋友开了一家做儿童编程的机构,让我去帮忙。
我去做了一个月的课研,我才发现我做的事情变了:以前我在会议室里推功能,现在我坐在一个小教室里,看六个孩子拼积木。
有一个孩子拼不出来,急得哭。我蹲下来,跟他说,我们拆了重来。
我妈那时候打电话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她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一趟。我说,过年。她说,你每年都说过年。我说,我实在没时间。她说,那你注意身体。
我那时候听不出她话里的意思,我后来才知道,她那年查出了甲状腺的问题,没有跟我说。
我妈的甲状腺问题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她做了手术,是小手术,一个星期出院。她没有跟我说,是因为她说我在忙。我听完那句话,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妈,对不起。她说,你说这个干什么。
我妈做手术那件事,我后来回了一趟老家。她脖子上有一条疤,很细。她说,这个疤以后会淡。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她说,告诉你你能回来吗。我说,我能。她说,那你回来我就高兴了,你也回不来。
我那天在她家坐了一晚上,什么都没说。
我妈那条疤,我后来每次回去都看一眼。她说,你看什么。我说,看看。她说,都快没了。我说,那就好。她说,你这个孩子,话少。我说,我话多的时候在开会。她笑了,说她听不懂我讲话。
我妈说她听不懂我讲话,我后来试着跟她讲我做的事。我讲社区团购,讲履约,讲用户留存。她听完说,就是送菜。我说,对,就是送菜。她说,那你不早说。我那时候笑了,因为我发现我把一件简单的事说复杂了三年。
我跟我妈讲送菜那次,她听懂以后说,那你不早说。我后来想,我为什么不早说。因为我那时候觉得送菜不体面,我要说社区团购、说生鲜到家、说履约体系。这些词让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大事。我妈那句就是送菜把我打回了原形,但是我那时候不承认。
我妈那句就是送菜,我后来在机构里跟同事说过。他们说,你现在做的事是教孩子编程。我说,对,就是教孩子玩。他们说,你怎么说得这么简单。我说,因为简单的话好懂。我那时候想,我妈那句话教会我的,是不要用词把自己藏起来。
20
六月,我在那个机构正式上班了。
工资是原来的三分之一,每天六点半下班,周末双休。我女儿那时候上小学一年级,我第一次每天能接她放学。
她问我,爸爸你为什么不去那个大楼了。我说,爸爸换工作了。她说,那你以后还加班吗。我说,不加了。她说,那太好了。
体检报告那三个箭头,我后来去复查了一次。医生说,你这个要调。我说,怎么调。他说,睡觉,运动,别生气。我说,这三样我都做不到。他说,那你就等着。
我那天从医院出来,在门口站着,忽然觉得我这个人被拆成了几块:一块给公司,一块给家,一块给医院。
被拆成几块那个感觉,我后来跟我一个朋友说过。他说,你这不是感觉,你这就是事实。他说,你每天的时间加起来,公司十个小时,通勤两个小时,家里两个小时,剩下的是你自己。他说,你算算剩多少。
我算了,剩两个小时,其中有一半在睡觉。
我出来了这句话,老张说对了。我在离职那天给他发了一条消息,说,我出来了。他回了三个字:恭喜你。我那天站在公司楼下,看着那栋楼,忽然觉得它没有我想的那么高。
我在楼下看那栋楼的时候,想起第一天来报到,我站在楼下抬头看,觉得它很高。那天我看了很久,看完走开。我那时候知道,我不会再回来了,但是我不会恨它,因为它给我的三年里有好的也有坏的,而我现在能分清哪些是好的。
我不会恨那栋楼这件事,是我离职两个月以后才想清楚的。我那时候已经在新工作里适应了,我能六点半下班,能接女儿,能吃饭。我回头看那三年,看见的东西不再是恨,是一个人在一个不适合的地方待了三年。我那时候明白,恨是因为你还在里面。
恨是因为你还在里面,这句话我想了很久。我后来明白,一个人对一件事有恨,是因为那件事还在他心里占着位置。你出来了,那个位置就空了,空了以后你回头看,看见的只是事,不是恨。我那时候想,那三年我大概要过很久才能真正回头看。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写。我离职那天下午,一个人在公司楼下坐了很久。那是一个晴天,楼下的咖啡店在出杯,一辆外卖车停在路边。我坐了一个小时,什么也没干。
我那时候想,我这三年最后留下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那三本笔记本,不是那个被砍的项目,是我学会了在一件不对的事里活下来,然后有一天认出它不对,然后走出来。这个能力比任何产品能力都有用,因为人这辈子会遇到很多不对的事。
我现在三十六岁,每天六点半下班。我女儿上二年级,她会在我回家的时候给我开门。我老婆还是每天做饭,锅里不再留饭了,因为我们一起吃。我偶尔会想起那栋楼,想起二十三楼的窗,想起二十六楼机房的嗡嗡声。
那些东西现在离我很远了,远到我可以平静地想。我想起它们的时候不再难受,我只是觉得,那三年是我的一段路,我走完了,我出来了。
我后来还做了一件事:我把那三本笔记本留着,但是我把它们封进了一个箱子。我没有扔,因为那里面有我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东西,有我在两个公司里写下的字。我封箱的时候在箱子上写了一个日期。我想有一天我会打开,那时候我大概已经五六十岁了,打开以后看见的是另一个人。
我不确定那一天我会不会后悔。后悔三十五岁那年辞职,或者后悔三十五岁之前没有早点走。这两种后悔我都想过。我后来想清楚了一点:后悔是一件没有用的事,因为它不改变任何东西。我能做的只是现在做对,现在每天六点半下班,现在每天陪孩子。
四月的那天下午我在楼下坐了一个小时,我那时候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现在知道了,以后就是这样:一份工资少的工作,一个能吃完的晚饭,一个会给我开门的女儿。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我这十二个月换来的。
我再补一件小事。那三本笔记本里有一本记的是会议记录,最后一页是我离职前最后一次会的内容。那页上写着四个字:方案暂缓。下面是我的备注,我写了一行:暂缓等于不做。那行字是我写的,写完我发现我的笔迹比三年期重了很多,因为那三年我写字的时候都在用力。
我把那页拍了照,存在手机里,后来换手机的时候丢了。丢了以后我没有再找,因为那句话我已经记住了。暂缓等于不做,这个道理我在那三年学会了,也在那三年被这句话打了三次。我现在不用这句话了,因为我现在做的事,开始了就会做完。
还有一个细节我没有写:我在那家公司三年,一共收到过两次客户的感谢信。一次是一个团长写的,说我们的菜很新鲜。一次是一个老太太写的,说我们的配送员帮她提上了楼。这两封信我都存着。我离职的时候把它们带走了。
我那时候想,三年、九千个小时、三亿的投入,最后能拿走的只有两封感谢信和自己的一身毛病。这个账很难看,但是它是真的。我后来在机构里,一个孩子给我画了一张画,画的是我在电脑前。我把那张画贴在了我的新工位上。我发现我需要的不是感谢信,我需要的是有人看见我做的事。
这两件事的差别是:感谢信是写给一个岗位的,画是画给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