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到柳树沟那天是三月六号,下雨。
车开到村口就走不动了,前面那段路是土路,下了雨,翻浆,轮子陷进去。司机说,书记,我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走上去。
我说,多远。
他说,一公里半。
我下车,把行李箱提下来。行李箱是二十四寸的,里面装了六件衬衫、两条裤子、一双雨靴,还有一箱书。
我提着箱子,走在泥路上。走了三步,鞋就陷进去了。
那一天我穿着一双皮鞋,是我们单位发的,四百多块。走到村委会门口,那双鞋已经不能要了。
村委会在坡上,一间两层的楼,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是会议室。楼前有一块空地,水泥的,中间有一道裂缝。
老支书在门口等我。他姓黄,六十四岁,穿一件旧棉袄,脚上一双胶鞋。
他说,你是新来的书记?
我说,我姓陈,陈立。
他说,我是黄长贵,村里的支书。
他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很硬,全是茧子。
他说,你这个鞋不行。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那儿有一双胶鞋,你换上。
他转身进屋,拿出一双胶鞋,深绿色的,鞋帮上沾着泥。
他说,三十九的,你穿得上不。
我说,我四十一。
他说,那你先凑合。
我换上了。鞋小了一点,脚趾顶着。
他看了看我,说,行,像个干活的。
那天下午我住进了村委会二楼的一间小屋。屋子大概八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暖瓶,一个电暖气。墙上有一张地图,是村里自己画的,用毛笔画的,标着每一户的位置和姓。
我把行李箱打开,把衬衫挂起来。屋子里没有衣架,我用绳子在窗户上拉了一根。
六件衬衫挂在绳子上,白花花的一排。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眼,觉得自己像来度假的。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听见外面有狗叫,还有水流的声音。我起来看了一下时间,十一点四十。
我坐在床上,穿着毛衣,把村里的资料翻了一遍。
二百一十六户,六百三十八口人。耕地一千五百亩,全是坡地。主要作物是玉米、小米、土豆。村集体收入去年是零。外债三十七万,是十几年前修水渠借的。
我看了三遍,把本子合上。
我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陈立,三十二岁,柳树沟村第一书记,任期两年。
写完我看了半天。
我在市委组织部写了八年材料,我写过的文件堆起来比我高。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一行字。
2
我在机关待了八年。
二十四岁考进市委组织部,先是在档案室干了两年,后来调到研究室写材料。写到第三年,我成了科里的主力。领导要讲话稿,我写;要汇报材料,我写;要总结,我写。
我写得不错。我知道我写得不错,因为领导拿着我的稿子,一字不改。
有一回,一个副市长在大会上念我写的稿子,念了四十分钟。念完,全场鼓掌。我坐在台下第七排,也跟着鼓掌。
散会以后,我一个人在洗手间站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心里想,那四十分钟里,没有一句话是我自己的。
这个念头只出现过一次。后来的三年,我没再想过。
三十二岁那年,市里派驻村第一书记。组织部的名额分到我们科室一个。
科长找我谈话。他说,小陈,你去不去。
我说,去多久。
他说,两年。
我说,为什么是我。
他说,你年轻,没结婚,材料写得好。
我说,材料写得好,跟驻村有什么关系。
他说,去了你就知道了。他说,你写的东西,全是从材料里抄的。你去一趟,你就知道材料背后是什么。
我没有马上答应。
那一个星期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想的是:我三十二岁,我在机关八年,我每天七点半到单位,晚上八点走。我的工资从两千八涨到六千四。我在这个城市有一套四十平米的房子,是我爸妈帮我付的首付。
我过得挺好。
但是我有一天晚上加班到十点,走出来,站在市政府大院门口,我忽然不知道我这些年干了什么。
我写过一百多份稿子,每一份都盖章、编号、归档。我从来没看见过任何一份稿子落地。
第二天我跟科长说,我去。
他说,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他说,那我给你报。
四月的时候,通知下来了。我去了柳树沟。
走之前,我把办公室收拾了一遍。我的柜子里有三十多本工作笔记,我把它们摞起来,用绳子捆了,放在柜子最里面。
我留了一本空白的,带走了。
我到柳树沟的第一天,就在那本空白笔记的第一页写了那行字。
3
我到柳树沟的第三天,黄长贵带我走了一遍全村。
我们从村委会出发,往上走,走到坡顶,再往下,走到东边的沟。
他一边走一边说。
他说,这是李家的院,李老六,他儿子在山东。
他说,这是王家的,王家老婆瘫了五年。
他说,这家姓赵,赵家两个孙子,都上小学,他们的爸妈在广东。
他说,这是郭家,郭家老三前年盖的房子,盖了一半,没钱了,现在还停着,钢筋露在外面,生了锈。
我跟着他走,一边记。
走到东边的沟,他停下来。
他说,这就是那条沟。他说,十几年前村里修水渠,就是从这条沟引水。他说,水渠修好了,用了三年,塌了。他说,塌了以后,村里欠了三十七万。
我说,三十七万是怎么欠的。
他说,工程款。
我说,谁承建的。
他说,县里一个工程队。他说,当时是镇里介绍的。
我说,账还在吗。
他说,在。他说,我锁在柜子里。
我说,我看看。
他说,你看那个干什么。
我说,我看看这个账是怎么算的。
那天下午,他把那本账拿出来给我看。账是手写的,一页一页,记着工、料、机械。我看了一遍,看见几处不对:砂石料的数量比实际用量多三成,人工比正常高一倍。
我说,这个账有问题。
他说,我知道。
我说,你知道你还签。
他说,那时候不签也不行。他说,镇里压下来的。
我说,现在还能追吗。
他说,追不回来了。他说,工程队早散了。
我说,那我们怎么办。
他说,慢慢还。他说,村里每年有点转移支付,还一点。
我坐在村委会办公室里,看着那本账。
我心里想,三十七万,对于一个村集体收入是零的村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数。
按每亩地一年流转费三百块算,一千五百亩地,一年四十五万。但是这个村的地没人流转,因为坡地,机器上不去。按人均收入算,六百三十八口人,一年摊到每个人五百八十块。
我把这个数写在本子上,写完看着它。
我第一次觉得,一个数字是可以压死人的。
4
我到的第十天,开了一次村民大会。
会是在村委会楼前的空地上开的。我用大喇叭喊了三遍,喊的是:各位村民注意,今天晚上七点,在村委会开会,商量修路的事。
七点,我搬了一张桌子出来,摆了两条长凳。
七点十分,来了四个人。一个是黄长贵,一个是村里的会计,一个是妇女主任,还有一个是来看热闹的老头。
七点半,来了第七个人。
八点,我一共数到十一个人。
这个村有六百三十八口人,在家的有四百多。
我站在桌子后面,看着这十一个人。
黄长贵在旁边说,书记,开始吧。
我说,等等。
他说,等谁。
我说,再等十分钟。
八点十分,还是十一个人。
我说,行,开始。
我说,我叫陈立,是市里派来的第一书记,我在这儿待两年。我今天想跟大家商量一件事:村口那段土路,一公里半,能不能修成水泥路。
我说完,没有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那个来看热闹的老头说,修路要多少钱。
我说,大概六十万。
他说,钱谁出。
我说,我去跑项目。我说,跑下来,村里出一部分,出工。
他说,出工谁出。
我说,各家各户出人。
他说,我不出。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七十了。
旁边一个人笑了。
我说,那你家孩子呢。
他说,我孩子在外面。
我说,那就你出。
他说,我出不了。
那天会开了五十分钟。最后我说,我先去跑项目,跑下来再说。
散会的时候,黄长贵跟我走在后面。
他说,书记,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我没往心里去。
他说,村里人这样,是因为这些年听了太多话。
我说,什么话。
他说,修路的,修渠的,搞产业的,来一个说一个。他说,说完就走。
我说,我不走。我说,我待两年。
他说,两年。
我说,两年。
他说,两年也不长。
那天晚上我回屋,坐在桌子前面,把那十一个人的名字记在本子上。
我记的是:黄长贵、会计老周、妇女主任刘姐、来看热闹的孙老头,还有七个人。
我记完,在旁边写:四百多人,来了十一个。
然后我写:为什么。
我想了半天,写了两个字:不信。
5
黄长贵在这个村当了二十三年支书。
他高中毕业, nineteen 岁那年去当兵,当了五年,回来在村里当会计,后来当支书。
他有一条腿不太好,是当兵的时候冻的。天冷的时候他走路一拐一拐。
他老婆前年走了,是脑出血,送到县医院的路上就没了。
他有一个儿子,在县城开货车。
我住在他家隔壁。每天早上六点,他就起来了,在院子里扫地。他扫地扫得很仔细,扫完了用簸箕撮起来,倒到院角的坑里。
有一回我起来早,站在门口看他。他说,书记,你起这么早。
我说,我睡不着。
他说,你睡不着是因为你心里有事。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当支书头三年也睡不着。
那天早上我们坐在他家院子里,一人一碗小米粥。
他说,书记,我问你一句实话。
我说,你问。
他说,你在这儿待两年,是不是就为了履历。
我放下碗。
我说,黄书记,我不瞒你。我说,我来的时候,是想有个基层经历。
他说,那现在呢。
我说,现在我想把路修了。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走了三趟那条路。我说,我穿着胶鞋走,还行。我说,村里那些老人,下雨天走那条路,会摔。
他说,你摔过?
我说,我摔过一次。我说,第三天,我去东沟,滑了一下,坐在地上。
他说,你摔了没说什么。
我说,我不能说什么。
他笑了。他说,你这个人心不坏。
我说,那你信我吗。
他说,我信一半。
我说,那一半是什么。
他说,那一半是,你真想修路。
我说,另一半呢。
他说,另一半是,你修不成。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钱。
他说,修一公里半的水泥路,六十万只是材料钱。他说,还要挖方、填方、排水、护坡。他说,我们村那道坡,一下雨就塌方。他说,六十万修不了一条路。
我说,那要多少。
他说,一百万。
我坐在那儿,手里的碗有点凉。
我说,一百万,我去跑。
他说,跑得下来?
我说,跑得下来。
他说,那你要跑多久。
我说,半年。
他说,半年跑下来,我就信你。
我说,行。
驻村第二个月,我遇到了一件比修路难的事。
镇里来人,说要收村里的旧账。
那笔账就是修水渠欠的三十七万。镇里说,县里要清欠,让村里想办法还。
我说,村里集体收入是零,拿什么还。
来的人姓王,是镇里的副镇长。他说,陈书记,这个账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我说,账我看了,这个账有问题。
他说,什么问题。
我说,砂石料多算了三成,人工多算了一倍。
他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说,账上有问题,就不能让我们还全款。
他看了我一会儿。他说,你这个话说得轻巧。他说,工程队早就散了,你找谁去。
我说,那也得先把账核清楚。
他说,核清楚要多久。
我说,一个月。
他说,一个月以后呢。
我说,核清楚了再谈还多少。
他走了。走之前说了一句:陈书记,你在机关待惯了,村里的事不是这么办的。
那句话我记了很久。
后来的一个月,我把那笔账从头到尾核了一遍。我找了当年的会计,找了当年的施工记录,找了当年的验收单。
核完,我写了一份材料,一共十四页。
结论是:工程款中有九万四千元属于虚增,另外有两万三千元的支出没有凭证。
我拿着这份材料去了镇里,去了县里,去了审计局。
三个星期以后,镇里重新核定了这笔债务:二十五万三千元,分五年还,每年五万零六百。
村里每年的转移支付是十二万。还五万,剩七万。
那七万要用来干别的事。
黄长贵知道以后,在我屋里坐了半天。
他说,陈书记,你这个事办得漂亮。
我说,我不觉得漂亮。我说,我得罪了人。
他说,得罪谁。
我说,王副镇长。
他说,他不算什么。
我说,他在镇里管我们。
他说,他管你,你也能管他。他说,你手里有材料。
我说,材料管什么用。
他说,材料管用。他说,你不懂,我懂。
那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说,在村里办事,两样东西最要紧:一是账清,二是人齐。账不清,人就散;人不齐,什么都办不成。
我说,那第三样呢。
他说,第三样是命长。
我说,什么命长。
他说,你得熬。他说,有些事,今天办不成,明天办不成,你熬着,后年就办成了。
我在村里两年,头一年我着急。我想一年干出三年的活,想让所有人都看见我在干事。
后来我不急了。
不是因为我不想干,是因为我明白了:一个村的事,是几十年的事。我一个外来的人,两年时间,能做的是把一件小事办成,办扎实,让人看见这件事真的能办成。
那天晚上我坐在屋里,把我来的第一个月记的那本笔记翻了一遍。
第一页写着:四百多人,来了十一个。
我在那一页下面加了一句:第二年,能来六十个。
写完我合上本子。
那本笔记我已经写到第三本了。前两本记的是村里的情况、项目、账。第三本记的是人:谁家的孩子上学,谁家的老人住院,谁家的房子漏雨。
我那时候才明白,一个书记的本子,第一年记事,第二年记人。
事记完了会过去,人记住了才留得下。
6
跑项目那半年,我在县里跑了三十七趟。
修路的项目在县交通局,叫农村公路提升改造。我一开始以为是递材料,后来才知道,得一趟一趟去。
第一次去,我在办事大厅坐了一上午,没人理我。
第二次去,我找到了一个副科长,姓马。他说,材料放这儿,等通知。
第三次去,我问通知什么时候来。他说,排队的项目多。
第四次去,我带了两袋小米。
他说,陈书记,你这是干什么。
我说,这是我们村的,你尝尝。
他说,这个我不能收。
我说,这不是送你的,是让你尝尝我们的东西。我说,你要是觉得好,你帮我问问我们村的小米能不能进机关食堂。
他愣了一下。他说,你这个想法有点意思。
后来我每去一次,带一样东西:小米、土豆、鸡蛋、核桃。
他每次都说不能收,每次我都说,不是送你,是让你尝。
第六次去的时候,他说,陈书记,你别带了。
我说,好,我不带了。我说,那我这个项目什么时候能排上。
他说,你这个村的路上次报过。
我说,报过?
他说,三年前,报过一次,没批。
我说,为什么。
他说,投资太大,效益太低。他说,你们村六百多人,一条路一百万,人均一千六。这个账不划算。
我说,那这条路就不修了?
他说,账上是不划算。
我说,那村里的人下雨天摔了,这个账怎么算。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天他没有说话。
第七次去,我把我写的一份材料递给他。材料不长,八页。前面是村里的基本情况,中间是一段路的具体测算,后面是三个附加效益:一是村里有一百三十亩坡地,路修好了能上小型农机,一年能多种一季;二是村里有二十万斤小米运不出去,路修好了能卖;三是村里有十七个孩子上学,走那条路单程四十分钟,路修好能坐三轮车。
最后我写了一句话:这个项目按账算是不划算,但按人算是划算的。
他看完,把材料放在桌上。
他说,陈书记,你这个材料写得比我们科里的人好。
我说,我以前就是写材料的。
他笑了。他说,写材料的来驻村,有意思。
第八次去,他告诉我,项目进了备选库。
第十三次去,项目进了计划。
第十九次去,项目批了。七十八万。
那天我从交通局出来,站在门口,天很蓝。我给黄长贵打了个电话。
我说,黄书记,批了。
他说,多少。
我说,七十八万。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他说,真的?
我说,真的。
他说,你小子。
他说完这三个字,就不说话了。
我听见他那边有声音,像是在咳嗽。
我说,黄书记。
他说,我在。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没事。他说,我在院子里站着。
那天下午我回村,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
那个来看热闹的孙老头,站在路口,看见我,说,陈书记,听说路批了。
我说,批了。
他说,多少钱。
我说,七十八万。
他说,那我家门口那段修不修。
我说,修,从头修到尾。
他说,那我出工。
我说,你不是说你七十了?
他说,我出不了力,我出一顿饭。他说,工人来了,我给他们做饭。
7
路是五月开工的。
开工那天,村里放了鞭炮。黄长贵买了一挂,在村口放。放完了,一地红纸。
工程队是县里的一家公司,来了十几个人,两台挖机。
第一件事是挖方。挖到第三天,出事了。
西坡上有三棵核桃树,是郭家老三的。挖机要从那儿过,得把树挪走。
郭家老三从县里赶回来,站在树底下,说,谁也别动。
我说,郭大哥,这三棵树得挪。
他说,挪了就不结果了。
我说,我们给你补。
他说,补多少。
我说,一棵五百。
他说,五百?他说,我这三棵树一年结二百斤核桃,一斤八块,一年一千六。五百块就想挪我的树?
我说,那你要多少。
他说,三千。
我说,三千太多。
他说,那就不挪。
那天工程停了半天。
下午我去了郭家。他家的房子真的是盖了一半,钢筋露在外面,锈成了褐色。
他坐在院子里,抽着烟。
我说,郭大哥,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能盖完。
他说,盖不完。
我说,为什么。
他说,没钱。他说,我盖这个房子花了十一万,还差六万。
我说,你在县里干什么。
他说,开三轮。
我说,一个月多少。
他说,好的时候四千,不好的时候两千。
我说,你这三棵树,一年一千六。
他说,对。
我说,那你要三千,是想拿这个钱盖房。
他不说话。
我说,郭大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说,这个路修好了,你这个房子能盖完。
他说,怎么盖。
我说,路修好了,你从县里拉砖拉水泥,一车能省一百五。我说,你盖房要拉二十车,能省三千。
他说,真的?
我说,我算过。
他说,那我的树。
我说,树我给你挪,挪到坡下面,那儿有水。我说,挪了以后,第一年不结果,第二年就结。我说,我给你补两年的钱,一千六乘二,三千二。
他把烟掐了。
他说,陈书记,你这个人算得真细。
我说,我写材料写了八年,就会算。
他站起来,说,行,挪。
那天他跟着我去找工程队,说,挪吧,轻点。
三棵树挪走了。挖机开过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看着。
树挪到坡下,浇了水。
第二天早上他起得很早,去坡下看那三棵树。
他回来说,活了。
我说,活了就好。
8
六月,我认识了李桂兰。
她四十七岁,住在东沟边上,一个人带着一个孙女。她男人十年前出车祸走了,儿子在新疆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孙女叫小雨,八岁,上二年级。
我第一次去她家,是因为黄长贵说,她做的挂面好。
那天我走进她家院子,看见院子里的架子上挂着一排一排的面条,白的,细的,像帘子。
她正在收面。她站在凳子上,把面条从架子上取下来,一卷一卷地放在簸箕里。
我说,李姐,我是村里的陈立。
她说,我知道,你是新来的书记。
我说,黄书记说你这个挂面做得好。
她说,做得不好,就是自己吃。
我说,你自己吃得了这么多?
她说,吃不了就送人。她说,我给村里几家人送,他们还给我点玉米。
我说,你一天能做多少。
她说,二十斤面。
我说,一斤卖多少钱。
她说,不卖。
我说,为什么不卖。
她说,卖不出去。她说,我们这个地方,谁家没有面。
我说,那县城呢。
她说,县城我不认识人。
我站在她家院子里,看着那一排挂面。
我心里算了一笔账:二十斤面,一斤面粉出一点二斤挂面,一斤面粉两块二,一斤挂面成本一块八。卖四块,一斤能挣两块二。一天二十斤,挣四十四块。一个月一千三百二。
这个数,比她种地强。
我说,李姐,我帮你卖。
她说,你帮我卖?
我说,我在县里认识几个人。我说,我先拿十斤去试试。
她说,你拿吧。
第二天我拿了十斤挂面,去了县城。我先去了机关食堂,找了管采购的。他尝了一根,说,这个面好。
他说,多少钱一斤。
我说,四块。
他说,市面上的挂面三块五。
我说,我这个是手工的。
他说,手工的贵五毛?
我说,我这个面,晒了三天,用的是石磨面。
他说,你先送二十斤,我们试试。
我说,二十斤够吗。
他说,够了。
那天我把二十斤挂面送到机关食堂。李桂兰第二天做了四十斤。
一个星期以后,食堂的采购给我打电话,说,再加三十斤。
那一个月,李桂兰卖了一百八十斤挂面。
她拿着钱来找我,说,陈书记,这个钱怎么算。
我说,什么怎么算。
她说,你帮我卖的,得给你提成。
我说,我不要。
她说,那不行。
我说,李姐,你要是给我提成,这个事就变味了。
她说,那我不安心。
我说,那你就做一件事。我说,你把面做好。
她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钱。
她说,陈书记,我一个女人,四十多岁,男人没了,孩子在外面。我这些年就是种地、做饭、带孩子。她说,我没有想过我这个面能卖钱。
她说到这儿,眼睛红了。
她说,我这个面,是我婆婆教我的。她说,她教我那年,我二十三。
卖小米那半年,我跟人吵过一次架。
那是十月,合作社收了八千斤小米。我联系了市里一家公司的采购,谈好了四块五一斤,一共三万六。
合同签了,对方付了五千定金。我们说好十一月初交货。
十月底,对方打电话,说要降价,三块八。
我说,合同上写的是四块五。
他说,陈书记,市场变了。他说,现在小米多了,三块八还是照顾你们。
我说,合同签了。
他说,合同是合同,生意是生意。
我说,那定金怎么办。
他说,定金算在货款里。
我说,你要是不按合同价收,就是违约。
他说,你去告我?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我把合同翻出来,一条一条看。合同是县里一个法律顾问帮我改的,第七条写着:如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合同总额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
三万六的百分之三十,是一万零八百。
第二天我给他打了电话。我说,王总,我看了合同,第七条你要不要看一下。
他说,陈书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轴。
我说,我不是轴。我说,这八千斤小米,是三十一户人家的。
他说,他们又不认识我。
我说,他们认识我。
那天最后谈成四块二。少了三千二百四十块。
我把这件事在合作社的会上说了。我说,是我谈得不好,少了三千二,这三千二从我的账上扣。
孙老头站起来,说,扣你什么账,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我说,四千多。
他说,你扣了,你吃什么。
我说,我说说而已。
他说,那你说这个干什么。
我说,我得让你们知道,这个钱是怎么少的。
那天会开完,赵小军跟我说,书记,你这个人太实在。
我说,实在不好吗。
他说,实在好,但是做生意不能太实在。
我说,那你说怎么办。
他说,你得会拖。他说,他说降价,你就说好,我考虑考虑,明天再说。他说,你拖三天,他就急了。
我说,我拖不了。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这个人,一急就上火。
他笑了。他说,那你就学。
后来他真教我了。他教我怎么谈价,怎么算账,怎么让对方先开口。他说,这些是我送外卖学的,我一天跟人吵三回。
我跟着他跑了三趟市里。第二趟,我们把明年的量谈到了六万斤。
那天从市里回来,在车上,他说,书记,你学得挺快。
我说,我这是被你带坏了。
他说,这不叫坏,这叫会办事。
我说,会办事跟老实冲突吗。
他想了一会儿。他说,不冲突。他说,你得先老实,再会办事。他说,你要是一开始就会办事,人家不信你。
这句话我记住了。
后来我回机关,写材料还是老样子。但是我跟人谈事的时候,会多问一句:你先说。
这一句,是赵小军教我的。
那年冬天,我把合作社的账贴在墙上,一个月一张。
有一回我在贴的时候,一个老太太过来看。她不识字,让我念。
我念了一条:十一月,收小米三千二百斤,支出七千零四十元。
她说,这个七千是多少。
我说,七千零四十块。
她说,那我家的三亩地,能分多少。
我说,你家的三亩,产了一千一百斤,一斤两块二,是两千四百二十块。
她说,那这个钱给我了吗。
我说,给了,你儿媳妇来领的。
她说,我儿媳妇领的?
我说,对,她说她领了给你。
她站在那儿,没有说话。
过了两天,我又看见她。她说,陈书记,我那个钱,我儿媳妇给了我一半。
我说,那另一半呢。
她说,她说留着给我孙子买衣服。
我说,那也行。
她说,也行。她说,但是我心里不舒服。
我说,为什么。
她说,那个地是我种的。
我那天回去,在笔记本上写了一条:柳树沟,土地收益分配,老人与儿媳,问题。
这一条我后来在村里推了一件事:分红的时候,按户主发,户主要到场,本人签收。
黄长贵说,这个不好办,一家人会闹。
我说,闹了才好,闹了才知道钱在谁手里。
他说,你这个书记管得宽。
我说,我不是管得宽。我说,我是怕一个七十四岁的老太太,种了三亩地,拿不到一半钱。
他说,这种事村里多了。
我说,那就一件一件来。
9
七月,我开始卖小米。
村里的小米好,是那种老品种,颗粒小,颜色黄,熬出来上面浮一层米油。但是没人卖。村里人种小米,就是为了自己吃,多的喂鸡。
我算了一笔账:一亩坡地产小米四百斤,脱壳出三百斤。一斤卖三块五,一亩一千零五十块。成本是种子、肥料、人工,一亩大概四百。一亩净挣六百多。
村里有一千五百亩地,种小米的有四百亩。
四百亩乘以六百,二十四万。
这个数不大,但是对于这个村,是二十四万。
我先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我把村里的小米收上来,一斤两块二,比市场价高两毛。收了六千斤。
第二件,我找了个做包装的,做了两千个袋子,五斤装,一个袋子一块八。袋子是牛皮纸的,上面印了两行字:柳树沟小米,山坡旱地,石磨脱壳。
第三件,我拿着这个袋子去了县里的几个单位。我先去了我们市委组织部,找办公室主任。
我说,主任,我们村的小米,你尝尝。
他说,你这个包装挺好看。
我说,五斤一袋,二十五块。
他说,比超市贵。
我说,超市的是机器脱壳,我这是石磨。我说,石磨脱壳出米率低,但是米油保住了。
他说,你怎么证明。
我说,你熬一锅就知道了。
那天他拿了两袋,说,我拿回家试试。
第三天他给我打电话,说,陈立,你这个米不错。他说,我们办公室要五十袋,中秋节发。
我说,五十袋,一千二百五。
他说,开票。
我那天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坐着,把这一千二百五写在本子上。
黄长贵进来,说,卖出去了?
我说,五十袋。
他说,多少钱。
我说,一千二百五。
他说,那不就是一斤五块。
我说,对。
他说,你从村里收两块二。
我说,对。
他说,这个差价呢。
我说,差价在村集体账上。我说,包装、运费、开票,剩下的留给村集体。
他坐在椅子上,看了我半天。
他说,陈书记,你这个做法,村里人会不会说你赚差价。
我说,会。
他说,那你怎么办。
我说,我把账贴出去。
那天下午,我用毛笔在一张大白纸上写了账:收小米六千斤,一斤两块二,付一万三千二。包装两千个,一个一块八,付三千六。运费四百。卖出五千斤,一斤五块,收两万五。剩多少,全部进村集体账。
我把这张纸贴在村委会门口。
第二天,有几个村民来看。看完,一个说,这个账倒是明白。
另一个说,明白是明白,但是钱进村里了,我们怎么知道花在哪儿。
我说,每个月贴一次。
他说,你贴了我们也不看。
我说,那你们就看着路。
10
八月下了一场大雨。
那场雨下了两天两夜。第一天还好,第二天中午,雨大得像倒水。
下午三点,黄长贵来找我。他说,书记,东沟那边水涨了。
我说,多少。
他说,快到李桂兰家门口了。
我抓起雨衣就往外跑。
东沟是一条沟,沟底是土,两边是坡。李桂兰家就在沟边上。她的房子是三十年前盖的,土坯墙。
我跑到那儿的时候,水已经漫到她家院子了。她抱着孙女站在门口,脚上是拖鞋,裤腿湿到膝盖。
我说,李姐,快走。
她说,我的面。
我说,什么面。
她说,我今天晒的四十斤面,都在架子上。
我回头看,院子里那排架子还立着,面条挂在上面,被雨打得贴在杆上。
我说,不要了。
她说,那是我一个星期的活。
我说,命要紧。
她说,我这个命。
她说到一半,不说了。
我把她孙女抱起来,塞给跟过来的妇女主任。我说,你带她上去。
然后我拉着李桂兰,说,走。
她被我拉着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那天下午我们在村委会待到晚上十点。全村转移了十一户,都是住在沟边和坡下的。
晚上十一点,雨小了一点。黄长贵穿雨衣出去巡查,我叫他别去。
他说,我得去。
我说,你腿不好。
他说,我腿不好,我脑子好。
他走了。四十分钟以后,他回来了,浑身是水。他说,西坡塌了一处,没人。
我说,路呢。
他说,路冲了一段,就是新修的那段,上面那截。
我心里一沉。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我出去看。
新修的路,一公里半,冲坏了大约三十米。护坡塌了,水泥板翻在沟里。
工程队的人来了,看了看,说,这个护坡没做够。
我说,为什么没做够。
他说,钱不够。
我说,七十八万还不够。
他说,七十八万只够主体。他说,护坡要另外算。
我站在那段塌掉的路前面,看着翻在沟里的水泥板。
那天上午,我在那儿站了一个小时。
黄长贵来了。他站在我旁边,说,书记,你别难受。
我说,我不难受。
他说,你脸都是白的。
我说,我在算钱。
他说,算多少。
我说,修这段要八万。
他说,村里没有八万。
我说,我去要。
他说,你还要跑?
我说,跑。
那天下午我打了十七个电话。县交通局、县财政、镇里、我们单位。
最后是市里给了一笔应急资金,六万。剩下的两万,我从村里的集体账上出,那是我卖小米挣的。
九月,路修好了。护坡加厚了,从八十公分加到一米二。
修好那天,郭家老三从县里回来,站在路上,用脚跺了跺。
他说,这回结实了。
11
九月的时候,村里的气氛变了。
变化很细,不是一下子。
先是有人在我门口放东西。第一天是一把豆角,用报纸包着,放在桌上。第二天是七个鸡蛋,用塑料袋装着。第三天是两个黄瓜。
我不知道是谁放的。我问黄长贵,他说,这是村里的规矩。他说,人家给你放东西,是认你。
我说,我得还。
他说,你还不了。他说,你还不清。
再是开会。
九月十五号,我开了一次会,商量冬天种什么。大喇叭喊了两遍,来了四十七个人。
院子站满了,有人自己搬了凳子来。
我说,今天商量两件事,一是种冬小麦,二是村里办个合作社。
有人问,合作社是干什么的。
我说,一起收,一起卖,一起分钱。我说,一个人的小米卖五块,十个人的小米能卖六块。
他说,那谁管钱。
我说,账目每个月贴出来。我说,还可以选五个人管账,一人一票。
他说,那我也入。
那天晚上,四十七个人里有三十一个人报了名。
合作社办下来了。我把章程写好,贴在墙上。第一页写着:柳树沟农产品合作社,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账目公开。
第二天早上,孙老头来了。他说,陈书记,我入社。
我说,你七十了。
他说,七十了也能入。
我说,你能干什么。
他说,我会看秤。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粮站干过。
我说,那你当监事。
他说,什么叫监事。
我说,就是看着钱。
他说,这个我行。
后来他真看。每一笔账他都要问一句,问到会计老周发火。
老周说,孙老头,你这么问是信不过我。
孙老头说,我不是信不过你,我是信不过钱。
那一年年底,合作社分红,一共分了三万七千。
三十一户,一户平均一千一百九。最多的分了三千二,是最多的种小米那家。
分红那天在村委会门口,用一张桌子摆着现金。一户一户领。
孙老头领了一千零七十。他拿着钱,说,我这辈子第一次分红。
他说,陈书记,你明年还在吗。
我说,我在。
12
十月,村里回来了一个年轻人。
他姓赵,叫赵小军,二十八岁,在省城送外卖。他回来是因为他爸病了。
他爸是村里的老赵,七十二岁,肺上有问题。
赵小军回来那天,我正好在村口。他骑一辆旧电动车,后面绑着一个箱子。
他说,你是新来的书记?
我说,我是陈立。
他说,我听我爸说过你。他说,他说你把路修了。
我说,修了。
他说,我三年没回来。他说,我上次回来,那个路还是土路,我骑车摔过一次。
我说,现在好走了。
他骑着车往上走,我跟在后面走。
他到家,把车停好,进屋。我在院子外面站着。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说,书记,我爸这个病,要多少钱。
我说,什么病。
他说,肺气肿。他说,县医院说要住院,要一万多。
我说,你有吗。
他说,我有一点。他说,我送了三年外卖,攒了四万。
我说,那就住。
他说,我住完,我这个钱就没了。
我说,那你回来干什么。
他说,我回来看看我爸。
我说,你回来待多久。
他说,一个星期。
我说,那你一个星期以后呢。
他说,回去送外卖。
那天下午我们在他家院子里坐了一个小时。
他说,书记,你说我回来能干什么。
我说,你想干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除了送外卖什么都不会。
我说,你会骑车,你会看导航,你会跟人打交道。
他说,这算什么本事。
我说,在村里算。我说,我们村的快递以前送到镇上,村里人要去镇上取。我说,你要是回来,你可以在村里做个代收点。
他说,代收点能挣多少。
我说,一件五毛,一天五十件,一天二十五,一个月七百五。
他说,七百五。
我说,还有,你可以顺带卖点东西。
他说,卖什么。
我说,你想卖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你去看看村里人缺什么。
他在村里待了十天,比原定的一个星期多了三天。
第十天,他来找我。他说,书记,我看了。他说,村里人最缺三样:一是快递,二是药,三是孩子的文具。
我说,那你就做这三样。
他说,我租个地方。
我说,村委会楼下有一间空房,一年租金六百。
他说,六百。
我说,我给你免一年。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回来,比什么都值钱。
十一月,他的小店开了。招牌是白底黑字,写着:柳树沟综合服务点。
第一月,他的流水是八百四。
第二月,一千三。
第三个月,他把卖药的业务也做起来了。他从县里的药店进货,按需卖,不加价。
有一回我问他,药不加价,你挣什么。
他说,挣人。
我说,挣人能当饭吃?
他说,书记,我送外卖三年,我认识的人,都是给我差评的。他说,我现在在村里,我认识的人,都是喊我小军的。
他说,这个比钱好。
那天我站在他店门口,看着那盏灯。
我心里想,一个村要活起来,不是靠一个书记,是靠这样一个人回来。
在村里住,最难受的是晚上。
白天有事干,人一忙,什么都能忍。晚上不一样。村委会二楼那间屋子,八平米,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暖瓶。窗外是黑的,只有坡上几家的灯。
我头三个月,每天九点以后就没事干了。我把手机拿出来,翻一遍,没消息。再翻一遍,还是没消息。
我给我妈打视频。她那边总是很热闹,我爸在看电视,我妈在厨房。
她说,你在那儿住得怎么样。
我说,挺好。
她说,有肉吃吗。
我说,有。
她说,你瘦了。
我说,我没瘦。
她说,视频上看着瘦。
我说,那是光线。
其实我瘦了。第一个月瘦了七斤。村里伙食不差,是我吃不下。我一个人吃饭,做饭的动力都没有。
后来我学会了一个办法:跟人一起吃。
黄长贵家我去得最多。他一个人住,做饭也不好。我们两个大男人,一个人煮面,一个人炒菜,坐在院子里吃。
有一回他炒了一个菜,土豆丝,切得很粗,跟筷子一样。我吃了一口,说,黄书记,你这个土豆丝可以当柴火。
他说,你嫌粗你别吃。
我说,我吃。
那天我们两个人吃了两个菜,一个炒土豆丝,一个炒鸡蛋,还有一瓶酒。
他喝了两杯,脸红了。他说,陈书记,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你说。
他说,我老婆走的那天,我不在家。他说,我在镇上开会,回来的时候人已经送到县里了。他说,我赶到医院,她已经没了。
他说,我那天在医院走廊上坐着,坐了一夜。
他说,我第二天回来,村里人问我,嫂子怎么样了。我说,走了。
他说,我说完这两个字,我自己都不信。
他说着,把杯子放下。
他说,我这两年,每天晚上睡不着。他说,我一闭眼,就想起她那天早上给我煮的鸡蛋。
我说,黄书记。
他说,你别安慰我。
我说,我不安慰你。
他说,那你听着。
我说,我听着。
那天晚上我们坐到十一点。他说了很多话。他说他当兵的时候在东北,冬天零下三十度,站岗站得脚冻了。他说他回来种地,种了十年。他说他当支书,第一年就有人骂他,骂了三年。
他说完了,站起来,说,我睡了。
我说,黄书记。
他回头。
我说,你以后睡不着,就来找我。
他说,你那儿有酒?
我说,有。
他说,那行。
后来他来了三回。每回带一瓶酒,或者带一包花生米。我们坐在我屋里,喝两杯,说一会儿话。
他再没说过他老婆的事。
我也没问。
我在村里住了两年,学会的一件事是:一个人难过的时候,他不一定要你劝。他要的是有个人在。
第二件事是:一个人在村里住,晚上八点以后,最难熬的不是黑,是没有声音。
城里晚上有车,有灯,有外卖摩托的声音。村里八点以后,什么都停了。只剩下狗叫,还有远处的水声。
我头一年,每天晚上睡觉前,会把窗户开一条缝。开一条缝,能听见外面的声音。
第二年我不开了。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外面那点声音,是我自己家。
有一次下大雪,夜里停电。我点了一根蜡烛,坐在桌前写字。
写完我吹了蜡烛,躺在床上,听见雪落在窗户上。
那个声音很轻。
我在心里想,这个村,我来了快两年。我知道这个村有几户人家,知道谁家的狗凶,知道哪条路上有坑,知道东沟的水什么时候涨。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在这儿住。
一个干部住不住在村里,差别就在这儿。你住在县城,你开会的时候说的话,跟你住在这儿说的话,是两套话。
13
十二月底,来了检查。
来的是市里的考核组,四个人,一个组长,两个组员,一个司机。他们要在村里住两天,看项目,看账,访谈村民。
前一天晚上,我准备到十二点。我把账本摊开,一页一页对;我把项目的照片打印出来,贴在板子上;我把台账、会议记录、验收单,都装进三个档案盒。
黄长贵在我屋里坐着,看我准备。
他说,你紧张?
我说,有一点。
他说,你别准备太多。
我说,为什么。
他说,准备太多,显得假。
我停下笔。
我说,黄书记,你说得对。
第二天上午,考核组到了。组长姓刘,四十多岁,戴着眼镜。
他说,陈书记,不用介绍太多,我自己看。
我说,那我带你走。
我们先看了路。他走在路上,用脚踩了踩,说,混凝土打的?
我说,是。
他说,多厚。
我说,二十公分。
他说,标准是十八。
我说,我们这里的坡陡,加了两公分。
他说,谁定的。
我说,施工方和我一起定的,报交通局备了案。
他点了点头。
然后看合作社。他翻了账本,翻了台账,问了三句话:入社多少户?分红多少?钱从哪儿来的?
我答了。
然后他随机找了五户人家访谈。他不要我在场。
我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坐着,等了一个半小时。
那一个半小时里,我把桌上的茶杯擦了四遍。
下午三点,他出来了。
他说,陈书记,坐。
我坐下。
他说,你的账很干净。
我说,谢谢。
他说,但是我看出来一个问题。
我说,你说。
他说,你这个项目,太依赖你个人了。
我没有说话。
他说,路是你跑的,小米是你卖的,合作社是你张罗的,连那个小店都是你说服那个年轻人回来开的。他说,你走了以后呢。
我说,合作社有章程,有监事,有会计。
他说,章程是一张纸。
我说,孙老头会看账。
他说,他能看多久。他说,他七十了。
那天下午我们谈了四十分钟。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本子上。
他走的时候,说,陈书记,我不是否定你。他说,我是提醒你。他说,一个村的活,不能只靠一个人。他说,你得让村里自己长出人来。
他们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我心里明白他说得对。
我这两年,做了很多事。但是这些事,都是我推着做的。我一走,很多事就会停。
那天晚上我去黄长贵家。他在院子里生炉子,烟很大。
我说,黄书记,今天检查组说了一个问题。
他说,我听见了。
我说,你怎么看。
他说,他说得对。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你想怎么办。
我说,我想让村里自己长人。
他说,那你得教。
我说,教谁。
他说,教年轻的。
第二天,我把赵小军叫来,把合作社的销货渠道、发票、运费、客户名单,一样一样交给他。
他说,书记,我管不了。
我说,你管。
他说,我去年还在送外卖。
我说,你去年送外卖,今年管合作社,明年你就能管别的。
他说,我怕搞砸。
我说,搞砸了我兜着。
他说,你兜两年。
我说,我兜两年。
14
腊月,村里的老赵走了。
他是赵小军的父亲,七十二岁。他是在县医院走的,住了十七天。
赵小军从县里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镇上开会。他说,书记,我爸走了。
我说,我马上回去。
我赶回村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赵家的院子里搭了棚,村里人在帮忙。
赵小军坐在门口,穿着一件棉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我走过去,蹲在他前面。
他说,书记。
我说,我在。
他说,我爸最后跟我说,让我别回省城。
我说,你怎么说。
我说,我说我不回了。
他说,他还说,让我谢谢你。
我说,谢我什么。
他说,谢我让你回来。
那天夜里我陪他守到十二点。
灵堂里点着两根蜡烛。村里人来了不少,坐了一屋子,有人打牌,有人说话。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这些人。
我心里想,一个村,一个人的死,是一件大事。全村的灯都亮着,都往这一家来。
这件事,城里没有。
第二天出殡。路是新修的那条,一公里半,走得很稳。
抬棺的八个人,走得不快。赵小军在前面,捧着遗像。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哭。
我站在路边,看着那队人走过去。
那一段路,是我跑了三十七趟要来的。那时候我想的是项目、指标、验收。
那天我看着棺材从那条路上过去,我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这条路上,会走过去很多人。有活着走的,也有死了走的。
那天下午我回到办公室,把本子摊开。
我在本子上写:腊月初八,老赵出殡,走新路。
我写完,坐了一会儿。
然后我在下面又写了一行:这条路值。
腊月二十九,我回家过年。我在县城坐的车。
黄长贵送我到村口。他说,书记,过了年你还回来吗。
我说,回来。
他说,你还有一年。
我说,一年。
他说,那你明年想干什么。
我说,我想把合作社的销路打开。我说,还想打一口井。我说,东沟那边缺水。
他说,打井要钱。
我说,我去跑。
他笑了。他说,你这个跑法,两年跑瘦了十斤。
我说,我瘦了十二斤。
他说,那你还跑。
我说,跑。
村里有十七个孩子在上学,最远的一个住在西坡顶上。
那个孩子姓王,叫王小雨,就是李桂兰的孙女。她八岁,上二年级。从她家到村小学,走路二十分钟;从西坡顶到学校,走四十分钟。
我去过一趟。
那天是十月,我跟着她走。六点五十出发,路是土路,走到一半有一道坎,一米高,要爬上去。
她爬的时候,两只手撑着,脚一蹬,上去了。上去以后她回头看我,说,书记,你小心点。
我上去的时候滑了一下。
她说,我每天都爬两次。
我说,你不怕?
她说,怕什么。
我说,摔了怎么办。
她说,我摔过三次。
我说,你怎么不跟家里说。
她说,说了也没用。
那天我们走到学校,用了四十三分钟。
我站在学校门口,看着她跑进去。
我心里算了一笔账:一个孩子一天走往返,八十六分钟。一年上学二百天,一万七千二百分,两百八十六个小时。
两百八十六个小时,是一个孩子一年的走路时间。
路修好以后,这段路缩短了十二分钟。因为那道坎填了,坡削了。
还有,村里有了三轮车。
赵小军买了一辆旧三轮,接送孩子,一个月一个孩子三十块。
十七个孩子,五百一十块。
他跟我说,书记,我这个不挣钱。
我说,你为什么干。
他说,我看见他们走路。
我说,你挣得少,能撑住吗。
他说,能撑。他说,我店里卖东西,一个月能挣两千多。他说,这五百一十,我不亏。
那年冬天,我跟着那辆三轮车走了一趟。早上六点半,它从村口出发,往西坡上去,一路接孩子。
车厢里坐了六个孩子,都不说话。天是黑的,路灯只有村口那一个。
王小雨上车,看见我,说,书记,你也坐?
我说,我坐。
她笑了。她说,我这个位置给你。
我说,不用,我坐边上。
那天车开到学校,六点五十。孩子们跳下来,跑进去。
赵小军站在车边,搓着手。
他说,书记,你说我这个车,明年还能跑吗。
我说,能跑。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不挣钱也跑。
他笑了。他说,我这个人心软。
我说,心软也挣钱。
他说,怎么挣。
我说,你先别想挣。我说,你先跑两年。两年以后,村里人会记住你这个车。记住你这车,就记住你这个店。
他点头,说,那我跑。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坐在车厢里,风很大。
我在心里想,这个村六百多口人,我能直接做的大事,就是一条路、一口井、一个合作社。
但是我能做的小事,是十七个孩子少走十二分钟。
这两件事,哪一件更值?
我以前在机关写材料,我写的都是大事。产业、振兴、机制、体系。这些话没有错,但是写的时候,我心里是空的。
现在我知道,所谓振兴,落到一个村里,就是十七个孩子的十二分钟。
这句话我没有写进任何一份材料。
我写在了我自己的笔记里。
我那两年,一共有五本笔记。
第一本,是村里的情况和项目。 第二本,是账。 第三本,是人。 第四本,是夜校的讲稿和我自己的错误。 第五本,是我临走前一个月记的,记的是每一户人家我去过几次多少次,还差哪家没去。
第五本我记到第两百一十户。剩下六户,是我走之前最后三天去的。
有一户是个孤老头,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修一个收音机。他说,你坐。
我坐下。他说,陈书记,你要走了?
我说,我要走了。
他说,那你帮我个忙。
我说,你说。
他说,他指着那个收音机,说,这个,你能修吗。
我说,我不会。
他说,你试试。
我拆开看,里面是断了一根线。我没有工具,我用指甲把那根线掐上,转了转。
它响了。
那个老头笑了。他说,你看,你能修。
我说,这是运气。
他说,运气也是本事。
那天我坐在他家,听那个收音机放了半个小时的戏。
他闭着眼睛,跟着哼。
我看着他,心里想,我在这个村两年,最后一件事,是修好了一个人的收音机。
这件事什么用都没有。
但是那天我走出他家的时候,我觉得这两年没有白待。
六户人家,我一家一家走完,在第五本笔记的最后一页写:
二百一十六户,全部走完。
我写完,把笔放下,坐了一会儿。
然后我加了一行:全部走完,用了两年。
我在柳树沟的最后一个月,做了一次复盘。
我把这两年干的事列了一张表。
第一条:路。七十八万,一公里半,修了两次,冲毁一次,加固一次。受益:二百一十六户,六百三十八口人。
第二条:井。八万,一百二十米,受益:东沟三十七户。
第三条:合作社。入社三十一户,两年累计销售额十九万四千,分红五万一千,集体账上留下六万三。
第四条:小米。市里三个单位,一家超市,两年卖了四万斤。
第五条:夜校。办了二十四期,最多一次来了二十一个人,最少一次来了九个人。
第六条:赵小军的小店。月流水从八百四涨到四千一。
我把这张表看完,在下面加了一条:
第七条:没有办成的事。
我列了七件没有办成的事:村里的卫生室没建起来;那两个五保户的危房没改;那条到西坡的路没修通;合作社的冷库没申请下来;村小学的操场没硬化;有两个年轻人答应回来,没回来;王小雨的奶奶想办的低保,材料交上去了,还没批。
我在第七条下面写了一行:这七件事,交下一任。
写完我把笔放下。
我在心里想,一个干部最难的,不是干不成事,是承认有些事干不成。
我在机关写材料的时候,我从来不写干不成的事。我写的都是完成、全面、深入、扎实推进。
现在我敢写了。
我走之前,把这七件事列了一张单子,交给黄长贵和新的支书。
新支书姓刘,四十二岁,原来在镇上开理发店。她看完单子,说,陈书记,这七件事我做不完。
我说,做不完就做三件。
她说,哪三件。
我说,卫生室、五保户的房、西坡的路。
她说,为什么这三件。
我说,因为这三件是人命。
她点了点头。
我后来听说,她第二年把卫生室建起来了。是借着县里一个项目,修了四十平米,配了一个村医。
五保户的房改了一户,另一户的老人走了。
西坡的路没修通。
我一年以后回村的时候,去看了一眼那两户五保户的房子。
一户是新的,白墙,红门。 另一户锁着门,门口长着草。
我在那扇门前站了一会儿。
我在心里说,老李,对不起。
我知道这句话没有用。
但是我说了。
那天我从那扇门前走开,走到村口,回头看了一眼神树沟。
坡上的树还是那样,一半绿,一半黄。
赵小军骑着三轮从坡上下来,车厢里坐着四个孩子。他看见我,刹住车,说,书记,你来了。
我说,我来了。
他说,上车,我带你转一圈。
我跳上车厢,坐在孩子们中间。车往坡上去,风很大。
一个孩子问我,叔叔,你是谁。
我说,我以前在这儿上班。
他说,那你现在不上了?
我说,不上了。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得回去上班。
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再来。
我说,过年。
15
第二年,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打井。东沟那边三十几户人家,靠一口老井,水不够。我跑了四趟水利局,拿下来一个项目,八万块,打一口一百二十米的深井,配一个泵房。
打井那天,村里人围了一圈。钻机响起来的时候,小孩捂着耳朵跑。
打到八十米出水。水是清的。孙老头拿手接了一捧,喝了一口,说,甜。
第二件是把合作社的销路打开。我带着赵小军跑了两趟市里,见了三个超市的采购。最后谈成一家,一年包销六万斤小米,价格四块二。
签合同那天,赵小军的手在抖。他说,书记,六万斤。
我说,六万斤。
他说,我们收不上来这么多。
我说,那就多种。我说,明年让村里把坡地都种上小米。
他说,那万一卖不出去。
我说,合同签了,卖得出去。
他说,合同能靠住?
我说,靠不住。我说,但是我们现在只能靠它。
第三件是教人。
我组织了一个夜校,每个星期三晚上,在村委会会议室。讲三样东西:账怎么做,合同怎么看,网上怎么卖货。
第一次来了九个人。第二次来了十二个。第三个月,来了二十一个。
讲账的是会计老周。他讲得很细,从凭证讲到报表。
讲合同的是我。我讲了三节课,讲什么是要约,什么是违约,什么是不退不还的定金。
讲网上卖货的是赵小军。他讲怎么拍照片,怎么写标题,怎么跟买家说话。
有一节课,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站起来,说,陈书记,我学这个有什么用。
我说,你想干什么。
她说,我想卖鸡蛋。
我说,那你学。
她说,我家里有八十只鸡。
我说,八十只鸡一天四十个蛋。我说,一个蛋一块二,一天四十八,一个月一千四。
她说,那我卖给谁。
我说,你先学,学完我帮你找。
她后来真卖了。她在网上开了一个店,卖土鸡蛋,一个月卖了两千多。
她给我拿了一篮子蛋,说,陈书记,你吃。
我说,我不能要。
她说,你吃。
我说,那你给我算钱。
她说,你要是算钱,我就不给了。
那天我把那篮子蛋拿回屋,煮了六个。
我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吃那六个蛋。
我吃的时候,心里有点酸。
我在机关八年,我写过的稿子里,有无数句关于乡村振兴的话。我写过产业兴旺,写过因地制宜,写过激发内生动力。
我写那些话的时候,我没有见过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站在夜校的教室里,说她家里有八十只鸡。
16
第二年三月,我的任期到了。
通知是镇里下的,说我可以回原单位,也可以申请延期。
我收到通知那天,在村里走了一圈。
路是新的。合作社的牌子挂在村委会门口。赵小军的小店门口摆着两个篮子,一个装鸡蛋,一个装苹果。东沟那边的井房是白的,上面写着:柳树沟村饮水工程。
我走到李桂兰家。她正在晒面。
她说,书记,你什么时候走。
我说,还没定。
她说,你走了,我这个面卖给谁。
我说,卖给合作社。我说,赵小军管着。
她说,他管得住?
我说,管得住。
她说,那我信你。
我走到黄长贵家。他正在院子里劈柴。
他说,坐。
我坐下。
他说,你要走了?
我说,通知下来了。
他说,你走不走。
我说,我还没想。
他说,你别留。
我抬起头看他。
他说,你留一年,村里还是这样。他说,你走了,村里才知道自己行不行。
我说,我要是走了,很多事会停。
他说,停就停。他说,停下来的,才是村里的事。你推着走的,是你的事。
那天下午我们没有再说别的。他把劈好的柴码起来,码得很整齐。
我坐在那儿,看着他的手。
那双手很硬,全是茧子。
我在心里想,这个人在这个村当了二十三年支书。他没有修成一条路,没有办成一个合作社,没有卖出去一斤小米。他做的都是小事:收公粮,调解纠纷,给人开证明,冬天去看孤寡老人。
他二十三年,做的都是这些。
我两年,做了一条路、一个合作社、一口井。
但是我走的时候,这个村还认得他。
四月,我做了决定:不留,回原单位。
我在村里开了最后一次会。来了六十多个人,院子站不下,有人站在坡上。
我说,我四月十五号走。我说,合作社的事交给赵小军,账还是孙老头看着。我说,有什么问题,你们找黄书记,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说完,没有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孙老头说,陈书记,你走了,路坏了谁修。
我说,找黄书记。
他说,他七十了。
我说,那你找他。
他说,我七十四了。
下面有人笑。
那天散会,我在村委会门口站着,一个一个跟人握手。
有几个人没有握,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四月十五号早上,我提着那个二十四寸的行李箱,从村委会往下走。
箱子里没有六件衬衫了,只有两件,还有十几本笔记。
走到村口,黄长贵在那儿等着。他手里拿着一个袋子。
他说,这是村里人的意思。
我打开,里面是十斤小米,两把挂面,一袋核桃。
我说,我不能收。
他说,这不是给你的。他说,这是给你妈的。他说,你回去给她做顿饭。
我拿着那个袋子,站在村口。
那个司机按了一下喇叭。
我说,黄书记。
他说,你说。
我说,谢谢你。
他说,谢什么。
我说,谢你第一天给我那双胶鞋。
他愣了一下。他说,那双鞋你还能穿?
我说,我留着。
他说,那鞋三十九的。
我说,我现在穿四十一了。
他笑了。他说,你这个小子。
车开了。我从后窗看,他一直站在村口。
我把那个袋子放在腿上,袋子有点沉。
一年以后,我回了一趟柳树沟。
路还是那条路,护坡没有塌。合作社的牌子换了新的,上面多了一行字:二〇二五年度市级示范社。
赵小军的小店扩大了,他在旁边又租了一间,卖农资。
李桂兰的挂面,现在一天做六十斤。
黄长贵不当支书了。他退了,新支书是村里的一个女的,四十二岁,原来在镇上开理发店。
我去他家,他正在院子里晒太阳。
他说,你来了。
我说,我来了。
他说,你瘦了。
我说,我胖了。
他说,你胖了?
我说,我回机关三个月,胖了六斤。
他笑了很久。
那天中午他给我做了饭。小米粥,一盘炒鸡蛋,一盘咸菜。
我吃完,说,黄书记,你这个粥好喝。
他说,这是村里的小米。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知道就好。
我从他家出来,在村口站了一会儿。
风从沟里吹上来,带着土味。
我在心里想,我在这儿两年,做的事不算多。一条路,一口井,一个合作社,一个回来的人。
但是这两年,是我三十二岁到三十四岁。这两年,我头一回知道,一份材料写到纸上,跟一件事落到地上,中间隔着多少趟路。
我拿出手机,给我们科长发了一条消息:科长,我回来了。
他回:欢迎回来,明天有个材料。
我看着这条消息,笑了。
我在村口站着,把那条消息删了,又打了一句:好。
打完这两个字,我提着那个袋子,往车站走。
袋子里的小米,我后来给我妈熬了一锅粥。她喝了两碗,说,这个米好。
我说,是村里的小米。
她说,你那个村?
我说,我那个村。
她说,那你以后还去吗。
我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