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关于远方的故事
第一章
二〇一一年九月,南京的秋天来得比闽东早。
沈砚从青屿县出发的时候,天还没亮。母亲在厨房里给他煮了一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说这是她家乡的传统,吃了之后路上就不会想家。父亲把小货车停在巷口,车厢里除了他的行李,还塞了一箱自家晒的紫菜和两罐虾皮,说可以带去给同宿舍的同学尝尝,算是“见面礼”。
从县城到宁德,两个小时的山路;从宁德到南京,七个多小时。沈砚一路没怎么睡,趴在车窗上看外面的地貌一点点变平。闽东的山是挤在一起的,一座挨着一座,把人夹在中间;到了江苏境内,田野忽然铺开来,天也宽了,水稻金黄一片,一直铺到看不见的地方。
他那时候十八岁,第一次出省。
到学校门口已经是下午。校门口挂着红色的横幅,志愿者举着牌子喊各个学院的名字,人挤人,行李箱的轮子在地砖上滚出一片哗啦哗啦的响。沈砚背着一个旧旅行包,手里拎着那箱紫菜,站在人流里显得有点土气——他自己也知道,裤脚上还沾着早上在巷口踩到的泥。
他报的是电子信息工程。
报到点的桌子一字排开,他在“电子”那一栏后面排了很久的队,签了名,领了宿舍钥匙、饭卡、一张校园地图。志愿者是个大二的学长,热心地告诉他怎么走,末了又补一句:“你行李多不多?多的话往东门走,那边有坡,好推。”
沈砚谢了他,往东门走。
东门进来有一道台阶,七八级,不算高,但没有坡道。台阶下面站着一个女生,穿一件白色短袖,牛仔裤,脚边立着一只银灰色的大行李箱,箱子上贴了好几张卡通角色的小贴纸。她正在跟那只箱子较劲,拽了两下没拽动,抬头看了看台阶,又低头看看箱子,像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对行李箱这么不友好。
沈砚走过去的时候,听见她很小声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似乎说着:“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是对箱子说的。
他停下了脚步。
“要帮忙吗?”
女生抬头。她的眼睛很亮,瞳仁颜色偏浅,在午后的光线下像是浸过水的玻璃珠。她打量了他一下,看见他手里拎着的纸箱,看见他晒得发黑的胳膊,很快就笑了。
“可以吗?”她说,“它有点重,我妈给我塞了半箱子书,说是大学也要读书,其实我知道她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外面。”
沈砚没说话,把纸箱放在台阶上,弯腰抓住箱子的提手,一提就起来了。那只箱子确实挺沉,但在他的手里不算什么——他从小在家里搬货,一箱五金件比这个重得多。
他拎着箱子上了台阶,回头问她:“几号楼?”
“六号楼,三零四。”
“顺路。”他说。他住七号楼。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女生跟在他侧后方半步,步子轻快,边走边说话,好像刚才那点陌生已经被那只箱子一起拎走了。
“你也是新生啊?哪个院的?”
“电工。”
“我说呢,看你搬箱子这个架势。”她笑起来,“我新闻的。我叫苏晚,苏州的苏,晚上的晚。你呢?”
“沈砚。”
“哪个砚?砚台的砚?”
“嗯。”他有点意外,“很少人知道。”
“我爸喜欢写字,家里有好多砚台,我从小听他说端砚歙砚的。”她说,“你这个姓也少见。沈砚,写出来好看。”
她把他的名字念了一遍,字正腔圆,像在念一句诗。沈砚的耳朵有点发热。他从小在小县城长大,名字被叫过很多次,从来没有人说他名字好看。
到了六号楼楼下,他把箱子放下,正要转身走,苏晚忽然说:“等一下。”
她从随身的帆布包里翻出一瓶水,塞到他手里。
“刚在报到处拿的,冰的。”她说,“你从哪儿来的?看你这一身灰。”
“福建。”
“福建哪儿?”
“宁德,一个县。”
“哦。”她点点头,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需要特别反应的事,“那挺远的。你坐多久?”
“九个多小时。”
“那你还帮我搬箱子。”她皱了皱眉,语气里有一点真实的责怪,“你早说啊,我可以自己慢慢拖。”
“拖不上台阶。”
“那就……喊人。”她理直气壮地说,说完自己先笑了,“好吧,喊人也是喊你这种。”
沈砚也笑了,摸着后脑勺。他不太会笑,笑起来嘴角只抬一点点,眼睛会眯起来。苏晚后来笑着跟他说,第一次见他笑,就觉得他这人“心里干净”。
那天分开的时候,她跑上楼,在二楼的走廊探出半个身子冲他喊:“沈砚!紫菜是你家的吗?”
他愣了一下——那箱紫菜还放在台阶上,他忘了拿。
“是。”
“那分我一点!我妈最爱喝紫菜汤!”
他第二天真的分了她一半。用报纸包了两小包,送到六号楼楼下的宿管阿姨那儿,留了张字条,写“电子一班沈砚,给苏晚”。字写得规规矩矩,一笔一画,像小学生的作业。
苏晚后来说,她拿到那两包紫菜的时候,站在宿管窗口笑了半天。她妈妈在电话里问她笑什么,她说:“妈,我认识了一个会搬箱子的人。”
军训是九月里最难熬的半个月。南京的太阳晒在人身上像一块湿毛巾,操场上的塑胶被晒得发软,站完一上午军姿,鞋底都会粘一层黑。
沈砚不怕晒。他在海边长大,从小跟着父亲上船,晒惯了。他在方阵里站得笔直,帽檐下的脸一天比一天黑,教官点名让他出列示范,他就出列,动作标准得像尺子量过。
苏晚不行。她第三天就晕了,被同学扶到树荫下,脸白得像纸。辅导员让她去医务室,她摆手说不用,喝了两口水,又站回队伍里。
沈砚在休息的间隙给她递了一瓶水——不是冰的,是他在宿舍灌的凉白开,瓶壁上还挂着水珠。
“冰的喝了容易胃疼。”他说。
苏晚接过水,仰头喝了一半,然后忽然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妈说的。”
“你妈还说什么?”
“说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也别给人添麻烦。”
苏晚想了想,说:“那我算不算给你添麻烦?”
“不算。”他说得很快,快到自己也愣了一下,随即补了一句,“你……喝水不算。”
她笑得肩膀都在抖,教官在远处喊“那边的,站好了”,她才憋回去。
军训结束那天晚上,学校在操场上办中秋晚会。舞台是临时搭的,灯光也不专业,但草地上坐满了人,一人手里一块学校发的月饼。南京的月亮那天特别圆,挂在体育馆的顶上,像谁挂了一盏灯。
苏晚给家里打电话,走到操场边的梧桐树下,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角落里还是听得见。
“妈,我挺好的……月饼吃了,豆沙的……嗯,我知道,我每天都喝牛奶……妈你别哭了,我就一个月没回家而已……”
她挂了电话,站在树下没动。
沈砚从后面走过来,手里拿着两块月饼,见她站着,就把其中一块递过去:“五仁的。你不爱吃就给我。”
“你怎么知道我不爱吃五仁?”
“你刚才在草地上挑了半天,把五仁都拨到一边了。”
“那你还给我!”苏晚哼了一声。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月饼,又抬头看他,昏暗的灯光下,沈砚摸着后脑勺傻笑。
苏晚的眼睛在灯下的光里湿了一点。她吸了吸鼻子,说:“沈砚,我有点想家。”
“嗯。”他说,“我也想。”
“你想家的时候怎么办?”
“给我妈打个电话,听她说两句废话,就好了。”
“什么废话?”
“比如说,‘你那个被子要晒一晒’,‘别老吃食堂,自己煮点面’,‘钱不够就说’。”他顿了顿,“她每次都说一样的。”
苏晚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一颗,她很快用手背擦了:“那我下次想家,也给你妈打电话行不行?”
“行。”沈砚说,“不过她普通话不好,你听不懂。”
“我听得懂。”苏晚说,“我外婆是宁波人,我从小听她讲话。”
沈砚没说话。其实宁波话和宁德话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那天,两个人在操场边的梧桐树下站了很久,谁也没提回宿舍。
操场上忽然有人在唱歌,唱得不太好,走调走得厉害,但所有听到的人都很开心。
沈砚记得那天的风是凉的,梧桐叶开始落了,落在苏晚的肩上,她没有拂,任由它待着。
第二章
大二那年,沈砚在图书馆有了一个常去的位置:三楼靠窗倒数第三排,最里面那个座。
那个座位其实不好,靠墙,冬天冷,夏天又被西晒。但它的好处是安静,抬头能看见整片窗外的银杏,秋天黄得像一树碎金。他每天六点半去占位,包里带着一本专业书、一个保温杯、两个从食堂买的包子。包子凉了也照吃,他不讲究。
苏晚找到这个位置,用了三个星期。
她先是问了他的室友,室友只知道他“天天去图书馆”;她又去问了他班上的女生,那个女生说“沈砚啊,他好像一直坐三楼”;最后她自己一层一层地找,找到倒数第三排,看见一个熟悉的、坐得笔直的背影,书包挂在椅背上,桌上摊着一本《模拟电子技术》,人却低着头在写什么。
她走过去,敲了敲桌子。
沈砚抬头,眼睛先茫然了一下,然后认出她,摸着后脑勺,脸上那种很轻微的笑又出现了。
“你怎么找到的?”
“找了三层楼。”她很自然地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把书包一放,“沈砚,你这人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从来不说你在哪儿。”
“你没问。”
“我问你‘你在干嘛’,你说‘在看书’。”她把声音压低,学着他说,“在看书——南京城这么大,在哪儿看书?草地上?公交车上?”
沈砚想了想,觉得她说得对,于是说:“下次我说清楚。”
“下次是什么时候?”
“下次你问的时候。”
苏晚趴在桌上笑了,笑完抬起头,眼睛亮亮地看着他:“沈砚,我跟你说个事。”
“嗯。”
“我下周想去你们实验室参观。”
“我们实验室要刷卡。”
“那你们专业没有实践课?”
“大二还没有,大三应该就有了。”
“那好吧。”她坐直了,一本正经,“那我申请参观你的《模拟电子技术》。”
从那天起,三楼倒数第三排就有了两个人。
苏晚是新闻专业的,课不多,作业不少。她写稿的时候有个毛病,喜欢一边写一边念,念到一半会忽然停下来,咬着笔帽想词,想到就飞快地写下去。沈砚在旁边算题,被她念得心里发乱,但他不说什么,只是把笔握得紧一点。
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说:“你能不能在心里念?”
“不能。”她说,“在心里念我会忘。”
“那你声音小一点。”
“我已经很小了。”她凑过来,压着嗓子,“这样行不行?”
她的脸离得很近,眼睛里映着窗外的银杏。沈砚往后靠了一点,耳朵又开始发热,低头继续算他的弯矩。
后来他想,喜欢大概就是从这些很小的事情上长出来的:她念稿的声音,她喝完水把瓶盖拧得很紧的习惯,她冬天手冷时把手指塞进他外套袖子里的动作,还有她每次说“沈砚”两个字的时候,尾音会轻轻往上抬一下。
大三的实习,沈砚进了一家做通信设备的厂,跟了两个月的产线。每天六点坐班车走,晚上八点回来,一身焊锡和助焊剂的味儿,静电手环把袖口磨得起毛。苏晚那段时间在准备一个校媒的深度报道,也忙,两个人常常一整天说不上一句话。
有一天他从厂里回来,累得不想洗澡,直接躺在床上。手机响了一下,是苏晚发来的消息:
“下楼。”
他下去,看见她站在宿舍楼下,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穿着一件很厚的白色羽绒服,戴着毛线帽,鼻尖冻得发红。
“什么?”
“汤。”她把保温桶塞给他,“我炖的。你别问好不好喝,第一次做,我试了三遍,前两遍倒掉了。”
“你宿舍有锅?”
“违禁电器。”她很理直气壮,“宿管阿姨人很好,她说不举报我,但是让我分她一碗。”
沈砚打开桶盖,热气一下子冒出来,是排骨玉米汤,闻着很香,但尝一口,咸得厉害。
“咸了。”他说。
苏晚的脸垮下来:“我知道。我放了两次盐。”
“能喝。”他又喝了一大口,“配饭正好。”
“你别安慰我。”
“不是安慰。”他说,“真的能喝。我妈煮汤也咸,她说海边的人不怕咸。”
苏晚盯着他看了两秒,忽然伸手把他的帽子往下拽,盖住他的眼睛,说:“沈砚,你怎么这么好啊。”
沈砚在帽子底下笑,笑得肩膀轻轻动了一下。他那时候没敢说,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我不是好,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对你更好。
那天晚上他把汤喝完了,汤渣都捞干净,第二天把保温桶洗得干干净净还给她,桶里放了两颗从食堂买的橘子。
第三章
南京的冬天,冷得不讲道理。
十二月的一个周末,气象台说要下雪。苏晚在宿舍里兴奋得坐不住,一会儿拉开窗帘看看天,一会儿刷手机看“南京下雪”的话题。她给沈砚发消息:“听说要下雪!我们去鸡鸣寺看雪吧!”
沈砚回了三个字:“太冷了。”
“那你多穿点。”
“路上滑。”
“那我扶着你。”
那边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回:“几点?”
她笑得在宿舍床上打滚,室友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我约了一个很笨的人。”
那天下午,雪真的下了开始很小,像盐粒,落在衣服上很快就化。他们从学校坐地铁到鸡鸣寺,出站的时候,雪大了一点,落在头发上、肩上,落在路边的梧桐枝桠上。
鸡鸣寺的人很多,都是来看雪的。他们在药师佛塔下面站着,风从湖上吹过来,苏晚的脸被吹得通红,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脚尖在原地一下一下地点。
“冷吗?”沈砚问。
“冷。”
他摘下一只手套递给她:“戴上。”
“那你呢?”
“我不冷。”
“你手都红了。”
“我从小就这样,血热。”他把手套往她手里一塞,“你戴。”
苏晚戴上了,手套太大,五个指头都是空的,晃荡着。她举起手看了看,忽然笑出声:“沈砚,你这手套跟我小时候戴的一样,那种连指的。”
“我妈买的,两双。”
“那另一双呢?”
“在宿舍。”
“你真是。”她说,“你妈给你买两双,你就真的一双一双地戴,也不嫌土。”
“不土。”他说,“暖和。”
雪越下越大,塔上的檐角压了一层白,湖面上浮着一层薄雾。他们沿着台城往玄武湖方向走,路上人渐渐少了,脚印在雪里踩出一串一串。
苏晚忽然说:“沈砚,我问你个问题。”
“你问。”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做什么?”
“做电工吧。”他说得很干脆,“或者做电路,做板子。我们县那个年代老停电,一停就是半天,蜡烛都备着。后来村里换了变压器,我一个表舅就是电工,爬在杆子上接线,我站在底下看,觉得那些人有本事。”
苏晚侧过头看他。雪落在他的睫毛上,他走路的时候眼睛看着前方,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很平常,像在说今天吃什么。
“我小时候想当记者。”她说,“觉得记者可以说真话,可以帮到人。后来上了这个专业,老师跟我们说,现在的记者不好做,很多报纸都关了。但是我还是想试试。”
“那就试。”
“万一不成呢?”
“那就再做别的。”沈砚说,“我表姐在厦门做外贸,前几年也换过好几个工作。她说人又不是活一次就定死的。”
苏晚笑起来:“你说话怎么老像我妈。”
“像吗?”
“像。我妈总说,‘做不成就算了,天塌不下来’。”
他们在湖边一处没人的地方停下。玄武湖的水面在雪里看着很静,远处的城墙像一条灰色的影子。苏晚站在栏杆边,忽然转过身来,面对着他。
“沈砚。”
“嗯。”
“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她说,“你喜不喜欢我?”
雪下得很大,落在两个人之间,落在她冻得通红的鼻尖上。沈砚站在那里,手插在口袋里,整个人像一棵被雪压住的树。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苏晚心里那点破釜沉舟的勇气快要散了。她抿了抿嘴唇,正想笑着说“算了当我没问”,就听见他说:
“喜欢。”
声音很轻,但很清楚。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问我在哪儿看书那次。”他摸着后脑勺说,“不对,更早。你把手套戴上,五个指头都是空的那次……也不对。”
他皱起眉头认真地想,最后说:“我不记得具体是哪天了。就是有一天我发现,图书馆要是你没来,我一整天都算不进题。”
苏晚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滚烫的,落在冷空气里几乎冒烟。她抬手去擦,手套太大,擦不干净,索性扑上去抱住了他。
沈砚整个人僵了一下,然后慢慢地、很小心地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环住她。他的外套是旧的,呢子的,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道。
“苏晚。”
“嗯。”
“我不会说话。”
“我知道。”
“但是我说话算话。”
她在他怀里笑得发抖,说:“沈砚,你这句话比什么情话都好听。”
那天回去的路上,雪把两个人的头发都打湿了。地铁上人挤人,苏晚靠在他肩上睡着了,睡得很沉,嘴角是翘着的。沈砚没动,一只手扶着她的头,一只手抓着头顶的吊环,胳膊酸了也没换。
第四章
恋爱谈起来,日子就过得快了。
大四开学前,沈砚带苏晚回过一次青屿县。
那是暑假的尾巴,八月,海边的风带着湿气,吹在脸上黏糊糊的。他们从宁德坐大巴回县城,车在山路上绕,大多是山壁,有时能看见海。海面在下午的光里是灰蓝色的,浮着很多养殖的浮标,一格格像田。
苏晚一路上趴在车窗上,看得眼睛都不眨。
“那是海?”
“那是海。”
“那么近。”
“我们这儿山和海是挨着的。”沈砚说,“你往那边看,那个岛,是黄瓜岛,我舅舅他们在上面养紫菜。”
苏晚把手机贴在车窗上拍,拍了一路。车到县城,她还恋恋不舍地回头看。
沈砚家在县城边上的老街,一条巷子进去,两边都是自建的两层小楼。他家的门脸是五金店,门口堆着水管、角铁、成捆的电线,招牌是红底黄字的“沈记五金”,字被海风吹得有点褪色。
他母亲早就等在门口了,头发挽着,围着围裙,看见苏晚就笑得眼睛都没了:“哎呀,来了来了,路上累不累?快进来,屋里开了空调。”
她拉着苏晚上楼,一路说:“我们家不大,你别嫌弃,就是干净,我昨晚擦了半宿。”
苏晚说:“阿姨,很干净,比我家干净。”
“哪里哪里。”他母亲笑得不好意思,“你家是大房子。”
那三天,苏晚过得很开心。她跟着沈砚去码头,看渔船回来,一筐一筐的鱼虾从船上抬下来,地上全是水;她去菜市场,被认作“沈砚的同学”,卖鱼的阿姨多送了两条小黄鱼;她在沈家厨房里学做鱼丸,手上沾满鱼肉糊,做出来的丸子大小不一,煮在汤里歪七扭八,沈砚的父亲吃了三个,说“好吃”。
沈砚的父亲是个沉默的人,皮肤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老茧。他不太会跟年轻人讲话,跟苏晚说的最多的一句是“吃,别客气”。
苏晚临走的时候,他母亲往她的行李箱里塞东西:一包紫菜、一罐虾皮、两袋自己晒的鱼干、一盒海蛎干,还有一双她自己纳的布鞋。
“阿姨,太多了,我拿不动。”
“拿得动,你让沈砚拎。”
车开的时候,他母亲站在巷口,一直挥手,挥到手都看不见了。苏晚从车窗里回头,眼睛红了。
“我妈对我好。”沈砚说。
“我知道。”苏晚说,“她把你教得很好。”
那年十月,苏晚也带沈砚回了一次上海。
她家在徐汇,一栋老式高层,电梯里有淡淡的香水味。门一开,是很亮的客厅,落地窗,米色沙发,墙上挂着一幅字,是“宁静致远”。
她母亲在厨房里忙,出来打了个招呼,笑着说“来啦”,又回厨房去了。她父亲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看一份医学期刊,抬头看了沈砚一眼,点点头。
“坐。”
沈砚在沙发边上坐下,背挺得很直。
“学什么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毕业后打算?”
“做硬件,先去大公司做产品,通信设备、消费电子这一类。”
“嗯。”苏父翻了一页期刊,“上海这边的大厂,进去不容易。交大、东南的毕业生挤破头。”
“我知道。”
“家里是做什么的?”
“我爸开五金店,我妈在家帮忙。”
苏父的手指在期刊上停了一下,很短,但沈砚看见了。
“福建哪儿的?”
“宁德,青屿县。”
“哦,那边海产多。”苏父笑了笑,语气不算冷淡,但也不热络,“你们那边路是不是不太好走?”
“这几年修得多了。”
“嗯。”
那顿饭吃得很客气。菜很好,清蒸鲈鱼、白灼虾、一锅老鸭汤,摆盘精致。苏母一直在给苏晚夹菜,也客气地给沈砚夹了两次,问了两句“合不合口味”。苏父讲了几句医院的事,谁也没提沈砚。
饭后苏晚送他下楼。
电梯里她一直没说话,到楼下才小声说:“我爸就是这样,他对谁都这样,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有。”
“真的?”
“真的。”沈砚说,“他问得很正常。换我是他,我也要问。”
苏晚抬起头看他,眼睛里有一点心疼:“你不生气?”
“不生气。”他说,“苏晚,你爸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我——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凭什么让他放心。”
“你别这么说。”
“我不是泄气。”他说,“我是说,这个得慢慢来。”
苏晚忽然抱住他的胳膊,把脸埋在他肩上,闷闷地说:“我不管他们怎么想。”
“要管的。”沈砚说,“你爸妈不是外人。”
她在他肩上闷了一会儿,抬起头,眼睛亮亮的:“那你答应我,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别自己先退。”
“我答应。”
大四的春天,论文、实习、招聘会挤在一起。沈砚投了很多简历,上海的通信和电子公司,也有南京、杭州的。苏晚问他:“你最想去哪儿?”
“上海。”
“为了我?”
“也为了我自己。”他说,“上海这边的产业链全,供应商、实验室都在这儿。回我们县,连一个像样的电子厂都没有。”
苏晚笑起来:“你看,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明明是为了我,还要说一半是为了自己。”
“一半一半。”
“那我呢?”
“你什么?”
“我为你付出什么了?”
沈砚想了想:“你给我炖过汤。”
“咸的。”
“咸的也算。”
苏晚笑着踢了他一脚。
第五章
毕业是六月。南京的梧桐叶子绿得发亮,学校里到处是拍照的人,学士服租一天八十块,苏晚嫌贵,说“我们穿自己的衣服拍,一样好看”。他们最后还是在操场边上拍了很多照片,一张是她踮着脚把学士帽扣到他头上,一张是他蹲着给她系鞋带。
离校那天,沈砚把这些年的书装了两个纸箱,托运到上海。他没有回县城。
家里其实是希望他回去的。
县电网有一个临时岗位,工资不高,但清闲;他表舅在供电所做事,说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去,管吃管住。他母亲在电话里劝他:“你在外面租房子,一个月好几千,图什么?回来多好,离家近。”
“妈,我想在外面做几年。”
“是不是为了那个姑娘?”
“……是,也不全是。”
他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自己想清楚。妈不拦你,但是你要记住,你在外面吃苦,家里帮不上你。”
沈砚说:“我知道。”
七月的上海,热得像蒸笼。他在闵行外郊区租了一间十平左右的房子,一室户,隔出来的,房东是个上海本地老太太,收租的时候很准时,人还算和气。房子朝北,白天不开灯也是暗的,窗外面就是隔壁楼的外墙,看不到天。
房租一千五,他第一个月的工资三千五。
苏晚那时候在一家新媒体公司做编辑,工资五千左右,离家近,中午还能回家吃饭。她第一次去他的出租屋,站在门口看了半天。
“这么小。”
“够住。”
“窗户都没有。”
“有。”他推开窗,外面是墙,“就是看不见什么。”
苏晚把包放在床上——那张床几乎就是房间的全部,一张单人床,一张折叠桌,一个衣柜,门口角落放着一个电磁炉。
她坐下来,忽然眼圈红了。
“沈砚。”
“嗯?”
“对不起。”
“你说什么?”
“我家那么大,你住这么小。”她说,“我觉得对不起你。”
沈砚在她旁边坐下,把她的手拿过来,放在自己手心里:“苏晚,这是我租的房子,我自己挣的钱租的。这跟你有关系吗?”
“可是如果我不在上海——”
“如果不在上海,我就回县里,住家里,一个月挣三千,一辈子给人拉网线、修电视。”他说,“我不是为了你才吃苦的,我是为了我自己想做的事。你只是让我觉得,这些苦吃得有意思一点。”
苏晚看着他,眼睛湿湿的,忽然说:“你以后要是发达了,我要你现在答应的这句话写下来,贴在墙上。”
“写什么?”
“写‘这些苦吃得有意思一点’。”
他笑了:“那等我发达了再说。”
工作是辛苦的。他进了一家做智能硬件的公司,先是做测试,后来跟着做现场。带他的师傅姓高,四十来岁,脾气急,电路图画错一根线能骂半小时。沈砚不怕骂,骂完就改,改完再问。
上海的冬天和南京不一样,湿冷,风从楼道里灌进来,钻到骨头里。出租屋没有暖气,他晚上画图的时候就在膝盖上盖着一条从家里带来的旧毛毯。
苏晚几乎每个周末都来。她坐地铁一个半小时,从徐汇到闵行,换两趟,出站坐公交,到站再走十五分钟。她来的时候总是拎着东西:一袋水果,一盒超市买的熟食,有时候是家里炖的汤,装在保温桶里,她妈妈不知道。
“我妈问我为什么老往外跑。”她说,“我说我去图书馆。”
“图书馆有你这么拎着汤去的?”
“我说我去的那个图书馆旁边有家汤店。”
沈砚笑得手都在抖,笔在原理图上划歪了一道。
他们在那间不到十平的房子里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间:一起看一部电影,屏幕是笔记本电脑,两个人挤在单人床上,她靠着他的胳膊;一起煮面,电磁炉上咕嘟咕嘟,锅太小,面一放就满;一起在冬天最冷的那几天,把被子裹在身上,只露出两个脑袋,说话说到半夜。
有一次她问他:“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以后会怎么样?”
“想过。”
“怎么样?”
“买房子,结婚,生小孩。”他说得很实在,“房子可能买得远一点,通勤久一点。小孩我们一起带。”
“听起来一点都不浪漫。”
“但是真的。”
苏晚把脸埋进被子里,闷闷地说:“沈砚,我就喜欢你这样。”
“哪样?”
“什么都说实话。”她说,“我妈说话从来不说实话,她说‘你随便’,其实是她已经有主意了。我爸更厉害,他能一句话不说,让你自己猜。你不一样,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年的十二月,他拿到了第一笔项目奖金,八千块。他给苏晚买了一件羊毛大衣,米白色的,一千六,是他这辈子买过最贵的衣服。
苏晚收到的时候,先是高兴,然后翻到价签,脸就涨红了:“你疯了?”
“打折的。”
“打完折一千六!”她把大衣塞回他怀里,“退掉。”
“不能退。发票我扔了。”
“沈砚!”
“苏晚。”他把大衣重新披到她肩上,“你穿这个好看。我一年就买一次,行不行?”
她站在镜子前,涨红着脸,肩上是那件大衣,眼睛红红的,半天说了一句:“你以后不许这样了。”
“好。”
“真的不许。”
“好。”
第六章
事情是在第二年春节被发现的。
苏晚年三十晚上吃完饭,她坐在沙发上刷手机,沈砚发来一条消息:“新年好。明年会更好。”
她正要回,苏母在旁边瞥了一眼。
“谁啊?笑成这样。”
“同学。”
“同学?”苏母伸手,“我看看。”
苏晚把手机往怀里一收:“妈,你怎么看人手机。”
“我是你妈。”苏母说得很自然,“你从小到大我什么没看过。”
那句话本来是玩笑,但苏晚那天心里有鬼,脸一下就红了。苏母是教了三十年书的人,最会看学生的脸。她没再追问,那顿饭照旧吃完,糖醋排骨、八宝饭、一条清蒸鱼,客厅里的电视在放春晚。
初五那天,苏母在苏晚的房间里整理东西,从她的包里翻出一张地铁票根,两张,一张徐汇到闵行,一张闵行到徐汇。
晚上她把票根放在苏晚面前。
“闵行那边有什么?”
苏晚咬着嘴唇,没说话。
“你每个周末都说去图书馆。”苏母坐在床沿,语气很平静,“我问过你图书馆在哪儿,你说在徐家汇公园旁边。徐家汇公园旁边的图书馆,什么时候搬到闵行了?”
苏晚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
她哭的时候苏母没催她,坐在那里等她哭完。
“多久了?”
“大学的时候。”
“大学?”苏母愣了一下。眉头动了动,“那个男孩子?”
“他配不上你。”苏母的声音慢慢沉下来,“苏晚,你在想什么?”
“妈,我想跟他在一起。我不是故意瞒你。”苏晚擦着眼泪,“我怕你们不同意。”
“那就是知道我们不会同意。”苏母说,“你自己心里清楚,所以先瞒着。”
苏父是第二天知道的。
他听完,把手里的茶杯放在桌上,没有立刻说话,过了很久才问:“他上海有房子吗?”
“……没有,租的。”
“家里呢?”
“福建宁德,一个县里。他爸开五金店。”
苏父没有再说别的。他起身去书房,走之前留下一句:“这个人,我不赞成。”
苏晚追到书房门口:“为什么?你只见过他一次。”
“......”苏父沉默了一会儿,回过头很认真地说“苏晚,我不跟你讲条件那一套,我也不嫌人家穷。我讲一句实在的:他在上海,什么都没有,家在福建一个县城。你跟着他,往后十年是什么日子?你妈和我给你攒的这些东西,不是让你去吃苦的。”
“我不怕吃苦。”
“你现在不怕,是因为你没吃过。”苏父说,“还有一条,你要是跟他,将来是在上海还是在福建?他父母在县里,他要回去。你去了那儿,人生地不熟,语言都不通。你外婆当年从宁波到上海,一辈子都觉得自己是外人。这种事,不是爱情能撑住的。”
苏晚站在书房门口,手握着门框,说:“爸,你不讲道理。”
“我讲的都是道理。”苏父说,“不讲道理的是你。”
那个春节过得很僵。
沈砚回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苏晚在那间小房子里哭了很久。沈砚坐在旁边,一只手放在她背上,没有说话。
哭完了她说:“我爸妈知道了。”
“嗯。”
“我爸说他不赞成。”
“我猜到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她抬起头,眼睛肿得像核桃,“沈砚,我爸说他不赞成!”
“急有用吗?”沈砚说,“苏晚,你爸说的那些话,我听着不好受,但是我能听懂。他说的不是我不好,他说的是我现在的日子。这个我现在改不了。”
苏晚哭红的脸用力地往他怀里蹭了蹭。
沈砚摸着她的头发,“但我一年改不了,就三年;三年改不了,就五年。”
“你愿意等我吗?”
苏晚盯着他,忽然笑了,笑得眼泪又掉了下来:“你怎么这么冷静。”
“我不冷静。”他说,摸着后脑勺笑,“我心里慌得很。但是慌没有用。”
第七章
苏母是个会把事情做得很体面的人。
那年五月,她说有个“老同学的侄女”从国外回来,请苏晚帮忙“陪我见一面,吃个饭”。苏晚到了餐厅才知道,坐在对面的不是侄女,是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穿衬衫,戴眼镜,在市里一个部门工作,说话礼貌,问她“平时有什么爱好”。
她的脸在那一刻变得很白。
她给沈砚发了条消息:“我在相亲。”
那边过了很久,回了一个字:“哦。”
那顿饭她吃了四十分钟,一直低头喝汤。散场的时候,那个男人很有礼貌地说“有空再聊”,她说“好的”,说完自己都觉得难听。
她给沈砚打电话,他没接。她坐了地铁到闵行,转公交,走到他楼下等了两个小时,才看见他从远处走回来,手里拎着一袋菜,衣服上有一点雨。
“你去哪儿了?”
“加班。”
“沈砚。”
“嗯。”
“你生气了。”
他把钥匙掏出来,开门,进屋子,把菜放在桌上。整套动作很慢,很安静。
苏晚站在门口,看着他。
“沈砚,你说话。”
他终于转过身来,靠着桌子站着:“我没有生气。”
“你有。”
“……好,我有。”他说,“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
“什么意思?”
“我在想,如果今天那个人,是你爸介绍的,是他看得上的人,”他停了停,声音低了一点,“你会不会觉得,那样也挺好。”
苏晚的脸一下子沉下来。
“你说什么?”
“我说实话。”他说,“苏晚,我有时候半夜醒来,会想一件事:你跟我这样,值不值。”
苏晚站在门口,很久没有说话。她的手在身后慢慢攥紧了包带。
“沈砚。”她说,“你知道你今天这句话,比骂我还难听吗?”
“我知道不好听。”
“不是不好听。”她说,“是你把我的四年,当成可以拿来比较的东西。你觉得我是在将就你,是不是?你觉得我要是遇见一个更好的,我就会走,是不是?”
“我没这么说。”
“你就是这个意思。”她的声音开始发抖,“四年了。四年里我跟我爸妈说了多少个谎,你知道吗?我每次过来,坐地铁转公交再走过来,要多久,你算过吗?可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我在将就——”
她说到一半,眼泪掉下来,她抬手一抹,转身就走。
沈砚在她身后喊了一声“苏晚”,她没有回头。他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走出楼道,脚步声一级一级往下,最后听不见了。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床边,菜在桌上放着,一直没有动。
冷战开始了三天。
第一天,他发了两条消息,一条是“对不起”,一条是“我不该说那句话”。她都读了,没有回。
第二天,他下班后坐地铁去徐汇,在她家小区门口站了一个小时。他不敢上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九点多的时候,他看见她从楼里出来,好像是去便利店,穿着拖鞋,头发随便扎着。她看见了他,愣了一下,然后转过头,走了另一条路。
第三天,上海下大雨。
他在单位加班到八点,画一张管网图,画错了一处标高,被高师傅说了两句。他坐在工位上,看着窗外的雨,忽然手机响了。
是苏晚。
“你下班了吗?”
“下了。”
“我在你们楼下。”
他跑下去。
她站在雨里,撑着一把伞,裤脚湿了一半,鞋也湿了。她把手里另一把伞递给他。
“你怎么来了?”
她沉默着。
忽然说,“我想了三天。”
“苏晚——”
“你听我说完。”她抬起头,眼睛红着,但声音是稳的,“沈砚,我跟你讲清楚一件事。我这四年,没有一天是在将就。我爸妈介绍的那个人,有房有车,工作稳定,条件比你好一万倍。我坐在那儿四十分钟,一直在想一件事:他喝汤的声音怎么这么响。”
沈砚愣了一下。
“还有,”她继续说,“他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看书。他说他也爱看书,看财经类。我那时候就想笑,因为我想起你坐在学校图书馆看书的时候,只要你一动,图书馆的那张椅子就会吱吱响,你会慌慌张张用手按着椅背,怕吵到别人。”
雨声哗哗的,两个人站在写字楼门口的雨棚下。
“沈砚,你可以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不能替我算账。值不值,是我说了算。”她说,“你要是再说那种话,我真的会生气。”
沈砚站在她面前,很久,然后很轻地说:“对不起。”
“你答应过我不自己先退。”
“我答应过。”
“那你以后心里慌的时候,跟我说。别一个人在那儿算,算完了再来问我值不值。”
“好。”
她看着他,忽然把伞往他手里一塞,然后整个人扑上去抱住他,脸埋在他湿掉的衬衫上。
“我三天没睡好。”她说,声音闷闷的,“我一直在等你来找我。你就在小区门口站一个小时,你怎么不上来?”
“我怕你不想见我。”
“笨死了。”她抬起头,“你不会按门铃吗?我妈又不在家。”
沈砚笑了,摸着后脑勺。
回家的路上,苏晚一直牵着他的手。她走了一段,忽然说:“沈砚,我跟你讲个事。”
“嗯。”
“今天我妈问我,那个人怎么样。我说不合适。”
“她怎么说?”
“她说‘那就再看看吧’。”苏晚低头看着地上的水洼,“我没有跟她吵。我只是想,我们再撑几年。等你做出点东西来,我再跟他们说。”
沈砚握紧了她的手。
“几年?”
“不知道。”她说,“反正你答应过,不自己先退。”
第八章
第四年,沈砚开始独立做项目。
是一个老城区的智慧路灯改造,在普陀,六百多盏灯,要换控制器、重新布线、接进平台。现场什么都有:老电缆、私接的电线、标着“此处有管”却挖不出管的地方,图纸上画的和实际接的永远对不上。他带着两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天天泡在路边,晒得比在老家还黑。
项目是高师傅退休前交给他的,只说了两句话:“别偷懒,别怕事。”
那年夏天,一场暴雨把整条街泡了。半夜两点,他接到电话说一排灯杆的接线井进了水,控制器泡在水里短路,爬上去带电。他爬起来就往现场赶,打车打了二十分钟没有,最后骑了一辆共享单车,骑了七公里。到了地方,水已经漫到膝盖,井盖被水顶开了,工人在骂。他站在水里,拿着手电一个一个井看,把泡了的线拆下来,一段一段记。
天亮的时候,雨小了,水退了,六百盏灯亮了五百八十七盏,剩下十三盏挂在他本子上。
甲方代表后来在验收会上说:“你们那个小沈,是个实在人。”
沈砚不太会讲这种场面话,只说了句“应该的”。
那年秋天,他被提成了项目负责人,工资涨到一万一。他把存折上的数字翻出来算了一遍,又打电话问了他母亲家里能拿出多少。
“你要干什么?”他母亲问。
“买房。”
电话那头安静了好一会儿。
“首付要多少?”
“我看了几个盘,嘉定那边,八十多平,首付大概九十万。我自己有二十万,还差七十。”
“七十万……”他母亲的声音有点抖,“家里能拿出来的,就是这些年攒的,三十几万。你爸那个店,去年生意不好,你舅舅那边借一点,最多凑到四十万。”
“够了。”他说,“剩下的我想办法。”
“砚啊。”他母亲在电话那头犹豫了一下,“你买房,是不是为了那个上海的姑娘?”
“是。”
“她家里知道吗?”
“不知道。”
他母亲又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妈不说什么。你自己的路,你自己走。但是这个钱,你爸跟我要拿出来,是拿一辈子的钱。你要是走到一半走不下去,这个家就空了。”
沈砚握着手机,在阳台上站了很久。上海的夜里,远处有高架的车流声。
“妈,我不会走到一半。”
房子最后买在嘉定,一套八十九平的两居,总价三百二十万,首付九十六万。他自己二十万,家里四十万,高师傅借了他十万,剩下的二十六万是跟同学、同事一笔一笔凑的,最多的借了五万,最少的借了八千。
签合同那天,他一个人去的。售楼处的人说“先生一个人啊”,他说“嗯”。回来的时候,他坐在地铁上,看着合同袋,忽然想起苏晚第一次去他闵行郊区那间屋子时说的“这么小”。
那天晚上,他把合同拍照发给她。
苏晚打了电话过来,第一句话是:“你哪来的钱?”
“攒的,家里凑的,借的。”
“借了多少?”
“二十六万。”
“沈砚。”她的声音变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说了你会拿钱。”
“我为什么不能拿钱?”
“因为这是我的事。”他说,“苏晚,这个房子写我的名字,钱我自己还。你以后要是进来住,你是来住的,不是来投钱的。”
苏晚在电话那头很久没说话。他听见她吸了一下鼻子。
“你这个人。”她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
“我不是犟。”他说,“我要是拿了你的钱,我在你爸面前就更抬不起头了。”
“你还想着我爸。”
“我一直想着。”他说,“苏晚,房子有了,工作稳了。我想去见你爸妈。”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真的?”
“真的。”
“那……我先跟我妈说。”
“嗯。”
他们约在国庆。
那一个月,苏晚在家里做了很多铺垫。她先是跟苏母说“我有个朋友要结婚,你帮我看看这个礼金给多少”,苏母随口问“哪个朋友”;过了几天,她又说“我那个朋友的对象是做技术的,人很实在”,苏母抬头看了她一眼,没有接话;再后来,她索性把沈砚的照片拿给苏母看。
照片是在青屿县的码头上拍的,他穿着一件旧T恤,手里拎着一筐鱼,笑得眼睛眯起来,背后是一片灰蓝的海。
苏母看了很久,把照片放下,说:“这个孩子看着老实。”
“他很老实。”
“老实的人不一定有本事。”
“他有。”苏晚说,“妈,他自己买了房子。首付是他自己攒的,家里凑的,还借了钱。他没有要我一分。”
苏母的眼睛动了一下。
“他家里凑了多少?”
“四十万。他妈妈把一辈子的钱拿出来了。”
苏母没有再说话,第二天跟苏父提了这件事。
苏父听完,只说了一句:“国庆见见吧。”
苏晚挂了电话就给沈砚打过去,声音都在飘:“我爸说,国庆见见。”
沈砚正在路边,戴着安全帽,站在一截刚换好的灯杆旁边,手里拿着万用表。
“好。”
“你怎么就一个好?”
“那我该说什么?”
“你该说‘我紧张’。”
“……我紧张。”
苏晚在电话那头笑出声,笑着笑着又有点想哭:“沈砚,我们四年了。”
“四年十个月。”
“你记得这么清楚?”
“记得。”他说,“十二月十七号,鸡鸣寺那场雪。”
“那天雪很小。”
“后来大了。”
第九章
沈砚请了假。国庆假期,他们先回青屿。
苏晚这次来,比四年前从容。她自己提着行李箱上台阶,一边提一边说:“你看,我现在有力气了。”
沈砚伸手要接,她躲开:“我自己来。你妈看见又要说我娇气。”
“我妈没说。”
“她上次给我纳了双鞋,我到现在都不敢穿,怕磨坏。”她把箱子放下,喘了口气,“我放在书架上,当纪念品。”
沈家还是那个样子。五金店门口新进了一批电钻,红色的,摆了一排。他母亲在门口等着,一看见苏晚就笑:“哎呀,瘦了瘦了。”
“阿姨,我胖了两斤。”
“哪有胖。”他母亲伸手接过她的包,“快进屋,我煮了鱼丸汤。”
那几天过得很松快。他父亲带他们去海边,租了个小船出去转了半圈,苏晚在船上抓着船舷,风吹得头发乱飞,一直喊“好漂亮”。他父亲难得话多,指着一片海域说这是他小时候摸鱼的地方。苏晚拍了照片,说回去要给她妈看。
晚上在院子里吃饭,摆了一张矮桌,几个菜,一瓶啤酒。他母亲一直给苏晚夹菜,夹到最后苏晚捂着碗说“阿姨我真的吃不下了”。
十月三号下午,他们要走。
苏晚提前收拾好了行李,下楼去厨房想倒杯水。厨房的门半掩着,她走到门口,听见里面有人说话。
是她母亲的声音,压得很低:
“砚啊,妈跟你说句实话。”
“嗯。”
“这个姑娘,是真的好,模样好,脾气好,家里又是上海的。妈看着她,心里高兴,也心里发慌。”
“……慌什么。”
“慌咱家配不上。”他母亲说,“你看看咱家,一个五金店,一间老房子。人家姑娘住大房子,爸妈都是有身份的人。妈不是嫌弃你,妈是怕。”
“怕什么?”
“怕她跟你吃了苦,回过头来怨你。”他母亲顿了顿,“你现在年轻,什么都不怕。可是日子是长的。妈说一句真心话,你要是真为她好,你就让她想清楚。别到时候她在上海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咱这地方来,受了委屈,心里有怨,这个怨是没法补的。”
沈砚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妈,她不是那样的人。”
“妈知道。”他母亲说,“妈就是……妈就是想让你跟她说清楚。让她想清楚,不是让她走。妈是怕她将来后悔。”
苏晚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空杯子。
她没有进去,也没有出声,转身回了楼上。
十月四号早上,沈砚穿上了新买的衬衫,把准备好的两瓶酒、一盒茶叶放进袋子里。他母亲特意去镇上买了一箱本地的枇杷膏,打趣说“给亲家母,听说上海人讲究养生”。
他敲开苏晚的房门。
她坐在床边,行李已经收好了,但没有换衣服。
“怎么了?”
“沈砚。”她抬起头,“我们今天别去了。”
沈砚站在门口,手里的袋子还在。
“什么意思?”
“我有点不舒服。”她说,“改天吧。”
“苏晚。”他把袋子放下,走过来,“你从昨天下午开始就不对。到底怎么了?”
她低着头,手指抠着床单的边缘,抠了很久。
“沈砚,我问你一句话。”
“你问。”
“你妈,是不是觉得我不合适?”
沈砚愣住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妈天天给你夹菜。”
“夹菜是客气。”她说,声音很轻,“沈砚,我问你,昨天下午你在厨房,你妈跟你说什么了?”
他没有说话。
苏晚笑了一下,那个笑很难看:“我听见了。”
“你听见了?”他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你听见哪一句?”
“我听见她说,让你跟我说清楚,让我想清楚。”她抬起头,眼睛里全是水,“沈砚,我一直在想这句话。我想了一夜。我想的是:她是不是觉得,我一个上海姑娘跑到你们家,是委屈了,是随时会后悔的?她是不是觉得,我这样的人,不该进你们家的门?”
“不是。”沈砚说,“苏晚,你听错了。”
“我哪里听错了?”她说,“她说‘咱家配不上’,她说‘怕她将来后悔’。沈砚,我不是傻子。我听得懂客气话,也听得懂真话。”
“那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哪个意思?”
沈砚张了张嘴,忽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他母亲那些话,在他听来是好意——一个母亲担心儿子高攀不上,担心姑娘将来受苦。可是这些话从一个母亲的嘴里说出来,落到苏晚的耳朵里,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不欢迎。
“苏晚。”他终于说,“我妈是怕你受苦。”
“我知道她怕我受苦。”苏晚说,“可是她怕的方式,是让我走。”
“她没有让你走。”
“她让‘我想清楚’。”苏晚站起来,声音有点抖,“沈砚,你知不知道‘想清楚’这三个字,在我们家是什么意思?我妈每次说‘你自己想清楚’,意思就是‘我不同意,但我不说’。”
沈砚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忽然意识到,有些话是没法翻译的。他母亲说的是青屿县的话,苏晚听的是上海的话,两种话长得很像,意思却是反的。
“我们先别去了。”苏晚说,“我需要想一想。”
她那天还是回了上海,一个人走的。沈砚送她到动车站,两个人站在安检口外面,谁都没有说话。
她进闸机之前回过头,说了一句:“沈砚,我不是在生你妈的气。我是在害怕。”
“怕什么?”
“怕我这么拼命地往前走,走到你们家门口,人家其实并不想开。”
第十章
国庆剩下的几天,苏晚在家过得像踩在薄冰上。
她母亲很快看出了不对。十月五号晚上,苏母端着一碗银耳羹进她房间,坐在床边,说:“不是说国庆要带个朋友回来吃饭?人呢?”
苏晚捧着碗,低着头。
“没来。”
“为什么没来?”
“我们……有点事。”
苏母把碗往她手里推了推,语气不轻不重:“苏晚,我问问你,是不是人家家里不欢迎你?”
苏晚抬起头。
“妈,你说什么?”
“我说得不对吗?”苏母说,“我早就跟你讲过,一个上海姑娘跑到福建县城去,人家家里什么想法,你想过没有?人家客气,是人家有教养;人家心里怎么想,你听得见吗?”
“他不是那样的人。”
“他家里呢?”
苏晚握着碗,没有说话。
苏母叹了口气,声音软下来:“晚晚,妈不是幸灾乐祸。妈是心疼你。你一个女孩子,条件这么好,在家里什么都不用愁,非要跑到人家那边去受这种委屈。人家要是明说了不欢迎,你还硬着头皮上,将来日子怎么过?”
“他们没说不欢迎。”
“那为什么不来?”
苏晚答不出来。
那碗银耳羹她一口没喝,凉在桌上。
十月七号,沈砚打了电话过来。
“苏晚。”
“嗯。”
“我们谈谈。”
“谈什么?”
“谈那天的事。”他说,“你听我解释。”
“你说。”
他停了一下。他能听见她那边很安静,应该是躲在房间里。
“我妈的原话是,让我跟你想清楚,是怕你将来吃苦,怕你怨我。她不是不欢迎你。她那几天比谁都高兴,她提前一个星期把家里擦了一遍,去镇上买了两条鱼养在水盆里,就等你来吃。”
“沈砚。”苏晚说,“你妈是好意,我信。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她说的‘好意’,是她站在你们家的位置上说的。她的意思是‘我们家条件差,你要想清楚’。这句话本身就在告诉我,我进你们家门,是我在往下走。”
“不是往下走。”
“那是什么?”
“是……”沈砚卡住了。他想说“是我在往上走”,但这句话说出来就像无意义的争辩,“苏晚,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从小到大,别人夸我,我妈都说‘哪里哪里,我们家孩子笨’。她不是看不起我,她是怕我被人笑话。她跟你说那些话,是一样的。”
“你这样解释,我更难受。”苏晚说,“你的意思是,你们家连高兴都要偷偷摸摸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沈砚握着手机,站在嘉定那套空房子的客厅里。房子刚交,还没装修,地上是水泥,窗户上贴着保护膜,屋子空得能听见回声。
他忽然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这个人,一辈子最擅长的就是干活,最不擅长的就是说话。
“苏晚。”他最后说,“我去问我妈。我让她自己跟你说。”
“不用了。”她说。
“什么?”
“沈砚,我们先别联系了。”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碰碎什么,“我需要冷静一下。你也冷静一下。”
“苏晚——”
电话挂了。
他站在那间空房子里,手机还贴在耳朵上,听了很久的忙音。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闵行郊区,就在嘉定那套毛坯房里坐了一夜。十月上海的夜已经凉了,他裹着外套靠在墙上,看着窗外路灯把光影投在水泥地上。
他想起四年前鸡鸣寺的雪,想起她说“你答应我,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别自己先退”。
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退了。他只知道,他现在连一句话都递不过去。
第二天一早,他买了回宁德的票。
到青屿县已经是傍晚。他推开五金店的门,他母亲正在柜台后面记账,抬头看见他,愣了一下。
“你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要去上海见人家爸妈吗?”
“没去。”
“为什么没去?”
沈砚把包放下,站在柜台前面。
“妈,那天下午,你在厨房跟我说的那些话,苏晚听见了。”
他母亲的手停在账本上。
“她听见了?”
“她站在门口。”
“听见多少?”
“听见你说,‘让她想清楚’,‘怕她将来后悔’。”
他母亲的脸慢慢白了。
“她……她怎么想?”
“她以为我们家不欢迎她。”
他母亲怔了半天,忽然站起来,声音都变了:“我什么时候说不欢迎她?我那话是这个意思吗?我是怕她受委屈!我是怕我们家给不了她好日子!我——”
她说到一半,眼圈红了,抬起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这孩子。”她低声说,“这孩子怎么就想成这个了。”
“妈。”沈砚说,“你说的话,在我们这儿是好意。在她那儿不是。她家那边,‘想清楚’就是不同意的意思。”
他母亲坐在凳子上,很久没有说话。店门口有人在问水管的价格,她也没应。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
“砚,妈这辈子没出过省。妈说话就是直,不会拐弯。”她说,“但是妈不能让人家姑娘这么想。这个话是妈说错的,妈得自己去说清楚。”
“你要去上海?”
“我去。”他母亲站起来,把围裙解下来,“我明天就去。你陪我。我这辈子没坐过动车,你教我怎么坐。”
沈砚站在五金店的柜台前,看着他母亲转身进后屋收拾东西的背影,忽然眼睛发热。
他母亲走了两步,又回过头,很不放心地问:“上海那边,我穿这身行不行?要不要买件新的?”
第十一章
沈砚的母亲是十月九号到的上海。
她穿了一件藏蓝色的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另一只手拎着一箱东西,用塑料绳捆着。沈砚在虹桥站接到她,她站在出站口,看着满眼的人流,抓着包带的手很紧。
“这么多人。”她说。
“上海就这样。”
“我们走这边?我不认得东南西北。”
沈砚接过她手里的箱子:“妈,跟我走。”
那箱东西里是两包鱼干、一罐虾皮、一瓶自家做的辣酱、一盒枇杷膏,还有一双新纳的布鞋,用报纸包着。她一件一件拿出来摆在沈砚闵行那间小房子的折叠桌上,摆得很整齐。
“这鞋是给那姑娘的。”她说,“上回那双她说舍不得穿,我就想着再纳一双,这回这双底厚,走路不累。”
“妈。”沈砚说,“她还没答应见你。”
他母亲的手停在半空,然后慢慢把鞋放回桌上,坐了下来。
“那你就跟她说,阿姨来都来了。”她抬起头,“我不去她家,我不上她门。我就在这儿等她。她要是肯来,我跟她说两句话;她要是不肯来,我明天就回去,不给你们添麻烦。”
沈砚给苏晚打了电话。
响了很久才接。
“苏晚,我妈来上海了。”
那头没有声音。
“她不是来闹的。”他说,“她就是想当面跟你说两句话。你要是不想见,我不勉强。”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长到他以为她挂了。
“在哪儿?”
“我这儿。”
“……我过来。”
她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沈砚的母亲先站起来,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又觉得不合适,把手放下了。
“姑娘。”她说,“你坐。”
苏晚在椅子上坐下。
沈砚站在门边,他母亲回头看了他一眼:“你出去走走。”
“妈。”
“出去。”她说,“我跟姑娘说说话。”
沈砚在楼下站了四十分钟。
楼上那间不到十平的小房子里,两个女人隔着一张折叠桌坐着,桌上摆着那双用报纸包着的布鞋。
“姑娘。”他母亲开口,声音有点抖,“那天的话,是我说错了。我这几天一直睡不着,我想着,我怎么就把一句话说成这样了。”
苏晚低着头,没有说话。
“我跟你说句实话。”他母亲说,“我不是不欢迎你。我是怕。我怕得厉害。”
她抬起手,比了一下这间屋子:“你看这地方。我儿子在上海,住这么一间房子,一个月挣的钱一半交房租。我那天看见你进门,我心里就想:这姑娘家里什么都有,她跑到这儿来,图什么?”
“阿姨——”
“你让我说完。”她摆摆手,“我这个人不会讲话。我那天跟他说‘让她想清楚’,我意思不是让你走。我意思是,你要真觉得委屈,你就早点说,别憋着,别到时候嫁过来,过不下去,回过头来怨他,怨我们。我这个当妈的,就怕这个。”
她的眼圈红了,声音也低下去:“我这辈子在县城,没见过什么世面。我们家的日子就是这样,一间店,一间房,一年到头攒不了几个钱。你来了,我高兴,我提前一个星期擦屋子,我怕你嫌弃。我给你夹菜,我怕你吃不惯。你说胖了两斤,我心里高兴,我觉得我做饭还行,能把你喂饱。”
苏晚的眼泪掉在膝盖上。
“可是我又想,”他母亲说,“你在这儿吃两顿饱饭,不算什么。你要在这儿过一辈子,那才叫难。”
她把桌上那双布鞋往前推了推。
“这鞋是我纳的。我纳得不好,你别嫌弃。”她说,“我今天来,不是来求你什么的。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清楚:我们家没有不欢迎你。你要是觉得他这个人还行,那阿姨求你,别因为我说错一句话,就把这几年都搁下。你要是觉得他不行,或者你觉得我们家这日子你过不了,那你就直说,阿姨不怪你,阿姨送你回去。”
苏晚坐在那儿,两只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
她哭了很久。哭完了,抬起头,眼睛肿得睁不开,说:“阿姨,是我想歪了。”
“你没有想歪。”他母亲说,“是我说错了。”
“我以为你们不喜欢我。”
“喜欢。”他母亲说,“我一见你就喜欢。你第一次来我们家,穿着那个白衣服,从台阶上下来,我跟你沈叔叔说,这姑娘真好看。”
苏晚笑了一下,眼泪又下来了。
她伸手去拿那双布鞋,打开报纸,鞋面上绣着两朵小小的梅花,针脚很密,鞋底是一层一层纳的。
她母亲伸手,隔着桌子,把苏晚的手握住了。那只手很粗,指腹上全是做活留下的硬茧。
楼下,沈砚在小区门口的路灯下站着,来回走了很多趟。他抬头看三楼的窗户,灯光是暖的。
八点多的时候,他手机响了。
是苏晚。
“你上来吧。”
他跑上楼,推开门。
苏晚坐在椅子上,眼睛还红着,怀里抱着那双布鞋。他母亲在旁边坐着,脸上也挂着泪。
苏晚看见他,说了一句:“沈砚,你妈做的鞋,比你妈说的那些话,好看多了。”
他母亲在旁边“哎哟”了一声,抬手拍了她一下:“你这孩子。”
那天晚上,三个人在那间不到十平的房子里吃了饭。他母亲煮了面,卧了两个蛋,说“上海的面不好吃,太细”。苏晚吃了两碗。
吃完,苏晚站起来收拾碗筷,说:“阿姨,以后我做饭。我做得不好,你别嫌弃。”
“不嫌弃。”他母亲说,“咸一点也行。”
苏晚回头看了一眼沈砚,笑得很轻。
第十二章
十月下旬,苏晚把沈砚带回了家。
这一次是正式的。沈砚穿了一件深灰的衬衫,头发理过,手里拎着两瓶酒、一盒茶叶、一箱青屿县的枇杷膏,还有他母亲特意做的鱼丸,装在保温盒里,冻硬了带过来。
苏母开的门。她看了沈砚一眼,说“进来吧”,声音不算冷,但也不热。
苏父坐在客厅里,没有看期刊,也没有站起来,只是点了点头。
饭桌上的菜很丰盛:清蒸东星斑、红烧肉、白灼芥蓝、一锅老鸭汤。苏母的手艺很好,摆盘也讲究。
前十分钟,大家说的都是天气和路上的事。苏父问了一句:“你们那边到上海,动车要多久?”
“动车六个小时左右。县里到动车站还要两个多小时。”
“那就是八个多小时。”
“是。”
苏父夹了一筷子鱼,慢慢吃完,放下筷子。
“小沈。”他说,“我今天不跟你绕弯子。你人我看着不错,老实,也不油滑。这几年苏晚跟我说你的事,我都听着。你自己买房,自己还贷,这些我都知道。”
“叔叔......”
“但是我不赞成。”苏父摆了摆手说,“我不同意的理由,不是你家穷。”
他抬起眼睛,看着沈砚:“我不同意的理由,是太远。”
沈砚没有说话。
“你父母在福建一个县城。”苏父说,“你现在在上海,将来呢?你父母年纪大了,谁照顾?你总得回去。苏晚跟你回去,她在那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连菜市场的方言都听不懂,她怎么过?你不回去,把你父母扔在县里,一年见两次,你心里过得去吗?”
“我……”
“你听我说完。”苏父抬手,“还有孩子。你们有了孩子,谁带?她妈和我都在上海,身体也不算差,能帮上。可孩子要是跟着你们回福建,我们一年见几次?我们只有这一个女儿,我们舍不得。”
“爸!”苏晚放下筷子。
“你别插嘴。”苏父说,“我今天把话说清楚,说完了你们自己决定。”
他转向沈砚:“小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实回答我。五年以后,你在哪儿?”
沈砚沉默了几秒。
“上海。”
“你确定?”
“我确定。”他说,“叔叔,我做的是硬件。上海这边的公司多,产业链全,越大的城市越有活。我回县里,做不了什么。”
“那你父母呢?”
“我父母现在身体还好。”沈砚说,“我每个月给他们打钱,一年回去两三次。以后他们年纪大了,我想办法。或者接过来,或者在县里请人照顾,我得看着办。”
“接过来?”苏母在旁边开口了,声音很轻,但很清楚,“接到上海来,住哪儿?你们那套两居室,八十九平,住四个人?”
“可以再想办法。”
“想办法。”苏母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笑了一下,“小沈,你别觉得我刻薄。我是个教书的人,我见过太多学生,年轻的时候什么都说‘想办法’,到了四十岁,还在想。”
饭桌上安静下来。
苏晚的手指在桌下攥紧了。
“妈。”她说,“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想过。”
“你们想过,是因为你们还年轻。”苏母说,“我跟你爸不是没年轻过。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觉得什么都能扛。可是苏晚,日子不是扛出来的,是过出来的。”
苏父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把杯子放下。
“小沈,我说最后一句。”他说,“我不拦你们谈恋爱。你们谈你们的。但是结婚这个事,我不同意。你要让我同意,你得让我看见,我女儿跟着你,不是两地分居,不是一年跑八趟,不是为了你父母的事一年吵十次。”
“叔叔,你要我怎么做?”
“这话不该问我。”苏父说,“该问你自己。”
那顿饭没吃完。
苏晚送沈砚下楼的时候,两个人都没说话。电梯里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
出了楼,苏晚忽然站住,转过身。
“沈砚。”
“嗯。”
“你别听我爸最后那句话。”
“他说的没错。”沈砚说。
“他说的没错,但是他说的不是全部。”苏晚说,“他问五年以后你在哪儿,你说上海。他问父母怎么办,你说想办法。他觉得‘想办法’是空话。可是沈砚,我知道你不是说空话的人。”
沈砚看着她,很久,忽然说:“苏晚,我今天坐在你们家饭桌上,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抬不起头’。”
“你别这么说。”
“我说的是实话。”他说,“你爸问的每一句,我都答不上来。不是我不会答,是我答了也不算数。我现在说什么,都是嘴上的。”
“那你就做给他看。”
“我做。”他说,“苏晚,你给我三年。”
“三年?”
“三年。”他说,“我把这一行做扎实,把该考的证考出来。我爸妈那边,我会安排好。你爸要看的不是我说的,是我做的。”
苏晚看着他,眼睛里有光。
“好。”她说,“三年。我等你三年。”
她踮起脚,很快地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然后退后一步,笑着说:“上去吧,我妈肯定在窗户那儿看着呢。”
沈砚抬头,果然看见六楼的一扇窗后面有个人影很快地退开了。
他笑了一下,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
第十三章
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第一年,沈砚考出了注册电气工程师的基础考试,又评上了电子工程的中级职称。他每天下班后在那间闵行的房子里看书,看到十二点,第二天六点半起床。苏晚周末来,不吵他,坐在旁边看自己的书,两个人一晚上说不了几句话,只是偶尔抬头对一眼。
第二年,他升了部门的副主管,手上带着五个人。嘉定那套房子装修好,他一个人搬进去,家具是一件一件买的,沙发、餐桌、书架,都是在家具城里挑的最便宜的。苏晚来住过几次,第一次进门的时候在客厅站了很久,说:“终于有窗户了。”
“朝南的。”他说,“下午有太阳。”
“你在闵行郊区那间房子待了五年。”
“六年。”
“六年。”她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沈砚,我有时候做梦还会梦见那个房间。”
“梦见什么?”
“梦见你在里面画图,我坐在床上,房间那么小,我脚都伸不直。”她回过头笑,“但是那个梦是暖的。”
第三年春天,苏父病了。
是胆囊的问题,不算大手术,但他六十岁了,恢复得慢,在医院住了十二天。
苏晚那几天在医院陪着,白天请假,晚上睡陪护床。沈砚下班后从嘉定赶过来,坐地铁一个多小时,到医院差不多九点,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她出来。
第三天晚上,苏父半夜疼,按铃,护士来得慢,苏晚一个人慌了。她给沈砚打电话,他二十分钟就到了。
“医生说是什么?”
“痉挛。”苏晚的眼睛红着,“他们说没事,但是我怕。”
沈砚没说什么,去护士站问了情况,回来把被子给她披上,然后去找值班医生,一项一项地问:这是什么原因,需不需要加药,什么情况下要叫你们。
他问得很细,医生后来都有点不耐烦,但还是一一答了。
苏晚靠在走廊的墙上看着他,忽然想起苏父说过的那句话——“你得让我看见”。
第四天早上,苏父醒得早,看见沈砚坐在陪护椅上,头靠在墙上睡着了,身上还穿着昨天的衬衫。
他看了很久。
苏晚进来的时候,苏父说:“他昨晚没回去?”
“他每天来。”
“每天?”
“每天。九点到,早上六点半走,赶去上班。”
苏父没有再问。
出院那天,沈砚请了半天假,来接人。他扶着苏父下楼,一只手托着他的胳膊,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跟着他的节奏。
到车上,苏父说了一句:“小沈,麻烦你了。”
“不麻烦。”
“你那个班,耽误了吧。”
“请了半天假。”
“嗯。”苏父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半天假,扣多少钱?”
“不扣。”
“那还行。”
苏晚在后座,看着前面两个人的后脑勺,忽然眼眶发热。
那年七月,苏晚跟家里摊牌了。
那天晚上她在客厅坐着,苏母在削苹果,苏父在看新闻。
“爸,妈。”她说,“我要跟沈砚结婚。”
苏母的手停了一下,苹果皮断了。
苏父把电视关小了一点。
“我不同意。”他说,“我还是那句话。”
“爸,三年了。”
“我三年都是这个话。”
“你三年里,见过他多少次?”苏晚说,“那天你病了,他在医院陪了十二天。爸,你问他五年以后在哪儿,他在上海已经七年了。他没走。”
苏父没有说话。
“我不是在赌。”苏晚说,“我二十七岁了,不是十八岁。我看着他加班,看着他考试,看着他过年一个人在上海吃泡面。我知道他是什么人。”
“那你告诉我,”苏父说,“你跟他结婚,将来过年回哪儿?”
“两边跑。”
“孩子呢?”
“在上海生,在上海养。我婆婆要是愿意来,就来住几个月。”
“你婆婆来了住哪儿?八十九平。”
“我们再买大一点。”苏晚说,“爸,这些事我们会解决。你现在问的问题,我每一个都想过,我想了三年。”
苏母把削好的苹果放在盘子里,推到她面前。
“晚晚。”她说,“妈问你一句,你自己心里的话。你跟他在一起,开心吗?”
苏晚看着母亲,点了点头。
“开心。”
“他让你受委屈吗?”
“受过。”苏晚说,“他这个人嘴笨,有时候一句话能把我气哭。但是他从来没有一次让我一个人扛事。”
苏母看着她,忽然叹了口气,转头对苏父说:“老苏,我看,这孩子是铁了心了。”
“铁了心也不对。”苏父站起来,往书房走,“太远了。”
他走到书房门口,停下,回过头。
“国庆的时候,让他带我去一趟他们县里。”他说,“我要自己看看。”
第十四章
九月三十号,苏父跟着沈砚去了青屿县。
苏母本来也要去,临出发前又说“我在家看着猫”。苏晚知道她是心里还有气,也没勉强。
从上海到宁德,六个小时动车,再换大巴,两个半小时山路。苏父在车上没怎么说话,看着窗外的山一座接一座地压过来,脸色越来越沉。
“这路弯多。”他说。
“是。”沈砚说,“前面还有一段在修,会堵一会儿。”
“你们这儿下雨天,路会塌?”
“以前会。”沈砚说,“这两年县里修了挡墙,好多了。”
“你做的?”
“不是我。”他说,“我做不了这个。我是做电子的。”
苏父“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大巴进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是新换的,白亮亮的,照着街两边的店铺。沈砚的父亲开着那辆小货车在车站等,车斗里铺了一块干净的塑料布。
“亲家。”他下车,搓着手,声音有点抖,“路上辛苦。”
苏父伸出手,两个人握了一下。沈砚父亲的手很粗,握得很有力。
“麻烦你了。”苏父说。
“不麻烦不麻烦,上车,家里饭做好了。”
沈家把二楼收拾出来一间房给苏父住,新换了床单,新买了一个电热水壶,窗台上摆了一盆绿萝。
桌上摆了八个菜:白灼虾、清蒸鲈鱼、红烧肉、炒花蛤、海蛎煎、一盘炒青菜、一锅鱼丸汤,还有一碟自家腌的萝卜。
沈砚母亲一直在旁边说:“不知道合不合口味,亲家你别嫌弃,我们这地方菜粗。”
苏父尝了一口海蛎煎,停了一下。
“这个好。”他说。
沈砚母亲的脸一下子松了:“真的?这个是我做的,海蛎是早上去码头买的,还活的。”
“比上海的好。”苏父又夹了一块。
那顿饭吃得比在上海那次松快。沈砚父亲喝了两杯自酿的米酒,话多了一点,讲起年轻时出海的事,讲台风天怎么把船拖上岸。苏父听着,偶尔问一句,气氛慢慢暖起来。
第二天早上,苏父起得早。
他下楼的时候,五金店已经开门了。沈砚父亲在门口给一个老太太修水龙头,蹲在地上,扳手转得咔咔响。老太太说“多少钱”,他摆手:“不要钱,就一个垫圈。”
老太太非要给,塞了一块钱硬币,他推回去:“拿去买菜。”
苏父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沈砚下来的时候,看见他站在那儿,说:“叔叔,早饭在楼上。”
“你爸这店,一天能挣多少?”
“不一定。好的时候几百,不好的时候几十。”
“几十年了?”
“二十多年。”
苏父点点头,跟着他上楼。
上午沈砚带他去看了县城。县城不大,两条主街,一个新开的商场,一个海边的小公园。他们沿着海堤走,风很大,吹得人的衣服都鼓起来。海面上有养殖的浮标,一格格排开,远处有船。
“这海是黄的。”苏父说。
“近岸是黄的,水浅,沙多。”沈砚说,“再往外走,水就是蓝的。”
“你从小在这儿长大。”
“是。小时候在这堤上跑,涨潮的时候水会漫上来,我们就在水里走。”
苏父看着海,很久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两个父亲喝了酒。
沈砚父亲不太会讲话,喝了半杯,脸就红了。他把杯子放下,说:“亲家,我说句实话。”
“你说。”
“我们家,配不上你们家。”他说,“我这个店,一年挣不了几个钱。我这房子,也旧了。我儿子能有今天,是他自己拼出来的,我们帮不上什么。”
苏父没有说话。
“但是,”沈砚父亲抬起头,“我跟你保证一句:我儿子这个人,是靠得住的。他要是对不起你女儿,我第一个不答应。她要是嫌我们这地方待不住,我们不拦她。她要回去,我们送她回去,绝不拿这个事压她。”
苏父端着杯子的手停在半空。
“亲家。”他说,“你这句话,比什么话都好听。”
第三天,海上起了风。
不是台风,但风很大,浪打上堤面,白色的水沫被吹得满地跑。县里通知渔船回港,沈砚父亲天不亮就去了码头帮忙。
苏父站在窗口看,看见沈砚也穿着雨衣出去了,跟着他父亲,一趟一趟地把缆绳往桩上拴。
中午他们回来,全身都湿透了。沈砚母亲熬了一大锅姜汤,一碗一碗盛。
苏父也喝了一碗。喝完他坐在桌边,看着沈砚的母亲忙前忙后:给丈夫拿干衣服,给儿子擦头发,又给邻居家送来的一筐鱼盖上湿布。
“亲家母。”他说,“你一天到晚这么忙?”
“忙惯了。”她笑,“闲着反而难受。”
“你这辈子,都在这个县城?”
“我十九岁嫁过来,就没走过。”她说,“我没见过世面。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是我儿子考上大学,第二高兴的,是他带回来一个这么好的姑娘。”
苏父低头看着碗里的姜汤。
走的那天早上,天晴了。海是灰蓝色的,风里有一点咸味。
沈砚母亲往车上塞东西,塞了半个车斗:紫菜、虾皮、鱼干、辣酱、一箱海蛎,还有一双新纳的布鞋,说是给苏母的。
苏父站在车边,看着这一车东西,忽然说:“亲家母,你这鞋,纳了多久?”
“一双鞋,得十天吧。”她说,“眼睛不行了,晚上不敢纳。”
苏父点了点头。
上车之前,他回过头,对沈砚说了一句话。
“小沈,你这个地方,远是真远。”
沈砚的心沉了一下。
“但是人实在。”苏父说,“我回去跟你阿姨商量。”
第十五章
苏父回上海的第三天,把苏晚叫到书房。
书房里有一张很大的书桌,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旁边放着一双布鞋——藏青色,鞋面上绣着两朵小梅花。
“这是你婆婆给你妈的。”他说,“你妈昨天试了,正合脚。”
苏晚愣在桌边,半天没有反应。
“我跟你妈商量了两天。”苏父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我同意。”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我有条件。”苏父说,“第一,你们在上海生活,不许回福建定居。他父母那边怎么安排,他自己想办法,我不插手,但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第二,一年至少回来四趟,清明、中秋、过年,还有你妈生日。第三,孩子在上海生,在上海上学。”
“爸……”
“第四条。”苏父说,“他要是欺负你,你回家。这个家永远有你的房间。”
苏晚看着他,眼泪一下子下来。
“你别哭。”苏父皱着眉,“我还没说完。”
“你说。”
“我这一条不是条件。”他把眼镜重新戴上,声音低了一点,“苏晚,我这三年,不是要刁难他。我是要看看,他能不能撑住。一个男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比他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重要得多。”
“他撑住了。”
“撑住了。”苏父说,“所以我说同意。”
那天晚上,苏晚给沈砚打电话,一边哭一边说:“我爸同意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沈砚?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她听见他的声音有点哑。
“你在干什么?”
“在路边。”他说,“我在调设备。”
“你调设备哭什么。”
“没哭。”他说,“风大。”
婚礼办了两场。
第一场在上海,十一月,一家酒店的小厅,三十几桌。苏晚穿白纱,沈砚穿西装,是他自己买的,不是租的。苏母全程在笑,笑得脸都有点酸。苏父把女儿的手交出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小沈,我女儿脾气不好,你多担待。”
沈砚说:“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娶?”
“我担待得住。”
满堂的人都笑了。苏晚在盖头底下笑出了眼泪。
沈砚的母亲坐在主桌,穿了一件深红色的旗袍,是苏晚陪她去买的。她坐得很直,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敢动,怕弄皱了裙子。有人过来敬酒,她就站起来,说“谢谢谢谢”,普通话说得很吃力,但一直在笑。
第二场在青屿县,腊月,在镇上的祠堂门口摆流水席,二十桌,红色的塑料凳,塑料桌布,海鲜是当天从船上抬下来的。
苏晚穿了一身红色的裙子,头发盘起来,跟着沈砚一桌一桌地敬酒。她不认识那些人,但她学得快,跟着沈砚叫“阿伯”“阿婶”,叫得很甜。
有个老太太拉着她的手,说了一串闽东话,她一句没听懂,只能笑。
沈砚在旁边翻译:“她说你长得好看,让你多回来。”
“阿婆,我会回来的。”苏晚大声说。
老太太笑得眼睛都没了,往她手里塞了一个红包。
那天晚上,苏晚喝了点酒,脸红红的,坐在沈家二楼的窗台上,看着楼下的巷子。巷子里挂着红灯笼,几个小孩在放摔炮,噼里啪啦的。
“沈砚。”
“嗯。”
“我们真的结婚了。”
“真的。”
“我有时候还觉得,我在做梦。”她说,“从认识你,到今天——”
沈砚在她旁边坐下,把她的手握住。
“苏晚。”
“嗯?”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没有走。”
她转过头看他,眼睛在灯笼的光里亮亮的。
“沈砚,我跟你讲个事。”
“你说。”
“那天在玄武湖,你问我喜不喜欢你,我其实早就想好了,你要是不说话,我就说‘那算了’,然后回去哭三天。”
“那你为什么问?”
“因为我等不及了。”她说,“你这个人,不推你一把,你能站一辈子。”
沈砚笑了,摸着后脑勺。
第十六章
婚后的日子,跟谈恋爱完全不是一回事。
先是房子。八十九平,两个人住还行,但苏晚的东西多,书、衣服、护肤品,一年就堆满了。沈砚的东西少,一个衣柜就装下了。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的东西怎么又多了。”
“我的东西从来没多。”苏晚说,“是你那儿太空。”
再是吃饭。苏晚口味淡,沈砚口味重,海边长大的人吃什么都咸。她第一次做红烧肉,放了半勺盐,他吃了两口,说:“淡。”
“淡?”她把勺子伸过去,“你尝。”
他尝了一口,“淡。”
“你味觉坏了。”
后来他们定了一个规矩:做菜放盐,她放一半,他再放一半。谁也别嫌谁。
再是睡觉。他早上六点半起,她晚上十二点睡不下,早上要睡到八点多。他起床的时候轻手轻脚,但拖鞋在地板上还是会响。她有一次被吵醒了,抱着枕头到客厅,说:“沈砚,你能不能穿袜子走路。”
从那天起,他真的穿袜子走路。
结婚第二年,沈砚的母亲来上海住了四个月,是来帮忙的——苏晚怀孕了。
四个月里,婆婆和媳妇在一个八十九平的房子里,磨合得厉害。
婆婆早起,五点半就起来,在厨房里煮粥、炒菜、洗衣服,动静很大。苏晚孕吐厉害,睡不好,被吵得直哭。沈砚夹在中间,什么都说不出来。
后来是苏晚先开的口。
那天她坐在沙发上,看着婆婆在阳台上晾衣服,走过去说:“妈,你早上能不能晚一点起?”
婆婆的手停住了,脸上有点慌:“我吵到你了?”
“不是吵。”苏晚说,“是我现在睡不好,你五点半起来,我就醒了,醒了就吐。”
“那我……我轻一点。”
“妈。”苏晚说,“你别轻一点。你晚一点。七点起,行不行?”
婆婆愣了一会儿,然后笑了,笑得有点不好意思:“行,行。我这辈子没试着睡到七点过,我试试。”
从那天起,婆婆真的七点起。第一天她在床上躺到六点半,实在躺不住,起来坐在床边发呆,等到七点才出房门。
苏晚后来跟沈砚说:“你妈真可爱。”
“她一辈子没闲过。”
“我知道。”苏晚说,“所以我心里过意不去。”
“那你别说她。”
“我说了才有用。”苏晚说,“你这个人,什么都不说,什么事都自己憋着。你妈跟你一样。”
孩子是秋天生的,是个女孩儿。
取名的时候,两边都争。苏父说叫“沈知微”,苏母说太文气;沈砚母亲说叫“沈海燕”,苏晚说太老气。
最后是沈砚拍的板:“叫沈念。”
“念什么?”
“念着。”
苏晚笑了:“行,叫沈念。”
沈念长得像苏晚,眼睛浅,笑起来嘴角翘。脾气像沈砚,不爱哭,摔了也不哭,自己爬起来。沈砚母亲说:“这孩子随她爸,闷。”
苏晚说:“闷一点好,闷的人心实。”
带孩子是最难的两年。
苏晚那时候已经换了工作,在一家文化公司做内容,忙起来没日没夜。沈砚的项目也到了关键期,一个星期有三天在外面跑现场。孩子白天交给保姆,晚上两个人轮着带。
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吵架。
为谁洗碗,为孩子发烧谁请假,为苏晚说了一句“你从来不管家里”,为沈砚说了一句“我不管家里我在外面干什么”。
吵得最凶的一次,苏晚把碗摔了一个,然后自己蹲在地上哭。沈砚站在旁边,半天,蹲下去把碎瓷片一片一片捡起来,用报纸包好,扔到垃圾桶。
然后他说:“苏晚,我们别吵了。”
“你说得轻巧。”
“我不是说轻巧。”他说,“我是说,吵完还是我们两个人,明天还得上班,孩子还得喂。吵没有用。”
苏晚哭着说:“我就是累。”
“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他说,“我每天早上出门,看见你在厨房热奶,头发都来不及梳,我心里不好受。”
苏晚抬起头看他。
“我不说。”他说,“我说不出来。但是我看得见。”
那天晚上,两个人在客厅坐了很久,孩子睡了,屋里只有冰箱的声音。
“沈砚。”
“嗯。”
“我们以后别摔碗了。”
“好。”
“碗挺贵的。”
他笑了,摸着后脑勺:“我买。”
日子就是这样,一边吵,一边过。
第二年冬天,沈念会走路了。她扶着沙发,一步一步地挪,挪到沈砚面前,抓住他的裤腿,仰起头叫:“爸爸。”
沈砚蹲下去,把她抱起来,抱得很高,举过头顶。孩子在半空中笑得尖叫。
苏晚在厨房门口看着,手里还拿着锅铲。
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南京那个秋天的台阶上,一个男孩拎起她的行李箱,说“要帮忙吗”。
那时候她不知道,这个人会陪她走这么远。
尾声
二〇二六年冬天,沈念五岁。那年南京下了雪。
苏晚在手机上看到“南京暴雪”的新闻,忽然说:“我们去南京吧。”
沈砚正在看沈念的作业本,抬头:“现在?”
“就这个周末。”她说,“带念念去看雪。她长这么大,没见过大雪。”
“上海也下雪。”
“上海的雪落地前就化了。”苏晚说,“南京的雪不一样。”
沈砚看了她一会儿,说“好。”
他们周六一早出发。车上坐着四个人:沈砚、苏晚、沈念,还有苏母。苏父本来也要来,临出门前被人叫回去了,说是有个老朋友专门来上海看他。
到南京已经是中午。雪下得很大,一片一片,落在梧桐树上,落在城墙上。
他们先去了学校。
学校变化不大。校门口的红横幅换成了别的字,门卫却换了个年轻人。沈砚拉着沈念的手,沿着操场旁的小路往里走。
“爸爸以前就住这儿。”他说。
“哪个楼?”
“七号楼。妈妈住六号楼。”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帮她搬箱子。”沈砚说,“她的箱子卡在台阶上。”
苏晚在后面笑:“你爸爸那时候一句话都不说,走过来就问‘要帮忙吗’。”
“然后呢?”
“然后他就把箱子拎上去了。”苏晚说,“你爸爸力气大。”
沈念歪着头,似懂非懂。
沈砚摸着后脑勺笑。
他们走到东门那道台阶。
七八级,不算高,台阶的边角已经磨圆了,被十几年的雨水冲出一道道浅沟。雪积在上面,白白的一层,有一串新的脚印从上面踏过去。
沈砚站在台阶下面,抬头看了看。
“就是这儿。”他说。
苏晚走到他旁边,也抬头看。
“十五年了。”她说。
“十五年。”
“你那天穿了一件白衣服。”他笑着说,摸着后脑勺,“牛仔裤,银色的箱子,箱子上贴了好多卡通角色的贴纸。”
“嗯。你那天裤脚上还有泥。”
沈砚说:“我从县里坐了一夜的车。”
沈念在台阶上跳来跳去,踩出一个一个小坑,喊着:“爸爸!这个台阶好滑!”
沈砚走过去,牵住她的手。
“慢一点。”
苏母在后面站着,戴着帽子,围着围巾,看着这一家三口。
“苏晚。”她忽然说。
“嗯?”
“你爸当年说太远。”苏母说,“我今天站在这儿,觉得也没那么远。”
苏晚侧过头看她。
“妈。”
“我说真的。”苏母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日子是算出来的:房子多大,工作在哪儿......后来我才知道,日子是过出来的......”
苏晚笑起来,只是眼睛有点湿。
下午他们去了鸡鸣寺。
人很多。雪把药师佛塔的檐角压得厚厚的,湖面上浮着一层白。沈念骑在沈砚的脖子上,手伸出去接雪,接到一片就化,化了就笑。
苏晚站在塔下,看着他们。
她想起十三年前,也是这个位置,风从湖上吹过来,她冻得手都插在口袋里,他说“冷吗”,然后把手套摘给她。
那只手套太大了,五个指头都是空的。
“妈妈!”沈念在沈砚肩上喊,“爸爸说你们在这儿亲过嘴!”
苏晚的脸一下红了:“沈砚!”
沈砚在雪里笑得直不起腰,把女儿往上托了托:“我没说。”
“你说了!”沈念很肯定,“你说‘就是在这儿’。”
“我是说就是在这儿看雪。”
苏晚走过去,抬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雪落在三个人的头发上,很快就白了。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沈念洗了澡,躺在床上,抱着被子问:“妈妈,你跟爸爸为什么能一直在一起?”
苏晚坐在床边,想了想。
“因为我们都觉得,对方比自己重要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就够了。”苏晚说,“太多了会累,太少了会散。”
沈念似懂非懂,打了个哈欠。
隔壁房间,沈砚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的雪。手机响了一下,是苏父发来的消息:“雪大吗?念念冷不冷?”
他回:“大。不冷。给她买了新围巾。”
苏父回了一个“好”。
过了一会儿,又发来一条:“小沈,你妈那双布鞋,你阿姨穿坏了。她说让你妈再做一双。”
沈砚站在窗前笑了很久。
他回:“好。我让她做。”
窗外,雪还在下。南京城的灯火在雪里变成一团一团的柔光,远处有车流,有人声,有冬天该有的一切声音。
沈砚想起很多年前,青屿县的巷口,他母亲站在那儿挥手,挥到手都看不见了。
他想起那间不到十平的房子,朝北,看不见天。
他想起玄武湖那天下雪,他站在栏杆边,说“喜欢”,声音很轻。
他想起苏晚在雨里,拿着一把伞,说“值不值是我说了算”。
他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能遇到一个愿意跟你一起把日子过出来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他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