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荔枝林邀约
1989年六月,我二十三岁,在南方一家镇办五金厂做电工。
厂子背后有座不高的山,山上长着一片老荔枝林。树是生产队留下的,后来没人管,枝杈越长越乱。每到荔枝熟的时候,工人们便三五成群上山摘果子,摘多了拿回宿舍分,摘少了也能当零嘴。
那年我第一次跟何玉珍一起去。
她是装配车间的女工,比我大一岁,平时说话不多,做事却很利落。她扎一条褪了色的红头绳,袖口总是挽得齐整。厂里机器出了故障,我去车间修,她常在旁边递工具。
有一回我找不到小号螺丝刀,她没抬头,手已经伸进工具盒里,把那把刀递了过来。
“你怎么知道我要这个?”
“你每次拆开关都用它。”她说,“电工连自己的工具都记不住?”
我被她说得没话答,接过螺丝刀,发现她嘴角偷偷翘了一下。
后来我才知道,她观察人也像观察机器,细,且不声张。
我们厂宿舍不分男女楼,分在厂区两头。去食堂的路上总能碰见,她有时抱着衣服去水房,有时捧着饭盒往车间走。我跟她说过几次话,都只是天气、饭菜和机器,不咸不淡。
直到六月的一个周五,她在下班时拦住我。
“明天去摘荔枝吗?”
“谁去?”
“我、阿芬,还有你。”
“怎么还特地点我?”
她看了我一眼:“你不是会修东西吗?山上有个旧水泵,听说坏了。摘完荔枝帮忙看看。”
我知道那水泵早就不归厂里管了,可我没拆穿她。
“行。”
她点点头,把手里的布袋往肩上提了提:“早上六点,厂门口见。迟了不等。”
她说完便走。我站在车间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拐过晒衣绳,才想起来自己还没问要不要带工具。
第二天我提前一刻钟到了厂门口。
何玉珍已经在那里,穿着一条浅灰底的碎花裙,外面套了件旧衬衣,肩上挂着竹篮。阿芬还没到,她蹲在门边系鞋带,发绳垂在后颈。
我把工具袋放在脚边。
“你真带工具了?”
“你说山上水泵坏了。”
“我随口说的。”她站起身,“你还真信。”
“那你叫我去做什么?”
“摘荔枝。多个人多一双手。”
她说这话时神色自然,我却觉得自己像被她捉弄了。
“那你还说有水泵。”
“怕你不来。”
我没接话。她看出我有些窘,笑了笑,把一只小水壶递给我。
“拿着吧。你脸皮薄,待会儿山上热,别晒红了。”
“我脸皮哪里薄?”
“刚才就薄。”
阿芬赶到时,手里还拿着两个馒头。她一边道歉,一边说丈夫临出门找不到钥匙,耽搁了几分钟。我们沿着厂后的小路上山,路旁草叶上还挂着昨夜的露水。
何玉珍走在最前面。她熟悉山路,哪块石头松、哪片草下面有水沟,都知道得清楚。她偶尔回头提醒我们:“左边别踩,泥软。”“那根枝子有刺,绕一下。”
我背着竹篮和工具袋,跟在她身后。
“你什么时候来过?”我问。
“小时候。”
“你家也在这附近?”
“隔两个镇。小时候跟我姐来摘过,后来家里搬走了。”
“那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有些事忘不掉。”
她说完没有多解释,只把裙角往上提了提,跨过一段湿滑的土坡。
走到半山腰,荔枝树渐渐多起来。果子还没熟透的地方泛着青,熟透的则红得发暗,成串藏在叶片里。树下掉着几个裂开的果壳,蚂蚁围着甜汁爬。
阿芬把馒头分给我们,自己先挑了个红果子剥开。
“这个地方有几年没来过了。”她说,“以前我男人还没结婚时,也带我来过。”
“你这叫旧地重游?”我问。
“我就看看树,又不是来看他。”
何玉珍没理她,抬手指向一棵横枝低垂的树:“那边果子熟得好。陈师傅,你帮忙把篮子放下。”
“别叫师傅,听着像我老了。”
“你本来就比我会修东西。”
“会修机器不等于老。”
“那你证明一下,爬上去摘。”
她把竹篮递给我,自己先走到树下。我看了眼树干,树皮湿滑,枝杈也高。
“你不是说让我帮忙吗?”
“对呀,帮忙摘。”
“我爬不上去。”
“你还没爬呢。”
阿芬在一旁笑:“玉珍,你就别逗他了。他要摔下来,谁把篮子背下山?”
何玉珍回头看我:“听见没有?你摔下来还得自己负责。”
“我摔下来算谁的?”
“算你自己的。”
她说得一本正经,我却听出她在笑。
最后还是何玉珍爬上了树。
她踩着树根往上攀,动作轻巧,裙摆用一只手拢住,另一只手抓牢枝干。我站在树下仰头看她,手里提着篮子,提醒她当心。
“你别光站着。”她说,“把篮子放到树下。”
“我怕你掉下来。”
“那你接着。”
她这句话说得太随意,我一时没答上来。
阿芬在旁边喊:“玉珍,你少吓唬他。”
“我没吓唬。”
她坐到一根粗枝上,先剪下几串荔枝,放进篮子里。枝叶被她拨得沙沙响,偶尔有果子落下来,砸在地上弹两下。
她看见我捡得慢,便故意把一串扔向我。
我伸手去接,没接住。果子落到草里,磕破了一颗。
“你修机器的手呢?”
“你扔得太快。”
“那我慢点。”
她又扔了一串。这回我接到了,抬头朝她扬了扬。
“接住了。”
“这才一串。”
她在树上笑,眼睛弯起来。
风就是那时候突然来的。
2 风掀裙角之后
起先只是树梢晃了一下。接着山坳里一阵风直冲上来,把荔枝叶吹得翻了面。她的裙摆被风从侧面掀起,猛地卷过膝盖,布料往腰间扬去。
何玉珍短促地叫了一声,立刻松开一只手去压裙子。她脚下的枝条跟着晃,身子往外一歪。
我丢下篮子,冲到树下,伸手扶住她的小腿。
“抓紧树干!”
她赶紧把另一只手抱住树枝,弯下腰压住裙摆。风从我耳边掠过,树叶扑簌簌地响了一阵,很快又弱下去。
我只碰到了她的小腿。可那一瞬间,她脸涨得通红,紧紧抿住嘴,像是连呼吸都不敢太重。
我赶忙松手,退开半步。
“站稳了吗?”
她没有回答,低头盯着我。
阿芬走过来:“怎么了?没事吧?”
“没事。”何玉珍声音发紧,“风太大,差点摔了。”
“吓我一跳。”阿芬说,“先下来吧,别坐那么高。”
何玉珍慢慢往下爬。我伸手想扶,她看见了,身体往旁边避了一下,自己踩着树根落地。
她把裙摆理了好几遍,手指捏得发白。等她穿好凉鞋,才抬头看我。
“你刚才看见了没有?”
“我……”
她的眼神更冷了一点:“看见没有?”
“风一吹,我顾着接你,没看清。”
这话本来是想让她好受些,可她听完,脸色反而变了。
“没看清?”她慢慢重复,“你还要说谎?”
我张了张嘴。
她把剪刀放进竹篮,声音不高,却一句都不肯让:“你要是不看,怎么会伸手扶我?你要是看了,又装没看见,那又算什么?”
阿芬看看她,又看看我,没有插嘴。
我被问得耳根发烫。山里明明有风,我却觉得脸上发热。
“我不是故意看的。”我说。
“我知道。”她垂下眼,“可我就是难堪。”
我沉默下来。
她把篮子拎起来,继续摘荔枝。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她没再跟我说笑。我帮她捡落果,她也只把果子放进篮子,不看我。
阿芬去另一边找熟果,留我和何玉珍隔着两棵树。她低头剪枝,我在树下接果子,谁也没先开口。
风又吹了几次。每次树叶一响,我都下意识抬头。她注意到以后,把剪刀收进篮子。
“你别总盯着我。”她说。
“我是在看枝子。”
“枝子在我头上。”
“我怕你踩空。”
她顿了顿:“你要是怕我摔,刚才就不该让我爬。”
“你自己爬的。”
“那你刚才扶我做什么?”
这句话我没法答。
她盯着篮子里堆起来的荔枝,过了会儿说:“你要是真的想负责,就别把我当笑话讲给别人听。”
“我不会。”
“你保证?”
“我保证。”
她像是还不放心:“也别跟人说我的裙子被风吹起来。”
“我不说。”
“你要是说了,我以后见你一次骂你一次。”
“好。”
她抬眼看我:“你答应得倒快。”
“这不是应该的吗?”
“你今天倒像个明白人。”
她说完,转身去另一棵树下。我提着篮子跟过去,心里那点窘迫慢慢变成了愧疚。
下山时,阿芬在前面,何玉珍走在中间,我落后几步。她的裙摆被她一只手攥着,路边有草枝碰到她,她也不再像来时那样随手拨开。
快到山脚,她停了下来。
阿芬走出去一段,回头看见她没跟上,便先往前走,说到路口等我们。
何玉珍转过身。
“陈向东。”
她头一次叫我的全名。
“嗯?”
“今天的事,你要负责。”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负责什么?”
“你不是说没看清吗?”她盯着我,“那你就负责以后不要让我觉得自己像被人看了笑话。”
“我本来就不会笑话你。”
“你现在说得好听。”
“那你要我做什么?”
她抱紧竹篮,沉默片刻才说:“从明天开始,下班你送我回宿舍。”
我愣了一下:“你宿舍离女工楼很近,路上还有那么多人。”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我送?”
“因为我不想今天的事过了就算了。”她的声音有一点发颤,“你说不会往外讲,我相信你。但我现在看见你,还是觉得不自在。你每天送我一段路,等我不自在了再说。”
“要送多久?”
“我不知道。”
“那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你不愿意就算了。”
她说着往前走。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如果自己此刻退开,她以后在车间遇见我,大概还会避开目光。
“我送。”我说。
她停住脚,没有回头。
“每天?”
“每天。”
“你明天要加班呢?”
“下班了再送。”
“下雨呢?”
“带伞。”
她回过头,神情仍然绷着:“你不是答应得太快了吗?”
“是你要我负责。”
“你先别拿这句话堵我。”
“那我换一句。我想送你。”
她手里的篮子微微一晃,脸上有一瞬间的空白,随后又低下头。
“你先把今天的事忘了再说。”
“我会记得,但不会拿它取笑你。”
她没有答应,也没有再拒绝,转身朝山脚走去。
那天回到厂里,我们把荔枝分了。阿芬拿走一篮,剩下的留在宿舍里。何玉珍没有吃我递给她的那几颗,只把它们放进自己的饭盒,盖好盖子。
3 送她回宿舍
从第二天起,我每天送她回宿舍。
头几天,她总比我快半步。路上遇到认识的人,她便停下来和对方说话,像是要证明我们只是碰巧同行。走到宿舍楼前,她接过我手里替她拿的饭盒,说声“到了”,便转身上楼。
我也不追问。
第四天晚上下雨,我从工具间拿了一把厂里发的黑伞。她看见伞时,低声说:“我自己有。”
“你那把漏雨。”
“你怎么知道?”
“上次你从水房出来,肩膀湿了一边。”
她看了我好一会儿,没把伞推回来。
我们并肩走在屋檐下。雨点敲着伞面,宿舍区的路灯隔着雨雾显得发白。
走到食堂后面,她忽然说:“你今天又看了。”
我握伞柄的手紧了一下:“看什么?”
“我从车间出来,你一直看我。”
“我在等你。”
“等我和看我,是两回事。”
“你说得对。”
她没有接话,脚步慢下来。
过了半条路,她又说:“你不用总道歉。”
“那我该说什么?”
“说你想说的话。”
“我想说,我没有把你当笑话。”
“还有呢?”
我想了想:“我也不是因为那条裙子才送你。”
她没有看我:“那你为什么送?”
“因为我想跟你多走一段路。”
雨水沿着伞边落下来。她看着前面的水坑,绕开时,手臂轻轻碰到我的袖子。
“你这话要是早说,可能还好一点。”
“那现在晚了吗?”
“我不知道。”
她走到宿舍门口,接过伞,自己撑着伞往里走了两步,又回头把伞递给我。
“明天还送不送?”
“送。”
“那你别在门口等,去食堂后面。”
“为什么?”
“宿舍门口太多人。”
她说完便进去。我握着湿漉漉的伞柄,站了几秒才往回走。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在食堂后面等她。
有时她出来得早,我就听她讲车间里谁手脚快,谁总把螺丝装反;有时她加班,我就在外面看门卫室的钟,等她从装配间出来。
她也渐渐不再隔着几步走。偶尔遇到熟人,她会自然地跟我并肩,有时还把一袋零件交给我,让我顺手拿着。
但“负责”两个字仍旧像一道没解开的题。
她偶尔提起那天的风,会看我一眼。
“今天风不小。”
“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树叶。”
“算你会答。”
有一次厂里几个年轻工人约着去河边洗衣服,男工女工分成两拨。有人开玩笑,说何玉珍爬树时差点把裙子吹飞,我听了便说:“没这回事,是她差点摔下来,我扶了她一把。”
那人问我:“你怎么知道?”
我看了他一眼:“我就在旁边。再说这有什么好说的?”
何玉珍正好端着饭盒经过,听见了,脚步停住。
我以为她会当场发火。她没有,只是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随后什么都没说,径直进了食堂。
晚上我送她回去,她一路没开口。
到宿舍楼下,她忽然问:“你刚才为什么那样说?”
“我答应过不讲。”
“你也可以说是误会。”
“那样他们会继续问。”
“你就不怕他们说你护着我?”
“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她低头拨了拨饭盒提绳:“你这话听着像在替我出头。”
“我不是替你出头。我只是觉得,那是你的事,没必要让他们拿来闲聊。”
她抬头看着我,眼圈微微发红,像是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你今天送我到门口吧。”
“你不是说人多?”
“今天不管了。”
我陪她走到楼梯口。她停下来,手指捏着饭盒提绳,半天才说:“我那天不是故意要你负责。”
“我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说。”
她低头看着地面:“我从树上下来时,觉得脸上都是热的。我怕你觉得我丢人,也怕你觉得那就是件好笑的小事。后来我又想,你要是当真了,倒像是我借着这件事跟你讨什么。”
“我没这么想。”
“可我自己这么想。”
我没急着解释。她能把话说出来,已经比我说什么都要紧。
“那你现在还想让我负责吗?”我问。
她沉默了一阵:“我不知道。你每天都来,我就会想,你是不是因为不想欠我一句话才来。”
“我不是来还债的。”
“那你为什么不走?”
“因为我喜欢你。”
她抬眼看我,像是没听清。
我又说了一遍:“我喜欢你。从你给我递凉茶那天起,就喜欢你。”
“你记得那么久?”
“也没多久。”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怕你不愿意。”
她有些恼地看着我:“你怕我不愿意,就让我猜这么久?”
“我没想让你猜。”
“那你做的那些事算什么?”
“算我想对你好。”
她把头转开:“你好像一直觉得只要自己做了,就够了。”
这句话让我愣住。
“你说得对。”我说,“我以为送你回去就是回答。我没有问过你到底想要什么。”
她的眉头稍稍松开些。
“那你现在问。”她说。
我看着她:“你愿不愿意跟我处对象?”
她没有马上回答。楼道里的灯管嗡嗡响,楼上有人拎着水桶经过,脚步声一层一层往上远去。
她捏着提绳的手紧了又松。
“我不想因为那天的事答应你。”
“我也不想。”
“我不想你觉得,既然说了负责,就不能反悔。”
“那不是负责。”
“你怎么知道?”
“负责不是把你拴在我身边。你不愿意,我就不追着你问。”
她看了我半天,最后问:“如果我说不愿意呢?”
“我还会送你回去一阵子,等你不觉得难堪了就停。”
“你把话说得这么轻巧。”
“其实不轻巧。”我说,“但我会照做。”
她的眼神终于软下来一点。
“我想再看看。”她说,“不是看你修机器,是看你会不会哪天觉得烦。”
“好。”
“还有,别跟人说我们在处对象。没有确定之前,不要说。”
“好。”
“也别因为那天的事碰我。”
“我不会。”
她点点头,转身上楼。走到第二级台阶时又停下来。
“明天还送吗?”
“送。”
“那就明天见。”
她上楼后,我在楼下站了很久。
我没有得到一个干脆的答复,可第一次觉得,我们之间那道尴尬的缝,已经不再只有我一个人看见。
接下来的日子,我照常下班后等她。
有时我们走到厂门口才分开,有时在食堂边的水泥台阶上坐一会儿。她会把一天里遇到的事讲给我听,也会问我家里的情况。
我父亲在老家种田,腰不好;母亲照顾家里,常年省吃俭用。每月发工资,我会寄一部分回去,剩下的存着,想以后攒钱学点更好的维修技术。
她听完问:“你家里知道你喜欢我吗?”
“还不知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说?”
“等你答应了再说。”
“你倒是会省事。”
“那你什么时候答应?”
她抱着饭盒,眼睛看向路灯:“我说了,再看看。”
“看什么?”
“看你是不是只会说。”
我没再追问。
一个月后,厂里安排维修组去隔壁镇修一台抽水机。我早上出门时,何玉珍正在车间门口等着,手里拿着一包油纸包的咸菜。
“给你的。”
“你做的?”
“我娘寄来的。她腌得多,分你一点。”
“谢谢。”
“你什么时候回来?”
“最迟后天。”
她点了点头,没说别的。走出几步,我回头看她,她还站在原地。
“你要是回来晚了,记得写信。”她喊。
我心里一暖:“好。”
修机器比预计多花了一天。回厂那晚已经很晚,宿舍区都熄了灯。我以为她早睡了,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一到厂,她就从质检室出来,站在门口看我。
“你回来了。”
“昨天夜里到的。”
“为什么没写信?”
“我以为你睡了。”
“回来总得告诉我一声。”
“是我不好。”
她没再说什么,只把手里的一张纸递给我。纸上画着几个电路符号,旁边写着机器报故障时的情况。
“我按你教的办法查了,还是没找到问题。”
我把纸接过来,发现她把线路接法记得很清楚,只是把一个触点的方向画反了。
“这里看反了。”
“我就知道是我看错。”
“下班我去看。”
“你今天又要修机器?”
“你让我看故障,我总得帮你弄明白。”
她看了我一眼:“你倒是有耐心。”
“对你有。”
她没接话,转身回了车间。但我看见她耳朵红了。
那天晚上,我陪她检查完设备,又送她回宿舍。走到食堂后面,她忽然说:“我娘来信了。”
“她身体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她问我在厂里过得好不好,还问我有没有谈对象。”
“你怎么回的?”
“我说没有。”
“你心里也这么想?”
她停下脚步:“你今天怎么老问?”
“我想知道。”
“我还没想好。”
“那你就慢慢想。”
她看着我,忽然说:“我下个月要回家一趟。”
“什么时候?”
“月底。家里要收稻子,我弟弟放假,我娘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送你去车站。”
“到时候再说。”
“好。”
她往前走了几步,忽然又停下:“你要是送我回家,会不会觉得麻烦?”
“不会。”
“我家条件不好,屋子也旧。我娘说话直,可能会问你一些不好回答的事。”
“我会回答。”
“你还没见过她,别答得这么快。”
“那我先想一想再答。”
她笑了一下。
这次,她没有让我停在宿舍楼外,而是走到楼梯口才接过饭盒。
“明天见。”她说。
“明天见。”
她回去前,忽然又补了一句:“你明天别送了。”
我怔了怔:“为什么?”
“我想自己走一晚。”
“是我哪里做得不对吗?”
“不是。”她看着我,“你每天送,我会习惯。习惯了以后,我就分不清自己是因为你喜欢我,还是因为我喜欢有人陪。”
“那你想清楚了吗?”
“还没有。”
“那你就自己走一晚。”
她似乎松了口气,又像有点失落。
我转身离开。走出一段路后,听见她在身后叫我。
“陈向东。”
我回头。
“你别把今天当成我拒绝你。”
“我不当。”
“那你也别明天又来。”
“好。”
4 我愿意处对象
第二天,我没有在食堂后面等她。
下班后,我看见她从车间出来,经过食堂,朝宿舍方向走。她走到那条种着木槿的小路时,脚步慢了下来,转头看了一眼食堂后面。
那里没有我。
她很快收回目光,继续往前。快到宿舍楼时,她忽然停住,把饭盒放在水泥台上,蹲下来系鞋带。
我在远处看着,没有走过去。
她系完鞋带,站起来,朝我这边望了一眼。我们隔着半条路,谁也没动。
最后,是她先朝我走过来。
“你不是说不送吗?”
“我没送。我只是刚好走这边。”
“你住的方向不是那边。”
“我去找门卫。”
“门卫在另一个方向。”
我说不出话。
她看着我,嘴角抿了一下:“你是不是怕我不习惯一个人走?”
“是。”
“那你怎么没过来?”
“你说想自己走。”
她低下头,手指把饭盒提绳绕了一圈。
“你倒是听话。”
“应该听。”
她把饭盒递给我:“那你送我一段吧,只送到拐弯处。”
我们沿着路慢慢走。到了拐弯处,她没有让我停,而是继续向前。
我也跟着走。
“不是说到这儿吗?”我问。
“我改主意了。”
“那我继续送?”
“嗯。”
走到宿舍楼前,她停下脚步。
“陈向东,我愿意跟你处对象。”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她抬起头,眼里有一点紧张:“你没听见?”
“听见了。”
“那你怎么不说话?”
“我怕我说错。”
“你平时不是挺会说的吗?”
“这时候不会。”
她笑了一下,笑完又认真起来:“不过有件事我得说清楚。我答应你,不是为了让你继续替那天负责。你不用觉得欠我什么。”
“我知道。”
“以后你要是觉得我们不合适,可以跟我说。”
“好。”
“我也一样。”
“好。”
她皱眉:“你只会说好?”
“我高兴。”
她看着我,眼睛亮了起来。可她没有往前靠,也没有让我拉她的手,只说:“明天照常送我回去。”
“好。”
“不是因为你欠我,是因为我愿意让你送。”
这句话比任何亲近都让我安心。
之后我们正式成了对象。
厂里知道的人不多,只有阿芬最早发现。她看见我在门口等何玉珍,手里还拿着两只饭盒,便问:“什么时候的事?”
何玉珍没隐瞒:“前些天。”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
“没什么好说的。”
阿芬看了我一眼:“她肯答应你,你得记住,别再拿山上的事逗她。”
“我不会。”
“不是不会,是不许。”
何玉珍瞪了阿芬一眼:“你别替我管他。”
“我不是管他,我是怕你又不肯说。”
何玉珍脸色沉了一下,阿芬很快闭了嘴。
那晚回宿舍的路上,何玉珍一直沉默。
我问她:“阿芬是不是说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话?”
“她觉得我什么都憋着。”
“她说错了吗?”
“有些事情说出来也没用。”
“你可以跟我说。”
“你别一谈恋爱就什么都要知道。”
“我不是非要知道。我是想让你觉得能说。”
她走了一会儿,轻声说:“我小时候穿过一条新裙子,去邻居家帮忙。村里几个男孩子说我裙子不合身,笑了半天。我回家把裙子剪坏了。”
我没接话。
“我那天在树上也是一样。”她说,“风吹起来那一下,我就想起以前那群人。我知道你没有笑,可我怕你看见我狼狈的样子,以后也觉得我可笑。”
“我不会。”
“你现在说什么都容易。”
“那我以后做给你看。”
她转过头:“你别把话说得像保证一辈子。”
“那我不说一辈子。我就先做到明天。”
她看着我,脸上的紧张松了一点。
“明天也得做到。”
“好。”
秋天来临前,厂里开始赶一批订单。维修组常常加班,何玉珍也被调去检查新来的电机配件。我们见面的时间少了,她下班晚,我有时修机器到夜里十点,宿舍区的路灯已经关了一半。
她还是会等我。
有天夜里,我修完一台包装机,匆匆收拾工具赶到食堂后面,发现她坐在水泥台阶上,身边放着饭盒。
“等很久了?”
“没多久。”
“饭凉了吧?”
“还能吃。”
我打开饭盒看了一眼,是她剩下的米饭和青菜。
“你怎么没先回去?”
“今天有点事想跟你说。”
我心里一紧:“什么事?”
“我娘让我回去相看一个人。”
我愣住。
“你怎么想?”
“我没答应。”
“那她怎么说?”
“说先见一面。对方是隔壁村的,在镇上做木匠,家里条件比我家好一点。”
她说得很平静,手指却一直扣着饭盒边缘。
“你想去见吗?”
“我不想。”
“那就不去。”
“我娘觉得我在外面待太久了,也不知道在厂里能不能一直干下去。她担心我以后没着落。”
“她知道我们在一起吗?”
“还不知道。我不想她以为我在外面处对象,就是为了不回家。”
“那你准备怎么说?”
她低头看着饭盒:“我想带你回去。”
我有些惊讶:“你刚才不是说对方家里要见你?”
“我不去见他。我带你回去见我娘。”
“你想好了?”
“想好了。”
她抬头看我:“你要是不愿意,也可以现在说。我不想逼你。”
我心里那点意外很快变成了紧张。
“我愿意。”
“你家里怎么办?”
“我会跟他们说。”
“你父母要是不同意呢?”
“我再解释。”
“你家条件也不宽裕。”
“我知道。”
“我不想因为你说了喜欢我,就把你拖进我家的难处里。”
“你不是拖我。”我说,“我自己要去。”
她抿了抿嘴,眼眶有些红。
“我回家要照顾我娘,也要帮我弟弟读书。这些不会因为结婚就少掉。”
“我知道。”
“以后可能要寄钱回去。”
“我也会寄钱回家。”
“日子会紧。”
“我们可以算着过。”
她把饭盒盖上,站了起来:“那就等下个月放假。”
“我陪你回去。”
“别把话说得像去办什么大事。”
“对我来说是大事。”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把空饭盒递给我。
“送我回去吧。”
“好。”
她走在我身边。这一次,她没有隔开半步,而是把手轻轻搭在我手臂上。到了宿舍楼下,她才松开。
“你回去以后,要跟你父母讲实话。”她说,“别说我家没什么负担。”
“我不会。”
“也别替我保证以后一定能过得多好。”
“好。”
“我不需要你替我说好话。”
“我知道。”
她安静了一会儿,又说:“你只要在他们面前承认,你是自己愿意来的。”
“我会说。”
她点点头,转身上楼。
回家那晚,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里没有说何玉珍家里有什么困难,也没有把我们说得多般配,只写了她的名字、她在厂里做什么,以及我想和她处对象。
父亲回信时只问了一句:“她知道你家里还要供弟弟读书吗?”
我给父亲回信:“知道。”
母亲又寄来一封短笺,字写得慢,一笔一划都是她的习惯。
她说:“人家姑娘肯跟你过日子不容易,你不要只会说好听的。她家要你帮忙,你能帮的就帮,不能帮的也要讲清楚。”
我把信给何玉珍看。她读完没有说话,只把信折好,放进她那本旧笔记本里。
“你妈比你会说话。”
“她说得对。”
“你要是做不到呢?”
“你提醒我。”
“我提醒了,你也不改呢?”
“那你就骂我。”
“你倒是会省事。”
我们笑了一阵。
5 登门见岳母
一周后,我们坐上了去她家附近的长途车。
车没有座位号,走道里挤着提篮子的人。何玉珍带了两包点心,还有一件新买的蓝布衬衫给母亲。她一路上很少说话,手指紧握着布袋的提手。
“紧张?”我问。
“你才紧张。”
“我担心你娘不喜欢我。”
“她喜欢不喜欢你,我不能替她决定。”
“那我该怎么做?”
“老实说话。她问你家里的情况,你就照实答。”
“如果她问我什么时候能盖房子呢?”
“你就说不知道。”
“这也太老实了。”
“我娘不喜欢听吹牛。”
车在镇上停下,我们又搭了半小时的三轮车,沿着土路进村。她家的房子在村尾,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枝叶伸过半边院墙。树底下放着木凳,凳面被雨水泡得发黑。
她母亲正在院子里择菜,听见脚步声,抬起头。
“玉珍回来了。”
“娘。”
何玉珍走过去,先把布袋放到桌上,又扶着母亲坐下。
她母亲看向我:“这就是陈向东?”
我点头:“伯母好。”
“进来坐。路远不远?”
“还好。”
“你老实说,走路累不累?”
“累了。”
她母亲笑了一声:“这还像实话。”
那天的饭菜很简单,有青菜、咸鱼和一盘炒鸡蛋。何玉珍忙着盛饭,我坐在桌边,手心一直出汗。
她母亲没有绕弯子,直接问我家里几口人,父亲做什么,弟弟读书要花多少钱。我照实答了。
说到家里经济紧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何玉珍在桌子另一头看着我,眼神没有催促,也没有替我说话。
我把话说完:“我暂时没有能力让玉珍过多好的日子。但我愿意和她一起想办法,也不想瞒着您。”
她母亲夹了一筷子菜,没有马上回应。
“玉珍从小就不爱给人添麻烦。”她说,“她说要带你回来,我就知道她不想再让家里给她做主。你愿意跟她一起过日子,可以;但别过几个月觉得她家事多,就把话收回去。”
“我不会因为她家事多就收回。”
“你现在答得快。”
“我知道。”
“那我不听你说一辈子。你把眼前的事做好。”
“好。”
她母亲点点头,接着吃饭。何玉珍的肩膀这才放松一点。
吃完饭,她带我去村后走了一圈。山坡上也有荔枝树,只是大多数果子已经摘完,枝头残留着几片干瘪的果皮。
“你小时候常上山吗?”我问。
“常来。父亲在的时候会带我。”
她抬手碰了碰一根低枝。
“他走后,我娘不让我爬了。”
“怕你摔?”
“怕我跟他一样。”
我没问她父亲怎么去世。她自己停了一会儿,才说:“他以前上树摘果子,摔下来伤了腰,后来病了很久。家里那几年很难,我娘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你那时候多大?”
“十七。”
她看着远处的田埂:“所以我每次看见别人爬树,都觉得心里发紧。可我又喜欢荔枝树。”
我握住她的手:“那以后你想爬就爬,不想爬就不爬。”
“你别替我决定。”
“我没有替你决定。”
“那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告诉你,我不会拦你。”
她看着我,慢慢把手指扣进我的掌心。
“那天上山,你其实很怕我摔下来?”
“怕。”
“那为什么没说?”
“我怕你觉得我管得多。”
“你后来也没问我怕不怕。”
我停住脚步:“你说得对。”
她轻轻叹了口气:“我不是每次都要你做对。我只是想知道,你会不会听我说完。”
“我会。”
“别急着保证。”
“我记住了。”
傍晚,我们回到她家。临走前,她母亲把一小袋荔枝干塞进我手里。
“拿回去吃。路上别跟玉珍抢。”
我说:“我不会抢。”
何玉珍接过袋子:“他最会抢厂里食堂的咸菜。”
她母亲笑起来:“那你还知道他的毛病。”
我们离开时,何玉珍的母亲站在院门口送我们。她没有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只提醒她:“回厂以后别忘了给家里写信。”
何玉珍点头:“知道。”
她走出几十米才转头看我:“你觉得我娘怎么样?”
“说话直。”
“你怕吗?”
“有一点。”
“我也怕。”
“怕什么?”
“怕你们以后都觉得我太麻烦。”
“我妈已经说了,帮得上就帮,帮不上就讲清楚。”
“讲清楚不代表不让人失望。”
“那我们就一起承担失望。”
她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你现在倒会说话了。”
“因为我想了很久。”
“那你还记得山上那天吗?”
“记得。”
“记得什么?”
“记得你差点摔下来,记得你不高兴,也记得你要我负责。”
她沉默了几秒:“那你觉得我当时为什么那么说?”
“因为你难堪,也怕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还有呢?”
“你想知道我会不会把你当成一个笑话。”
她点点头:“那你现在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你还负责吗?”
“负责。”
“不是因为裙子?”
“不是。”
“不是因为你答应过?”
“也不是。”
“那为什么?”
“因为我想跟你过日子。”
她没有再追问,把那袋荔枝干放到我怀里。
“回去慢点走。”
6 辈子的约定
回厂后,我们继续上班,继续攒钱,继续把各自家里的事情放在桌面上讲。
我们谈结婚时,没有人突然拿出一笔钱,也没有人许诺马上盖房。两边老人都知道我们条件普通,商量后决定先办一顿简单的酒席,厂里同事来吃饭,家里亲戚也坐几桌。
我母亲寄来两床新被面,何玉珍把被面叠好,压在床下。
“你妈对我挺好。”她说。
“她觉得你踏实。”
“她没见过我几次,怎么知道?”
“她看你写的信。”
“我写的信又不是什么好文章。”
“她说你字写得清楚。”
何玉珍笑了:“你妈是不是不太会夸人?”
“可能。”
“那我以后要多写信。”
“她会高兴。”
婚礼定在次年春天。婚前的日子很忙,厂里的活没停,家里的准备也一件接一件。何玉珍常常下班后去裁缝铺取衣服,我则抽空做几张木凳,准备酒席时摆给亲戚坐。
我们没有办得很热闹,只请了双方家里人和厂里的几位熟人。阿芬替何玉珍梳头,老邱借来一辆货车,帮我们把桌椅运到租来的小屋。
婚礼那天,何玉珍穿了一身红衣。她坐在屋里等我来接,红头绳换成一条新发带,手里攥着一块干净的手帕。
我走到她面前时,她抬头看我。
“紧张吗?”我问。
“你才紧张。”
“我看起来很紧张?”
“你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那你教我。”
她站起来,把手放进我掌心。
“这样。”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白石岭的荔枝树,想起那阵风把她的裙子掀起,她红着脸从树上下来,问我是不是要负责。
我知道,我们不是因为那件事才走到今天。但那件事让我第一次明白,一个人说“负责”,不一定是在讨什么,也不一定是把自己交给别人处置。有时候,她只是想知道,你能不能正视她的难堪,听她把话说完,再让她自己决定要不要靠近。
婚后我们住在厂区附近的小屋里。屋子窄,窗户外面能看见一排高高的树。她把旧笔记本放在床头,偶尔在空白页上画房子,画院子,画一棵枝叶很密的荔枝树。
我有时问她:“什么时候才能住上这样一间房?”
她就说:“先把眼前的日子过好。”
我们没再回避彼此家里的难处。她每月寄钱回去,我也给家里寄钱。钱不够时,我们就一起算着用,不把一方的付出说成理所当然。
有一回,我父亲腰伤复发,母亲来信说他下地困难。何玉珍把攒下的钱拿出来,和我一起寄回去。
我说:“你家里也要用。”
她把钱装进信封:“我知道。但这次先让你爹看病。”
“等你娘要用钱,我也会这么做。”
“我知道。”
“你不觉得自己吃亏?”
她看着我:“我愿意做的,不叫吃亏。可你别因为我愿意,就觉得我应该一直做。”
我把她的话记下了。
几年后,厂里调整班组,我成了维修组的小组长,她也开始带新人。工作忙起来,我们不再每天一起走,但只要碰上晚班,我还是会等她下班。
偶尔走过厂后那片荔枝林,我们会停下来看看。
那片树后来修整过,低处的枝条被剪掉,树下也铺了碎石。风吹起来时,叶片依然会响。
有一次,她站在树下,抬手摸了摸枝条。我问:“还记得你第一次爬这棵树吗?”
“记得。”
“还记得那阵风吗?”
“记得。”
“你当时为什么非要我负责?”
她看了我一眼:“我不是非要你负责。我是想看看你会不会把错事当没发生。”
“那我做得怎么样?”
“还行。”
“就还行?”
“你后来没有拿这件事笑我,也没有趁着我难堪占便宜。你还肯听我说,肯问我想要什么。”
“那这算负责吗?”
“算一部分。”
“另一部分呢?”
她没有马上回答。树上的风声轻下来,她把手放回身侧。
“另一部分,是你不替我决定。”
我点点头。
“我记住了。”
她笑了:“你总说记住。那就记一辈子。”
很多年后,我们有了孩子,也搬进了自己攒钱买下的小房子。门前没有什么漂亮的花圃,只种了一棵荔枝树。树苗是何玉珍从她家带来的,栽下去时还不及我肩膀高。
头几年树没结果,她每年春天都给它松土、浇水。孩子嫌树长得慢,问她为什么不去买一棵结好果子的。
她说:“慢慢长大的东西,才知道怎么照料。”
树长到能遮住一小片院子时,枝头终于挂了几串荔枝。孩子抢着摘,够不着便搬来小凳子。何玉珍怕他摔,站在旁边扶着凳背。
风吹过来,她的裙摆轻轻扬了一下。
我正从屋里出来,看见她抬手按住裙角,回头瞪我。
“看什么?”
“看风。”
“你还记得那天?”
“当然记得。”
“你当时说没看清。”
“那时我怕你更难堪。”
“后来你还说喜欢我。”
“那也是真的。”
她把一串刚摘下来的荔枝递给我:“你现在还要负责吗?”
“负责。”
“负责什么?”
“负责把树上的荔枝摘下来,洗干净,再给你留最大的那几颗。”
“就这些?”
“还要听你说话,不替你决定,答应了的事尽量做到。”
她看着我:“要是你做不到呢?”
“你提醒我。”
“提醒了不改呢?”
“你就骂我。”
她笑起来:“你这话倒是一直没变。”
孩子抱着篮子跑过来,里面只有几颗不太熟的果子。他问:“爸爸,妈妈叫你负责什么?”
何玉珍说:“叫他负责给我们摘荔枝。”
我接过孩子手里的篮子,抬头看见她站在树下。她年轻时留下的那句话,过了这么多年,听起来已经不像一句要求,更像我们之间一段长久的约定。
那年山上的风确实很突然。她的裙子被吹起,她当场难堪,后来叫我负责。我没有因为她那句话就得到什么,也没有因此替她做主。
我只是在她需要的时候留下来,在她不想让我靠近时停下来,在她问我会不会一直走下去时,先回答眼前这一天,再一天一天地兑现。
荔枝树的叶子响了几声。
何玉珍把篮子递给我:“别光站着,熟的在上面。”
我抬手去摘。她在树下看着我,眼角有了细纹,神情却和当年一样明亮。
“陈向东。”她说。
“嗯?”
“你还记不记得,1989年上山那天,我让你负责?”
“记得。”
“那你负责到现在了吗?”
我把摘下来的荔枝放进篮子,走到她面前。
“负责到现在。”
她伸手接过篮子,指尖擦过我的手背。
“那就继续。”
“好。”
风吹过院子,荔枝树的枝叶轻轻摇晃。她的裙摆安安稳稳地落在膝边,我站在她身旁,手里还握着那把摘果子的剪刀。
我没有忘记那一天。
也没有把她那句“负责”,当成一句只属于山风和裙摆的玩笑。