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秒
上午十点,老小区六号楼三零二。
两室一厅,五十三平。客厅的窗朝北,光进来是灰的,落在沙发扶手上,那儿有一块被坐塌的凹陷,还没弹回来。人两个小时前被抬走了。
秦风站在门口换鞋套。屋里三个人:他自己,搭档胖子,还有死者的儿子张伟民。
张伟民靠在门框上抽烟,烟灰弹在地上。他穿一件条纹Polo衫,领口洗白了,皮带扣上有一道划痕。
“东西别乱翻。”他说,“我妈的东西,我自个儿收。”
胖子拎着编织袋,转头看秦风。
秦风没抬头。他把手套往上拉了拉,指缝里那道旧疤压住了。
“收了四年的屋子,规矩是先把东西列清楚。”他说,“您要留的,挑出来。”
“列什么列。”张伟民把烟按在窗台上,“人死在家里三天才被发现,你们倒挺勤快。”
秦风没接话。他走进客厅,蹲下。
地上有一件黑布罩的东西。掀开,是一台老式缝纫机,脚踏的,木头台面被手肘磨出一片亮。台面上放着顶针、线团、一把裁布剪。
剪刀搁得偏,刃口朝外。
秦风的视线在剪刀上停了一秒。老人一个人住,剪刀这么放,是方便拿。
他伸手去拿顶针。
顶针是铜的,内壁磨得很薄,套在指头上正好。
指尖一碰到,声音就来了。
三秒。
第一秒,一个男人的声音,很近,像低着头说话:水开了,妈,我给你倒。
第二秒,一声闷响。像一整袋米砸在地上,闷,沉,没有回声。
第三秒,一串钥匙响。哗啦,两下,然后没有动静了。
声音断掉。
秦风捏着顶针,指头僵着。
屋里没有男人。屋里也没有水。
厨房就在客厅北边三步远,煤气灶上放着一只铝壶。
秦风站起来,走过去,手掌贴在壶壁上。
凉的。
壶里的水是隔夜的,壶盖掀开,水面纹丝不动,壶底一圈白垢,干着。
他伸手摸煤气灶的总阀。拧了两下,纹丝不动,是关着的。
胖子在后面喊:“风哥,衣柜里全是棉袄,怎么处理?”
秦风没应。他回到缝纫机前,把顶针放回原处,又拿起来,捏了一下。
没有声音了。
一件东西,只听一次。
这是他给自己立的规矩。规矩是别人教不了他的——代价在后面,一次一次地还。
他往浴缸走。
卫生间门半开,浴缸里没有水,干的。缸沿上挂着一条毛巾,盖着缸沿的角。
秦风蹲下,把毛巾拎起来。
缸沿内侧有一小片深褐色,指甲盖那么大,已经干透了,边缘发黑。
毛巾角上同色的一点。
外面张伟民喊了一声:“找到什么没有?”
“没有。”秦风说。
他把毛巾盖回去,位置分毫不差。
警察给的结论就一句话:心源性猝死。老人七十三,有心脏基础病,一个人在家,倒下去,三天没人知道。案子走得很快,快到没人问一句:她为什么倒在卫生间门口,头上却有伤。
秦风回头看了一眼地上的缝纫机。
那句“水开了”,到底是谁说的。
第二章 规矩
“还屋”工作室在市殡仪馆西边二百米,一楼,卷帘门,门楣上贴一张白纸,写着四个字:遗物整理。
秦风二十六岁,做这行第四年。
第一天接活时,师傅只教了一句话:东西碰过就是碰过,别动第二次。
后来他自己加了一条规矩:摸到一件,只听一次。
代价是这样的。
第一次听,是在十年前。
他十六岁,母亲林云英从七楼窗口掉下去,落在花坛里。警察说是意外,失足。
母亲的东西装在两个纸箱里,堆在阳台,一年没动。
那天他打开箱子,摸到她的顶针。
三秒。一声轻咳。一个男人说,你儿子在楼下等你。然后是风。
他趴在窗台上吐了一晚上。
第二天他不记得自己前一晚吃了什么,也不记得母亲最爱做的那道菜叫什么。
再后来他把这件事想明白了:听完,会忘。
忘的不是大事,是一件很小很小的、关于自己的事。一次一件。不快,不少,不挑。
十年里他用了七次。忘了七个东西。
他忘了自己身份证上的生日。
忘了女儿秦月第一次喊“爸爸”是什么时候。
忘了母亲笑起来眼睛是往哪边斜的。
哪一次忘了什么,他不去数。
所以规矩只有一句:能不用,就不用。
这一次,他用了一次。用一个顶针,换了三秒。
胖子把两个编织袋拖到门口,喘着气:“风哥,你这脸怎么跟锅底似的?”
“没事。”秦风把手套摘了。
“张伟民那边说,房子急着出手,明天上午要清空。”
“明天清不完。”
“他说清了。”
秦风抬头。
张伟民还站在门口,手机贴耳朵,说话压着嗓子:“……房子就那一套,我妈名下。急,我急用钱。”
他挂了电话,转过来:“明天上午我过来。你们别再来。”
“遗物清单还没签字。”秦风说。
“签什么字。”张伟民把手插进裤兜,“我妈就一个箱子,一个柜,一个破缝纫机。不值钱。”
秦风盯着他:“缝纫机您要吗?”
“不要。”张伟民答得快,“那玩意儿谁要,占地方。”
“那给我。”秦风说,“工作室收老物件,不让它进垃圾站。”
张伟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倒会挑。拿走吧,给我五十。”
“两百。”
“行。”
他伸出手。秦风跟他握了一下,掌心凉的,手心有一层汗。
握手的时候,秦风的视线落在他另一只手上。
右手。小指第一节,缺了一截。
不是张伟民的手。
是门口那个人。
秦风猛地回头。
门口站着个老男人,五十上下,灰夹克,拎着一袋苹果。他没进来,就站在换鞋垫外面,鞋也没脱。
“伟民。”老男人喊了一声,“嫂子的事,我来看看。”
张伟民的脸一下变了,声音软下去:“褚哥,您怎么来了。”
老男人把苹果塞进门里,冲秦风点了下头:“辛苦你们了。”
秦风看着他。
灰夹克袖口磨破了一圈。右手拎袋子的姿势有点怪,小指那截是空的,剩下的部分勾不住东西。
老男人往里看了一眼,看的不是人,是那台缝纫机。
一眼,就一下,眼睛往下扫,又抬起来。
“你妈的东西,都在这儿?”他问张伟民。
“都在这儿。”张伟民说。
秦风把顶针塞进兜里,指头压着那圈铜。铜还带着人的温度。
第三章 壶
徐国栋在三楼派出所,副所长,四十多。
秦风把铝壶放在他桌上。
“壶是凉的。”秦风说,“煤气阀也是关的。”
徐国栋正在啃一个煎饼,抬头:“然后呢。”
“然后她死前听见有人说,水开了。”
徐国栋把煎饼放下,纸擦了擦手:“你哪只耳朵听见的。”
“现场有录音。”秦风说。
“哪儿?”
“……我听见的。”
徐国栋盯着他看了三秒,笑了一声:“秦风。你这行我熟,收死人的旧衣裳,卖死人的旧家具。你要当侦探,考警校。”
“三天前,你们判了个猝死,在槐树里六号楼。”秦风把壶往前推了推,“壶里水是隔夜的,壶底没新垢。燃气表的读数,比上月抄表那天多走了半格。半格,就是煮两回面。”
徐国栋的表情没动。
“她的手不能烧水。”秦风说,“去年冬天煤气中毒过一次,从那以后她只用电水壶。电水壶在柜子第二层,插头没拔,壶里也没水。”
“所以?”
“所以没有水在烧。没有水在烧,就没人会看见水开。那句‘水开了’是骗人的话——一句让人转过身去的话。”
徐国栋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
“你凭什么说有人说了这句话。”
“凭死者听见了。”
“你怎么知道死者听见了。”
秦风没说话。
徐国栋把壶提起来,倒了倒,没水出来。他放下,往椅背一靠。
“我告诉你个事。”他说,“张春燕的死,我们查过。她心脏三条血管堵了两条,法医写的‘猝死’,写得通。她头上有伤,我们记了,位置在右侧后脑,四厘米,皮下出血,没骨折。她一个人住,摔一跤磕在浴缸沿上,完全说得过去。”
“说得过去,不等于发生了。”
“那你说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站在她身后,说了句谎话,让她往灶台那边转过头去。然后一只手按着她的后脑,往缸沿上按了一下。”秦风把手按在自己后脑,“伤在后脑偏右,不是往前摔磕出来的,是往下按出来的。缸沿上有一片干掉的血,被毛巾盖着。毛巾角上也有一点。”
徐国栋沉默了几秒。
“毛巾是你掀的?”
“是。”
“掀完盖回去没有。”
“盖回去了。”
徐国栋忽然站起来,抓起外套:“走。”
警车开进槐树里,六号楼楼下停着一排电动车。三楼三零二的门还贴着封条,边角被人揭过。
徐国栋撕开封条,进屋,直奔卫生间。
毛巾还在缸沿上。他捏起来,对着窗户的光看。
那点褐色在毛巾角上,很浅,但看得出来。
“这是血。”徐国栋说。
“是她的血。”
徐国栋回头看他:“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
“什么。”
“最怕这种案子。”他把毛巾放进证物袋,“一个独居老人,三条血管堵了两条,随便怎么死,法医都写得出来。写完了,没人再问。”
他掏出手机:“我让人把现场再走一遍。”
秦风站在卫生间门口,眼睛落在客厅那台缝纫机上。
“徐所。”他说,“先把那台缝纫机扣下。”
“一台旧缝纫机?”
“她儿子不要。”秦风说,“一个儿子,妈死了三天,头一件事是急着卖房。可他不要妈踩了四十年的缝纫机。”
徐国栋看了他一眼。
“缝纫机我扣。”他说,“但你给我个理由。”
秦风把手套戴上,走到缝纫机前,蹲下,手掌贴着那块被磨亮的木头台面。
“因为这台机器,她谁都不让碰。”他说,“护工不行,儿子也不行。”
第四章 钥匙
钥匙的事,是从门后那只钩子查起的。
钩子上挂着一串钥匙,三把:房门、信箱、楼下的自行车锁。
秦风数了两遍。
三零二的房门有两把钥匙。老人一把,另一把是备用的,通常挂在同一个钩子上,两串并排。
钩子上只有一串。
“备用钥匙呢。”他问。
徐国栋翻物业的记录:“去年换过一次锁,换锁师傅登记了两把。一把交付业主,一把……”
“一把交给了谁。”
“没写。”
护工刘玉兰被叫到派出所的时候,围裙都没解。五十二岁,马尾扎得紧,手背上全是洗洁精泡出来的裂口,兜里掏出两颗水果糖,放在桌上。
“糖是我孙女的。”她说,“我揣着哄她。”
徐国栋把照片推过去:“这是张春燕家的备用钥匙,认得吗。”
刘玉兰看了一眼,点头:“认得。挂门后钩子上,跟主钥匙挨着。”
“你用过吗。”
“用过一次。”她说得很稳,“今年三月,她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喊不应。我拿备用钥匙开的门。”
“钥匙现在在哪。”
“钩子上啊。”
“钩子上只剩一串。”
刘玉兰的手停在半空,糖纸捏皱了。
“那不是我拿的。”她说,“我拿什么钥匙。我伺候她两年,她给我开工资,我给她做饭洗衣裳。我拿她钥匙干什么。”
她说着说着,眼泪下来了,抹了一把,手上的裂口被泪水一激,缩了一下。
“她前天还跟我说,让我给她孙女录一段话。”刘玉兰说,“她说她嘴笨,让我说。我说你自己的话你自己说。”
秦风记下了这句。
徐国栋查了当晚的事。
刘玉兰的丈夫在市二院住着,肺部感染,输液。医院的输液单是晚上七点二十开的,护士站有记录;走廊监控里,七点四十她端着盆从病房出来。
死亡时间推定在晚上八点到九点之间。
“不在场。”徐国栋说。
秦风靠在走廊的墙上,闭了下眼。
他冤枉了一个人。念头起来的时候他都没拦。他只想着“有钥匙的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天天在屋里的那个。
“徐所。”他说,“替我跟她说一句对不起。”
“你自己说。”
秦风走进询问室。
刘玉兰已经不哭了,坐在那儿,两只手交握着。
“是我先怀疑您的。”秦风说,“我错了。”
刘玉兰看了他一眼,很慢地点头:“你们这些做事的,都不容易。她一个人,我也不放心。”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她那台缝纫机。”刘玉兰回头说,“你别当破烂卖了。她说过,那是她的命。”
“她要留给谁。”
刘玉兰没答,只是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你去问她儿子。”她说,“他比谁都清楚。”
走廊尽头的窗子朝北,光斜着照进来。
秦风站在光里,忽然想到一件事:门后钩子上少的是备用钥匙。而那天张伟民在门口说,房子明天要清空——他连妈的东西都不要,怎么会要一把备用钥匙。
除非那把钥匙,从来不在他手里。
在别人手里。
第五章 药
药盒在客厅柜子第二层。
秦风把它拿出来的时候,盒子底下压着一张处方单:阿司匹林肠溶片,一天一片;单硝酸异山梨酯,一天两次。处方是十天一开,每开一盒七片。
药盒里剩四片。
他数了三遍,还是四片。
“十天一盒,她吃药按着日期吃。”秦风对胖子说,“十一月九号死,往前推十天是十月三十号开的。十天,她吃六片,剩四片,对不上。”
“多出来两片?”
“多了一片,或者少吃了三片。”秦风把药片倒在白纸上,一片一片翻,“这盒药的生产日期是九月,有效期到明年三月。但这几片药,切面不一样。”
胖子凑过来:“什么切面?”
“原装的药片边上是压出来的弧,光滑。这几片,边上有一道一道的茬,是手工切的。”秦风拿指甲刮了一下,“有人把一片切成两半,掺进来。”
他把药片收进袋子,又去看垃圾。
老人家里有三个垃圾袋,堆在门口,两天没人倒。秦风戴着手套,把袋口解开,倒在地上一张旧报纸上。
垃圾里有:两张用过的纸巾、一把菜叶、一个空酱油瓶、一小堆白色的小颗粒。
那堆颗粒,和药片一个颜色,但小一半,被碾过。
“她把药吐了。”秦风说,“含着,装咽下去,回头吐在垃圾里。”
胖子打了个寒战:“她早知道?”
“她不一定知道是药有问题。”秦风说,“她只知道吃了难受。老人吃不下药,最爱干的事就是含着,吐掉。”
楼道里有脚步声。一个老头拎着鸟笼上来,穿棉马甲,头发剩下不多。
“你们是收东西的?”他站在门口往里看,“春燕啊,可惜了。”
“您住这层?”
“四楼。我姓周,这一片都叫我老周。”他把鸟笼挂在扶手上,“她这人,犟。前年她儿子要卖房,她拿把剪子守在门口,谁提卖房她就剪谁。”
“最近见过她吗。”
“见过。”老周想了想,“十月里,有个灰衣裳的来过三趟。第一趟跟她儿子一块儿来的,后两趟自己来的。有一回我下楼扔垃圾,看见他站在她门口,拿钥匙开的门。”
秦风跟胖子对了一眼。
“您记得哪天吗。”
“记不清。”老周摇头,“我这记性。就记得有一回,他在门口站着,手里提着个塑料壶——就是那种大桶的纯净水。她家里人不喝那个,她只喝烧开的。”
秦风把垃圾袋系回去。
他站起来的时候,眼睛落在药盒侧面的标签上。
标签是新贴的。下面还压着一层旧的,边角露出来,上面印着另一个日期。
有人把药盒换过,把标签换了。
“胖子。”秦风说,“去把徐所叫来。就说,这屋里有人给她换过药。”
第六章 隔门
三零一的门,比三零二新。门框上的漆还是亮的,门铃是带灯的那种。
徐婷婷开门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把葱。
“又是你。”她说,“你们不是查完了吗。”
“想问一件事。”秦风说,“十一月九号晚上,您在家吗。”
“在。”她往门里退了半步,“我一晚上都在,我闺女发烧,我守着她。”
“那天晚上,您听见什么了吗。”
徐婷婷的手停了。
“听见了。”
“什么。”
“八点十几分的时候,隔壁‘咚’一声。”她说,“我以为她摔了。我拍了两下墙,没人应。我想过去敲门,我闺女在屋里喊我,我一犹豫,就……”
她没往下说。
“后来呢。”
“后来九点多,她家门响了一下。”徐婷婷说,“开门,关门。我以为是她儿子回来了。”
“您看见人了吗。”
“我从猫眼里看了一眼。”
秦风往前一步:“看见什么。”
“一个后背。”徐婷婷说,“灰夹克,头发短。他下楼,手里拎着一袋东西,塑料袋,白的,满的。”
“满的。”
“鼓着。”她说,“像装了衣服。”
秦风站在门口,没说话。
屋里传来小孩咳嗽。徐婷婷回头看了一眼,又把头转回来,声音低下去。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说。”她说,“八点十几分,就是那声‘咚’之前,我听见一句话。”
“什么话。”
“一个男人说,水开了,我给你倒。”
秦风的后背一凉。
“您确定是这句。”
“我确定。”徐婷婷说,“因为那句话,我当时还想,她儿子来了,还挺孝顺。”
她把手里的葱攥紧了。
“后来警察来说她猝死,我就没敢说我听见什么。”她说,“我怕说错了,人家以为我瞎编。”
“您现在为什么说。”
“因为你问了。”徐婷婷看着他,“这几天我一直睡不着。我老想,那天晚上我要是去敲一下门,会不会不一样。”
秦风没有安慰她。
他只是从兜里掏出那只顶针,放在掌心,看了一眼。
“您说的话很有用。”他说。
“有用?”
“九点多,他拎着一袋满的东西下楼。”秦风说,“那是她的药盒、她的账本,还是她的房本,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了一件事——他走的时候,带走了东西。”
“那能怎么样。”
“能证明他不是去照顾她。”秦风说,“照顾人的,走的时候不会拿一袋鼓的东西。”
那天晚上,秦风回工作室,把这句话写在白纸上,贴在墙上。
他写了两行。
第一行:八点十几分,谎话。咚。
第二行:九点多,门响。一袋东西。
他把中间空出一块,用马克笔画了个方框,框里写了三个字:他在找。
找什么?
找那本能把他钉死的本子。
第七章 遗嘱
张伟民是被叫来签遗物清单的。
他坐在工作室的塑料椅上,腿翘着,一叠纸摊在桌上。
“签哪儿。”
“最后一页。”秦风把笔递过去,“您妈的名字、您的关系、您的电话。”
张伟民签得很快,字迹潦草,横折都带钩。
“房子什么时候能过?”他问。
“不归我管。”
“那你管什么。”他一把抽回清单,折了两折,“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搬死人的箱子,能挣几个钱。”
秦风没生气。他把一只纸箱推到桌角。
“这里面是您妈的东西。您挑。”
张伟民看都没看:“都给你了。两百块,我收了。”
“有一件事我想问。”秦风说,“她的房本,您见过吗。”
张伟民的手停了。
“房本?”他把腿放下来,“在抽屉里吧。”
“抽屉我翻过。三个抽屉,都是空的。只有一盒药、一把尺、一叠旧照片。”
“那我不知道。”
“房子要过到您名下,房本得先有。”
“我知道!”张伟民的声音高了,“我他妈正找呢!”
他的手在桌上拍了一下,纸箱里的东西晃了晃。
秦风把一只顶针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她一辈子就这一台缝纫机。”他说,“她谁都不让碰。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张伟民看着那只顶针,嘴唇动了一下,没说话。
“我猜过。”秦风说,“后来不想猜了。”
“你少在这儿绕。”
“那我直说。”秦风把顶针往前推了推,“她藏东西。藏在谁都想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她藏什么吗。”
张伟民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刮了一下。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都没有。”秦风说,“我就是问问,您妈一辈子最舍不得的东西是什么。”
“破机器。”
“不是。”秦风说,“是您。”
张伟民的脸僵了两秒。
他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屏幕,脸色立刻变了,把手机翻过去,扣在腿上。
响了三声,停了。半分钟后,手机又响。
“接吧。”秦风说。
张伟民站起来,走到窗边,侧着身。
“褚哥……嗯……我说了,我说了……不是,房本还没找着……我知道急,我知道……明天上午,明天上午我过去行了吧。”
他挂了电话,回过头来,脸上已经恢复了那层硬。
“我妈的东西归你了。”他说,“房子你别惦记。我那是有主的。”
他走了。
胖子在旁边把编织袋扎口:“风哥,他那声‘褚哥’,叫得跟见了爹一样。”
秦风没应。
他把清单翻到最后,看了一眼签字:张伟民,以及一串手机号。
“胖子。”他说,“你替我跑一趟。”
“去哪儿。”
“跟着他。”
胖子愣了一下:“跟着?我又不是警察。”
“不用跟远。”秦风说,“看他跟谁碰头,在哪儿碰头,碰完头他手里多了什么。”
胖子去了两个小时。
回来的时候,鞋带松着,脸上有汗。
“风哥。”他一屁股坐下,“张伟民去了银行,取了钱,两万。然后去了一家中介,安居中介,在菜市场斜对面。”
“他跟谁碰头。”
“灰夹克。”胖子说,“两个人在门口站着,褚接了他的钱,数了一遍,抽出来一沓又塞回去,说了一句。”
“说什么。”
“他说‘房子卖了,剩下的再说’。”
秦风把笔放下。
“剩下的。”他重复了一遍。
“什么剩下的。”
秦风看着窗外的雨。
“剩下的,是他答应给的那一份。”他说,“一栋房子,两个人分。一个出房本,一个出手。”
第八章 录音
张春燕的手机在遗物箱里,屏幕碎了一角,还开着机。
老人不会打字,只会用微信,发语音。
秦风把手机插上电,翻了两个小时。
相册里全是孙女。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穿校服,扎两个辫子,站在学校门口,站在公园的滑梯上,站在她自己的生日蛋糕前。
微信里没有亲人对话。她把聊天都删了。
“为什么删。”胖子问。
“怕人看。”秦风说,“老人一个人住久了,习惯把所有东西藏起来。”
有一栏叫“收藏”。
收藏里三十七条语音。全是她自己的声音,沙,慢,一句话要停两回。
“小满,奶奶今天买了排骨,你妈说你爱吃。”
“小满,今天降温,你把秋裤穿上。”
“小满,你爸说下个月回来,你听话。”
没有一条发出去。
秦风戴上耳机,从最后一条开始听。
第三十四条:“小满,奶奶的缝纫机不卖。谁问都不卖。”
第三十五条:“小满,你爸带了个姓褚的回来。那人我不喜欢。他老盯着我的柜子看。”
秦风的脊背动了一下。
他倒回去,再听一遍。
这一条的背景里有声音。不是屋里的声音,是那种录进去了、但人没注意的声音。
一声轻咳。
咳之前,有一个很短的吸鼻子。
不是嗓子不舒服的那种咳,是清嗓子,只咳半声,气从鼻子里出去。
秦风按下暂停,把那两秒反复放。
“胖子。”他说,“你听。”
胖子戴上另一只耳机,听了三遍。
“咳嗽。”
“对。”
“谁咳嗽。”
“我不知道。”秦风说,“但我知道这个人有个毛病——他开口之前,要先清一下嗓子。”
胖子把耳机摘了:“这算什么证据。”
“不算证据。”秦风说,“算一根线头。”
他接着往下听。
第三十六条是空的。点开只有一秒杂音。
第三十七条更短,只有半秒,然后断了。
“这两条是录坏了?”
“不是。”秦风说,“是有人按了停止。”
他去看语音的时间。
第三十六条的时间,是十一月九日晚八点十一分。
秦风的手指停在屏幕上。
八点十一分。
徐婷婷说,那声“咚”,是八点十几分。
老人那天晚上,开着录音。
她录了一段,按了停止。
再录一段,又按了停止。
她想留下什么,但没来得及留下。
“胖子。”秦风的声音有点干,“把手机送去技术那边。我要知道这两条被截断的语音,里面有没有别的声音。”
“要是没有呢。”
“那就再找。”
他站起来,走到工作室的尽头,拉出一个铁皮柜。
铁皮柜最里面是一只鞋盒。鞋盒里是母亲的东西:一张照片、一条围巾、一只顶针。
他把顶针拿出来,放在手心,没有套上。
“不能再来一次了。”他对着空气说。
胖子从后头看着他,没敢问。
“胖子。”秦风说,“我十六岁那年,我妈死的那栋楼,是几号楼。”
“你说老楼啊。”胖子想了想,“槐树里?好像是七号楼。”
“不。”秦风说,“是六号楼。七楼,朝南的窗口。”
他转过头,看着桌上那部碎了屏的手机。
同一栋楼。十年。
第九章 咳
十年前的卷宗,在徐国栋的抽屉里翻出来了。
一份十二页,装订线锈了,字迹发黄。
“2015年9月17日,槐树里六号楼,林云英,女,42岁,坠楼。现场无搏斗痕,窗台有踩踏痕,判定意外失足。”
目击者两栏。
第一栏是楼下的门卫:“听见响,跑出去看,人已经躺花坛里。”
第二栏是一个名字:吴素娥。
证词只有一句话:“那天下午我看见林云英跟着一个人上楼。那个人我不认得,穿灰衣裳。”
秦风的手指按在这行字上。
灰衣裳。
“这个吴素娥是谁。”他问。
“住一楼的,那年六十七,现在没了。”徐国栋说,“她的话当时没采纳。为什么?因为她眼睛不好,白内障,隔二十米认不清人。”
“她认不清脸,但她认得出衣裳。”
“衣裳谁都能穿。”
秦风沉默。
“徐所。”他说,“张春燕家里那个姓褚的,你查了没有。”
“查了。”徐国栋抽出一张纸,“褚永康,五十一岁,老家在城南。2014年到2020年做护工,换过七家,被辞退过三次。辞退理由:偷雇主钱、私自配钥匙、跟家属吵架。2015年8月到11月,在槐树里这一片做钟点工,登记在六号楼。”
秦风把纸接过去。
纸上贴着一张证件照。男人五十岁,寸头,右耳上方有一道疤,眼睛很小。
“这个。”秦风说。
“你认得?”
“我认得那只手。”秦风说,“右手小指缺一截。十年前我从窗口往下看的时候,楼下花坛边站着一个人,手插在兜里,就露着一截。”
徐国栋盯着他:“你那时候十六岁,隔七层楼,你看见手?”
“我看见他抬手擦了把脸。”秦风说,“那只手,少一截。”
“十六岁看见的东西,十年后拿来当线索。”
“不是线索。”秦风说,“是画面。我那十几年,天天晚上都能看见这个画面。”
徐国栋没接话。
那天傍晚,秦风自己去了槐树里六号楼。
楼是老楼,六层,后来加了一层,成了七层。楼梯间的水泥被踩得发亮,扶手是铁的,凉。
七楼西户门锁着。门上贴着一张租房电话,纸边被风撕了。
秦风站在楼道里,看着那扇窗。
朝南,窗台很低,只到膝盖。楼下是一个花坛,花坛里现在种着一排小柏树,长得齐腰高。
他走过去,把窗推开。
风一下子灌进来。
他扶着窗框,往下看。
十年前的九月十七日,下午四点多,也是这个角度。楼下的水泥还没翻修,花坛里有几株月季。
他母亲最后一次往下看,看到的是什么。
是儿子在楼下等她。
她信了。
秦风把手放在窗台的边上。木头的边被磨得圆了,有一处漆掉得厉害,是手常常扶着的地方。
他忽然蹲下去。
楼道的灯坏了,光从窗口照进来,把他的影子压在地上。
“妈。”他说,“我那天在考试。”
“我知道。”他自己答,“你替我记了十年。”
第十章 第六个
褚永康的履历,徐国栋查了一夜。
七家雇主。
2014年,城南福利院,做杂工,半年,被辞退:偷收老人的零钱。
2015年,槐树里六号楼,钟点工,三个月。
2016年,市三院陪护,一年,被辞退:私自配钥匙。
2017年,福安里,十一个月,被辞退:跟家属吵架。
2019年,城南一家干休所,两年。
2020年,建工新村,八个月。
2022年,鑫和养老公寓,一年,被辞退:跟老人发生冲突。
“每一个都是老人。”秦风把纸摊开。
“干这行的都是老人。”徐国栋说,“你说点有用的。”
“2020年,建工新村。”秦风指着那一行,“那家姓什么。”
“姓陈。”徐国栋翻了一下,“陈晓红,八十一岁,独居。2020年11月,家属报过警,说老人死得怪。”
秦风抬头:“怎么个怪法。”
“她女儿说,老人临死前一天跟她说,家里那个穿灰衣裳的,天天给她倒凉水,她说凉,他说喝了就好。”徐国栋念着笔录,“家属当时觉得老人糊涂了。老人心脏也不好,法医判猝死。”
屋里静了。
“她女儿呢。”秦风问。
“还在。”徐国栋说,“陈晓红的女儿叫赵惠,今年六十三,在城西菜市场卖豆腐。”
那天下午,秦风跟徐国栋一起去了菜市场。
摊位在最后面,一块蓝布搭的棚。赵惠正在切豆腐,刀起刀落,一块一块码在木板上。她看见警服,手上的刀停了一下。
“赵姨。”徐国栋说,“五年前的事,我们想再问问。”
“五年前。”赵惠擦了下手,“我妈?”
“对。”
她把刀放下,摘了围裙。
“我妈死那天,我跪在她床边问她,谁给你喝的凉水。”赵惠的声音很平,“她说,那个灰衣裳的。我当天就报警了。警察来了,看我我妈身上没伤,说老人糊涂,说我情绪激动。”
“后来呢。”
“后来那个人还来我家。”赵惠说,“我妈死了第三天,他来帮忙办丧事。他跑前跑后,还替我垫了两百块的纸钱钱。我们全家都谢他。”
秦风的手在袖子里攥起来。
“他姓褚。”赵惠说,“我们那儿都叫他褚哥。”
她转过身,从摊子底下抽出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一张纸。
“这个是他写的。”她把纸铺开,“我妈死了以后,他说他要回老家,让我们给他写个证明,说他在我们家干得好、人老实。我们家四个人都签了。”
秦风看着那张纸。
四个签名,四个手印。证明人:褚永康。
“这张纸,他一直揣着。”秦风说,“换下家的时候拿给人看。”
“我们那时候什么也不懂。”赵惠说,“我妈都死了,谁还想着去难为一个干活的人。”
她把纸收回去,手抖了一下。
“你们这次,是要办他?”
“是。”
赵惠抬起头,眼眶是红的。
“我等这句话,等了五年。”她说。
第十一章 同一个人
那天夜里,工作室只剩秦风一个人。
他把母亲那只顶针从鞋盒里拿出来。
先擦。用一块旧棉布,擦了三遍,把内壁那层绿锈擦掉。
然后关窗。窗子关严了,外面的风声闷下去。
然后坐下。椅子腿有点歪,他垫了一张纸。
最后把台灯拧暗。
他做过七次。每一次都这样。不是讲究,是怕听不清。
铜顶针套在左手无名指上。
他停了一下。
“最后一次。”他说。
声音来了。
第一秒,一声轻咳,清嗓子,吸鼻子。
一个男人的声音,很近:“你儿子在楼下等你。”
第二秒,很轻,几乎是气的:我儿子今天在考试,他考完就来接我。
第三秒,风。
风很大,风声里有一声很闷的响,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秦风的手垂在桌上。
他坐在那儿,很久没动。
他十六岁那天,确实在考试。考完下午四点半,他跑到楼下,花坛围了人。他一直以为母亲是自己失足,一直以为自己那天要是早点回家,就能拦住她。
不是。
有人跟她说“你儿子在楼下等你”。她信了,她急着去看儿子,她推开窗,往楼下望。
那个人,就在她身后。
他推了一下。
秦风低下头,把脸埋在手臂里。
这不是哭。他只是喘不上气。
过了不知道多久,他抬起头。
他开始数。
七次。
第一次,母亲顶针,忘了自己身份证上的生日。
第二次,一个老太太的怀表,忘了女儿第一次喊“爸爸”是哪天。
第三次,一枚发卡,忘了母亲笑起来眼睛往哪边斜。
第四次,一把钥匙,忘了自己小学班主任姓什么。
第五次,一张火车票,忘了第一次带女儿去动物园看的是什么动物。
第六次,一只旧手套——不是这只,另一只——忘了自己搬过几次家。
第七次,今天。
他坐在那儿,想了很久,想自己少了什么。
他想不起来。这才是最难受的地方:你少了一样东西,但你不知道少的是哪一样。
他掏出手机,给家里打电话。
前妻接的,声音困:“这么晚。”
“月月睡了没有。”
“睡了。”前妻停了停,“你怎么了。”
“她今年几岁。”
那边静了三秒。
“秦风。”前妻的声音沉下来,“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告诉我。”
“五岁。”前妻说,“她五岁。上个月她生日,你买的蛋糕,你忘了?”
秦风握着手机,没说话。
“你又来了。”前妻说,“你每年都要犯一次。”
“我没事。”
“你每次都说没事。”前妻的声音有点抖,“你手里那点活,别干了行不行。你天天摸死人的东西,摸得自己都不像个人。”
“我挂了。”
“秦风——”
他挂了电话。
第二天上午,他带着卷宗去了派出所。
徐国栋在看文件,抬头看见他,皱了眉:“你又来。”
“十年前那案子的声音,我听见了。”
徐国栋把笔放下。
“你听见什么了。”
“我听见那个人说,你儿子在楼下等你。”秦风说,“然后我妈说,我儿子今天在考试。”
徐国栋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凭什么让我信。”
“我不让你信。”秦风说,“我让你对一下。”
他把一张纸推过去。纸上是他写的三行字。
2015年9月17日,下午四点二十,林云英打了一个电话回家,通了四十一秒。
2015年9月17日,下午四点半,秦风考试结束。
2015年9月17日,下午五点十分,林云英坠楼。
“她打电话,是打给儿子的。”秦风说,“接电话的是她儿子吗。”
徐国栋翻了翻:“当年笔录写的是,她打电话问儿子什么时候回来。”
“她儿子那天在考试,手机在考场外,接不了。”
“那她打给谁了。”
“打给她自己。”秦风说,“她一个人在家,电话拨出去,响了两声,就挂。她习惯这样——想儿子了,拨一下,听个响。”
徐国栋的手指停在纸上。
“你怎么知道这个习惯。”
“因为她孙女也这样。”秦风说,“三十七条语音,一条没发。想孩子了,录一段,存着。”
徐国栋沉默了一会儿,把纸折起来,放进卷宗。
“这事我办不了。”他说,“十年前的案子,得往上报。”
“报。”
“报上去,也不一定能翻。”
“那就报两次。”
徐国栋看了他一眼,站起来,走到窗边。
“秦风。”他说,“你这人有个毛病,认死理。”
“我知道。”
“认死理的人,容易把自己搭进去。”
“我已经搭进去十年了。”秦风说,“现在我想把它拿出来。”
第十二章 暗格
缝纫机搬回工作室那天,下了雨。
机器一百二十斤,秦风跟胖子两个人抬,从三楼搬到楼下,肩膀磨出一道红。抬到车上,张伟民站在楼道口看着,一句话没说,只是把两百块钱塞进秦风兜里,塞得很用力。
“这东西值两百?”他问。
“不值。”秦风说。
“那你买。”
“我买的是它里面装的东西。”
张伟民的脸僵了一下。
夜里有风。秦风把缝纫机摆在工作室正中,台灯吊在头顶,光打下来,机器台面那片磨亮的地方泛出油光。
他先把台面掀了,木头下面是一层薄铁皮,铁皮下面是空的,只有线轴和一把镊子。
不对。
老人做活四十年,机器是她的命,她一定会在这里留个地方。
他把机器放平,仰面朝天,拿手电筒照底部。
机壳里侧的木板有一块颜色新旧不一样。手指按下去,是动的。
一块四指宽的小盖板。盖板边上有一道很浅的划痕,像有人用改锥撬过,没撬开,放弃了。
秦风用水果刀挑开。
里面是一个布包。蓝布,四四方方,用白线缝了三道,针脚一寸一寸,很密。
他用剪子剪开。
不是房本。
是一本硬壳账本,封面写着两个字:布账。
第一页:灰棉布二尺,六块。第二页:蓝涤纶三尺,九块。
翻到第三十页,字变了。
十月十二,伟民来,带了个人,姓褚。在柜子前面站了七分钟。我给小满打电话,他不让我打。
十月十七,我出门买菜,回来门锁有响。门后少了一串钥匙。我没敢说。
十月二十一,姓褚的又来。说给我儿子找个活。他一直看缝纫机。
十一月三,他给我倒水。水是苦的。我倒了,没喝。
十一月五,伟民说要卖房,我不同意。他摔了碗。姓褚的劝他。
最后一页,字歪了。
十一月九,我不行了。小满,奶奶把房本给对门徐阿姨了。这台机器里的东西,谁能拿走,谁就是杀我的人。
秦风合上账本。
工作室里静得能听见雨点敲屋顶。
他拿起手机,想了想,没打给徐国栋。
他打给了张伟民。
“喂。”那边很吵,像在麻将馆。
“账本我找到了。”秦风说,“你妈记了两年。姓褚的来过几次,钥匙什么时候丢的,哪天给她倒的苦水,一笔一笔。”
那边安静了。
“你要多少钱。”张伟民的声音低了。
“我不要钱。”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你过来一趟。”秦风说,“你妈的账本,我看不懂。你来给我讲讲。”
挂了电话,他把账本塞进抽屉,抽屉锁了。
胖子在旁边搓手:“风哥,你这是钓鱼。”
“鱼不一定是他。”
雨到十一点停了。
十一点二十,工作室的卷帘门外响了一声。
不是敲门。是有人在试着往上抬卷帘门,抬了两下,铁皮响。
秦风坐在桌后,台灯只开一盏,屋里半黑。他手里握着一把裁布剪。
锁芯转了。
门开了一条。一个人侧着身子挤进来,灰夹克,鞋底很轻,走两步就停。
褚永康。
他没有先看桌子,先看那台缝纫机。
“小秦。”他说,“这么晚还不睡。”
“等您。”
“等我干什么。”褚永康笑了笑,“我替伟民来拿东西。他不好意思来。”
“拿什么。”
“他妈的旧本子。没用,我帮他烧了。”
他往前走了一步。
秦风站起来。
“账本不在机器里。”他说,“在我抽屉。”
褚永康的眼睛往抽屉的方向偏了一下,很快又回来。
“小伙子。”他说,“这事你别管。”
“十年前的九月十七。”秦风说,“你也这么跟人说。”
褚永康不动了。
台灯的光只照到他的下半张脸。他的右手垂在身侧,小指那截是空的。
第十三章 搬家车
缝纫机抬回工作室的第五天,张伟民带人来了。
一辆蓝牌小货车,停在门口,车斗里扔着两条麻绳。下来三个男人,两个穿搬家公司工装,一个拿撬棍。
张伟民走在前面,手里一张纸,走得很急。
“东西我今天抬走。”他把纸拍在柜台上,“房子过了户了,这里面所有东西都归新房主。你手里那台机器,是我妈的,我是她儿子。”
胖子正在给一个旧相框擦玻璃,抬起头:“风哥,来抢东西的。”
秦风把裁布剪放在桌上,没抬头。
“房子过了户?”他说,“张春燕的房,昨天还在查封状态。”
“查封个屁。”张伟民把纸往前推,“你自己看。”
那是一张二手房买卖合同,签字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号——张春燕死的第十一天。
“这合同的卖方是谁。”
“我妈。”
“你妈的签字,是你在她死后签的。”秦风抬起头,“这叫伪造。”
“你他妈少给我讲法。”张伟民伸手去抓那台缝纫机的机头。
胖子一把按住他的手。
“别动。”
“你撒手!”
两个搬家工往前走了一步。
秦风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单子。
“遗物清单,签过字的。”他把单子摊开,“这一行:缝纫机一台,买方秦风,两百元。你签的名,你的电话。这机器现在是我的,你要抬,抬的是我的东西。”
张伟民的脸色变了变。
那个拿撬棍的工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秦风:“老板,这活儿我们不干了。搬死人东西我都干,搬有主的,我不干。”
“我加钱!”
“加钱不干这个。”工人把撬棍扔回车上。
就在这时,秦风看见缝纫机台面上多了一道痕。
不是他弄的。台面的木头边缘,被人用扁平的东西撬过,撬开一道两指长的口子,木头茬是新的,白的。
昨天还没有。
“张伟民。”秦风说,“昨天夜里,谁来过。”
“我来过。”张伟民说得很顺,“我拿我的东西。”
“你撬了这台机器。”
“我撬我家的机器怎么了。”
“你撬的时候,里面是空的。”
张伟民不说话了。
“你早就知道里面没房本。”秦风说,“因为你先撬了一次,没找到,才带着人来抬,想把它整个搬走,慢慢拆。”
张伟民的喉结动了一下。
外面响起了警笛。
徐国栋下车,走过院子,把那张合同拿起来看了一眼,笑了。
“张伟民。”他说,“伪造文书,加上之前那笔,够你受的。走吧,上车。”
张伟民被带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台缝纫机。
那一瞬间秦风看清楚了:他不是在看机器,他是在找一个地方——一个他撬过两次、什么都没找到的地方。
那天晚上,秦风把机器底部的暗格重新打开。
蓝布包还在里面。
账本在,底下还压着一层。
是一只旧手套,白的,棉的,上面有一片暗色的印子。
第十四章 剪
褚永康先动。
他往前一步,右手抄起桌上的顶针盒,抡过来。
秦风侧身。铁盒擦着他的耳朵过去,砸在墙上,顶针撒了一地。
“起手”:巴掌大的铁盒,从上往下砸。
“接触”:秦风左手抬起来挡,盒子磕在手背上,虎口一麻。
“变招”:褚永康换了手,左手抓他的手腕,往桌上按。他力气很大,手上有老茧,抓骨头抓得死。
“见血”:秦风右手那把裁布剪往下一戳,钉在褚永康的小臂上,剪尖进去一寸。血立刻出来,顺着剪柄往下滴到秦风的手背上,热的。
褚永康闷了一声,松开手,退后半步。
退的方向不是门,是缝纫机。
秦风看出来了:他还想拿机器。
胖子在里屋睡,听见响动,光着脚冲出来,一看这架势,直接抄起墙角那台蒸汽熨斗。
“别过来!”胖子吼。
褚永康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
他从腰后抽出一把东西。
不是刀。是一把钥匙,磨得发亮的一把,齿都被磨圆了。
“你们这行。”他说,“天天摸死人的东西,摸多了,是不是觉得自己能替死人说话。”
他把钥匙在指间转了一圈。
“我在这行干了六年。”褚永康说,“七个老头老太太,两个没了,都体面。就一个闹。”
“张春燕?”秦风问。
“她闹。”褚永康说,“她七十多了,半夜在楼道里喊,说有人偷她钥匙。物业去了,她说不出个所以然。她儿子骂她老糊涂。”
他把钥匙收进掌心:“你猜她儿子信谁?”
秦风没答。
“信我。”褚永康说,“我给他找了个活儿,一个月六千。他信我,比我信他自己还信。”
“所以你给他妈倒苦水。”
“我没下毒。”褚永康说,“我就让她喝口凉水。她那心脏,凉水下去,人就软。软了就好办。”
“办什么。”
“办她该办的事。”他把头往缝纫机的方向偏了一下,“她不死,房子卖不了。房子卖不了,她儿子天天找我哭。我图什么?我图那点辛苦钱。”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
平静得像在报菜名。
秦风的右手在身后摸到了滑石粉包。
那是裁布用的,白色,一包半斤。
“褚永康。”他说,“十年前,林云英也闹吗。”
褚永康停了一下。
“林云英。”他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像在嘴里含了一下,“哦,那个扫楼的。”
“她看见你扶着人下楼。”
“她多嘴。”褚永康说,“她跟物业说,六号楼有个穿灰衣裳的,扶老头下楼,扶得不老实。物业没当回事。她跟我说,她要报警。”
“然后你上楼找她。”
“我跟她说,你儿子在楼下等你。”褚永康笑了,“她就信了。当妈的就是这样,一说儿子,脑子就没了。”
秦风的手抬起来。
一整包滑石粉,迎面甩出去。
白粉在台灯的光里炸开,像一团雾。
“接触”:褚永康抬手挡脸,眼睛闭上。
“变招”:秦风贴上去,肩膀撞在他胸口,把他撞在缝纫机上,机器台面“咚”地响。
“见血”:褚永康回手一肘,打在秦风左脸,牙根一麻,嘴里有铁味。秦风没退,用那只流着血的手抓住他右手,往机头上一按。
缝纫机的针杆是铁的。
褚永康的手背压下去,针尖扎进皮里。他惨叫了一声,整条胳膊抖起来。
“见光”:卷帘门外忽然亮了一下,白光扫进来,是警车的灯。
“收尾”:褚永康挣开手,往门口冲。胖子把蒸汽熨斗举起来,一按,一道白汽喷在他脸上。他捂着脸跪下。
门外冲进来三个人。徐国栋走在最前面。
“秦风!”他吼,“你他妈——”
秦风靠在墙上,喘着气,抹了把嘴,手背上是红的。
“账本在抽屉里。”他说。
第十五章 活下来的那个
手套上的印子,验出来是血。
不是张春燕的血。
“这血型对不上。”徐国栋把报告放在桌上,“AB型。张春燕是O型。”
“褚永康呢。”
“他是AB型。”徐国栋说,“但光是血型,定不了。全中国一亿多人是AB型。”
“那就找个活人认他。”
他们找到了那个活下来的人。
市三院后面有一家民办养老院,三楼的走廊尽头,靠窗的床位。老人姓陈,叫陈晓红,八十七岁,瘫了两年,说话不清楚,但眼睛还好。
去的那天下了雪。走廊里一股消毒水味,暖气片烫手,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白汽。
赵惠也来了。她站在床边,握着老人的手。
“陈奶奶。”赵惠说,“我是二娘的闺女。我妈的事,你还记得吗。”
老人的眼睛动了动。
“零……零年。”她说,“灰衣裳。”
秦风蹲下身,把一张照片举到她眼前。
照片上是褚永康的证件照,寸头,右耳上方一道疤。
老人的眼睛停在那张脸上。
“他给我倒水。”她的声音很小,每个字都要喘气,“凉的。我说凉,他说喝了就好。”
“他为什么给你倒凉水。”
“我睡了。”她说,“睡了三天。”
“吃药了吗。”
“药……苦。”老人说,“我把药吐了。他没看见。”
秦风的手停在半空。
她把药吐了。所以没死成。张春燕把药吐在垃圾袋里,也没马上死。她在十一月三日那天也吐了,撑到十一月九日。
只有那个九号的晚上,她没吐。
她被倒了一杯凉的、苦的水,喝下去了。
“奶奶。”秦风说,“你什么时候把药吐的。”
“我睡不着。”老人说,“他天天来看我,我害怕。”
“你跟他家人说了吗。”
“我说了。”老人停了很久,“我闺女说,阿姨年纪大了,别多想。”
“您女儿在哪儿。”
“在。”赵惠替她答,“她闺女在,去年搬去外地了,一年回来一趟。”
秦风没说话。
“后生。”老人转过头,“你要问,你就问。我记不了几天了。”
“您还记得他哪只手倒的水。”
“这只。”老人抬起自己的右手,比了一下,“小指头,断的。”
“他倒水的时候,说别的话了吗。”
老人想了很久。
“他说,老太太,喝完了我扶你躺下。”她说,“他说,不要紧,我在这儿。”
秦风的喉咙紧了一下。
不是感动。是因为这句话他听过第二遍。
张春燕的手机里,那条被按停的录音,技术那边做出来一点东西:截断前最后半秒,有一个男人说“……扶你躺下”。
问陈奶奶的女儿要了当年的护理记录。
一叠薄纸,写在复印的表格上,一天一行。
2020年11月3日:下午喂药一次,水量200ml。
2020年11月4日:下午喂药一次,水量200ml。老人拒服。
2020年11月5日:下午喂药一次,水量200ml。老人拒服。
签名一栏,写着三个字:褚永康。
“拒服。”徐国栋念了一遍,“他每次都写拒服。”
“因为拒服,是老人的问题。”秦风说,“不是他的问题。”
那天下午,秦风把护理记录的复印件带回了工作室。
他用笔在纸上圈了三处,然后贴在墙上。
墙上有两张纸了。一张写着时间,一张写着人。
第十六章 抖
询问室里,褚永康右手缠着纱布,坐在铁椅子上。
徐国栋把录音笔推过去:“说。”
“说什么。”褚永康靠回椅背,“我今晚去他那儿,是去要账。他欠我钱。你们看见我动手,他也动手,你们抓谁?”
徐国栋把一张照片放桌上。
“张春燕家的备用钥匙,在你兜里。”
“我配的。”褚永康说得很痛快,“我给她儿子干活,我配把钥匙怎么了。”
“配钥匙是几个月前的事。”徐国栋说,“十一月九号晚上,你拿这把钥匙进了她家。”
“你们有证据吗。”
秦风在隔壁房间,隔着玻璃看。
他把手机递到传话的民警手里。
“放第三十五号语音。”
录音笔转起来。沙哑的老人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响。
“小满,奶奶的缝纫机不卖。谁问都不卖。”
停顿。
“小满,你爸带了个姓褚的回来。那人我不喜欢。他老盯着我的柜子看。”
背景音:一声轻咳。清嗓子,吸鼻子。
褚永康的手指动了一下。
“这咳放心上听。”秦风说,“十年了,一点没改。”
徐国栋往前倾了倾身:“褚永康。2015年9月17日下午,槐树里六号楼七楼。你上去过。”
褚永康抬起头。
“我没上去。”
“一楼吴素娥看见了,灰衣裳。”
“灰衣裳。”褚永康笑了一声,“这小区穿灰衣裳的老头老太太有三十个。”
“你上去之后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你跟她说,你儿子在楼下等你。”
褚永康的脸停住了。
徐国栋把最后一页纸推过去:“她当天下午四点二十给儿子打过电话,家里座机。她儿子说考完试就回来。她一直站在窗边等。她等的不是儿子。”
屋里安静了很久。
褚永康慢慢笑起来。
“你们没证据。”他说,“一句咳嗽,一段录音,一个死人的本子。我五十多了,我进不去几年。”
徐国栋站起来。
“你进不去。”他说,“但有一样东西,你进去了就出不来。”
他把另一张纸放下。
“十一月九日晚上八点十分,张春燕家的燃气表读数归零——不是你关的。是她自己关的。她那天要烧水,但她没烧。她坐下了,去等。”
“等什么。”
“等你来。”徐国栋说,“她在账本最后写了一句:谁能拿走那本东西,谁就是杀我的人。”
褚永康不笑了。
隔壁房间,秦风靠在墙上,慢慢滑下去坐在地上。
那口气松了。
外面传来一阵乱响。张伟民被带进来的时候还穿着麻将馆的外套,袖子上有烟味。
他一进门就喊:“褚哥!褚哥你说话啊!”
“坐下。”民警说。
“我妈!我妈的死跟我没关系!”
“遗嘱是从哪儿来的。”秦风走出来,站在门口。
张伟民的嘴张着,一个字没出来。
“你妈的房本。”秦风说,“你不去找,因为你以为在缝纫机里,你把它许给了褚永康——房子卖了,钱分他一份,是不是。”
张伟民的脸塌下去,像被抽了一口气。
“她是我妈……”他说,声音破了。
第十七章 信
房本在对门。
六号楼三零一,住着徐婷婷,四十岁,开一家小超市。秦风去敲门的时候她正在算账,一听来意,转身进屋,从米缸里掏出个塑料袋。
“去年冬天她给我的。”徐婷婷把袋子放桌上,“她说她儿子靠不住,让我替她收着,等她孙女满十八再给。”
塑料袋里是一本老房本,一本存折,还有一封信。
信封上写着四个字:给小满。
信封没封口。
秦风把它抽出来。一张信纸,格子的,字很大,写得很慢。
“小满:奶奶可能等不到你长大了。你爸那个人,心不坏,就是耳朵软,谁跟他说钱,他就跟谁走。奶奶不怪他。奶奶怪自己,一辈子就会踩缝纫机,别的什么也不会,教不出一个能站稳的儿子。
房子留给你。十八岁以前不许卖,卖了就没地方回来了。
缝纫机给刘玉兰。她伺候我两年,工资一月三千,她给我买过一次排骨,花了四十六块,我记着呢。
奶奶不识字多,就写这些。你要听话,别学你爸。”
秦风把信折回去,放回信封,放得很平。
那天下午,刘玉兰来了工作室。
她围裙没解,手里拎着一袋桔子。看见缝纫机,她站在门口没进来。
“机器我不卖了。”秦风说。
“我知道。”她说,“我就是来看看。”
她走过去,手掌贴着那块磨亮的台面,来回摸了两下,像摸一件衣裳的边。
“她最后那天,让我给她孙女录话。”刘玉兰说,“我说你自己说。她说她说不动了,一说话就气短。”
“她录了三十七条。”秦风说,“一条都没发出去。”
刘玉兰的手停住了。
“为什么没发?”
“不敢。”秦风说,“她怕发出去,儿子就来找她。”
刘玉兰低下头,肩膀抖了两下,用手背抹了脸。
“我伺候过四个老人。”她说,“三个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给他们擦身、换寿衣、把被子掖好。我不是亲人,我就是个掏钱的。可他们临走之前,都叫我的名字。”
她抬起头:“你说这算什么事。”
秦风没答。
他把那封信递给她看。
刘玉兰看完,把信纸放回桌上,很轻,像怕按坏了。
“缝纫机我收。”她说,“我搬回我那儿去。我孙女也大了,我教她踩。”
“她留给你的。”
“我知道。”
第二天,派出所的人去了槐树里六号楼七楼。
窗台下那块花坛的水泥,被挖开了一小块。十年前谁都没往这儿想过——楼下花坛的土,那年在修路时翻过两次,翻的时候没人记得这栋楼掉下来过一个人。
徐国栋带着人,重新问了当年在场的三个人。
门卫说,那天听到响之前,楼上有过一个穿灰衣裳的男人下来,走得很快,从后门出的。
八楼的老人说,那天下午听见楼上有人吵,一个女的喊了一句“你别过来”。
吴素娥已经不在了。她的证词还在卷宗里:灰衣裳。
案子重立的时候,秦风在场。
徐国栋在笔录本上写完最后一行,抬头看他。
“你妈那案子,十年了。”他说,“你知不知道,这种案子重立有多难。”
“知道。”
“那你还非要立。”
“徐所。”秦风说,“她死的时候,我在考试。”
徐国栋看着他,没说话。
“我去楼下的时候,人已经盖上了。”秦风说,“我一直以为我要是早点回家就好了。十年,我天天这么想。”
他把手里那只顶针放在桌上。
“现在我知道不是。她那天是被人骗到窗边去的。她临死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护着我。”
第十八章 开庭
开庭是第二年三月。
法庭不大,旁听席坐了十几个人:赵惠,徐婷婷,刘玉兰,两个记者,还有张春燕的几个老邻居。
褚永康被带进来的时候,穿一身灰色囚服,头发剃了,右手缠着一层白纱布,纱布下面那截还是空的。
他坐下,抬眼扫了一圈旁听席,扫到秦风的时候停了一秒。
公诉人念起诉书,念到“致二人死亡”的时候,旁听席上有抽气声。
辩护律师站起来。
“被告人认罪部分,我们认。”他说,“但故意杀人,证据不足。二位死者的死因,法医鉴定都是猝死。现场没有打斗,没有作案工具。唯一的直接证据,是一段背景里有咳嗽的语音——这只能证明当时屋里有人,不能证明是谁,更不能证明他做了什么。”
旁听席上有人低声议论。
“至于所谓‘水开了’这句话。”律师说,“只有一个人听见。而这个人,是遗物整理师,不是警察,也不是证人。”
他转向秦风:“请问,你是怎么知道这句话的。”
秦风站起来。
“我听见的。”
“在哪儿听见的。”
“在她家。”
“你进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是。”
律师笑了笑:“那就是说,没有第二个证人,没有录音,没有物证。一个整理遗物的人,说自己在死人家里听见了三秒声音——法官,这不是证据,这是故事。”
秦风没有反驳。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法警。
“这是我的工资流水。”他说,“四年,八万七千块。我被人叫过收破烂的,被人骂过发死人财。我没有理由编一个故事,去得罪一个能杀三个人的人。”
法官看了他一眼,敲了下槌:“继续说。”
秦风转过身。
“物证有。”他说,“第一,缝纫机暗格里的账本,写日期、写人、写事,最后一页写了‘谁能拿走它,谁就是杀我的人’。这账本现在在证物袋里。”
“第二,药盒。药片被手工切过,混了半片。垃圾袋里有一把被吐出来的药。她在自己家里,被人一点点减药。”
“第三,备用钥匙。褚永康自己承认配过。”
“第四,白手套。机器底部暗格里,一只棉手套,上面有AB型血。”
“第五……”秦风停了一下,“第五,有人证。”
旁听席的门被推开。
陈奶奶的轮椅被推了进来,后面跟着她女儿。
老人穿着一件干净的蓝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抬起眼睛,慢慢扫了一圈,扫到被告席上那个灰囚服的人,停住了。
“是他。”她说。
法庭安静下来。
“陈奶奶。”公诉人走过去,“您能说清楚一点吗。”
“他给我倒水。”老人的声音很小,但每个字都咬得清,“凉的。我说凉,他说喝了就好。”
“您怎么认得出他。”
“他的手。”老人说,“他右手,小指头少一截。他给我端水,我看着那只手看了三个月。”
被告席上,褚永康动了。
“我没给她倒过水。”他说,“我在她家是陪护,我什么都没做。”
老人转过头。
“你倒了。”她说,“你还说,喝了就好。你说喝了就好,我说凉,你说不要紧。”
褚永康抬起头。
“我说的是不要紧。”他说,“我说的是喝了就好,不是——”
他停住了。
整个法庭都听见了。
他自己听见了。
秦风站在第一排后面,看着那个人把嘴闭上,脸一点一点白下去。
那不是一句辩词。那是一句复述。
只有做过的人,才会记得自己说过什么。
第十九章 名字
开完庭,天就暖了。
褚永康的案子走到检察院。张伟民另案,诈骗和伪造遗嘱,取保候审,房子被查封。
张春燕的孙女小满,跟着妈妈来了一趟工作室。
女孩九岁,扎两个辫子,进门不敢说话,眼睛一直往那台缝纫机空出来的位置上瞟。
“奶奶的东西都在这儿。”秦风把一个纸箱推过去,“照片在这儿,顶针在这儿。”
女孩伸手摸了摸顶针。
“我奶奶说,这个能顶住针。”她说。
“对。”秦风说,“顶住针,手就不疼。”
女孩笑了,回头喊妈妈。
秦风站在旁边看着,忽然觉得胸口有点空。
他想不起来自己女儿几岁。
这件事他记了四个月,每天都记着“我忘了女儿几岁”,记住了“忘了”这件事,忘了里面那个数字。
晚上回家,他绕路去了趟学校。
幼儿园门口一群孩子在等家长。他站在马路对面,看见一个小女孩从门里出来,书包比人还大,跑到门口东张西望。
那是他女儿。他认脸,认衣裳,认书包。他只是想不起她几岁。
“爸!”女孩看见他,跑过来,扑在他腿上。
秦风蹲下去,把她抱起来。
“今天在学校干什么了。”
“老师说,下周要开家长会。”女孩搂着他脖子,“你来不来。”
“来。”
“你上次说来的,你没来。”
“这次来。”
女孩在他耳边小声说:“爸,你身上有股味儿。”
“什么味儿。”
“旧东西的味儿。”
秦风笑了一下。
回到家,他把铁皮柜里那只鞋盒拿出来,摆在桌上。
里面七件东西。母亲的照片、围巾、顶针,还有四件是别人的:一只旧手表,一枚发卡,一把钥匙,一张折了角的火车票。都是他听过的那些三秒。
他数了一遍。
七次。
他拿过一支笔,在盒盖上写了两个字:够了。
写完,他把顶针拿出来,在手里掂了掂。
“妈。”他说,“我不听了。”
窗外下着小雨,路灯照在湿路面上,一片黄。
隔壁房间,女儿在写作业,铅笔在纸上有节奏地响:沙,沙,沙。
那声音很清楚。他听得见。
就在他要关灯的时候,手机响了。
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只有一行字:
“秦风师傅,我是小满的妈妈。奶奶还有一样东西,没放在屋里。你能来看看吗。”
秦风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铁盒放在桌上,盖着。顶针在盒子旁边。
他没有伸手去拿。
手机又亮了一下。
第二条短信:
“东西在老屋的地底下。她说,只有整理遗物的人能找得到。”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