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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17 01:51:46

一

一九八八年十月,松江第三纺织厂的分房榜贴出来了。

红纸,毛笔字,贴在厂部门口那面掉了漆的墙上。榜前挤满了人,棉袄挨着棉袄,哈出来的白气在半空里结成一片。

我下了夜班,连工作服都没换,头发上还沾着棉絮,站在人堆外面,从缝里往里看。

名单按分数排,第一名到第一百二十名。我从上往下找,找到一半,心就开始往下沉。

第五十七名,何秀兰。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以为自己看错了。

五十七名。分不到两室一厅,只能分到筒子楼最东头那间,十四平米,没暖气,窗户朝北。

可我算过。我在心里算了三个月,算到闭着眼都能背出来:我该是第七名。

“秀兰,你在这儿呢。”身后有人拍我。

是细纱车间的小周,她男人在机修车间。她凑过来,压低声音:“你咋才五十七?你不是劳模吗?”

我没说话。

“哎,你男人不是在供销科吗?他不能给你问问?”

我转过身,从人堆里挤出去。

风很大,吹得红纸的角一掀一掀。我走出十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榜。

五十七名。像有人拿红笔,在我脸上写了一个数。

二

厂里分房,有一套打分表,贴在工会的玻璃橱窗里,我抄过一份。

工龄一年一分,我一九七九年进厂,顶我妈的班,到今年九年,九分。

双职工加五分。我和赵志强都在厂里,这五分是白捡的。

独生子女加两分。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小满,五岁。

劳模加十分。市级劳模,厂里就我一个。

再加上人口分。我们家三口,加婆婆,加小叔子志军,五口人,按人均面积算,还能加八分。

一共三十四分。

去年分到两室一厅的,最低是三十一分。我心里有底,不慌。

可五十七名。

榜上那一栏,写着我的分数:八分。

工龄四分,进厂时间写成了一九八三年。双职工的五分没有。劳模的十分没有。人口两分。独生子女的两分还留着,是他们忘了划。

我站在榜前算这笔账的时候,手在袖子里攥成了拳头。

棉絮从头发上落下来,落在肩膀上,白白的。

我想起上个月,志强跟我说:“你把档案袋给我,分房要交材料,我一起送。”

我把那个牛皮纸袋子给了他。里面有我的进厂登记表、劳模证书的复印件、独生子女证。

他说:“你放心,我给你办得妥妥的。”

三

回到家,婆婆正在院里择白菜。

筒子楼的过道里堆着煤球、酸菜缸、破自行车。一进门就是灶台,油烟把墙熏得发黄。

“回来了?”婆婆头也没抬,“榜看了?”

“看了。”

“多少名?”

“五十七。”

她“嗯”了一声,继续择菜,把烂叶子往脚边扔。

“五十七也不赖。”她说,“十四平,够住。”

“妈,”我站在她面前,“我该是第七。”

“谁说的?”

“我自己算的。”

婆婆终于抬起头,眯着眼睛看我。

“秀兰,”她说,“你一个女的,要那么大房子干啥?打扫得过来吗?”

“小满大了,得有张自己的床。”

“小满才五岁,跟你们挤挤怎么了?”她把一棵白菜往盆里一磕,“志军明年结婚,人家姑娘说了,没房子不进门。你是当嫂子的,让一让,应该。”

我看着她,半天没说话。

灶上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响。

四

赵志强是晚上十点多回来的。

他身上有酒味,还有一种我没闻过的香水味,很淡,像百货大楼一楼柜台里的那种。

“榜看了?”他脱了外套,往椅背上一搭。

“看了。”

“五十七,不错。”他倒了杯水,一口喝完,“比老李家强,老李才七十多。”

“志强。”我坐在床边,没动,“我的工龄,为什么写成八三年?”

他端杯子的手停了一下。

“房管科弄错了吧。”

“双职工的五分呢?”

“可能……没报上去。”

“劳模的八分呢?”

“秀兰,”他把杯子放下,声音沉下来,“你这是审我?”

我抬起头。

灯是十五瓦的,光线黄黄的,照在他脸上,把他那张脸照出两个影子。

“我把档案袋给你的时候,你说了什么?”我问他。

“我说我给你办。”

“你办了啥?”

他不说话。

里屋传来小满翻身的声音,还有婆婆的咳嗽。

“志军的名额。”他说。

我愣了一下。

“什么?”

“志军的分数不够。”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撑着膝盖,“他今年进厂第三年,工龄三分,单身,人口分没有,总共十一分,排到一百三十名以后去了。他对象那边催得紧,说年底前没房就吹。”

“所以呢?”

“房管科的老刘给出个主意。”他说,“把你那份材料,转到志军名下。你的工龄、劳模,算他的。你这边,报低一点。”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撞在耳朵里。

“你把我卖了。”

“什么叫卖?”他抬起头,脸上有点急,“那是我弟!一家人!房子分下来,志军结婚住一间,咱们住一间,妈住一间,不都一样?”

“一样?”我站起来,“那房本上写谁的名?”

他不说话了。

“写谁的?”

“先写志军的。”他说,“以后再改。”

我笑了一声。那一声笑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五

第二天,我去了房管科。

房管科在行政楼一层,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写着“房产管理科”。屋里两张桌子,一个算盘,一摞牛皮纸档案。

老刘正在喝茶。看见我,把杯子放下,笑了一下。

“秀兰啊,恭喜恭喜,五十七名。”

“刘师傅,”我说,“我想看一下我的申报表。”

“表都封了,送厂办存档了。”

“那存根呢?”我说,“申报表是复写的,科里留一份存根。”

老刘的笑僵在脸上。

“存根……存根也得找。”

“我等着。”

他磨蹭了半分钟,从柜子最底下抽出一本硬壳本,翻了几页,推到我面前。

那是一张复写纸的存根,蓝印,字迹有点糊。

我一眼就看见了。

工龄那一栏,“1979”被涂掉了,上面改成“1983”,涂改的地方用钢笔描过,描得很重。双职工那一栏,画了一道横线。荣誉那一栏,空白。

复写纸有个好处:你改上面那张,下面的蓝印改不了。

蓝印上,清清楚楚印着“1979”,印着“双职工”,印着“市劳模”。

我把存根举起来,对着窗户的光。

“刘师傅,”我说,“这上面是什么?”

老刘站起来,走过来看了一眼,又坐回去。

“秀兰,”他压低声音,“这事儿……你别为难我。是志强求到我这儿来的,他说你们家里商量好了。”

“他跟你说的?”

“他说你同意。”

我把存根放回桌上。

“刘师傅,”我说,“我不同意。”

六

我去找了孙玉梅。

她是厂工会的女工委员,四十多岁,短发,说话不绕弯。她男人前年得病走了,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厂里没人敢欺负她。

我把存根的事说了。

她听完,把手里正在织的毛衣放下,针还插在线团上。

“复写的存根你拿到了?”

“拿到了。”

“他们要不认呢?”

“我留了照片。”

孙玉梅抬头看我。

“你还拍了照?”

“我找我弟借的相机。”我说,“照相馆的师傅教过我怎么对光。”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短。

“行。”她说,“这事我管。职工代表大会下礼拜开,分房方案要在会上过。你写个材料,我帮你递。”

“孙姐,”我问她,“我这么做,是不是把家拆了?”

她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秀兰,”她说,“房是他们拆的,不是你拆的。”

七

晚上回去,家里气氛不对。

婆婆坐在外屋,脸拉得老长。志强也在,坐在她旁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小满趴在里屋的门缝上往外看,看见我,想跑出来,被婆婆瞪了一眼,缩回去了。

“何秀兰。”婆婆开口了,“你去房管科闹了?”

“我去查了我的分。”

“分什么分!”她一拍桌子,“我赵家娶你进门,给你吃给你住,你现在为了几平米,要翻天了?”

“妈,那本来是我的分。”

“你的?”她站起来,“你人都是赵家的,你的分不是赵家的?”

我没说话。

“签字。”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拍在桌上,“签了,这事就算了。以后志军记你的好。”

我看那张纸。上面印着几行字,大意是“本人何秀兰,自愿将分房资格让予赵志军”,底下空着一个签名的地方。

“我不签。”

“你签不签?”

“不签。”

赵志强把烟按灭,站起来。

“秀兰,你别不识好歹。”

“我怎么了?”

“你要闹到厂里去,我以后在科里怎么做人?”

“你把我材料改了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怎么在车间做人?”

他抬起手,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不重。但屋里的空气一下子静了。

小满在里屋“哇”地哭出来。

婆婆说:“打得好,女人就得管。”

我站在那儿,脸上火辣辣的。

我没哭。

我走进里屋,把小满抱起来,拿了她的棉袄,拿了我的外套,往外走。

“你上哪儿去?”婆婆在后面喊。

“医院。”我说,“小满发烧了。”

八

小满烧到三十九度二。

厂医院在厂区西边,一间平房,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医生给孩子打了退烧针,让留院观察。

我抱着小满,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她烧得迷迷糊糊,小手抓着我的衣领。

“妈,”她迷迷糊糊地问,“爸为什么打你?”

“爸没打妈。”我说,“爸跟妈闹着玩。”

“那他为什么大声?”

“因为他嗓门大。”

小满“哦”了一声,很快睡着了。

走廊尽头的窗户没关,风灌进来。我把棉袄裹在她身上,自己坐在风口。

那天夜里我想了很多事。

我想起一九七九年,我妈病退,我顶她的班进厂。第一天进细纱车间,机器轰隆隆地响,师傅在我耳边喊:“手要快,眼要准,纱断了要接上,接不上就是次品!”

我想起一九八二年,我第一次评上先进,奖了一个搪瓷缸,上面印着“劳动光荣”。那个缸我现在还在用,掉了漆。

我想起一九八五年,小满出生。志强抱着她,在医院走廊里转圈,说:“我赵志强有闺女了,谁也别想欺负她。”

我想起上个月,我把档案袋交给他的时候,他说:“你放心。”

天亮的时候,小满的烧退了。

我抱着她回家,路上买了两根油条。她啃着油条,两条腿在自行车前杠上晃。

“妈,我们今天回家吗?”

“回。”

“回哪个家?”

我愣了一下。

“回家。”我说,“妈给你找一个新的家。”

九

职工代表大会在厂俱乐部开。

那天来了一百多号人,长条椅子摆得满满当当。主席台上坐着厂长、书记、工会主席,还有房管科的老刘。

我坐在最后一排,怀里抱着一个布包。

包里是那张复写纸存根、我的劳模证书、进厂登记表的复印件,还有小满的独生子女证。

孙玉梅坐在我旁边,把一张纸条塞给我。

“议程第三项,分房方案。到时候会问有没有意见。”她说,“你站起来,说清楚就行。别哭。”

“我不哭。”

“记住,说事实,不说气话。”

轮到分房方案的时候,厂长董国栋念了一遍,念到“本次分房严格按照工龄、人口、荣誉综合打分”时,台下有人笑了一声。

“有意见的,现在提。”董厂长把稿子放下,“没有就过了。”

我站起来。

一百多双眼睛一齐看过来。

“董厂长,”我说,“我有意见。”

十

我把存根举起来。

“我叫何秀兰,细纱车间挡车工。我的申报表,进厂时间被改成了八三年,双职工分没报,劳模分没报。这是我那张表在房管科留的复写存根,底下这层蓝印,改不了。”

台下开始有人交头接耳。

“把存根拿上来。”董厂长说。

一个干事把存根送上去。董厂长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又递给旁边的书记。

“老刘。”董厂长叫了一声。

老刘站起来,额头上出汗了。

“这个……可能是笔误。”

“笔误能把七九改成八三?”我问,“笔误能把双职工那一栏划掉?”

台下一阵哄笑。

“何秀兰同志,”书记开口了,“这个事,厂里会查。你先坐下。”

“书记,我还有一句。”我说,“我的分,被转给了赵志军。转的理由,是他要结婚。我想问一句:厂里分房,是按劳分配,还是按谁家娶媳妇分配?”

会场静了两秒,然后响起掌声。

掌声是从后排开始的,先稀稀拉拉,后来连成一片。

我看见老胡坐在第三排,拍得最响。

十一

赵志军是在掌声里冲进来的。

他二十三岁,一米八的个子,脸涨得通红,从人群里挤过来,指着我。

“何秀兰!你什么意思?你要把我往死里逼?”

“我没逼你。”我说,“你的分不够,就去排队。今年不够,明年排。我一九八三年结婚,排了五年才排到今年。”

“你——”

他往前冲,被人拉住了。

赵志强也来了,站在门口,没往里走。

他看着我,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我说出了那句话。

“董厂长,书记,孙姐。”我说,“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提一件事。我要跟赵志强离婚。”

会场彻底静了。

连主席台上翻纸的声音都停了。

“秀兰。”孙玉梅在底下拉我的衣角。

我没坐下。

“我进厂九年,没请过一天事假。我在车间里接断纱,接到手指头裂口子,冬天用胶布缠着照样上机。我评劳模那年,厂里奖我一个搪瓷缸,我用到今天。”我说,“我以为,我这么干,能给我的孩子挣一间朝南的房子。”

我停了一下。

“房子我可以不要。”我说,“这个婚,我离。”

十二

离婚没我想的那么容易。

那年头,离婚得单位调解,街道调解,妇联调解。三步走完,才能去法院。

第一步是厂调解委员会。

调解员是个快退休的老太太,姓王,叫我坐着,给我倒了一杯茶。

“秀兰啊,”她说,“夫妻嘛,哪有舌头不碰牙的。他打你,是不对,我批评他。可孩子还小,你想想孩子。”

“我想的就是孩子。”我说,“我不想让她长大了,觉得她妈挨打是应该的。”

“那你一个人带孩子,日子怎么过?”

“怎么过?”我说,“我有手,有工作,一个月四十二块五。我算过,粮票够,布票够,够活。”

王老太太叹了口气。

“你这脾气,太硬。”

“王姨,”我说,“我不是硬。我是退到头了。”

第二步是街道。居委会主任是个胖阿姨,劝了我一个下午,最后说:“你这案子,我这儿过不了。你去找妇联吧。”

第三步是妇联。妇联的干事很年轻,戴眼镜,听我说完,问了一句:“你有证据吗?”

我把存根、照片、医院的病历都拿出来。

她一张一张看完,抬起头。

“何秀兰同志,”她说,“你这个案,我们支持。”

十三

赵志强来找我,是在一个星期天。

他站在筒子楼的过道里,手里提着一兜苹果。

“秀兰,”他说,“我们谈谈。”

“谈什么?”

“我不离。”

“那你去法院说。”

“你非要这样?”

“志强,”我说,“你改我材料的时候,想过我吗?你打我的时候,想过小满在看吗?”

“我那天喝了酒。”

“你打我的时候没喝酒。”

他低下头,看着手里的苹果。

“秀兰,”他说,“我错了。房子我去给你要回来。志军那边,我去说。”

“房子我要。”我说,“婚我也离。”

“为什么?”

“因为你到今天,还是觉得这是房子的事。”

我把他手里的苹果推回去。

“你拿回去给小满吃吧。”我说,“她爱吃苹果。”

十四

房子的事,最后是董厂长拍的板。

房管科重新核了我的分,三十四分,第七名。分到二号楼二楼,三十六平米,两室一厅,有暖气。

分房通知下来那天,孙玉梅把那张纸送到车间。机器太响,她凑到我耳朵边上喊:“秀兰!你有房了!”

我摘下口罩,看着那张纸,手有点抖。

“朝南。”孙玉梅说,“两个窗户,都朝南。”

我点点头。

我想说谢谢,嘴一张,眼泪先掉下来了。

孙玉梅拍着我的背。

“哭吧。”她说,“哭完接着干。”

十五

搬家那天,下着小雪。

我借了一辆三轮车,孙玉梅和她儿子帮我推。东西不多:两床被子、一个木箱、一个脸盆架、一个煤油炉、小满的一箱小人书。

还有那台缝纫机。

缝纫机是我的嫁妆,蝴蝶牌的,我妈攒了三年的布票和钱,在我出嫁前买的。这些年一直放在婆婆屋里,她说是“家里的东西”。

我去搬的时候,婆婆拦在门口。

“这缝纫机不能动。”

“这是我妈的嫁妆。”我说。

“进了赵家的门,就是赵家的东西。”

我没跟她吵。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是当年结婚时写的嫁妆单子,上头写着“蝴蝶牌缝纫机一台”,底下有她按的手印。

婆婆看着那个手印,脸一阵红一阵白。

“秀兰,”她说,“你真要做得这么绝?”

“妈,”我说,“我给您留了一条路。您要是想小满,随时来。缝纫机,我今天必须搬走。”

她没再拦。

我和孙玉梅把缝纫机抬下楼梯的时候,我听见她在屋里哭。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她哭。

十六

新家在二楼,楼道里有股石灰味。

门一推开,阳光就扑进来。屋里空空的,墙是新刷的,白得晃眼。地上有一层薄薄的水泥灰,踩上去有脚印。

小满跑进去,从这间屋跑到那间屋,最后跳上窗台,趴在那儿看外面。

“妈!”她喊,“能看见厂里的大烟囱!”

我把缝纫机推到窗户底下,摆好,坐下来,踩了两下踏板。

“嗒嗒嗒。”

声音在空屋子里转了一圈,撞在墙上,又回来。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床,被子铺在地上。小满躺在被子上,瞪着天花板。

“妈,”她说,“这是我们家吗?”

“是。”

“就我们俩?”

“就我们俩。”

她沉默了一会儿。

“那爸呢?”

“爸有爸的家。”

“他还会打你吗?”

“不会了。”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被子里。

“妈,”她闷闷地说,“我以后长大,要挣好多好多钱,给你买大房子。”

我躺在她旁边,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

“好啊。”我说,“妈等着。”

十七

离婚证是一九八九年春天拿到的。

法院在区里,一间很小的屋子,法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说话很快。她问了三遍“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我答了三遍“是”。

赵志强坐在我对面,一直低着头。

最后签字的时候,他忽然抬头看我。

“秀兰,”他说,“小满归你,我每个月给十五块抚养费。”

“你给不给,我不指望。”我说,“你来看她,我不拦。”

他签了字。

出了法院,风很大。他站在台阶上,点了根烟。

“秀兰。”

我停下来。

“我没想害你。”他说。

“我知道。”我说,“你只是从来没想过我。”

十八

一九九〇年的春节,是我和小满过的第一个年。

除夕那天,厂里放了假。我把屋子扫了三遍,用红纸剪了两个窗花,贴在朝南的窗户上。

小满穿着新棉袄,在屋里转圈,问:“妈,今年有饺子吗?”

“有。”

我剁馅,和面,包了六十个。白菜猪肉的,肉是凭票买的,肥的多。

包到一半,门被敲响。

我以为是孙玉梅,开门一看,是婆婆。

她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饺子,热气腾腾。

“给孩子的。”她说。

我接过来。

她没进来,往屋里看了一眼,看见缝纫机,看见窗户上的窗花,看见小满。

“奶奶!”小满跑过去。

婆婆蹲下来,抱了抱她。

“奶奶,你吃饺子吗?”小满问。

“奶奶吃过了。”

她站起来,看着我。

“秀兰。”

“嗯。”

“志军结婚了。”她说,“那房子,分了。”

“知道了。”

“他媳妇……”她顿了顿,“不如你。”

我没接话。

她转身下楼,走到楼梯拐角,回头说了一句:“饺子趁热吃。”

我把门关上。

小满捧着那碗饺子,问我:“妈,奶奶为什么不进来?”

“奶奶忙。”

“她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

“不是。”我说,“奶奶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进来。”

那年的饺子,我吃了六个。

剩下的,都让小满吃了。

十九

厂里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

一九九〇年开始,细纱车间的机器停了一半。原料进不来,布卖不出去,工资从月初拖到月中,从月中拖到月底。

一九九二年冬天,第一批下岗名单下来了。

名单贴在厂部门口那面墙上,就是当年贴分房榜的地方。红纸换成了白纸,毛笔字换成了油印。

小周在名单上。

她那天在车间门口站了很久,工作服都没脱,手里攥着一条围裙。

“秀兰姐,”她说,“我干了十一年。”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男人也在机修,他也下来了。”她说,“家里两个孩子。”

我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塞给她。她不要,我硬塞。

后来她还是走了,去了南方。走之前给我留了一个地址,说等她站稳了就写信。

那封信,我到现在也没收到。

二十

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带了第一个徒弟,叫吴春霞,十九岁,从农村招来的合同工。

她手笨,接头总接不上,急得哭。

我教她,一遍不行十遍。我跟她说:“机器不认人,你手熟了,它就服你。”

那年评先进,车间有一个名额,我报的是吴春霞。

过了几天,名单下来,换成了车间统计员的外甥。

春霞在更衣室里哭。

我去找老胡。

“胡师傅,先进是评出来的,还是排出来的?”

老胡抽烟,不说话。

“春霞三班倒,接头产量全车间第一。”我说,“她凭啥让?”

老胡把烟按灭。

“秀兰,”他说,“有些事,你管不了。”

“我管得了我这张嘴。”

第二天,我把春霞的产量记录抄了一份,贴在车间的黑板报旁边。

第三天,名单改了。

春霞来找我,眼睛红红的。

“师傅。”

“别谢我。”我说,“下回自己争。”

她一直干到厂子破产,后来去了南方,现在开一家小饭馆。每年过年给我打电话,第一句总是:“师傅,我今天又接了一万米不断的纱。”

二十一

我没想到,最后救我的,是我妈那台缝纫机。

那时候厂里发不出工资,我就接零活。改裤脚、换拉链、做棉袄,一件五毛、一块。

筒子楼里的人都来找我,后来隔壁楼的也来。我下班以后踩缝纫机,踩到夜里十一点,脚底板发麻。

一九九三年,粮票取消了。街上开始有摆摊的,有倒腾服装的,有从南方背货回来的。

我做了一个决定。

停薪留职。

车间主任老胡把我叫到办公室,抽了半包烟。

“秀兰,你想好了?”他说,“厂里再难,也是个铁饭碗。”

“胡师傅,”我说,“碗里没饭了,铁不铁的,有啥用。”

他叹了口气。

“你去吧。”他说,“车间给你留着位置。啥时候想回来,回来。”

二十二

我在市场租了个摊位,一米二宽,一个月三十块。

一块木板,一台缝纫机,一把剪刀,一个铁皮盒收钱。

头一个月,挣了七十八块。

第二个月,一百二十。

第三个月,有个开服装店的老板娘拿来一批次品,让我改。我熬了三个通宵,改完,她给了三百。

收摊那天晚上,我把那三百块钱数了三遍。比我一个月工资还多。

我坐在三轮车上,看市场里的灯一盏一盏灭,忽然想笑。

我没笑出声。我只是把钱揣进贴身的口袋,按了按。

那年冬天,我买了一台电动缝纫机,二手的,六百块。

小满蹲在旁边看我踩,问:“妈,这个怎么不用脚?”

“用电。”

“电会咬人吗?”

“不咬。”我说,“它帮妈挣钱。”

一九九五年,我在市场边上盘下一间门面,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四个字:秀兰制衣。

开业那天,孙玉梅来了,送我一盆绿萝。

“秀兰,”她围着屋子转了一圈,“你成了。”

“还没成。”我说,“刚起步。”

她笑:“你这个人,就是不肯说自己好。”

二十三

一九九六年,孙玉梅给我介绍了个对象。

副厂长,姓李,丧偶,比我大八岁,两个孩子都在上中学。

“条件多好。”孙玉梅说,“有房,有工资,人老实。”

我说不去。

“为啥不去?”

“孙姐,”我说,“我现在挺好的。”

“好啥?一个人带孩子,累不累?”

“累。”

“那你还——”

“累归累,”我说,“可我下了班,屋里谁也不用伺候。我想吃面条就吃面条,想几点睡就几点睡。”

孙玉梅看着我,叹了口气。

“你这是被伤着了。”

“不是。”我说,“我是知道了,日子还可以这么过。”

后来李副厂长自己来过一回,买了两条布,说是做窗帘。

量尺寸的时候,他问我:“何师傅,你就没想过有个伴儿?”

我拿软尺量到窗台。

“李厂长,”我说,“我这辈子给人当过闺女,当过媳妇,当过妈。剩下这些年,我想当回我自己。”

他走了。

再没来过。

那两个窗帘,我做得特别用心。

挂上去那天,小满说:“妈,咱家真好看。”

我说:“嗯,好看。”

二十四

小满上初中那年,跟人打了一架。

老师打电话叫我去。我放下手里的活,骑车赶到学校。

办公室里,小满站在墙角,脸上有一道抓痕,校服扣子掉了两颗。对面站着一个男生,比他高半个头。

“他骂我。”小满说。

“骂你什么?”

她低着头,不说话。

老师说:“那个男生说,她没爸。”

我看着她。

“小满,”我说,“你爸有,只是不跟我们住。”

“那他为什么不来开家长会?”

“因为他忙。”

“他忙什么?”

我答不上来。

回家的路上,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路没说话。到了楼下,她忽然说:“妈,我不怪你。”

“怪我什么?”

“怪你离婚。”她说,“我们班李静她妈也离婚了,她妈天天哭。你不哭。”

我把车支好,转过身看她。

“妈不是不哭。”我说,“妈是躲在你睡着以后哭。”

她愣了一下,然后扑上来抱住我,抱得很紧。

二十五

一九九八年,厂里房改。

我们住的这套三十六平,作价一万二,卖给职工。可以一次性付,也可以分期。

我手里的钱,刚够进一批面料。

那几天我睡不着。白天看铺子,晚上算账,算来算去,怎么都差三千。

最后是小满把她攒的钱拿出来了。

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是压岁钱、奖学金、还有她假期在铺子里帮忙我给的工钱。一角、两角、一块、五块,码得整整齐齐。

“妈,”她说,“数过了,三千一百四十二。”

“这钱妈不能要。”

“为什么不能要?”她说,“这房子我也住。”

那天晚上,我抱着那个铁盒,在厨房里坐了很久。

第二天,我把钱交了。

房本上写着我的名字:何秀兰。

名字是打印的,方方正正。

我摸着那三个字,摸了半天。

二十六

一九九九年,铺子差点没了。

隔壁杂货铺的电线老化,半夜着了火。火没烧到我这儿,消防车的水把我半屋子布都浇透了。

第二天开门,看着一屋子泡水的布,我坐在地上,起不来。

孙玉梅来了。

小满也来了。她那年十六,蹲下去,一块一块地把布往外拖。

“妈,能洗。”

“洗了也卖不上价。”

“那咱自己用。”她说,“做棉袄,做被面,做啥都行。”

我看着她,忽然就站起来了。

那年冬天,我把泡水的布全做成了小孩棉裤,便宜卖给工地上的民工,一条十五块。

卖完,一分没赔。

小满说:“妈,你真厉害。”

我说:“是你厉害。要不是你那句话,妈那天就垮了。”

二十七

二〇〇一年,小满高考。

考前一个月,她忽然不去上学了。

我早上叫她起床,她用被子蒙着头。

“我不考了。”

“为啥?”

“考不上。”

“考不上就考不上,去考一次。”

“我不去!”

我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把被子掀开。

她眼睛肿着,一夜没睡。

“小满,”我说,“妈不逼你。你告诉妈,你怕什么。”

她哭了。

“我怕考不好,你失望。”

我坐在床边。

“妈这辈子,最怕的不是你考不好。”我说,“妈最怕的是,你以后遇见事,第一反应是躲。”

她看着我。

“去考。”我说,“考完,不管多少分,妈都给你做红烧肉。”

她去了。

成绩下来那天,她冲进铺子,把一张纸拍在裁布台上。

“妈!我考上了!”

我看不懂那些分数,只看见“录取”两个字。

我拿起剪刀,把那张纸裁下一角,夹进了账本里。

那一角纸,现在还在。

二十八

小满去上大学那天,我送她到火车站。

她背着一个大包,手里提着一个行李箱,箱子上贴满了贴纸。

“妈,”她说,“你回去吧。”

“我看着你上车。”

“我又不是小孩了。”

“你在妈这儿,永远是小孩。”

她笑了一下,眼睛红了。

火车进站,人潮往前涌。

她走了两步,又回过头。

“妈。”

“嗯?”

“那台缝纫机,你别扔。”

“扔它干啥?”

“等我毕业了,我要用它给你做一件衣服。”她说,“蝴蝶牌的,踩起来有声音的那种。”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开走。

风把站台的纸吹起来,转了两圈,落在铁轨上。

二十九

小满上大学以后,每个月给我打一次电话。

厂区门口的公用电话亭,三毛钱一分钟。我算好时间,提前十分钟站在那儿等。

她说的都是小事:食堂的菜贵,宿舍的暖气不热,老师夸她画的图好。

我说的也少:铺子忙,别惦记,钱够花。

有一回她忽然问:“妈,你一个人在家,怕不怕?”

我说:“不怕。”

其实我怕。

那几年老邻居一户一户搬走,一到晚上,楼道里静得能听见水管响。

后来我买了个收音机,睡觉也不关,让它响着。

有一次电话打长了,她在那头说:“妈,暑假我不回来了,找了个服装厂实习。”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在电话亭里站了很久。

三毛钱一分钟,我舍不得再打回去。

三十

赵志强来找我借钱,是二〇〇三年。

厂子破产了,他下岗三年,做过保安,摆过地摊,都没干长。人瘦得脱了形,头发白了一半。

他站在铺子门口,没进来。

“秀兰。”

我正在裁布,抬头看了他一眼。

“进来坐。”

他进来,坐在小板凳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个来面试的。

“小满上大学了。”他说。

“嗯,学服装设计。”

“好。”他点点头,“好。”

沉默了一会儿。

“我来……想跟你借点钱。”他说得很慢,“我妈住院了,胆结石,要做手术。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放下剪刀。

“多少?”

“一千。”

我从抽屉里数了一千二,递给他。

“五百是借你的。”我说,“七百是给妈的。她再不对,也是小满的奶奶。”

他接过钱,手在抖。

“秀兰,”他说,“当年的事……”

“别提当年了。”我说,“写个借条。”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你还是这个脾气。”

“我这个脾气,养活了我闺女。”我说。

三十一

二〇〇五年,小满毕业。

她打电话回来,说上海有家服装公司要她,试用期一个月一千八。

“妈,我想去。”

“去。”

“你不拦我?”

“拦你干啥。”我说,“妈这辈子没出过省,你不能跟妈一样。”

她在电话那头哭了。

“妈,等我挣了钱,接你去上海。”

“行。”我说,“妈等着坐飞机。”

她去了上海,一待就是六年。

三十二

婆婆是二〇〇八年走的。

胆结石手术后,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后来查出肝上有东西。拖了两年,最后那半年,人瘦成一把骨头。

赵志强打电话给我,声音哑得听不出来。

“秀兰,我妈可能不行了。”

我去了医院。

病房里很闷,有股药味。她躺在床上,眼睛闭着,呼吸很轻。

我在床边坐下。

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看见我,眼睛动了一下。

“秀兰。”

“妈。”

她的手在被子外面摸索,我把手伸过去,她抓住了。

“当年,”她说,“是我对不起你。”

“都过去了。”

“那房子……那分……”她喘得很厉害,“是我让志强去办的。我说,志军要结婚,先紧着他。”

我没说话。

“我那时候想,”她说,“你一个女人,能有什么出息。我没想到……”

她没说完,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流进枕头里。

我拿毛巾替她擦了。

“妈,”我说,“您歇着吧。”

她抓着我的手,抓了很久,睡着了。

三天后,她走了。

丧事办得很简单。

赵志军从外地赶回来,穿着一身黑,站在灵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走过来,叫了一声“嫂子”。

“别叫嫂子了。”我说。

“那叫什么?”

“叫秀兰姐吧。”我说,“你妈临走前,跟我说了对不起。”

他低下头,肩膀抖了一下。

“我当年……”他说,“我当年要是拦着她,是不是就不一样?”

“不知道。”我说,“人都往前走,别回头看了。”

三十三

二〇一一年,小满回来了,带回来一个男的,还有一箱子设计图。

“妈,”她说,“我想回来开工作室。”

“上海不好?”

“好。”她说,“可我想离家近点。”

那天晚上,我在厨房做饭,听见她跟那个男的在客厅里笑。

我站在灶台前,忽然就哭了。

哭完,我把火关小,接着炒菜。

二〇一五年,小满结婚。

男方是她大学同学,做室内设计的,人很老实,第一次上门就帮我搬布,搬了一下午。

婚礼前一天,我关了半天铺子,在里屋做被子。

一床大红被子,缎子面,绣着石榴。针脚要密,棉花要弹得松,压得实。

小满坐在旁边看。

“妈,”她说,“现在都买现成的了。”

“买的没这个沉。”我说,“被子沉,压得住。”

她笑,然后忽然问:“妈,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离婚。”

我停下手里的针。

“后悔。”我说。

她愣了一下。

“我后悔没早三年离。”我说,“那三年,我白挨了。”

小满低下头,肩膀一抽一抽的。

“别哭。”我说,“大喜的日子。”

“我没哭。”她说,“棉花进眼睛了。”

三十四

老厂房是二〇一九年拆的。

拆之前,厂里组织了一次“回厂看看”的活动,老职工都可以来。我去了。

车间里的机器早搬空了,地上落着厚厚一层灰。阳光从破了玻璃的窗户照进来,照出一根一根的棉絮,在空气里飘。

我走到细纱车间,找到我当年那台机器。

机器上还挂着一块牌子,编号还在。

我伸手摸了摸,铁是凉的。

“秀兰?”

我回头。

赵志强站在车间门口。他穿着一件旧夹克,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

“你也来了。”我说。

“嗯。”他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看着那台机器,“我记得你这台,老断纱。”

“后来不断了。”

“你手快。”

我们站着,谁也没说话。

外面有工人在拆房顶,铁皮被掀起来,砸在地上,咣当一声。

“秀兰,”他说,“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说。

“你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我过得好,跟你没关系。”我说,“是我自己挣的。”

他点点头。

“是。”他说,“是你自己挣的。”

我们往外走,路过厂部门口那面墙。

墙皮掉了一半,可还是有几处红纸的印子,被雨水冲得发白,像几块褪了色的补丁。

“就在这儿。”我说。

“哪儿?”

“分房榜。第五十七名。”

他站住,看了那面墙很久。

“那天晚上,”他说,“我一个人在这儿站到半夜。”

“你看见了?”

“看见了。”他说,“我看见我的名字在第七名上,你的在五十七。”

我没说话。

“我当时想,等房子下来,我跟你解释。”他说,“后来房子下来了,我一个字也没说。”

风从厂区里穿过来,卷起地上的灰。

“志强,”我说,“那面墙,我后来也回来看过一回。”

“什么时候?”

“搬家那年冬天。”我说,“我抱着小满,站在这儿,跟自己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我说,何秀兰,你从今天起,谁的名字也别指望。”我说,“只指望你自己的。”

三十五

厂子拆完以后,那片地盖了商场。

我把铺子搬到了商场后面的巷子里,门面不大,生意还行。老顾客都跟过来了,说还是我做的衣服合身。

柜台最里面,摆着一个搪瓷缸。

白底,蓝字,印着“劳动光荣”。掉了漆,缸口磕了个小豁。

小满每次来都要笑我。

“妈,这缸都这样了,你还留着。”

“留着。”我说。

“有啥好留的?”

我擦了擦缸口,把它放回原处,摆正。

“这是妈这辈子,第一回有人当着全厂的面,说我干得好。”我说。

小满没再说话。

她走过来,从后面抱住我,下巴搁在我肩膀上。

窗外,商场的霓虹灯亮了。

巷子里有人推着三轮车经过,车上的风铃叮叮当当,像很多年前,车间里机器开动的声音。

外孙女趴在柜台上,踮着脚看那个搪瓷缸。

“姥姥,”她问,“这个缸为什么这么破?”

“因为它老。”

“老了为什么不扔?”

我把缸转过来,让她看上面那四个字。

“因为这里头,”我说,“装着姥姥的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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