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确诊报告那天,我站在医院走廊里,对着手机屏幕发了很久的呆。
肺腺癌,三期B。
医生说,乐观估计,还有两年。
我没哭。
奇怪,真的没哭。
只是觉得手机很重,重得有点抬不起来。
我拨了家里的号码。
嘟——嘟——
第三声刚响完,电话那头传来我妈的声音,带着一贯的不耐烦:
“什么事,我跟你爸正忙着呢。”
我张了张嘴。
“妈,我……”
“有事说事,没事别老打电话,你弟今天有补课,接送的事你能不能帮一下——”
“我生病了。”
沉默了两秒。
“哪不舒服?发烧?去诊所拿点药,别乱花钱。”
电话挂断了。
我低头看着屏幕变黑,想笑,却没笑出来。
这是这个月第十七次了。
第十七次被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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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陈牧,三十一岁,在外打拼八年,每年往家里寄钱,从没断过。
从来没人问过我一句,在外面累不累,吃得好不好。
钱到账,电话就短,问候就少。
钱晚了一天,电话能打过来三个。
我知道这个家是什么东西。
我只是没想到,到这个时候,我还会傻乎乎地,第一个念头还是给他们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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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我一个人去了户籍所在地的政务大厅。
我查过了,重病患者可以申请提前办理部分身后事务,包括财产预申报和遗嘱公证的初步登记。
手续不复杂,就是麻烦。
我在号码机前取了票,坐下来等。
大厅里人不多,空调声嗡嗡响。
我把确诊报告、身份证、房产证明、银行流水,一张张摆在腿上,整理了一遍。
这辈子攒下来的东西,全在这里了。
一套还在还贷的小公寓,在二线城市,不大,但是我的。
存款二十二万,这是刨去医疗费预算之后的。
我坐在那里想,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置才合适。
捐掉?
留给谁?
我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朋友也三三两两,联系少了。
想来想去,只剩一个答案——
做个公证,定向捐给儿童医疗基金。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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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想着,大厅的玻璃门突然被推开。
一阵脚步声,急促,混乱。
我抬头。
我爸,我妈,我弟陈凯。
三个人一起出现在大厅门口。
我妈一眼看见我,脸色立刻变了。
她快步走过来,手指着我,声音控制不住地往上拔:
“陈牧!你他妈在干嘛!”
整个大厅的人都看过来了。
我把腿上那叠文件夹了夹,抬起头,平静看着她。
“办手续。”
“什么手续!”
她把包往柜台上一拍,转头冲工作人员喊:
“这里有没有人管啊?我儿子神志不清,你们就让他乱办东西?”
那个工作人员愣了一下,礼貌地说:
“女士,请您保持安静——”
“保持什么安静!”
我妈的声音更高了。
“他装病!他就是装病!我们家根本没得罪过他,他就是想趁着我们不注意,把家产提前转走,坑他弟弟!”
我弟陈凯站在后面,低着头,表情难过。
那副表情,演得挺像。
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我爸在旁边清了清嗓子,拉了拉我妈的袖子,然后转头对我,语气“语重心长”:
“牧啊,有什么事回家说,别闹到外面丢人现眼。你要是真不舒服,我们带你去医院查一查,啊?别冲动。”
我手里捏着那沓文件,低头看了看。
然后我站起来,从最下面抽出那一张,双手递过去。
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爸伸手接过,低头一看。
表情僵了。
我妈凑过来,扫了一眼,突然不说话了。
大厅里很安静。
连空调声都好像小了一圈。
我妈的嘴动了动,半天,挤出一句:
“……这、这是真的?”
我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手机,低头等叫号。
“假的。”
我说,
“我装的。”
---
1
我妈当时哭了。
哭得很突然,蹲在大厅的地上,手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
旁边几个等号的大爷大妈,都侧过眼睛来看。
我没动。
我爸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张诊断书,不知道往哪放。
陈凯走过来,半蹲下来,用手搭着我妈的肩膀,冲我抬起头,眼眶红着:
“哥,你怎么不早说……”
我看着他这张脸。
这张脸,从小到大,每次出事,都是这副表情。
委屈,无辜,刚刚好的难过。
用来让我爸妈觉得他懂事,用来让外人觉得我是无理取闹的那个。
我叹了口气。
“叫号了。”
我站起来,走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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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办手续的过程,他们仨就站在旁边看着。
没人说话。
工作人员核对材料,敲键盘,打印,盖章。
走完流程,我把文件收好,转身。
我妈红着眼睛,声音有点抖:
“牧,回家,我给你做饭,咱们……咱们好好说说。”
我想了两秒。
“不用了。”
“那……那医药费呢,要多少,我和你爸——”
“不用。”
我系好外套扣子。
“医院那边我都安排好了,钱够。”
“咋能够,这么大的病——”
我走向门口,说: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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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跟他们多说一个字。
这不是赌气,也不是在等他们追来。
就是累了。
真的累了。
八年了,我用钱和沉默维持着这个家的某种平衡,以为只要不主动戳破,这层窗户纸就能一直糊着。
结果到了这一步,我才明白——
窗户纸早就破了,只是破口在我这里。
---
走出大厅,外面天气很好。
冬日的阳光,薄薄的,照在脸上不怎么暖,但刺眼。
我站在台阶上,眯了眯眼睛。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陈凯发来的消息。
【哥,你不要怪爸妈,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你懂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说一声。】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几秒。
“就是这样的人,你懂的。”
这句话说得真漂亮。
把他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我锁上屏幕,把手机揣回口袋。
走下台阶,往停车场方向走。
走了两步,停下来。
我想,我还有两年。
也许不到两年。
但至少现在,我还站着。
有些事,趁着还站着的时候,我想自己来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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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坐在出租屋的小桌子前,打开电脑。
有一件事,我一直知道,但一直没去碰。
关于陈凯,关于我这八年往家里寄的钱,关于一笔被“借走”然后再也没有下文的四十万。
我打开文件夹,把一张张截图、一条条转账记录,重新翻出来。
整理干净,放进一个新建的文件夹里。
我给它命名:备用。
然后我关上电脑,去厨房烧了壶水,泡了包便宜的菊花茶,坐在窗边,看对面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我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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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凯第二天就打来电话了。
我正在医院输液,针头扎在手背上,管子里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走。
我接了。
“哥,昨天的事……爸妈态度不好,你别往心里去。”
“嗯。”
“你现在在哪?身体怎么样?”
“还行。”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
陈凯的声音变得更诚恳了一些:
“哥,你一个人扛着,太难了。要不这样,你回来,住家里,这样治疗也方便,爸妈照顾也方便——”
“不用。”
“哥——”
“陈凯,”
我低头看了看针头,
“你有什么事,直说。”
那头又停了一下。
然后,他说:
“哥,就是……你昨天说的那个,身后事安排,你打算怎么安排啊?”
我等了等。
“就是想知道,哥你名下那套房……是打算怎么处理?你要是不方便,捐出去也行,就是怕你走了之后,外面的机构乱来,不好监督……”
我把输液的手轻轻放平。
声音很平静:
“还没想好。”
“那哥,要不你先……把产权委托给家里人代管,这样比较保险,对吧?”
我挂了电话。
护士正好走过来换瓶,低头看了我一眼:
“怎么了,不舒服?”
“没事,”
我说,
“就是有个蚊子叫,烦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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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走了。
我重新靠回椅背,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腿上。
陈凯这个人,从来不是坏人。
这是这件事里最让人憋屈的地方。
他不是坏人,他只是特别擅长,在恰好的时候,说出恰好让你吃亏的话,然后再补上一句“都是为你好”。
小时候,他成绩不好,每次考试前,他就跑来问我借笔记。
我给了,他抄了,然后对爸妈说是他自己努力复习的。
我工作之后,第一年挣了点钱,他找我借了一万,说是创业启动资金,借条都没打,钱出去就没了影。
后来我问,他说,“哥,咱兄弟还打借条?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没再要。
再后来,就是那四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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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万是我爸出面借的。
说是帮陈凯做生意周转,说好一年还,利息都不要我的,只要本金。
那一年,我三十岁不到,把能拿出来的全拿出来了,还借了一点。
一年过去,我爸说,生意没做起来,钱亏了,让我再等等。
我问亏在哪,他说说不清楚。
我问陈凯,陈凯说,哥,这事我也很难受,让我想想办法。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四十万,就这么消失在了我们家独特的家庭逻辑里。
没有人觉得欠了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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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结束的时候,我把手机拿起来,给昨天联系过的那个律师发了条消息:
【方便见一面吗,有些资料想请您确认一下。】
律师回得很快:
【可以,明天下午三点,老地方。】
我摘下针头,用棉球压着,慢慢坐起来。
窗外的天是白的,云层厚,太阳压着出不来。
今天会下雪。
我想,该准备的东西,今天晚上要整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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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师姓方,女的,三十五六岁,做过几年法援,现在自己开了个小所,专门接劳动纠纷和家庭财产这类案子。
是我一个前同事介绍的,说她手快,心细,不绕弯子。
我们约在离医院不远的一家茶馆,包间,安静。
我把整理好的文件推过去。
她翻了翻,眉头轻轻皱了一下。
“这是你弟弟的笔迹?”
“是。”
她翻到第三张,停下来:
“这张……这个备注栏,写的是‘借陈牧处理家用’?”
“对。”
她往后靠了靠:
“你当时为什么同意这个备注?”
我想了想:
“我不知道这张是后填的。”
她沉默了几秒,重新拿起那张纸,对着窗口光线看了看。
“纸张老化程度……和其他几张对不上。”
我点头:
“我也发现了,但我不是专业的,所以来找您。”
她把纸放下,看着我: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能支撑完整的法律程序吗?”
我说:
“我不确定,但我可以先把能做的做完,剩下的交给流程。”
她想了一会儿。
“好,我接这个案子。”
然后她顿了顿,补了一句:
“但你要想清楚,这条路走下去,这个家就彻底撕开了。”
我端起茶杯。
“早就撕了,只是我一直在缝。”
她点了点头,拿起笔,开始写备忘录。
---
从茶馆出来,我在路口等红灯。
手机震了。
是我妈发来的:
【牧,你昨天那个手续……到底办了什么,你爸说你办的是遗产预申报,我们不懂,你解释一下。】
我看了一眼,没回。
又震了一次:
【你是不是要把房子捐出去?那是你的,妈不干涉,但是你住了这么多年,家里也出了力的,你心里有数吧。】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
“家里出了力”。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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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灯亮了,我往前走。
走到一半,我停下来,退回路边,重新拿出手机,回了一条:
【妈,你们哪年往我这边打过钱?哪怕一次也行,我记性不好,提醒我一下。】
发出去,我继续走。
三分钟之内,没有回复。
三分钟之后,我妈回了:
【养你这么大,不算钱吗?】
我看着这条消息,在心里数了三秒,然后截图,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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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妈那条消息,之后又陆续发了三条。
一条说,我太冷漠,不像个儿子。
一条说,家里这些年不容易,让我体谅。
最后一条,语气软下来,说:
【牧,你要真的不行了……妈的意思是,就是怕你一个人,你回来吧,妈照顾你。】
我在医院走廊里,坐在长椅上看着这条消息。
我把这条消息转发给了方律师,附带一句:
【供参考,涉及主观意图认定可能有用。】
方律师回了个好。
我锁上屏幕,抬头看走廊尽头的天窗,今天的光很薄,白色的,照下来什么都看得不太真。
我想起来一件事。
我十八岁那年,第一次离家上大学。
我妈送到楼道口,没下楼,说家里有事走不开。
我拎着行李,自己搭车,一个人去了火车站。
那时候我还没钱,买的硬座,坐了十一个小时,到学校报名,宿舍没开,我在操场边上坐到了半夜。
我给家里打电话,报了个平安。
我妈说,好好的啊,对了,你每个月能省多少钱,省下来寄回来,你弟这边正好要报补习班。
我当时十八岁,第一次觉得有什么东西碎掉了。
但很快就合上了。
我是这样长大的,合上,然后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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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想,那个裂缝其实从来没真的合上过。
只是我一直用手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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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的第三天,陈凯来了。
提了一袋水果,橙子和苹果,装在超市的白色袋子里,系了个蝴蝶结。
他进来,放下袋子,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我输液的手,没说话。
沉默了一会儿,他开口:
“哥,上次电话说的那些,你别放心上,我就是随口问问,没别的意思。”
我看着天花板。
“嗯。”
“你现在治疗怎么样?效果好不好?”
“在看。”
他沉了一下,又说:
“哥,你从小就一个人扛,我知道……其实我一直知道,家里偏向我,对你不公平。”
这句话,说得很真诚。
真诚到我差点信了。
我侧过头,看他。
他神色认真,眼睛有点红。
我说:
“陈凯,那四十万,你打算怎么处理?”
他的表情没变,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快速调整了一下。
“哥……那不是借,是爸说——”
“爸说的我知道,”
我打断他,
“但钱是我的,我想知道你的意思。”
他沉默。
过了一会儿,他说:
“哥,你现在要这个钱,我想办法,能拿多少拿多少,行吗?”
我重新看向天花板。
“不着急,你先回去,好好想一想。”
他走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背影。
他背影挺直,步子稳,白色的卫衣,干干净净。
从小到大,他就是这样,永远干净。
脏的那部分,永远由我来接着。
---
5
我在住院的第五天,收到了一份快递。
是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文件。
方律师委托做的,鉴定那张“后填备注”的纸张年份、墨迹成分。
结论很直接——
纸张形成时间距今不超过八个月,与文件标注时间差距两年以上。
属于后期伪造。
我把这份文件放在床头柜上,压在枕头旁边,盯着白色的封皮看了很久。
其实,我知道这个结论之前,我心里已经确认了。
但看到白纸黑字,还是有什么东西,从某个地方慢慢漏出去了。
不是愤怒。
是一种很平静的、透彻的悲凉。
家里人出来出去,说的都是“哥,你放心”,“牧,咱们是一家人”。
然后背着手,伪造文件,抢先布局,算计一个病了快死的人。
怕我死之前,把钱用掉了。
怕我死之前,给他们留少了。
---
我给方律师发了条消息,告诉她鉴定报告收到了。
她回得很快:
【可以启动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想了想,回:
【准备好了。再等两天,我想让他们先安心。】
方律师回了个OK。
---
那两天,我配合得很好。
我妈打来电话,我接了,说身体还行,让她别担心。
陈凯发消息问要不要帮我申请什么医疗补贴,我说谢谢,不用麻烦。
我爸发来一段语音,说了很多,说他这辈子对我亏欠,说希望我能好起来,说家里有他们撑着,不会让我操心。
我听完,回了三个字:
“知道了。”
---
第七天,我办理了出院手续。
身体状况暂时稳住了,第一阶段化疗结束,回去休养等复查。
我在护士站签了最后一张单子,转身,看到我妈站在走廊尽头。
她站在那,手里拎着个保温桶,冬天的衣服穿得很厚,脸上的皱纹比我记忆里深了很多。
她看见我,走过来,把保温桶递给我:
“炖的排骨汤,热乎的。”
我接过来。
“谢谢。”
她想说什么,嘴动了动,最后只说:
“回家吗?”
我看了她一眼。
“不了,出租屋那边还有东西没收拾。”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我走到电梯口,按了下行键,等了一会儿,电梯门开了。
我进去,转身,看着电梯门慢慢合上。
我妈还站在走廊里,冬天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电梯门合上了。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保温桶。
排骨汤,热乎的。
这是八年来,她第一次亲手递给我一件热的东西。
---
真是太晚了。
---
6
方律师动作很快。
她在第八天,正式向当地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诉由:财产纠纷,涉及以虚假文件主张债务豁免的诉讼欺诈行为。
另外,她还同步向公安经侦提交了材料,附上鉴定报告,申请立案。
她发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在出租屋里晒太阳,窗户开着一道缝,冬天的风往里漏,冷,但是干净。
我回了个收到。
然后我去烧水泡了包茶,坐回去继续晒。
---
消息传到我爸妈那边,是第九天。
那天上午,我爸先打电话来,语气很平。
“牧,你做什么了?”
“什么事?”
“法院……法院来通知了,说你告我们?”
“告陈凯。”
电话那头停了很长时间。
然后我爸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我没有听过的,不知道怎么形容的情绪,有点哑,有点颤:
“你……你真的要这样?”
我端着茶杯,窗外的麻雀跳了一跳飞走了。
“爸,这笔钱是我的,你知道的。”
“这钱……这钱都花了,你凯弟那边……”
“花在哪了,我可以不追,但伪造文件,这个性质不一样。”
他沉默了。
我继续说:
“如果你们觉得这钱是我应该给家里的,那我们就法院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说完,我挂了电话。
---
陈凯当天下午也打来了。
这次,他没有绕弯子。
声音是我没有听过的那种,直接,硬:
“哥,你这是要干什么?把家搞散?”
我说:
“家?”
他停了一下。
我问他:
“陈凯,你伪造那张备注,准备的是哪一套说法?”
他没有答我这个问题。
他换了一种语气,说:
“哥,我承认那张纸有问题,但当时情况……爸妈的意思是,钱本来就是家里的,你出了是应该的,这个填个备注,就是走个流程而已,没有恶意——”
“没有恶意。”
我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
然后我说:
“你仔细想想,这句话,放到法庭上,能站住脚吗?”
电话那头,彻底静了。
---
那天晚上,我吃了一碗泡面。
坐在小桌子前,窗外的路灯亮着,楼下有人在争吵,声音传上来,断断续续的,听不清说什么。
我把泡面吃完,碗放到一边。
我想,我可能是第一次,在这件事上,把自己放到比他们更重要的位置上了。
以前总觉得,家和,就什么都好了。
家和,才算自己也好。
后来才明白,这句话是反过来的——
连自己都不站在自己这边,哪来的和。
---
7
消息在亲戚圈里传开,只用了两天。
我姑打电话来,说我太绝了,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跟自己兄弟对簿公堂。
我三舅发来一条语音,说他跟我爸聊过了,说这种事,家丑不外扬,我应该想开点,别走绝路。
我一律没回。
方律师说,这是正常流程,对方会先通过各种渠道施压,让你撤诉。
我说,我知道,不用管。
---
真正让事情出现转折的,是在起诉后第十二天。
那天,对方提交了答辩状。
律师拿到之后,转发给了我,我看了一遍,看到中间一段,停下来。
他们在答辩里,提出了一个论点:
陈牧精神状态不稳定,受病情影响,对家庭关系产生错误认知,诉讼行为存疑。
建议法院委托精神状况鉴定,确认其诉讼能力。
我把手机放下,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拿起来,给方律师打了个电话:
“这个,可以申请对方同等接受精神状况鉴定吗?”
方律师沉默了两秒。
“这个……思路挺清晰的,但在法律程序上——”
“开玩笑的,”
我说,
“不过,他们这个策略,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向?”
方律师想了想:
“他们这步棋,说明他们知道文件鉴定站不住脚,要往程序上找突破口。这个应对方向,我建议主动申请医院出具认知能力证明,同时让你的主治医生提供证词,说明你的精神和认知状态正常,把这个口堵死。”
“好,你安排,我配合。”
---
这个动作,推进得比我想象的快。
医院这边,我的主治医生,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大夫,姓宋,沉默寡言,但做事扎实。
他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给了我一个很直接的答复:
“出具认知能力说明,这个没问题,你的检查结果里,神经系统一切正常,出证词没有任何障碍。”
然后他顿了一下,问我:
“你家里人……是你生病了之后,才这样做的吗?”
我说:
“不是。”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拿起笔,开始写。
---
8
那份医疗证明,连同神经科的检查结果,一起递交到了法院。
对方那边,安静了三天。
第四天,陈凯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哥,能见一面吗?】
我想了半天,回:
【在哪?】
他说,你定。
我说,明天下午,我出租屋楼下那个面馆。
---
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坐了十分钟了。
他推门进来,扫了一眼,走过来,坐下。
我们都没先说话。
服务员来了,我说了一句煮面,两份。
服务员走了。
陈凯先开口:
“哥,这官司,到最后,对谁都没好处。”
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说说你的想法。”
“钱的问题,我想办法还,但是经侦那边……那个能撤吗?”
我想了想。
“如果还钱,我可以考虑撤销经侦申请。”
“多少?”
“四十万,加上这几年应有的利息,按照银行基准利率算。”
他的眼皮跳了一下。
然后他说:
“哥,我手头……没这么多现钱。”
“没关系,”
我说,
“你们家那套老房子,做抵押,补足差额,分期还款,五年内还清。法院见证,合同签好,一分不差。”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面来了。
我低头吃了一口,热,有些烫,味道是普通的酱骨汤底,但吃着不难受。
陈凯看着面,不动筷子。
过了很久,他抬起头:
“哥,你真的不愿意就这么算了吗?”
我放下筷子,看着他:
“凯,你说这句话,是在替自己说,还是替妈说的?”
他愣了一下。
我说:
“如果是你自己的意思,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
“你伪造那张备注的时候,知道我还在吗?”
他的眼神,第一次有点撑不住了。
我重新低头,继续吃面:
“想清楚了,给方律师发消息,她会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做。”
---
9
他最后答应了。
条件就是我说的那些,分毫没少。
抵押合同签完的那天,我爸妈也来了。
四个人,坐在方律师的小会议室里。
窗外是冬末的天,云层薄了,透出来一点灰蓝色的光。
合同打印出来,双方律师确认无误,逐页按手印。
我妈全程没说话。
她坐在我斜对面,手放在腿上,眼睛盯着桌面,不知道在看什么。
签完的时候,我爸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对方律师说了句辛苦,然后转向我。
他开口了很久,才说出来一句:
“牧,你……身体多注意。”
我点了点头:
“嗯。”
他们先走的。
走到门口,我妈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没看懂。
有一点像愧疚,有一点像什么别的,混在一起,说不清楚。
然后她跟着我爸出去了,门带上了。
---
方律师收拾文件,问我:
“结束了,感觉怎么样?”
我想了想。
“还行,就是饿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去吃点东西?”
“行,你请还是我请?”
“你赢了,你请。”
我站起来,拿起外套:
“我一个病人,你好意思?”
---
10
事情到这里,说起来,好像一条线,有头有尾,收得很整齐。
但我知道,它没有那么整齐。
账可以结,但有些东西,不会因为结了账,就填平了。
---
化疗继续在推进。
宋医生说,第一阶段数据不差,第二阶段有调整方案,整体来看,乐观估计能多争取一些时间。
他说“多争取一些时间”,我说好。
他让我注意饮食,不要熬夜,压力别太大。
我说知道了。
他顿了顿,说:
“你这种情况,有时候,心态好,比药管用。”
我笑了一下:
“宋医生,你不是这种会说场面话的人。”
他也笑了:
“真的,不完全是场面话。”
---
我开始重新整理自己这几年攒下来的东西。
不是为了死,是为了活得清楚一点。
我把出租屋收拾了一遍,扔掉了一些用不上的,留下真正重要的。
我给大学时候一个老朋友打了电话,我们失联了快三年,他接了,说陈牧你还活着呢,我说活着呢,他说那下次见面吃一顿。
我说好。
我还翻出了一直搁在箱底的一本书,十几年前买的,有些页角都折了,我重新拿出来,从头看。
---
有一天,我妈给我发消息。
【牧,最近怎么样?】
我看了很久。
然后回:
【还行,每周复查,没有变坏。】
她回了:
【那就好。】
停顿了一会儿,又发来一条:
【天冷了,注意保暖。】
我放下手机,窗外的天是那种干净的蓝,云少,风小,光照下来,暖的。
我想了想,回了两个字:
【知道了。】
---
这不是原谅。
也不是放下。
就是,往前走了一步。
如果走的时间够长,也许会走到某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个名字,但现在,我还不知道叫什么。
---
也许,就叫活着。
---
11
春天来的时候,我搬了家。
不是搬回父母那边,是重新租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地方,有朝南的窗,能晒到整个下午的太阳。
搬家那天,我大学时候那个老朋友,徐明,真的来了。
他扛着箱子,大汗淋漓,嘴里不停地说:
“我就是来吃饭的,不是来搬家的,你提前说好了是吃饭……”
我在厨房找锅,说:
“锅找到了,行了,能吃上。”
“你等等,你先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操作……”
我把锅放上灶台:
“解释什么?”
“你平时一直说家里没人管你,今天搬家,你爸妈连个电话都没打来?”
我想了想,说:
“他们知道,就是……现在这样子,大家都需要时间。”
徐明把最后一个箱子放下,坐在地板上,仰起头:
“你这人,我认识你十年,你从来都是这样,啥事往肚子里揣,不说。”
“以前是。”
“现在呢?”
我把灶点上,火蹿起来:
“现在在说了。”
他抬头看着我,停了一下,然后说:
“行,算你有进步。”
---
那顿饭,我们吃了两个小时。
喝了点酒,不多,小半瓶啤酒,我不敢多喝,药还在吃。
徐明说了很多废话,说他最近工作烦,说他老婆让他减肥,说他儿子刚会走路,走两步倒一次,他都不敢出门,怕儿子摔着。
我听着,有时候接两句,有时候就笑一下。
很普通的一个晚上。
但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这是很久很久以来,第一个完整的、不用分出一块心思去防备什么、不用攥着什么的晚上。
就是吃饭。
就是说说话。
---
12
复查结果在四月中旬出来。
宋医生把片子摆出来,对比了上一次,然后他把椅子拉近了一点,对我说:
“不差。”
我说:
“多不差?”
“病灶没有扩散,第一个结节有一定程度的缩小。这个结果,放在你这个病情阶段,是比较好的信号。”
我看着那张片子。
灰白色的影像,肺里面那些东西,就安安静静地待在那,说不清楚是敌还是不全是敌。
“下一阶段,我们调整方案,配合靶向药,继续观察。”
宋医生说。
“好,听你的。”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心态还挺稳的。”
我说:
“我请了个好律师,把心事解决掉了,轻松多了。”
他愣了一下,哈哈笑出来:
“这个……解决心事确实有利于治疗,但这个理由……”
我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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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院出来,我站在门口,把手机拿出来。
给方律师发了条消息:
【片子结果不错,谢谢你。】
她回了个笑脸,然后说:
【少谢我,多谢你自己。】
我把手机收起来,台阶上的光,下午四点,斜着照过来,把影子拉出去老长。
我走下台阶,往停车场走。
脑子里,一点一点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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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人到了某个时候,才会真正明白一件事——
不是所有的伤,都等得到一个道歉。
不是所有的亏欠,都能在活着的时候算清楚。
但有些事,你可以自己来做完。
你可以站在自己这边。
这件事,我用了三十一年才学会。
慢了点,但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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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四月底,我爸单独找过我一次。
我们在小区门口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他说了很多,说他这辈子对我亏欠,说他以前分不清对错,说他现在想清楚了一些东西。
我没打断他,让他说完。
说完,我们都没说话,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我说:
“爸,你身体注意点,别熬夜。”
他点头:
“你也是。”
我站起来,说:
“我先回了,下周复查,有结果我告诉你。”
他说好。
我走出去几步,他从后面叫了我一声:
“牧。”
我回头。
他坐在那,冬末的光不太强,他的脸在逆光里,看不太清。
他说:
“对不住。”
三个字,说得很低,但我听清楚了。
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知道了。”
然后我转身,走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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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结束。
但这是一个可以往前走的节点。
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