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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17 01:48:51

导语:

我当了十年班主任,毕业典礼上,最听话的那个学生递给我一封举报信。

我拆开之前,以为他要举报的是我。毕竟这三年,我对他做的那些事,随便拎一件出来,都够我脱了这身衣服。

可我看完第一行,手就开始抖。

他举报的,是班上那个从来没有人注意过的女生。而信里写的每一件事,我都知道。

每一件,我都假装不知道。

我叫陈青,三十二岁,在城关中学当了十年班主任。

毕业典礼那天,礼堂里闷得像蒸笼。六月的太阳从顶棚的玻璃缝里灌下来,把几百号人蒸在一口大锅里。校长在台上念优秀毕业生名单,麦克风时不时啸叫一声,底下学生叽叽喳喳,有人在哭,有人在自拍,有人把校服袖子撸到肩膀上,露出里面偷偷穿了三年的黑色T恤。我站在班级队伍最后面,手里攥着一把没用完的纸巾,眼睛有点酸。带了三年,骂了三年,也护了三年,到这一天,还是没出息地鼻酸了。

七班是我带的第四届。前两届带得糊里糊涂,第三届开始摸到点门道,到了这一届,年级里都知道陈青的班稳——不惹事,不出格,成绩中上,家长配合。我明年要评一级职称,材料已经攒得差不多了,就差这一届平平安安送出去。

周岩是最后一个走过来的。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一颗,头发剪得短短的,露出耳朵。三年来他一直这样,规规矩矩,干干净净,成绩稳在年级前五,从不惹事,从不多话。我让他收作业他就收作业,我让他盯自习他就盯自习,我咳嗽一声他会把窗户关小,我嗓子哑了他第二天会把润喉糖放在讲台上,用纸巾垫着,不署名。

所有老师都羡慕我班里有周岩。我也羡慕我自己。开家长会的时候,他妈妈坐在最后一排,散会了也不走,等别人都走了才过来,小声说“陈老师,周岩要是有不听话的地方您尽管管”。我说“他哪有不听话的地方”。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浅,像是不太敢相信。

周岩走到我面前,站定,叫了一声“陈老师”。

我笑着说:“终于毕业了,以后不用怕我了吧。”

他没笑。他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双手递过来,动作很稳,但指尖在抖。

“陈老师,这个给您。您回去再看。”

我接过来,信封不厚,里面大概两三页纸。我翻到正面看了一眼,上面什么都没写,一个字都没有。牛皮纸是新的,边角压得很平,像是被人放在书里夹过一阵子。

“什么东西?”我问。

“举报信。”他说。

周围还有几个学生没走远,听见这三个字,齐刷刷回过头来。有个女生手里的花都忘了收,瞪着眼睛看我们。周岩的脸白了一下,但没有收回手,也没有改口。

“举报谁?”我问。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里面有害怕,有抱歉,还有一种很硬的东西,像牙咬住了什么,死活不肯松。

“您看了就知道了。”

他鞠了一躬,转身走了。跑得很快,校服下摆被风掀起来,像一面急着要逃的旗。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回头。

我拿着那封信回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没人,桌上的茶水已经凉了,杯壁上挂着一圈茶渍。风扇吱呀吱呀转着,吹得桌上的试卷角一掀一掀。我坐下来,把信封撕开,抽出里面三页信纸。周岩的字很工整,一笔一划,连标点都像用尺子量过。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有毛边,他用剪刀修过,修得很齐。

第一行写的是:

“我举报:初三(七)班学生郑雨长期被校园欺凌,班主任陈青知情不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风扇转了几十圈,久到窗外礼堂的音乐都停了,有人在走廊里拖椅子,吱啦吱啦。

我翻到第二页。

“初一上学期,郑雨的校服后背被人用记号笔写了‘傻子’。她穿了两天,没人告诉她。陈老师看见了,说了一句‘回去洗洗’,就没有再问。”

我记得。我当然记得。

那天是周一早读,我站在讲台上收周末的作业。郑雨坐在第一排靠门的位置,背对着我,校服后面三个歪歪扭扭的大字,黑记号笔写的,“傻子”,两个字占了大半个后背。她个子矮,坐在椅子上脚够不着地,两只脚悬着,一晃一晃。她不知道后面有字,还回头跟同桌借橡皮,同桌没理她。

我看见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我没有在班上问。

我怕问出来,那个写字的人被揪出来,家长闹到学校,事情越搞越大。我马上要评职称了,那一年我带的班不能出任何“管理事故”。前一年隔壁班有个学生被起外号,家长在群里吵了三天,最后班主任写了检查,评优资格取消了。我不想当那个班主任。

我把郑雨叫到走廊上。走廊尽头是厕所,味道飘过来。她低着头站在我面前,手指绞着校服下摆。

我说:“你校服后面被人写了字,你知道吗?”

她愣了一下,脸一下子红了,手往后背摸,够不着。

我说:“你把校服脱下来,穿老师的外套回去,老师帮你洗。”

她低着头说:“不用了陈老师,我自己洗。”

我说:“那也行。”

然后我就让她回教室了。她走回去的时候,后背那两个字在走廊的光里晃了一下,很快就进了门。

那件校服后来有没有洗干净,我没问过。她第二天照常来上学,校服上有一块淡淡的水渍,字没了,但那一块布比旁边白,像是用刷子使劲刷过。

我看见了,也没问。

“初一下学期,郑雨的桌洞里被塞了用过的卫生巾。她掏书包的时候摸到了,全班都在笑。她趴在桌上哭了半节课。陈老师在讲台上改作业,抬头看了一眼,说‘别哭了,影响课堂纪律’。”

我手开始抖。

那天是下午第二节,自习课。我坐在讲台上改周记,改到一半听见底下有笑声,先是一两个,然后连成一片。我抬头,看见郑雨趴在桌上,肩膀一抽一抽。她旁边的地上掉着一个东西,白白的,皱皱的,我看了两秒才认出来是什么。后排几个男生低着头憋笑,其中一个叫王浩的,笑得最大声,拿手捂着嘴,眼睛都弯了。

我知道是谁干的。王浩坐在郑雨斜后方,平时就爱拿她开玩笑,叫她“小不点”,扯她头发,把她的笔袋藏到讲台底下。我找他谈过一次,他说“闹着玩呢”。我说“别闹了”。他说“知道了”。

我认得王浩的爸爸。他是区教育局的,每学期开学都会学校一些市里的资源,教师节给每个老师送一箱水果,说话很客气,一口一个“陈老师辛苦了”。他儿子成绩中等,但体育好,是校足球队的。我要是把他拎出来,他爸会来学校闹,会说我“针对他孩子”,会在家长群里说些有的没的。我职称还没评,我明年还想带重点班。

我敲了敲讲台。

“安静,继续自习。”

然后我对郑雨说:“别哭了,影响课堂纪律。”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鼻尖也红。她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后来想起来就难受——不是恨,是那种“我知道了”的平静。她拿袖子擦了擦脸,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用纸巾包好,塞进书包侧兜。然后她翻开书,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再也没抬头。

我把那口气咽下去了。我告诉自己,郑雨没受什么伤,就是被开了个玩笑。青春期的孩子,不懂事。过了这阵就好了。

那半节课,我改周记改得特别快,红笔在纸上划得沙沙响。我不敢抬头。

“初二一整年,郑雨被叫‘细菌’。没有人跟她同桌,没有人跟她一组做值日,体育课没有人跟她组队。她开始不来上学,一周请两天假,后来三天。陈老师给她家长打过一次电话,她妈妈说‘孩子就是性格内向,不爱交朋友’。陈老师说‘那让她多休息休息也好’。”

“细菌”这个外号怎么来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好像是有人嫌她脏,嫌她桌洞里有味道,嫌她老穿那两件洗得发白的校服。一传十十传百,一个班四十多个人,慢慢地就没人跟她坐一桌了。

我调过一次座位。初二开学,我让学习委员排座位表,排到郑雨的时候,学习委员支支吾吾,说“没人愿意跟她坐”。我说“那你安排”。最后学习委员把自己安排在她旁边,坐了两周,学习委员的妈妈打电话来,说孩子回家身上痒,怀疑是同桌不干净。

我接完那个电话,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把郑雨调到了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一个人一桌。

她搬过去那天,抱着书包和书,从我讲台前面走过去。她没看我。她个子矮,坐在最后一排,被前面的人挡得只露出半个脑袋。我上课提问,叫她名字,她站起来,声音小得像蚊子。我说“大点声”。她大了一点,还是小。我说“坐下吧”。

初二那年她请假的次数越来越多。一开始是周一不来,后来周三也不来。我给她妈妈打过一次电话。她妈妈在电话那头声音很疲惫,背景里有小孩哭,她说家里还有个老二,郑雨最近老说肚子疼,去医院查了也没什么毛病。

“陈老师,郑雨是不是在学校不太合群?”

我说:“她性格是有点内向,不太爱说话。让她多休息休息也好,落下的课我让课代表帮她记笔记。”

她妈妈说:“那麻烦您了。”

我说:“没事。”

然后我就挂了。

我甚至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家长自己都觉得没问题,那我就不用管了。我不用去得罪任何人,不用去处理任何麻烦,不用在评职称的关键一年里给自己找事。她请假,我批;她不来,我不问。班上的平均分她拖了一点后腿,但不算太厉害,我算过,还在可控范围里。

我那时候不知道,周岩在信里写的每一件事,他都记着。他坐在郑雨斜前方,隔一条过道。他看得比我清楚。他看见王浩把卫生巾塞进桌洞,看见有人在黑板上写“细菌”两个字又擦掉,看见郑雨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午饭时间趴在桌上假装睡觉。

他什么都知道。他只是不敢说。

“陈老师,这三年您对我很好,我知道。您让我当课代表,让我坐第一排,我感冒了您给我倒热水。但郑雨就坐在我斜后方,我看着她一天一天不说话,一天一天不来上学。我不敢帮她,因为帮她的人也会被叫‘细菌’。我也怕。全班都怕。可您不怕啊。您是老师啊。”

我看到这里,把信放下了。

我想起周岩。他坐在第一排靠窗,郑雨在最后一排靠墙,中间隔了整整一个教室。他每天收作业,从第一排收到最后一排,收到郑雨那里的时候,她总是把作业本放在桌角,不看他,也不说话。他拿了就走,从来没多问过一句。

他试过。信里没写,但我后来才想起来——初二有一次大扫除,他主动把郑雨分到他那组,让她擦黑板。王浩说“别让她擦,她擦完黑板都是细菌”。周岩没接话,自己把黑板擦了。郑雨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抹布,站了十分钟,最后把抹布放回水池边,走了。

那天我看见了。我在办公室窗户里看见的。我以为周岩是嫌她擦不干净。

原来不是。

“所以我要举报您。不是想让您丢工作。是想让您知道,有些事您假装没看见,可有人替您记着。”

信的最后一行,他写了日期,签了名,还按了一个红手印。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印泥,圆圆的,很端正,按在名字旁边,像一份正式的合同。

我把信叠好,放进包里。然后我趴在桌上哭了。哭的时候不敢出声,因为隔壁政教处还有人说话。我用纸巾捂着嘴,眼泪把桌面上那张学生写的毕业祝福洇湿了一角。

哭完之后我想了很多。我想周岩为什么选在毕业典礼这天给我。因为这一天之后,他不用再怕我了。他不用怕我给他穿小鞋,不用怕我上课点他回答问题故意让他难堪,不用怕我在他的综合素质评价里写一句不好听的话。他忍了三年,等到自己安全了,才把这把刀递出来。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为了保护另一个孩子,忍了三年,算好了每一步。

而我三十二岁,教了十年书,连在课堂上说一句“不许欺负人”的胆子都没有。

当天晚上,我翻出班级通讯录,找到郑雨妈妈的电话。我犹豫了很久。通讯录上那个号码我打了三年,每次都是两分钟就挂。这次我拿着手机在阳台上站了十几分钟,天都黑透了,楼下有人遛狗,狗叫了两声。我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六七声才接。郑雨妈妈的声音还是那样,疲惫,客气,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讨好。

“陈老师?郑雨已经毕业了,是还有什么手续要办吗?”

“不是。”我说,“我想跟您说一件事。关于郑雨初中三年的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她哭了。

她哭得很压抑,像是捂着嘴,断断续续的。她说她不是不知道。她说初二那年她给郑雨洗书包,从夹层里翻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怎么不去死”。她拿着纸条去学校找过我,我在上课,她在办公室等了半节课,下课了我又被家长围着问分班的事,她没挤进去。

“我把纸条塞在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了。”她说,“我想您看见了会找我的。”

我的手攥着手机,指甲嵌进掌心。

玻璃板下面。我每天坐在那张桌子后面改作业,喝了无数杯水,接了无数个电话,玻璃板下面压着课表、值班表、几张学生给的小纸条。我从来没有翻过。

“我没看见。”我说。声音很轻,轻得连自己都快听不见。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她说:“没事,陈老师。都过去了。郑雨现在挺好的,考上幼师了,她喜欢小孩。”

她越是说“没事”,我越是难受。

“她……”我犹豫了一下,“她现在还跟同学联系吗?”

“不怎么联系。她不太提初中。”她妈妈顿了顿,“就一次,她问我,妈,我那时候是不是真的很讨人厌。我说不是,是那些人坏。她说哦。”

我挂了电话之后,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我想起郑雨。她坐在第一排靠门的位置,个子不高,头发总是扎得很紧,露出光光的额头。她不怎么抬头看我,被叫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声音像蚊子。她校服洗得很干净,但袖口磨毛了。她从来不举手。

我带了三年,我对她的了解,就这么多。

第二天,我去了学校。暑假的校园空荡荡的,走廊里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一层亮起来。我找到郑雨初一初二的教室,已经锁了,我从窗户往里看,桌椅摆得整整齐齐,看不出哪个位置坐过谁。第一排靠门那张桌子,桌面上有一道很深的刻痕,不知道是谁刻的。

我又去了政教处。主任在值班,看见我有点意外。

“陈老师,放假了还来?”

“我想调一份材料。”我说,“初二那年,郑雨家长交过来的一张纸条。应该在我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面。”

主任帮我开了办公室的门。玻璃板还在,底下压着课表、值班表、几张学生给的小纸条,还有一张对折的作业纸,皱巴巴的,边角磨圆了,一看就是被人捏在手里很久。

我抽出来,展开。

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一个人在发抖的时候写的:

“你怎么不去死。”

我把它和举报信放在一起,拍了张照片,发给了校长。校长没回,过了半小时打了个电话过来,问我要不要处理。我说不用处理,但我想在新学期开学前,给全校班主任做一次培训,讲校园欺凌的早期识别。他说“你写个方案”。

然后我给周岩发了一条微信。毕业那天他加了我,一直没说过话。

“信我看了。谢谢。”

过了很久,他回了一条:

“陈老师,郑雨没事就好。您以后,还会当班主任吗?”

我想了想,回他:

“会。但不会再用以前那种当法了。”

他发了一个笑脸。那是三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他发朋友圈以外的东西。

暑假剩下的日子里,我把郑雨初一到初三所有的成绩单、请假记录、评语翻了一遍。成绩单上她的排名从初一的二十几名掉到初二的三十几名,请假记录从每学期两三次变成十几次。评语是我写的,初一写“该生文静内向,团结同学”,初二写“该生需加强自信,多参与集体活动”,初三我写的是“该生学习态度端正,望继续努力”。

三行字,三年。我写的时候连脑子都没过。

我给每一个我印象里“可能被欺负过但我没管”的学生家长打了电话。有人客气地说“都过去了,陈老师您别放在心上”,有人沉默很久说“当时孩子回家哭,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个爸爸直接在电话里骂了我十分钟,骂完之后说:“算了,你至少还打了个电话来。”

那个爸爸的女儿叫李悦,初二转学走了。她走的时候我还在心里松了一口气,觉得班上少了一个“不太合群”的。我现在连她长什么样都想不太起来。

开学前一周,我在新班的家长群里发了第一条消息,不是作业,不是纪律,是一句话:

“这个班上,如果有任何人被欺负了,不管是谁,不管对方家长是谁,你直接来找我。我不怕麻烦。”

发完之后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回。我有点慌,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矫情了,是不是新家长会觉得这个班主任神经兮兮。然后有家长回了一个“收到”。紧接着,一个一个“收到”。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笑了一下。笑着笑着,又有点想哭。

那封举报信我没有扔。我把它锁在抽屉最里面,和我的职称证书放在一起。证书是红色的,信封是牛皮纸的,放在一起不好看。但我觉得,这两样东西应该待在一块儿。

一个提醒我走了多远。一个提醒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开学第一天,新班点名。点到最后一个名字,是个女生,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一个人一桌。她低着头,声音很小地应了一声“到”。

我看了她一眼。

“你坐到前面来。”我说,“第一排靠门,那个位置空着。”

她抱着书包走过来,从我讲台前面经过。她没看我。我在她坐下之前说了一句:

“以后有什么事,直接跟老师说。老师不怕麻烦。”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认得,是那种不太敢相信的、小心翼翼的试探。

我说:“真的。”

她点了一下头,笑了,那笑脸像一朵正在绽放的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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