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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17 21:09:54

第一章 坐我车的三个老乡,下车时说我是亿万富翁

我叫何德厚,今年五十九,在广州开网约车。

六年前,我卡里还有两百多万。

现在,我卡里剩两千三。

我有个毛病,爱算卦。

三枚铜钱,乾隆通宝,我爸留下的。铜面磨得发亮,字都快平了。

我算得极准。准到这辈子一次都没错过。

可我这辈子,也一次都没躲过去。

这话你先记着,看到最后你就懂了。

* * *

那天是周五,十月底,广州还热得像夏天。

中午十二点,我在琶洲一个楼盘工地门口等单。太阳把引擎盖晒得能煎鸡蛋,我把副驾那本《易经》扣在座位上,怕晒。

书皮早没了,用透明胶带缠了两圈,边角卷起来像干木耳。

这书我背得比身份证号还熟。

十二点零几分,工地门口涌出一群人,安全帽在太阳底下白得刺眼。

有人敲我窗。

“师傅,走不走?去棠下。”

三个人。

打头一个三十来岁,皮肤黑,脖子里挂条金链子,一看就是包工头。

后面两个年轻,二十出头,白净,穿polo衫,脚上球鞋还是新的。

“走。”我说。

三个人挤后排。包工头坐中间,两个年轻的靠两边。

车开出去没多远,后排就聊开了。

“刘哥,这个甲方真的拖啊,上个月进度款还没影。”

“急么子,急也没用。”包工头说,“现在的活,你敢不垫资?不垫资你连门都进不去。”

“垫了不给呢?”

“打官司咯。打三年,赢了,人家公司注销了。”

两个年轻人笑,笑得有点干。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一眼。

三张脸,都是湖南相,眉眼硬,颧骨高。

但我看的不是脸。

我看的是他们身上那层气。

——包工头肩上的气是浊的,像被水泡过的旧棉絮。

两个年轻人还行,就是左边那个,额头上一层灰气,浮着,压不下去。

这种气,我见过两次。

一次是1989年冬天,吴师傅下井前。一次是2003年春天,李国平来找我借钱那天。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们湖南的?”我问。

后排安静了一下。

“师傅你也是?”

“娄底双峰。”

“哎哟!”包工头一下坐直了,“我邵阳的!这两个是娄底的,一个双峰的,一个新化的!”

车里一下热起来,像忽然通了电。

“双峰哪里的?”

“荷叶塘。”

“荷叶塘我晓得,曾国藩那个。”

“嗯。”我笑了一下,“我们那地方,出读书人,也出蛮子。”

“师傅你贵姓?”

“姓何。”

“何师傅。”包工头往前凑,“你这口音,出来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

“那你现在专职跑这个?”

“嗯。”

“以前做么子的?”

我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一下。

“做工程的。”

后排那个双峰的小伙子来了兴趣:“师傅,你觉得现在做工程还做得成不?”

“做得成。”我说,“就是熬。”

“怎么熬?”

“你们这一代熬法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是没活干,你们是有活不敢接。”

“为啥不敢接?”

“你垫的是钱,人家押的是命。”我说,“你垫进去的是现钱,他给你的是一张纸。纸这东西,风一吹就没了。”

后排静了几秒。

“何师傅,”那个额头带灰气的年轻人忽然开口,“你懂工程?”

“懂一点。”

“那你看我们这个工地,有没有问题?”

我从后视镜里看他。

他叫小周,双峰的,二十六岁,刚从学校出来两年,做技术员。

我沉默了几秒。

“你们那个基坑,”我说,“东南角,支护是不是少打了两根锚索?”

车里一下没声音了。

三秒。

“你、你怎么知道?”小周的声音变了,“我们那个基坑,东南角确实——”

“锚索是少了。”我打断他,“少了两根,还赶了工期。这个月雨水多,土泡软了,撑不住。”

“这……这是甲方压缩成本——”

“我不管谁压的。”我说,“三天之内,东南角会滑。你信我一句,三天内别让人下去。”

包工头在后排笑了一声,笑得很客气:“何师傅,你还会看这个?”

“我不会看。”我说,“我算的。”

车里又静了。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静,你能听见空调的风声,听见轮胎压过井盖的“咯噔”。

“算的?”包工头重复了一遍,语气里有点东西。

我没解释。

我这辈子最不擅长的事,就是解释。

* * *

车拐上匝道,前面一段在修,得绕。

手机响了。

屏幕上是个陌生号,归属地:云南曲靖。

我盯着看了两秒。

昨晚这个号打了三次,我没接。

我按了接听。

“喂——德哥?是何德厚不?”

一个粗嗓门,云南口音夹着湖南味。

“你哪个?”

“我周开林啊!你莫挂!我找了你三年!”

我手指紧了一下。

周开林。1983年,中南矿冶学院,睡我下铺,云南曲靖人。

“开林。”

“你还记得我啊?我还以为你死哪去了!”那头喘着气,“我问你老家,说你早搬走了;问学校,学校说你没留联系方式;问老李,老李说你欠他钱跑路了——”

“我欠他钱?”我笑了一声,很轻,“他欠我十八万。”

那头静了两秒。

“……算了,先不说这个。”周开林的声音沉下来,“德哥,我这边有个盘子,曲靖下面一个县,老矿山改造。铅锌的,停了八年,现在要重新弄。八百多万的盘子,我吃不下,得找人搭伙。”

八百多万。

后排三个人都不说话了。

“开林。”

“嗯。”

“我现在开网约车。”

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断了。

“开网约车怎么了?”周开林说,“我当年在井下推矿车的时候,也没想到我今天能坐在办公室里签合同。”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哪个意思?”

我没说话。

“德哥,”他的声音低了,“你今年多大了?”

“五十九。”

“我六十。”他说,“我们这个岁数,还能有几年?你要是还想干,就来一趟。不想干,你就当我没打这个电话。但是德哥——”

他顿了一下。

“八几年在宿舍,你说过一句话,我记了四十年。你说做工程的人,得先把人做直了,工程才不歪。”

我手指僵在方向盘上。

“我想想。”

“想个屁!三天之内给我回话,不然我找别人了。”

电话断了。

车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风声。

红灯。

我把车停住,两只手搭在方向盘上。

后排那个双峰的小伙子忽然开口:“何师傅,八百多万的盘子啊。”

“嗯。”

“你以前……”

“以前的事,不讲了。”

绿灯。车往前走。

* * *

到地方了。

三个人下车,扫码付钱。

包工头最后一个下,弯着腰从车窗里看我。

“何师傅。”

“嗯。”

“你今天拉我们这一趟,我们真是荣幸。”他咧嘴笑,露出一口黄牙,“坐了个亿万富翁来体验生活的车。”

两个年轻人也跟着笑。

笑得很客气,没有恶意。

就是随口一句玩笑。

我也笑了。

“慢走。”

车开出去二十米,我把车靠边停下。

停在一个卖凉茶的小铺子门口。铺子里的大风扇转得呼呼响,吹得塑料招牌一鼓一鼓。

我把手机放在副驾座位上,看着它。

1998年我也有一台车。桑塔纳,白色的。那年广州街上跑的不多。我开着那台车去谈工程,副驾上放着一个黑皮包,包里装着现金和图纸。

那年我三十三岁,觉得这辈子不会再回头了。

我在车里坐了七分钟。

然后我摇下车窗,对着那三个人消失的方向,轻轻说了一句:

“三天。别下去。”

* * *

第三天,下午四点十七分。

我在跑单。

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

那头一片嘈杂,有人在喊,有人在哭,有铁皮被撞的声音。

“何师傅!”一个声音在抖,“何师傅!塌了!东南角塌了!”

是小周。

“人呢?”我问。

“没、没人!我们听了你的,撤了!刚撤出来十分钟!整面墙全下来了!”

他喘得很厉害,像是在跑。

“何师傅,你要是没那句话……”

他没说下去。

我握着手机,看着前面的路。

绿灯亮了。

“没人就好。”我说。

“何师傅,你在哪?我们现在过来找你!”

“我还在跑单。”

“我们等你!”他喊,“何师傅,你等着我们!”

电话挂了。

我把车停在路边,闭上眼睛。

三枚铜钱在兜里,硌着我的大腿。

我知道他们要来。

我也知道,从今天开始,我这三年清净日子,到头了。

第二章 我一句话,救了十几条命

那天晚上八点,我在番禺一个城中村口等他们。

三个人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跑得很急。

包工头姓刘,叫刘伟,三十四岁,邵阳人。

小周,周立,双峰的。

还有一个叫凯子,新化的。

三个人站在我面前,脸都白了。

“何师傅。”刘伟开口,声音发紧,“今天……你怎么知道的?”

“我算的。”

“你别跟我打哑谜!”刘伟有点激动,“你到底怎么知道的?你以前是不是在我们那个项目上干过?还是你认识甲方?”

我看着他。

“我要是认识甲方,我还会在这开车?”

他噎住了。

“那你怎么知道东南角少了两根锚索?”

“我不知道少了两根。”我说,“我是算出来东南角要出事。少两根锚索,是我猜的。”

“猜的?”

“做工程三十年,一个基坑该打多少锚索,我闭着眼睛都数得出来。”

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何师傅,”小周上前一步,“你是不是……会那个?”

“哪个?”

“算卦。看相。看风水。”

我没说话。

“我们那边有个说法,”小周说,“真正会的人,不显。”

我笑了一下。

“我不会。”我说,“我就会摇铜钱。”

我从兜里把那只铁皮盒子拿出来,打开。

三枚铜钱躺在里面,铜面发亮。

“乾隆通宝。”我说,“我爸留下的。他说这不是算命,是让你晓得,世上的事有它自己的走法。”

三个人凑过来看。

“何师傅,”刘伟忽然问,“你能不能……帮我算一个?”

“算什么?”

他犹豫了一下。

“算我这辈子,还能不能挣到钱。”

我把铜钱扣在掌心。

“你先坐下。”我说,“我们聊聊。”

* * *

我们在村口一家大排档坐下。

三个菜,两瓶啤酒。

刘伟喝了两口,话就多了。

他说他十六岁出来,在工地上搬过砖、扎过钢筋、开过塔吊。二十八岁拉起自己的队伍,四十多个人。这几年接了三个活,两个烂尾,一个甲方跑路,欠了一百多万。

“我今年三十四,”他说,“我老婆天天跟我吵,说我没出息。我儿子上小学,我一年回去两次。”

“我有时候想,”他低着头,“我到底图个啥。”

我没接话。

我这辈子听过太多这样的话。

1999年,我一个工人在酒桌上跟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后来他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了腰。

“何师傅,”刘伟抬头看我,“你以前是不是很有钱?”

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有过。”

“多少?”

“最多的时候,”我想了想,“账上三百多万。”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

“那后来呢?”

“后来就没了。”

“怎么没的?”

我看着桌上那盘炒花甲。

“三次。”我说,“三次都栽在同一样东西上。”

“什么东西?”

“心软。”

* * *

刘伟把杯子放下。

“何师傅,你还没给我算。”

我看了他一眼。

“你真要算?”

“真算。”

我把三枚铜钱收进掌心,摇。

摇了六次。

铜钱落在桌上,叮叮当当。

我看了很久。

“水雷屯。”我说。

“什么意思?”

“屯,是草木刚出土,被石头压着。”我说,“你不是没本事,你是压在石头底下。”

刘伟的脸沉下去。

“那什么时候能出来?”

“三年。”我说,“三年之内,有一道坎。”

“什么坎?”

“不在活上。”我说,“在账上。”

他不说话。

“刘伟。”

“嗯。”

“你欠工人多少钱?”

他愣了一下。

“四十多万。”

“结清。”

“我现在结不清。”

“结不清也得结。”我说,“你欠的不是钱。”

“那是什么?”

“是命。”

我把铜钱一颗一颗收回盒子里。

“我1998年带过一个队伍,”我说,“六十七个人。那年冬天,我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一个,姓吴,四十六岁。”

“他家里三个孩子。”

“我赔了钱,赔了三十七万。”我说,“钱赔完了,我还是睡不着。”

“为什么?”

“因为他掉下来那天,我欠他两个月工钱。”

刘伟低着头,半天没说话。

“何师傅。”

“嗯。”

“你算过你自己吗?”

我把盒子扣上。

“算过。”

“算出什么了?”

“算出一辈子。”

我站起来,把钱放在桌上。

“走吧。”我说,“明天还要早起。”

* * *

第三章 十八万,一句卦辞,我记了四十年

第一次是2003年。

那年我三十八,账上三百多万,在广州有办公室,在老家盖了三层楼。

那年春天,非典。街上没什么人,所有人都戴口罩,看谁都像隔着一层。

三月,我大学同学李国平来找我。

他睡我上铺。1985年冬天我发高烧,是他背着我走了两公里去医院。那天下雪,他穿着一件旧军大衣,把我裹在里面,自己冻得嘴唇发紫。

他开一台黑色帕萨特,穿一件白衬衫,进门就说:“德厚,有个活,我们一起做。”

一个市政广场的地下停车场,一千二百万的盘子。

“关系都打通了,”他说,“就差前期周转。你出十八万,我出二十五万,剩下我找人。利润对半。”

我没立刻答应。

我回去起了一卦。

比卦,六三。

比之匪人。

——亲附了不该亲附的人。

这四个字,我盯着看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还是把钱打了过去。

为什么?

因为他是李国平。

因为1985年那场雪,他背着我走了两公里。

我想,卦可以不准,人不会。

钱打过去的第十七天,他电话就打不通了。

我去长沙找他,家里没人。他老婆说,他欠了外面的钱,跑了,去了哪里不知道。

我在他家楼下站了一个下午。

那年非典,风很大,我口罩里全是哈气。

我没报警。

我想,十八万,够一个人跑多远?跑到天涯海角,也还是个躲。我要是报警,他这辈子就完了。

——我后来想过很多次,那天下午如果报了警,会不会不一样。

大概不会。

我这个人,改不了。

* * *

第二次是2019年。

那时候我在云南,给周开林做矿山,六年,账上有两百多万。

我本来可以不走。

可我内弟,我前妻的弟弟,在广西接了一个活。

一个大型KTV的整体装修,两千多平方,投资五百多万。

他说:“哥,这个活稳赚,你出三百万,剩下的我想办法。”

我前妻劝我,说弟弟这个人不靠谱。

我还是投了。

2019年底装修完,2020年1月,疫情来了。

KTV一天没开过。

三百万,加上借来的一百多万,全砸在里面。

设备、装修、租金、押金,一样都变不成钱。

2022年,我五十七岁,一个人回到广州。

* * *

“那第三次呢?”刘伟问。

我没答。

我把铜钱从盒子里拿出来,扣在掌心。

“你想算什么?”

“算我还能不能起来。”

“不用算。”我说,“你三十四,你还能起来。”

“你怎么知道?”

“我五十九了,我还想再起来一次。”我说,“你急什么。”

三个人愣住了。

我摇铜钱。

六次。

画卦。

从下往上,一爻一爻垒。

垒完,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卦。

雷天大壮。

大壮,利贞。

——壮,就是强盛。雷在天上,声势很大。

但这卦有个讲究:壮于趾,征凶。有孚。

意思是:脚趾头先动,往前冲,凶。

我看着这个卦,忽然笑了一下。

“怎么样?”刘伟凑过来。

“能起来。”我说,“但不是靠冲。”

“靠什么?”

“靠等。”

“等多久?”

“等到你自己不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刘伟一脸茫然。

我把手机收起来。

“回去好好干。”我说,“三天之内,把东南角补上。别跟甲方吵,把话说到位,让他们自己看。”

“甲方要是不认呢?”

“他们会认。”我说,“墙已经塌了,他们不认,下一个塌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招牌。”

* * *

三个人走了。

刘伟临走前,从包里掏出一沓钱,往我手里塞。

“何师傅,这个你收着。”

我推回去。

“不用。”

“你一定要收!你救了我们十几条命!”

“我要是收了,”我说,“这话就不灵了。”

他愣住。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说,“我这辈子靠这个收过钱,收一次,后面就再也算不准了。”

他没听懂,但他把钱收回去了。

车开走的时候,小周从后座窗户里探出头,喊了一句:

“何师傅!我记住你了!”

我站在村口,看着那台车的尾灯。

广州的夜风是热的,吹在脸上像毛巾。

我掏出手机,翻到那个云南的号码。

手指在“拨号”上停了三秒。

然后我按了。

“喂?德哥?”那头的声音一下就亮了。

“开林。”

“你终于想通了?”

“我想问你一句。”我说,“你那个矿,是不是有问题?”

那头静了。

静得很长。

“德哥,”周开林的声音变了,“你……你怎么知道?”

我抬头看了看天。

十月底的广州,天上没有星。

“我明天来。”我说。

第四章 半夜十二点,一个穿红裙的女人上了我的车

那天晚上十一点半,我在天河接了一单。

起点是体育西路一个小区,终点是棠下。

上车的是个女人,三十五六岁,穿一条红裙子,妆有点花。

她一上车就不说话。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

她抱着一个塑料袋,抱得很紧,像抱着个孩子。

我看的不是她的脸。

我看的是她身上的气。

那层气很淡。

淡得像烧到最后的一截香,风一吹就要散。

我这辈子见过两次这种气。

一次是1989年冬天,吴师傅下井前。一次是2003年春天,李国平来找我借钱那天。

我把车开出去。

“走棠下哪条路?”

“一直走。”她说,“到了我叫你。”

声音很哑,像哭过很久。

我没再问。

广州的夜里车不多,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

她坐在后座,一直看着窗外。

走了大概十分钟,她忽然开口。

“师傅。”

“嗯。”

“你说,人死了以后,还有没有?”

我握着方向盘。

“你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问。”

我想了想。

“有。”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爸走了三十一年,我每年清明跟他说话,他都听得见。”

她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后面有抽气的声音。

很轻。

我把车靠边停下。

“姑娘。”

“嗯。”

“你要去哪,我送你。”我说,“但是你先告诉我一句实话。”

她抬起头,从后视镜里看我。

“你是不是想不开。”

车里静了很久。

然后她哭了。

哭得很小声,肩膀一抖一抖,塑料袋被她攥得“咯吱”响。

我没劝。

我从副驾的储物格里摸出一包纸巾,反手递过去。

她接了。

哭了大概五分钟。

“师傅,”她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看得出来。”

“你会看相?”

“会一点。”

她把眼泪擦了。

“那你看我,”她说,“我还能活多久。”

“你还能活很久。”

“我不信。”

“你不信,你就不会问我。”

她不说话了。

* * *

车继续往前开。

棠下到了。

“哪个位置?”

“再往前。”她说,“过了那个加油站,往左。”

我往左。

前面是一片围起来的工地,铁皮围挡,上面贴着“施工重地,闲人免进”。

“到了。”她说。

“这儿?”

“这儿。”

我把车停下。

她没下车。

她看着那片围挡。

“这里以前是个小区。”她说,“叫棠下新村。”

“拆了?”

“三年前拆的。”

“你以前住这儿?”

“嗯。”她说,“八楼,802。”

她伸手,指着围挡里面。

“就在那个位置。”

我看着那片黑。

“我丈夫上个月走的。”她说,“肺癌。查出来到走,四个月。”

我没说话。

“今天是他的生日。”她说,“我买了蛋糕。”

她把塑料袋打开。

里面是一个小蛋糕,六寸,奶油上写着两个字:老陈。

“我想在这儿给他过个生日。”她说,“过完,我就走。”

“走去哪?”

她没答。

我心里一沉。

“姑娘。”

“嗯。”

“你在这儿过生日,我陪你。”

她转过头,看着我。

“你不走?”

“不走。”

“你不怕?”

“我怕什么。”我说,“我五十九了,我什么都见过。”

* * *

她在围挡外面坐下来。

坐在马路牙子上,红裙子铺在地上。

蛋糕放在膝盖上。

她从包里摸出一根蜡烛,插上,用打火机点了三次才点着。

风大,火苗一直晃。

“老陈,”她说,“生日快乐。”

她说完,就没声了。

我站在旁边,看着那根蜡烛。

火苗很小,一晃一晃。

我忽然想起1999年我儿子出生那天,我在医院走廊上抽了一根烟。那根烟的火也是这样,一晃一晃。

“师傅。”她忽然说。

“嗯。”

“我们结婚十一年。”

“嗯。”

“他这个人,特别闷。”她说,“从来不说话。我跟他吵架,他就坐在沙发上抽烟,一句话不说。我气得要死。”

“后来呢?”

“后来他病了。”她说,“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忽然话特别多。他说他这辈子对不起我,说我们那个房子,本来想换大一点的,没换成。说他存了六万块,藏在衣柜最上面那个格子里,让我别忘了。”

她笑了一下。

“你说这个人,多傻。六万块钱,藏了十年,利息都没有。”

我没说话。

“他走的那天,”她说,“我一直握着他的手。他的手是凉的,一直凉到胳膊肘。我就一直握着,握到护士来拉我。”

“我知道他走了。”她说,“可我就是不肯松手。”

“松了手,他就真的没了。”

* * *

蜡烛烧到一半,灭了。

她低头看了看。

“灭了。”

“风大。”

“嗯。”

她把蛋糕打开,用塑料刀切了一块,放在地上。

“老陈,吃。”

然后她自己吃了一块。

吃得很慢,一口一口。

吃到一半,她忽然说:

“师傅,我本来今天不想回家的。”

“我知道。”

“我本来想,等他过完生日,我就去江边。”

“我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因为我见过。”我说,“我见过很多人,站在江边。”

她抬起头。

“那你见过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我想了想。

“有的回去了。”我说,“有的没有。”

“回去的那些,后来好吗?”

“不知道。”我说,“但是他们都活到了今天。”

她低下头,看着手里那块蛋糕。

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蛋糕吃完,把盒子收好,站起来。

“师傅。”

“嗯。”

“送我回家吧。”

* * *

回去的路上,她坐在副驾。

“师傅,你贵姓?”

“姓何。”

“何师傅。”她说,“你今天为什么等我?”

“因为我怕你出事。”

“你跟我非亲非故。”

“是不亲。”我说,“但是我车上有个人,我不能把人扔在黑地里。”

她看着窗外。

“何师傅。”

“嗯。”

“你说人死了以后还有没有。”

“有。”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今天给他过生日。”我说,“你要是觉得没有,你就不会买那个蛋糕。”

她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头。

“何师傅。”

“嗯。”

“我儿子今年九岁。”她说,“他在我妈那儿。”

“嗯。”

“我刚才切蛋糕的时候,想起他。”她说,“我想,我要是走了,他明天早上起来,就没有妈妈了。”

“然后我就吃完了那块蛋糕。”

我把车停在她家楼下。

她扫码付钱。

付完,她又转了五百块过来。

我退了回去。

“何师傅,你收着。”

“不收。”

“为什么?”

“今天我要是收了你的钱,”我说,“你以后想起今天,就会觉得那是一场交易。”

“我不想让你这么想。”

她愣了一下。

然后她推开车门,站在车边,弯下腰,从窗户里看我。

“何师傅。”

“嗯。”

“我记住了。”

她走进楼道,上了楼。

三楼的灯亮了。

我在楼下等着,等到那盏灯灭了,才开车走。

* * *

那天晚上回家,我起了一卦。

问的是:今天这个女人,往后怎么样。

卦是地火明夷。

明夷:利艰贞。

明入地中,光明受伤。

这是六十四卦里最苦的一卦之一。太阳落到地底下,天黑了,什么都看不见。

但卦辞里有一句:利艰贞。

——在艰难里,守住正道。

我看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拿起笔,在本子上写:

十月二十七,棠下。红裙女。夫亡。送归。得明夷。

写完,我合上本子。

第二天早上,我洗车的时候,在后座发现了一根红绳。

很细,褪了色。

不知道是谁落下的。我把它收进了储物格。

第五章 刘伟带我回工地,甲方看见我腿软了

第四天上午,刘伟打电话来。

“何师傅,你在哪?”

“跑单。”

“别跑了。”他说,“你来一趟工地。”

“干什么?”

“甲方要开会。”他说,“他们要甩锅。”

我把车停在路边。

“甩给谁?”

“甩给我们。”他说,“说支护不到位是我们的责任,要扣我们八十万。”

我沉默了几秒。

“我过去。”

* * *

工地在琶洲,一栋三十层的楼,基坑挖到地下三层。

我到的时候,门口停着五台车,其中一台是黑色奥迪。

刘伟在门口等我,脸色很难看。

“何师傅。”

“人在哪?”

“二楼会议室。”

“几个?”

“三个。甲方项目经理姓马,还有一个监理,一个设计院的。”

我点点头。

“你带了什么?”

“合同、图纸、施工日志。”他说,“还有那天的照片。”

“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塌之前三天。”

“好。”

我往里走。

刘伟跟在后面。

“何师傅,”他小声说,“我跟你说实话,我心里没底。”

“没底就别说。”我说,“等会儿你别说话,我来说。”

“你来说?”

“我来说。”

* * *

会议室里坐着三个人。

中间那个四十来岁,油头,穿一件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手腕上一块金表。

看见我进来,他皱了一下眉。

“这位是?”

“我们技术顾问。”刘伟说。

“技术顾问?”马经理上下打量我,“哪个单位的?”

“我没单位。”我说,“我开网约车的。”

会议室里静了一下。

然后马经理笑了。

“刘老板,你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我拉开椅子坐下,“马经理,我们直接说事。”

“说什么事?”

“八十万的事。”

他把手里的笔放下。

“好。”他说,“那我就直说。这个基坑东南角塌方,是因为施工方支护不到位。锚索数量不够,钢架间距超标。这是你们的责任。”

我没说话。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纸。

“马经理,这是今年8月12号的施工日志。”

我推过去。

“上面写的是:东南角锚索施工完成,共四十八根,符合设计要求。”

“那是你们自己写的。”

“对。”我说,“所以我又带了这个。”

我拿出第二张纸。

“这是今年8月15号,设计院出的变更单。”

“什么变更单?”

“你们甲方要求压缩成本,把东南角的锚索从四十八根减到四十六根。”我说,“设计院签字了,你们工程部盖章了。”

我把纸推过去。

“要不要看原件?”

马经理拿起来,看了很久。

他的脸色变了。

“这个……”

“还有。”我说,“这是8月18号的监理例会纪要,上面写着‘东南角支护按变更单执行’。”

“这是10月23号的现场照片,东南角钢架间距一米八,规范要求一米二。”

“这是10月20号的天气记录,连续降雨六天。”

“这是10月26号,塌方当天。”

我把五张纸一张一张摆开。

“马经理,我做工程三十年。”

“一个基坑该打多少锚索,我闭着眼睛都数得出来。”

“你们把锚索减了两根,把钢架间距放大了半米,还赶了工期。”

“这个坑,不是我们挖塌的。”

“是你们省塌的。”

* * *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

监理那个人低着头,一直在翻自己的本子。

设计院那个人脸色发白。

马经理把五张纸看完,慢慢放回桌上。

“何师傅。”他说,“你这个……是哪来的?”

“刘老板给我的。”

“他为什么给你?”

“因为他怕。”

“怕什么?”

“怕你们把八十万扣到他头上,他这一年的活就白干了。”我说,“他手下四十多个人,都等着这笔钱回家过年。”

马经理不说话了。

他掏出一包烟,抽了一根,点上。

抽了半根,他抬起头。

“何师傅。”

“嗯。”

“你说这事怎么办。”

“很简单。”我说,“三条。”

“你说。”

“第一,塌方的损失,甲方承担。因为变更单是你们签的。”

“第二,工期顺延。这个月下雨下了六天,不能算我们的。”

“第三,八十万不扣,按合同付款。”

马经理看着我。

“三条都答应,我们就不往外说。”我说,“你们自己算,是八十万贵,还是这个事传出去贵。”

他把烟摁灭。

“我做不了主。”

“那你打电话。”我说,“我在这儿等。”

* * *

他出去打了二十分钟电话。

回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何师傅。”

“嗯。”

“公司同意了。”他说,“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这个事,不出这个门。”

我看了他一眼。

“马经理。”

“嗯。”

“我做工程三十年,见过很多事。”

“有些事我认,有些事我不认。”

“今天这个,我认。”

他松了一口气。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我说。

“你说。”

“刘伟他们的钱,这个月必须到账。”

“这个月?”

“这个月。”我说,“他们四十多个人,等着回家。”

* * *

从会议室出来,刘伟一直没说话。

走到楼下,他忽然停住。

“何师傅。”

“嗯。”

他转过身,眼睛红了。

“我做了十二年工程。”

“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个人,能这么跟甲方说话。”

“你怎么敢?”

“我敢什么。”我说,“我就是把纸摆出来。”

“可是那些纸,我们自己也摆过。”

“你们摆的时候,”我说,“你们自己心里没底。”

他愣住了。

“刘伟。”

“嗯。”

“你记住一句话。”

“你说。”

“做工程的人,得先把人做直了,工程才不歪。”我说,“这句话我四十年前跟我同学说的,今天我送给你。”

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卡,往我手里塞。

“何师傅,这个你收着。”

“多少?”

“五万。”

我推回去。

“不收。”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来,不是为了钱。”

“那是为了什么?”

我抬头看了看那栋楼。

“因为我三年没进过工地了。”我说,“我今天想进来看看。”

* * *

那天下午,刘伟开车送我回去。

路上他忽然说:

“何师傅。”

“嗯。”

“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

“八千。”

“扣掉租金电费,剩多少?”

“两千。”

他沉默了很久。

“何师傅,”他说,“你跟我干吧。”

“干什么?”

“我给你开两万。”他说,“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坐在办公室里,谁来谈事,你出来说两句。”

我笑了。

“刘伟。”

“嗯。”

“我五十九了。”

“我知道。”

“我这个岁数,”我说,“我不想再坐在办公室里了。”

“那你想干什么?”

我看着窗外。

广州的下午,太阳很大,路上全是车。

“我想找个地方,”我说,“安安静静做一件事。”

“什么事?”

“还没想好。”

车停在城中村口。

我下车,刘伟从窗户里探出头。

“何师傅!”

“嗯。”

“你那个卦,”他说,“你教教我呗。”

我回头看他。

“学这个干什么。”

“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

“你不用学。”我说。

“为什么?”

“因为你三十四,你还能起来。”我说,“你急什么。”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车开走了。

我站在巷子口,看着那台车的尾灯消失在拐角。

然后我掏出手机。

屏幕上有一个未接来电。

云南曲靖。

三个。

第六章 我在公园救了一只蟾蜍,它背上拴着一枚铜钱

从刘伟他们那儿回来,已经快十点。

我住的单间在番禺一个城中村里,一楼,没有窗,白天也要开灯。

屋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电磁炉,一个塑料衣柜。

桌上摆着我爸的遗像。遗像前面是三枚铜钱,和一本笔记本。

笔记本是硬壳的,黑皮,封面上印着“1998”。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米酒,老家带来的,塑料壶装,五斤一壶。

倒了半碗,没菜,就那么喝。

酒是甜的,后劲大。喝到第三口,眼睛就热了。

我不是为钱难受。

钱我见过,也丢过。丢过两回,第三回也就那样了。

我难受的是今天中午那句话。

“坐了个亿万富翁来体验生活的车。”

那三个年轻人没有恶意。他们甚至是在夸我。

可就是这种没有恶意的玩笑,最扎人。

因为那是真的。

我真的当过。我真的有过。1999年我回老家,请一整条村的人吃过饭,杀了两头猪,摆了三十桌。

现在我在开车,拉三个不认识的湖南老乡,听他们叫一声“何师傅”。

我把碗里的酒喝完,又倒了半碗。

门响了。

钥匙转了两圈,门推开,李慧珍进来,手里提着两个塑料袋。

“怎么不开灯?”她把灯打开,看见桌上的酒碗,“又喝。”

我没说话。

李慧珍今年五十四,邵阳人,在广州做护工,照顾一个中风的老太太。

她跟我处了三年,没领证,也没住一起——她住雇主家,一周回来一两次。

她把塑料袋放下,里面是半只盐焗鸡,一份炒河粉。

“我晓得你今天不痛快。”她坐下来,把鸡撕开,“你这个人,一不痛快就喝酒,一喝酒就不说话。你当我瞎?”

我看着她。

“我今天拉了三个人,”我说,“湖南的。一个邵阳,两个娄底。”

“那不是蛮好。”

“下车的时候,他们说,坐了个亿万富翁来体验生活的车。”

李慧珍撕鸡的手停了一下。

然后她笑了。

“他们说得对啊。”

我愣住了。

“你就是啊。”她把一块鸡腿肉塞到我手里,“你以前是,现在也是。你只是没钱了,又不是不是了。”

我捏着那块肉,忽然就撑不住。

我低下头,肩膀抖了两下,没出声。

李慧珍没劝我。

她把碗往我面前推了推,自己倒了半碗酒,一口喝了。

“喝。”她说,“喝完睡觉。明天休息一天,我们去公园。”

* * *

第二天是周六。

我们去了番禺那边一个郊野公园,坐公交去的,四十分钟。

公园里没什么人。十月底的广州还是热,树荫底下凉。

两人沿着湖走,走了一个多小时,没怎么说话。

走到一片榕树林,李慧珍说歇一下。

榕树很大,气根垂下来像帘子。树下有个旧亭子,石桌石凳,桌上有人下过棋,棋子还在。

我们坐下。

我掏出烟,点了一根。

李慧珍在旁边剥橘子。

就在这时,我看见地上有东西在动。

离我三步远,草丛边上,一条蛇。

不大,一米来长,浑身金褐色,鳞片在斑驳的光里一闪一闪,像镀了一层铜。

它缠着一只蟾蜍。

蟾蜍也不大,拳头大小,背上疙瘩一粒一粒,土黄色。

蛇咬住了蟾蜍的后腿,蟾蜍在挣。

它挣得很吃力,一条腿被咬住,另一条腿在地上刨,刨出四道浅痕。

蛇想吞,吞不下——蟾蜍太大,蛇太小。

它咬一口,松一下,再咬一口,再松一下。

每一次都咬得更靠后一点。

蟾蜍不动了。

我看着,一动不动。

“哎哟。”李慧珍站起来,“蛇!”

“莫动。”

“它咬那个蛤蟆——”

“我看见了。”

两个人站在那儿,看了大概两分钟。

那两分钟很长。

蟾蜍的肚子一鼓一鼓,鼓得很快。它的眼睛是琥珀色的,一直睁着,看着前面,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蛇又咬了一口。这次咬在背上。

蟾蜍的腿抽了一下。

我的手伸进兜里,摸到了烟盒。

我忽然想起很多事。

我想到1989年冬天,吴师傅拄着拐站在火车门口说的话。

我想到2003年李国平家楼下那个下午。

我想到2020年广西那个空着的KTV,两千平方,灯都没开过,我一个人在里面走了一圈,脚步声撞在墙上弹回来。

我想到自己这三年,一天十二个小时,坐在车里,看着前面那盏绿灯。

我这一辈子,好像一直在看别人被咬。

“救不救?”李慧珍问。

我没答。

“救吧。”她说,“看着难受。”

我把烟塞回烟盒,弯腰,从地上捡了一根树枝。

是榕树掉下来的枯枝,有拇指粗。

我走过去,蹲下来。

蛇抬了一下头,看着我。

它的眼睛是黑的,没有瞳孔,就是一粒黑。

我把树枝伸进去,横在蛇和蟾蜍中间,慢慢往下压。

蛇没动。

我加了一点力。

蛇松了口。

蟾蜍往前一窜,窜出去半尺,停住了。

蛇在原地盘了一下,把头抬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蟾蜍,然后掉头,钻进草丛里去了。

一点声音都没有。

蟾蜍还在那儿,趴在地上,背上有一道血印。

它的后腿在抖。

李慧珍从包里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我。

“给它喝点。”

我拧开瓶盖,蹲下来,把水慢慢倒在地上。

水在泥地上洇开一小片。

蟾蜍不动。

过了一会儿,它往前跳了一步,跳进那滩水里,趴着,肚子一鼓一鼓。

就在这时,我看见它背上缠着东西。

一根红绳。

很细,褪了色,像老旧的挂绳。绳头拴着一枚铜钱,铜钱卡在蟾蜍背上的疙瘩中间,被水泡得发绿。

我伸手,把那根绳子解下来。

铜钱很小,比我的拇指盖还小一圈。

正面两个字:乾隆。

背面两个满文。

我把它放在手心里。

铜是凉的。凉得不像在太阳底下晒了半天的东西。

“这是什么?”李慧珍凑过来。

“铜钱。”

“谁给它拴的?”

“不知道。”

我把它翻过来。

铜钱边缘有一道豁口,像是被人用牙咬过。

我心里忽然一跳。

——这种豁口,我见过。

我爸那三枚铜钱里,有一枚也有。

就在同一个位置。

我把铜钱攥进手心,站起来。

蟾蜍跳走了。

跳了三步,停一下,又跳两步,钻进草里。

钻进草里之前,它回过头。

——我后来跟人说起这件事,都说自己记错了。

蟾蜍不会回头。

可我就是记得它回头了。

* * *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四枚铜钱拿出来,起了一卦。

问的是:今天这事,是个什么兆。

卦是泽火革。

革,变革也。己日乃孚。

我看了很久。

革卦的卦象,是泽在火上——水在火上,水火相息,两边都要变。

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

是两边都活不成原来的样子。

我拿笔在本子上写:十月二十八,公园,蛇缠蟾。救之。得革。

写完,我把那枚捡来的小铜钱放在桌上,跟我爸那三枚摆在一起。

四枚。

我盯着看了半天。

然后我伸手,把它们一枚一枚翻过来。

我爸那三枚,边缘是平的。

只有捡来的这一枚,有一道豁口。

我用指甲抠了一下那道豁口。

里面是空的。

像被什么东西咬掉了一小块。

我把铜钱举到灯下。

豁口里,卡着一粒极小的东西,黑的,硬的,像沙子。

我用针挑出来,放在手心里看。

是一粒黑色的粉末。

我闻了一下。

有一股很淡的腥味。

像血。

* * *

“你在干嘛?”李慧珍在门口问。

她洗完澡,头发湿着,站在门框边。

“没干嘛。”我把铜钱收起来。

“你又在弄你那个。”

“嗯。”

她走过来,坐在床边。

“德厚。”

“嗯。”

“我今天在公园,看你看那条蛇的时候,”她说,“你眼睛不对。”

“怎么不对?”

“说不上来。”她想了想,“就是不像一个五十九岁的人。”

我笑了一下。

“那我像多少?”

“像……像在等什么。”

我没说话。

她伸手,把我手里那只铁皮盒子拿过去,打开。

四枚铜钱。

“这个小的哪来的?”

“蟾蜍身上。”

她愣了一下。

“蟾蜍身上有铜钱?”

“嗯。”

她把那枚小的捏起来,放在灯下看。

“德厚,”她忽然说,“三足金蟾,你知道吧?”

“知道。招财的。”

“招财的金蟾,嘴里要含钱。”她说,“嘴里不含钱的金蟾,是吐财的。”

“什么意思?”

“意思是,谁把它请回家,谁就漏财。”

她把铜钱放回盒子里,盖上。

“你说,这钱是它吐出来的,还是别人塞给它的?”

我看着那只盒子。

“我不知道。”

“那你要不要留着?”

我沉默了很久。

“留着。”我说。

“为什么?”

“因为它跟我爸那三枚,是一套的。”

李慧珍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叹了口气,躺下去,背对着我。

“何德厚。”

“嗯。”

“你这个人啊,”她说,“一辈子就栽在这上面。”

“哪上面?”

“你以为你在救别人,”她说,“其实你在救你自己。”

* * *

第二天是周日。

我五点半就醒了。

躺了十分钟,爬起来,洗脸,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

李慧珍还在睡。我给她留了张纸条:出车,晚上回。

六点整,我把车从巷子里倒出来。

广州的早晨是灰蓝色的,天边有一线橙。

我打开接单软件。

第一单就来了。

起点:锦绣花园南门。

终点: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我点了接单。

车开过去,四分钟。

小区门口站着三个人。

一个孕妇,肚子大得吓人,一手扶着腰,一手抓着栏杆。

一个老太太,六十多岁,手里拎着一个红色的旅行包。

一个男人,三十来岁,头发乱着,正在打电话。

我把车停过去,男人跑过来拉开车门。

“师傅!快点快点!我老婆要生了!”

我看了一眼那个孕妇。

她的脸是白的,额头上全是汗。

但我看的不是她的脸。

我看的是她肚子上那层气。

那是一层白光。

很亮,很软,像刚出锅的米饭冒的热气。

我这辈子只见过一次这种光。

是1999年,我儿子出生那天。

我下车,帮他们把后门打开。

“慢点。扶着头。”

老太太先上去,男人扶着孕妇。

孕妇上车的时候,忽然抓住我的胳膊。

她的手很凉。

“师傅,”她喘着气说,“你车上有味道。”

“什么味道?”

“香。”

我愣了一下。

我车上没有香。三年了,只有烟味、汗味、和那滩洗不掉的呕吐物。

“坐好。”我说,“系上安全带。”

男人坐副驾,回头看他老婆。

“妈,还有多久?”

“快了快了。”老太太说,“师傅,麻烦你快点,她这是二胎,二胎快。”

我点头。

挂挡。

车开出去。

十几米。

后面传来一声叫。

不是叫,是一种很低的、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声音。

“妈——妈——”

我从后视镜里看。

孕妇的裤子湿了。

“师傅!”老太太的声音都变了,“不行了不行了!她要生了!”

我看了一眼时间。

六点十一分。

我踩下油门。

第七章 李慧珍的儿子,十年没叫过她一声妈

李慧珍有个儿子。

我是第三年才知道的。

那天她来我家,带了菜,做了三个菜一个汤。

吃到一半,她手机响了。

她看了一眼屏幕,站起来,走到门外去接。

我在屋里听得见。

“喂。”

“……妈知道。”

“……你听妈说一句。”

“……好。”

“……好。”

“……那你注意身体。”

电话挂了。

她在门外站了很久才进来。

眼睛是红的。

“谁啊?”我问。

“没谁。”

“没谁你哭什么。”

她坐下,扒了两口饭。

“我儿子。”

我放下筷子。

“你有儿子?”

“有。”她说,“二十六了,在深圳。”

“做什么的?”

“不知道。”她说,“他不告诉我。”

* * *

李慧珍二十二岁嫁人,嫁的是邵阳老家一个开货车的。

二十七岁生了个儿子,叫小军。

三十一岁那年,她男人跑长途,在高速上追尾,人没了。

那年小军四岁。

她一个人带孩子,带到十岁。

三十七岁,她改嫁了。

嫁的是邻村一个木匠,人老实,对她也好。

但是小军不认。

“他那天晚上,把自己关在屋里。”李慧珍说,“我去敲门,他在里面喊,你不是我妈了。”

“后来呢?”

“后来他就再也没叫过我。”

她低下头。

“我改嫁的第二年,他就去他姑姑家了。”

“再后来,初中毕业,他去深圳打工。”

“这十年,他每年给我打三个电话。”

“三个?”

“过年一个,我生日一个,还有一个是他自己生日。”她说,“每个电话不超过两分钟。”

“说什么?”

“就那几句。”她说,“妈,我挺好。妈,你别担心。妈,我挂了。”

* * *

我听完,没说话。

“德厚。”她抬起头,“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你错什么。”

“我要是当年不改嫁,”她说,“他是不是就不会这样。”

我想了很久。

“慧珍。”

“嗯。”

“你三十七岁那年,”我说,“你一个人带孩子,你靠什么活?”

“我在镇上帮人缝衣服。”

“一个月挣多少?”

“三四百。”

“够吗?”

她没说话。

“你改嫁,”我说,“是为了让他有饭吃。”

“不是你不要他。”

“是他以为你不要他。”

她眼泪下来了。

“那你让我怎么办。”

“你去深圳。”

她愣住了。

“什么?”

“你去深圳。”我说,“你去找他。”

“他不让我去。”

“他没说不让你去。”我说,“他是没说让你去。”

“这有区别吗?”

“有。”我说,“他不说,是怕你去了他不晓得怎么面对你。”

“你不去,他一辈子都不晓得怎么面对你。”

* * *

她第二天就买了票。

走之前,她站在我门口。

“德厚。”

“嗯。”

“我要是去了,他把我赶出来呢。”

“那你就回来。”

“回来以后呢?”

“回来以后,”我说,“我请你吃饭。”

她笑了。

“你个穷鬼。”

“穷鬼也请得起一顿饭。”

* * *

她去了四天。

第四天晚上,她打电话给我。

一接通就哭。

“德厚。”

“怎么了?”

“他叫我妈了。”

我握着手机。

“他叫了?”

“叫了。”她哭得说不出话,“我一进门,他就站在那儿,一句话不说。我把带的腊肉拿出来,他也不接。”

“后来呢?”

“后来我就坐在他家沙发上,坐了两个小时。”她说,“他也不赶我走,也不说话。到了晚上,他忽然说了一句:妈,你吃饭没有。”

“我当时就哭了。”

“他慌了,他说妈你别哭,你哭什么。”

“我说妈没事,妈就是高兴。”

我靠在墙上。

“慧珍。”

“嗯。”

“你儿子,”我说,“他心里一直有你。”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不赶你走。”

* * *

她第五天回来的。

回来那天,她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件衣服。

“他买的。”她说,“他说深圳热,让我穿薄一点。”

我看了看那两件衣服。

“他知道你在广州做护工?”

“知道。”

“他没说什么?”

“他说,”她顿了一下,“妈,你别做了。我养你。”

我笑了。

“你怎么说?”

“我说,”她抬起头,“妈还能干两年。”

“为什么?”

“因为妈想自己挣点钱。”她说,“妈不想伸手。”

* * *

那天晚上,她在我这儿吃完饭,忽然问我。

“德厚。”

“嗯。”

“你儿子呢。”

我手一停。

“我儿子在湖南。”我说,“跟他妈。”

“多久没见了?”

“七年。”

“为什么不回去看?”

我把碗放下。

“因为没脸。”

“你又不是去要钱。”

“就是因为不是去要钱。”我说,“我去看他,我能给他什么?”

“我什么都给不了。”

她不说话了。

过了很久,她说:

“德厚。”

“嗯。”

“你今天劝我去深圳,”她说,“你自己呢。”

我没答。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

起来,坐在桌边,把四枚铜钱摆在灯下。

一枚一枚看。

我爸那三枚,边缘是平的。

捡来的那一枚,有豁口。

我看着看着,忽然想起我儿子小时候。

他六岁那年,我在广州,一年回去两次。每次回去,他都在村口等我。看见我,跑过来,抱着我的腿。

他八岁那年,我回去,他没来村口。

他妈说,他在屋里写作业。

我进去,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叫了一声“爸”。

然后就低头写作业了。

那天我在他家坐了两个小时,他一直没抬头。

我走的时候,他送到门口。

“爸。”

“嗯。”

“你什么时候再来?”

“过年。”

“哦。”

他就回去写作业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听他叫爸。

* * *

我把铜钱收起来。

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

翻到“儿子”。

手指在拨号上停了很久。

然后我按了。

响了三声。

“喂?”

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张了张嘴。

“喂?谁啊?”

“……是我。”

那头静了。

静得很长。

“爸?”

“嗯。”

“你怎么了?”

“没怎么。”我说,“我就是……问问你吃饭没有。”

那头又静了。

然后他说:

“吃了。”

“哦。”

“你呢?”

“我也吃了。”

“……哦。”

两个人都不说话。

“爸。”

“嗯。”

“你身体还好吧。”

“好。”

“那就好。”

“……那我挂了。”

“好。”

电话挂了。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它。

看了很久。

然后我笑了一下。

他叫我爸了。

七年了。

第八章 孩子生在省妇幼门口,我才明白“借死不借生”

广州的早高峰,六点多还不算堵。

但我心里清楚,这条路平时再顺,四十分钟也到不了。

省妇幼的番禺院区,从锦绣花园过去,正常要过两个隧道、三个红绿灯,一个早高峰至少一个小时。

那天不一样。

那天广州的路,空得离谱。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

孕妇已经躺下来了,头枕在她婆婆腿上。她咬着牙,一声不吭,两只手抓着座椅。

“师傅,还有多久?”男人声音发抖。

“二十分钟。”

“能不能再快点?”

“能。”

我踩油门。

前面一个红灯。

我把车往左一打,从辅道绕过去。

辅道上有一辆洒水车,正在作业,水喷得满地都是。

我按了两下喇叭。

洒水车往边上让了让。

我从它旁边擦过去,水花溅在车窗上。

“师傅!师傅!”老太太在后面喊,“出来了!头出来了!”

我手心全是汗。

“妈,你稳住。”男人喊,“师傅,你快点!”

“闭嘴。”我说。

他愣住了。

“你闭嘴。”我又说了一遍,“你越喊她越慌。你握住她的手,跟她说话,说点别的,别说生孩子的事。”

男人回过头,抓住他老婆的手。

“老婆,你听我说,你别怕。我们那个房子,我明天就去交定金,你说了算,买哪个都行,你说了算……”

他一边说一边哭。

我看着前面。

前面的路是空的。

整整一条双向六车道,一辆车都没有。

路灯还亮着,橙色的光洒在柏油路上,像一条河。

我心里忽然很静。

静得像很多年前,在井下。

井下的静跟地上不一样。地上再静,也有风、有虫、有远处的车。井下的静是实的,压在你耳朵上。

那时候我二十几岁,一个人在巷道里走,头上是三百米的山。

我总觉得,上面有人看着我。

那天早上,我又有了这种感觉。

* * *

六点四十七分。

车到省妇幼门口。

我拐进门诊楼下面那条道,还没停稳,后面就传来一声哭。

很响。

像一把刀,把早晨剖开了。

我把车停住,拉手刹。

回头。

老太太抱着一个东西。

红红的,皱皱的,一身白膜,眼睛闭着,嘴巴张着。

“生了!生了!”老太太哭得比孩子还响,“生了个男娃!生了个男娃!”

男人整个人僵在那儿,嘴巴张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看着那个孩子。

他很小,比我的小臂还短。

他哭的时候,两只手握成拳头,举在脸边。

——我忽然想起1989年冬天,我在井下抬出来的那个工人。

他也是这个姿势,两只手握成拳头,举在脸边。

只不过他没哭。

* * *

“师傅!师傅!快叫医生!”

我推开车门,往门诊楼跑。

门口有个保安,四十来岁。

“车上生孩子了!快叫医生!”

保安愣了一下,然后转身往里跑,一边跑一边喊。

我跑回车上。

老太太已经把孩子包起来了,用的是她自己那件外套。

孕妇躺在那儿,脸白得像纸,眼睛睁着,看着车顶。

“你还好吗?”我问。

她转过头,看着我。

“师傅,”她说,“谢谢你。”

“别说话。”

“我儿子……”她笑了一下,“我儿子是坐你的车来的。”

我心里一动。

我从兜里摸出那个铁皮盒子。

打开。

四枚铜钱。

我把最小的那枚——那枚从蟾蜍身上解下来的——拿出来,塞进孩子的襁褓里。

“这是什么?”老太太问。

“压一压。”我说,“这孩子命硬。”

老太太看着我。

“师傅,你……”

护士推着床跑过来了。

一片忙乱。

人被抬下去,孩子被抱下去。

男人跟着跑了两步,忽然回头,从兜里掏出手机。

“师傅!多少钱!我扫你!”

我摆了摆手。

“不要了。”

“那不行!这怎么行!”

“不要了。”我说,“这单,我请。”

他愣在那儿。

护士在喊他,他转身跑了,跑了两步又回头喊:

“师傅!你贵姓!我一定来找你!”

我没答。

我把车开出去,停在医院外面一条小路上。

然后我趴在方向盘上,坐了很久。

后座上一片狼藉。

血、羊水、一件沾了血的外套。

还有一股味道。

不是血腥味。

是香。

很淡的香,像庙里的檀香,又像老屋樟木箱子里那种味道。

我在车里坐了一个小时。

然后我开车去了洗车店。

洗车的小伙子拉开车门,愣了一下。

“老板,你这车……”

“洗。”我说,“洗三遍。”

“这得加钱。”

“加。”

他洗了两个小时。

洗完,我坐进去,还能闻到那股味。

* * *

那天下午我没出车。

我把车停在江边,坐在车里,给一个人打了个电话。

陈伯。

七十多岁,荔湾人,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研究易经研究了一辈子,我们是在一个旧书摊上认识的。

他接电话的时候在喝茶。

“小何?”

“陈伯,我想问你个事。”

“说。”

“民间有个说法,”我说,“叫‘借死不借生’。这个怎么讲?”

那头静了一下。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今天碰上了。”

“碰上了什么?”

“一个孕妇,在我车上生了。”

电话那头传来茶杯放下的声音。

“在车上?”

“在车上。到医院门口,生了。”

陈伯沉默了很久。

“小何啊,”他说,“你今年多大了?”

“五十九。”

“五十九。”他念了一遍,“你这辈子,做过什么亏心事没有?”

我想了想。

“没有。”

“害过人没有?”

“没有。”

“骗过人没有?”

“没有。”

“那你怕什么。”

我愣了一下。

“陈伯,这话什么意思?”

“借死不借生,”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死人是走,生人是来。”他说,“你借个地方给死人,是送他一程,积德。你借个地方给活人出生,那是接一个魂进来。这个魂的来路、去处,你都不晓得。一般人家镇不住。”

我握着手机。

“那我……”

“你在车上接的,”陈伯说,“这叫‘反出来的’。”

“反出来的?”

“嗯。正常该在医院里,在产房里,有医生有护士,有规矩。可他不在规矩里出来,他在路上出来,在你的车上出来。”他顿了一下,“这种孩子,是逆着来的。”

“逆着来,是好还是不好?”

“看他遇上谁。”

我没说话。

“小何,”陈伯的声音忽然很慢,“你姓何,名德厚。你爸给你取这个名字,是想让你厚德载物。”

“嗯。”

“德厚的人,镇得住。”

我鼻子一酸。

“陈伯。”

“嗯。”

“我最近……”我停了一下,“我最近总觉得,有什么事要来了。”

那头静了几秒。

“你起卦了?”

“起了。”

“什么卦?”

“剥。”

电话那头,茶杯又放下了。

“什么时候起的?”

“前天晚上。”

“剥卦,”陈伯慢慢说,“五阴剥一阳。你晓得剥卦上九是什么?”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

“对。”他说,“树上还剩最后一个果子,没人吃。君子得到一辆车。”

我愣住了。

“陈伯。”

“嗯。”

“我天天有车。”

那头笑了一声,笑得很轻。

“小何啊,”他说,“你以为‘得舆’是给你一台车?”

“那是什么?”

“是给你一条路。”

我没说话。

“剥到极处,就该复了。”陈伯说,“但是小何,你得记住一句话。”

“你说。”

“剥卦之后是复卦,可中间隔着一整个冬天。”

他顿了一下。

“冬天里,会死人。”

* * *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李慧珍已经走了。

桌上有张纸条:锅里有粥。

我没吃。

我把三枚铜钱摆在桌上,摆成一个圈。

然后我坐在床边,看着我爸的遗像。

“爸,”我说,“你当年说,人算不如天算,但人不能不给自己算一算。”

“我算了三十七年。”

“我一次都没算错。”

“可我一次都没躲过去。”

遗像上的父亲没说话。

窗外有车开过,灯光从门缝里扫进来,扫过桌面,扫过那三枚铜钱,扫过那本笔记本,然后没了。

我拿起笔,在本子上写:

十月二十九,省妇幼,车上产子。男。留钱一枚。

写完,我翻到本子第一页。

第一页上,是1998年冬天的一行字。

字迹还很嫩,是我三十三岁那年写的。

乾卦,上九。

亢龙有悔。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合上本子,关了灯。

黑暗里,我听见自己的心跳。

一下,一下。

像有人在敲门。

第九章 陈伯说,冬天里会死人

陈伯住在荔湾,一栋老楼的三楼。

七十多岁,一个人住。老伴走了十年,儿子在国外。

屋里全是书。

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只留一条道。

他每天泡一壶茶,坐在窗边看书。

我去的那天,他正在看《梅花易数》。

“来了。”他没抬头,“坐。”

我在他对面坐下。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

“省妇幼那个事,办得怎么样?”

“办完了。”

“孩子好吗?”

“好。”

他点点头,翻了一页书。

“你今天来,不是问这个的。”

“不是。”

“那是什么?”

我把三枚铜钱放在桌上。

“陈伯,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

“我这辈子,”我说,“算了三十七年。”

“我一次都没算错。”

“可我一次都没躲过去。”

他放下书。

“你为什么躲?”

我愣了一下。

“什么?”

“卦告诉你凶,”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躲?”

“凶不就是该躲吗?”

他笑了。

“小何,你算过多少次卦?”

“不晓得,几千次。”

“几千次里,有几次是吉?”

我想了想。

“不到两成。”

“那两成,你走了没有?”

我沉默了。

“你想想。”他说,“1998年,你起乾卦上九,亢龙有悔。那是凶。你走了没有?”

“走了。”

“2003年,比之匪人。那是凶。你走了没有?”

“走了。”

“2019年,投那个KTV。你起卦没有?”

“……起了。”

“什么卦?”

“困。”

“困卦你怎么解的?”

“困于石,据于蒺藜。”我说,“入于其宫,不见其妻。”

他点点头。

“这卦说得够明白了吧。困在石头里,坐在荆棘上,回到家里,看不见老婆。”

“你还是投了。”

我没说话。

“所以小何,”他端起茶杯,“不是卦不准。”

“是你每次都往凶里走。”

* * *

我坐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

“陈伯。”

“嗯。”

“那我为什么每次都往凶里走?”

他喝了一口茶。

“因为你是何德厚。”

“什么意思?”

“你爸给你取这个名字,”他说,“是想让你厚德载物。”

“德厚的人,心里装的人多。”

“装的人多,就放不下。”

“放不下,就只能往凶里走。”

我看着桌上的铜钱。

“那我这辈子,”我说,“就没走过吉路?”

“走过。”

“哪一次?”

“1998年,”他说,“你赚了第一笔钱,有人劝你去海南炒房。你去了没有?”

我想了想。

“没有。”

“为什么没去?”

“因为我不懂。”

“不懂就是吉。”他说,“你避开了。”

“2008年,有人劝你把公司抵出去,去做矿产贸易。你去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欠着六十万,我不敢赌。”

“不敢赌就是吉。”他说,“你避开了。”

“2016年,云南那边有人拉你去缅甸开矿。你去了没有?”

我抬起头。

“你怎么知道?”

“我算的。”他笑了一下,“你去没去?”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地方不对劲。”

“觉得不对劲就是吉。”他说,“你又避开了。”

他放下茶杯。

“小何,你这一辈子,避开了三次大凶。”

“可你自己不晓得。”

“你只记得你走错的那些。”

* * *

我坐在那儿,眼睛有点热。

“陈伯。”

“嗯。”

“那我这一次呢。”

“这一次什么?”

“云南那个矿。”

他沉默了很久。

“你起卦了?”

“起了。”

“什么卦?”

“升。”

“地风升。”他念了一遍,“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这是吉卦。”

“是吉卦。”

“那你还犹豫什么?”

“因为,”我说,“我怕我又走错。”

他看着我。

“小何。”

“嗯。”

“你晓得剥卦上九那句话,后半句是什么?”

“君子得舆。”

“后面还有三个字。”

我愣了一下。

“什么三个字?”

“小人剥庐。”他说,“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君子得到一辆车,小人连房子都保不住。”

我没说话。

“你上次问我,得舆是不是给你一台车。”

“我说不是。”

“那是给你一条路。”

“但是小何,”他看着我,“这条路,是给君子的。”

“你要是小人,你连庐都保不住。”

* * *

那天下午,我在陈伯家坐到天黑。

临走的时候,他忽然叫住我。

“小何。”

“嗯。”

“你今年多大?”

“五十九。”

“五十九。”他念了一遍,“你知道你这个岁数,最怕什么?”

“怕什么?”

“怕死。”他说,“也怕活着。”

我站在门口。

“陈伯。”

“嗯。”

“你刚才说,冬天里会死人。”

“会。”

“谁会死?”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不该死的那个。”

我心里一沉。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说,“你会遇到一件事。这件事本来不该落到你头上。”

“但是你会接。”

“为什么?”

“因为你是何德厚。”

* * *

我下楼的时候,腿有点软。

走到楼下,回头看了一眼。

三楼的窗户亮着灯。

陈伯站在窗边,看着我。

他抬了抬手,像是在挥手,又像是在赶我走。

我骑车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他那句话。

不该死的那个。

那天晚上,我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

十一月八,荔湾。陈伯言:冬至前有一劫,不该死者。避无可避。

写完,我把本子合上。

然后我又打开,在后面加了一句:

若避无可避,就接着。

第十章 我算到了那场车祸,但我还是出了车

车祸发生在十一月十号,晚上十一点二十。

距离省妇幼那件事,过了十来天。

这十来天,日子过得很平。

我每天六点出车,晚上十一点收车,一天跑十二个小时。中午在路边吃个盒饭,晚上回家煮碗面。

李慧珍来了三次,每次都带菜。

刘伟打过两个电话,说东南角补好了,甲方赔了钱,还给了他一个新活。

小周发过一条微信,说何师傅,我拜你为师行不行。

我没回。

这十来天,我一次卦都没起。

不是不想起。是不敢。

那天早上六点,我坐在车里,把三枚铜钱扣在掌心。

摇了六次。

天雷无妄。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我盯着这个卦看了很久。

无妄卦,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无缘无故的灾。有人把牛拴在路边,过路的人顺手牵走了,村里的人却要担责任。

我看着这行字,手指有点凉。

这卦说的不是"你要出事"。

这卦说的是:有人闯了祸,灾落到你头上。

我坐在车里,抽了一根烟。

然后我做了个决定。

我出车。

* * *

为什么?

因为这三年,我学会了一件事。

有些事你躲得过,有些事你躲不过。

躲不过的,你越躲,它来得越狠。

而且我心里有个念头,一直没敢跟人说。

我想看看,这一撞,到底是要撞掉我什么。

那天晚上我跑得很顺。

十一点,我在天河接到最后一单,客人是个加班的姑娘,一路没说话,下车说了句谢谢。

我把车往番禺开。

十一点二十,我从华南快速下来。

匝道是一个大弯,两边是护栏,路灯是黄的,隔一盏亮一盏。

我车速六十。

后面没车,前面也没车。

我心里忽然很静。

静得能听见轮胎压过白线时那种"哒、哒"的声音。

然后我看见了。

右边。

一辆白色小车,从辅道冲出来。

没有减速。

没有打灯。

直直地冲着我的右侧撞过来。

那一瞬间,我做了一件事。

我没有往左打方向。

左边是护栏,护栏外面是三米高的落差。

如果我往左打,车会撞护栏,会翻。

我把方向盘握紧,踩死刹车。

撞。

* * *

我后来跟交警描述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怪的话。

我说:我知道它要撞我,我等了它三秒。

交警以为我吓糊涂了。

我没糊涂。

那三秒我记得清清楚楚。

一秒,我看见车头。

二秒,我看见驾驶室里那张脸。

三秒,我听见"砰"的一声。

车在原地转了半圈。

后门凹进去一大块,凹了差不多半米。

玻璃全碎了。

我的头撞在车窗上,眼前一白。

然后安静了。

* * *

我从车里爬出来的时候,腿是软的。

站在路边,看着自己那台车。

车头朝反方向,后门整个瘪进去,像被人踩了一脚的易拉罐。

那台白车停在我后面二十米,车头也烂了,安全气囊全弹出来。

驾驶室的门开了。

一个年轻人从里面爬出来。

很年轻,二十出头,穿着一件黑色卫衣,卫衣上印着几个英文字母。

他站在那儿,看着我的车,看着自己的车,然后蹲了下去。

抱着头。

我走过去。

他抬起头。

脸很白,嘴唇在抖。

“大哥……”他说,“大哥,对不起……”

我没说话。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哭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男孩子,蹲在马路牙子上,哭得像个小孩。

我看着他。

我看了很久。

然后我问了一句:“你哪里人?”

他愣了一下。

“我……我湖南的。”

“湖南哪里?”

“邵阳。”

我没说话。

“大哥,你也是湖南的?”

“娄底。”

他忽然抓住我的裤腿。

“大哥,大哥,我对不起你。我没钱,我真的没钱。这车是我借的,我朋友的。我身上就三百块。”

“保险呢?”

他低下头。

“没……没买。”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

路灯是黄的,隔一盏亮一盏。

风很大,吹得他卫衣的帽子一鼓一鼓。

我想起1987年冬天,我在湘西矿上,一个月七十八块。

我想起1991年,我揣着三千七百块,一个人站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看着那么多人,不知道往哪走。

我想起那天下午,我要是报警,李国平这辈子就完了。

“起来。”我说。

他没动。

“起来。”

他慢慢站起来。

我从兜里掏出手机。

“加个微信。”

他愣住了。

“什么?”

“加个微信。”我说,“你赔不起,就分期。一个月五百,或者三百,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他看着我,眼睛睁得很大。

“大哥,你……”

“加不加?”

“加!加!”

他手抖得厉害,扫了三次才扫上。

* * *

交警来了,保险公司来了,拖车来了。

处理到凌晨三点。

责任认定书下来,对方闯红灯,全责。

但他没保险。

按流程,我的车损要走自己的保险,明年保费上浮,还影响平台派单。

私下协商,他赔。

我签了字。

签完字,交警看了我一眼。

“师傅,你这个情况,可以起诉他。没保险,法院会判。”

“不了。”

“为什么?”

“他二十二。”

交警愣了一下。

“二十二怎么了?”

“我二十二的时候,”我说,“也闯过祸。”

* * *

第十一章 他拉黑我的那天,我笑了一下

一周后,我给他发消息。

红色感叹号。

我被拉黑了。

三百块钱也没给。

我坐在车里,看着那个感叹号。

看了大概一分钟。

然后我笑了一下。

不是苦笑。

是真的觉得好笑。

我把手机扔到副驾上,打火,挂挡,开走。

那天我跑了十四个小时。

脖子疼。

撞车那天晚上没感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脖子僵得像块木头。

晚上翻身疼,疼得睡不着。

李慧珍来看我,问我怎么了。

“落枕。”

“落枕能落半个月?”

“能。”

她不信,伸手摸我脖子。

我一躲。

“别碰。”

她看着我。

“你出事了?”

“没有。”

“何德厚。”

“没有。”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坐下,什么也没说。

过了好一会儿,她说: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哪样?”

“天塌下来,你也要自己扛着,怕别人担心。”

“我这不是怕你担心。”

“那是什么?”

我想了想。

“是不习惯。”

她没说话。

过了很久,她站起来,去厨房,给我煮了一碗面。

面端上来,上面卧了两个蛋。

“吃。”

我吃了。

吃到一半,她忽然说:

“德厚,我们不跑了吧。”

我抬起头。

“什么?”

“车别开了。”她说,“我这边老太太,她儿子说要请两个人。我去说说,你也来做。一个月五千,管吃住。”

我放下筷子。

“慧珍。”

“嗯。”

“我五十九了。”

“我知道。”

“我要是去给人端屎端尿,”我说,“我这辈子就完了。”

她看着我。

“你现在不完?”

我没说话。

“德厚,”她声音很轻,“你不是完了。你是还没认。”

* * *

第二天我一个人去了医院。

挂的骨科,排了两个小时。

医生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让我低头、抬头、左右转。

“疼吗?”

“疼。”

“多久了?”

“半个月。”

他给我开了个片子。

拍完,他对着灯看。

“颈椎轻度错位。”他说,“还有骨质增生。”

“严重吗?”

“不严重。”他说,“但是你不能久坐。”

我看着他。

“医生。”

“嗯。”

“我一天坐十二个小时。”

他抬起头。

“干什么的?”

“开网约车。”

他把片子放下。

“那你得换工作。”

“换不了。”

“为什么换不了?”

我想了想。

“因为我只会这个了。”

他看着我,看了几秒。

然后他低下头,在病历本上写字。

“我给你开点药。”他说,“疼得厉害就吃。不疼就别吃。”

“还有。”

“嗯。”

“别硬扛。”他说,“你这个岁数,硬扛是要还的。”

* * *

我从医院出来,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太阳很大。

我把那张片子拿出来看。

黑白的,一节一节的骨头,中间有一段歪了。

我看着那段歪的地方,忽然想起1989年冬天。

吴师傅从井下抬上来的时候,腿是断的。

骨头从肉里戳出来,白森森的。

我那年二十四,站在旁边,腿软得站不住。

他躺在担架上,看着我。

“小何。”

“吴师傅。”

“你记住了。”他说,“人这一辈子,身上总有一处是断的。”

“有的人断在腿上,有的人断在心里。”

“断在腿上的,还能走。”

“断在心里的,就走不动了。”

那年我不懂。

今年我五十九。

我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那张片子。

我想,我这一辈子,断在哪儿了。

第二天,我起了一卦。

问的是:还要不要开。

卦是地雷复。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一阳来复。

五阴之下,一阳初生。

我看着这个卦,看了很久。

剥卦之后,是复卦。

中间隔了一个冬天。

陈伯说,冬天里,会死人。

我拿起笔,在本子上写:

十一月十,华南快速,被撞。车废。人存。得复。

写完,我合上本子。

然后我给租车公司打了个电话。

“喂,我要退车。”

第十二章 退车那天,我把合同摊在桌上,一条一条念给他们听

租车公司在市桥,一栋旧楼的三层。

我上去的时候,前台小姑娘在刷手机。

“退车。”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合同带了吗?”

“带了。”

“车呢?”

“楼下。”

她打了个电话。

十分钟后,下来一个女的。

三十二三岁,短发,穿一件灰色西装外套,脚上是平底鞋。

“何师傅是吧?”她笑了一下,“我是门店主管,姓陈。”

“陈主管。”

“我们上去谈。”

* * *

会议室很小,一张桌子,四把椅子。

陈主管把合同摊在桌上,翻到第七页。

“何师傅,按照合同,退车需要扣除以下费用。”

她拿出一张单子。

“车辆折旧费,三千二。”

“违约金,两千。”

“清洁费,三百。”

“油量差额,一百八。”

“里程超限,一千四。”

“出险上浮,两千六。”

她念完,抬头看我。

“押金一万二,扣除这些,退您两千三。”

我没说话。

我把那张单子拿过来,一行一行看。

看了大概两分钟。

“陈主管。”

“您说。”

“这个折旧费,”我指着第一行,“合同第七条第三款写的是‘按车辆实际使用月份折旧’,我租了三十六个月,一个月折旧多少?”

她愣了一下。

“这个……是系统算的。”

“系统怎么算的?”

“按车价。”

“车价多少?”

“这个我不清楚。”

“我清楚。”我说,“这台车,2021年上牌的比亚迪秦,新车落地十四万八。三十六个月,按月折旧,一个月最多一千一。你扣我三千二,是三个月的量。”

她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何师傅,这个……”

“还有这个里程超限。”我说,“合同写的是‘月均里程不超过一万公里’,我一个月跑一万二,超了两千。但合同第九条写的是‘超出部分按每公里零点三元计费’。两千公里,六百块。你收我一千四。”

她不说话了。

“清洁费三百。”我说,“我车洗过,你可以下去看。后座有一块水渍,是去年一个客人吐的,洗不掉。这块水渍,你们收车的时候就在,我提车那天拍了照。”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纸。

打印的,上面是提车那天的照片,后座那块水渍清清楚楚,日期水印在角上。

陈主管看着那张纸。

她的手在桌子底下。

“还有出险上浮两千六。”我说,“这次事故,交警判定对方全责。我这边走的是代位求偿,不是我的责任。上浮不该算我的。”

我把单子推回去。

“陈主管,我做工程三十年。”

“我知道你们怎么算账。”

“我不吵,也不闹。我就一条一条跟你对。”

会议室里很安静。

窗外有车开过,喇叭响了一声。

陈主管低着头,看着那张单子。

看了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

“何师傅。”

“嗯。”

“我跟你说实话。”

她把单子拿过去,用笔划掉了几行。

“折旧费,我按实际月份算,一千一。”

“清洁费,免了。”

“里程,按合同第九条,六百。”

“出险上浮……这个我真做不了主,得报上去。”

她抬起头看我。

“但我可以帮你写个情况说明,附上交警的责任认定书。批下来的可能性很大。”

我看着她。

“你为什么帮我?”

她笑了一下。

笑得有点苦。

“何师傅,我一个月六千五。”

“扣你的钱,不进我口袋。”

“但是扣不下来,我这个月的考核就完不成。”

她低下头。

“我今年三十二,我老公去年失业,我女儿上幼儿园,一个月两千八。”

“我不是想坑你。”

“我是没办法。”

我没说话。

会议室里静了很久。

然后我拿起笔。

“折旧一千一,里程六百,清洁费免了,上浮你帮我报。”

“违约金呢?”她问。

“违约金我不认。”我说,“合同第五条写的是‘提前退租需提前三十日书面申请’。我十月十五号就发了申请,你们没回。是你们违约,不是我。”

她愣了一下。

“你发了?”

“发了。邮件、微信、还有你们APP里的工单,三个渠道都发了。”

她翻手机。

翻了大概两分钟。

然后她抬起头。

“何师傅,”她说,“你这个人……”

“怎么了?”

“你要是来我们公司做风控,”她说,“我们老板得哭。”

我笑了一下。

* * *

最后算下来,退我七千八。

一万二的押金,扣了四千二。

陈主管把单子重新打了一份,签了字,递给我。

“何师傅,你核对一下。”

我接过来,一行一行看。

看到最后一行,我停住了。

“陈主管。”

“嗯?”

“这一行,”我指着最后,“‘车辆维修期间停运损失,八百’,这个不在合同里。”

她愣了一下。

“这个……是我们门店的惯例。”

“惯例不是合同。”

她看着我。

我也看着她。

会议室里很静。

然后她低下头,把那行划掉了。

“对不起。”

“不用对不起。”我说,“你也是打工的。”

* * *

签完字,我下楼,把车钥匙交给验车员。

验车员绕着车走了一圈,在本子上打勾。

“师傅,你这车开得挺爱惜。”

“嗯。”

“后门这块,撞得不轻啊。”

“撞的。”

“人没事吧?”

“没事。”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命大。”

我笑了一下。

“是命硬。”

* * *

我从楼里出来,站在路边。

广州的太阳很大,晒得柏油路发白。

我摸出烟盒。

空的。

昨天晚上就抽完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手里的空烟盒。

旁边有个人走过来,是个收废品的老头,推着一辆三轮车。

他停在我旁边,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我。

“抽。”

我愣了一下。

“谢谢。”

他给我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根。

两个人站在路边,抽着烟,谁也没说话。

抽完,他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扔进三轮车上的袋子里。

“师傅,”他说,“看你这脸色,是刚办完事?”

“退车。”

“哦。”他点点头,“我前年也退过。”

“你开过?”

“开过两年。”他笑了一下,“后来腰不行了。”

他推着车走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的背影。

然后我把那份合同折好,塞进包里。

那份合同我后来一直留着。

* * *

晚上回家,我把三枚铜钱摆在桌上。

起了一卦。

问的是:下一步,往哪走。

卦是山水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卦,是启蒙。

是蒙昧未开,是看不清楚。

但卦辞里有一句: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不是我去求那个不懂事的人,是那个不懂事的人来求我。

我看着这行字。

看了很久。

然后手机响了。

屏幕上:云南曲靖。

我接了。

“德哥。”

周开林的声音很沉,不像上次那么咋呼。

“你说。”

“我跟你说实话。”他说,“这个矿,有问题。”

“什么问题?”

“停了八年,不是因为它不赚钱。”

“那是因为什么?”

那头静了几秒。

“因为死过人。”

我握着手机。

“死了几个?”

“三个。”

“什么时候?”

“2016年,一次塌方。”

“处理完了吗?”

“处理完了。”他说,“但是德哥,那个矿,现在没人敢接。”

“为什么?”

“因为那三个人的家属,还在。”

我没说话。

“德哥,”周开林的声音很低,“我知道你为难。这个事我不该找你。”

“你找我,是因为你也没别人可找了。”

那头静了很久。

“是。”

我看着桌上的三枚铜钱。

“开林。”

“嗯。”

“我明天来。”

“德哥——”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那三个人的家属,”我说,“我要先见。”

电话那头,周开林吸了一口气。

“德哥,你这是……”

“我做了三十年工程,”我说,“我晓得一个矿为什么停。”

“不是因为它塌过。”

“是因为它塌了以后,没人认。”

第十三章 一个跑路的包工头,坐上了我的车

退车之后那几天,我借了朋友的车在跑。

不是舍不得这行,是还没想好下一步。

那天晚上十点,我在广州南站接了一单。

上车的男人四十来岁,穿一件灰色夹克,手里提着一个旅行包。

“去佛山。”他说。

“佛山哪里?”

“随便。”他说,“你先开。”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他脸上的气是乱的。

不是要死的那种乱,是慌。

像被人追着的那种慌。

“老板,”我说,“你这单不好接。”

“为什么?”

“因为你没目的地。”

他没说话。

车开出南站,上了番禺大桥。

他一直看着后面。

看了四五次。

“师傅。”

“嗯。”

“后面有没有车跟着?”

我看了看后视镜。

“没有。”

“你确定?”

“确定。”

他松了一口气,靠在座位上。

“师傅,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病。”

“没有。”

“我这两天,”他说,“我天天觉得有人跟着我。”

“你欠人钱了?”

他猛地坐起来。

“你怎么知道?”

“我看得出来。”

* * *

他叫黄志强,四十二岁,湖南衡阳人。

在广州做装修,做了十五年。

“我手底下有三十几个人。”他说,“去年接了个活,一个商场改造,三百多万。”

“甲方是二包,转了三手。”

“我垫了两百多万进去。”

“后来呢?”

“后来甲方跑了。”他说,“上个月,人去楼空。”

“我这两百万,有一百二十万是工人的工资。”

我没说话。

“师傅,”他说,“我明天早上的火车,回湖南。”

“回去干什么?”

“躲。”

“躲多久?”

“不知道。”

“你工人怎么办?”

他低下头。

“我没办法。”

“你有。”

他抬起头。

“什么办法?”

“你回去,”我说,“把账算清楚。欠多少,写下来,一人一张条。告诉他们,你跑不了,你也不会跑。”

“然后呢?”

“然后你去要钱。”

“要不到。”

“要不到也得去要。”我说,“你要了,他们晓得你在要。你不要,他们只晓得你跑了。”

他沉默了很久。

“师傅,你不懂。”

“我懂。”

“你懂什么?”

“我欠过六十万。”我说,“我还了五年。”

* * *

他不说话了。

车上了佛山一环。

“师傅。”

“嗯。”

“你还了五年,是怎么还的?”

“一年还十二万。”我说,“还完那年我四十八。”

“那五年你怎么过的?”

“不敢回家。”我说,“不敢接电话。有一年过年,我在工地上一个人吃了碗泡面。”

“后来呢?”

“后来还完了。”

“还完那天你干什么了?”

我想了想。

“我给我老婆打了个电话。”

“说什么?”

“我说,钱还完了。”

“她说什么?”

“她说,哦。”

我笑了一下。

“就一个字。”

* * *

车到了佛山,我把他放在一个路口。

“到了。”

他没下车。

“师傅。”

“嗯。”

“你说我要是回去,”他说,“我工人会不会打我。”

“会。”

他愣了一下。

“那你还让我回去?”

“打你一顿,”我说,“总比你一辈子不敢回湖南强。”

他坐在那儿,看着窗外。

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旅行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本子。

“这是什么?”

“账本。”他说,“三十七个人,一人一页。”

“你带着这个跑?”

“我舍不得扔。”他说,“我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

我看着他。

“黄老板。”

“嗯。”

“你带着这个跑,”我说,“你跑不远。”

他把本子合上。

“师傅,你说得对。”

他推开车门,下车。

站在路边,回头看我。

“师傅,你贵姓?”

“姓何。”

“何师傅。”他说,“我不去火车站了。”

“去哪?”

“回工地。”他说,“我把账算清楚。”

* * *

第二天早上,我在新闻上看到一条消息。

广州南站,有人跳轨。

我心里一紧。

点开看。

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跟老婆吵架。

不是他。

我坐在车里,长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我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号码。

黄志强的。

我按了拨号。

响了两声,接了。

“喂?何师傅?”

“你在哪?”

“工地。”他说,“我昨晚回来,把三十七个人都叫来了。”

“怎么样?”

“打了一顿。”他笑了一下,“打完,他们坐下来跟我一起算账。”

“算清楚了吗?”

“算清楚了。”他说,“一百二十三万。”

“打算怎么办?”

“我今天上午去了甲方公司。”他说,“门锁着。我在门口坐着。”

“坐到什么时候?”

“坐到他们开门。”

我握着手机,笑了一下。

“黄老板。”

“嗯。”

“你这个人,能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回去了。”

第十四章 广西那个KTV,我一共只去过三次

很多人以为我是被疫情搞垮的。

不是。

疫情只是最后一根稻草。

真正把我压垮的,是我自己。

* * *

2019年夏天,我在云南。

那年我五十四,账上两百多万,头发还没白透。

我在曲靖那个矿上待了六年,从一片废墟干到正常出矿。

周开林那年跟我说,德哥,你别走了,我给你两成干股。

我说再说。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做久了就想走。

我觉得一个地方待六年,够了。

那年七月,我回湖南老家。

我前妻的弟弟,我内弟,来找我。

他叫刘志强,四十岁,在广西玉林做生意。

那天他开一台宝马,穿一件花衬衫,一进门就喊哥。

“哥,有个活,稳赚。”

“什么活?”

“一个KTV,两千多平方,玉林市中心。”他说,“老板是我朋友,装修包给我了,五百多万。”

“你有钱吗?”

“我有八十万。”他说,“哥,你出三百万,剩下的我想办法。”

我没说话。

“哥,”他给我倒酒,“这个活,装修完就开业。开业就回本。一年半,翻一倍。”

“你做过KTV吗?”

“没有。”他说,“但是这个有什么难的?装修嘛,我做了十年。”

那天晚上,我起了一卦。

困卦。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困在石头里,坐在荆棘上。回到家里,看不见老婆。

我盯着这个卦看了很久。

我前妻坐在旁边,看我半天不说话。

“怎么了?”

“没什么。”

“志强那个事,”她说,“你别投。”

“为什么?”

“我弟弟这个人,”她说,“从小到大,没干成过一件事。”

我把卦收起来。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投?”

“因为他叫我一声哥。”

我前妻看着我。

看了很久。

然后她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

“何德厚。”

“嗯。”

“你这个哥,”她说,“当得太贵了。”

* * *

钱是八月打的。

三百万,分三笔。

第一笔一百万,打过去,开工。

第二笔一百万,装修到一半。

第三笔一百万,十月。

十一月,装修完工。

十二月,设备进场。

我记得那年十二月我去过一次玉林。

KTV在市中心一栋楼的四层,两千三百平方,二十八个包厢。

灯一开,满屋子的紫色和金色。

音响是进口的,一个包厢十几万。

沙发是真皮的,墙上贴的是进口壁布。

内弟站在大厅里,张开手。

“哥,你看。”

“嗯。”

“漂亮吧?”

“漂亮。”

“开业那天,我请了市里的领导。”他说,“哥,你等着收钱吧。”

我在那个大厅里站了很久。

我摸着墙上的壁布。

我忽然想起1998年,我做的第一个市政工程,那条路铺完的那天,我一个人在路上走了一夜。

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干成了。

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站在那个大厅里。

* * *

2020年1月20号,KTV开业。

开业那天很热闹,来了两百多个人,门口摆满了花篮。

内弟发了一段视频给我。

视频里,大厅的灯全开着,音响在放《朋友》。

有人在唱歌,有人在跳舞。

我看了三遍。

第二天,1月21号,武汉封城。

1月23号,玉林所有娱乐场所停业。

那天晚上,内弟打电话给我。

“哥。”

“嗯。”

“停业了。”

“停多久?”

“不知道。”

“多久都得等。”我说,“等一等就开了。”

* * *

那一年,KTV一共开了十一天。

十一天。

后面三年,开了不到三个月。

租金一年八十万,物业费一年十二万,员工工资一个月十几万。

设备折旧,装修折旧,押金。

三百万本金,加一百二十万借款,全部砸在里面。

2020年6月,我第二次去玉林。

那天KTV没开,大厅的灯关着。

我一个人走进去。

黑。

很黑。

只有安全出口的绿光,一亮一亮。

我摸着墙走。

走到大厅中间,站住。

我喊了一声。

“有人吗——”

声音撞在墙上弹回来。

“有——人——吗——”

回声很长。

我在那儿站了很久。

然后我蹲下来,坐在地上。

地上是进口的地砖,一米二一块,一块三百多。

我坐在那儿,想起1999年,我回老家请全村人吃饭。

三十桌,两头猪。

村里人叫我何老板。

我那时候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再摔了。

* * *

2021年,内弟跑了。

不是跑路,是离婚跑路。

他跟老婆离了,把名下所有东西都给了老婆,然后人就没了。

我打他电话,关机。

我去他家里找,他老婆说不知道。

“嫂子,”我说,“那一百二十万的借款,是我签的字。”

她看着我。

“哥,”她说,“那是你跟我男人的事。”

我在她家门口站了半个小时。

然后我走了。

我没报警。

我想,一百二十万,够一个人跑多远?

跑到天涯海角,也还是个躲。

——我后来想过很多次,那天我要是报了警,会不会不一样。

大概不会。

我这个人,改不了。

* * *

2022年3月,我前妻跟我离婚。

她来广州找我,在我那个没有窗的单间里坐了两个小时。

“德厚。”

“嗯。”

“我们离了吧。”

我看着她。

“为什么?”

“因为我累了。”她说,“我这辈子,跟你过了三十年。你赚过钱,也赔过钱。你每次赔钱,都说下次不会了。”

“这次是真的。”

“你上次也这么说。”

我没说话。

“德厚,”她说,“我不怪你。你这个人,对谁都好。”

“就是对我不好。”

我坐在床边,低着头。

“房子给你。”我说。

“我不要。”

“那你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她站起来,“我就要一个清静。”

她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下。

“德厚。”

“嗯。”

“你以后,”她说,“别再心软了。”

门关上了。

我坐在那儿,一直坐到天黑。

* * *

那天晚上我起了一卦。

问的是:我这辈子,还能不能翻身。

卦是山水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卦,是蒙昧。

是看不清。

但卦辞里有一句: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第一次问,告诉你。再三问,就是亵渎,不告诉你了。

我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我这辈子问了太多次。

每一次都是问同一件事:我还能不能起来。

我问了三十七年。

卦烦了。

* * *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洗脸,出门。

在楼下的小店吃了一碗粉。

然后我去了一家租车公司。

“租车。”

“跑什么?”

“网约车。”

“有证吗?”

“有。”

“押金一万二,租金一个月四千八。”

“好。”

那天下午,我提了车。

一台白色的比亚迪秦,跑了六万公里,后座有一块洗不掉的印子。

我把车开出停车场,停在路边。

然后我坐在车里,看着前面。

看了很久。

我忽然想起我爸。

1983年他送我去长沙,在汽车站说的那句话。

世上的事,有它自己的走法。

人算不如天算,但人不能不给自己算一算。

我把手伸进兜里,摸到那只铁皮盒子。

三枚铜钱。

我没拿出来。

我只是摸着。

摸了很久。

然后我打火,挂挡,开走。

那天我跑了十四个小时,挣了三百二十块。

第十五章 到了云南我才知道,那个矿停的不是机器

十一月二十八号,我坐高铁到了曲靖。

周开林在站外等我。

他比四十年前胖了两圈,头发白了,穿一件深蓝色冲锋衣,脚上是登山鞋。

看见我,他站在那儿,看了半天。

“德哥。”

“开林。”

他走过来,抱了我一下。

抱得很用力。

“你个狗东西,”他说,“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你也好不到哪去。”

他笑了,笑着笑着眼睛红了。

“上车。”他说,“先吃饭。”

* * *

车开了两个小时,进山。

路是盘山路,一边是崖,一边是坡。坡上种着苞谷,苞谷已经收了,只剩下枯黄的秆子。

“那个矿在哪个方向?”我问。

“前面。”他说,“翻过这座山。”

“叫什么名字?”

“老鹰岩。”

“名字挺硬。”

“地方更硬。”他说,“那地方的人,认死理。”

我没说话。

车开到半山腰,周开林把车停下。

“德哥,我先跟你说清楚。”

“你说。”

“这个矿,1998年开的,铅锌。2016年塌方,死了三个人,停了。”

“停到现在八年。”

“八年里,有三拨人来看过。”

“都没接。”

“为什么?”

“第一拨,嫌赔偿太高。第二拨,嫌村里难缠。第三拨,来了三天,走了。”

“为什么走?”

周开林看着我。

“因为那三个人的家属,天天在矿门口坐着。”

“坐着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他说,“就是坐着。”

我看着窗外的山。

“那三个人,怎么死的?”

“塌方。”他说,“井下三号巷道,顶板下来,三个人当场就没了。”

“多大年纪?”

“一个四十二,一个三十八,一个二十六。”

“二十六的那个,”我问,“结婚了吗?”

周开林沉默了一下。

“刚订婚。”

* * *

矿在山的北面。

铁门锈了,用一根铁丝拴着。

门口有三个人。

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坐在一个小马扎上,腿上盖着一条旧毯子。

一个中年女人,四十来岁,蹲在墙根,手里在择菜。

一个老头,六十多岁,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烟。

看见车来,三个人都抬起头。

周开林下车。

“吴婶。”他喊了一声。

老太太没动。

“吴婶,我带了个人来看看。”

老太太抬起眼睛。

她的眼睛很浑,像蒙了一层灰。

“看什么看。”她说,“看了八年了。”

我走过去。

在她面前站住。

然后我蹲下来。

“吴婶。”

她看着我。

“你哪个?”

“我姓何。”我说,“湖南来的。”

“湖南。”她念了一遍,“我儿子以前也在湖南打过工。”

“在哪个地方?”

“郴州。”

我心里一动。

“哪一年?”

“零几年。”

我没说话。

我从兜里把那只铁皮盒子拿出来,打开。

三枚铜钱。

“吴婶,”我说,“我会算卦。”

老太太愣了一下。

“算什么?”

“算你儿子。”

她的手抖了一下。

“你算什么?”

“我算他走的时候,有没有受罪。”

老太太盯着我。

看了很久。

然后她说:“你算。”

我把铜钱扣在掌心。

闭眼。

摇了六次。

画卦。

从下往上。

画完,我看着手机屏幕。

卦是地山谦。

谦:亨,君子有终。

六二:鸣谦,贞吉。

——谦卦,六爻皆吉。这是六十四卦里唯一一个没有凶辞的卦。

但六二这一爻,是“鸣谦”。

鸣,是发声。

是有人替他把话说出来。

我看着这个卦。

然后我抬起头。

“吴婶。”

“嗯。”

“你儿子走的时候,没受罪。”

老太太的嘴唇动了动。

“他是一下子就走的。顶板下来,先压的是背,他没来得及疼。”

“他最后想的,是你们。”

老太太的眼泪下来了。

她没哭出声。

眼泪就那么流下来,流进脸上的褶子里。

“你怎么知道。”她说。

“我算的。”

“你骗我。”

“我不骗人。”我说,“我要是骗人,我这辈子算的卦就不灵了。”

她看着我。

看了很久。

然后她伸出手,抓住我的胳膊。

抓得很紧。

“你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来接这个矿的。”

她的手松了一下。

“接?”

“接。”

“那你接了,”她说,“我儿子怎么办。”

“你儿子的事,我办。”

“怎么办?”

“该怎么赔,赔多少,一分不少。”我说,“还有,我要在矿上给他立块碑。”

老太太愣住了。

“碑?”

“碑。”我说,“三个人的名字,刻在石头上,立在矿门口。以后谁进这个矿,都得先看一眼。”

老太太的眼泪又下来了。

这一次她哭出了声。

* * *

第十六章 吴婶在矿门口坐了八年

那天下午,我去了吴婶家。

她叫吴桂兰,今年七十三。她儿子吴建国,2016年死的时候四十二。

她家在矿区下面一个村,叫老鹰岩村。

土坯房,两间,门口堆着柴。

院子里晒着苞谷,还有一筐红辣椒。

她给我倒了一碗水。

“坐。”

我坐在门槛上。

她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膝盖上盖着那条旧毯子。

“吴婶,你腿怎么了?”

“风湿。”她说,“在山里坐的。”

“坐了多少年?”

“八年。”

* * *

2016年8月14号,矿上塌方。

那天下午三点,吴建国在井下三号巷道作业。

顶板下来,三个人,一个都没出来。

吴婶是第二天早上知道的。

“那天我在家煮猪食。”她说,“村长来敲门,我开门,他站在门口,一句话不说。”

“我就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

“他那个脸色。”她说,“我一看就知道,我儿子没了。”

她没哭。

“我跟他去了矿上。”她说,“他们在洗我儿子的身子。我进去看了一眼。”

“他躺在那儿,脸上盖着一块白布。”

“我把布揭开。”

“他脸上是干净的。”她说,“一点都不脏。就是眼睛没闭上。”

“我伸手,把他眼睛合上。”

“合了三次,才合上。”

* * *

“后来呢?”

“后来矿上赔了钱。”她说,“六十八万。”

“拿到了吗?”

“拿到了一半。”

“另一半呢?”

“矿上说要等手续。”她说,“等了半年,矿上就停了。”

“停了以后呢?”

“停了以后,就没人管了。”

“你找过吗?”

“找过。”她说,“县里,市里,省里。跑了三年。”

“跑出什么结果?”

“跑出来一句话。”她说,“他们说,矿是私人的,老板跑了,找不到人。”

“那你就天天去矿门口坐着?”

“嗯。”

“为什么?”

她抬起头。

“我不去坐着,”她说,“就没人记得我儿子了。”

* * *

我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说话。

“吴婶。”

“嗯。”

“你孙子呢?”

“上初中了。”她说,“在镇上。”

“成绩怎么样?”

“好。”她的脸上第一次有了点光,“他每次都考前几名。”

“他妈呢?”

“改嫁了。”她说,“第二年就改嫁了,嫁到隔壁县。孩子留给我。”

“她来看孩子吗?”

“一年来一次。”她说,“给点钱,就走。”

“孩子恨她吗?”

“不恨。”吴婶说,“孩子说,妈也不容易。”

我低下头。

“吴婶。”

“嗯。”

“你一天来矿门口坐多久?”

“早上八点来,下午五点回。”

“吃饭呢?”

“带个饭盒。”

“下雨呢?”

“打伞。”

“冬天呢?”

“穿厚点。”

我看着她那条旧毯子。

“吴婶。”

“嗯。”

“你儿子,”我说,“他叫什么?”

“吴建国。”

“他喜欢什么?”

吴婶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她好像从来没想过。

过了很久,她说:

“他喜欢吃我做的粉蒸肉。”

“还有呢?”

“还有……”她想了想,“他小时候喜欢抓鱼。村口那条河,他一放学就去。抓回来养在盆里,养死了就哭。”

她笑了一下。

“哭完了,第二天还去抓。”

* * *

那天下午我在她家待到天黑。

走的时候,她拉住我。

“老板。”

“我叫老何。”

“老何。”她说,“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

“你说的那个碑,”她说,“是真的吧?”

“真的。”

“什么时候立?”

“一个月。”

“一个月。”她念了一遍,“我等了八年,一个月不算什么。”

“但是我怕。”

“怕什么?”

“怕你走了。”

我看着她。

“吴婶。”

“嗯。”

我从兜里把那只铁盒子拿出来。

打开。

三枚铜钱。

我拿出一枚,放在她手里。

“这个你收着。”

“这是什么?”

“我爸留给我的。”我说,“我带了三十七年。”

“你拿着它干什么?”

“我要是走了不回来,”我说,“你就把它扔了,当没我这个人。”

她握着那枚铜钱。

她的手很粗,指关节很大,掌心全是裂口。

她把铜钱翻过来,看了看。

“上面有字。”

“乾隆通宝。”

“乾隆。”她念了一遍,“那是什么时候?”

“两百多年前。”

“两百多年。”她说,“那比我儿子的岁数大多了。”

她把铜钱攥紧。

“老何。”

“嗯。”

“你这个人,”她说,“我信。”

“为什么?”

“因为你蹲下来跟我说话。”她说,“这八年,来矿上的人,没有一个蹲下来跟我说话。”

第十七章 村里开会,没人信我这个外地老板

第二天上午,村里开会。

地点在村委会,一间平房,墙上贴着“乡村振兴”的标语。

来了三十多个人。

老人坐在前面,年轻人站在后面。

我一进去,屋里就安静了。

村长姓李,五十来岁,指着我说:“这是何老板,从湖南来的,要接咱们这个矿。”

没人鼓掌。

前排一个老头咳嗽了一声。

“何老板。”他说,“我问你一句话。”

“你问。”

“你晓得这个矿,死过人吧。”

“晓得。”

“三个。”

“晓得。”

“那你为什么还要接?”

我看着他。

“因为我缺钱。”

屋里静了一下。

然后有人笑了。

“实在。”那老头说,“比前几个实在。前几个都说要带我们致富。”

* * *

“何老板。”后排一个年轻人开口。

二十七八岁,穿一件黑色T恤,胳膊上有纹身。

“我姓吴。”他说,“吴建国是我爸。”

我心里一动。

“你叫什么?”

“吴念。”

“念什么?”

“念想的念。”他说,“我妈给我改的。”

“原来叫什么?”

“原来叫吴小军。”

“为什么改?”

“因为我爸没了。”他说,“我妈说,得有个念想。”

我看着他。

他的眉眼,跟吴婶有几分像。

“你想说什么?”我问。

“我想问你,”他说,“你接这个矿,能给我妈多少钱?”

“该多少,多少。”

“多少是多少?”

“按现在的标准,八十七万。”

“八十七万。”他念了一遍,“八年,八十七万。”

“你觉得少?”

“我不觉得少。”他说,“我觉得我妈等不到。”

屋里没人说话。

“何老板。”他说,“我妈今年七十三。她风湿,走路都费劲。她每天早上八点走到矿门口,下午五点走回去。”

“八年,两千九百二十天。”

“她不是为了钱。”

“她是怕我们忘了。”

* * *

我站起来。

“吴念。”

“嗯。”

“你爸叫什么名字?”

“吴建国。”

“他哪年生的?”

“1974年。”

“他喜欢什么?”

吴念愣了一下。

“你怎么问这个。”

“你说。”

他想了很久。

“他喜欢吃粉蒸肉。”他说,“还有,他小时候喜欢抓鱼。”

我点点头。

“我昨天在你家,你妈跟我说的。”

屋里静了。

“吴念。”我说,“我今天来,不是来给你们画饼的。”

“我做工程三十年,赔过三次。”

“我晓得一个矿为什么停。”

“不是因为它塌过。”

“是因为它塌了以后,没人认。”

我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这是我昨天在县里调的档案。”

“2016年那次塌方,调查报告写的是‘顶板支护不到位,违规作业’。”

“但是报告第二页写着,出事前三天,矿上收到过一份整改通知。”

“要求停产整顿。”

“矿上没停。”

我把文件翻到那一页。

“签字的是当时的矿长,姓马。”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屋里没人说话。

村长咳嗽了一声。

“在县里。”他说,“开了个砂石厂。”

* * *

“何老板。”前排那个老头又开口。

“你把这些拿出来,”他说,“是想干什么?”

“我想说一件事。”

“你说。”

“这个矿要是重开,”我说,“第一条规矩,不是赚钱。”

“是安全。”

“第二条,不是赚钱。”

“是人。”

“第三条,才是钱。”

老头看着我。

“你这话,”他说,“我听过。”

“谁说的?”

“前年来的那个老板。”他说,“他也这么说。来了三天,走了。”

“我不走。”

“你怎么保证?”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纸。

“这是我昨天在县里做的公证。”

“我承诺三件事。”

“第一,三个人的赔偿,签约后一个月内付清,我先垫。”

“第二,矿门口立碑。名字刻上,我亲手描。”

“第三,原矿在册职工,一个不裁。”

我把纸放在桌上。

“这个公证书,你们可以拿去找律师看。”

“我要是不做,你们可以告我。”

屋里静了很久。

然后前排那个老头站起来。

他走到桌前,拿起那张纸。

他不识字。

他把纸递给旁边一个年轻人。

“念。”

年轻人念了一遍。

念完,老头看着我。

“何老板。”

“嗯。”

“你今年多大?”

“五十九。”

“五十九。”他念了一遍,“我七十二。”

“我这个岁数,”他说,“我见过太多人说话不算数。”

“但是我今天信你一次。”

“为什么?”

“因为你把话说得太实在了。”他说,“实在得不像个老板。”

* * *

散会以后,吴念在门口等我。

“何老板。”

“嗯。”

“我妈那八十七万,”他说,“你能不能先给她。”

“为什么?”

“因为她要给我交学费。”

我看着他。

“你上什么学?”

“我没上。”他说,“我初中毕业就出来了。”

“那你要交什么学费?”

他低下头。

“我想去读个技校。”他说,“学机电。矿上要重开,我想回来干。”

“我妈不让。”

“为什么不让?”

“她说这个矿害死了我爸,”他说,“她不想我也死在这儿。”

我看着他。

“吴念。”

“嗯。”

“你爸走的时候,你多大?”

“十九。”

“你现在二十八。”

“嗯。”

“你想了八年。”我说,“你还是想回来。”

“是。”

“那你妈会答应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天天去矿门口坐着。”我说,“她不是恨这个矿。”

“她是舍不得。”

* * *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去了矿上。

井口还是封着,铁皮锈得发红。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片山。

然后我往山上走。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看见三座坟。

三座坟挨着,土是新的,上面压着石头。

坟前各有一个碗,碗里是干了的水。

墓碑是水泥的,字是手刻的。

第一个:吴建国之墓。

第二个:张德胜之墓。

第三个:杨小军之墓。

我在坟前站了很久。

然后我蹲下来,把三个碗里的干水倒掉,从包里拿出一瓶矿泉水,一个一个倒满。

倒完,我坐在坟前。

起了一卦。

问的是:这三个人,愿不愿意我接这个矿。

卦是地水师。

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卦,是军队。地中有水,聚众之象。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田里有禽兽,抓它是对的。但是要长子带兵,如果让没本事的人带,就要用车拉尸体回来。

我看着这个卦。

师卦是吉卦,但有一个前提:得有人带。

带的人不对,就要死人。

我把铜钱收起来。

“三位。”我说,“我不认得你们。”

“但是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死的。”

“你们死在别人的账上。”

“我今天来,是想把这个账,重新算一遍。”

风从山上下来,吹得草一片一片倒。

我站起来。

“我姓何,湖南双峰人。”

“我做过三十年工程。”

“我赔过三次,都是因为心软。”

“这一次,我不软了。”

我鞠了三个躬。

下山的时候,天快黑了。

走到半山腰,我回头看了一眼。

三座坟在暮色里,安安静静的。

我忽然想起1989年冬天,吴师傅站在火车门口说的那句话。

小何,这行不能干。人在地下,命在别人手里。

我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对着那片山,轻轻说了一句。

“吴师傅。”

“我这次,想把命拿回来。”

第十八章 我下到三百米,看见一条白线

那个中年女人叫张桂英,三十八岁死的是她丈夫。

她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

她没哭。

她就站在旁边,看着我。

“何老板。”

“我不是老板。”

“那你怎么称呼?”

“叫我老何就行。”

“老何。”她说,“你说的碑,是真的?”

“真的。”

“我不信。”

“为什么不信?”

“前年也有个人来,说要给我们补钱,说要给我们立碑。”她说,“后来他走了,再没来过。”

我看着她。

“我不走。”

“你怎么保证?”

我想了想。

“我给你一个东西。”

我从盒子里拿出一枚铜钱。

我爸那三枚里的,最小的一枚。

“这个你收着。”

“这什么?”

“我爸留给我的。”我说,“我带了三十七年。你收着,我要是走了不回来,你就把它扔了,当没我这个人。”

张桂英看着那枚铜钱。

她没接。

“你留着。”她说。

“为什么?”

“你这个人,”她说,“我看得出来。”

“看出什么?”

“你不是来赚钱的。”

* * *

那个老头姓杨,死的是他儿子,二十六,刚订婚。

他一直没说话。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递了根烟。

他接了。

两个人抽了半根,他忽然开口。

“你会看矿?”

“会一点。”

“那你看看,”他说,“这个矿,值多少钱。”

我抬头看了看。

矿在半山腰,井口已经封了,选厂在下面,厂房塌了一半,传送带锈得发红。

“设备不值钱。”我说,“值钱的是矿脉。”

“矿脉怎么样?”

“我不知道。”我说,“我得下去看。”

老头把烟头摁灭。

“我带你下去。”

* * *

井口是封的。

老头用撬棍把铁皮撬开,露出一个黑洞洞的口子。

一股风从里面出来。

凉的。

带着一股土腥味,还有一点别的味道。

很淡。

像铁锈。

“你怕不怕?”老头问。

“不怕。”

“为什么?”

“我年轻的时候在井下待过四年。”

老头看了我一眼。

“那你懂规矩。”

“懂。”

“什么规矩?”

“下去之前,先喊一声。”

老头点头。

我站在井口,朝着下面喊了一声:

“有人没——”

声音进去了,撞在巷道里,弹回来。

“有——”

回声很长,一直往深处去。

老头看着我。

“走吧。”

* * *

井下三百米。

头灯照出去,只照见一小块。

巷道很窄,两边是支护的钢架,锈得发黑。

老头走在前面,走得很稳。

“这里。”他停下。

我抬头。

顶板塌过的地方,还留着痕迹。钢筋露在外面,像断了的骨头。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然后我蹲下来,摸了摸地上。

地上的土是湿的。

“这里渗水。”我说。

“嗯。”

“多久了?”

“塌方以后就渗。”

我站起来,往深处走了两步。

头灯照在巷道壁上。

壁上有一道白线。

很细,从顶上斜下来,一直延伸到地面。

我用手指蹭了一下。

是石英。

我顺着白线往上照。

那条线在顶板上拐了个弯,往里面去了。

“杨叔。”

“嗯。”

“这条矿脉,”我说,“是往东南方向走的?”

老头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看走向。”我说,“这条线是石英脉,铅锌一般跟着它走。它往东南,矿体就在东南。”

“东南是什么?”

“东南是山肚子。”我说,“山肚子里的东西,还没动过。”

老头沉默了很久。

“你的意思是……”

“你们这八年,”我说,“守着个金饭碗,在门口哭。”

* * *

从井下上来,天已经黑了。

山上冷,风吹得人打哆嗦。

我坐在矿门口那块石头上,起了一卦。

问的是:这个矿,能不能接。

卦是地风升。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卦,是上升。地中生木,柔以时升。

我看着这个卦。

然后我笑了。

“开林。”

“嗯。”

“这个矿,我接。”

“真的?”

“真的。”

“但是我有三个条件。”

“你说。”

“第一,三个人的赔偿,按现在的标准重新算,一分不少,我先垫。”

“第二,矿门口立碑。名字刻上,我亲手刻。”

“第三,”我说,“原来矿上的人,一个不裁。”

周开林看着我。

“德哥,你知道这要多少钱吗?”

“知道。”

“你有吗?”

“没有。”

“那你——”

“我去找。”我说。

第十九章 我打了十七个电话,凑了四百万

回湖南那天,下着小雨。

我从曲靖坐高铁到长沙,再从长沙坐大巴到双峰,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

我在县城一家小旅馆开了个房间,八十块一晚。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台电视,墙上贴着“禁止吸烟”。

我坐在床边,把手机拿出来。

通讯录里,我一共存了四百多个号码。

这三年,我一个都没打过。

我从上往下翻。

翻到第一个名字。

“王建国”。

我大学同学,现在在县建筑公司做副总。

我按了拨号。

“喂?”

“建国。”

那头静了三秒。

“何德厚?”

“嗯。”

“你个狗东西!”那头一下炸了,“你还晓得打电话?你死哪去了?”

“我在县城。”

“你在县城?!”他声音都变了,“你在哪个旅馆?我马上来!”

“建国,你先听我说。”

“说什么说!你等着!”

电话挂了。

二十分钟后,一辆黑色SUV停在旅馆门口。

王建国冲上来,一脚踹开门。

他胖了,肚子很大,头发掉了一半。

看见我,站在门口,看了半天。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你们都这么说。”

他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床上,床板“咯吱”一声。

“说吧。”他说,“什么事。”

“我要借钱。”

他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

“多少?”

“四百万。”

他笑容僵住了。

“四百万?”

“嗯。”

“你干什么?”

“云南一个矿。”我说,“老矿山改造。”

“你有把握?”

“有。”

“多大把握?”

“八成。”

他看着我。

看了很久。

“何德厚。”

“嗯。”

“你晓得我这三年怎么过的吗?”

“不晓得。”

“我每年过年都打听你。”他说,“我问了十几个人,都说你不晓得去哪了。我以为你死了。”

“我没死。”

“你比死了还狠。”他说,“你晓得你欠我多少钱吗?”

我愣了一下。

“我欠你钱?”

“1999年,我儿子上大学,你塞给我两万。”

“那不是借。”

“那是借。”他说,“我当时说了,我一定还。你说了什么?”

我想了想。

“我说,等你儿子毕业了再说。”

“对。”他说,“我儿子毕业二十年了。这两万,我一直没还。”

他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床上。

“这里面有八十万。”

“建国——”

“你听我说完。”他打断我,“这八十万,是我这些年的积蓄。你要借四百万,我拿不出。但是我可以帮你找。”

“找谁?”

“老周,老李,还有你当年带的那些工人。”

“他们都还在?”

“在。”他说,“都在。”

* * *

第二天上午,王建国把车开到我住的旅馆门口。

“上车。”

“去哪?”

“老周家。”

老周叫周德胜,我1995年带的工头,现在六十多了,在县城开了个建材店。

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在店里算账。

看见我,他手里的笔掉了。

“德……德哥?”

“德胜。”

他从柜台后面绕出来,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

然后他一拳打在我肩膀上。

“你个狗日的!”

我笑了。

“你还打得动。”

“我打得死你!”他眼睛红了,“你晓得我们找了你多久吗?你晓得你走那年,我们十几个人凑了钱,想去广州找你吗?”

我愣住了。

“你们凑钱?”

“凑了三万。”他说,“后来没找到人,钱又退回去了。”

我站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德哥。”他抓住我胳膊,“你这次回来,是不是不走了?”

“我借钱。”

“借多少?”

“四百万。”

“干什么?”

“云南一个矿。”

他看了我三秒。

“我这儿有六十万。”他说,“你先拿着。”

“德胜——”

“你别说话。”他转身进店,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卡,“密码是我儿子的生日,你知道。”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1998年他儿子出生,我在医院门口守了一夜。

* * *

那天下午,我们跑了三个地方。

第三天,跑了五个。

一个星期,我打了十七个电话。

有的人借了二十万,有的人借了五万,有的人拿不出钱,就把自己的车抵了。

最后一天,我坐在旅馆的床上,把所有的账算了一遍。

四百三十七万。

我看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拿起笔,在本子上写:

十二月九,双峰。借四百三十七万。十七人。

写完,我合上本子。

窗外下着雨。

我忽然想起1998年冬天,我第一次赚到一万块,数了三遍,塞进枕头底下,晚上睡不着,起来又数了一遍。

那时候我以为,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东西。

现在我知道了。

不是。

* * *

第二十章 签字那天,我改了两条合同

十二月十一号,我回到云南。

签约那天,下着小雨。

矿上的会议室,其实就是一间平房,一张长桌,几把椅子。

甲方是县里的国资公司,乙方是我和周开林。

合同一共三十二页。

我一条一条看。

看到第十一页,我停住了。

“这一条,”我说,“要改。”

对方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赵,县国资的副总。

“哪一条?”

“这一条。”我指着纸上,“‘乙方可根据经营需要,自主决定人员聘用’。”

“这一条怎么了?”

“改成‘乙方承接原矿在册职工,原则上不予裁减’。”

赵总愣了一下。

“何老板,这个……”

“赵总。”我说,“这个矿停了八年,为什么停?”

“因为安全事故。”

“不是。”我说,“是因为那三个人死了以后,没人管他们的家里人。”

会议室里静了。

“我今天签这个字,”我说,“我第一个要办的,不是开工。”

“是把账还了。”

赵总看着我。

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笔,在合同上改了。

“还有别的吗?”

“有。”我说,“矿门口要立一块碑。”

“碑?”

“三个人的名字,刻上去。”

他愣了一下。

“这个……没有先例。”

“那就从我开始。”

* * *

签完字,我从会议室出来。

雨停了。

天上出了一道很淡的虹。

周开林站在门口,递给我一根烟。

“德哥。”

“嗯。”

“你知道你刚才那两句话,让出去多少钱吗?”

“知道。”

“值吗?”

我看着他。

“开林。”

“嗯。”

“1983年,在宿舍,我说过一句话,你记了四十年。”

他愣了一下。

“你说做工程的人,得先把人做直了,工程才不歪。”

“对。”

“我今天,”我说,“把这句话还给你。”

* * *

签合同之前,还有一场拉锯。

赵总拿出一份补充协议。

“何老板,这个你看一下。”

我看了。

一共五条。

前四条都是常规的,工期、付款、验收、违约。

第五条:甲方有权根据县域规划需要,调整矿区开采范围,乙方应予配合。

我把协议放下。

“赵总。”

“嗯。”

“这一条,我不签。”

“为什么?”

“因为‘调整开采范围’这五个字,”我说,“可以往上调,也可以往下调。”

“往上调,是把好矿调走。”

“往下调,是把烂矿塞给我。”

赵总笑了一下。

“何老板,你想多了。”

“我做工程三十年,”我说,“我想得不多。我就是看得多。”

他脸上的笑收了。

“那你说怎么办。”

“改四个字。”我说,“‘调整矿区开采范围’改成‘经双方协商一致后调整’。”

“加‘协商一致’?”

“加。”

他看着我。

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笔,在协议上改了。

“何老板。”他改完,抬起头,“我做了十年国资,见过不少老板。”

“他们大部分都想在这儿加一条,那儿减一条。”

“但是很少有人像你这样。”

“哪样?”

“一条一条抠。”他说,“抠得像在给自己家盖房子。”

我把协议拿过来,签了字。

“赵总。”

“嗯。”

“这不是我家房子。”我说,“这是三个人的坟。”

那笔钱,我最后拿到手,一千二百万。

不是一次给的,分三期。

第一期到账那天,我先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把三个人的赔偿补齐。吴婶家八十七万,张桂英家一百零三万,杨叔家七十六万。

第二件,请石匠刻碑。三个名字,我亲手描的字。

第三件,给双峰那十七个人,一人打了一个电话。

“钱到了。”

“什么时候还?”

“明年。”

“不急。”每个人都说,“不急。”

* * *

第二十一章 碑立起来那天,吴婶说他有名字了

碑是十二月十三号开始刻的。

石匠姓罗,六十多岁,在县城做了四十年。

石头是从山上采的青石,两米高,一米宽,三百多斤。

我给他画了图纸。

“三个名字,从上到下。”

“上面一行小字:老鹰岩矿难遇难者。”

“背面一行:此矿重开之日,先祭三人。”

罗师傅看了看图纸。

“字谁来写?”

“我来。”

“你会写字?”

“会一点。”

我从小跟我爸练过毛笔字。这些年没怎么写,手生了。

那天我在县城一家文具店买了墨和笔,在旅馆的桌子上铺开纸。

写了三十多遍。

第一遍太飘。

第二遍太硬。

第三遍手抖。

写到第十七遍,我停住了。

那三个名字,我一个都不认识。

可我写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吴建国。

张德胜。

杨小军。

写到“杨小军”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吴婶说的那句话。

他二十六,刚订婚。

我把笔放下,坐在那儿,抽了一根烟。

然后我重新拿笔。

最后一遍,我写得最慢。

一个字一个字,像刻上去的。

* * *

刻字刻了七天。

罗师傅每天早上六点开工,晚上六点收工。

我天天去看。

第三天,他刻到“张德胜”的“胜”字。

“何老板。”

“嗯。”

“这个字,有点歪。”

我凑过去看。

“不歪。”

“歪了。”他说,“我刻了四十年,我看得出来。”

“不歪。”我说,“就这样。”

他看了我一眼。

“为什么?”

“因为人本来就不是正的。”我说,“写得太正,就不像人了。”

他笑了。

“你这个人,”他说,“有点怪。”

* * *

十二月二十号,冬至前一天。

那天天气很好,太阳出来,山上的雾散得干干净净。

碑立在矿门口,正对着那条上山的土路。

黑底金字。

两米高,一米宽。

村里来了三十多个人。

县里来了两个,一个是国资的赵总,一个是镇上的副镇长。

吴婶来了。

她穿了一件新棉袄,深蓝色的,头发梳得很整齐。

张桂英来了,带着两个孩子。

杨叔来了,一个人,手里提着一瓶酒。

* * *

仪式很短。

没有领导讲话,没有剪彩。

我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对不起。”

“这个矿塌了八年,你们等了八年。”

“第二句,谢谢。”

“你们肯让我一个外地人来接这个矿。”

“第三句。”

我停了一下。

“从今天起,这三个人的名字,会一直在这儿。”

“谁来这个矿,第一眼看见的,不是矿。”

“是他们。”

* * *

吴婶走到碑前。

她比我矮一头,站在那儿,仰着头看。

她看了很久。

然后她伸出手,摸那个“吴建国”的“吴”字。

她的手在字上停了很久。

“建国。”她说。

声音很轻。

“妈来看你了。”

“妈给你找了个新地方。”

“这个地方,比家里好。”

“这个地方,天天有人来。”

她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她没擦。

她就那么站着,让眼泪流。

“建国,”她说,“你有名字了。”

* * *

张桂英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

她的两个孩子,一个十四,一个九岁。

小的那个拉着她的衣角。

“妈,那上面有爸的名字吗?”

“有。”

“哪个?”

张桂英蹲下来,指着碑。

“这个。”

“张德胜。”

“这是你爸。”

孩子仰着头看。

看了很久。

“妈。”

“嗯。”

“爸的名字,好大。”

张桂英忽然就哭了。

她抱着孩子,蹲在地上,哭得整个人都在抖。

* * *

杨叔走到碑前。

他把那瓶酒打开。

先往地上倒了一半。

“小军。”

“爸来看你了。”

“你妈去年走了。”

“她走的时候,一直念你的名字。”

“我说,你别念了,他在那边等着你呢。”

“她说,我念了一辈子,我改不了。”

杨叔把剩下的半瓶酒,一口气喝了。

他喝完,抹了一下嘴。

“何老板。”

“杨叔。”

“你这个碑,”他说,“立得好。”

“就是晚了一点。”

“晚了八年。”

* * *

那天下午,人散了。

我一个人留在矿上。

太阳快落山了,光从山那边过来,照在碑上。

金字发亮。

我站在碑前,看了很久。

然后我起了一卦。

问的是:这一回,我走对了吗。

卦是地天泰。

泰:小往大来,吉亨。

天地交而万物通。

我看着这个卦。

看了很久。

三十七年,我记了一整本卦。

我一次都没算错。

可我一次都没躲过去。

因为我每次看见“凶”,都还是往前走。

不是我不信卦。

是我这个人,只能那么走。

* * *

那天晚上,我坐在矿门口那块石头上,给我儿子打了个电话。

响了四声。

“喂?”

“是我。”

“爸。”

“嗯。”

“你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

“我在山上。”我说,“看星星。”

那头静了一下。

“爸,你还好吧?”

“好。”

“你声音不对。”

“风大。”

“……哦。”

两个人都不说话。

“爸。”

“嗯。”

“我下个月结婚。”

我握着手机。

“什么时候?”

“十二月二十八。”

“在哪儿办?”

“县城。”

“……哦。”

“你来吗?”

我闭上眼睛。

“来。”

“真的?”

“真的。”

那头静了很久。

然后我听见他在吸鼻子。

“爸。”

“嗯。”

“我妈说,你要是不来,她也不怪我。”

“我来。”

“爸。”

“嗯。”

“你……你路上小心。”

“好。”

电话挂了。

我坐在石头上,看着天。

山里的星星很多。

我掏出烟,点了一根。

抽了两口,我忽然笑了一下。

我把烟举起来,对着天。

“爸。”

“你说人算不如天算。”

“我算了三十七年。”

“我今天才晓得,你当年为什么让我带那本书。”

“你不是让我算命。”

“你是让我晓得,有些路,算了也得走。”

第二十二章 我在桥墩下埋了一枚铜钱

十二月二十六号,我回了双峰。

没回广州。

我在荷叶塘老家,把老屋修了修,住了下来。

村里人问我,何老板,你不出去挣钱了?

我说不去了。

“那你干什么?”

“修桥。”

村口那座桥,是1982年修的,石拱桥,三十多年了,桥面裂了,栏杆塌了半边。

我找了施工队,自己画图,自己监工。

开工那天,我站在桥头,看着挖机把第一铲土挖起来。

* * *

十二月二十八,我儿子结婚。

我穿了件新夹克,是慧珍陪我去买的。

酒店在县城,二十桌。

我到得早,站在门口。

我前妻在迎客。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

“来了。”

“来了。”

“进去坐。”

“好。”

我坐在最角落那桌。

开席以后,儿子带着媳妇来敬酒。

他站在我面前,端着杯子。

“爸。”

“嗯。”

“谢谢你来。”

我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塞给他。

他没接。

“爸。”

“拿着。”

“我不要钱。”他说,“我有。”

“那你不要什么?”

他看着我。

“我要你以后别再一个人过年。”

我低下头。

手里的红包,捏得皱巴巴的。

“好。”

我说。

* * *

那天晚上我回了荷叶塘。

村里放了一挂鞭,是我自己买的。

我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桌上摆着我爸的遗像。

遗像前面是那只铁皮盒子,和那本笔记本。

我倒了一杯酒,放在遗像前。

“爸。”

“我回来了。”

* * *

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

“喂?”

“何师傅吗?”一个女声,很年轻。

“我是。”

“我是去年在你车上生孩子的那个。”她说,“我姓林。”

我愣了一下。

“你还好吗?”

“好。”她笑了,“我儿子满周岁了。”

“哦。”

“何师傅,”她说,“我儿子叫何生。”

我握着手机。

“为什么叫何生?”

“我男人也姓何。”她说,“因为他是坐你的车来的。我婆婆说,这个名字好,生在路上,一辈子有路走。”

我站在桥头,看着河。

河不大,水很清,能看见底下的石头。

“何师傅,”她说,“我们想请你吃饭。就一顿饭。”

我沉默了一会儿。

“好。”

“那我把地址发你。”

“好。”

电话挂了。

我把手机放回兜里。

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枚铜钱。

我蹲下来,把它放在桥墩的第一块石头下面。

石匠在旁边看着我。

“何老板,这是什么?”

“压一压。”

“压什么?”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压个念想。”

* * *

那天的太阳很好。

我站在桥头,看着村里那条河。

我想起1983年,我爸送我到县城汽车站,塞给我二十块钱,还有那本线装书。

他说,世上的事,有它自己的走法。

人算不如天算,但人不能不给自己算一算。

我这辈子算了三十七年。

算到剥卦,算到复卦,算到泰卦。

剥卦说,君子得舆。

我一直以为,那是给我一台车。

现在我知道了。

不是给我一台车。

是给我一条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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