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来报仇,仇人每天给我端饭
(本文为虚构创作,人物与情节有艺术加工,请勿对号入座。)
1970 年,台湾西南沿海,港仔寮。
我在一具不是我自己的身体里醒来。闻到的第一气味是香灰,第二是海水。我记得那只手,先掏空我棉袄里的金子,再把我按进海里;十二年,我在水底下数那五根手指,数了又数。可我找到仇人家门口那天,院子里只剩一个疯子,他抬头看我,扑过来抱住我的腿,喊了一声「阿姐」。
一、我在自己的葬礼上坐起来
我睁开眼,先听见唢呐。跑调的《百家春》,吹到第三遍,吹的人显然已经没力气了,一句拖一句,像拿砂纸在磨。
随后我看见白布从梁上垂下来,上面一个黑墨写的「奠」字,糊住半扇窗。下面跪着七个孝子,最小的那个六七岁,鼻涕挂在嘴上,正拿袖子擦,擦到一半停住了。
我坐了起来。脸盆翻了,水泼了一地。那孩子抬头看我,嘴张着,没有出声。
「月缎!」一个男人扑过来。他四十来岁,西装,袖口别着黑纱,眼泪一下挂在胡子上。他叫曾仲得,港仔寮街上开建材行的,是这具身体的丈夫。他抓着我的肩,手很烫,也很湿。
「你醒了?你醒了是不是?」
我没有答,我在看他的脸。我认得这张脸——这具身体认不认得,我不知道,是我认得。十二年前,在屿洲外海的一块门板上,我见过他。
「你不是月缎。」他松了手,退了一步,声音压得很低,「你不是月缎。」
「我叫苏锦鸾。」我说,「屿洲后塘人。我死了。」
灵堂一下静了,静得能听见香灰掉下来的声音。有人在后面小声说「坏了,冲煞」,又有人说「快去叫先生」。只有一个人没跑——阿彬站在最前面,张开手把我挡在背后,他发抖,可他没有让开。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指节粗,虎口一层薄茧,指甲盖边缘发白,这是一双洗了二十年衣服、切了二十年菜的手。我的手不是这样的,我的手上有三道横疤,是摇橹勒出来的。
我想站起来,腿一软,又跪在地上。这具身体沉得像一件湿透的棉袄。
「水。」我说,「给我一碗水。」婆婆端来一碗,搪瓷的,边上磕了个口,她手抖,洒了半碗在我裤腿上。我喝完,把碗放在地上,抬头问:「郭阿海还活着吗?」
没有人答。我又问:「浮沙岛那个打鱼的,郭阿海,他住哪?」
婆婆一巴掌拍在供桌上。「你疯了!」她喊,「人死了三天,你诈尸,还问一个打鱼的!」
我没看她。「他把我弟弟捞走了。」我说,「他把我留在了水里。」
那天下午,家里来了一个先生,穿灰布衫,端一碗米,拿一把菜刀,说是要收惊。他在我头上画符,念咒,念到一半忽然停下来,问我:「你阿母叫什么?」
「何也好。」
「谁家的?」
「后塘,靠海那一排,门口有一口井,井水是咸的。」
先生的刀掉在米上。他说:「这不是中邪。你们家,养了一个别人的魂。」
二、三十七包金子
1958 年 8 月 23 日,傍晚。那天的天是红的——那不是晚霞,是炮弹落在南澳湾,把云烧红了。
我十八岁。我阿爸是后塘的裁缝,我阿母给人洗衣服,家里三间房,屋顶盖瓦,瓦上有一个洞,用一块铁皮钉着。
炮响的第三天,族长把全村人叫到祠堂门口,说:「撤。」往哪里撤?往台湾。船只有一条,叫「顺发号」,船主姓赖,叫赖金水,四十来岁,屿洲人,在海上跑了半辈子,手上有老茧,脖子上挂一条金链。船装不下所有人,也装不下所有东西。
那天夜里,三十七户人家的女人排队进我家祠堂,把金子缝进我棉袄的夹层:金镯子、金锁片、压箱底的金条,还有人不舍得拆的嫁妆金花。针是粗针,线是蓝线,我站在堂屋中间张开手,像个衣架子。
为什么缝在我身上?因为整个后塘,只有我能从沙滩游到对面那块礁。十三岁那年我跟人赌气,从后塘一直游到小屿洲,上岸的时候,我阿爸拿竹条抽了我半个钟头。
族长拍着我的肩说:「锦鸾,这三十七包,登记在你脑子里,人到台湾,金子再分。你要是活到台湾,你就是这三十七户的账本;你要是死在海里,这金子就当我们喂了鱼。」
我背了整整一夜,三十七户,三十七个人名,三十七个数。到天亮,我能倒着背。
上船前一晚,我阿母把最后一包金子缝在我衣角。她缝得很慢,针脚比别人的细。「这一包不要写进账里,」她说,「因为你阿母只有这一包。你要是活到台湾,这包你留着,嫁人用。」我问她那你呢,她说:「我坐后面那条船。」
后面没有第二条船。
天亮上船,我抱着我弟弟锦明。他十二岁,发着烧,趴在我肩上喊冷,我把他裹进外衣里,外衣底下是三十七包金子。
船开出南澳湾两个钟头,遇上了巡逻艇。赖金水把灯全灭了,让我们蹲在舱底,一蹲就是六个钟头。舱底全是水,水里有柴油,闻一口就想吐。再开出海,天已经亮了。
第三天的夜里,船翻了——不是被炮打中,是触礁。海口外海有一条暗沙,赖金水说他知道,说他闭着眼都能过,他没有过去。水灌进来的时候,人是叫不出声的,舱盖一开,海水像一只手,把整舱的人往一个方向抹。
我抓着一块门板,另一只手抓锦明。锦明的手是烫的,抓着抓着就松了。
后来我不知道漂了多久。白天太阳把脸晒裂,夜里海水往骨头里钻;我喝过雨水,也喝过自己的尿。到第三天我开始数星星,我怕自己睡过去,就不再醒。
第四天早上,我看见了竹筏。竹筏上一个人,一顶破斗笠,一根竹篙。他划过来,围着我转了半圈,没有伸手——他看见了,看见我棉袄破口里露出的那截红线,那是缝金子的线。
「救我。」我说,喉咙里全是沙子,声音像撕布,「船上的金子全给你,我做牛做马都可以。」
他把竹篙伸过来,钩住我棉袄的领子:「莫动。我姓郭,叫阿海,浮沙打鱼的。」往回一拽。
可他没有先拉我。他先掏我棉袄里的东西,把金子一包一包放进竹筏上的鱼篓,然后掂了掂:一包,又一包,三十七包,一包一包掂过去。衣角那一包,他没摸到。
我趴在门板上看着他,心里还在想:没关系,给他,给他,我还有一条命。
然后他把锦明从水里捞起来,扔在竹筏上。锦明烧得糊涂,还在喊姐。柴油机的声音越来越近,我没力气看。他回过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记了十二年,不是狠,是躲,他的眼睛没落在我脸上,落在我抓着门板的那双手上。
接着他一只手按在我后脑,一直按到水里。那只手粗糙,虎口一块老茧,力气大得像在往木板上钉钉子。
水是暖的。这是我最后一个念头:原来八月的海水,是暖的。
我在等一个人伸手,我等到了。那只手是来按我的。
三、七天,我学会做一个活人
我在曾家呆了七天。这七天我做了三件事:认路,认人,认这具身体。
港仔寮是一条街,街上一排店面,中午晒得发白,狗都躲到屋檐底下。曾家的建材行在街中间,门口堆着水泥和红砖,一股石灰味。
婆婆姓陈,六十几岁,一天到晚在灶脚念经,念《心经》,念到「无挂碍故」就咳一声。阿彬是曾仲得的儿子,十七岁,在店里搬水泥,手臂上全是灰,一天跟我说不到三句话;他看我的眼神,像看一条从海里爬上来的东西。
第一天夜里我睡不着,坐在床板上数自己的手指,一遍,两遍,三遍。我在水里也是这么数的,数到一个整数就从头再数。阿彬起夜,从门缝里看见我。第二天早上,他把一碗粥放在我门口,粥是温的,他没敲门。
我不会用这具身体。走路像踩在棉花上,蹲下去要扶墙才能起来;我不知道米缸在哪,也不知道灶怎么开。有一天我去舀米,婆婆一把按住缸盖:「这缸米不干净,你别碰。」我把手收回来,那缸米我记住了。后来她把我的碗也收走了,说死人用过的东西不干净。
第三天,账房先生来了,把建材行的账本摊在桌上,说有几笔账对不上。我翻了两页:「三月十七那笔,砖是四百二十块,不是四百二;五月那笔水泥钱多记了三十块,是给人赊的,赊账的人姓林,住街尾。」
算盘珠子停在半空。老先生看了我半天——廖月缎不识字,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嫁进曾家二十年,收钱找钱全靠一个算盘和一个「正」字,这是全港仔寮都知道的事。
第四天,曾仲得把我带去柳仔坑,军医院的高院长亲自看了我两个钟头。他问我今年几岁,我说十八;他问我阿爸叫什么,我说了;他问我为什么吃素,我说我从小就不吃肉——廖月缎是吃肉的,一天不吃,手就抖。
他给我量了血压,又量了一次,最后跟曾仲得说:「精神正常,无幻觉,逻辑清楚。」他在本子上写了一行:自称十八岁。顿了顿,他又说了一句,这句话我记到现在:「医学上,我没有办法解释。」
回来的路上,曾仲得一句话没说。他开那辆小货车,路很颠,我抓着车门把手。到港仔寮桥上,他突然把车停下来,摇下车窗,抽了半支烟。
「你要去哪?」他问。
「浮沙岛。郭阿海。」
他把烟按在方向盘上,烫出一个黑点。「他死了,」他说,「死半年了。」他的手还按在方向盘上,又烫出一个黑点,他自己没觉出来。
我以为他怕鬼。
四、浮沙岛,只剩一个疯子
浮沙岛离港仔寮不远,过一条堤,走半个钟头的沙路。九月,风把沙吹得打在脸上疼,像有人拿针扎。
郭家的院子在渔塘边,门口一棵榕树枯了半边,门虚掩着,院里晒着三张破渔网,网眼被老鼠咬穿,灶是冷的。
邻居的阿婆握着我的手说,郭阿海死了半年,死在他自己挖的渔塘里——水只到胸口,人却沉在底下,第二天才浮上来。「他自己趴下去的,」阿婆说,「他老婆蹲在塘边喊,喊到嗓子出血,他没起来。」她说他老婆在他下葬后第四十天走的,走之前把家里能烧的都烧了,说这屋里不干净;她说大儿子前年出海,船没回来,二儿子去年冬天喝了一瓶农药,倒在猪圈里。「就剩一个疯子。可怜哦,一天到晚唱歌。」
阿婆讲完,从灶间端出一碗冷水放在我手上。她说:「你是第一个来看他的人。」她说他死之前天天坐在渔塘边,说有人要来,说那个人会从海里来。她往塘边指了指——那块石头,他天天坐在上头,石头面磨得发亮。
我走进院子的时候,他正蹲在门槛上啃甘蔗。二十几岁的人,头发结成块,脚上没穿鞋,小腿上全是蚊子咬出来的疤。
他抬头看我,把甘蔗吐在地上,扑过来抱住我的腿。
「阿姐。」
我没动。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撞在耳朵里。
「阿姐,你头发长出来了。」他仰着脸,伸手摸我的头发,「阿母讲你去海里了。我说没有,我阿姐会游水。」
他说的阿母是郭家那个。是她把锦明从竹筏上抱下来,给他退烧,喂了他半年饭。她走之前跟他说:「你阿姐死在海里了,不要再等。」
我看见他脚边有一堆甘蔗渣,数得出来,十七段。他一天啃一根,啃完摆在门槛边上;他会数到十七,再往上就不会了。凑满十七段,他就把它们扫到墙角,从第一段重新数。
我再看他的脖子。那里有一块疤,形状像半片叶子,是我八岁那年推他上树掏鸟窝,他摔下来磕在石阶上留的。
「锦明。」
他笑了,笑着笑着忽然唱起来:「后塘的井水咸,屿洲的月亮圆。」第三句唱完,他停下来,往海的方向看了一眼。那是一首只有后塘的小孩会唱的歌谣,我教他的,后面那一句他学不会。
我打了他一巴掌,然后蹲下来抱住他。他身上的味道是酸的、馊的,混着海水味,我抱着他,眼泪掉在他肩膀上。
我找了十二年的仇人。他替我养了十二年弟弟。
五、疯子开口的那一夜
锦明的脑子像一口破了的缸,装不住整件事,只能一瓢一瓢往外舀。我用了三天,把他嘴里的话拼起来;我不问他「为什么」,我只问他「然后呢」。
他记得那夜的月亮。「月很白,」他说,「像一块冰。」
他记得竹筏上的鱼篓。「那个叔叔数金子,数了一遍,又数一遍,数到手都软了。」
「我喊阿姐。那个叔叔用手捂我的嘴,他手上有盐。」
「后来他把我抱上竹筏,他撑得很快。后面有一条船,跟着我们,跟到浅滩,掉头走了。」
那天夜里他讲到一半就睡着了。剩下的事不在他嘴里——阿婆讲了一段,还有一段,是我去派出所把一本旧簿子翻完的。
1958 年,船翻了以后,郭阿海把金子挑去派出所,三十七包,一包不少,用一块红布包着。他跟警察说:「这是屿洲一个姑娘托我保管的,她数得出三十七户人家的名,我不敢动。」
第二天,金子还没清点完,有人来报案,说郭阿海私吞难民黄金,三十七包全是他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报案的人叫赖金水,就是「顺发号」的船主。
他没死。船翻那一夜,他抱着一块舱板,被自己的渔船捞了起来;一个月后回到港仔寮,逢人就说,那晚他最后一个离船,救了六个人。在警局里他说:「郭阿海这种人,一辈子没见过金子,见一回就红了眼。」
郭阿海被关了四个月。出来那天,一只眼睛看不见了,是在里面被人打的。他回到家,他老婆已经在棺材里躺了七天。
而那三十七包金子,结案时只剩七包,公文上写着「其余下落不明」。另外三十包,赖金水拿去海口买了两甲地,一间米厂,还给他二儿子娶了媳妇。
第二天早上,锦明蹲在地上用手指在沙上画圈,画了很久,抬头看我。
「阿姐,」他说,「阿爸讲,他不该先拿金子。他讲,他那只手抱了我,就再也抱不了你。他讲,他一闭眼,就看见阿姐站在水上。」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院里那三张破网。风把沙推过来,埋住我的鞋尖,我没去拂。
我恨了十二年的人,他不是贼,他是条懦夫。他先掂了掂金子,然后才想起水里还有一个人;他救了我弟弟,用的是我的命。懦夫也是要欠命的。
可这笔账已经有人替我还了。只有一笔没还——那笔账还站在这岛上,穿着西装,开着建材行,每天早上,给我端一碗饭。
回港仔寮的第二天,我去了郭阿海的坟。坟在渔塘后面,一个土堆,连碑都没有,就埋在那块石头旁边,坟头插着三根没烧完的香。
我在坟前坐了一个钟头,说:「你救我弟弟,用了我的命,这笔账我记你十二年。现在我把它撕了,但我不替你烧纸。你欠我一条命;锦明今年二十四,他还会唱歌;这十二年你养他,算你还我。一条命,换一条命,扯平。」
风把沙吹过来,落在我鞋面上。我站起来的时候,看见石头底下压着一张纸,就是阿婆指给我的那块石头。纸上歪歪扭扭三个字,铅笔写的:「我对不起。」
那三个字写了三遍。字是郭阿海写的——他不识几个字,这三个字是他这辈子唯一写顺的。写一遍,哭一场,把写过的纸一张一张压在石头底下,他大概是想,那个人要是真的从海里上来,会先走到这里。
六、赖金水的儿子来了
醒过来第十天,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建材行门口。下来一个人,三十来岁,西装,皮鞋擦得亮,手上戴金表,是赖金水的二儿子赖天送,手里拎着一个纸袋。
「听说曾太太醒了。」他笑,「我来看看。」
他自己坐下,自己倒了茶。「这岛上话传得快,」他说,「三十包金子的事,过去就过去了,人死不能复生。」他把纸袋推过来。纸袋里是钱,一叠一叠用橡皮筋捆着,五千块——1970 年的五千块,厚厚一摞,压在桌面上。
「你若要闹,这岛上你住不下去。港仔寮就一条街,你走出去人人认识你,你买不到米,买不到盐;曾家的建材行,执照在我阿爸朋友手上;你儿子要读书,海口的中学学费不便宜;阿彬以后在海口,叫不到一车水泥。我不是来吓你的,我是来给你指条路的。」
我问他:「你阿爸死那天,你在不在?」
「不在。我在海口。」
「街上都在传,他死前那半个月坐在缸边,喊的是『阿罔』。」
「那是我阿母。」
「不是你阿母,」我说,「是廖月缎。」
他端茶的手停在半空,茶水溢过碗沿,滴在纸袋上。我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纸袋推回去。
「我不是来要钱的。」
「那你要什么?」
「我要你,在庙口,当着全村,替你阿爸,把三十七户的名字念一遍。」
他嘴角还挂着,眼睛没跟上:「你疯了。」
「你阿爸用三十包金子,买了两甲地,一间米厂,还有你这身西装。」我说,「我一件棉袄,三十七包,一条命。你算算,谁更疯。我疯了,我死了十二年。」
他站起来,纸袋带倒了茶碗,钱撒了一地。他走得急,门槛绊了他一下,街上有几户人家探出头看,他没有回头捡。
阿彬站在门边,我不知道他站了多久。他蹲下去,一张一张捡,捡完追出去,把钱塞回赖天送手里。回来的时候,他手上有灰。
「妈,那些钱脏。」他说。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又擦了两下,「我阿爸讲,赖家的钱不能碰。」
七、庙口对质
庙在街尾,主神玄天上帝,屋顶的瓦是新换的,庙埕上晒着花生。
我借了一张桌子,摆上一张黄纸、一支毛笔、一方砚台。廖月缎不识字,苏锦鸾识字。我写。三十七户,三十七个人名,三十七个数:后塘杨家,四钱;后塘吴阿娥,两钱八;埕尾张家,一条金链,三钱二;南澳黄家,两块金锁片。
我一笔一笔往下写。我不识这岛上的字,我识屿洲的字。
村里人围上来,有抱孩子的,有拄拐的,有刚从田里回来的,裤脚还沾着泥。赖天送带了三个人来,站在人堆外面。锦明也来了,赤着脚蹲在桌子旁边,像我小时候带他去晒谷场那样。
写完第三十七个名字,我把笔放下。
「三十七包,你们可以一户一户来对。」我说,「我不是鬼,我是账本。」
人群里有人小声说「她讲得对,埕尾张家真的有一条金链」,又有人说「杨家的四钱,我阿母讲过」。一个老婆婆挤到桌前,指着第十一行:「埕尾张家那条金链,我见过,她出嫁那天戴在脖子上,链头有一颗小珠子。她后来讲珠子掉了,她哭了三天。」
又有人上来,又有人指着名字讲出一件旧事。
赖天送往前走了一步:「这些都是听来的。岛上老人谁不知道这些旧事?你要说是赖金水吞的,拿出证据。」
「我没有证据。」我说。
人群里嗡了一声。
「可那天晚上,那块水面上,一共四个人:一个疯了,一个是我,剩下两个,一个已经死了,还有一个,今天站在这里。」
我回头,看锦明。
锦明抬起头。人群静下来。他站起来,赤着脚往前走了两步,抬起手——他没有指我,他指着人群里的一个人。那人站在庙埕边上,手里捏着三炷香,袖口还别着黑纱。
「就是他。」锦明说,「那个叔叔,他按阿姐的头。阿爸抱着我,阿爸哭,那个人伸手,按下去。阿姐的手松了。」
三炷香掉在地上,香灰散了一地。
那是曾仲得。
我找了十二年的人,一直站在我旁边。我认得这张脸,十二年了,我一直把它归在船上那几个人里——手指是手指,脸是脸,我从来没有把它们对起来看。他每天给我端饭,每天给我倒水,开车送我去柳仔坑看医生。
庙埕上有人开始骂:「曾仲得!你做人做这样!」有人喊:「三十包金子!赖天送!你阿爸的米厂!」有人往曾家门口吐了一口槟榔汁,有人把手里那把花生壳砸在赖天送带来的那三个人脚边。赖天送往后退了一步,退到人堆里,他带来那三个人先走了两个。
曾仲得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锦明一眼。他弯腰把地上那三炷香捡起来,一根,一根,掐灭。然后他转身走进建材行,搬来一把梯子,从梁上取下一个铁盒,铁盒里是一本簿子,纸已经发黄。
他把簿子放在桌上。
「民国四十七年八月,『顺发号』出货账。」他说,「三十七包入七包,其余三十包记在赖金水名下。我抄了一份,藏了十二年。我不敢拿出来——拿出来,我也完了。」
我站在桌子前面看着他。他一直低着头,看地上那三炷香。
「我喊了。」他忽然说,声音很小,小得像怕被人听见,「我喊『留一个』。」
我听懂了。他喊的是留一个,他留了锦明。他把我按下去的时候,喊的是「留一个」——他不是没出声,他出了声,他只要一个。
赖天送没念名字。他没再往前一步,后来走了。念名字的是庙埕上的老人,有人凑到桌前,照着黄纸一个字一个字念,念错了旁边的人替他改。念到埕尾张家,那个老婆婆哭了;念到第三十七个,念的人嗓子哑了,换了一个。
曾仲得还站在桌边,没动。
八、镜子里那张脸
回家的那天下午,我在灶脚洗脸。曾家有一面镜子挂在墙上,边上裂了一道。我抬头,看见一张三十七岁的女人的脸:眉骨上有一颗痣,眼角有细纹。
那不是我的脸。十二年前我有一张圆脸,笑起来左边有个酒窝,锦明说像被谁按了一下。
曾仲得站在我背后,没进来,就靠在门框上。
「锦鸾。」他说。
我手里的水泼在地上。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说你叫苏锦鸾那天,」他说,「我就知道了。因为你说的那口屿洲腔,我这辈子听过一次,在海上。」
他开始讲,讲得很慢,像在把一件东西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
那天他也在「顺发号」上,不是船主,是押货的伙计。赖金水让他在舱底看着那批货,金子还没开船,就记成了一笔「公账」——记账的人是赖金水。船翻了以后,他抱着一块舱板漂到天亮,赖金水的渔船先到,把他捞了上去。
赖金水站在船头,看见门板上的我,也看见我棉袄里的红线。他跟曾仲得说了一句话:「金子留下。人丢下去。」
「我跟他讲,还有一个小孩。」曾仲得说,「他讲,小孩可以留,能卖;大的不行,大的会讲。」
曾仲得说,他当时想喊,想拿竹篙,他想了很久,想到赖金水船舱里那一排鱼枪。然后他从船那头探过身,他的手够到我后脑。
「你按的?」我问。
「我按的。」
「郭阿海在做什么?」
「他抱着你弟弟,在哭。」
「捂我弟弟嘴的是他?」
「是他。他一边捂,一边哭,一直哭,哭到竹筏靠岸。他那只好手一直抱着你弟弟,另一只手在抖。」
我在镜子前站着,很久没有说话。
我想起那只手,粗糙,虎口有老茧,力气大得像钉钉子。我一直以为那是郭阿海的手。不是——郭阿海的手在抱我弟弟,那只按在我后脑上的手,属于一个从头到尾只喊了三个字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
「说什么?」他笑了,笑得很轻,「我讲出来,这个家就没了:建材行,我阿母,阿彬。港仔寮就这么大,一句话传三天。」
他有价格。他把我的命,作价成了一间建材行,和一个儿子的脸面。这笔账他算得很清楚,毕竟他是押货的人。
「这十二年,你睡得好吗?」
「不好。」他说,「我每天晚上都听见水声。我在佛前点灯,点了十二年,我求她回来。」他停了停,「她回来了。我宁愿她没回来。」
我问他最后一件事:「赖金水死的时候喊的是『阿罔』,为什么?」
他伸手去摸烟,摸了两次,没摸出来。
「你不知道?」他说,「那口缸。她每年清明都往人家缸里丢一样东西,她以为我不晓得。米缸底下还有,你去看看。」
九、那一声「妈」
阿彬是在那天傍晚回来的。他扛着一袋水泥,肩膀上一层白灰,进门看见我跪在灶脚,愣了一下,把水泥靠在墙边,走过来,在我面前跪下。
「妈。」他说。
「我不是你妈。」我说,「你妈叫廖月缎,她死了。」
「我知道。」阿彬说,「我阿母要走那天抓着我的手,她讲:『仲得欠人的,这一世还不了。』她讲:『那个姑娘回来那天,你要替阮阿爸,喊她一声妈。』」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昨天夜里,我从神龛底下取出来的。」双手递过来。
我打开,一包金子,用红布裹着,红布外面又裹了一层油纸,油纸已经黄透。红布的角上有一圈针脚,歪歪扭扭,用蓝线缝着一个「林」字——那是我的针脚,十二年前我在祠堂里一针一针缝的。
「我阿母讲,这包是三十七包里的一包,署名廖月缎。」阿彬说,「她讲这包是她娘家的。她收了十二年,不敢用,也不敢还。那七包还回来的时候,是我阿母娘家去认的,她嫂子送到港仔寮来;她讲她怕还了,人家就晓得这岛上有人吞过这笔钱。」
我捏着那包金子,坐在灶脚的地上。
廖月缎。三十七户里的一户。她死得急,头一天还在灶脚煮饭,第二天就没了。她嫁到港仔寮二十年,从屿洲带过来一包金子,署名是她自己——那年炮响,她人在台湾,金子是她托后塘的嫂子送进祠堂的。她一辈子不识字,在灶脚神龛底下藏了十二年一包不敢花的金子。她死的时候,把自己这具身体让了出来。
我站起来,走到米缸边。
我把手伸进去,米是凉的,手指插到一半,碰到硬的东西。我把米扒开,缸底有一层铜钱,一枚一枚,整整齐齐摆成一个圆。
我数了,十二枚。
婆婆站在门口,手里捏着念珠,没进来,也没走。
「我阿母每年清明,往赖家水缸丢一枚。」阿彬在我背后说,「丢一枚,就在这缸底下摆一枚。她讲,丢出去的是钱,留下来是账,她怕自己忘;她讲,这岛上有一笔钱是脏的,我们曾家不能装作不晓得。阿嬷也知道,她不敢讲。」
门口传来一声咳。
「阿爸讲,」阿彬说,「有一年清明,赖金水正站在街对面,看见阿母往他家水缸里放东西。」
十二枚铜钱,十二年。
赖金水死前那半个月,天天坐在缸边,把手伸进水里,说「我给你,我还给你」。他摸到的是铜钱,硬的,凉的,一枚一枚,他摸了十二枚。他摸不到金子——金子早变成了两甲地、一间米厂、一身西装。
最后那一枚,是他死前六天丢进去的。那天他坐在缸边,她没说话,把钱丢进去,转身走了。到了第六天,他死在那口缸里。
街上的人都这么讲:他喊了一整夜的名字,喊的是「阿罔」。他不是在喊鬼,他是在喊那个每年给他一枚铜钱、从来不跟他说话的女人。
我恨了十二年的人,替我养了弟弟;我借了身子的女人,替我守了金子;而把我按进海里的那只手,如今跪在我面前,让他的儿子喊我「妈」。
「妈。」阿彬又喊了一声,额头贴在地上,「我阿母讲,这一声,是替阮阿爸还的。」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他的头发里有水泥灰,粗得像沙子。
「起来,」我说,「地上凉。」
十、记者来的时候
又过了十天,记者来了。先来的是地方报的,后来连军医院都派人来复核。他们问的是同一件事:郭家死得只剩一个疯子,是不是你?
我说不是。他们不信。
有个记者把录音机推到我面前:「苏女士,郭家四口,两年里全走了——前年一个,去年一个,今年两个。你回来才二十天,你回来之前,岛上没人讲这些事。你怎么解释?」
「我解释不了。」我说,「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家已经这样了。」
他拿出郭家的死亡名单,一天一天念给我听,念完抬头看我,像在等我说一句「是我」。我摇头。
「你们都误会了。」
「误会什么?」
「船上的金子,不全是我一个人的。」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一户一户往下念:「三十七户。后塘杨家,四钱;后塘吴阿娥,两钱八;埕尾张家,一条金链,三钱二;南澳黄家,两块金锁片……」念到第十九户的时候,那个记者的手停在半空。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我缝的。」我说,「我背了一夜。」
「你以前来过浮沙岛吗?」
「没有。我死在水里,我从来没上过这个岛。」
录音机的轮子还在转,没有人去按停。
后来那个记者把录音机关了,问我最后一句话:「那你打算怎么办?要不要告?」
「不告。」我说。
账本在我手里,我不拿它去告。「告了,三十七户的名字就成了一张状纸。我要它们留在庙口,留在人嘴里。」
他没有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我会去屿洲。」
半个月后他回来了,带回来一本旧户口簿的抄件和三张照片。照片上是后塘的祠堂、埕尾的晒谷场、南澳的一口井。他说:「杨家真的有一个女儿叫杨素兰,吴阿娥嫁到了小屿洲,张家那条金链,她孙女记得。」他说:「你说的,是真的。」
高院长来了第二次,带了两个年轻医生、一台录音机、一本笔记本,问了一整个下午。最后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想做什么?」
「我想把三十七户的名字写完。」
他合上本子,跟旁边的记者说:「我做了三十年医生,没见过这样的病历。我不写『精神病』,我只写『原因不明』。」
我没有说话。剩下的那一半,我不打算讲。
那三十七包金子,是三十七户人家逃命的钱。我要是拿它去报我一个人的仇,我就成了第二个赖金水。这笔账不该由我来算。
那几个月,来港仔寮的人多到街上的冰店卖断了货。有人从台北坐火车来,只为了看我一眼;有人在我门口放一包米,转身就走;有人骂我是骗子;有人跪下来,求我替他死去的阿母讲一句话。
我一句话都没讲。
我不是神,我只是一个没死成的账本。
十一、鞋尖朝海
那几个月过完,曾仲得走了。
他走的前一天,把建材行的账一本一本理好,压在抽屉里。他把阿彬叫到跟前说了几句话,声音很低,阿彬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走的那天早上,他跟平常一样开门,把水泥一袋一袋搬到门口,跟送货的司机点了烟;中午吃了两碗饭,把碗洗了,摆在灶台上。下午三点,他一个人去了海边。
他没有留话。
他的鞋摆在堤上,鞋尖朝着海。
海面很平,退潮,露出底下一条黑黑的暗沙——就是「顺发号」触礁的那一条。阿彬在堤上跪到天黑。我站在他后面,海风吹得我眼睛疼。
我想起十二年前,我趴在一块门板上,也是这么看着海,等着一个人伸手。那天伸过来的手,是把我按下去的。
「妈。」阿彬回头喊我,声音都劈了,「我爸他……」
「我知道。」
我没有拦他,我也拦不住。
我恨了十二年,恨到最后发现,我恨的那个人先掂了掂金子,再哭着把我弟弟抱上竹筏。恨错了人。那一夜站在他身后的那个人,从头到尾没出声;往后十二年,他也没出声,把自己活成了一笔还不清的账。
而那些我以为要亲手去讨的债,早在我不在的那些年里,一笔一笔被人替我算完了:廖月缎用十二枚铜钱算,郭阿海用一只瞎掉的眼睛算,赖金水用一口只到腰的水缸算。
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回来了,然后放下。
阿彬后来接管了那间建材行,把招牌换了,漆成白色,上面只写四个字:曾家建材。赖家的米厂,曾仲得走后第二年顶给了别人。赖天送再没来过港仔寮。
曾仲得走后,他没再喊我妈,他喊我「阿姑」。只有一次,他喝醉了,在堤上喊了一声妈,海风把那个字吹散了。
锦明我接回来了,住在建材行后面那一间。上个月他跑到堤上,对着海喊:「阿姐!船到了!」我走过去,拉住他的手。他说:「阿姐,船到了,我们回家。」我说:「好,回家。」
锦明还是疯的,一天要唱好几遍那首童谣,唱到第三句就停,还是往海那边看。他停下来的地方,永远是那一句:阿姐摇橹我坐船——后面他忘了。
三十七户的名字,我写完了。
我阿母那一包,还在水底下。我没去找。
那本账,我合上了。
我记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