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更
看守灵房的第一夜,薛爷只教我一件事:点灯。
他说,一更点灯,灯不能灭。灯灭了,屋里就没个数。
那天晚上守三具。
第一具是个老头,七十多,心梗,家属在隔壁哭了一下午,哭累了,晚上都回去了,只剩一个儿子守在外头抽烟。
第二具是个中年男人,工地摔的,脸摔烂了,用白布盖着,脚上还挂着工地的泥。
第三具是从七号柜拉出来的。
七号柜在冷库最里头,柜门上贴着一张黄纸,纸上写着“无主”两个字,字迹很旧了。
拉出来的时候,我推车的手抖了一下。不是怕,是那具尸体太轻了。推车上过秤,一百二十斤的人该有的重量,可这具像一捆干柴。
脸上盖着布。布是新的,白得发亮,跟另外两具脸上的旧布不一样。
薛爷站在门口,抽着旱烟,看我把三具摆好,说:“第三具,你别掀布。”
我问为什么。
他说:“她不是今天死的。”
七号柜的登记本我后来翻过。那本子是蓝皮的,硬壳,纸边都卷了。2019 年那一页上,她的名字栏是空的,只写了一个“女”字,年龄栏写“约三十”,身份证号那一栏,画了一道杠。
备注栏有一行小字,是别人的字:家属未到,暂存。
暂存了四年。
冷库的门一开,里面就往外冒白气,白气贴着地走,走到我脚边,散了。冷库里一共有十九个柜,只有七个装着人。空柜的门都开着,一个洞一个洞,像一间没人住的宿舍。
我把她推出来的时候,轮子在地面上“咯”了一声。
薛爷在门口说了那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得太平了,像在说天气。
二 规矩
守灵房三间,我在最里头那间,一间屋子三张床,三条长明灯。
灯是菜油灯,铜的,油碟很浅,添一次油能烧三个钟头。
薛爷给我讲规矩,讲得很慢,像小学生背课文。
第一条:一更点灯,二更添饭,三更闭嘴。
第二条:供桌上的饭,人不许吃。添完就走,不许多看一眼。
第三条:三更里,不管谁叫你名字,都不能应。
我问他:“应了怎么样。”
他把旱烟在鞋底上磕了两下。
“应了,”他说,“你就得跟他走。”
我笑了。我说薛爷,我三十五了,开过十三年大货车,拉过煤、拉过钢、拉过死猪,什么场面没见过。
他看了我一眼。
“你是见过。”他说,“你见过的,都在你后头。”
我没听懂。
薛爷那年六十二,抽旱烟,牙是黄的,手背上有一块烫伤的疤。他在这干了三十一年。他师父姓何,死在守灵房里,死的时候五十八,也是心梗。
他说,他师父死的那晚,三更有人叫师父的名字,师父应了一声。
“应完,他把灯都点了。”薛爷说,“四盏。他点了四盏。”
“点了四盏会怎么样。”
“灯多一盏,就多一个人看着。”他说,“看着不是护你,是看着你别走。”
我问:“那何师父走了没有。”
薛爷没答。他把旱烟点上,抽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
“他第二天早上还坐在那板凳上。”他说,“就是没气了。”
他也不再说,只是把一盏灯推到我面前:“今天你点。”
我划火柴,火苗抖了三下才着。灯芯“噗”一声亮起来,黄黄的一小团,把三张床照出三个影子。
影子是躺着的。
我盯着那三个影子看了两秒,忽然发现不对——三具尸体是躺着的,可墙上只有两个影子是躺的。
第三个影子,是坐着的。
三 二更
二更是晚上九点。
厨房在楼下,一口大锅,白米饭,蒸得硬。薛爷说,添饭要添一碗,不能添两碗;要添冒尖的,不能添平的;添完筷子不能摆,摆了她就知道有人陪她吃。
我端着一碗饭上楼,走到第三张床前。
那具尸体盖着布,布下面一动不动。我把碗放在床头的小桌上,刚要退,听见一声很轻的响。
“嗒。”
像是筷子落在桌上。
我回头,桌上只有那碗饭。
再往前走一步,又一声。
我低头看自己的脚。我穿着殡仪馆发的黑布鞋,鞋底是软的,走在水泥地上没声。
那声音不是我。
我抬起头,看另外两张床。老头的床,中年人的床,都好好的,布都没动。
我把手电筒打开,照地上。
地上有一双筷子。
是那种老式的竹筷,头上削得很尖。筷子摆得很整齐,一双,平行的,头朝床。
薛爷说过,不能摆筷子。
我蹲下去,把筷子捡起来。筷子是温的,不是凉的那种凉,是刚从人手里放下来、还带着体温的温。
我拿着筷子下楼,问薛爷:“谁摆的筷子。”
薛爷正在切咸菜,刀停在半空。
“你别管谁摆的。”他说,“你摆回去了没有。”
“我收起来了。”
他把刀往案板上一放:“收哪儿了。”
“兜里。”
“拿出来。”
我把筷子从裤兜里掏出来,递给他。
他没接,只是看了一眼,然后从灶台底下抽出一把黄纸,把筷子包起来,塞进灶膛里。
火“呼”一声旺起来,纸很快就成了灰。
我站着看那点火,忽然听见楼上有动静。
是床板响。那种老铁床,人一翻身,弹簧就“咯吱”一声。
我跑上楼,三具尸体都好好的。老头的布盖到胸口,中年人的布盖到下巴,无名女那具一动不动,布平平整整。
我站在床边看了很久。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响的不是他们。是第四张床。
这屋子本来有四张床。第四张在最里头,靠墙,床板上堆着纸箱子,我来了两个月都没注意过。那天我上楼,纸箱子被挪开了一点,地上有四个脚的印子,是新压出来的。
他说:“从今天起,你裤兜里不许装东西。筷子、打火机、钥匙,都不许。”
“为什么。”
“她们要的东西,你身上有,她就拿。”他说,“你身上没有,她只能回自己身上找。”
我站在灶台边,闻着纸灰的味道,忽然问了一句我后来后悔了很多年的话:
“薛爷,这屋里到底有几具。”
他把锅盖盖上,声音很平:“你数。”
我数了。三具。
“再数。”
我又数了。三具。
“你数的是床。”他说,“你数数灯。”
我上楼,看那三盏灯。
三盏灯都在烧。
可第三盏灯的旁边,还放着一盏。
那盏灯没点。灯芯是干的,油碟是空的,上面积了一层灰。
它摆得端端正正,跟活人用的那三盏一模一样,就在床头,离那具盖布的尸体不到一尺。
四 三更
三更就是半夜十一点。
按规矩,三更闭嘴。
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背对着三张床,看墙上的钟。钟是那种电子钟,红字,一秒一秒地跳。
前几夜我都撑过来了。第一夜是硬撑,第二夜是咬牙,第三夜开始,我发现自己十点半就开始抖,抖得端不住碗。
薛爷教我个法子:害怕的时候数灯芯,数到天亮。我数过,最长的一夜,数到四千三百二十。
十一点整,外面下雨了。
雨点打在窗户上,一下一下,像有人用指头叩玻璃。
十一点零三分,屋里凉下来。
不是雨的那种凉,是那种从地里上来的凉,贴着脚脖子往上走,走到膝盖,走到胸口。
我把手插进袖子里,咬着牙不吭声。
十一点十一分,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
“周文斌。”
是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很平,就在我背后,不超过两米。
我浑身一麻。
我盯着电子钟,一字一字地在心里数:不回头,不说话,不应。
“周文斌。”第二声。
那声音近了一点。像她往前挪了半步。
“周文斌。”第三声。
这一声,落在我后脖子上,我能感觉到那股气,湿的,冷的,像从冰柜里刚开出来的。
我嘴唇动了。“我不……”
“啪。”
一只手从我背后伸过来,捂住我的嘴。
是薛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站在我身后,手很硬,像块铁。
他没说话,就那么捂着。捂了大概一分钟,屋里那股凉气慢慢退了,雨声也回来了。
他才把手松开,把我拽起来,拽到楼梯口。
他抬手,在我脸上打了一巴掌。
“你差一点。”他说。
我捂着嘴:“我什么都没说。”
“你嘴唇动了。”他说,“她认字,也认嘴。”
那天晚上,他没让我回屋,让我在楼梯口坐到天亮。
天亮之前,他问了我一句话。
“周文斌,你 2019 年 3 月,开的是什么车。”
我坐在台阶上,浑身都是汗。
我说:“薛爷,你怎么知道。”
他没回答。他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纸,纸上写着一行字,字很小,我得凑近才看清。
上面写着:
周文斌,一九九〇年五月生。
那是我的生日。
五 七号柜
第二天我没上班,我去查七号柜。
殡仪馆的档案室在地下,一间小屋,全是纸。管档案的是个女的,姓孔,四十来岁,很瘦。
我说我要查七号柜的登记。
她翻了半天,抽出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
七号柜,无名女,入柜 2019 年 3 月 13 日,事故死亡,无主,未火化。
“就这些?”
“就这些。”她说,“没名字,没家属,没人来认。”
“为什么放这么久。”
“案子没结。”她说,“没结的案子,尸体不能处理。这案子一直挂着。”
“什么案子。”
她看了我一眼,把卡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
城南大道,货车撞人,逃逸。立案 2019.3.12。
我站在档案室里,手扶着桌子。
2019 年 3 月 12 日,晚上十一点多,城南大道,我开着那辆旧的解放 J6,车上装着三十七吨煤,从南往北。
我记得那一夜。雨大,雨刮器坏了,刮不干净。我记得有一个人,从路边窜出来,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
我记得我踩了刹车,踩到底,车太重了,没停住。
我记得车头颠了一下。
我记得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路面上有个东西躺着,我没看清是什么。
我记得我把油门又踩下去了。
我记得我开出去三公里,才敢把车停在路边,坐在驾驶室里,抽了半包烟。
然后我把车开回了煤场,第二天照常装车。
三个月后,我把车卖了,退了车队,跟人说我不干了。
没人问。那年冬天,我老婆跟我离了,说我夜里睡觉说梦话,说“我没看见,我没看见”。
“周文斌。”孔姐叫我,“你脸色不对。”
我说:“这案子,后来怎么样。”
“没怎么样。”她把卡片收回去,“路口没监控,车没牌号可查,现场没留东西。一直没破。”
“她多大。”
“法医估的,三十出头。”她说,“衣服上有个工牌,厂子早倒了,查不到人。”
“什么颜色的衣服。”
她想了想:“红的。羽绒服。红的。”
我从档案室出来,直接开车去了城南大道。
那条路现在修宽了,四车道,中间有绿化带。2019 年的时候是两车道,两边是荒地,荒地里有一排杨树,树下堆着建筑垃圾。
路口有个小卖部,红砖房,招牌上写着“老李烟酒”。老板换了人,现在是个五十来岁的女的。
我买了包烟,问她这店开了多少年。
“十几年了。”她说。
“2019 年那会儿,这路口是不是撞死过一个人。”
她抬头看我:“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是她亲戚。”我说。
她把烟盒往柜台上一放:“那天晚上雨可大了。我在店里看店,听见外头一声响,像放炮。我出来看,路上躺着一个人,红的。有辆车,开得飞快,尾灯都没看清。”
“后来呢。”
“后来警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人当场就没了。”她说,“那天下夜班的,就她一个人走这条路。厂子在北边,宿舍在南边,她天天走。别人都绕大路,她不绕,她说绕一圈多走二十分钟。”
“为什么。”
“省时间啊。”她说,“回去还能给孩子做口饭。”
我站在小卖部门口,风从杨树那边过来,带着土味。
“她有孩子?”
“有。”她说,“一个小小子,那会儿四五岁。”
六 我是那个人
我在殡仪馆干了两年。
这两年,我一直以为我是在躲。
我 2019 年出事,2019 年冬天离的婚,2020 年喝酒喝到胃出血,2021 年经人介绍来城南殡仪馆当夜班守灵。工资一个月四千二,不管吃住。
来的时候,是薛爷面试的我。他就问了两句话。
第一句:“你敢不敢一个人守夜。”
第二句:“你身上有没有事。”
我当时说,没有事。
他看了我很久,然后说:“行,你明天来。”
我现在才明白,他为什么看那么久。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那天下午,我去找他。
他在院子里晒黄纸,一张一张摊开,压上砖头,怕风刮跑。
我站在他旁边,说:“薛爷,七号柜那个人,是我撞的。”
他没抬头。他把一张纸摊平,用手抹了两下。
“我知道。”他说。
“你怎么知道。”
“她告诉我的。”他说,“四年前,她第一次从柜里出来,走到我这屋里,站在我床边,站了一夜。”
“她说了什么。”
“她没说。”他说,“她只是站着。站到天亮,我醒了,看见地上有两个湿脚印。”
他抬头看我:“那双脚印,是往南走的。往南的,都是往城南大道去的。”
风刮过来,把一张黄纸掀起来,飞得很高,落到院墙外。
“你知道她为什么一直不出来。”他问。
“为什么。”
“她在等人认她。”他说,“无主的尸,进不了轮回。她没人认,就在柜里躺着,等了四年。”
“那她昨天晚上叫我的名字。”
“她认得车。”他说,“车认得人,人也认得车。她找到你了。”
“她叫我,是要我跟她走?”
“她叫你,是要你给她一个名字。”薛爷说,“你应了,就等于你认了她。你认了她,她就有了名,有了名,就能走。可你应的那一声,得替她留在柜里。”
我站在院子里,太阳很大,晒得人发晕。
“那我就应。”
“你应了,你就死。”他说,“不是今天死,是三年、五年,慢慢地死。跟她一样,躺在一间冷屋子里,没人认。”
“那我不应。”
“你不应,她就一直等。”他说,“你也就一直等。”
那天下午,我们把院子里最后一摞黄纸晒完,他坐在门槛上抽烟,跟我讲了他自己的事。
他说他 1993 年来的殡仪馆,那时候他三十一,刚死了老婆,孩子在老家。他来这儿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离得近一点”。
“离什么近。”
“离死人近。”他说,“活人我处不来。”
他抽了半根烟,说:“何师父教我的头一条,不是规矩,是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你别把她们当鬼。”薛爷说,“你把她们当人,当人就得给个名。人有名,才走得动。”
他抬头看我:“你开车撞了她,你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你连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记不清。你只记得车头颠了一下。”
我没说话。
“你欠她的,不是钱。”他说,“是个名。”
“那我给她个名。”
“给名,得有人应。”他说,“应的人,得跟她一样,在冷屋子里躺过。”
我问:“怎么躺。”
他把烟摁了:“躺一夜。她认得冷,就认得你。”
“你躺过吗。”
他没说话。他把袖子撸上去,给我看小臂。
小臂内侧有一块青,巴掌大,形状很奇怪,像一只手。
“我躺过两回。”他说,“第一回是我师父,第二回是我自己。”
“你自己?”
“我 2001 年替一个孩子躺过。”他说,“那是另一件事了。”
七 薛爷替我应了
第七天晚上,我又守那一间。
三具尸体,摆在原来的位置。七号柜那具,还是盖着布。
我按规矩点灯、添饭、闭嘴。
十一点,雨没下,天特别静。静到我能听见灯芯烧着的声音。
十一点零三分,凉气又上来了。
“周文斌。”
这一次的声音,不在我背后。
在我旁边。
我坐着没动,手放在膝盖上,指甲抠着裤子。
“周文斌。”
“周文斌。”
第四声的时候,声音变了,不是叫,是说。
“你那天,看见我了。”
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我知道我点头就是应。
可我点了。
就在我下巴要往下的时候,旁边有人开口了。
“看见了。”
是薛爷的声音。他坐在我旁边的板凳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
他站起来,往前走了一步,走到那张床前,把脸上的布掀了。
我看见了一张脸。三十出头,脸很白,眉毛很细,嘴唇发紫。她穿着那件红羽绒服,衣服是干的,人是干的。
薛爷站在她面前,说:“周文斌,一九九〇年五月生。”
他说的是我的名字,我的生日。
他离那张床不到半步。我看见他伸手,把布角压在床沿上,把布完全拉开。
她躺得很直。手放在身子两边,手指是弯的,像还攥着什么东西。她的红羽绒服上有块地方深了,颜色发黑,是洗不掉的。
屋里所有的灯,同时灭了。
那一瞬间,我什么都看不见。我只听见一声很长的气,像是有人终于吐出一口憋了四年的气。
然后灯又亮了。
三盏灯亮着,第四盏也亮着——那盏一直没点的、干着的灯,灯芯上有一点火。
薛爷躺在地上。
我冲过去,把他抱起来。他眼睛睁着,嘴张着,手抓在胸口。
他手里攥着一张黄纸。我把纸掰开,上面写着两行字。
第一行:周文斌,一九九〇年五月生。
第二行:薛广林,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生。
他替我把名字签了,也把自己的写上了。
后来我把那一夜想了很多遍。
薛爷掀布之前,先做了一件事:他把自己的旱烟袋掏出来,放在供桌上。烟袋是他的命,三十一年没离过身。他放下烟袋,就等于把“薛广林”这个人放下了。
他掀布的时候,手很稳。他站在床前,冲那张脸弯了一下腰,很轻,像跟人打招呼。
他说完那两句话,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一眼。他不是舍不得,他是放心。像送一个人过马路,看那人走到对面了,才回头。
我叫救护车。医生来的时候,说人已经不行了,心梗。
我知道不是心梗。
可我不能说。
八 还
薛爷的葬礼,是他儿子办的。他儿子从外地赶回来,四十来岁,穿着一身黑,从头到尾没跟我说一句话。
出殡那天,我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
磕完,他儿子走过来,把一个东西放在我手里。
是一个铁盒子,生锈了,很轻。
“我爸留给你的。”他说,“他说你要是来磕头,就给你。”
我回宿舍打开。
盒子里有三样东西:一把铜钥匙,一张纸,一沓钱。
纸上是薛爷的字,写得很歪,像是一个手抖的老头写的:
“钥匙开七号柜后面的门。钱是她的火化费。你把我名字划了,把她名字写上。她认你,你就给她个名。”
“别怕。我替她走过一趟了,路不难走。”
“你欠她的,不是钱。”
我拿着那把钥匙,在地下室坐了一夜。
地下室的灯是声控的,我坐着不动,灯就灭了。灭了再拍手,又亮。我拍了十几次,最后一次懒得拍,就那么坐在黑里。
黑里什么都有。有车头那一颠,有雨刮器刮不干净的玻璃,有后视镜里那个躺着的东西。
我坐到天亮,把钥匙揣进兜里,上楼。
第二天,我去派出所自首。
我把 2019 年 3 月 12 日那一夜,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讲了一个半小时。做笔录的警察是个年轻人,他一边记一边抬头看我,看到最后,笔停了。
“你为什么现在来。”
我说:“我欠一个人一个名字。”
案子重新立了。车卖了,人散了,但有我这句话,加上殡仪馆的无主尸,对上了。
我被判了三年,缓刑四年。赔了三十七万,是她家属的——她家属找到了,一个弟弟,在南方打工,找了她四年。
她的名字,是我从她弟弟嘴里问出来的。
姓陈,叫陈小满。三十二岁。在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出事那天是下夜班。
她弟弟叫陈小军,三十六,手很粗。
见我的时候,他坐在派出所的走廊上,一句话不说,坐了四十分钟。
然后他问:“你当时为什么不停。”
我张了张嘴。我说不出“车太重”这三个字。
“我害怕。”我说。
他点点头,说:“她那天也害怕。”
后来他告诉我,我那天撞完人开走以后,是路边小卖部的老板娘报的警。救护车到的时候,人还有一口气。
“她说什么了。”我问。
“护士说,她一直说一句话。”陈小军说,“她说,孩子还在家。”
我低着头,指甲抠着椅子。
“孩子呢。”
“跟她前夫。”他说,“出事那年四岁,现在九岁。我每个月给他打钱。”
“他知道吗。”
“知道。”他说,“他问我,妈妈是不是被人撞死的。我说是。他问我,那个人抓到没有。我说没有。”
他抬起头看我:“现在抓到了。”
她弟弟说,她这个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她走路不看路,老是低着头,因为她在厂里站了十二个小时,脖子抬不起来。
她出事那天,穿的是厂里发的红羽绒服,那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
火化那天,我去了。
我把薛爷留下的那沓钱交了火化费,剩下的买了一身新衣服,一件红的,烧给她。
骨灰盒很轻。我抱着它,从殡仪馆走到南山公墓,走了两个钟头。
路上我抱得很紧。我怕颠。
我想到她那天在货车的车头前,也是这么颠了一下。我抱着她走了两个钟头,算是把那一颠,还回去了一点。
南山公墓在半山腰,一片一片的碑,白花花的。我买的那块地,两千八,是最便宜的一档,靠边,边上有一棵松树。
墓碑是我立的。上面写:
陈小满之墓
一九八九——二〇一九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我自己写的:
“那天雨大,我没看清。对不起。”
九 三更
我又回去守灵了。
缓刑期间不能离开本市,我在殡仪馆做义工,一个月两千块,管饭。还是那间屋子,还是三张床,三盏灯。
人事上说要给我换个屋,我说不用。
第七天晚上,我照规矩点灯、添饭、闭嘴。
十一点,屋里很静。
十一点零三分,屋里的灯晃了一下。
我没回头。我坐在原来的小板凳上,看着电子钟。
十一点十一分,我听见有人说话。
不是叫我的名字。
是一句话,很轻,很短,说完就散了。
“谢谢你。”
我坐在那儿,没动,一直到天亮。
天亮以后,我上楼,收碗。
三张床,三碗饭。
第三碗饭,少了一口。
我端着碗下楼,薛爷那口大锅还在,锅盖还是他盖的那个方向。我把饭倒进锅里,把碗洗干净,摆回架子上。
然后我去院子里,把黄纸摊开,压上砖头,怕风刮跑。
现在我一个人守那间屋。
那间屋后来重新编了号,叫三号守灵间。人事上给我换了个名头,叫“夜班值守”,工资两千八。合同上写着,遇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上报。
我不知道“异常情况”指什么。我干这行四年,一次都没上报过。
规矩还是三条:一更点灯,二更添饭,三更闭嘴。
只是我在第四盏灯旁边,又摆了一盏。
那盏灯是给薛爷的。
每天晚上十一点,我把它点上。
点了两年,一次都没灭过。
上个月,有个新来的小伙子问我,薛爷是谁。
我说,是个老头,替人应过一次名字。
他问我,应了会怎么样。
我说,应了就得跟她走。他脸白了,说那他不敢干了。
我说,你要是不干,明天就结工资。他站了一会儿,说,我再想想。
第二天他来了,来得比我还早。
我把旱烟在鞋底上磕了两下,跟他讲规矩。
讲到第一条,他说他记不住。我说记不住就别干。他笑了,说,哥你别吓我。
讲到第三条,我停了一下,抬头看那四盏灯。
灯都在烧。
四个影子,全是躺着的。
我没告诉那个小伙子,四盏灯里有一盏,是给活人点的。
给活人点灯,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规矩。薛爷没教过,何师父也没教过。
反正这间屋里,灯多一盏,就多一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