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租了一间便宜得离谱的单间,中介说前六个租客都只住了一个月就搬走了。
第一晚,我就听到了隔壁传来打字机的声音。
哒、哒、哒——很有节奏,像有人正在赶工。
可隔壁是储藏室,门锁着,堆满旧报纸。
直到第三天,打字机打出一行字:
“别报警,我就在你床底下。”
......
我叫刘明,二十六岁,程序员,单身,养死过三盆绿萝和一只仓鼠。换工作的空档期急着找房,预算卡得死,一个月最多一千五。中介给我推了十几套房,不是隔断间就是地下室,最后发来一个链接:“市中心老小区,单间,月租一千二,押一付一,拎包入住。”
我点开照片,墙白地净,窗户朝南,木地板上还铺了块格子地毯,看着挺温馨。价格低得离谱,我多嘴问了一句:“为啥这么便宜?凶宅啊?”
中介大哥在电话里笑了一声:“凶什么宅,正经房子。就是前几个租客都嫌吵,住一个月就走了。但你是男的嘛,应该没事。”
“吵?隔壁有小孩?”
“没有没有,隔壁是储藏室,堆杂物的。可能是楼上楼下传过来的声音,老房子隔音差。”他顿了顿,“你要是不租,后面还有人排着队呢。今天下午就有个姑娘要来看。”
我贪便宜,当天下午就签了合同。房子在六楼,没电梯,一梯两户,对门那户的门牌号被撬掉了,露出底下斑驳的水泥。我的门是深红色的防盗门,锁是新换的,钥匙捅进去有点涩,得左右晃着拧。
搬家是个周六。我吭哧吭哧把两个行李箱和一个装电脑主机的纸箱拖上六楼,中途歇了三回,肺都快炸了。打开门,一股老房子的霉味扑面而来,混着某种说不上来的甜腻气息,像烂掉的水果。我以为是前租客留下的垃圾没清,里里外外转了一圈,窗户都开着,没什么异常。客厅很小,一张布艺沙发、一张玻璃茶几、一台大头电视。卧室里一张一米五的铁架床,一个掉漆的衣柜,窗帘是土黄色的,拉起来吱吱响。厨房只有一个灶眼,卫生间的热水器老得能进博物馆,花洒拧开先喷出一股锈水,放了五分钟才变清。
我花了整个下午打扫。擦了五遍灰,拖了八遍地,把床垫翻了个面,又喷了半瓶除霉剂。晚上九点多,我终于瘫倒在床上,浑身酸得像被人揍了一顿,准备点个外卖犒劳自己。打开外卖软件,选了家常菜,下单,付款,预计四十分钟送达。
外卖还没到,声音先来了。
哒、哒、哒、哒、哒——
是从隔壁传来的。节奏很稳,每个字符间隔大约零点三秒,密集的时候连成一片,然后停顿两秒左右,接着是“叮”的一声脆响,像老式打字机换行时的铃铛。我盯着天花板听了半分钟,判断了一下方位,确认声音来自床头正对着的那面墙。墙后面就是中介说的储藏室。
我以为是隔壁邻居在加班赶工,或者是哪个文艺青年在玩复古打字机。没在意,翻了个身继续刷手机。但一直打到十一点还没停,中间连个撒尿的间隙都没有。我忍不住了,趿拉着拖鞋走到门口,打开门,楼道里的声控灯啪地亮了。隔壁的门就在我右手边,深绿色,油漆起了泡,门框和墙壁之间有一指宽的裂缝,里面黑漆漆的。门板上挂着一把老式挂锁,锁眼里塞满了灰,看着不像有人进出的样子。
我试探着敲了敲门:“哥们儿,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没人应。打字声停了大概三秒,又继续响起来,节奏比之前快了一些,像是在打字的人加快了速度。
“有病吧。”我嘟囔了一句,回屋找了副降噪耳机戴上。外卖到了之后,我一边吃一边刷短视频,隔壁的打字声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多才消停。我摘了耳机,世界终于安静了,倒头就睡。
第二天是周日,我睡到中午才醒。下午出门买日用品,在楼道里碰见一个老太太,拎着菜篮子从楼上下来。她看见我,愣了一下:“小伙子,你住六楼东户?”
“对,昨天刚搬来。”
“哦……”她上下打量我一眼,表情有点怪,“那房子空了快两个月了,你租的多少钱?”
“一千二。”
老太太撇了撇嘴,嘟囔了一句“作孽”,往楼下走。我跟了两步:“阿姨,我想问问,我隔壁那户是做什么的?昨晚打字打到半夜。”
老太太停下脚步,回头看我:“六楼隔壁?那间是储藏室啊,锁了好几年了,里面就一堆旧报纸和破烂家具。以前老张在的时候当杂物间用,后来老张搬走了,房子租出去,那间就没再开过。”
“那谁在里头打字?”
“打什么字?”
“就是打字机的声音,哒哒哒的。”
老太太看我的眼神变了,往后退了半步:“小伙子,你是不是刚搬来没睡好?六楼就你一户有人住,对门那户空了快一年了。哪来的打字机?”
我张了张嘴,想争辩,又觉得跟一个老太太较劲没意思,就笑了笑说可能是我听错了。
晚上十一点,打字机声音准时响起。这次我多了个心眼,贴着墙壁仔细听。不仅有按键声,还有咳嗽声,很轻,像肺里有痰的老烟民,咳两下清一清嗓子,然后继续打字。偶尔还有椅子挪动的吱嘎声,和往杯子里倒水的咕嘟声。
我掏出手机打开录音,录了三十秒发到哥们群里:“你们听听,这像什么?”
第一个回复的是老赵:“老式机械键盘吧?你邻居是个网文作者,日更两万那种。人家打字快你也要管?”
“这是打字机,不是键盘。你仔细听那个叮的声音。”
“那就是语音主播,用变声器装打字机声音搞ASMR。现在什么奇葩没有。”
第二个回复的是大刘:“你小心点,别是有人在墙里。我看过那种案子,房东把人砌墙里了。”
我骂他乌鸦嘴。但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老太太那句话——“六楼就你一户有人住”。我爬起来,拿手电筒贴着墙壁照了一圈,没发现裂缝或孔洞。又敲了敲墙面,声音沉闷,不像是空心砖。最后我戴上耳塞,熬到后半夜才睡着。
第三天是周一。我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到九点半才回家。路过隔壁门口时,我下意识看了一眼门缝。深绿色的门板底下有一条两毫米的缝隙,平时黑漆漆的,但那天,缝隙里透出一线光。
我弯腰看了一眼,光又灭了。
我以为是感应灯,或者是楼道里的光线角度问题,没多想。开门进屋,换了睡衣躺床上刷手机。十一点整,打字机声音又响了。但这次节奏明显变了——哒、哒、哒——三下,停顿五秒,再三下——哒、哒、哒。
像在发信号。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越不让我搞清楚的事我越来劲。我翻身下床,贴着墙壁喊了一嗓子:“别敲了,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打字声停了。
过了大概十秒钟,墙壁里传来“沙沙”的声音,像有人在撕纸,又像老鼠在啃什么东西。我竖起耳朵听,声音来自墙壁靠近地板的位置。紧接着,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被塞了过来——就从踢脚线接口处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缝隙里,伸出来,掉在地板上。
我捡起来展开。纸是普通的A4打印纸,对折两次,上面用老式打字机打了三个字:
“你是谁?”
我头皮一麻。这墙上有洞?我趴在地上拿手电筒照,果然在踢脚线和墙体接缝的地方有一个小缺口,外面的木条被人抠掉了,里面塞了一团发黄的纸。我把纸团拽出来,发现洞的直径大概两厘米,刚好能塞过一张折叠的纸条。我对着洞往里看,黑乎乎一片,什么都看不见。
我犹豫了大概三十秒,找了一张便利贴写了句“我是新租客”,卷成细条塞回去。大概过了一分钟,洞里传来沙沙声,一张新纸条被顶了出来。
“我叫阿强。前租客。你能不能别告诉房东?”
“告诉房东什么?”
“我在隔壁的事。”
我脑子转得飞快。前租客?被关在储藏室?这不是绑架是什么?我赶紧问:“你被锁在里面了?要我帮你报警吗?”
这次纸条来得更快:“别报警!房东有背景,警察来了顶多罚点钱,回头他会弄死我。你先听我说。”
“你说。”
“我是上一个租六楼东户的。欠了房东三个月房租,没钱还。他说让我干点活抵债,把我带进储藏室,说每天打打字就行。结果进来就把门钉死了,窗户也焊了铁条。我出不去。”
“那你怎么吃饭?”
“他每天晚上给我送一顿饭,往门底下的缝里塞进来。白天我犯困,他给我吃的饭里放了安眠药,我基本都在睡。晚上他走了之后我才清醒几个小时。”
“你为啥不喊救命?”
“他往墙里塞了隔音棉,我在里头喊破嗓子外面也听不见。就靠这台打字机跟你说话。前几个租客我都试过塞纸条,没人理。你是第一个回话的。”
我盯着纸条上的字,后背发凉,汗毛一根根竖起来。这个叫“阿强”的人被困在墙里,靠一台打字机跟外界联系。前几任租客都以为是闹鬼,一个月就搬走了。我要是不管,下一个租客可能也待不住,阿强就永远出不来了。
“你别急,我找东西把门撬开。”我翻了半天工具箱,找到一把十字螺丝刀和一把小锤子。我走到隔壁门口,试着用螺丝刀捅锁眼,捅不进去,里面像被什么东西堵死了。敲了敲门板,铁皮包边的,声音梆梆响。
“门是铁皮的,我撬不开。我报警吧。”
“别!房东马上回来了,他每天十一点半左右到家。你现在报警,警察来了他不承认,说我是他亲戚脑子有病,自愿住里面养病的。他以前就这么干过,来了两回警察都没事。”
“那咋办?”
“他书房抽屉里有一把钥匙,红色标签的,是这间储藏室的备用钥匙。他住三楼东户。他每天晚上九点去奇牌室打牌,十一点半才回来。你现在去,来得及。”
我看了一眼手机时间,十一点零六分。犹豫了五秒,我抓起外套和手机下了楼。
三楼东户的门虚掩着,客厅亮着灯。我站在门口喊了两声“有人吗”,没人应。推门进去,客厅里摆着一张旧沙发和一台电视,茶几上放着半碗没吃完的泡面和一副老花镜。书房在右手边,门半开着,里面一股烟味和旧书霉味混在一起。我摸到墙上的开关,灯亮了。书桌是那种老式带玻璃台面的,抽屉没锁,拉开第二个,里面乱七八糟塞着水电费单子、药盒、旧遥控器。我翻了两下,摸到一把钥匙,拴着红色塑料标签,跟阿强说的一模一样。
我攥着钥匙跑回六楼,插进储藏室的门锁里,拧了两下——咔哒,锁开了。
我推开门,一股浓烈的霉味和尿骚味扑面而来,呛得我咳了两声。手机手电筒照进去,看到满屋子堆到天花板的旧报纸,用麻绳捆着,一直摞到顶。靠墙摆着一张行军床,上面蜷着一个人,四十来岁,瘦得颧骨突出,胡子拉碴,穿着一件发黄的跨栏背心,下身一条大裤衩。他面前有一台老式打字机,黑色机身,银色按键,滚轮上夹着一张纸,打了一半的字。旁边放着半瓶矿泉水和一包被捏扁的饼干。
他抬头看我,眯着眼适应光线,然后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牙缝里塞着饼干渣:“谢谢啊兄弟。能给我倒杯水吗?我渴了三天了。”
我转身回屋拿了瓶刚买的农夫山泉递给他。他一口气灌了半瓶,呛得直咳嗽,拍着胸脯喘了半天才缓过来。
“你真是被房东关进来的?”我蹲在他面前问。
“骗你干啥。”他拍了拍打字机,“这破玩意儿是他从废品站淘的,说是打字机风格有逼格。他在网上接论文代写、小说枪手的活儿,打字机打完了拍照发给客户,一单五十,我抽十块。他说我欠他三千六,得干满三百六十单才能走。我他妈打了两百多单了。”
“那你不会跑?”
“跑?”他指了指窗户,铁栏杆焊得死死的,螺丝都锈成疙瘩了,“门锁着,窗户焊了,我往哪跑?我跟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这台打字机和墙上那个洞。前几个租客我都塞过纸条,没人理。你是第一个回话的。”
我越想越气,掏出手机就要打110。阿强一把抓住我手腕,力气大得不像饿了三天的人:“兄弟,别。你报警,他认个非法拘禁,关几天就出来了。他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弄死。你不如听我的,他书房抽屉里还有个保险箱,密码是他老婆生日,四位数,我白天上厕所的时候偷看到的。里面有一条金项链和两万现金。你拿了分我一半,我今晚就跑路,你也当没这回事。”
我盯着他看了三秒钟:“你白天上厕所?你不是被锁在里面吗?”
阿强顿了一下:“……他每天晚上送饭的时候放我出去上个厕所。”
“你不是说他给你吃安眠药吗?”
“那是白天。晚上清醒。”
“那你晚上不能趁他上厕所的时候跑?”
“门口有他坐着,我跑不了。”
我越听越觉得哪里不对,但一时说不上来。这时候楼下传来铁门开合的声音,紧接着是脚步声,皮鞋跟磕在水泥楼梯上,嗒、嗒、嗒,从三楼往上走。
阿强脸色刷地变了,压低声音推我:“他回来了!你快回去,别让他发现你进来过。”他把钥匙塞我手里,“你拿着,明天再来看我。别报警,求你了。”
我脑子一热,转身跑回自己家,反锁了门,连鞋都没换,靠在门板上喘气。五分钟后,我听到隔壁门开了又关上,然后是低沉的说话声,隔着墙听不清内容,只偶尔听到房东提高嗓门骂了句什么。过了十几分钟,听到隔壁门又锁上了,脚步声下楼去了。
那一夜我没睡着。翻来覆去到天亮,脑子里一遍一遍过刚才的场景。阿强说话的样子、那台打字机、堆到天花板的旧报纸。总觉得哪里别扭,但困得脑子转不动。
第二天上班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写代码写串了三个变量。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掏出手机看昨晚的录音。我有个习惯,去陌生地方谈事情会开录音,昨晚进储藏室之前我顺手点了录音键。我把音量开到最大,仔细听阿强的声音。他的咳嗽声、语调、用词习惯。听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发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阿强说话的时候,背景音里有一种细微的电流杂音,沙沙的,像收音机没调准频道。我一开始以为是手机录音的底噪,但我把同一段录音里我自己的声音截出来对比,我的声音干干净净,没有那种杂音。只有当阿强开口的时候,杂音才出现。
第二,昨晚我进储藏室的时候,行军床上那床被子摸起来是潮的,潮得能拧出水,像刚从洗衣机里捞出来没晾干。但阿强说他被关在里头三个月了。三个月没洗过被子,又没晾晒条件,被子应该是干的、发硬的、泛黄的。湿成那样,除非有人天天泼水,或者——
我把这两件事连起来,脑子里冒出一个荒谬的念头。那台打字机,会不会根本不是人在操作?阿强的声音,会不会是伪造的?
我做了个决定。下午请了半天假,趁房东出门买菜的时间(我在楼道里蹲点,确认他两点半出门,拎着环保袋往菜市场方向走了),用那把红标签钥匙又开了储藏室的门。
这次我多了个心眼。进门先开了手机录像,举着手机环拍了一圈。储藏室大概七八个平方,跟昨晚看到的一样,旧报纸、行军床、打字机、矿泉水瓶。阿强不在,估计是听到开门声躲起来了。我蹲下来检查那台打字机。
这是一台老式的机械打字机,牌子看不清,机身上全是油泥和锈迹。我掀开防尘罩,检查了滚轮和色带,正常。然后我把整台机器翻过来,看底座。底座上拧着四颗螺丝,其中两颗有新鲜的划痕,像最近被拧开过。
我从口袋里掏出随身带的瑞士军刀,把四颗螺丝拧下来,翻开底座盖板。里面塞着一团乱糟糟的电线和一块黑色的电路板,上面插着一张手机SIM卡,还有一根USB线连着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蓝牙模块。电路板中央焊着一个拇指大小的扬声器,旁边是一颗微型麦克风。
我的猜测坐实了。这台打字机被人改装过,内置了无线通讯模块。所谓的“打字声”,是有人远程控制打字机按键发出的声音,或者干脆就是扬声器播放的录音。而阿强跟我对话的声音,很可能也是通过这个扬声器播放的——有人在对讲那头用变声器说话,实时跟我互动。
我把电路板拆下来翻了个面。背面用黑色记号笔写了一行字:
“刘明,别多管闲事。否则你床底下那盒烟头,我会拿给警察。”
我操。
我床底下确实藏了一盒烟头。我偷偷抽烟怕房东发现,用黑色塑料袋包好塞在床板下面的横梁上,外面还缠了两圈胶带。这事儿只有我自己知道。房东不可能知道,除非他趁我不在的时候搜过我屋子。
我猛地抬头看向天花板。储藏室的日光灯罩边缘,粘着一颗芝麻大的黑色凸起,是个针孔摄像头,镜头正对着行军床和打字机。我搬了把凳子上去把它抠下来,发现它连着一条细线,穿过墙壁上的钻孔,通向隔壁——也就是我的房间。
我冲回自己家,掀开床板。床底下的木地板上有一根白色网线,顺着床腿往上走,用透明胶带固定在床架内侧,一路连到我电脑桌后面的路由器上。我把网线从路由器上拔下来,剪断,然后把路由器翻过来检查。背面贴着一张手写标签:“六楼东户”。标签下面用胶粘着一个微型无线网卡。
我打开电脑,登录路由器后台管理界面,查看已连接设备列表。除了我的手机、笔记本和智能音箱,还有一个陌生设备在线,MAC地址前缀显示是某品牌网络摄像头。IP地址是192.168.1.107,在线时长显示已经连续运行了十九天。我搬进来才三天。也就是说,这台摄像头在我搬进来之前就已经装好了,一直在运行。
我顺着网线找了一圈,最后在卧室衣柜顶上的通风口百叶窗后面摸到了一个拇指大小的摄像头,镜头正对着我的床。红外夜视的,带麦克风。
也就是说,房东一直在通过摄像头看我。我睡觉、换衣服、刷手机、抽烟,全在他眼皮子底下。而“阿强”这个人,要么是房东用变声器假扮的,要么——
根本不存在。
我拆了摄像头,把它和电路板一起装进塑料袋,揣上证据,直接打车去了派出所。接待我的民警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姓周,听我说完,表情很微妙。
“你说你隔壁关着人,但你去的时候人还在,还跟你说了话?”
“对,但我不确定是不是真人。他可能是房东用变声器假扮的。”
“你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了知道吗?”
“那储藏室是我租的房子的一部分吧?我有钥匙。”
“钥匙是你从房东书房偷的。”
我噎住了。
周警官叹了口气:“这样吧,我们联系房东核实一下。你先回去,别跟房东起冲突。如果有新情况随时联系我们。”
我只好回家。当天下午四点多,房东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很平静,甚至带着点笑意:“小刘啊,听说你去派出所了?误会,都是误会。那个储藏室确实有个租客,是我表弟,精神有点问题,我把他安置在里面养病。他脑子不清楚,净瞎说。你要觉得吵,我给你退押金,你搬走得了,我不为难你。”
“你表弟?那他怎么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他跟我说他叫阿强。”
房东沉默了两秒:“他发病的时候胡言乱语,你别当真。摄像头的事是我不好,我担心他跑出来伤到你,装了一个对着储藏室的。网线走你屋是施工方便,我明天就找人拆了。”
“那我床底下那盒烟头呢?谁告诉你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三秒钟。然后房东笑了一声:“什么烟头?我不知道啊。你抽烟了?合同里写了室内禁烟的,你注意点。”
电话挂了。
我在屋里坐了一个小时,越想越瘆得慌。房东知道我藏烟头的位置,但他假装不知道。这意味着他要么自己翻过,要么他还有别的摄像头我没找到。
那天晚上我没睡,把整个屋子翻了个底朝天。最后在卫生间的排风扇罩子里又找到一个摄像头,正对着淋浴喷头。我拆了它,砸烂,冲进马桶。
第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刷手机,准备第二天找房子搬走。十一点整,隔壁又传来了打字机声音。哒、哒、哒——跟之前一模一样的节奏。
我打开手机录音,走过去贴着墙听。这次不是打字声,是有人在敲墙。三下,停顿,三下。跟之前阿强发信号的方式一模一样。
然后从那个缝隙里,又塞过来一张纸条。我捡起来,上面只有一行字:
“刘明,我就在你床底下。”
我笑了。这种吓唬小孩的把戏,老子不上当了。我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回床上躺着,打开手机刷短视频。刷了大概十分钟,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我那盒烟头。房东怎么知道我藏在床底下?我当初是用黑色塑料袋包好,塞在床板下面的横梁上,外面缠了两圈胶带。除非有人掀开床板检查过。
我跳下床,掀开床板。黑色塑料袋还在原来的位置。我拆开一看,烟头少了两根。多了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
我打开纸,上面是打印体:
“你睡的那张床,下面有暗格。打开看看。”
我拿手电筒照床底板,沿着靠墙那一侧的边缘摸了一遍。果然,在床头位置有一块木板跟其他地方的纹理对不上,颜色略浅,边缘有一圈不明显的切割痕迹。我用螺丝刀撬了两下,木板弹起来,下面是一个约半米深的夹层,四壁用水泥抹得光溜溜的,底部铺着一层防潮垫。
夹层里放着一台老式打字机。
和储藏室里那台一模一样的型号,黑色机身,银色按键。滚轮上夹着一张纸,上面已经打好了字:
“谢谢你帮我拆了摄像头。现在只有我们俩了。”
我盯着那行字,手指冰凉,血往头顶涌。我慢慢地、慢慢地转过头——
床底夹层的角落里,蹲着一个瘦小的男人。他穿着一件发黄的背心,胡子拉碴,冲我咧嘴一笑,露出满口黄牙,牙缝里塞着饼干渣。
“兄弟,能给我倒杯水吗?我渴了三天了。”
他伸出手,手里攥着两根我的烟头。
我尖叫着往后退,后脑勺磕在床沿上,眼前冒金星。他蹲在夹层里没动,歪着头看我,表情像在看一只受惊的猫。
“别怕,我不打人。我就是饿得慌。你冰箱里有没有吃的?我闻到泡面味儿了。”
我的大脑在尖叫和冷静之间疯狂横跳。这他妈到底什么情况?储藏室里有个阿强,床底下还有个阿强?双胞胎?还是我精神分裂了?
“你……你是从哪儿来的?”我结结巴巴地问。
“我一直在啊。”他指了指夹层,“房东把我塞这儿的时候,你还没搬来呢。我听见你天天晚上翻身、打呼噜、刷短视频笑成狗。你藏烟的时候我都看着呢,就在我头顶上。”
“房东?哪个房东?”
“三楼那个老东西。他以前是中学物理老师,退休了没事干,把整栋楼的出租房都改了,墙里留夹层,床下挖暗格,专门偷看租客。我是他最后一个‘藏品’。”他撇了撇嘴,“他本来想把我关储藏室的,但储藏室太小放不下打字机,就塞你床底下了。你每晚睡在一台打字机上面,打了半个月呼噜。”
我脑子里嗡嗡的。所以储藏室里的阿强,是房东雇的演员?床底下的阿强,才是真的?那给我塞纸条的到底是谁?
“储藏室那个是假的?”我问。
“什么储藏室?”
“隔壁。有个叫阿强的跟我说他被关在里面。”
床底下的阿强愣了一下,然后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直咳嗽:“隔壁那个是我。我他妈白天在储藏室待着,晚上他把我挪到你床底下。不然你以为你塞的纸条谁回的?我一天换两个地方,累死了都。”
我花了大概十分钟才捋清楚。房东老张退休后闲得慌,开发了一套“沉浸式偷窥”的副业:他把流浪汉阿强收编了,白天把阿强锁在储藏室里,让他用改装过的打字机跟新租客“互动”,制造闹鬼假象。租客受不了搬走,他就换下一拨,以此筛选“胆大且好欺负”的租客——比如我这种贪便宜、单身、没背景的程序员。晚上老张去奇牌室打牌,就把阿强从储藏室转移到我家床底暗格里,让阿强继续用打字机跟我“联络”,制造更深的恐怖感,看我能扛多久。至于储藏室那台打字机,确实能远程发声,是老张用手机控制的。我跟“阿强”的纸条对话,前半段是老张用变声器在隔壁说话,后半段是真阿强在床底下手写塞上来的。
“他图什么?”我实在想不通。
“图乐子呗。”阿强摊了摊手,“他退休金够花,不缺钱。就喜欢看人吓到尿裤子。前几个租客有一个吓得搬走之后报警了,警察来查,他一口咬定是自己表弟,有精神病,还出示了诊断证明——那诊断证明是他托人办的假的。警察也没辙。”
我掏出手机:“我现在报警。”
“你报吧,这次有物证了。”阿强从夹层里摸出一部老掉牙的诺基亚,“我偷偷用他手机录的音。他喝多了跟我吹牛逼的时候说的,全录下来了。”
警察来了之后,事情比我想的顺利。周警官带着搜查令把整栋楼翻了个底朝天,在三楼老张家里搜出了十二个摄像头、三套变声设备、一堆伪造的租房合同和两份假的精神病诊断证明。老张被带走的时候还在狡辩,说自己是“行为艺术”,说“租客都签了同意书的”——他指的那份“同意书”是他自己用萝卜刻的章盖在租房合同最后一行,字小得要用放大镜看。
老张最后被判了三年。阿强拿了警察帮忙申请的救济金,买了张火车票回河南老家了。走之前加了我微信,说等他安顿好了请我喝酒。
我搬到了城西的单身公寓,密码锁,二十四小时保安,没有床底暗格,没有隔壁储藏室,房东是个正经中介公司。我住了半个月,一切正常。
直到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玩手机,听见床底下传来“哒、哒、哒”的声音。
我趴下去看,床底空荡荡的,只有一只我的拖鞋,和一根不知道哪来的白色网线,一端连着我路由器的LAN口,另一端消失在床板缝隙里。
打字机的声音停了。然后我的手机弹出一条微信消息,来自一个陌生号码:
“新房东让我问你,要不要合租?我睡床底就行。一天两顿泡面。”
我拉黑号码,摔了手机,连夜叫了货拉拉搬家。
现在我在公司打地铺。同事问我为什么眼圈发黑,我说我家水管坏了。
他们信了。但昨晚我加班到十一点,路过会议室的时候,听见里面传来“哒、哒、哒”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会议室空荡荡的,投影仪开着,屏幕上打着一行字:
“刘明,你忘了一件事。储藏室那台打字机的无线模块,是我自己装的。老张根本不懂电路。”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五秒钟,转身就跑,连电脑都没拿。
今天早上我办了离职。买了回老家的车票。下午的车。
我现在坐在候车室里写这些。旁边有个大哥问我借充电宝,我借了。他接过充电宝看了一眼,笑着说:“这充电宝挺复古啊,还带打字机功能?”
我低头一看——
充电宝侧面刻着一行小字:
“别回老家。我也买了票。”
我把充电宝扔进垃圾桶,改了签,买了去新疆的票。候车室广播响了:“乘坐K158次列车的刘明旅客,请到服务台,有人捡到了您的充电宝。”
我没去。
但列车开动之后,我在座位底下摸到了一个塑料袋。打开一看,是那个充电宝,上面贴了张便利贴:
“新疆太远了。我晕车。咱们还是回城里吧。你床底下的暗格我帮你重新挖好了,这次给你加了个枕头。”
我盯着便利贴看了十分钟。然后把充电宝从车窗扔了出去。
三秒钟后,前排乘客回头递给我一张纸条:
“扔也没用。我捡回来了。你看窗外。”
我扭头看窗外。列车正在驶过一片荒地,荒地中央竖着一块广告牌,上面用红色油漆刷了一行大字:
“刘明,你座位底下还有一台打字机。”
我没敢低头。
但我右手摸到了一个冰凉的金属物。
滚轮上夹着一张纸。
上面打着字:
“欢迎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