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山那天,雪没过脚踝。那天是正月初九。
班车只到场部。剩下七里山路,是老赵开三轮车送我上去的。车斗里铺着一张草帘,草帘上有霜。我坐上去,霜化了,裤子湿了一片。老赵一路没说话。车轮在雪上压出两道印,回头就看不见了,风把印填平了。
我十年没叫过那个人一声爹。
去年腊月他死的,死在山上,第二天早上才有人发现。场部打电话给我,说他的班没人接,问我接不接。我在县城汽修厂干了八年,冬天生意淡,一个月拿不到两千。我说接。
上山以前,我一直以为他是看树的。
手续在场部办。管人事的老陈把一张表推过来,顶上写着顶班,顶的是周立本。我签完,他没有收,就那么按在桌上。
“你爹的东西都在站上。”他说,“你去看看。”
“他死那天,山上就他一个?”
“就他一个。”
老陈把表收进抽屉,锁上,钥匙在手里转了一圈。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
“你爹的班,好接,也不好接。”他说,“上去就知道了。”
到站上天已经擦黑。一排砖房,五间,一溜排开。西头是值班室,中间是灶房,东头靠里两间锁着,窗户用塑料布钉死了。房子后头还有一堵墙,墙里是一扇门。
铁皮的,两扇对开,漆掉得差不多了,底下全是锈。门框是角铁焊的,角铁上钉着七颗铜钉,钉成一串,前面四颗,后面三颗,像一把勺子。
“那是星门。”老赵把面袋子扛下来,扛进屋,出来才说这一句。
“什么门?”
“星门。你爹没跟你讲过?”
我说没有。
老赵没再讲。他把三轮车头调过去,走了。车灯的黄光在雪地上晃,晃了两下,转过山嘴就没了。
风从北边下来。铁皮门响了一声,不重,也不急。像有人在外头抬手推了一下,又松开了。
那天夜里我睡他睡过的那张床。被子有股烟味,枕头上有一根短头发,白的。
值班室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铁炉子。桌上摊着台灯、暖水瓶、一本硬壳本子。
本子是蓝布面的,四个角磨白了,脊上用白线缝过两回。我翻开,第一页就是七个名字,写成一行。
钱广林、孙德才、李万山、刘二小、王顺、周立本。
六个。数了两遍,还是六个。第七个位置空着,画了一道横线,笔尖拖过去,拖到一半停住了,尾巴上有个小疙瘩。
这个字我认得。他写“本”字,最后一笔总爱顿一下。
墙上贴着一张纸,纸黄得发脆,四个角用圆钉按着。上面三条。
一,星门不开。
二,每晚点七个名,一个不能少。
三,点完名,门那边响什么,都不要应。
底下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我往前翻本子。前几页,第七个位置上都有名字。
李长顺。
马三。
郭有田。
翻过这三页,后面每一页的第七个位置,全是他一个人的名字。周立本,周立本,周立本,一页一行,翻过十页还是这三个字。
本子三百来页。页边写着年月,一个月一页。二十三年,两百七十多页,正好填满。
最后一页的年月是去年腊月。那一页只有六行。
我把本子合上,坐在床边。炉子里的煤往下塌了一小块,声音很轻。
钥匙串上有三把钥匙。一把开值班室,一把开灶房,第三把不知道开哪儿。
我拿着第三把,把一排房门挨个试了一遍。东头靠里那间,开了。
屋里比外头还冷。靠墙堆着旧棉帘,几个塑料桶,一张没铺的床。床板上有一片灰印,人的形状,肩膀、腰、腿都在,像有人在这儿躺过很久,起来的时候没抹平。
墙上有人拿铅笔写过字,写了又擦,擦不干净,剩下几个字。
第七格不能空。
靠窗有一张桌子,桌上摞着旧台账,最上面那本翻开着。最后一页是去年腊月,写了六行,第七行写了半个字,笔画停在那儿,往下拖了一道。
笔搁在纸上,笔尖干了,墨把纸洇出一个小黑点。
桌角还压着一张纸,是场部发的防火通知,背面用圆珠笔算过一笔账。六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四千二。底下写着,第七个,四百。
我数了数自己的工资,也是四百。
衣柜里挂着一件棉大衣,蓝的,袖口磨得起了毛。我翻兜,翻出半包烟,一盒火柴,还有一张车票。
县城到林场,腊月二十,下午两点。
票根没撕。这是一张没用过的票。
腊月二十那天,我在县城的汽修厂加班,给一辆面包车换水泵。场部打电话给我,是腊月二十一的早上。
我把车票放回兜里,把大衣挂回去,挂得跟原来一样。
十点,我把本子摊开,台灯拧亮。
按纸上写的,点名。
“钱广林。”
东屋有人应了一声,声音闷,像隔着一层被子。
“孙德才。”
“哎。”
“李万山。”
灶房那边响了一下,有人咳了一声,算是应了。
“刘二小。”
“在。”
“王顺。”
没人应。我又念了一遍。这一遍有人应了,声音从东屋那边过来,很短,像被人捂住嘴应出来的。
过了一会儿院里有脚步声,踩着雪过来,推门进来一个五十来岁的,眉毛上全是霜。
“王顺回家去了,媳妇生孩子。”他搓着手,“我叫郑福,替他几夜。”
我把“郑福”两个字记在旁边。
“周立本。”
念完这一声,屋里静了。静得能听见台灯里那点电流声,嗡嗡的,很细。
他去年腊月死的,死在这间屋里,死在这张床上。
我停了一会儿,还是把第七个位置念了。那个位置没有名字,我念的是一道横线。念的时候嘴里没有字,只有一口气出去。
念完,炉子里的煤响了一声。就这一声。
然后后墙那边响了三下。
不重,也不急。像有人从外头回来,抬手在门上叩了两下、三下,怕吵着屋里的人。
老郑把缸子放下了。缸底磕在桌上,磕出很响的一声。
“念完了?”他问我。
“念完了。”
“别回头。”他说,“念完就别往那边看。”
我坐着没动。
纸上那三条,我看过三遍。门那边响什么,都不要应。
我没应。我把台灯的罩子转了个方向,让光朝着窗户,坐着。
一刻钟以后,我拿了手电,从灶房后门出去。
院子里雪是平的。白天我进来踩过的脚印,已经被风抹了。后墙那扇门前,雪也是平的,平平整整铺到门槛底下,没有一个脚印。
门缝底下也干净。我把手电贴着门缝往里照。
门缝很窄。光进去以后,只看见一缕灰白,像雾,又不像雾,飘着,不散。我把手电关了。
那扇门是凉的。我伸手摸了一下角铁,凉到指头尖发麻。
回到屋里,老郑已经回东屋了。我在灶房里坐到两点。院里一直没动静。那三下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看门口。雪上还是平的。
我蹲下去,把手伸进门缝底下摸了一下。
底下是干的。
雪下了一夜,门缝外头的雪都化了水,可门缝正下方那一线地是干的,一粒雪都没化。
我从抽屉里拿了一支粉笔,照着门缝的位置,在门框上画了一道线。
第二天早上再去看,线还在,门缝比线宽了一点,宽出一线,也就是一韭菜叶那么宽。
第三天又宽了一点。
第四天,我把手套脱下来,卷成一条,往门缝里塞。
塞进去了。
塞进去以后我没有往里推,把手抽回来,手套就留在缝里。第二天早上我去看,手套没了。
门缝还是那么宽。
站上的活不多。早饭后,我按墙上贴的巡山表走了一趟。
从站上往西,走四十分钟到界碑,再往南绕回来,一共三个钟头。沿线八个红漆桩,每个桩上有个号。走到桩跟前,用粉笔在桩上画一道。
走到第五个桩,我停了。
桩子后头有一条路。
不是正路,是那种走的人不多、雪一盖就看不出来的路。两边的树比别处稀,树底下是平的,一路往北,扎进林子里。
我顺着看了一眼,路一直通到站子后头那堵墙的方向。
回来以后我问老赵,那条路通哪儿。
“哪条?”
“五号桩后头那条。”
老赵正在卸车上的萝卜,手停了。
“那条别走。”他说。
“通哪儿?”
“通门。”
他把萝卜倒进窖里,拍了拍手上的土。
“地图上没有那条路。”他说,“你别看着它走,走两次,它就成路了。”
早饭是孙德才做的。小米粥,咸菜,蒸的馒头。
他坐在我对面,抽着烟看我吃。
“昨晚点的名?”
“点了。”
“几点睡的?”
“两点。”
老孙把烟在桌沿上磕了磕。
“你爹最后那几个月,晚上不睡。”他说,“白天睡。我上来送粮,看见他坐在门口,坐一下午。”
“坐哪个门口?”
“后门。”
老孙把烟头按进炉灰里。
“我问他坐那儿干啥。他说听动静。”
那天早饭后,我端着碗,忽然想数人。
站上该有五个人。钱广林,孙德才,李万山,刘二小,还有我。加上替班的老郑,六个。
六个名字,六个人,正好对上。
对不上的地方在别处。
王顺在县城,媳妇生孩子,他没在山上。
那一声是谁应的。
我放下碗,挨屋看了一遍。老孙在灶房刷锅,老李在他屋里叠被子,刘二小在值班室擦桌子,老郑在院里扫雪。
钱广林的房门关着,我推了一下,锁着。
“钱叔呢。”
“下山买药去了。”老孙说,“前天走的。”
前天。
前天夜里点名,钱广林那一声应了。从东屋那边应的,声音闷,像隔着一层被子。
我把碗端起来,又放下。
那天白天,我没敢再往后院去。
老赵第三天上来送粮,我给他倒了水,问他星门的事。
“这门什么时候有的?”
“比站早。”老赵说,“站是后来盖的,围着它盖的。”
“谁定的规矩?”
“没人定。”
他捧着缸子,喝了一口,看见墙上那张纸,就不说话了。
“纸上那三条,”我说,“谁写的?”
“你爹。”他说,“纸是后来的,规矩是早的。”
他把缸子放在桌上,手指在桌面上按了一下,又抬起来。
“八三年冬天,七个人进山。回来六个。”
“干什么进山?”
“查火。那年旱,腊月里还着火,场部让上去看。”
“第七个呢?”
老赵不说话,朝后墙那边偏了一下头。
“李长顺。”他说,“册子第一页那个名字,就是他。”
“他走丢了?”
“他没走丢。”老赵说,“进山那天他自己说的,走不丢,认得星。”
我明白这扇门为什么叫星门了。
门框上那七颗钉,钉成一把勺子,是那六个人钉的。钉完以后,这扇门就叫星门。
“后来为什么要往册子上添人?”
“念名字不够了。”老赵说,“念到第三年,就不够。念完了,第二天一早,门口的雪是乱的。”
他把缸子端起来,又放下。
“乱的,是从里往外的。”
“马三顶了两年,死在山道上。郭有田顶了四年,死在灶房里。”他说这些的时候像在报工龄,“你爹顶了二十三年。”
“他为什么能顶这么久?”
“不知道。有人顶两年,有人顶四年。”
老赵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
“他死前一天上过场部,找过我。”
“说什么?”
“问我,第七格该填谁。”
“你怎么说的?”
“我说,填谁都行。”老赵说,“别填你自己。”
他把帽子往下按了按。
“他说,填我自己,填了二十三年了。”
老赵站着没走。
“小子,还有个事。”他说,“名字写上去了,就下不来。”
“下不来?”
“你爹那二十三年,一天写一遍。”他说,“那就是一天签一次。签了二十三年,签到他自己都不记得自己叫啥了。”
“那为什么不换个人?”
“换谁?”老赵说,“场部就这几个人。谁的名字上去,谁就得签。签上去以后,快的一年,长的四年。”
他掀开棉帘子,外头的风灌进来。
“你爹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这活儿不是看树,是看人。看住一个,别让他回来。”
“看住谁?”
“门里头那个。”
老赵走了。雪地上留下两道车辙,往山下拐。
夜里老郑烧了壶水,叫我到灶房烤火。
他坐在灶台前,把两只手翻过来烤,手背上全是裂口。
“你点名的时候,念到第七个,念的什么?”
“一道横线。”
“没名字?”
“没有。”
老郑点点头,往灶里添了一根柴。
“我替王顺的班,替过三回。”他说,“头一回,念到第七个,我不知道念什么,就念了一个‘哎’。”
“念完怎么样?”
“那边应了。”
他把火钳放下。
“一个‘哎’,也应。”他说,“应完了我一宿没睡。第二天跟老赵说,老赵让我别再替了。”
“后来你又替了两回。”
“缺人。”他说,“缺人就得替。”
灶膛里的火光在他脸上跳。他忽然压低了声音。
“小子,我在山上这些年,见过三回门开。”
“开了会怎么样?”
“开一线。”他说,“不是全开,就开一线。开完了第二天,站上就有一个人不下山了。”
“什么叫不下山?”
老郑不说了。他把火钳拿起来,在灶门口敲了两下,把灰敲掉。
“睡吧。”他说,“明天还得点名。”
老郑走后,我把本子从头翻了一遍,一页一页看。
翻到第十几页,纸中间鼓起来一点。我捏了一下,里头有东西。
是夹在缝里的两张卷烟纸,很薄,一碰就响。
第一张上是七八个名字,横着写,后面跟着年份。李长顺,一九八三。马三,一九九〇。郭有田,一九九三。再后面划掉了两个名字,划得很重,纸都破了。最后一个是周立本,一九九九。
一九九九年,是他在本子上开始写自己名字的那一年。
第二张纸上是几行字,字很挤,写在纸边上。
写的是,开门,人就回来。回来了,就要有人跟他走。所以不开。
底下还有一行,墨淡了。
他说他认得星。
我把两张纸夹回去。夹的时候手有点抖。不是怕,是那纸太薄,怕捏碎。
抽屉最里头还有一个牛皮纸袋。我打开,里面是一张照片,黑白的,边上裁得不齐。
照片上是六个人,站在这扇门前。门是新的,铁皮还亮着,七颗铜钉一颗不缺。
六个人站得整整齐齐,可照片最左边空出一块地方,空得很宽,比一个人还宽。那块地方的纸边是齐的,是裁过的。
照片背面有一行钢笔字,写的是,八三年腊月,七号站。
七号站。七个人。
照片上是六个。
照片放回牛皮纸袋,我把纸袋塞回抽屉。
那天下午我睡了一觉,睡到天黑。
醒了以后,我又去了后院。
天黑得早,五点多就看不见人脸。那扇门站在墙里,比白天黑,比墙还黑。
我蹲下去,把眼睛凑到门缝上。
门缝里不是黑的。
缝里有一点光。很远,很小,像隔着很长的距离看见的一颗星,蓝白,不动,也不闪。
我看了很久。看的时候那点光在动,很慢,横着挪,挪到我眼睛够不着的地方去了。
我把眼睛移开,揉了揉,再看。缝里又是灰白的雾。
我站起来,回头看天。
天是阴的,一颗星也没有。
第四天夜里,天更冷。炉子烧得旺,铁皮红了半边。
我点完名,把本子合上,正要关台灯。
后墙那边响了。
这回不是三下。这回有人在里头叫了一声。
“原儿。”
我站着没动。
“原儿,给爸开开。”
我十年没听过这声“原儿”。
场部的人叫我小周,站上的人叫我小周,汽修厂的师傅叫我小周。只有他叫原儿。他叫原儿的时候,后头总带一个尾音,往上挑。
这一声也往上挑了。
我走过去,走到后门,推开门,站在院子里。
雪地上还是平的。那扇门前还是没有一个脚印。声音是从门板里头出来的,不是从门那边走过来的人。
“原儿。”
这一声近了一点。像人贴在门后头,脸挨着铁皮。
我把手放在门闩上。
门闩是一根铁棍,穿在两个铁环里,上头挂着一把锁。锁没锁死,钥匙就插在锁眼里,锈了一层,能拧。
手放上去的时候,我听见自己的心跳。跳得不快,很稳。
我想起那两张卷烟纸上的字。开门,人就回来。回来了,就要有人跟他走。
我又想起老赵那句。他认得星,走不丢。
走不丢的人,不用人接。门一开,就是接。
“原儿,爸冷。”
我把手拿下来。
我在门口站着,站到脚冻麻了。门里又叫了两声,一声比一声轻,最后没声了。铁皮上那层霜没有化,一点都没化。
我回到屋里,把后门关上,插上门闩,在灶房里坐到天亮。
天亮以后,我出去看那扇门。
门口的雪上有一道印。从门槛那边过来,一直走到院子中间,到了院子中间就断了。断了的地方,雪被压平了一小片,像有人在那儿站过。
那道印的宽度,跟我脚的宽度一样。
我用脚比了一下,正好。
我给场部打了电话。
那天上午我先去了场部,领一箱粉笔。
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工资表,一月份,七号站。
表上一共七行。钱广林、孙德才、李万山、刘二小、王顺、周立本。
第七行是周原。
我看了很久。签字那一栏,第七行的格子里已经有一个签名。
是我的字。
我没签过。
老陈从里屋出来,看见我站在表跟前,走过来,把表摘下去,卷起来,塞进抽屉。
“贴错了。”他说。
我没有说话。他把抽屉锁上,钥匙在手里转了一圈,跟上回一样。
然后我才打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老陈。我说星门的事。
他那边静了一会儿。
“你爹没交代过你?”
“交代了一句,不要开。”
“那就不要开。”他说,“别的不用问。”
“第七格呢?”
“第七格怎么了?”
“第七格空着。”
电话那头有翻纸的声音,翻得很久。
“空着就空着。”他说,“以前也空过。”
“空过以后呢?”
他把听筒放下了。不是挂,是放下,搁在桌上。我能听见那边屋里的声音,有人走动,有人说话,说了很久。我等了大概五分钟,他才把听筒拿起来。
“小子。”他说,“你爹在山上待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山下没有一个人出事。”
我说我知道。
“你不知道。”他说,“你要知道,就不会问第七格。”
又过了两天,场部来了两个人,查防火。
一个姓吴,是安全科的,一个是司机。他们看了看炉子,看了看电线,看了看灭火器,都没有问题。
走到后院,姓吴的停住了。
“这门是干什么的?”
“老门。”老赵说。
“通哪儿?”
“通外头。”
姓吴的走过去推了一下。门没动。他退后一步,看门框上那七颗钉。
“这不符合要求。”他说,“后墙开门,还是铁皮的。一旦有事,人跑不出去,火也进不来。得拆了,砌死。”
老赵没有说话。
“怎么?”
“不能拆。”
“谁说的?”
老赵把手插进袖子里,站了一会儿。
“一直没拆。”
姓吴的笑了。他回头看司机,司机也在笑。
“一直没拆就是对的?”他说,“我明天带人来。”
我进屋,把墙上那张纸揭下来,拿出去给他看。
他看了很久,看完把纸还给我。
“这是迷信。”他说。
“这是规矩。”
“规矩得有条文。”他说,“哪个文件写的?哪一年?谁签的字?”
我说不上来。
他把笔掏出来,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写完合上。
“报上去。”他说,“这种门,场里不止一扇。”
他们上车走了。车开到山嘴那儿,姓吴的忽然让司机停了停,从车窗里探头往回看。
看的是那扇门。
那天夜里老赵没走,在灶房凑合一宿。他半夜起来过一回,去后院站着,回来的时候脸是青的。
第二天上午,姓吴的打电话上来。
“拆门的事,先缓一缓。”他说。
“为什么?”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我昨天下山,车半道上熄了三回。”他说,“回回都停在同一个地方。”
“哪儿?”
“五号桩往北。那条没有路的地方。”
又过了几天,我下一趟山,领粉笔和面。
王顺回来那天,我正在院里劈柴。媳妇生了,是个闺女,他带了半袋子红鸡蛋。
他接手点名,我在旁边看。
念到第七个,他停了一下,抬头看我。
“你晚上点的什么?”
“一道横线。”
他把本子合上了。
“不行。”他说。
“不行?”
“得有个名字。”王顺说,“念横线,等于告诉它这儿没有人。它就要自己找一个填上。”
“那你念什么?”
“我念我自己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端起缸子喝了一口,喝得很急。
“念完啥事没有。”
“那念了以后呢?”
“什么以后?”
“名字写上去以后。”
王顺把缸子放下。
“写了就是签了。”他说,“签了,你就是第七个。”
“那你为什么不一直替下去?”
王顺不说话了。他把那半袋红鸡蛋往桌上一推,推到我面前。
“吃。”他说。
那天夜里他点的名。我隔着墙听。念到第七个,他念了自己的名字,念得很轻,像怕人听见。
后墙那边没有响。
王顺在山上待了三天,又下山去了。
那三天他夜夜点名,念到第七个,念的是自己的名字。门那边一直没响。
他走以后,山上又只剩我一个。
门那边再没有响过。
第五天下午,我坐在值班室里,把蓝布本子翻开到最后一页。
第七个位置那道横线还在,尾巴上那个小疙瘩还在。
我从抽屉里找出他的笔。笔杆上有牙印,是他咬的。
我在那道横线后头接着写。写得很慢,一个字写了很久。
周原。
写完,我把笔帽扣上,本子合起来,压回台灯底下。
然后我出去,站在院子里看那扇门。
门框上七颗铜钉,前面四颗,后面三颗。
前六颗都是黑的,锈成了一层壳,摸上去掉渣。
最后一颗是亮的。铜色发黄,像刚钉上去的,一点都不见锈。
我在院子里站到天黑。
天黑以后能看见星。北边那七颗,一颗一颗亮起来,一颗不少。
门框上那七颗钉,也一颗一颗对上了。
我回屋,把那两张卷烟纸抄了一遍,抄在一张新纸上。
字写得跟原来一样,就是没那么好看。
抄完,我把新纸夹回本子缝里,把原来那两张凑到炉子跟前烧了。
纸很薄,一下就没了。火苗是蓝的。
屋里已经很冷。我把炉子捅旺,坐在桌前,把本子翻开。
明天十点,还要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